《1941 柏林还是莫斯科》
[I][B][size=4]前言
一直以来都觉得去谈论战史，尤其是苏德战争这样规模空前的大战，实在是极为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倒和研究古代战争有所不同，前者往往是因为资料太多、政治宣传等因素而导致矛盾重重，而后者却是因为年代过远、资料缺乏而难辨真伪。更同时，虽说旁观者往往比当局者要清醒，但一个中国军迷去谈论苏德战争，仅从资料的获取上，就不免有那么些不当之处。所以一直以来笔者都很少去写关于2次大战的文章，因为总担心自己所言不够客观，以使人产生错误的“真相概念”。
我们今天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主要的资料来源于官方的战史报告与当时双方指挥官的回忆录。而这之中，高级统帅相比基层官兵的回忆又更具有战略方面的参考意义。毕竟与士兵不同，高级统帅回忆战争往往不仅局限于战争的惨烈和双方战士的英勇。更多的，高级统帅必须回忆战争中双方的教训。
也当然，由于彼此的立场，双方的高级将领在回忆中通常很难避免误记。故而事实上这些资料对我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参考，要获得“相对可能的真相”，我们还必须通过合理的逻辑进行分析。这正如富勒在《亚历山大的将道》一书中所言的：“倘若我们对于一位将军的性格和才能已经有了判断，他的目标和问题也已经明了。其作战的条件也已经清楚，那么对于某种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即可获得一个高度可靠的想象。即便这是对两千年前的历史---------”。
不过请注意，这仍旧指的是“一种可靠的想象”，并未说“历史的真相”就一定如此。实际上说到历史真相，恐怕当时之人都未必能够完全掌握，又何况我们这些后来人呢？
那么既然“历史的真相”无从知晓，我们又折腾历史做什么呢？？
无疑，未来对于我们才是最为关键的，而历史则象征着昨天。但去回忆历史、去思考昨天却并非没有价值。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记录人类所犯错误的记事本，他记载了人们所犯的一个个教训，并给予后人一个提示、一种反思。
也因此，此篇拙文是尽可能的参考各方资料以求尽可能客观的去论述这场战争，同时更多的也是为了延伸至人们对未来的思考。而这一点，才是本文真正想表达的。所言所语若有不当之处，还望诸看官谅解。
1941年6月22日发动征俄战役时，希特勒的功业真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历史上从未有一位元首曾在如此短时间内获得这样多的成功：22天之内征服波兰，1天之内征服丹麦，23天之内征服挪威，5天之内征服荷兰，18天之内征服比利时，39天之内征服法兰西，12天之内征服南斯拉夫，2l天之内征服希腊，11天之内征服克里特岛。其武功之盛可谓旷代所无。----出至钮先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提起德国的这些武功，大概人们首先所想到的是“闪电战”。那么什么是闪电战呢？翻阅网上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种解析这种作战方式的文章，更有甚者，人们还将其追溯到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以及曹操官渡会战中的乌巢奔袭。
严格意义上这倒都没错，人类的军事学术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延伸的过程。以坦克为主的装甲部队，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说继承并发展了骑兵的作用。但今天的盲区在于，人们往往执着于战略的形式，而全然忽视了战略本身的概念。不少军事爱好者常常把闪电战、大纵深作战、游击战---等等术语误认为是战略。但实际上更确切说，上述仅仅是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并没有说战略本身就局限于这几种方法。事实上，闪电战的这一说法并非起源于德军，而主要是源于英国丘吉尔首相在德波战争中对德国军队表现的一种评价。实质上所谓“充分利用飞机、坦克的快捷优势，以突然袭方式制敌取胜，同时使敌人的指挥系统瘫痪。”的说法并没有使军事统帅忽略“目标、安全、机动、攻势、经济、集中、突然性”等等基本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闪电战必胜或者说大纵深必胜的道理。说到底，方法是手段，用不用，何时用，用得好不好。那还是人的问题。
如果理清了这点，那么在论述苏德战争前，我们就必须先综合双方战前的实力来看看这场战争的基本情况。
在大部分资料中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既德国在1941年对苏联的战争，实在是在打一场几乎必败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以经济而言，德国当时尽管打下了大半个欧洲，拥有了西欧最优秀的工业基础，但其帝国并没有时间来整合被征服地的凝聚力。或多或少的，帝国短短2年来打下的领地仍存在这种或那种的抵抗。所以，德国当时的经济能力相对于苏联来说，并不乐观。就以德军作战的核心“坦克”来说，在当时的对苏作战预想里，德国军方理想的坦克生产率应该达到800-1000辆/每月，最差不能低于600辆/每月。而实际上呢？德国当时战前仅仅能保证230辆/每月的坦克生产率。
