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研究军事历史要注重定量分析和数字严谨
研究军事历史要注重定量分析和数字严谨 作者：徐焰
摘要：受中国古代著述中重定性而轻分析这一传统的影响，现在一些军事历史著述在表述上往往停留在基本定性的概念上，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这一缺陷使得很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受到影响，如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损失数及战果统计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损失数及战果统计等。新的历史时期，在军事历史研究中应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在表述时注重数字的准确性和严肃性。 关键词：军事历史研究 定量分析 数字严谨
中图分类号：E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0）02-0015-06 现代科学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便是强调定量分析，军事历史研究同样如此。中国古代著述中的一大传统弊病，便是重道义而轻器械，重定性而轻定量。受这一传统的影响，现在一些军事历史著述在表述上停留在基本定性的概念上，偏重于讲战争的正义非正义，谈到革命战争时也总是笼统地说敌强我弱，斗争艰苦，至于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却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这就不能很好地说服和教育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新一代人。其实研究军事历史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想全面了解交战两军的作战效能，必须对比各自投入的兵力、兵器和损失数。如今人们要深入进行军事历史研究，必须克服缺乏定量分析和作风不严谨的弊病，并对现有的众多数据是否准确进行科学的考证和分析。 一、 表述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及战果离不开数据对比 战争胜负的结果，最终由交战者实力对抗所决定，实力又是通过一系列基本数据显示的。例如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就可看到，全国抗战开始时中国年产钢不过4万吨（此系国民党统治区数字，当时东北的钢产量大大超过关内却为日本所用），日本年产钢580万吨，这一工业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很能说明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在战争期间，日本的飞机年产量最高时超过2万架、舰船年产量超过100万吨，极其落后的中国则连一架飞机、一艘军舰和一辆汽车都不能生产，外购装备因财力有限和遭受封锁也很困难。相比之下，年最高钢产量超过8000万吨，年产飞机最高超过10万架、舰船1000万吨。日本在战时的工业产能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也无怪乎美国的珍珠港遭受日军袭击后陪都重庆的军民兴奋地放起鞭炮，国民党当局就此相信日本必败无疑，想同日本寻求妥协的秘密谈判从此终止。
近现代战争既是军队的拼杀，也是国家财力的较量。若从财力分析，1936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只有相当16亿美元，日本为60亿美元（（还不包括其控制的伪“满洲国”）；同年中国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11.9亿元法币，仅折合4亿美元（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南京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区不及国土之半，对多数地区的产值及税收既无准确统计也无法征收），日本同年的财政收入则超过100亿日元，在当时折合30亿美元。全国抗战开始后仅一年，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进行了抵抗却丢失了大半国土，军队主力退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国内绝大多数富庶地区被日军占领，税收又进一步减少。此时，日本的财力靠对华掠夺却得到了增长，中国抗战的形势则更为艰苦，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因对前景失望而率20多名中央委员投降日本充当了汉奸。由于有全国民众坚持抵抗的意志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建立了大片根据地，国际上又有苏联、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实施牵制，日军才停止战略进攻，中日双方才能转入“熬时间”的战略相持。在全国抗战的8年间，国民党政权的到苏联、美国和英国总计近20亿美元的援助，再加上全国人民的艰苦奉献，中国正面战场终于得以坚持下来。伴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凯歌高进，到了1945年8月，中国在自己的多数战略要地尚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本身还未转入反攻的情况下便迎来了抗战胜利。
