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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良民”的牙齿 东方翰  东方翰的空间2  7月11日 良民没有坚挺的脊梁，却有尖利的牙齿。他们逆来顺受的样子，制造一种人畜无害的安全感，但因为他们对暴力和强权的无原则依附，决定了他们充当起邪恶的帮凶来也毫不犹豫，随时可能咬人一口，具有意想不到的危险。   【良民与暴民】 有良民就有暴民，比如小渔村的人就有暴民倾向。天经地义地，良民的牙齿对准了这个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本来小渔村是中立地区，没他们什么事，但小渔村人出于一片民族赤诚和正义感，却投入支援内地抗战的募捐活动中。比如，有两个小商贩发起义卖活动，将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给抗日队伍。这个义举迅速席卷全渔村，从学生、老婆婆、家庭妇女，到工厂、商铺、酒店，全民行动，仅义卖活动就募捐了几百万元。尤其是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小渔村成了大陆联结东南亚的唯一通道，小渔村人又承担起战略物资总运输的责任，冒着生命危险，将南洋华侨筹措的药品和枪械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日军人手上。这里面也包括支援新四军和八路军，主旋律的文艺作品有很多这样的题材，大家一定看过不少。 此情此景，令伪满洲国的良民们义愤填膺，他们愤怒声讨小渔村人“甘心做英国人的走狗”。而他们屈服于日本侵略者，却不是甘心做日本人的走狗，而是从事“亚洲人的亚洲”的伟大事业，就是电视剧里常说的“大东亚共荣圈”。生殖器哲学在这里又发挥了作用，满洲国的报纸上论证，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亲如兄弟，相互提携，前途无比光明。而欧洲人金发碧眼，非我族类，小渔村人认贼作父，猪狗不如，必然万劫不复！ 当然，对远在天边并且得到英帝国庇护的小渔村，他们还只能口诛笔伐，他们真正要对付的还是身边的暴民，也就是转战在黑土地上的“东北抗日联军”。 大概是受了当局的蛊惑吧，满洲国的良民们一致视抗联为“暴徒“和“土匪”，据东北的老人讲，当时只要有人对抗联略微表示那么一点同情，马上就会引起周围的一片怒怼，好一点的则告诉你不要再说这些没用的傻话了。许多人不但自觉断绝了对抗联的物资接济，还替日军通风报信，为拉拢抗联中的动摇分子穿针引线，共同剿杀抗日武装。抗联的处境也因此愈加艰难，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大部分都撤出了东北。 到了这个时候，良民仍然不肯松口。联军第一路军因为叛徒叛变而被打散，总指挥杨靖宇将军被围困在濛江的山里，每天只能靠吃树皮和棉絮维持生命。这时，他遇到了几位上山砍柴的村民，便拿出身上仅有的一点钞票和一只怀表，请求其中的一位替自己换一些食物和棉鞋，多出的钱财当作给他的酬谢。 档案上记载，这位叫赵廷喜的村民也是一位良民，他下山以后直接就去了伪公署，告发了杨靖宇。日本的讨伐队随即包围了杨靖宇的藏身处，杨靖宇宁死不屈，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间在1940年2月23日。 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并树立了一座杨靖宇将军纪念碑。   【良民与侵略者】   杨靖宇将军遇难后，当地家家添灯结彩，门前插上满洲国和日本国的国旗，共同欢庆讨伐队的胜利，一派节日气象。但在伪通化省警务厅的一间办公室内，厅长岸谷隆一郎却埋头独坐，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当勤务兵来到长官面前时，发现昨夜送来的饭食一口未动，并且厅长的眼圈红红的，在办公桌上的一份文件上，有岸谷隆一郎的红笔批示：“用军人的礼遇安葬杨将军”。 岸谷隆一郎正是这次围剿杨靖宇行动的日军指挥官，不管是受到正义的感召，还是出于武士道的精神，他都认定杨靖宇是一位真正的军人，顶天立地的英雄。他没有为这次得手而欣喜，反而为杨靖宇的死难而物伤其类，甚至“发出了男儿之泣”（日本报道语）。所以，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为杨靖宇将军举行隆重的葬礼。当天，当地的所有日伪头面人物、绅商名流和各乡镇的保甲长全部出席，在岸谷隆一郎的带领下，向杨将军墓地三躹躬，随后枪声大作，日军士兵列队对空鸣枪，向将军的英灵致敬。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本来，服从日本人是良民的天职，但这一次，良民们却对岸谷隆一郎如此安排杨靖宇的葬礼产生了极大的非议和责难，认为这样大张旗鼓地为“匪首”治丧影响极为不好，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皇军的威风，也伤了良民的情感，甚至有人怀疑岸谷隆一郎对天皇的忠诚。有消息说，由于“群众”反响强烈，岸谷隆一郎受到了上峰的责怪，取消了对他的嘉奖和职务晋升。不过，事实可能不是这样，而是岸谷隆一郎经此事件后精神颓废，甚至对侵华战争产生了疑问，而不思进取了。但是良民们自己甘于屈服侵略者不算，还要求侵略者政治正确，这实在也太过积极了。而假如他们这次物议的对象没有日本军官这层保护色的话，那良民的牙齿真可能将猎物撕成碎片。   【良民与领袖】   文革时期搞得文化萧条，几亿人守着几部样板戏咿咿呀呀，根本无法满足精神生活需要。发起这场运动的领袖，也不满意这种状况，于是开起了小灶。 在原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过的黄海写过一篇文章：《为晚年毛泽东一个人办的电视台》（原载《钟山风雨》2006年第一期）。他在这篇回忆中说，1974年10月下旬的一天，台里接到通知，由包括黄海在内的几名技术骨干组成一个临时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路上，他们才知道此行的任务是为毛主席提供电视节目，毛当时正在长沙。 到了那里以后，开始一段他们录制了一些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并通过湖南电视台发送出去，毛就可以看到了。 但12月底的一天，摄制组接到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就有难度了，首先传统剧目早已经被“砸烂”停演了，需要重新调集演员，重新排练和重新置办服装。其次，当时是绝对不允许播放“封资修”反动节目的，那么，怎么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不能用原有的频道，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 1975年元旦这一天，调试后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领袖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大家欢欣鼓舞。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引出了麻烦，有许多“革命群众”，也就是新时代的良民，碰巧也把电视调到了第五频道，意外接收到了专为领袖发送的那些节目，大饱了一回眼福。但良民们却不答应了，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都强烈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对方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 这下湖南方面再也不能装糊涂了，和中央摄制组紧急研究，最后决定搞有线电视。摄制组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录制节目，架设电缆接到毛下榻的第九招待所六号楼，毛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才避开了良民的追踪。 崇拜领袖本来是每一个良民的基本功，但那种绝对服从的精神还是让他们对领袖的一点小爱好露出了獠牙，如果不是领袖绝对英明而且大权在握，那么湖南官方和领袖本人很可能已经置于万劫不复的风险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