然而问题在于，战争的胜负是否就取决于双方的战备或者说工业能力呢？翻阅战史，我们发现似乎又不能如此仓促下结论。今天国人津津乐道的抗美援朝，以综合国力而言，中美双方强弱不言自明。而隋朝时，炀帝倾几十万大军东征高丽的弹丸之地，其结果却都是弱者为胜。不尽令人纳闷，此非怪哉？
事实上，如果说战争胜负完全决绝于战争双方的各项数值比较的话，那么人类的战争其实完全就不用打了。找一群数学专家来做场数学统计岂非要更经济得多？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说到底，人类的战争总是源于人类，而并非源于战争的工具。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进行战争的双方没有一方被毁灭或屈服，那么战争就远没有结束。这在今天又愈演愈烈，在未来可预见的战争中，如果这种毁灭或者屈服是不彻底的，那么战争的火种就仍将深深的潜藏下去。换个角度而言也说明只要是有人类参与的战争，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往往是复杂多变的。丰厚的物质条件固然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之一，但这却并不代表拥有丰厚的物质条件就一定能赢得胜利。
反过来人的因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人的意志、智慧、战斗决心等等固然也是赢得胜利所必须的，但却又不能说战争依靠这些就能赢得胜利。
或者我们简而言之，战争实质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动态剧，其中固然有规律可寻，但却并不能用一套固定的数学公式去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今天军方的重理轻文实在颇有本末倒置之闲。 话说偏了，我们回归主题。
其实，尽管以我们后世的观点看，德国在1941年主动去入侵苏联确实有失妥当。但这却并不能说德国在1941年的苏德战争中就毫无胜机。实际上，胜利对德国而言，并非遥不可及------- 公元1941年6月22日，德国以百万之师对苏联突然发起全面进攻。其战争之初的计划，也就是著名的“巴巴罗萨”一直备受军史学家的批评。
以今天看来，似乎巴巴罗萨在制定之初就颇有模仿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在坎尼的战法“中央吸引，两翼合围”。但想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妥当，“也常常对着地图苦思冥想的元首”大概不会忘了，汉尼拔将军固然赢得了坎尼会战，但却最终输掉了战争。
所以更使统帅部注意的，仍将是军力、态势、后勤状况等等基本的军事常识。而这一切，又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其情报的准确性。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战争中的情报往往都有很大水份，但像苏德战争这样规模宏大的战争，其在情报工作上的“疏忽”确实是非常令人不解的。
而实际上，希特勒对于情报数据并非不重视，很大程度上这位元首要比他的将军们更注重数据和信息。但问题在于，自希特勒及纳粹党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以来，这股力量就与德国的传统势力军方相抵触。所以长久以来为德国指挥机构提供信息来源的陆军情报部，在希特勒看来，却几乎等同于一个对立的阵营。论及此二者间的合作，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法依靠，或者说无法相信陆军情报部门的信息。不得已，希特勒也组建了自己的一套情报班子，既“德国保安局”。此机构最早仅仅是纳粹系统中并不显赫的构成部分，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仅仅是承担了内务系统的管理和一定的谍报工作。但随着纳粹党和军方的越发对立，一个忠诚于自己的情报机构也越来越重要。不过德国保安局并没有因此而迅速成立。在此机构最后尘埃落定之前，德国，包括纳粹党本身都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情报部门。其彼此间名目繁多的情报机构勾心斗角，各行其是，最终往往只有一个能得到希特勒的认可。严格说来，希特勒的这一手也并不算什么败笔。问题在于德国保安局的人员构成上。为取代与自己交恶的军方成员，希特勒所采用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纳粹份子。这一帮人固然不能说是毫无办事能力，但相比起老道的陆军情报局或者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他们所欠缺的是对情报的综合理解能力和经验。既往往他们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情报，但却缺乏对情报进行及时反应的能力。当然，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能力自然也会提高，但1940年却是军方和纳粹的情报机构交锋最为猛烈的时期。为了在希特勒那里获得一席地位，这些情报机构不惜对彼此的工作恶意阻扰，甚至还相互散发假情报以误导彼此的信息处理。其结果却颇为讽刺，为了更好的表示自己的忠诚，情报部门争相向希特勒提供他所需要的信息，而这些曲意迎合元首的作为却最终误导了元首的战略，变向的等于辜负了希特勒的信任。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定巴巴罗萨计划之初的情报是并不完整的。
