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楼

阿道夫·希特勒 [出自本站《苏德战争 1941-1945》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狂人 艾伯特·西顿 [英国]]        日耳曼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采用征服和殖民的手段从现在的法国和莱茵河流域逐渐向东扩张，一直到中欧和东欧。象卢贝克、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什切青、柏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这些大城镇在十二三世纪前是不存在的。日耳曼移民创建或重建了波森、克拉科夫、卢布林、华沙、维尔纽斯、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多帕特和里加。不屈不挠的波兰抵制了这次东征。到十九世纪，即波兰已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之后，日耳曼人才被圣彼得堡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反压力所阻止。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诞生了。二十世纪初，泛日耳曼主义者鼓吹征服和兼并那些属于日耳曼或者历史上是日耳曼人开发的领土，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荷兰、佛兰芒人的比利时以及瑞士的一部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放逐到波兰。乌克兰也被列为大日耳曼的组成部分。1918年，乌克兰实际上脱离了苏联，一度成为一个附属于德国的傀儡国家。1924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要塞服刑，撰写《我的奋斗》时，他第一次向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德国和欧洲未来的蓝图。这幅蓝图充满了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者的仇恨以及对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蔑视。他的最终日的是，要攫取那些能给德国提供粮食、牲畜、石油和矿产的富饶土地。1933年，他终于执政了，于是就大肆推行他的反共反苏政策。1937年，德国当时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曾与丘吉尔简要地谈过一次话，他所说的是元首的领土欲，其中包括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迟至1939年8月即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希特勒还谴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实在糊涂，竟然意识不到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消灭苏联。希特勒同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与他们所不同的是，他好感情用事而不权衡利弊，凭一时一事对他是捉摸不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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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27楼

阿道夫·希特勒 [出自本站《苏德战争 1941-1945》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狂人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希特勒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矛盾体。他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却精明能干。他是个冒险家与投机分子，像斯大林一样，他具有洞察别人长处和短处的能力，并能将两者都为己所用。他的头脑反应非常灵敏，但是杂乱无章。他的记忆力惊人，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琐事。对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他能迅速抓住要害，还能进行逻辑推理并具有远见卓识。而对于事关德意志帝国的重大决策，他却被情绪和灵感所左右并可能完全失去理性。他的政治信仰的依据大部分是些无知妄说。他对于与其无关的细枝末节非常感兴趣，因此往往只能是见树不见林，见小不见大。他是个赌棍，相信胆大就能得利，但是他的胆大是没有情报或者冷静的估计做基础的，而是凭一时冲动。他反复无常，感情冲动起来，往往紧张不安，胆小怕事，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恢复镇静后，他又变得傲慢自负，走向另一个极端。处境困难时，他常常不肯正视那些险恶的局势或者不得人心的决定，否认事实的存在。他信口开河，处事轻率。他可以因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慷慨激昂，不过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倾听那些惨事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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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楼

阿道夫·希特勒 [出自本站《苏德战争 1941-1945》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狂人 艾伯特·西顿 [英国]]           他是个全然没有道德观念、残酷无情的人。像斯大林一样，他只承认实力，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希特勒虽然与斯大林不同，没有在其同伙中制造那样严重的恐怖，但是他人品卑鄙、报复心重。他身边的同伙怕他，因为他从不忘宿怨，有仇必报。他周围的人们，实际上整个日耳曼民族，只不过是为他的野心和意志效劳的工具。它的权力终于发展到至高无上的程度，以至对任何人不经任何形式的审问，他就能够下令撤职，停发年金和没收财产，后来还操起投入集中营、用刑和处决的大权。这些刑罚有时不仅用以对付那些触怒他的人，而且还株连他们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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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楼

阿道夫·希特勒 [出自本站《苏德战争 1941-1945》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狂人 艾伯特·西顿 [英国]]        他并不怎么诚实。有时说谎是为了引人注目，有时是自欺欺人、主观臆断，有时是为了实现其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诡计。他注意保密，不让右手了解左手的活动情况。他认为下级的职权要分散、要小，而一切权力和情况都集中于他一身。根据他的第1号基本命令，为保密起见，任何人了解情况都不得超出他执行任务所需了解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唯独希特勒才是帝国的全权协调者和指挥者。内阁的集体统治有名无实，连咨询性的会议都从未开过。待定的问题由各部部长直接去请示希特勒。他是个患有猜疑顽症的偏执狂。没有什么人能长期得到他的完全信任。他那阴暗多疑的心灵怀疑到处都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企图迷惑他或欺骗他。他个人交往的圈子很小，他不喜欢让陌生人进入那个圈子。这可能是因为他怕暗杀。在他那无限的虚荣心、不知满足的野心和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他决心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走上征服者的道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妄自尊大的狂人，尤其在战争的压力和负担使他的神经崩溃的时候，就更加放肆和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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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楼