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显示了英勇奋斗的可贵精神，国力衰弱的情况却一直未得到根本改变，虽最终在盟国的共同努力下成为战胜国，却未受到其他盟友的平等对待。在抗战后期，由于美援成为国民党军作战的主要支撑，美国政府便敢于以中国的主人自居，在雅尔塔会议上竟然背着国民政府拿中国的主权同苏联做交易，蒋介石事后也只能被迫承认。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自身的领土权益居然在胜利之际遭受他国瓜分，这种世界历史上极为可悲的现象也只有通过定量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全面地表述抗日战争史时，要说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作战条件的差异，也要通过定量分析才能显示出来。国民党毕竟掌握着国家政权，拥有一些兵工厂和国内最大的财源，还能得到国际上的大量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多处于偏僻的山区农村，基本没有外援，因为根本不具备打正规战的条件而只能以游击战为主。例如最近一些兵工研究资料已考证出，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期间共消耗子弹17亿发，总计毙伤日军85万人，平均2000发子弹杀伤一名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只消耗子弹不足4000万发，毙伤日军52万人和伪军约50万人，平均40发子弹杀伤一名敌人。有这样的定量分析材料，证明解放区战场作战艰苦卓绝才更具有科学性。 二、 对消灭日军的表述要准确分析而不应夸大 多年来，国内一些人在宣传抗战成果时为表彰中国战场的战果并显示其重要
性，对材料数据的引用和计算方式随意取己所需且不严谨。例如有些材料用“日伪军”的数字同“日军”相对，用“伤亡”数同“死亡”数相对比计算，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表面上看得到的比例较高，仔细分析却是违反科学要求的。例如有些统计使用日本资料上列出的133万人的在华“伤亡”数与日军213万的总“死亡”数相除，得出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人员损失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数70%这一比例。尽管上述列出的数字都来自于日本资料，不过若仔细分析，这其实是以偷换概念式的计算得出的比例（当然有的作者可能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无意为之）。
全国抗战的8年中，日本军队在侵华战场上人员损失究竟有多少？在整个战争中各战场损失的总数是多少？这方面最准确的答案，还是日本国内的战后统计，尤其是根据靖国神社灵牌以“一个萝卜一个坑”查出的死亡数最可靠。
熟悉战争史的人都知道，说明战果时是不能混淆“死亡”、“伤亡”和“共歼灭”这些不同概念的。统计一场战役中军队人员的总损失时，要将死、伤、被俘（有时还包括患病）者相加，因为这是当时一支军队丧失战斗力人员的总数（中国通常统称为“歼敌”数）。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军队人员的损失数却不能这么计算，只应计算阵亡、负伤致残和被俘未返人员，即“不可弥补损失数” 或“净减员数”。
如果将一场持久战争中每次战役的伤亡人数相加，再作为战争总损失数，其结果大都会无意夸张了战果。这是由于战争中的伤员经过治疗后除少数致残者外大都能重返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两国伤兵重返率都达70%以上，中国虽医治条件较差也能超过半数），有众多久经战阵的老兵曾多次负伤，若进行累计就会出现多人，而实际受伤的只是一个人。
1991年苏联在实行“公开化”时首次公布了在苏德战争中的军人死亡和被俘数。2005年俄罗斯国防部有具体说明在苏德战争中苏军共死亡866万人、负伤1520万人、失踪505万人。（注：引自俄罗斯新闻网，2005年5月7日报道。） 仅这三项相加（还不包括304万患病后送者），总数即达2891万人。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所有服役者人数不过2700万人，若累计算来还亏空100多万军人。事实上，苏军在战争结束时仍有1136万人，就是因为有1000多万负伤人员治愈归队、患病者也绝大多数归队的结果。由此可见，将每次战役的伤亡累计作为战争总损失数是不科学的。
日军在战争期间的人员损失数到底是多少呢？尽管战时公布的数据曾故意缩小，但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总想强调自己受害严重， 因而不再隐瞒，战死者家属也须按规定领取抚恤金。了解日本国情的人也会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军战死者的灵牌都被当作“护国神”送入靖国神社，其亲族战后也要去祭拜，到那里查对某人某时死于某地最为准确。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其报道都经常宣布“毙敌”战果和本军死亡人数，对前者极力夸张而对后者竭力缩小。例如对所谓“支那事变”（日本对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华作战的称谓）中日军的死亡数，当时日军大本营对外报道称只有5万人，战后日本承认死亡了18万余名军人，后来加上“军属”达到19.1万。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军属”一词的定义是军队附属人员即文职人员 、护士和职工等，而非眷属。再比如日本在1939年与苏联进行的诺门罕之战，其军内通报称死亡7000人，战后诸多书籍对此曾引用。1966年日本有专人到靖国神社逐个对灵牌统计后公开了数目，才揭示了诺门罕一战日军真实死亡数为1.8万。
1956年和1970年日本政府两次核实了靖国神社的灵牌数，确定整个所谓“大东亚战争”（指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日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进行的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和军属共死亡213.3748万人（见日本东京靖国神社门厅标示牌）。再据日本在靖国神社的分类统计，死于中国关内战场的日军为45.5万人（此数字包括所谓“支那事变”期间的死亡数19.1万人）。另外，死于缅甸战场的18万日军中，据战史专家估计，其中约3万至4万人系被中国远征军击毙。在镇压东北抗日武装的所谓“满洲事变”（包括九一八事变及后来的镇压扫荡）中，日军的死亡人数伪1.7万人。经全面计算，中国抗日军民造成的日军死亡总数约在50万人左右，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死亡数的四分之一弱。