依据并不充分情报所制定的巴巴罗萨，其本身也反应了它的矛盾。分别以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三个目标为重心的计划，既缺乏一个中心的指导协调，也少有一个失败后的应急备案。
在以古德里安上将和博克元帅为首的部分将领看来，苏德战争之初，德军首先要做的就是不顾一切的迅速突进莫斯科并夺取它。为什么呢？莫斯科位于苏联中部，是连接南北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工业和交通中心。一旦拿下其意义不可估量。唯一的问题在于，万一拿不下呢？？
且让我们先不要根据事后的发展来论述古德里安南下前在莫斯科方向的可能性。单单从战前来说，由于战略重心的双向作用，恐怕只有很少的人会认为，拿下莫斯科会是个轻松的任务。因此，使绝大部分人能接受的，通常还是相对谨慎的做法。
在这个问题上，据说伦德斯泰特元帅（也译龙德斯泰特）是第一个反对在41年向苏联宣战并强烈反对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将领。在伦帅看来，莫斯科方向的攻略太过冒险，一招不胜则后患无穷。与此相反的是，在41年集中拿下列宁格勒倒更实际得多。其一，拿下列宁格勒将利于德军建立一个由北至南的补给线，这对于德军后续的攻势将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其二，拿下列宁格勒将利于芬兰军队与北部德军连成一片，以此将从北面对莫斯科构成巨大压力。而假使说攻势失败，则多少仍旧要比莫斯科城下兵败的态势好些。颇为有趣的是，传闻毛泽东主席在谈到苏德战争的时候，就与伦帅的观点惊人的相似。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皆有其道理，非要争个谁对谁错既不妥当也不客观。战争既然有人类的参与，那么不同性格的人类统帅，其作战计划的取向就多少会有性格因素的作用。稳健派的自然会更趋向于伦帅的思路，毕竟41年相对莫斯科而言，列宁格勒即使失败，德军也尚不至于彻底失掉一切。
然而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古德里安将军攻取莫斯科的想法是荒谬的。后者虽然困难重重、风险巨大，但巨大的风险下却仍然不乏胜机。对此，德军众位将领所公认的天才曼斯坦因元帅也是如此认为的。“希特勒的战略目标是以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为主要基础，即为：(1)占领列宁格勒(即今圣彼得堡，他认为这个城代表共产主义的摇篮)，并与芬兰人合作支配波罗的海；(2)占领乌克兰原料产地，顿内次(Donetz)盆地的军备生产中心，高加索油田，以使苏俄战争经济完全崩溃。
另一方面，德国陆军总部则认为必须首先击败红军始能征服和保守那种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战略地位。他们认为必须向莫斯科前进始能迫使俄军主力接受会战。因为这个城市已成苏俄权力的焦点，是斯大林所不能丧失的。其理由又可分为三点：(1)与1812年(拿破仑征俄时)不同，莫斯科现在是俄国的真正政治中心；(2)莫斯科附近已建立巨大军需工业，若该城丧失即可使苏俄战争经济立即受到严重打击；(3)更重要的是莫斯科恰好为欧俄地区交通网中心，该城市若被攻陷则俄军防线就会被切成两段，而使苏俄不再能发动统一协调的作战。
简言之，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战略歧见即为：希特勒希望在两翼上寻求决战，陆军总部则主张在中央方面寻求决战。以苏俄空间的巨大和德军可用兵力的有限为判断基础，则第二案是远较第一案合理。但最不幸的是德军的最高作战指导既非以第一案又非以第二案为基础，而是以二者的折中为基础。”
与大多数德军将领的回忆又不同的是，曼帅更指出了希特勒在苏俄战场中的政治之败。“他的一切想法都是假设可以在一个战役中就用军事手段把俄国打倒。即便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设法使俄国同时发生内在的崩溃。可是希特勒的政策却恰好适得其反。他在东欧占领地区的政策由盖世太保执行，完全抵消了军事当局的一切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战略政策是希望用最快速度摧毁俄国的制度，而他的政治行为却恰好与此目标完全相反。在其他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袖在目标上发生差异固然常有，可是这次的情形却又不同，因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权都握在希特勒一个人手中。结果是他在东线的政治措施完全违反了战略要求，于是丧失了一切可能速战速决的机会。 ”