阿道夫·希特勒 [出自本站《苏德战争 1941-1945》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狂人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在1943年后的某个时候，这个独裁者的身上出现了神经病的症状。关于他的病情说法很多，有的说是帕金森氏神经病，有的说是因紧张和歇斯底里而致的精神分裂症，还有的说是服用麻醉药品所致。由于希特勒只听信其私人医生莫雷尔博士的劝告，服用他给的药，不进行其他的体检，因而他的病始终没有确诊过。因此，还不能作出他有神经病的推论。他的神经直到他死似乎一直没有病。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这些现象在他没病的时候就非常明显。毫无疑问，在他死之前他就与世隔绝了，不过这种现象在整个纳粹统治集团中是司空见惯的。         像斯大林一样，希特勒的性格也有他的另一面。没有哪个独裁者开玩笑会开到自己头上，希特勒也不例外，他的风趣低级粗野，总是把别人当作笑料。除了对那些触怒他的人或得不到他信任的人以外，他待人接物还比较注意礼貌，甚至显得愉快而且风趣动人，如果他愿意那样做的话。在他的后期，他甚至还给许多跟他谈过话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谈问题逻辑性强，很有分寸。但是，正是这个人应对几百万无辜遭受杀害的人负责，这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1933年，希特勒被捧了出来当上总理，尽管他的党在国会中没有占到绝对的多数。通过国会纵火案和授权法，他取缔了在野的强大的共产党，尔后还搞垮了其他政党，就这样他成了一党专制图家的元首、独裁者。此时联邦各州的独立性即告结束。国家社会主义党实际上作为行政部门的一部分凌驾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关之上。戈林也是一样，原是一个吸毒鬼，却一跃而为普鲁士的总理、负责四年计划的部长、航空部部长以及空军总司令，与此同时，官僚政客希姆莱成了警察、保安和谍报机构的太上皇，他手下的人员也大部分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省、县两级党的头目开始篡夺地方政府机关的权力，其中有许多人损公肥私，大发横财。1934年，最后一任总统兴登堡逝世时，希特勒给自己冠以元首、总理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头衔。事实上，他已经接替了这位前总统的职位，只不过没有总统的头衔罢了。   　　 1934年8月2日全军奉命举行效忠宣誓，不过不是效忠于共和国的宪法或当选的政府，而是要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希特勒过去依赖陆军的暗中支持，同时他又通过一系列的谋杀手段，清洗了纳粹党专搞恐怖活动的褐衫队即冲锋队中那些看来对他有威胁的成员。依赖将军支撑他掌权是不合他的心意的，因此他开始在武装部队内部扩大他个人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不慌不忙，但却坚持不懈地扩大他自己的私人军队即党卫军的规模。193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秘密国防法，授权希特勒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进行战争动员和对外宣战。这一事态的发展，对最高统帅部以及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希特勒出任总理时，冯·勃洛姆堡将军是国防部长和握有实权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位将军是纳粹党的热情支持者，极力主张搞一个既控制海军又控制陆军(空军曾属于陆军的建制)的单一的最高统帅部。这种新主张与德国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德国的传统是依赖陆军和陆军参谋总部来掌管一切军事工作的。武装部队办公厅这时宣告成立，它的两个主任参谋是凯特尔少将和约德尔上校。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党的忠实党徒、希特勒的老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上尉。作为一个将军，他除了担任许多其他职务外，还被任命来指挥新成立的空军。勃罗姆堡因过去不同意空军脱离陆军单独成为一个军种而引起戈林的不满。此外，戈林还对军政部长一职垂涎三尺。因此，当鳏夫勃罗姆堡后来跟一个据说曾被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的女子结婚的消息一经传出，戈林马上设法使希特勒得知这一情况，并利用他的影响使勃罗姆堡免了职。这一点恰好合乎希特勒的意愿，因为他认为，勃罗姆堡在收复莱茵河非军事区时表现怯懦。总之，希特勒对总司令这个职务已另有打算。经过说服，勃罗姆堡辞了职并和妻子一起移居意大利。   　　 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自己为真正的(区别于挂名的)全体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军政部及其武装部队办公厅改组为一个单一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凯特尔主管。凯特尔生在汉诺威，是个平庸无能的炮兵军官。他的同事有时称他为“迷糊”或“蠢驴”。他是纳粹党的狂热党徒。他虽被希特勒任命为他的副统帅，拥有过去军政部长的权限，但事实上他却没有任何指挥权。他连个参谋长都不如，因为他的意见和建议根本无足轻重，他最多只不过是希特勒的副官和参谋。元首物色到了他看中的人选。许多杰出的而当局不满意的将军们被免了职。那时希特勒直接控制了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和陆军总部。即使这样也没有完全使他心满意足，因为陆军才是他特别想自己直接来严加控制的，而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和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中将曾反对过元首的某些计划。由于一项阴谋，可能有希姆莱和戈林参与策划，弗立契被诬告犯有同性恋罪而停了职。甚至这个案子尚未审理，勃劳希契就被提名担任陆军总司令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贝克又留任一段时间，他力劝勃劳希契反对希特勒在欧洲进行侵略、在德国施行暴政的野蛮计划，结果是枉费唇舌。不过，勃劳希契早已是希特勒的人，他主张陆军不要过问政治。1938年8月底，贝克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后来由哈尔德接替他担任参谋总长。   　　 1938年底，指挥机构的改革已经完成，除了个别重要的方面，它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一直保持原状。到了1938年大部分头面人物都粉墨登场。国家元首是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元首和总理，他掌管整个国家事务并进行具体的指导。此外，他还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名义上由凯特尔领导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只不过是个秘书处。虽然它设有一个三军联合参谋部，但是，没有希特勒的指令，它无权对三军下达任何命令。至于海军事务，希特勒就直接找雷德尔海军上将。至少到战争中期，希特勒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希特勒不太懂海战，他尽量不插手有关海军的作战事务。他对空军事务也采取了同样态度。戈林是纳粹党的中坚分子，他同希特勒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且在战争初期享有希特勒对他的盲目信任。命中注定能得到希特勒更多照顾的就是陆军了。   　　约德尔可能比其他任何军官更接近希特勒，因为他每天都要亲自向元首汇报最高统帅部各战区的战况，尔后与他讨论作战计划和命令。就这样约德尔开始时无形中成了一名军事教员。约德尔非常聪明能于，尽管他的知识局限于军事方面而思路比较狭窄。他雄心勃勃，但沉默寡言，性情孤僻。甚至连他的同僚都无法对他的性格作出肯定的评价。他也是那些将元首看作天才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而希特勒也懂得如何使用部下，他只提出约德尔完全赞同的那些见解也不是不可能的。在1940年入侵挪威的关键时刻，约德尔的胆略和智谋胜过了希特勒。这一点希特勒是欣然承认的。从那时起约德尔不胜荣幸，能坐在元首身旁同他一起进餐。直到三年之后，即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前不久，他才因偏袒犯上不恭的利斯特而失宠。   　　约德尔孤独的性格没有博得信任或信赖，而给那些不很了解他的人留下了缺乏热情的印象。其部分原因是，他与军官们的关系并非一直是和睦的。他主张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使他与许多同僚，包括后来的几位参谋总长，疏远了。他也有些自不量力，他竭力主张将所有的战区直接置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还干涉与他毫不相干的陆军事务。然而，他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不能也不愿对元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指责。正如施佩尔所说，在顺从希特勒这一点上约德尔跟凯特尔一样，他忠顺地跟随希特勒到底。他经常处理的是战略和战术问题，但由于他只是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因而他的工作岗位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他只能停留在处理日常事务上。约德尔没有指挥经验。因为元首不肯放他，从1938年起他连续七年都在元首总部的最高统帅部供职。令人怀疑，他是否比元首更了解由他承办下达的某些命令对部队的影响。当德国开始打输这场战争时，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越来越糟糕，因为他在多数问题上赞同主子的意见，就等于火上加油，使希特勒更加固执任性。但不管怎样说，约德尔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他不是提供军事知识的唯一渠道，希特勒是根据许多知识来源形成他的思想的。   　　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素养和资历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西线服役四年，只不过在连里当了个介于上等兵和下士之间的传令兵。这次大战期间他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奖章。这是对他这一级士兵不寻常的奖励。此后他不断地给他的将军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曾经是个第一线的士兵，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赋有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过去在军队的经历(那也许是可夸耀的)，对于担任最高统帅这个职务来说肯定是不够格的。但是，通过参加军事演习、操练和表演，他很快就掌握了军事词汇。通过倾听下面军官和持有激进观点、不满现状的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和批评，他又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细节，以致他身边的军事头目都感到吃惊。出于政客的利己主义，他把这些资料改头换面充作己见。这种做法在挫败对手时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于是他进而使用大量丰富的统计和技术资料作为他论据的一部分。这些在当场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他对手的职权范围。的确，为赢得论战的胜利他也不借捏造证据，用这样的方法轻而易举地折服他手下那些比较软弱的将领，其中一些比较天真的将领就马上把他看作天才。同时，元首也能及时发现陆军中的反对派或分裂派。他是一个善于拉一派对付或牵制另一派的能手。   　　希特勒的总司令职务不是挂名的。他果断地干预作战计划的制定或实施。德国军官团中一些高级的军官在他面前卖身求荣、争夺权势、捞取地产、甚至从他的私财中捞得一部分金钱。为此他们密谋策划，勾心斗角，结果得到的是这个独裁者的蔑视，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他更加不屑于隐瞒这一点了。在占领奥地利时，他甚至宣布要亲自担任战争的总指挥，他的所属人员为此大吃一惊。据说，他听了机动部队中某个心怀不满的挑拨者的话以后，就对哈尔德那个用坦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进行了攻击。希特勒并不满足于履行最高统帅通常履行的那些职责，即只在大政方针上发号施令；因此他便开始陷入了作战方面的细节之中。入侵挪威原来是海军的建议，然而却被希特勒所剽窃，成了他的计划。这场战争是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少数人策划的，没有让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参加，而且参谋部门的准备工作也非常不充分。战争初期元首的许多意见是很好的。德国早期在法国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希特勒和冯·曼施泰因。据说，他俩各自提出的意见，后来都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在陆军的司令官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早期的恶意攻击面前，他们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进攻法国前后，希特勒时常干预大大小小的决定，而陆军的首领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似乎都心安理得，从未考虑辞职。通过剥夺勃劳希契的大权，希特勒不仅成了事实上的(如果名义上不是的话)陆军总司令，而且还成了全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此外，他还是国家元首、政治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党的领袖和外交部长(因为里宾特洛甫本人的地位已被削弱)。可想而知，这么多部门的要求相互冲突，在安排其轻重缓急时自然会造成混乱，这就给希特勒缺乏磨练的头脑与不稳定的思想带来有害的影响。而事实证明，这就是导致德国进攻苏联失败的因素之一。   　　希特勒是个放纵无忌、为所欲为的人，对他来说，现有的组织机构毫无意义。他把在政府和工业部门中那套惯用的心血来潮的做法搬到了最高统帅部。对波兰、法国和巴尔干的几次战争都是在空军总部的配合下主要由陆军总部负责进行的，而这两个部门都由希特勒来指挥。在组织如此规模的地面作战方面，唯一有经验、有合适参谋人员的司令部就是陆军总部。然而，该司令部已经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它为自己拟定的作战命令，还要提交希特勒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去批准。到1941年底，希特勒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他可以通过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直接控制所有的国外战区。1941年12月，他解除了勃劳希契元帅的职务，接管了陆军在东线和其他战线的作战指挥权。这样，作为最高统帅，他就自己给自己下命令。为了摆脱这种荒唐可笑的窘境，他将哈尔德和陆军总部作为自己的参谋部来控制东线对苏联的整个作战行动，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同时成了他控制所有其他战线的参谋部。因此，陆军总部便中止了对苏联以外的其它战线的指挥和通讯联络。斯堪的纳维亚(包括芬兰)、法国、巴尔干、意大利和非洲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管辖的战区。这些战区通过约德尔为首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武装部队指挥参谋部这个机构来领受任务。这样一来，除了海军总部和空军总部外，元首还有两个独立的同级参谋部来协助他指挥战争，一个负责东线，一个负责西线。这不是统率机构有效的和令人满意的工作方法，因为一个参谋部并不了解另一个参谋部在干什么，而且双方还要争夺兵力，这套指挥系统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完全符合这个独裁者的心意、对他方便的一个临时凑合的机构，这是因为他把东西两线隔开就再无人敢于侵犯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   　　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是勃兰登堡人，在某些方面他又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他是个能干的但决不是个出色的军人。要不是弗立契被免了职，要不是希特勒认为勃劳希契能当个听命于他的总司令，那么勃劳希契就不可能被物色来担任这样高级的职务。勃劳希契接任了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因为他感激元首希特勒在离婚问题上支持了他。参谋总长哈尔德是个孜孜不倦、能力强而谨慎的巴伐利亚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的关系冷淡。   　　早在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就拼命控制国家机器和武装部队。他给德国人民提供了好象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来解除他们在战后年代所遭受的失业、通货膨胀和共产主义威胁的痛苦。放逐和监禁共产党人、工会主义者、互济会会员以及某些牧师与社会党人，对许多人来说所付代价并不大，尽管国民可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受到一些良心的责备。街头有组织的暴力行动、随意的逮捕、拷打和投入集中营已成了纳粹德国的特征。一般地说，广大民众还是齐心协力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而且直到最后覆灭还仍然如此；他们对希特勒有一种病态的媚态。然而，这种支持肯定不是完全自发的，多半是宣传教育的结果，有些则是出自恐怖心理。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园地、幼儿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义务劳动服役队直到最后在军队中，这种教育就更强化了。他们的制服上绣有纳粹符号，牧师已寥寥无几，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民观察家报》由国家资助，免费发行。国家鼓励所有的人加入纳粹党或该党的外围组织，将城市和乡村划分成保甲以便警察和党的官员能严密地控制各家各户的言行。   　　 1938年莱茵兰和奥地利被占领。原来裹足不前的希特勒现在每走一步，胆子就壮一分。他的军政顾问越来越不敢劝阻他，因为他们的一些预想常常证明是错了。9月，他淬然制造了个慕尼黑危机。世界大多数舆论认为，这个独裁者的威胁既是讹诈又是恐吓，如果英法两国采取坚定的立场，历史的进程有可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避免。但是，后来掌握的有关希特勒心理方面的证据表明，情况决不是这样。希特勒早已开始他征服世界的生涯，他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搞大规模的政治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对他的个人地位可能是致命的。1939年8月，在避免两线作战方面他仍然很谨慎。但是，当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消除了所有疑团时，波兰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德国出乎意料地迅速战胜了法国以及德国自认为合理的条件都促使元首相信，英国可能越发希望进行谈判。当这些条件遭到拒绝时，戈林被授权大吹大擂，说英国将被空袭打瘫在地，并下达了入侵英国的指令。然而，由于空军未能取得对英伦三岛的空中优势，海军又没有力量掩护宽大正面上的登陆，因而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甚至在1940年秋季之前，希特勒就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入侵英国所包含的风险，使入侵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然而，时间拖得越长就越没有希望。希特勒估计对了，时间对英国有利，他也明白英国会寻找新的盟国。实际上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公开站在丘吉尔阵营一边，并以物质援助来支持英国，只是没有宣战。德国元首目光短浅、知识贫乏，很容易低估美国的资源与军事潜力。他没有直接的理由惧怕美国这个敌人，但他无论如何要鼓动日本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太平洋。另一方面，任何英国和苏联合作的可疑之处都是他直接、密切关注的。   　　