在日本一些比较严肃的史书中，曾记述了日本“支那派遣军”在8年间133万人的死伤总数（注：【日】木东田博：《军队日本史—满洲事变、支那事变编》，280页，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5 。），如果再加上中国军民对关东军、缅甸方面军以及驻华海军的杀伤，估计中国军民在14年的抗战中累计杀伤日军总数接近150万人。这一数字是由各次战役伤亡人员数的累计相加而得，不过其中的重复统计数倒很少。之所以出现这种长期战争中的反常现象，是由于日军在中国关内采取“轮战”方式以训练部队，参加过一段时间作战的军人（包括伤兵）就会调到国内军、关东军或后来的南方军，很少再返回。但这些到其他战场作战后再负伤，还是会出现在日军总伤亡统计中的重复。日军于其他国家军队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允许官兵被俘，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前其各战场被俘人员都数目微小，在总损失中甚至可忽略不计。因此，若想衡量、对比和计算日军战时在各战场的损失，还应以死亡数作为最主要标准，战后日本政府和史学家通常也是以“死亡”而非“伤亡”来论述和研究在各战场的损失。
在宣传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主力时，有人为强调其重要性，列举数据时将关东军的兵力包括在内，得出牵制比例数也过高，曾出现过“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好几年里拖住了近百分之八十的日本陆军”（注：朱桂生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的说法。其实若看一下当年延安总部计算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数字，便不包括关东军，因为这一日本重兵集团的主要预定作战对手是苏军，主要不是由中国抗战力量牵制，至于真正能同关东军作战的东北抗联，到1940年只剩下1000余人并退到苏联。 三、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损失数只能概略估计而难以准确统计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损失，战时就没有做过全面统计，战后因种种原因也只
能进行大致估算。当年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极其腐败且无法统一管理国家的政权，连国内有多少人口也没有统计过，所称4亿国民是通过食盐的消耗量推算出来的（事后证明这一估算偏低，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便发现中国人口已超过6亿）。战时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又极为混乱，例如兵役署统计共征壮丁1400万（其实有许多人多次被抓壮丁又多次逃掉，肯定有大量重复统计），补充到军队中的统计数只有590万。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有大量部队覆没、溃散，还有60余万人成建制降日当了伪军，军队中又存在大量虚报人数和隐瞒死亡以多领军饷等现象，真实损失数根本不可能搞清。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曾公布过军人共伤亡320万，其中死亡132万人的数字，这是从各部队上送报告中的数据相加所得，实际是最低统计，肯定有大量遗漏。中国解放区战场也曾概略统计过抗战期间军队伤亡数为60万人，其中死亡18万人。不过解放区战场作战是军民结合，民兵游击队作战时的伤亡不亚于军队，具体数字却难以统计。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有过大量残酷屠杀的暴行，中国和平居民的死亡数大大高于军人。1946年盟国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国民政府提出中国战时共死亡600万人，只是估计所得数字。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并对日索赔时（1948年美国已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义务，国民党当局随后也宣布放弃，事实已不可能达到索赔要求），曾根据各地收集到的日军罪行情况进行统计，宣布中国军民共伤亡2100万人，其中死亡1200万人。90年代后国内有关部门重新进行了估算，认为在上述数字外还应加上被日军折磨至死至伤的人，因而宣布了战争期间中国人共死伤3500万的数字，其中死亡2100万人。可惜近些年来国内有些人引用这一数据时出现疏忽或搞不清“伤亡”和“死亡”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经常在一些出版物和讲话中误说成“3500万人死亡”，这又是一种表述错误。