据说德国北方集团军司令勒布元帅，就有感于特别行动队在其辖区无法无天的暴行而愤然请辞。
常言道，刀剑只能暂时征服人的肉体，而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却能永久征服人的灵魂。如果说战争是政治之延续的话，那么政治上的错误实际上已经使其战争走向了一个极为不利的处境。
长久以来，征服者在占领区的暴行往往只会遭来人民的反对，而懂得“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的人却往往四海来降、君临天下。
上古时期亚历山大大帝以不到5万人马横少欧亚大陆，13年间战无不胜，其成就绝不仅仅是单靠武功完成的。常言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至伟的武功又何尝不是高明政治策略所带来的结果呢？
在东征时，每当亚历山大打下一座波斯城市，他并没有如远征之初所发布的口号一样对波斯境内的平民展开报复。反过来倒仍旧以波斯人来进行日常统治，并带头尝试和鼓励马其顿人与波斯人联姻以消除彼此的隔阂。这么做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亚历山大深刻的明白，其帝国全部由马其顿人占领并统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要通过当地人来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就不得不放下征服者的姿态，对当地人的风俗表示理解和尊重。在此，我们又必须注意到，亚历山大的这一政治策略并没有一个固定或刻板的模式。当亚历山大还在与希腊诸城邦作战时，在喀罗尼亚战役击败了希腊联军的他并没有血洗联邦的首脑雅典，转而是规规矩矩的派出了议和使者。因为这位大帝很了解，雅典在整个希腊半岛具有不可动摇的精神地位，对雅典的报复只会导致其余希腊城邦把自己当成文明的毁灭者来强烈反对。但绝对不能说亚历山大就不知道适当的残忍所具有的威慑力。与对待雅典这样的“正统希腊城邦”不同，在打败了底比斯的军队后，亚历山大对底比斯采取了坚决的铁血政策。然而少有的屠杀和抢掠，很大程度上只是亚历山大温和政治策略的调和剂，在这位大帝10余年的征战历程中，其统治政策更多是约束军队、减少扰民和对各征服地的尊重与认同所构成的。
可以说在这位征服者的精神世界里，他尊重一切民族的风俗和信仰，同时亦认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他为数不多的名言里，有一句话即是此思想的精髓所在。
“把世界当成自己的家乡。”如此气魄，说亚历山大是陆地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确实是实至名归。 与之相反，希特勒尽管谈到过乌克兰、高加索的丰富资源对于帝国持久作战的重要意义，但至始至终其政策却都没有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假设我们说德军打败了在乌克兰和高加索的苏联红军，那么在这些地段的资源又靠谁去帮忙开采和运输呢？？无疑，大部分仍旧只能依靠当地的居民。在这个基础上，是使得人民心甘情愿的为之工作更好些呢？还是使人民在恐惧的高压下为之劳动更好些？相信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了。 然而尽管巴巴罗萨有诸多的不足，但在41年却也获得了令双方都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份将力量平分成三份而缺乏重心的计划固然致使德军在战略上大感迷茫。但在41年却也阴差阳错的起到了突然性之功效。如苏军最著名的朱可夫元帅就在回忆录里坦率的承认：“包括他在内的一干苏联高级军事领导，都没有想到德军会在一开始就集中所有机械化部队在几乎所有的重要方向投入。”这一个没想到，直接导致了苏军在战争初期至1942年11月底，有250个师被歼灭，近360万军人被俘，更损失了高达4.2万门火炮、3.2万辆坦克和近2.3万架飞机的技术装备，几近于战前国防力量的三分之二。这是什么呢？这是军事思想落后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其直接启示在于。如今人们对于小型局部战争奉若神明，而几乎都不去思考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实际上若以上述史料看，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没想到呢？”
战争，作为一个由人所主导的活动舞台剧，人们很少能知道其后的情节将是怎样的。人们也很少能知道，作为舞台剧上的演员，会不会突然羊癫疯发作而完全不照剧本演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人很大一部分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去设想战争的一切可能性,并为之作好应对的准备。这正如拿破仑皇帝一再教导人们的一样：“ 一个司令官应当每日自问几回，如果敌军出现在我前方或左右方，我该如何处置？如果他对自己的回答感到困惑，那么他的部署一定不妥，应该予以改正。”