克里普斯被任命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他负有改善英苏关系的特殊使命。当时英国非常错误地认为，社会党人越是倾向马克思主义，克里普斯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就越有利。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断然不会上英国的圈套的，克里普斯只能偶尔与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有些来往。事实表明，这位英国大使与维辛斯基的关系受到限制，徒具形式，而且他与莫洛托夫的私人关系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莫洛托夫在接见克里普斯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表露出厌烦和急躁的情绪。这与他给予舒伦堡那种和蔼可亲、有说有笑的礼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克里普斯在驻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对他所谓的存在于苏联领导人和他本人之间的亲切友好关系作了些宣扬。他这样做可能是有用意的，也许是为了向非参战国灌输这样的信念，即德国的好运不会太长，但也可能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和为他自己打气的一种做法。不管他的用意如何，其结果对英国都有利，因为关于这种亲切友好关系的小道消息尽管舒伦堡未予重视，但却通过截获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国大使发给本国外交部长的电报，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只要有一点有关英苏协调的风声，即使毫无根据，也会刺激元首并加重他的疑心病。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弗里洛维奇本人与莫洛托夫关系很好，因为他俩都能投对方之所好。加弗里洛维奇发出的有关他俩亲切友好谈话的电报，其内容显然是反德的，也同样被截收并传给了希特勒。他俩谈论的话题涉及《我的奋斗》里那些关系较大的章节，其中包括德国对东方的野心和对斯拉夫民族的处理。这些评论的文字材料自然而然地最后传到了书的作者那里。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后来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一口咬定，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的行径促成了苏德战争。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苏联从1940年6月以后的所作所为，自然会使希特勒心中不快，但苏联的作法并不出乎人们意料的。特别是当德国人成了苏联宴会上不请自来的座上客，德国又回到了(据1939年里宾特洛甫说)“对于德国毫无政治利益的领土”时，就更不足为奇了。莫洛托夫11月访问时透露的情况，都是希特勒早已知道的。1941年4月，西莫维奇与苏联签订的南苏友好条约，被希特勒用来为他本人和向其他人证明他将采取的严重步骤是正当的。实际情况是，希特勒像苏联一样也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是势不两立的，而且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政治信念，即德国未来的繁荣富强是与德国向东方的扩张、特别是向苏联的扩张相联系的。当时希特勒比英、美领导人更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可置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德国在其它地方全力以赴地打一场战争，那么，只要不冒什么风险，苏联就会趁机扩张到中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到那个时候，它就会中断对德国的供应，而失去苏联的供应，德国是无法进行战争的。万一德国面临崩溃的边缘，苏军就会占领欧洲的整个东南部和中部并尽力攫取德国的领土。由此可见，他视苏联为祸患是很有道理的。总之，可以肯定，无论苏联采取什么态度，无论后果如何，希特勒还是想消灭它，因为他觊觎苏联的领土，因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第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只是希特勒还在与英国作战，否则法军一败，他向外扩张的大道就畅通了。   　　希特勒常常反复重申他在政治与军事策略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他决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同时在两线作战。当然即使德国背后没有一个潜在与它相敌对的苏联，英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优势也会使德国的入侵承担很大的风险。希特勒为了将较多的军费集中用于空军和海军，曾下令解散一些陆军师，但是德国的军火生产仍不可能弥补海军装备的不足，而且德国的空、海军也不可能超过以整个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工业潜力为后盾的、发展迅速的英国空、海军。同时希特勒还想以苏联威胁为口实，说明他无法集中其整个空中力量来攻击英伦三岛。每起偶发事件、每个刺激因素都被作为论据来证明他本人早已确立的事业是正确的，并且促使别人也同意他的观点。虽然他夸张和渲染了那种来自苏联的危险(事实上，只要德国强盛，这种危险就不是直接的)，但是对希特勒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问题也是很清楚的。在东线，敌军可能被德国陆军迅速消灭，这支陆军是有史以来最精良的，而且正处于全盛时期。在西线，这支精锐部队却不能为他争光，只好无精打彩地去看守海滩。拖延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强大的、有美国支持的并愿意重返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与此同时，他还表白自己不是不愿意(如果他这样表示过，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研究他的司令官和参谋长们提出的另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就是将德军引向西班牙、地中海和中东。   　　 1940年6月30日，星期日，也就是法国投降没几天，哈尔德在日记中记下了由魏茨泽克负责传达的希特勒的意见。记下来的神秘话语有“眼睛必须盯着东方”，“英国的投降将解除我们东进的后顾之忧”。结果，三周之后，勃劳希契就奉命研究对苏作战的问题。他和他的参谋长已经事先对此有了一些考虑。7月22日哈尔德在日记中第一次概略地记下了这次作战的轮廓。   　　据当时的估计，德国需要有八十到一百个陆军师并能在四到六周内将所需部队集中。希特勒在拟定进攻计划时，认为这次进攻应仿效西线刚结束的那次进攻。不过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闪击战。由于苏联冬季酷寒，从11月到次年4月进行大规模运动非常困难，因而这次进攻务必在短暂的夏季中结束。根据当时的事实而不管高级将领们战后怎样说，在取得战胜法国的辉煌胜利后，这些高级将领好象都一致相信这种快速进攻在军事上是可能的。因此希特勒最后也与最高统帅部完全一致。希特勒飘飘然忘乎所以，他甚至还考虑在1940年秋季就发动并实施一场决定性闪击战的可能性。   　　 7月29日约德尔引用希特勒的话说，他决定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两天后，希特勒又说，明年春季必须一举消灭苏联，因为让他存在于波罗的海海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不仅下令撤销削减陆军的指示，而且恢复了已削减的三十五个师，此外还增加了十个装甲师和十个摩托化师。当时元首的一些想法已经十分清楚，这次进攻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突击方向，一个指向基辅，一个指向莫斯科。尽管他这时规定的进攻目标是消灭苏军有生力量，但是这种目标仍然是笼统含糊的。从这时起，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稳步进行，从未间断。   　　 1940年8月9日，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发布了加强东线兵力的“奥托”指令，内容包括在波兰总督区建立后勤军事设施，开辟训练场地，改进公路网和铁路网。   　　就在那年的秋季和冬季，许多德国将领对这场新战争在军事上存在的困难倒没有什么考虑，而是从根本上对有无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产生了新的想法。哈尔德告诉勃劳希契，这场新的战争，由于德国正与英国作战，对于德国无任何好处，而只能导致德国经济的恶化。他本人并没有低估西线(英国)的危险，而对意大利参战则更为担忧，因为一旦这个轴心国伙伴出了问题，德国为了解救它就可能在地中海陷入泥沼。如果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陆军的人力物力还要加强。持有这样的看法不只是哈尔德一个人。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确信，进攻苏联不会使德国向其眼前的、真正的目标，即战败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迈进一步。他始终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他说，进攻苏联会过多损伤德国的元气而且很难说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既然入侵英国已证明是不可能了，作为仅次于此的选择，他提议夺取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来破坏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勃劳希契、哈尔德和戈林也赞同这个主张，计划人员也在斟酌该主张的可能性。甚至连德国外交部也不同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魏茨泽克是出于逻辑和经济的考虑反对这个入侵计划的。他认为德国战争物资的储备量，尤其是橡胶、石油、铜、铂、锌、石棉、黄麻和钨的储备量很低，因此一旦苏联的供应中断，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困难。魏茨泽克于1941年4月28日致里宾特洛甫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德国来说，如果摧毁每座苏联城市与击沉每艘英国军舰一样重要，那么他魏茨泽克就赞成发动这场新的战争。然而，正如事实所表明，他只想到军事胜利而没想到经济损失。他认为，苏联决不愿意成为英国的一个盟国。而里宾特洛甫却仍在琢磨苏联也许会被卷入对英战争的问题。   　　 10月底，墨索里尼未与德国协商就进攻由英国保证领土完整的希腊，但是在希腊的坚决抵抗下他寸步难行。11月，莫洛托夫对保加利亚施加了压力，并力图得到那些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基地。12月，英国驻守在尼罗河上的一支小小的陆军消灭了意大利驻守在利比亚的规模大得多的陆军。希特勒既害怕苏联，又害怕英国干涉巴尔干国家，而且还拿不准土耳其的态度，因此他作出了在入侵苏联之前先稳住他在巴尔干的右翼。11、12两个月作出了许多有关1941年的战略和军事行动重点的决定。进攻直布罗陀的“费利克斯”行动的进一步打算被放弃了，因为弗朗哥对其提供的支援要价太高。德国准备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攻希腊，即所谓“马丽他”行动，但又牵涉到保加利亚是否遵守三国条约，让德军进驻它的领土的问题。拟加强对东地中海英军的空袭，但是，希特勒不愿沿北非海岸或通过土耳其与叙利亚对中东实施地面进攻，尽管其海军参谋部竭力主张这样做。他至多派遣一些德军到的黎波里去增援溃退的意军。   　　 3月27日，南斯拉夫发生政变，苏联与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举行了谈判。这就进一步威胁到德国的翼侧，必须用武力消灭南斯拉夫。一个新的进攻计划即“第25号”行动很快拟成，德意两军从奥地利和的里雅斯特实施突击，德匈两军越过多瑙河实施突击。“马丽他”行动的右翼向西转移，另外德国还从为进攻苏联所集结的部队中撤回一部分陆军师。此时显而易见，巴尔干战争不可能在5月中旬圆满结束，那些师不能及时赶回去参加入侵苏联初期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发现他的兵力过于分散。他又不愿减少那些占领挪威和西欧的师，因为他过分地害怕英国登陆。这样，到4月7日，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原先预定的5月15日这个入侵日向后推迟五周左右。   　　德国某些辩解者认为，巴尔干的局势与这次入侵日的推迟毫无关系，因为他们认定，1941年暮春，融化的冰雪与春雨所造成的河水泛滥肯定要使预定的入侵日推迟。然而，波兰河流的大水在6月初已经退下去，因此即使在中部战线，河水无论怎样泛滥也只能使入侵日推迟二三周。入侵日的推迟是由于天气造成的论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不管天气怎样，保障巴尔干翼侧的安全都是必要的，所以入侵日非推迟五周不可。   　　苏联中部地区适宜作战的季节是从6月到10月(到了秋季，路上的泥泞就会使部队的运动暂时受阻)，或者是从6月到冬季开始的12月初。由于作战的季节如此短暂，因而将入侵日推迟五周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不过，这次推迟的时间还没有后来那一次拖延的时间长。那一次是在同年夏季，中央集团军群停止不前，而希特勒却与勃劳希契、哈尔德进行着几乎是毫无休止的争论。即使将这两次推迟加在一起所浪费的时间也不是德国在1941年失败的唯一原因。政治与军事目标的混乱、最高统帅部的机能不全、情报不灵以及资源短缺等主要原因都必须综合考虑。   　　希特勒需要同盟国。他首先转应罗马尼亚和芬兰这两个国家，因为它们已遭受苏联的侵略。罗马尼亚愿意参战，但是它参战的目的只限于其切身利益，即收复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以及获得德涅斯特河和布格河之间的部分乌克兰地区。可是，由于罗马尼亚对德国的依赖太大，以致它的愿望只能退居第二位，不得不向伏尔加河前进。芬兰不断受到苏联的威胁，也答应进行战争准备，但是它的处境变得很特殊，确实与罗马尼亚不同。众所公认，芬兰同意德国驻挪威的陆军派出一支远征军进驻芬兰属拉普兰和芬兰中部地区，而且还配届给德军一个芬兰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确保佩萨莫镍矿区的安全和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但是，列宁格勒以北拉多加湖和卡累利阿地峡附近的南部主要战线，芬兰是不容德国干涉的。德军希望芬兰军队从北面夺取列宁格勒，而芬军的参战目的只是为了收复冬季战争中割让给苏联的领土。尔后，芬兰就以此为满足，静观事态的发展了。芬兰总司令曼纳海姆极不欢迎德军介入南部战事，后来就将德军借给他的勃兰登堡师退回，并且拒绝再指挥任何德国部队。在军事上他更不会听从德国的指挥。   　　意大利以及斯洛伐克这个傀儡国都将派遣军队进攻苏联。匈牙利则对英国有友好的感情，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由于希特勒这个原奥匈帝国的公民对匈牙利有反感，所以匈牙利被排除在整个计划的制定和准备工作之外。但希特勒还是想在最后一刻让匈牙利参战。   　　希特勒征服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辉煌战果，不完全是因为德军拥有数量、质量上的优势。德国经济已走上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还储备了各种军火。德国的战争准备，比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抢先四年。1939年到1941年德国是能够打败它的邻国的，因为这些邻国的工业和经济力量都很落后。   　　由于建立了独裁政权并从1936年起开始推行旨在使德国经济独立的四年计划，因而国外、特别是伦敦普遍认为，1941年的德国是一部动力强、结构完整、效率高的工业与经济机器，它已准备好打一场长期的消耗巨大的世界大战。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减少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性，德国采取了某些措施，开发利用了国内低品位的铁矿石。然而，即便如此，大量的铁矿石仍须不断从瑞典和法国进口。到1942年人造橡胶的生产解决了橡胶不足的问题，而且在生产人造汽油、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41年德国是在两线作战，发动了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而其石油的年配给量几乎还不到战前英国国内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七十。储备的锡和钢于1939年已消耗殆尽。德国生产不出炼钢用的钨、铬和镍。1941年它的石油、铝矾土、锡、铜、铅和锌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进口。   　　德国军事工业缺乏统一管理，都操纵在那些相互竞争的集团手里。戈林及其四年计划部接替沙赫特独揽了经济大权，但经济部仍继续存在。1940年3月，托特在负责劳动部的同时也成了第一任军械部部长。除了这三个机构之外，还规定：所有军火生产的方针和重点均由武装部队来负责。这些方针和重点按理说应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凯特尔负责，但是却交给了托马斯负责。托马斯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局长，负责陆军军火生产的政策与协调工作。空军总部和海军总部中的某些局负责空军和海军军火生产的政策。德国军事工业整个体系都是临时拼凑的，没有规定明确的职责。劳力的使用或安排无一定之规，对消费品的生产没有加以多大的限制。兵工厂只开一个班。由于缺乏连贯而集中的指挥，因而生产重点变化无常而且效率受到很大影响。法国沦陷后，以装甲和陆军军火为重点的生产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十八个陆军师转业到空、海军军事工业部门为攻打英国作准备。还有十七个陆军师被解散。陆军军火生产惨遭破坏。当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向东线时，他们又被召回部队，于是空海军的军火生产又退居到次要地位。   　　德国军事工业的面铺得很宽，但基础却不雄厚。1941年它就适应不了大规模的生产和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四年的领先时间以及储备的先进武器使德国得以对那些比较弱小的敌国发动闪击战。但是，到了1941年单单英国的军火生产就很快地赶上了德国。德国由于经济上的这种弱点，只能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处于头等军事强国的地位。此后，它就依赖那些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以及胆战心惊的中立国来提供矿产和粮食。至于石油和机械化运输工具的不足，它一直没有解决。   　　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还在做他的黄粱美梦。1941年2月他同约德尔认真地讨论过穿过伊朗或阿富汗入侵印度的问题。当年仲夏之前他草拟了后续指令，推断在苏联被消灭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将控制整个欧洲，如有必要就使用武力征服土耳其。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都要占领，对英国则给以致命的打击。   　　部队继续不断地集结在东普鲁士和波兰总督区。3月底德国在东线有四五十个师，5月底增加到八十个师。两周后又增加了四十个师。其中大部分师集中在拉多姆-华沙-内登堡一线以西远离边境的地方。直到5月的最后一周步兵师才开始连续地进行夜行军，向边境开进。最后调动的是担任突击任务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它们仅在进攻开始前几天才利用夜暗开进。驻罗马尼亚第11集团军中的一部分步兵师与总部预备队一起从巴尔于和西欧出发，至6月22日仍在行军途中。   　　直到4月初，集结这么多部队还可以勉强解释为要对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个次要方向实施进攻。所谓的入侵英国的准备据说是继续在进行，而且这些准备是通过有意透露消息而谨慎地公布于众的，其用意是转移苏联和其他国家对德国东部边境的注意力。那些针对苏联边境地区集结的德国部队反过来却被说成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转移英国对登陆作战准备工作的注意力。然而，部队的集结和调动最终是瞒不过波兰人的。据说，后来情报人员证实，苏联是了解这些名堂的。4月10日莫斯科下令采取一些小规模的预防性措施并且进一步加强了边境上的苏军。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联占领军显得很紧张，从6月13日夜间就开始大规模逮捕居民中那些宁要德国占领而不要苏联占领的各界人士。各阶层居民大约五万人被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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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楼