国内在宣传抗战时出现一些不严肃的论证方式，表面看来是出于好意，实际上却反映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不严肃。讲述历史时搞夸张宣传，在现代条件下反而会造成众多读者的怀疑，也会引起了解真相的人轻视，从长远看反而会削弱宣传效果。如今的人们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时，要宣传中国作为弱国敢于抗战的英勇精神，也要实事求是地说明当年国人因落后而造成挨打的结果，以及作战的局限性，才能使人们更痛感到加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四、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损失人数的表述差异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局部战争，交战双方最终打成平局而都未能控制战场，因而各自对敌方伤亡数只能估计而无法准确统计。战争结束几十年来，只有朝鲜人民军方面至今不公布自身损失数，其他参战各方都相继公布过自身的伤亡数，不过在不同时期公布的数字都有差异，且因计算方式不同造成总减员数统计也不相同。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已有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和完整的户籍统计，参战部队也有了详尽的战报和人员名册，对战斗减员人数的统计基本准确。不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直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一直未对外公布过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数字。美国和南朝鲜军方根据自己战时的估计，已在公布过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其实都很不准确。朝鲜停战时，美国掌握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宣布的总战果是杀伤中国军队92万人（估计其中死亡为30万至40万人），连同北朝鲜军队在内则共杀伤中朝军队142~150万人，又称己方的伤亡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共46万人，包括美军14万人、南朝鲜军队30万人和其他国家军队1万多人），并将其作为炫耀的依据。至于后来台湾当局和一些别有用心者又编造出夸张离奇的志愿军死亡数字，比参战者美国公布的数字还高的多，这只能让人嗤之以鼻而不值一驳。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对历史资料增强了公开性，在80年代初曾公布志愿军共有36万人伤亡，这个数字只是志愿军司令部计算出的纯减员数字（即不可重返前线者的总计）。根据卫生勤务部门准确的阵亡统计和医院接受伤病员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死亡11.4084万人；负伤38.3218万人（因包含同一人多次负伤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医院治疗45.5199万人（因包含同一人多次住院也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9621万人。战争期间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医院中的负伤人员有2.1679万人不治身亡，还有1.3214万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总计，志愿军共有14.8973万人牺牲。
90年代丹东建立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时，又汇集全国各省市民政部门的牺牲人员统计（因有抚恤金发放名册而精确到每个人）。纪念馆将各省的数字相加，得出的烈士总数为17.1669万人（见丹东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展厅陈列表）。据报，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有增报了一些抗美援朝烈士，因此纪念馆的统计已增长至18.3108万人。
按照中央军委和卫生勤务部门的统计，抗美援朝战争中确切的牺牲者为14.8万人，为何民政部门的统计又多出了3万多人呢？笔者曾查看过战时的统计报告并询问过当年后勤部门的负责人，也向丹东纪念馆做过了解，对出现这种差异大致可以解释为以下原因：（一）志愿军失踪的2.9621万人中有2.13万人被美军宣布为战俘，还有几千名下落不明者显然系死亡；（二）抗美援朝战争中有60万民工入朝支前，其中一些人在敌机轰炸下牺牲，他们未列入志愿军损失统计，却被各地民政部门同样列为抗美援朝烈士而加以抚恤；（三）一些伤病人员在战时或停战初期复原回乡后因伤病复发去世，经家属要求也被当地民政部门算作抗美援朝烈士。这些死者因已退伍未再列入军队统计，却出现在民政部门的统计中，因而有一些补充要求出现了数字增加现象。
考虑到上述复杂情况，对中方人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述，似这样讲较为客观—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志愿军在战争中的被俘人员除死亡者外，停战时在美方战俘营中留有2.13万人（其中包含少量台湾派来混入其中的特务）。这些人中有7100人分3批得到遣返（伤病战俘遣返、自愿遣返和解释动员遣返），另外1.42万人被美国称为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其中真正不愿遣返的反动分子还是少数，多数是受胁迫），被送到台湾，加上“反共义士”的头衔补入国民党军队。
至于朝鲜人民军在战争中的损失，2000年中国方面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时曾公布过其伤亡共26万人的数字（未说明其中的死亡数），志愿军领导人在回忆录中也说过，经计算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约为9万（美方曾公布过拘押北朝鲜14万人和11万战俘的数字，事后也宣布其中包括一些平民）。战时朝鲜人民军由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中国方面对其损失数字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五、“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战争中的人员损失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代价，总数量却少于对手。在火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这种损失对比说明志愿军有很高的作战技能。据中朝双方于1953年8月14日通过报纸电台宣布的数字，共歼敌109万人（朝鲜在后来公布的数字中又有增加），其中美军39万人、南朝鲜军66万人和其他国家军队2万多人。志愿军司令部的统计数字是共歼敌70万人。当时对外宣布的这个“歼敌”数字，是采取“一锅煮”的办法，即不宣布毙、伤、俘的分类数字，其原因是有大批南朝鲜战俘已补入朝鲜人民军，另外战俘失散，病亡者也较多，若公布俘虏数在谈判中不好交代。了解朝鲜战场的人都清楚，当时志愿军在多数情况下未能控制战场，因敌方死伤人员大都已后运而只能靠估算，因此不可能很准确。