人们今天把战争更多视之为局部性的小型战争，其原因大体为两点。其一是，近代以来的入侵者往往最后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得善终。其二则要归功于核武器的发明。相比而言，第二点又更具说服力。核武器的恐怖杀伤力使得战争代价比以往更为高昂，既因此使得欲发动战争的野心家不得不忌惮的发现，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很可能导致对方的毁灭性报复。也正因为这点，很多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人类和平的到来。
然而问题在于，有史以来的人类战争史表明，人类的战争并非因为武器而爆发。这正如克劳塞唯茨所述：“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罢了。”
而政治的延续又是什么呢？政治的延续是利益。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引发战争最为本质的原因，其实是源于彼此利益的冲突。
那么，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也是如此吗？？
事实上，这场所谓的宗教战争的本质，也无非是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对于财富渴望所引发的掠夺罢了。如是我们可以来看看由当时教皇乌尔班二世对于人们的号召。
“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与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连续七年的荒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们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们悲痛欲绝地抱着孩子的尸体。东方是那么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还有什么比改善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更具有吸引力？？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来。
就说宗教间的冲突，何尝又不是为了彼此信仰的利益呢？？
所以，我们既然明确了战争的本质源于彼此利益的冲突，那么核武器作为战争的手段，只能说是改变了战争的方式，而绝对不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倘若某一天，人类发明了某种可以绕过核武器或者说反压制核武器的新工具，那么核武器作为工具以及维持和平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了。所以说，就象曾经的长城和如同马其诺那样无比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样，核武器并非是人们可以作为不去研究战争而安枕和平的保障。事实上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人类有利益冲突的一天，那么战争就很难避免，而核武器仅仅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较强工具罢了。也就在2009年，英国《卫报》与德国“未来研究和技术评估所”，不约而同的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作为报刊发表，而另一篇则是学术研究报告（多达401页）。有趣的是，其中内容却都不约而同的指向稀土。由于其需求量和供给量的不均，其最终结果将直接引发人们对于这些未来资源的强烈分歧，在这种剧烈分歧下，战争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而事实上，与此报告相同的还有美国的《铁山报告》。
除此之外则是人们对于核武器作为一种军事手段的认知缺失。长久以来我们固然都知道核武器威力很大，但到底它如何发射、有多大的破坏力以及其组织结构是怎样的，往往也仅仅只知道一个理论上的数据。实际上就是军方，也大多只能参考广岛和最新核爆的数据来做分析。
事实上，300颗核弹头的威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国家打回石器时代。。那么这还不叫恐怖？？相较于传统战争而言，这确实是无比恐怖的。但很少人知道，也就在上个世纪中苏交恶的那会儿，像叶剑英元帅这样一生戎马的军事统帅，他们的军事研究课题却是在研究“如何在核武器的战争下改进和完善常规作战”。同时也还有“如何更有效的去使用核武器”，有兴趣考究的朋友可以去参阅《叶剑英元帅军事文选》，其中关于未来战争研究的部分有此相关内容。很多人恐怕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叶帅等戎马一生的军事将领，其对核武器使用的研究竟然是大规模的集中使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般人把核武器的威力过于恐怖化了。其实以历史来说，设若3-5枚核武器足以灭亡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巨人间的核武军备竞赛就不会是“彼此恶性扩充到各自拥有三千枚战略导弹、近万枚核弹头”。因为以一般而论，设若已经有足够把对手毁灭的核武力量了，那么即使再考虑意外因素，其力量的超越也绝对不至于如此离谱。同时反过来说，倘若核武器确实能完全阻止战争的话，那么这么多年来人类更多该做的，就应该是尽可能去发展核武器的杀伤力并普及世界各国。