何謂法西斯主義？本文自YLib 遠流博識網 　　法西斯主義是沒有整部經典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只能算是它的舊約而已。此一歷史現象前所未有，也不像法國大革命，前後繼地由一大堆「哲學家」來為它做準備；法西斯「思想家」可謂鳳毛麟角。事實上講，法西斯一字本身明示此一現象的本質：它是種種不同勢力的統合，其一致性，甚而其理念，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成立的。法西斯獨裁者全憑經驗；「領袖」高高在上，他的行動就是群眾的表率，他的言語就是真理。反正，法西斯主義者到處都是以對抗、揭發真正的或虛構的敵人，由他們所指定的敵人來印證自己；他們的爭鬥主要是某種排斥。在這同時，他們也會追求一些目標，明定規劃，研擬出多少有一致性的思想。所以法西斯是有共同理論基礎的，它是一種由所排斥的與所建議的融合而成的混合物，類似某種複雜總體的「最低要求」，而在這個要求之上儘可有所變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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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楼

第一節法西斯主義所否定的 　　法西斯主義所全盤事先加以排斥的，就是受「啟蒙哲學」所影響、法國大革命裡又移用在政治方面的十九世紀自由社會。法西斯主義既不以為人是生而平等，也不承認人性本善。笛卡兒（Descartes）、康德（Kant）、盧梭（Rousseau）都不受其歡迎；從而，實證主義，也就是說，唯科學主義和持續進步觀這種根源也被排除在外。從這個全面性的譴責引出了數種排拒： 　　排拒民主制度，由於受壓力團體所左右，它是種無能的政權，被視為「腐敗」的，絕對無法維護國家利益；議會制度是種搞不出東西的遊戲，只會咬文嚼字，對國家的真實狀況完全外行；多政黨主義則造成分裂與無謂的論辯；由人民來選舉政治領導者更是有害的噩夢； 　　其次，排拒個人主義、人權、「人性尊嚴」；因為個體並無權利可言；權利來自其所歸屬的社團；個體應歸入團體，並接受領導； 　　排拒自由制社會，因自由而有所特許，特許有礙群體的一致性；群體有權懲罰任何拒絕聚集於團體之內的人；法庭之目的不在於保障個體，而在維持群體的完整性、制裁任何膽敢違犯者； 　　排拒凡是阻礙「生命衝勁」、因理性而來的行為；法西斯主義是種反知識分子主義的回響，是本能的某種報復；宣揚行動崇拜，視暴力為美德。 　　同時，法西斯主義也抗拒「馬克思社會主義」，因其乃是建立在階級鬥爭之上，並因其導致分裂和社會群體的衰敗；法西斯也不相信歷史有不可回溯性的馬克思綱領。同樣地，他也譴責經濟自由、「放任主義」，因其使團體吃虧、使強者壓榨弱者，並因其常在背後令富強國家支配弱小民族。面對共產國際與資本主義國際，法西斯主張「國家社會主義」以做為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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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楼

第二節法西斯主義所肯定的 　　此類批判並非創新；法西斯主義只不過將其普遍化；以所肯定的與所提議的來反襯地將其補足，如有新穎之處則在於其銜接而已；隨行動的進展，逐漸形成多少還算有一致性的教條。 　　法西斯主義首先是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被神聖化了的國家就是最高公義。其利益有賴於政治、社會與倫理三重內部結合來達成，並且須將使國家分裂與衰敗的種種對立予以消除。拋棄前此的時代，法西斯主義自以為是革命性的，並在過往的歷史中去尋找略帶神話意味的國家典型，亦即所謂日耳曼特性、拉丁特性、西班牙特性、泛希臘特性、法蘭西特性等等。在此一全盛年代，國家完全純淨，毫無外來因素混雜其中；為求重歸清純，法西斯主義當然主張排外、主張種族主義，進而反猶太。由此，民族、國家、種族三者所表達的都是同一歷史真相。 　　法西斯者的國家主義是既傲慢而又野心勃勃的；絕無疆土不在其拓展的意圖中；總是有某些條約是他有意重訂的，總是有某些版圖應當收復；在過往歷史中，不難尋出偉大的朝代，從而立志與其並駕齊驅。以軍隊為後盾、以退伍軍人為奧援、尋求海外被放逐僑民共赴國是，法西斯主義自然會走入帝國主義。嘲笑「羔羊般的和平主義」，法西斯從蔑視國際聯盟開端；他頌揚犯險、軍人、抗爭；與其協商解決不如乘勝強制。心懷爭戰有如雷電隨烏雲而來。 　　為求民族萬世永存與興盛，國家應當強而有力。中央集團用以消除地方差異；國家應以集體利益為優先而非以個體、職業團體，或社會階層的權益為依歸。行將制度化的專制體系裡，公共治安的概念高置合法性之上，這種信徒意念形態與國家機關也就混為一體。從而形成警察國家，並將司法置諸其下；律師的功能本是起訴者卻與裁判官相混淆，因為被告並不依其行為，而是按照他的意圖及其「政治倫理」而受審判；正如從前對待異端的宗教裁判，法西斯法庭的目的乃是清除國內異己。此一強盛國家具體地表現在一位領袖身上，天命所歸，他是民族的救星與導師，由於其人格超群而從民眾中嶄露出來；他的言行就是法律，也是真理。羅馬四牆之內都宣稱「墨索里尼（Mussolini）永遠是對的」，而納粹群眾因其元首的「天才」而高聲歡呼。絕無例外地，每一個法西斯團體都願為崇拜其元首而犧牲；元首領袖在社會的各階層，不管是經濟或行政，都應該顯露出來。 　　在元首與人民之間，單一政黨就是傳送帶；該黨應當聚合才俊，並以唯一青年團的運動保證黨命維新。擁抱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必定是等級化的；有些人下達命令，另一些人完全信從，然而其權力的根本來自上方；法西斯主義者的抗爭總是從街頭做起，打擊敵手；其後，「秩序建立」，而民眾也全數按地區與職業圈入用以改變國家體制的機構裡。從而，某種新領導階級逐漸顯露出來。 　　如此地將民眾歸諸屬下，法西斯主義者振振有辭地說是為了保衛民族，同時也是為了建立更公平社會的意願；國家社會主義被視為是反抗共產主義的最佳武器。緊要之處在於克服階級鬥爭，並以階級合作做為取代。產業集體化免談，也不用消除無產階級，更不必提及工人自治。一方面，國家以共同法律來保障權貴的利益，另一方面，則以社會立法來提昇工人的生活狀況。一般來講，一旦當權，法西斯政黨也就把這些措施置諸腦後；然而這些社會措施對他們的人民專政卻是極有貢獻的。 　　為了推行「國家社會主義」，所有生產力都應在同業公會經濟裡聯合起來。法西斯主義有意克服工業社會裡的緊張情勢；因之，各行各業裡都應有合作機構，而在這同業公會裡，雇主、工人以及國家代表照道理應有平等的席次。一方面，該組織使國家對經濟能夠有所掌管；它使生產計劃易於領導，並足以導致自給自足經濟的實現；另一方面，國家可以在工作糾紛裡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事實上，由於工會被廢除以及禁止罷工，該體系有利於有產階級並加強了社會貧富不均。 　　對法西斯主義來說，此一措施的總體應有利於某一「新形態人」的培養與發揮。這種新人應該很有男子氣概（法西斯主義是輕視女人的），能夠發號施令，嚴於律己，嚴以役人的。其主要品性應是勇氣、紀律精神、團隊感。法西斯主義者欲以推展的並不是這些人的智力品質，而是人的「動物優點」；他們對人的批判力極為顧忌，因其令人軟弱無力；法西斯主義以「信仰、服從、戰鬥」為滿足。要是理想的話，就令其成為一個完美的機器人，完全沒有任何感覺，消除所有人性，能夠毫無異議地執行所有交給他的命令。此類新人在希特勒的黑衫隊裡可以說差不多是完全實現了。 　　要培養這種人必須運用教育家和藝術家來達成。法西斯文化否認人道主義的普遍性；它代之以人對土地、對語言、對鄉情（納粹的意思是對血統）的情結，對民族、對團體一致性的歸屬，簡言之，在非理性為主導的、受行動所命令下的一種感受與思想方式，教條主義掛帥，所有問題綱領化，絕對不准開玩笑，完全沒有區辨的能力，宣傳總是老調重彈，濫用口號。 　　凡是以法西斯主義為名的所有團體都具備這些特徵，只會在其程度上或運用時間上有所差異而已。大大地嚇壞了當代人士的是，在表達這些特點時，法西斯主義者都使用同一種儀式、典禮。崇拜領袖，元首的肖像有時微笑、可親和令人感到安全，有時堅強和嚴厲，卻通常是穿著軍服，無限制地遍掛在牆上或鏡框、在門面、在所有共同場所、在所有家庭裡。在拜神一般地聆聽訓詞以前，人們總要對領袖舉手禮敬、瘋狂地高聲擁戴。「黨」就是一種命令，自有其制服、等級、規矩、旗幟、徽章及檢閱方式。全民聚集在大型示威運動裡，團隊精神用歌唱、用盛大遊行來表現，而在這個為群眾所包圍的運動裡，人人都感到了安心。宣傳在張貼上、報章上、廣播上、電影裡無休止地強調同類主題。對待所有的反對派，即使是「溫和」人士，不惜以毆打、逮捕、免職、拘留或財產充公做威脅；法西斯主義不但將白色恐怖普遍化以做為統治用，也將其翻新。 　　排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否認自由民主制，法西斯主義因而提倡第三種合作性的解決之道。全民由領袖來指引，用宣傳和團隊化以便劃一群眾來合作而達成備戰的目的，而從這些戰爭中才能實現民族的應有權利並證實民族的強盛。當時，法西斯在其二十五年的期間裡，成就的確非凡。可謂變成一種全球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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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楼