据美军在停战后宣布，美国军人共死亡3.3739万人，战斗负伤10.3284万人，南朝鲜军战斗伤亡共30.5万人。在上述死者中，美军还宣布包括在对方看管下因伤病死亡的被俘官兵5800人，这就使9500名战场失踪者在停战后只有3700人被作为战俘遣返。至于南朝鲜军共有9万多人在战场上失踪，最后只有7000人作为战俘被遣返。
朝鲜战争结束后几十年间，美国和韩国政府又一再公布过其战时的死伤人数，其总数大大超出停战时公布的数字，甚至比中国方面在战时的“歼敌”总数统计还要多，这说明志愿军在战时歼敌的总估算还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的（只是对美军损失的估算多了一些）。如据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电，“联合国军”发言人便称美国及盟军再加南朝鲜军队的人员损失总计为147.4269万。此言一出，马上招致询问，美方又改称其中包括一些非军事人员。
199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的姓名和家乡都刻在上面（如有遗漏其家属肯定要闹事），结果将各州民政部门上送的名单相加后，竟得出了5.4246万人的数字（此数字刻于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墙上），比战时军方统计多出2万多人。当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便表示惊讶，随后经分类研究后解释说，比原来计算的死者多出的数字包括朝鲜战区非战斗死亡2835人（如事故、车祸等），以及战区外死亡1.7672万人（即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在其他地区担负相关任务死亡的军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伤病死亡的军人）。由于美国对战争死亡军人的抚恤金很高，一些遗属便把与朝鲜战争能牵连上的死亡军人都计算在内，并得到民政部门承认。
韩国方面在70年代以后又陆续公布了几种版本的战时伤亡数字，结果是越算越多。90年代韩国官方出版的《韩国战争被害统计》，宣布其军人死亡13.7899万人，受伤45.0742万人，却称这一统计不包括警察、民团等非正规军。据首尔的韩国战争博物馆统计，其军人在战时死亡合计15.2279万人。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11卷本的《韩国战争史》，又宣布其军事人员（包括正规军、警察和非正规军）共死亡22.78万人，受伤71.71万人，失踪4.35万人，合计损失98.84万人。这个损失数，大大超过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战时对南朝鲜军杀伤数的统计。
2000年10月中韩双方举行历史讨论会时，笔者曾询问韩国军方代表，上述统计以哪个为准确数？其回答是死亡22万、负伤71万军事人员比较准确。韩国政府的统计数字如此前后不一致，主要是因政府和军队在朝鲜战争初期出现了全局性混乱，战时怕影响军心民心又有意少报损失。战后韩国因经济发展和对战时伤兵和死者的优抚增加，加上民选政府又不再掩盖损失，不断发掘出新资料并有新的申报，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伤统计数。
军队和民政部门对战争死亡者统计差异的现象，其实在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战后对死亡人数的统计一般也是越来越多。在战争期间，交战各方公布的歼敌数和自身伤亡数字，因受政治宣传的影响，往往存在夸大、缩小或不公开等现象。一般是在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史学工作者才能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进行客观的研究分析，并从中得到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统计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门类，需要讲究缜密和多样化的计算方法，战争中的统计同样也很复杂。我们过去在宣传和表述战史时引用数字，曾有过只考虑政治宣传需要而不大注重科学性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军事历史研究的深入。如今，随着科学发展观在各个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定量分析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表述以往的战史时注重数字的准确性和严肃性，也势必成为应有之义。 作者：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 本文原载于《军事历史》杂志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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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2 16: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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