而事实上呢？近几十年来人类倒更多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做常规武器的研究。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其一：人们把这种武器的恐怖过于扩大了。
而其二，核武器尽管确实有非常可怕的威力，但那还有一个基本点，既是说，你的核弹头能确实打击到你打击的目标。而这点就涉及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打击的精确度。
二是中途不至于被摧毁。 在现当代，军事上尤其是长程武器的发射，往往是非常倚赖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因为只有它们才能迅速对目标地点作出综合的运算和分析，而反过来说，倘若一个核武器发射平台的电子信息系统被破坏掉或者说瘫痪掉，那么它就不可能在有效时间内作出反击。而其闲置出的时间，事实上在现代已经足够一个大国作出猛烈的军事打击了。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首先，核武器并非人们一般所想那么巨大到几颗就能毁灭一个国家的恐怖杀伤力，所以，运用核武器的国家同样要遵循以往的原则，既如何在关键地点尽可能集中打击力量（同时也包括如何尽可能去分散对手的这一打击力量）。
这一点换过来也潜在说明，倘若一个国家缺乏高效的电子信息系统以及保护和破坏这个电子信息系统的手段，那么其核武器仍将是难有作为的。
然虽如此，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也确确实实改变了人类战争的方式。正因为这种武器所具有的可怕威力，人类的战争也就偏向于两个极端。其第一种是小规模局部性的战争，然而这种战争对于两个同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其结果往往都很难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战争中的双方不得不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不至于导致对方元气大伤而突然实施核报复。
然而既然已经确定了必须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那么这就必然迫使人们去追寻不打则已，打则必定要把对手彻底摧毁的战争方式。而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种可能的未来战争模式。
无疑，首先这种战争必然是规模极其宏大的，因为若其规模不够大，那么就不足以起到致命的作用。而于此若我们以传统的视角去看这种战争，那么大概只能联想到轰隆隆的坦克在平原上扬起冲天的沙尘、更有双方规模庞大的地面兵团在原野和城市间殊死搏杀-------- 这正如2战开始的时候英法联军的统帅在战壕里静静的等待，以为德国人将像一战时那样在其防线上撞个头破血流。
实际上，规模一词除了对数量空间的形容外，也有一成隐蔽的“时间概念”。
我们单个去看许多细小的事件或许并不会感觉到什么危险。但倘若这些看似独立却实际上是包涵在一个跨时间里的宏大战略构想，那么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正如“温水煮青蛙”的道理一样，假设一个国家利用一个民族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全部资源和精力，以最终将其敌对国彻底打倒和彻底消灭。此种战争之可怕，恐怕要远比核武器本身更为甚。 回归主题。1941年的巴巴罗萨，尽管其制定并不妥当，但对于在41年尚不成熟的苏联统帅部，其突然性也是非常巨大的。正是由于对这种战争可能性的认识缺乏和准备不足，导致了苏军在41年损失惨重，几乎就要输掉整个战争。幸运的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则如同其计划一样，对于目标极其迷茫以至于无法充分利用此态势。
不过虽然如此，苏德双方在1941年阶段的表现，其实都尚无法能确定战争的最终走向。至41年12月底莫斯科城下兵败后，德军尽管损失惨重，但苏联的损失则更甚于德国。同时，41年年末由斯大林所督促执行的轻率反击也使得苏军在战争初期积累的微弱优势付诸流水。
无论如何，41年并没有多少依据能说明斯大林或者希特勒已经失去战争。我们只能说，德军的失败起于41年，但真正决定的却是1942年的高加索。
而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在于，倘若未来我们的对手恰恰发动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没有可能的全面性战争，那么我们不尽要问，对此我们又有何应对措施呢？？
怀雨
公元2011年10月30日。
请期待续作，《天枰倾斜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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