第三節法西斯主義的前驅及其起源 　　法西斯主義由何而來呢？十九世紀末葉，自由資本主義的演進走向托辣斯（trust）與卡特爾（cartel），從而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合併也實現了。這可說是各種各樣物品生產大力提昇的原因之一。然而企業集中化形成的大事業也有後果會使貧富差距擴大，有些人富可敵國，大部分的人毫無分文；農村子弟離鄉背井往城市跑，在並不是為他們為設的社區裡擠塞，而工作狀況本身，由於泰勒主義的盛行，使得人與其工作的關係變得很不人道，而傳統階級關係也受到了震盪。 　　應特別提及的是，中產階級不再因經濟變動而受益。大型工業與巨型商業的進展、流水作業、廉價商品生產都威脅到多數工匠、小商人和小老闆的生存，使其無產階級化。一般來講，在反對資本家的鬥爭中，這些中產階級人士是拒絕與無產階級聯合的，以免有自貶身價之譏；他們的反資本主義是屬於反動派的；他們懷念往昔缺乏動力、例行性而不是凍結式的經濟；在私有財產制外，他們認為沒有其他的財產形式，並且反對集體化，使他們喪失自我人格的集體化財產；因恐受害，他們也譴責階級鬥爭，幻想著某種超越階級的國家；其資產雖言無多，卻不肯喪失，使他們對他們所隸屬的祖國，一有威脅便感到萬分緊張。一旦有某種持續性嚴重危機發生，這一盤散沙極可能在煽動家的號召下奮起反抗，只要這位煽動家曉得什麼是適應他們的激情要素，從中鼓吹。 　　另一方面，如果說科學與技術進步的加劇使人類感到希望無窮、如果說它可以改進生存條件，卻也製造不安，令人面對驚人的、無窮無盡世界的發現不知所從，對生活步調的變遷愈來愈快感到可怕，以及對社會與生產日形不穩定相當擔心。愛因斯坦（Einstein）、德布羅意（L. de Broglie）的科學發現，使人原來對時、空和物質的概念完全被推翻，引起了形而上學上的憂慮；佛洛伊德（Freud）和心理分析發掘未曾識及的心理深處。哲學家藉科學置疑宗教信仰柏格森（Bergson）重建本能的價值；處處可見宗教更新，或更廣泛地說，神秘化。這種不合理性的回應，尼采（Nietzsche）主張最力；對他來說，合理化的思想貧乏無趣；為求與無助羔羊相對照，他提出「超人」這種創造者；他高倡權力意志、冒險生涯、不惜犧牲的英雄主義。 　　當然，所有中產階級人士並不會如數地全都歸入某位完全可靠領袖的麾下；他們的態度是多樣化的。推翻既成概念的哲學家與賢達，絕不是法西斯主義者的先驅，甚而可以說事實根本相反，何況，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們也沒讀過這些書。經濟、社會與思想上所發生過的變動裡，法西斯主義不見得有份；更且，法西斯主義也不是同時到處成功的；但是時行的變動卻替法西斯創造有利的一般背景，而此一背景也使人明瞭它成功的道理。 　　事實上，我們可以覺察出法西斯主義乃是在危機的氣氛下突飛猛進的，如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藉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危機而誕生；而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則在「三年代」全球經濟危機時才開展出來。議會體制運作不靈，「醜聞」的揭發如「斯達維斯基（Stavisky）案」所促成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的軍事政變，其所引發的公憤都使法西斯受到滋養。更因某一國恥，不管是敗戰（德國），或是不完整的勝戰（義大利與日本）所導致的挫折感都會使它有所擴張。面對捷克人的斯洛伐克人、面對塞爾維亞人的克羅地亞人、面對瓦隆人的佛蘭蒙人……這類少數民族的受壓迫感都會產生法西斯主義。不過也應該注意到，對這些一般起因，例外不在少數：感受經濟危機最嚴重的美國並沒有任何法西斯主義的發生；儘管是毫無陰影的勝利，在波蘭或在羅馬尼亞，法西斯主義卻開了花；法國第三共和雖說亂七八糟，法西斯主義也不見得奏凱；而少數民族的受壓迫感也可能如西班牙卡塔盧尼亞的地方主義一樣，變成極左派等等。 　　因此，一般來講，法西斯主義是在社會與政治劇烈緊張情勢下產生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正逢史無前例的血腥殘暴；大戰所顯示的科學與技術，與其說是為人類謀利，不如說是相當致命的；暴力死灰復燃，牽連數以百萬的民眾。事實上，兵戎相見的局面從來沒有過這麼多人，簡直可以說是全國皆兵。而在戰鬥裡，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混雜在一起，從而新的傑出人士也受到了肯定；某種人潮，均勻而又順從，因而組成了群體。戰後，在交戰國裡，多少退伍軍人，即使是最優秀的都不見得會順利地重入社會；很多人感到社會再也沒有他們的地位，而這些人又經常是經濟與社會變動所威脅到的中產階級人士。他們看到其他的人戰時留在後方，不冒危險，卻因而致富。無名火起，反抗世閥之家、政治家，緬懷前線時兄弟之情，並深信他們有使命要從事清算的任務。 　　在歐洲的東邊，蘇聯的共產革命射出偉大的曙光；勢將把共產黨徒日增的西歐捲入；這個革命以全面性革命的姿態出現，竟將社會與經濟改頭換面，對整個價值體系產生致命的威脅；領導階級和中產階級都感到災禍的來臨，全力追尋某種政治武器，但是腐敗民主制所能提供的武器不足以與之對抗。 　　火上加油，「三年代」長期的嚴重危機又造成通貨膨脹、失業和苦難，工人可以說是最不幸的，而中產階級也在全面性災禍中受到波及。如何叫人不在現存政權中、外國敵人中或導致國家病態叢生的分子中，去尋找罪魁禍首呢？除開加強本國關係和增進父老式的、保家衛國式的威權政府，也就是說領袖的政權，難道還有其他的救藥嗎？法西斯主義將把這些怨恨和這些憂慮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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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楼

第四節法西斯主義和反動派 　　法西斯主義者的「教義」沒有一樣不是從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右派思想家那裡借過來的；而在我們下面所要做的各種國家法西斯主義的分析裡，這一點會更明白地顯現出來。反正，我們可以提前地說，法西斯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偽裝了的反動派」。 　　可以見到的是，在義大利或在德國，法西斯之所以能夠執政應該歸功領導人士以及代表這些人的政府都替他哄抬，關於此節，爾後我們將會重新提到。我們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在西班牙、在葡萄牙或在希臘，傳統右派在各種勢力平衡組成的專制體系下，跟法西斯主義都搭配得很好。最後，很清楚的是兩股潮流可以說是敵愾同仇，共同敵人是共產黨徒、民主人士、懷惡意的外國人；在同一的國家主義下，他們是共通的。大戰期間，在整個征服了的歐洲裡，希特勒（Hitler）大可強制設立效法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權，但他卻寧可藉助保守派人士，偏愛安東尼斯可（Antonesco）而非歐里亞．西馬（Horia Sima），荷帝（Horthy）而非薩拉希（Szalassy），貝當（Petain）而非多里歐（Doriot）。 　　話說回來，儘管有這種共謀和共同利益，「反動派」與法西斯主義兩者之間的差異仍然很大。首先，反動派，顧名思義，其理想建立在有點神話式的往昔，某種「黃金時代」裡，無時無地不想復辟，如莫拉（Maurras）的極權王國。反過來講，法西斯主義即使宣揚的是本國史裡的某一個時代，卻是向前瞻而非往後顧；自我宣稱是革命家。而在傳統領導人的眼光裡也確實如此，只要他自稱社會主義者，只要他至少在口頭上，有意改變社會結構，當然就是一位革命家。此外，當他把持國家主權，並以一大群著迷法西斯的民眾為名而要求執政時，法西斯豈不是可厭民主制的替身嗎？ 　　而在領導圈的組成裡，兩者的對照更為明顯。極右派總是把貴族和大資產家放在頂端；法西斯的傑出人物絕非因其出身、因其財富，因會考而晉身者（布里莫德里維拉〔J.A.de Primo de Rivera〕除外）；他們都是來自世界大戰、街頭抗爭、政黨活動，來自對領袖的忠誠（甚而有些來自「左派」）。反正，人與人之間的私人情感建立從未如此不同；義大利貴族們嘲弄墨索里尼，而德國失位的將軍們卻大批加入黑衫隊。推至極限，甚而，反對派會自行衝突；奧地利納粹黨暗殺了陶爾菲斯（Dollfuss），而這本是一個要暗殺希特勒的陰謀。 　　然而，應該注意到的是，保守勢力裡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反法西斯主義的，並且也常是為時過晚，在別人已把他打垮，或打得搖搖欲墜時，才來動手，就像義大利國王在法西斯大會否認了墨索里尼之後，才去逮捕他；卻有貴族像波格斯（Borghese）王子至死效忠墨索里尼。傳統領導人扶持法西斯上台，目的在於要他執行他們的計劃，希望能夠連哄帶騙地控制他－－正如當年笛也（Thiers）自以為可把拿破崙三世牽著鼻子走一般，關於此點，下文將會詳細談到。其實，反而是傳統領導人會被捲入他們不一定願意的冒險裡，這時，他們、將軍和外交官，也只能對希特勒稍做小評論已，終究只好接受並從中獲取高利。歸根結底，我們可說法西斯總會把大部分人同化掉。現今在法國，如「法國現狀」或「新法國行動」之類的團體當然拒絕插上法西斯標誌；然而，儘管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法國行動」已完全滅亡，卻沒有人敢說法西斯死灰不會復燃。將極右派和法西斯完全視為一體，那是競選時的宣傳；然則，歷史卻明示兩種潮流在一九二到一九四五年之間逐漸聯合，進而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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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楼

第五節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兩者皆因歐洲危機而產生。危機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大戰並沒有解決危機的問題，在此情況下，法西斯可說是共產主義的某種反作用。因此，不少社會學家把他們當做是雙胞胎的兄弟。也因此，對亞倫特（Hannah Arendt）來講，這是同一現象的兩面，本質上兩者都是極端主義的。社會成員原子化之後，「大眾」社會逐漸形成，極權主義正是這種社會的後果，其原因，在德國是由於戰敗以及經濟危機，而在俄羅斯則因沙皇派引來的災禍及大革命。「大眾」是由彼此毫無關聯的個體所組成；他們自覺是一盤散沙，絕望，受辱。極權主義向他們推薦某種思想，富有想像力的號召把他們引入歧途；對現實不滿，也沒什麼家世，前途更加茫茫，一旦投入極權者的神話世界，不但無力自拔，更拜倒在全能與無所不知的英明領袖的膝下，如有需要，不惜赴湯蹈火。 　　事情屬實，有些時機，共產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可以達成協議，成立「客觀聯盟」對付共同的敵人，亦即自由民主制；施特拉色（Strasser）兄弟宣揚希特勒德國與共產蘇聯間應成立某種長期性協約，而因權宜問題，希特勒與史達林（Staline）果然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實現互不侵犯協定。希特勒有時會頌揚史達林，從而更進一步地向蘇聯建議與軸心國列強共同瓜分世界。 　　同樣地，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從外面來看，兩者之間極為神似：面對他人，自以為優越，並且不屑於尋求他人的諒解；國家萬能，圖利單一政黨，權力上黨國不分；以恐怖手段處決異己，就如德國的集中營可在「蘇維埃拘留所」引起共鳴；無所不在的警察；同一的國家主義，以強大的軍隊做為支柱；同一領袖崇拜等等。有人甚至以為史達林比希特勒更極權，在納粹主義裡，你絕對找不到類似的「清算」富農和數以百萬的死亡，卻讓貴族、教會、工業結構有殘存的機會。 　　事實上，在納粹主義與極端共產的史達林主義兩者之間是有根本上的不同的。蘇維埃聯邦從事社會與經濟上的全面轉型，而納粹主義卻全力頌揚這些。法西斯主義堅拒無產階級「專政」；意圖以階級合作取代階級鬥爭；著手群眾運動，意在加以掌握而非推波助瀾；在蘇聯，以一種無秩序與無政府的狀況達成共產主義、表達「人民意志」的理論，法西斯主義對它全面譴責；對法西斯來講，共產主義擁有他所缺乏的不敗根基，照說應順理成章地走進民主，事後卻不准人民發言。反正，對希特勒的成見來說，再加上他的種族主義，共產主義應該是種來自野蠻亞洲的想法，當然要把它趕回亞洲。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皆有普遍化的傾向，事實上卻彼此相互排斥，兄弟鬩牆，不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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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楼

第六節法西斯主義之演進 　　全面來講，法西斯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嶄新的現象。只要還沒有當權，它就自限於對付國內敵人，如同頑石不點頭一般。一旦執政，它不得不陷入錯綜複雜的公共事務裡；自此，它所代表的是國家與民族，而以國際為背景地進行操作；它應該考慮到情勢問題，有時只好違背初衷，不再找國家內部敵人的麻煩。米撒（P. Milza）與賓特力（M. Benteli）在他們出名的著作《成問題的自由，二十世紀的法西斯主義》（La liberte en question, le fascisme au XX siecle）裡，為了「把法西斯主義重置於其所處的時代」，將它的演進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期的法西斯主義「在源自中產階級偏激運動所發生危機的情況下從事發展，其所抗爭的對象是共產革命勢力與資本主義同時進行」。這是一種中產階級反抗無產階級化的「不合理反應」，使他們「極端化而走反動派路線。由於他們所憑恃的是退伍軍人所組成的「代替性人才」，我們把這種法西斯不妨稱為「流落者的社會主義」。 　　第二種法西斯主義的特徵是「法西斯與工業和農業大資本的結合」。為了達到執政的目的－－事實上不管金錢上或共謀上－－法西斯主義都需要領導階級人士與國家機關的協助。假如領導階級有嚴重的危機意識以及有共產革命的威脅－－通常是已有過嘗試性革命而消滅後恐其死灰復燃的威脅，這時候就會同意支持法西斯主義。「權力集團」終告組成，而其兩翼之聯合只不過是為了對付共同敵人；其一可稱為激進派，另一翼則是保守派。 　　第三階段是法西斯當權的時期。在含有法西斯的聯合政權中，原來的領導階級雖說有其不便之處，大體來講，仍握有實權，因而為他們本身的利益，強化了原有的結構，可以說是名利兼收。自此，小資產階級因「大戶利益」而被犧牲。在好大喜功的政治方向下，伴隨以種種社會措施來增進社會福利以便在「擁抱群眾」的氣氛下，全國大和解終於達成。 　　其實，一旦戰爭開始，思想、政治、經濟都不得不屈從於戰鬥與效率的要求下。因此，我們不妨再給他增加一個第四階段，例如施佩爾（Speer）時期的德國，黨的約束力放鬆，而經濟大權，甚至在國營企業裡，也重歸工業界掌握。墨索里尼倒台（一九四三年九月）和希特勒暗殺事件（一九四四年七月）之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又回到原先的強硬派，它們是早期的「社會主義」，打擊著保守派人士；這可說是第五階段。 　　這個分析似乎相當正確，不過有兩點應該加以矯正：早期的法西斯主義裡，國家主義好像已完全受到肯定，以及由於三年代的危機，一開始法西斯就擁有群眾的支持。另一方面，該分析只能適用於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而已。除開這兩國，例外狀況不勝其數：不但在日本，在邁塔克薩斯（Metaxas）的希臘，也都沒有左派「法西斯主義」的存在；在挪威，吉斯林（Quisling）也受顯貴排斥；而法國「附敵」的法西斯主義者，竟然鼓吹與征服者聯盟，其國家主義也是不倫不類；在「庇隆主義」（peronisme）或「納塞主義」（nasserisme）裡，基層總是比小資產階級佔得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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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楼

第七節不同的法西斯主義 　　如果說法西斯主義曾是一種國際性現象，曾經為控制全世界而奮鬥；如果說以它為名的所有國體和政權都擁有某種「共同背景」，共同到令人尋思（下文我們將會重新提及）；如果說各個都自命反共卻並沒有組成另一個新「國際」，無論如何，在各種不同的國家、社會、種族環境下，主義到底是進展出來了，也有其實行的作法。 　　所以說法西斯主義（的性質）是單一的，同時也是多樣的。全都因國家主義的昭示而成，也可因國家主義而彼此敵對－－要不是在希特勒的鐵腕控制下，匈牙利的箭形十字團與羅馬尼亞的鐵衛隊一定會為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e）而大打出手；義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黨也曾長年彼此敵視，在奧地利與多瑙河盆地有所爭執；而在法國法西斯裡，各派從來無法團結；墨索里尼所攻打的希臘竟然也是個法西斯政權，等等。 　　各個法西斯主義達到執政的方法都有所不同，雖然他們都受到同類的支持；共同的特徵在各國裡都有不同的重要性，目前，為求有所節制，僅舉一例：反猶太主義在義大利出現得很晚，如同是從德國進口的一般。而我們想要研究出來的也就是這些法西斯主義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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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楼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又名《他是我的首长》)  作者：[德]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 中译本前言  编者的话  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经过  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  1934年罗姆暴动  希特勒的口授与楼梯间  随希特勒旅行  希特勒的生日  1939年进军波兰  1940年进军法国  1941—1944年进军俄国  希特勒身边的妇女们  阿达·克莱因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  爱娃·布劳恩  上萨尔茨堡  贝格霍夫  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贝格霍夫的末日  我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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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0楼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根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编写而成 的。施罗德自1930年起在纳粹党机关中任职，自1933年起任希特勒的秘书。她虽然不是 纳粹德国党政要人，没有参与纳粹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但是她属于希特勒身边内圈 中人，能够目睹希特勒的种种言行、纳粹党领导层和大本营的某些活动。而且，她当希 特勒的秘书整整12年，正好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兴起和覆亡，经历了希特勒的上台和毁灭。 因此，这本以她的笔记、书信等遗著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书，为研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 历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克·施罗德曾是纳粹党党员，她能当希特勒的秘书当然是以“相互信任关系”为基 本条件的。但是她又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憎恨对事实的歪曲”，以至在30 多年后终于“明白”希特勒是个“魔鬼”。（以上引语均引自本书《编者的话》）因此， 本书所提供的资料是值得参考的。     尽管施罗德自称是不关心政治的人，说她的笔记只是记录了在一些场合的所见所闻； 然而这些见闻有时却涉及希特勒争霸世界的某些战略和策略。例如，书中一再提到希特 勒对英国的态度，书中写道：“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 （希特勒）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 政治奠定新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希特勒放弃了在敦刻尔克追击英军 的机会，书中叙述希特勒对此的想法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 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 不饶了它。”书中也一再谈到希特勒对苏联的态度，说希特勒只要提到布尔什维主义， 就火冒三丈，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将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 年（指侵苏战争），那就太晚了。”书中还叙述了希特勒是如何把对英和对苏的战略放 在他的争霸世界总战略中联系起来考虑的：“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英 国）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 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 其余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南美去换。”因此，希特勒希望“在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 和平建议来”。希特勒让英国在他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中充当小伙计的企图并未能 实现，而苏联人民的英勇抗战却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书中还谈到希特勒在争霸世界的战略方针下对日本的策略。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 “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 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 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两个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和希特 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施罗德的遗著记录了希特勒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同时也记 录了希特勒的恶魔般的思想方式。例如书中记述希特勒的弱肉强食思想说：“在大自然 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书中揭 示了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疯狂思想，希特勒把犹太人贬为“劣等人”，说什么“每天都 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生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 发生变化。”希特勒公然自称为“窃国大盗”，他说：“我是个窃国大盗，不是穷灯小 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在这里，在希特勒的内圈当中，希特勒把自己的 仇视人类的思想表露得多么淋漓尽致！     施罗德在她的遗著中提供的诸如此类的资料，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生活和工作了12年之久，要完全摆脱纳粹宣 传的阴影也很难。原书中常常出现赞美希特勒的言词。希特勒也确实是个善于欺世惑众 的蛊惑家。今天，希特勒作为一名发动侵略战争的狂人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 不得解脱。因此，中译本对于原书中赞美希特勒的政治性言词作了省略，是合适的。此 外，书中对某些事件的叙述（例如苏联人民对纳粹侵略军队的抵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对希特勒并吞他们国家的反应等等）都是歪曲事实的和错误的，这些请读者在阅读时注 意辨别。     原书书名为《他是我的首长》，中译本改为现用的书名。     　　　　　　　　　　　　　　　　　　　　　　　　　陆世澄　　　　　　　　     　　　　　　　　　　　　　　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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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楼

编者的话     瓦尔特·弗伦茨先生有一次问我是否可以带一位慕尼黑的女士到他那里去。这样， 几年前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克里斯塔·施罗德女士。她原名叫埃米莉·施罗德， 与常人不同，她不囿陈规俗套。她有文化，有音乐天资并且始终在寻求真实和事物的本 来面目，但是她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对人、对环境、甚至对她自己和她的过去总是 持一种极端的批评态度。有时她可以出口伤人，然而这种处世方式只是表明她是在粗暴 的外表下内心极其敏感、有时缺乏自信心和神经过敏的人。     因为我长时间从事当代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又正在撰写《论希特勒的宽轨铁道》一 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发现我是她的一位对话伙伴，与我谈及她的生活、她的 过去、“从前那些人”和希特勒。就这样，她向我讲述了她与“佐勒的书”的经历、该 书的产生过程和1945年以后撰写的她过去的经历。     她非常憎恨那些记者和想利用她的人。一旦她在书刊中发现了不符合事实的描写， 便会极其愤怒。有时我觉得她在有意寻找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赫尔曼·吉斯勒称她 为“制造上层嫌疑的人”是不无道理的。     施罗德女士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在她的遗物中，我曾发现一篇从报纸上剪下 来的文章，在剪报上她两次用红线将下面这段话标出来并在旁边加了注——“这是对真 实的真正解释”：     真实是伟大的。人们可以歪曲它、篡改它、掩盖它、割裂它和弄乱它，但却不能消 灭它。它不断再现，总有一天它的光芒会照遍每个角落。不错，人们可以撕破它的衣服， 然而它的面孔却仍然是美丽的。真实也有被掩盖——这往往是由于国家的原因——甚至 有走向破灭的时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光明。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职业生活 中都是如此。人们不止一次地上当受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谎言是世上的常事”。 然而谎言最终不会得逞，我们应耐心地等待真实到来的时刻。在罗马贵族院里刻有这样 一句话：“真实纵然有‘沉没’，但决不会死亡。”“真实必须有坚硬的脑壳，因为它 的头时常遭到冲撞。”这句民间格言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对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憎恨对事实的歪曲，实际上，她从未完全 从她过去的经历中摆脱出来。至于一个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12年的人是否还有能 力摆脱过去，这则要另当别论了。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党人。她常说：“如果1930年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则广告不 是纳粹党的，而是共产党的，那么也许我会是一名共产党人了。”施罗德女士是一位以 批评的眼光看待、表达、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人，于是她在希特勒、所经历的事情、当时 的朋友们、纳粹制度、战争后果和毁灭犹太人的暴行之间内心充满了矛盾。     施罗德女士在1979年2月18日的笔记也许说明了她的内心矛盾、她断断续续进行的 工作和她对真实的追求：     “多年来大家都劝我，要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希特勒的一切都写下来。我在很久以 前就已开始用打字机誊清我1945年撰写的速写笔记。然而进行的不是给自己提出的每天 至少要努力工作二三个小时的任务，而是总在考虑希特勒复杂的性格。它使我沮丧。我 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中，如同俄国作家伊万·同察洛夫在他那部1859年出版的小 说中描写的奥勃洛莫夫其人一样，本打算于明天或后天要做某件大事，然而后来却还是 以‘某种文雅的惰性’在床上度过他的时光，他每次都被美妙的计划、设想、展望搞得 疲惫不堪，心醉神迷。     “如果认为我能揭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个误会。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太复杂了。安妮·勃兰特今天早上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她，安妮，于1945年3 月初曾被爱娃·布劳恩请到总理府去与希特勒一起喝茶。喝了一会儿，佣人走了进来， 低声告诉安妮，她丈夫来了，正在楼下等她。对此希特勒非要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 他总对别人的耳语感到好奇。如果谁要想把某个事情告诉他，最简单的办法是，先与邻 座的人低声谈论，一旦他发现有人耳语，他就一定要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这一点人们 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1944年7月谋杀案发生不久，卡尔·勃兰特教授就被流放了，他不得不离开拉斯 滕堡元首大本营，此后他不再见到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却让人把他请来。开始希特勒还 犹豫不决，没有会见勃兰特大夫，但后来在他见到他之后却又一见如故。更使我不能理 解的是，在这次见面的四个星期之后他就判处勃兰特大夫死刑。     “勃兰特教授在路德维希斯堡运送医生去比利时参加一项诉讼案时曾见到过我，我 们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我问他：‘首长这个人怎样，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勃兰特不假 思索地回答：‘他是个魔鬼！’     “33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根本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使我感兴趣 的只是希特勒这个人。我只想把一些经历，诸如为希特勒记录口授和在拉德齐维尔宫楼 梯间里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喝茶或在贝格霍夫较大范围内的聚餐和午夜坐在壁炉前漫谈 时的情景以及后来在战争期间在间形势讨论会结束之后在大本营喝茶时的感受和当时的 所见所闻都写下来。”     施罗德女士只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她的笔记整理工作。她有一个封面写有“速写 练习”字样的旧本子和保存底稿的卷宗夹。旧本子里是她在被拘留肘撰写的速写笔记。 日记上标出的最后日期是1948年8月。这些速写笔记都是用施托尔策一施赖速记法写成 的，并非像一家画报所说的那样，是用只有施罗德自己认识的密码写成的。在此谨向速 记专家格奥尔格·施密德彼得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将施罗德女士没有译完的速写笔记 翻译出来。速写笔记的旁边还有她的许多随笔和标明她的工作进度的纸条。     1982隼施罗德女士曾问我，是否愿意出版和评注她的笔记。当时她的问题使我感到 惊讶。我了解她与《佐勒的书》有关的经历，为了这本书，她曾向书中所涉及的“从前 那些人”表示道歉，我知道，她在世时是不会发表她的笔记的。因为在许多人还健在的 情况下，发表这部笔记是根本“行不通的”。尽管每个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笔记，但发表 出来的却为数不多，因为这些笔记一旦发表出来，就会立即招致别人的批评。     施罗德女士要发表其笔记并非为钱。她拒绝金钱和物质的东西。她一再强调，她的 养老金足以维持她的生计，生活方面她没有特殊要求，她对她的现状很满意。她没有兴 趣出售她的笔记。尽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笔记拿出来发表将给她适当的酬金， 但直到去世为止她并未为其所动。     对于她的问题我没有立即做出答复，所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了。 在她看来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当她做完手术出院之后——从她的肾上割除了一个恶 性肿瘤——她又提起有关出版她那部应当由我编辑并评论的笔记的事。这时，她打字已 很吃力，因为她的手指已不听使唤，而且还很容易疲劳。     在她住进上施陶芬城堡医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将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 请了来，再次详细谈了出版其笔记一事。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救护车将她这个重病号从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几天后她 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她那儿去。她告诉我她还得住院，随后她把一只用旧了的大黑皮箱 交给了我，里边保存着她自己撰写和积累的材料。她不想让“……她那全部文字遗产落 入某些人或记者手中”，对于她经常谈及的意见和愿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施罗德女士的愿望，即在她去世之后再发表这部包含着许多有意义的当代史素 材的笔记，我对她的文字遗产进行了整理、编辑和评论。如果说这本书是在未经字斟句 酌的情况下写成的，那主要是书中必须引用部分笔记底稿和一些详细记录的缘故，这些 材料都是克里斯塔·施罗德保存下来准备发表的。     克里斯塔·施罗德何许人也？     埃米莉·菲利皮内·施罗德1908年3月19日出生在离汉诺威不远的明登市。她与单 独抚养她长大成人的母亲关系一般，因为她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女人，并未给予她的女儿 那种她始终渴望得到的抚爱。1926年，施罗德女士年满18岁可以独立生活时，母亲去世 了。     她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于1922年4月11日在明登市远房本家的施罗德合股公司里接 受为期三年的商业培训。同时她还在商业职业和贸易学校里上学。1925年4月1日结业。     此后至1929年7月19日她继续留在该公司任速记打字员。她有速记天才，经过持续 紧张的练习和学习，她的速记打字能力提高很快。她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速记打字比赛， 经常获一等奖。     1929年10月她离开明登市到了纳戈尔德，为一位律师当秘书，她独当一面，处理办 公室的具体事务。在那里她停留到1930年2月20日，然后去慕尼黑，指望找一个好点的 工作，在业务上有所进展。     在当时那个失业工人已近700万的困难时期，要想在慕尼黑找个工作并非易事。为 了工作，她跑过许多公司，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工广告之后，她来到坐落在席林大街50 号的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求职。在87名竞争者中，她凭借其优异的成绩和能力取胜，于 1930年初受聘，先后在那里的许多部门工作，一直到1933年为止。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纳粹党的许多参谋部门都迁往柏林，1933 年3月4日施罗德女士也一同调到柏林。去后不久先在总理府帮忙，在此期间被希特勒看 中，后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当了秘书。     在总理府她一直工作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便作为希特勒的秘书陪同 希特勒进行历次旅行，出人所有大本营。希特勒当时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曾这样 写道：     “我是1930年认识施罗德小姐的。她先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全国指导处当秘书， 大约1933年她被调到经济政策局局长处工作，同年由慕尼黑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 由于她工作能力强，举止文雅，她最终到希特勒的副宫团当了我的秘书。     凭借她的打字和速记本领和工作能力，后来她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在所 有这些岗位上——尤其在最后这个岗位上——绝对的信任关系是一项基本条件。     由于她工作主动、刻苦，加之她领会精神快，并在口授时随口授内容进行思维，所 以她完完全全地满足了人们寄于她的所有期望。她举止文雅、得体，考虑问题周到，尤 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个大本营里突出表现了这些优点。”     勃兰特教授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受审时是这样谈到施罗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于发表意见的女人。克里斯塔·施罗德的特点与沃尔夫小姐不同。 战争开始时主要是她们俩人负责希特勒的秘书工作。施罗德聪明、有批评精神并且判断 能力强，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书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几天几夜几乎连续不断地 为首长工作。她发表意见一贯坦率、自信，所以曾几次与别人发生过严重争吵。她不介 入这个私人小圈子，连希特勒也有意与她拉开距离，因为受不了她的批评。由于施罗德 小姐对希特勒总是坦诚相见，以致希特勒对她的反应使她十分痛心。后期，她对希特勒 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由于她大胆、坦率，她的生命无疑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第三帝国垮台后，施罗德女士于1945年5月28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后湖被美国 军队（反情报别动队）逮捕，先后在许多拘留所和监狱关押过，1948年5月12日获释。 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维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开始了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在一审判 决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为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后经上诉，1948年5月7日的终 审判决改判她为从犯，并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获释。     获释后，她于1948年8月旧至1958年11月仅给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轻金属厂的老板申 克先生当私人秘书，接着在该公司设在毛尔布龙的总厂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后，如同1930年那样，施罗德女士迁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 黑建筑管理公司里当办事员，一直干到1967年6月26日。由于施罗德女士身体状况欠佳， 所以她59岁时就退休，此后便在慕尼黑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塔·施罗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评价”的标 题下写道：     “我考虑问题周到，有判断能力，有批评精神，乐于助人。我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 直观能力。我还自以为能够从别人的表情和行动中发现许多东西。我很少喜欢谁，但是 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喜欢得过头。真没办法！我之所以能够批评别人，是因为我 有追求真实和独立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我蔑视那种贪图功名的人，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跟在别 人后面鹦鹉学舌。我也蔑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他们是世俗之辈，他们不诚实，头脑里 充满了偏见，而且不愿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担任希特勒的秘书期间，是不曾有过一个年轻女人所想象的那 种私生活的。在度过了并不怎么美好的青年时代之后，她仍没得到安宁和一个女人所真 诚希望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的某种悲剧对她产生了影响。     1938年，施罗德女士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尔科尼克订了婚。她明明知道， 希特勒对外国人的看法决定了此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希特勒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但她还 是这样做了。阿尔科尼克与南斯拉夫军界有联系，后来他在贝尔格莱德做起了不明不白 的生意。他经常提到他与柏林“帝国总理府的关系”。施罗德女士因此也受到盖世太保 的盘问。1941年他们解除了婚约。     这里，人们也许会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5500万人和在纳粹监狱里和集 中营里度过的人来说，大好的时光下也是白断送了吗？而且他们所受的痛苦远比希特勒 的一位女秘书要多。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论。但是，从评价一个人的命运，评价一个 人生活的道路来看，不能不说施罗德女士在希特勒身边失去了她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她 内心并不感到幸福，在大本营潮湿和零臭的地下室内和后来拘留所里的生活使得她的身 体受到了严重摧残。当然，她的命运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在施罗德女士看来，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特点是时时刻刻都要果在他的身旁，受到 他制定的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论在总理府内、贝格霍夫还是在各个大本营里人们的生活 空间是狭窄的。她幽居在被约德尔大将在纽伦堡的战犯审判中称为“修道院和集中营的 杂交品”的大本营里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总是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没 有实实在在的任务和工作，但却是被希特勒视为代替家庭的最亲近圈子里的成员之一。 为照顾希特勒的情绪，她通宵陪他饮茶，恭听他那无休止的说教式谈话，希特勒常常在 第二天凌晨结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笔记中对她在希特勒身边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对一个 女人生活的总结，这个结论听起来并不令人愉快，她写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冲锋队领导机关和经济政策局，中间还在希特勒青 年组织全国指导处干过几个星期，后在元首和帝国总理私人副官团干了12年，这15年对 我来讲实际上是与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绝的15年，是一种处在森严壁垒下的生活，战争期 间大本营里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东普鲁土地区拉斯滕堡“狼穴”大本营写给她的朋友约翰娜· 努塞尔的信中说；     “这个地区岗哨林立，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这次进 军之后我要想方设法与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乐观的人们多往来，否则我将变得 孤僻，失去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前一阵子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监禁式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沿着铁丝网漫步，不 时路过岗哨，这时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些想法，实际上不论我们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 旅行途中，我们总是活动在同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同样的循环。这种状况孕育着很 大的危险和可怕的心理冲突，人们向往外部世界，但当人们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 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 以外的生活……”     施罗德女士在她的笔记中还写道：“属于希特勒内圈的人常常被视为‘受欢迎的 人’，享受优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斗争特性却是很差的，在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 崩溃的情况下，以及后来在拘留所度过的3年里，是多么需要这种斗争特性啊！在没有 任何依靠的情况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与年长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一起告别了阿 道夫·希特勒，奉命离开了柏林。今后的命运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无把握，我万万 没有料到过去的15年和摆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那么大的负 担，以至于我始终都未能从中解脱出来。我的过去使我与别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实际上 早在还未成为过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现在更进了一步！”     　　　　　　　　　　　　　　　　　　　　　　 1985年6月于慕尼黑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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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42楼

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经过     在许多当代史书籍中，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中的章节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 格哈德·L·魏因贝格在他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斯图加特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 写的序言中曾提及佐勒的书的资料历史价值，他写道：“对住勒的书也需要进行史源学 方面的考证研究，但这种研究只能局限在引文的出处上。”文章接着写道：“编者同意 特雷弗·罗珀斯的看法，认为该书（指佐勒的书）并非毫无价值。例如有些细节，像摄 影师霍夫曼患所谓副伤寒病、（见第275页）和希特勒的一位女营养师系非雅利安人出 身（见第135页）等说法在现在可供查阅的莫雷尔档案中都可得到证实。”     达维德·欧文在《希特勒走向战争的道路》一书的前言中详细论述了某些书籍和资 料来源的不可靠性，他写道：“1949年由阿尔贝特·佐勒编辑出版的名为《希特勒的私 生活》一希特勒女秘书的回忆录（同样地）是不可靠的。书中涉及的女秘书，克里斯塔 ·施罗德虽在被盟军拘留期间被迫写过一部回忆录底稿，但是对于这部在未经她同意的 情况下发表的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她坚决否认是出自她的笔下。     那么，佐勒的书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本书是谁执笔撰写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对这 些问题我将一一作出回答。     书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副题为《他的女机要秘书经历谈》的这本书的确是根 据1945隼对我的审讯和我的笔记写成的。我在被拘留的初期，在美国第七军团奥格斯堡 拘留所里认识了当时任审讯官的一位上尉。他的年龄约在40—50岁之间，是美军中的法 国人，讲一口非常好的、带有阿尔萨斯口音的德语。他待人和蔼，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以 往令我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在每个门口，每层台阶上都站着手持刺刀，眼睛骨碌碌转 的门卫）一下子变得轻松和亲切起来。     这位当时自称伯恩哈德的上尉屡屡向我表示友好。有一天，当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述 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时，他十分关切地听着。我告诉他，早上一个美国人来到这里，要 我交出所有的首饰，我说我没有首饰，这位美国人便指着我的珍珠耳环说：“这是什 么？”就这样，我不得不把这副耳环交给了他。     伯恩哈德上尉对我的恼怒表示谅解。他虽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把这副耳环归还于我， 但是他却主动提出愿为我保管其余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装有首饰以及剩余的钱（几千帝 国马克）的贴身小皮中和一个装有大约100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草图的亚麻布信封，这 些画都是我在贝格霍夫被摧毁之前抢救出来的。佐勒后来在他的书中部分地发表了这些 草图。     伯恩哈德上尉此后便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口头审讯，如：我是怎样当上秘书的，希 特勒怎样口授，他的谈话，为什么他不吸烟，不喝酒，还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对最亲近 的下属的态度，他与已去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关系，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和其 它许多问题。     他每隔几天露一次面，有一天早上他布置我把我所讲的一切都写成书面材料。他对 我很好，不时地带给我一盒香烟，有一次还给了我一瓶香槟酒。在得不到任何安慰的无 聊的监狱生活环境里，在令人沮丧的状况下，他的态度似乎使我得到了某种安慰＿     就这样，我把他所要的情况清楚、准确和简明扼要地写成了材料，心想，但愿能以 此影响他为我尽早获释尽力。在拘留所里，当时已有几个被拘留者获释。     有一天他对我说，“但愿别轮上你也去纽伦堡作证！”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和 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莱伊和弗兰克部长已经去了八天了。显然伯恩哈德上尉已经知道 我的去向，知道我今后多年将会被遗忘。他给了我一个假地址，让我在获释之后按照这 个地址去找他，向他索还在被拘留期间交给他的物品。自那以后过了3年，1948年5月我 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附近的霍亨内克获释。于是我将我的居住地点通知了伯恩哈德上尉， 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霍亨内克，确切地讲，他只不过是路过此地而已。他来去匆匆，连 汽车都没下，因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他从汽车里将我那装有首饰的皮包递给了 我。我托他保管的钱已被没收。他说：“……我差点被当作外汇投机商给抓起来。”装 在亚麻布口袋里的大约100幅希特勒的速写画，他只还给我约50幅，剩下的他都留下了。 伯恩哈德上尉现在已改名叫阿尔贝特·佐勒。     1949隼他通知我，说他想以我的名义发表我当时的笔记。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 此前我曾多次请求佐勒将手稿还给我，但他始终不肯。就这样，1949年设在巴黎圣哥塔 尔大街18—20号的利布莱尔·阿戴姆·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佐勒的《在希特勒身边12年》 一书法文版，此后不久，德译本《希特勒的私生活》由杜塞尔多夫出版社出版。尽管希 特勒过去从未有过女机要秘书，但佐勒还是选择了《一位女机要秘书经历谈》作为该书 的副题。     对于我提出的异议，佐勒一方面表示尊重，但另一面又予以回避。他虽然划掉了我 的名字，但在前言中却对我的为人和工作描述得那么确切，以至于在知情者中对我的身 份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佐勒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该书是在我的参与或是经我同意的 情况下写成的。     实际上，我感到我撰写的笔记是客观的，所发的议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笔记中使 用了一些过去我从未使用过的语言。由于先译成法文而后又译回到德文，有些用词不再 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别人还借我之口，说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如军事技术 方面的情况，形势讨论会上的谈话内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监禁在奥格斯堡拘留所的 要犯们，佐勒作为审讯官也对他们进行过审讯。对于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只 不过是它们并非出自于我。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感到吃惊，因为我当时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对付这种“精 神掠夺者”的做法。我断定，我绝对根据事实写成的这本笔记不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 而且部分的在格调上也降到了画报的水平。我的东西，被别人剽窃、篡改之后又公然摆 在我的面前，令我万分恼怒，真想把它推得远远的，无视它的存在。     带病离开拘留所、恢复了自由后，我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东西都 失去了。我一个心眼地为好歹活下去而奋斗。这本书的发行工作持续了没多长时间就被 政府方面禁止了，——记得佐勒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当时虽然名义上从佐勒先生那 里得到了全部稿费的50％，但实际上我无法了解稿费的收入情况。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 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钱。当然，这一点就是在现在对该事件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佐勒先生又多次试探我与他合著一本新书，基于当时积累的经验，对他所有 这些试探我都予以拒绝了。他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问我是在1963年2月，对此我完全像 拒绝来自各方的这类请求一样，明确地予以拒绝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这本书写给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复。 这其中也包括英国记者海因里希·弗伦克尔的信，他写到：“我认为，澄清这部毕竟在 当代文献中被引用颇多的著作的真实出版过程，不仅是对你的尊重，而且对当代史研究 也是一种义务……，当然，为此我需要你说明真实的过程……等等。”在这期间，我已 注意到这本书在整个新闻界被廉价推销的势头，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几年后，意大利 《晚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的连载。这篇文章曾使我一时不知 所措。我猜想，这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连载文章是根据佐勒的书写的，不管是不是这样， 我于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这篇文章，并且同时向他提供了就此进行 表态的机会，然而他却未这样做。     周末版的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登着一张照片，这是1939年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到达布 拉格赫拉德欣宫时拍摄的。此前我还从未见过这张照片。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 打字机的后边等待着内政部长弗里克对我刚刚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意见。 照片上，在场的重要人物还有拉麦斯部长和施图卡特国务秘书。这种用我的名字做成的 生意对我说来的确过分了，因此我过问了此事，但终无结果！我请求《晚邮报》澄清此 事，《晚邮报》却让我去找一家米兰通讯社，而这家通讯社却又让我去找设在巴黎的另 外一家通讯社。就这样我搞不下去了。一位我朋友熟悉的律师说：“……得帮助一下像 你这样的女人。”于是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给了他。但是，他的主动姿态并非像我开 始所感到的那样大公无私，而是像律师本人后来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考 虑。他希望为将来办理类似的案件积累经验。     他到处写信，发向所有曾在某个时候引用过所谓我的言论的报纸和杂志。甚至给当 时纽伦堡监狱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凯利大夫也发了信。凯利大夫在这期间已出了一本书题 为《希特勒周围的22个人》，书中登载了由我撰写、但署着我的假名的关于阿道夫·希 特勒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最完美地刻划了希特勒，这种刻划将载入史册。     但这位律师的努力无济于事。凯利先生这时已经自杀。律师也像我自己刚刚经历过 的那样搞不下去了。相反地，他非但没有澄清问题，反倒制造了更多的混乱。他答应巴 黎通讯社，他将说服我接受该社记者对我进行1小时的采访。为此我可得到5万法郎。我 说：“我不稀罕这5万法郎，我要查明这篇连载的幕后策划者。”然而这个人始终没找 出来。为澄清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努力不仅毫无结果，而且我托付给律师办的关于四幅希 特勒草图的案件也使得我更加不幸。     是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里担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的爱德华·鲍姆加滕提出的论据才 激励我再次介入这个事务。他在1974年3月11日写给我的信中说：“……这个人（指佐 勒）很可能在你的《经历谈》中的不少地方，稍加修改做了手脚，否则这本书自然就不 能是他所写的了……，但尽管如此，我感到他并未触动核心部分。从核心内容看，这的 确是一个女人的经历谈，尽管她受了惊，但还是在恐惧中静下心来，认真地回忆她毕竟 在其眼皮底下工作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那个人。一句话，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为 人，是你经过自己的努力保持了一个人本来所具有的人的形象，而只有这个人从近处和 在各种形势下认识另外一个人，她始终充分理解他，但却与他保持着个人之间的距离， 保持着独立的个人判断力（和充分的思考）。”     由于不断地有新书出版，并且书中经常引用佐勒书中的内容，鲍姆加滕教授的这一 分析促使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我在希特勒周围度过的岁月，着手对包括其它著作中出 现的谎言和歪曲进行澄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决定，以我在被拘留期间做的速记笔记 和佐勒书中我的一些章节作为素材，不需要历史学家和记者的任何帮助来撰写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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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43楼

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我就想认识一下巴伐利亚。我出生在德国的中部地区 并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们都说，巴伐利亚情况完全不同。就这样我于1930 年春天来到了慕尼黑并开始寻找工作。慕尼黑的经济状况，事先我并不了解。所以，当 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岗位寥寥无几，而且薪水标准也最低时，不禁大吃一惊。失业工 人已逼近700万大关，在慕尼黑当时这种甚为不利的状况十分引人注目。     开始我拒绝了别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较好一点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处 境就变得令人担忧，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积蓄日见减少。在来巴伐利亚以前，我本来在纳 戈尔德一位律师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为跳板才来到了巴伐利亚，由于我 是自愿弃职的，所以无权要求失业补助金。     有一天，用代号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则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广告引起 了我的兴趣，当我对此做出反应时，万万没有料到，我以此开始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最 大冒险，它的影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掉。     经人介绍，一个叫作“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陌生组织把我请到了席林大街。这 条大街当时十分荒凉，大街的两侧商店寥寥无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全国指导处 便设在这条大街50号一栋背阴的大楼里，冲锋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第四层 的阁楼里。希特勒后来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从前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制作出了他那 些怪诞的照片。在带有大斜面的窗户、曾作过摄影室的房间里，坐着冲锋队最高领袖弗 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他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博士。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绍去的87个求职者中的最后一个。我既不是民族社会主义 德国工人党党员，又对政治不感兴趣，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来讲是陌生的。然而最后我 却被选中了，也许是因为我虽然才22岁，但已经有过几年干速记打字员的经历，并且有 优良的成绩证书。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几次速记打字比赛中曾获得的一等奖的证 书。     阁楼里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气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军官模样的男人们川流不息。 在他们中间巴伐利亚人为数不多，与在楼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其它部门工作的 人员相比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我感到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 工作的人们像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波罗的海战 士。     他们当中穿着最时髦、仪表最潇洒的要数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费 弗尔·冯·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在波罗的海、立陶宛、上西里西亚和鲁 尔地区当过自由团战士。1924年先后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威斯特法伦和鲁尔 区的领袖。前上尉弗里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费弗尔那位曾截过腿 并且头发也已过早变白了的哥哥，当时担任人事局长。     1926年希特勒委托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把各区冲锋队的人统一起来。起 初，每个纳粹党区领袖都有“自己的冲锋队”，而且都各有打算。许多人觉得自己就是 小希特勒，这对统一这个运动无疑是不利的。因为希特勒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利弊得 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冲锋队实行统一来削弱纳粹党区领袖们的力量。 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确已认识到，冲锋队就是用来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一把宝剑。     希特勒为了避免围绕冲锋队问题与纳粹党区领袖们进行斗争，才把这一棘手的任务 交给了普费弗尔上尉。这种脱身之计是希特勒后来惯用的明智抉择。纳粹党区领袖们对 其权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于是便对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开始了人身攻击， 经常挑唆希特勒怀疑他。对此，希特勒只是内心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麻烦希特勒已估计 到并且有意避开。     1930年8月，从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从于挑唆者的压力，牺牲了普费弗 尔，但一切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这样做。借此机会，希特勒亲自接管了冲锋队最高领 导机关的权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摆脱了使他感到麻烦的普费弗尔，1930年8月普费弗尔 宣布辞职。     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是一个爱挑刺的人物。为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 许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人民观察家报》，上面刊登着 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费弗尔试图用铅笔将希特勒不修边幅的衣着修整成紧身合体的形 状。在穿着考究的普费弗尔看来，希特勒着装时的体态和举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显然 是不讨人喜欢的。     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是前上尉奥托·瓦格纳博士。他是前参谋部工作人员 和自由团战士，像普费弗尔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对重建德国怀有雄心。他 放弃了在经济界的厂长职位，在他的战友普费弗尔的鼓动下响应希特勒的召唤一起跟着 干了起来。     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 课。他知识渊博，与政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 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 期间，还发表了《经济政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 加。     1930年9月瓦格纳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召回前上尉恩斯特·罗 姆之前，临时担任了冲锋队的领导工作，这样在1930年岁末之际我为瓦格纳所从事的工 作便中断了几周。     恩斯特·罗姆出生在一个慕尼黑铁路总监的家庭里，1908年当上军官，并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在弗莱瓦尔附近进行的第一场大战役。他负过三次伤，弹片曾打掉了 他的上鼻梁。1919年他作为德国国防军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时认识了希特勒。作为与德国 国防军进行联络的人，罗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希特勒的挚友。由于参与了 1923隼的暴动他被开除出德国国防军。1924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国人民自由党的工作（国 会议员），并组织起称之为“先锋队”的纳粹国防协会，自任该组织的领导，但是希特 勒由兰茨贝格监狱获释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领导权交了出来。1928年底他作为总参谋 部的中尉衔的军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维亚）。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来，并且 将冲锋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干了几周。这个单位当时设在一所私人住宅里， 我习惯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那种快节奏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感到像罚劳役一样。当 奥托·瓦格纳博士于1931年1月1日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经济政策局局长之后， 他又要我当他的秘书。经济政策局下设负责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的几个司，它们的办公 室都设在布里纳尔大街54号巴格宫里，经过改建之后，这个建筑称作“褐色大厦”，对 面是罗马教皇使节的住所。     当时，瓦格纳博士总是在会谈举行过后向我口授有关内容的长篇报告。但从不提及 谈话伙伴的名字。他也经常外出旅行，回来后将情况口授整理成文字，搁置在办公桌里 就再也不去问津。我经常对那些我当时认为不必要的抄抄写写感到恼火。另外我时常感 到这样做像是在故弄玄虚。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A·图尔纳出版的《亲信瓦格纳博士1929—1932年的笔记》 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瓦格纳旅行和会谈时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 的其他谈话伙伴是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我认为，瓦 格纳博士、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都觉得希特勒是一个 无与伦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已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 诱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着了迷。因此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决定，利用与希 特勒经常性长时间会谈的机会，通过反问和提出异议的形式来检查希特勒的可靠性，这 样做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不愉快的。由于希特勒的直觉是不受逻辑思维支配的，它基于 一种臆测，缺少逻辑基础，所以，希特勒觉得他们好找碴儿，爱教训人，且不听劝告， 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把他们抛弃了。     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 是合乎逻辑的。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 了职务，靠边站了。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据说由于背着希特勒讨论施莱歇尔提议 他担任副总理的问题，1932年底导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1934年罗姆暴动时“无意地” 丧生。奥托·瓦格纳博士1932年迁往柏林居住并于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职务。据说他 的亲信还想看到他担任经济部长呐。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瓦格纳博士 的音讯。过去他从不表现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后明显地不再受欢迎，所以现在几乎 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为瓦格纳博士、普费弗尔和施特 拉塞都是性格过强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希特勒上台后，就从未 再提起过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曾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并且后来得以飞黄腾达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 丁·鲍曼。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至今对他还很感兴趣。他被说成是品质最恶劣的家伙， 人们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不仅记者和历史学家这样看，而 且就连那些幸存的纳粹党的领袖们、纳粹党的区领袖们、部长们和本来更知情的、曾在 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也都这样看。     马丁·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最恭顺、最忠诚的奴才，他经常毫无顾忌地甚至 有时野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鲍曼与弗朗茨·普费弗 尔·冯·扎洛蒙的命运如出一辙。纳粹党区领袖们、部长们和党内要员们以及其它方面 对他无休止的攻击成了家常便饭。     1930年春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马丁·鲍曼尚未担负他后来所承担的棘 手重任。鲍曼那时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达·布赫为妻，她是党的法官、前上校瓦尔 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尔特·布赫当时是帝国乌施拉的主席，在纳粹党内享有很高的 声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赖。布赫当过现役军官，后来在一所低级军官学校里任过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部副官、优秀机枪射击手小分队的指挥官。1918 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备役军官大队队长职务。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上校转而从政，加入 了纳粹党。1925年当上了被简称为“乌施拉”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调查和协调委 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要求他能多体谅人的不足，举止要十分得体，断事要有力，并且要 有权威。他是适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因为他父亲当时是巴登州高级法院判决委员会主 席。他长长的脸庞，挺拔的身材，始终显得十分潇洒。希特勒也参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马 丁·鲍曼的婚礼，这对提高鲍曼的声望当然很有利。     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马丁·鲍曼负责由瓦格纳博士成立的冲锋队保险公司，该 公司后来更名为“救济储蓄所”。所有冲锋队的人都在这个公司里保了险。集会时经常 发生室内和街上的战斗，其结果往往是身体受到伤害。实践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是必要的 和有利的。围绕这个公司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些简单工作，不能充分发挥马丁·鲍曼的 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参谋部开始工作之后，才成功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运亨通，从一个鲁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晋升为纳粹党全国领袖， 然后又上升为希特勒的秘书。他异常勤奋，并且要求和希望参谋部的人也像他那样工作， 这使得他在那里也并不很受欢迎。“快！快”成了他的口头禅。希特勒对马丁·鲍曼始 终赞不绝口，有一次他说：“别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鲍曼两个小时便可完成， 他从不丢三拉四！”他还说：“鲍曼草拟的协议文本是那样准确无误，以至于我只需说 声‘行’与‘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钟就能处理与别人在一起需要几小时才 能处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诉他：‘办公以后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 准能做到。他与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个马大哈，我交办的任何事情他都记不住。” 鲍曼不仅把呈给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还能够领会希特勒的意图，这样， 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长的说明。了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希特勒来讲是 很关键的！     我认为，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有关马丁·鲍曼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他既没有个人 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边的幕后操纵者。我认为，他坚决严厉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 是纳粹党人中少有的廉洁者之一。由于马丁·约曼态度始终如一，在那些受贿的党内同 志和许多其他人看来，他越来越成了讨人嫌的警告者。     我认为，希特勒身边除了鲍曼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够行使这一困难的职责。由于工作 繁忙，希特勒对日常琐事不可能事必躬亲。为了使自己免招不受欢迎，希特勒兴许有意 逃避接触这些事情，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结果所有棘手的事情都落到马丁·鲍曼的 头上，他总当替罪羊。部长们和纳粹党区领袖们以及许多人都认为，鲍曼的所作所为是 为谋取个人权力。例如我记得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经常对鲍曼说：“鲍曼，请帮忙，让 党的区领袖们离我远点。”于是鲍曼便这样做了，掩护了希特勒。纳粹党区领袖们一般 都是老战士，认识希特勒的时间比鲍曼长，这是他们引以为得意的。如果希特勒偶尔碰 上一位纳粹党区领袖，那么他就会虚情假意地说：“啊……你在这儿。”如果纳粹党区 领袖抱怨鲍曼，这时希特勒就装出一副感到意外的模样。希特勒曾说过：“我知道鲍曼 野蛮，但是他所干的事都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绝对相信，通过鲍曼，我的命令会立即毫 不犹豫地、在排除一切障碍的情况下得以贯彻。”对于希特勒来讲，马丁·鲍曼是一位 比他的前任鲁道夫·赫斯更好、更顺手的下属。希特勒曾谈起过赫斯，他说：“但愿他 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接班人，我不知道，令我遗憾的到底是谁，是赫斯呢，还是这个党。”     鲁道夫·赫斯出生在亚历山大市一个批发商的家庭里。父亲祖籍在弗兰克地区，母 亲系瑞士人。年满14岁之前，赫斯一直在亚历山大上学，此后转到莱茵河畔的戈德斯贝 格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通过了考试，接着又读完了商业课程，之后先在瑞士的 法语区、而后转到汉堡从事商业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赫斯自愿应征入伍，最后在西线第35战斗机中队当少尉。 革命后，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图勒协会并且参加了把慕尼黑从苏维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 斗争，为此他腿部曾挨过一枪。然后他当了商人，并进入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和历史。 19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纳粹党的政治沙龙，并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冲锋队的人加 入了纳粹党。1923年11月赫斯当上了冲锋队大学生小分队的领导，在1923年11月8日晚 上的暴动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酒馆大厅里逮捕部长们的行动。暴动 失败后，他在巴伐利亚的山中度过了半年的惊险生活。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被撤销的前 两天，赫斯来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于是他很快就被判刑并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 那里他与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1924年的除夕。出狱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科学院当 了地缘政治学教授豪斯霍弗尔的助手。后自1925年起当了希特勒的秘书。     马丁·鲍曼对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无疑并不悲伤。我记得，1941年5月 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搬回到楼上去之后，他将其它几位住在贝格霍夫内 志同道合的客人请到了他的乡下别墅愉快地聚会去了。这天晚上，他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经济政策局虽然继续保留着，但是在瓦格纳博士走后局长频繁 更换。后来当了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该职，在我即将调离 慕尼黑时，部长是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对我讲 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记忆中：“要想保护自己，就控告别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 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国‘乌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传甚广的诽谤案的诉讼，此事曾使我 在慕尼黑的生活犹如地狱一般。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是由耳误引起的。     褐色大厦的电话员把一个希望与我通电话的熟人的名字听错了。这个人叫菲尔塔勒， 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名字，而电话员却误听成了菲尔特海默尔。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 10月，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轿车越过白云岩地区到威尼斯进行了一次旅行。 此行的组织者是罗森海姆市的克罗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罗伊斯自己驾驶汽车，看来他们 对我来参加此行是感兴趣的。我们每到一站，克罗伊斯夫妇总请我同他们一起坐，而却 没有顾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辆奔驰汽车的先生曾两次向经常往返于这条路 线的克罗伊斯先生问路，打听住宿等情况。像上帝安排的一样，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 好和我们下榻同一饭店，而且还和我们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于当天下午邀我 去游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 加之褐色大厦电话员的耳误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     回到慕尼黑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她是全国司库萨韦尔·施瓦 茨的外甥女，她问我：“克里斯塔。你真的与一个犹太人有关系吗？”我问她这是谁说 的，她回答：“党卫队队长！”我请求她让党卫队队长来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几天 后，党卫队队长（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说：“你是不是要否认你与一个叫 菲尔特海默尔的犹太人有关系？你是否与他一起到过意大利？”     我对事实真相的声明与解释无济于事。我递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尔塔勒提供的书面 材料，证明他是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还是不行。克罗伊斯先生也证明他组织的旅行任 何人都不能单独活动，这仍无助于消除指控。”     我向当时在经济政策局的首长贝恩哈德·克勒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然而他却说： “要想保护自己，就得控告别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乌施拉对我 提起诉讼。尽管我的首长对我表现出信任，但是纳粹党老党员们的猜疑仍在继续蔓延， 我深受其苦。     那时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来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儿子对 我说：“施罗德小姐，你要当心！”别的他什么也没说。显然党卫队已布置公寓主人认 真观察我熟人的行动。看来，人们把接我去听报告的那位黑眼睛黑头发的律师当成犹太 人了。也许他确实是个犹太人，但我并不知道，也没问过他。     为了消除嫌疑，我决心今后回避所有的邀请，而报名参加了贝尔利茨学校和业余高 校举办的所有可能的学习班。     如果说固执己见的巴伐利亚人30年代初无论如何都已对普鲁士人（所有讲标准德语 的人）充满了尽人皆知的仇恨，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态度回避 我。然而正是这种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选择 的方向。希特勒上台后，当负责人事工作的全国司库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厦里的女速记打 字员们报名到柏林联络部去工作时，慕尼黑人都无动于衷。她们都不想去柏林。这样一 来我就更甘心情愿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帝国司库。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调到柏林 “纳粹党联络部”工作。就这样我于1933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纳粹党联络部设在地处威廉大街64号的皇宫里，斜对面就是帝国总理府。联络 部是由鲁道夫·赫斯领导的，它的任务是在党的各部问之间和各部部长之间建立联系。 我刚到那儿时，罗姆在玻利维亚时的副官，衣着考究并生性快乐的赖讷领事告诉我，我 的工作主要是在联络部，但有时也得抽到德国总理府去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冲锋队分 队长威廉·布吕克纳做些事情。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总理府只有一间办公室，另一间由 他的副官们使用。也就是说当时那里没有秘书们的落脚之地。     不知是因为柏林的地利，还是因为与坦诚的柏林同事关系良好的人和，我总算感到 摆脱了在慕尼黑时人们对我怀有的不信任感，尽管我不可能把诽谤事件的影响彻底消除 掉。人们怎么甘愿相信诬告者，怎么那样容易无辜地受到精神折磨，这种困惑一直压抑 着我。在经历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后我也开始用某种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 开始有了不信任感。     联络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单调无味的。几乎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按照管辖范围”转给 冲锋队相应部门。但是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所做的工作却要有意思得多。 每隔最多不过两天他就用电话把我叫到德国总理府一次，在那里他向我口授这两天所积 压的东西。口授完后我在联络部将信打出来，装进邮包再呈送给布吕克纳签字。     威廉·布吕克纳出生在巴登一巴登市，他父亲是西里西亚人，母亲出身图林根的贵 族家庭。他是一个“瘦长板直的北方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后来又学过国民经济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中尉。他在帝国国防军一直服役到1919年，然后加入了埃普 自由团，并参与了挫败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此后布吕克纳再次进入大学学习， 毕业后在一家电影制片厂担任工程师，从事录音技术方面的工作。1922年投靠纳粹党， 1923年便担任了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为此他被拘留过四个半月，1924年由于参加先锋 队又被拘留过两个月。之后他来到慕尼黑德国侨民协会，当上了该协会的第三任秘书长。 1930年底，布吕克纳当了希特勒的副官，但实际上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一个私人副官 （首席副官）和希特勒经常陪伴者的范围。     布吕克纳高高的个子，金发蓝眼，在希特勒身边他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性格讨人喜 欢。他待人总是和蔼大方，即使他骂你，你也不会生他的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在一封信 中写道：“只要他——布吕克纳——站在希特勒的身旁，人们就不需要担心希特勒的安 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首席副官除了要履行已有的义务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任 务。接待所有想亲自向希特勒提出请求、申诉和建议的人是布吕克纳的一项特别重要的 工作。他们来到德国总理府，希望能够当面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布吕克纳认真听取大 家的意见，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果断地给予帮助。布吕克纳将提出的请求和申 诉统统记在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上，并且常常将这些卡片掖在他穿的那件冲锋队制服 的袖口翻边里。     布吕克纳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年月里越来越失宠。1933年夏天他在赖特附近一个偏 僻的角落遭遇了一场车祸，这次车祸使他多处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此后，他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在汽车里坐在他旁边的女友索菲·施托克也身受重伤。索菲· 施托克经常到上萨尔茨堡作客。她是慕尼黑一家有名的体育用品商的女儿，很有些艺术 才华。例如她为爱娃·布劳恩在一套咖啡具上作画，为改建后的贝格霍夫餐室里的餐具 台铺砌了带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图案的瓷砖，另外她还在起居室布置起一座舒适的瓷砖壁 炉。     希特勒讨厌布吕克纳，尤其在出车祸之后，嫌他没有与索菲·施托克结婚，并怜惜 索菲·施托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布吕克纳仪表堂堂，始终是个乐天派，他喜欢性格活 泼、无忧无虑的人，见了漂亮女人就看个没完。索菲·施托克很爱吃醋，而且对此并不 隐讳，这显然使布吕克纳感到不自在。他后来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而这位姑娘又偏 偏是与克万特离了婚而后来与戈塔尔结了婚的女士玛格达的女儿，这使希特勒对布吕克 纳就更加恼怒了。     有一天晚上，布吕克纳把他的吉泽拉带到了贝格霍夫，并把她引见给希特勒，而希 特勒则只是简单敷衍了一下，就到餐厅里进餐去了。饭后，希特勒在餐厅门口停了下来 对布吕克纳说：“你肯定是要把吉泽拉小姐送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去罗。”这实际上就等 于把她撵了出去。     布吕克纳在十几年的岁月里，没日没夜跟着希特勒，即使是在那艰难的时刻，他都 是如此忠实地为他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希特勒于1940年10月（由于卡内恩贝格阴 谋引起）不声不响地将他解雇了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此后，他在被占领的 法国担任了一个城市指挥官的职务。     战后，布吕克纳长期被关押，获释后在特劳恩施泰国市两间小屋里生活了几年，这 两间小屋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上士让给他的。可能布吕克纳对待生活中的有 些事情过于轻率了，不过“他是一位君子”，由于他性格和蔼，希特勒身边始终有一种 良好的气氛。布吕克纳1940年被解雇后，绍布当上了首席副官，然而他是代替不了布吕 克纳的作用的。     人们那时在德国总理府向布吕克纳提出的请求，对当事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常常要赶快处理。这样一来，我老是匆匆忙忙，热心穿梭于纳粹党联络部和德国总理府 之间。有一天，当我再次把信件拿给布吕克纳签字的时候，希特勒正好进到房间里来。 他停了下来，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说：“我们认识吧？”我回答说：“是的，希特勒先 生，我在慕尼黑曾为您写过一次信。”     此事发生在1930年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从山里返回后，要紧急口授什么，可是他 的打字员弗赖小姐当时不在他身边。     于是就委托当时在鲁道夫·赫斯秘书处工作的赫尔斯肯先生设法找一名有经验的打 字员来。赫尔斯肯想起了我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时那种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 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从山里回来了，他要马上口授什么，但他的 秘书现在不在。我想带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厦前厅，鲁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领 到希特勒的房间里，这时我是第一次直接与他面对面站着。他友好地向我走来并说： “你要为我写信，那很好。因为要打一个草稿，所以如果出现打错的地方，也没关系。”     由于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所以我毫 无紧张的感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此希特勒非常满意，离开他的时候，他 还送给了我一盒糖果。后来，每当我在褐色大厦里碰到他的时候，总是他先向我表示亲 切问候，他对人与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当他现在在柏林再次见到我时，我感到他 好像认为我不仅仅是布吕克纳的秘书，而且需要时我也为他本人做事。     1933年12月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再次为他打完字后，请求他送给我一张签字照片。 当他问我叫什么时，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宠若惊，便脱口而出：“施罗德！”“暧， 这我知道，”他回答说，“我问的是你的名字。”当我难为情地回答我有一个不好听的 名字，即埃米莉（克里斯塔是第二个名字）时，他却说：“不能说这个名字难听，这是 一个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个恋人也叫这个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里特·冯·希拉赫讲起过这件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她不经我同意 就把它编进了轶事集里。这个本来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谈及此事并 非为了纠正事实，而是说明从希特勒与我的对话中明确看出，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 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     根据规定，德国总理府有两名女官员当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当时，这 两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罗本尼乌斯。也许是因为这两位秘书过去曾为他的几位前任工作过， 并被任用过，所以希特勒不喜欢她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从未要她们服务过。     1930年希特勒让赫斯办公室的赫尔塔·弗赖小姐（后来与奥尔登堡结婚）到褐色大 厦担任他的秘书。自1931年或1932年起又换成了在纳粹党下巴伐利亚区党的领导机关工 作过的约翰娜·沃尔夫，1923年，她曾为迪特里希·埃卡特当过一年秘书。希特勒的两 位私人女秘书，一位是沃尔夫小姐，一位是维特曼小姐。在德国总理府里是没有工作岗 位的。所以她们只能在慕尼黑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办公厅交替工作， 每隔四个星期轮换一次。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厅是由阿尔贝特·鲍曼领导的，地点在德国 总理府外面。     阿尔贝特·约曼是由他的兄弟马丁于1931年招进冲锋队救济储蓄所的。在那里没呆 多长时间便被鲁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来。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担负起 希特勒私人办公厅的领导工作。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与一个他兄弟并不喜欢的女人 （非北欧人）结婚，兄弟俩便因此吵翻了脸。即便兄弟俩紧挨着，也谁都不理谁。如果 希特勒通过一个鲍曼把一项任务布置给另一个鲍曼时，那么这个鲍曼就通过通讯员把这 个任务传达给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兄弟。如果俩人中有一个人在讲有趣的故事，所有在 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却板着极严肃的面孔。几年后，阿尔贝特·鲍曼与 那个女人离了婚，又娶了他第一个夫人的表妹为妻。他想把此事告诉他的兄弟，然而他 的兄弟却不见他并让人转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结婚！”     与约翰娜·沃尔夫不同，我经常呆在柏林，并可以招之即来——我只需斜穿过威廉 大街——所以，较之约翰娜·沃尔夫我被招到德国总理府希特勒处去的机会更经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为德国总理搬进拉德齐维尔宫寓所之前，必须对这所旧建筑物进行彻底 修缮，对于那个历史性的会议大厅尤其必要。1878年，俾斯麦在那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 柏林会议。也是在这个大厅里，希特勒受到了兴登堡接见并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老先 生”——每当希特勒谈到兴登堡时，总这样称呼他——当时曾说：“希特勒先生，你尽 可能沿着墙边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这样，希特勒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不久就下令修缮这座古老的宫殿。直到竣 工为止，当时的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一直让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两条大街交叉 处旧德国总理府大楼下边的官邸里。这样，我在联络部和帝国总理府之间来来回回跑了 很长时间。     拉德齐维尔宫修复之后，元首和德国总理的私人副官团搬进了自1934年1月起另外 提供给希特勒使用的房间。副官团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房间，紧挨着“俾斯麦室”，这 里是我作为布吕克纳的秘书办公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面向古老公 园的大房间里。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时才得以扩大。尤利乌斯·绍布的办公桌也摆在副官团办公室 里。他是希特勒的总管，自1925年以来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 算得上是唯一对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务了如指掌的人。     绍布给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肿眼泡，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冻掉了几个 脚趾，所以有时走起路来还有点一瘸一拐的。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气急躁”的原 因。他始终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顶着不办，所以希特勒身边的人 都不怎么喜欢他。     绍布在一所药剂师学校读过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慕尼黑总供局工作。他 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在他一瘸一拐地参加纳粹党集会活动时，希特勒发现了他。他参 与了1923年的暴动并因此被判监禁。他与希特勒一起进了莱希河附近的兰茨贝格监狱。 1925年从监狱里被赦免释放后成了希特勒的长期挚友。他对希特勒那样忠诚，以至于为 了取悦于希特勒把烟都戒掉了，但并没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欢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 成了。如果有人告诉希特勒，绍布又在招待会上狂饮了，那么希特勒就张开双臂，无可 奈何地唉声叹气地说：“是啊，我知道，这很可悲。可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我没有别 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后雇了一名合格的佣人，为他处理琐碎的事务，但是希特勒所有机密的 事情仍留待绍布继续办理。例如，他负责把所有机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并且还开列生日 和礼品清单等等。因为希特勒身上从不带铅笔一类的东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总呼唤： “绍布，你写！”也就是说，在马丁·鲍曼来到希特勒身边之前，绍布就是希特勒的笔 记本。     绍布还得负责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关钱的事项（支付帐单等等）。他总要为希特 勒备好足够的零用钱，因为希特勒自己是从不带钱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轻漂亮的姑 娘到褐色大厦来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她的困境。我记得此事发生在1936年 12月。他的未婚夫是个奥地利人，因积极从事纳粹运动不得不离开当地，否则地就会遭 到逮捕。她请求希特勒帮助她的未婚夫找个工作，因为她本人收入微薄，并且他们还准 备结婚。希特勒让人调查这件事，当经过调查情况属实时，便给这个人安排了工作。绍 布为这对没有钱的未婚夫妇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让人 把它全部布置一新（家具、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等样样俱全）。然后在房间里还摆放 了装饰好的圣诞树，点燃了蜡烛，绍布还用汽车把这两个年轻人接进了新居。这两个人 幸福万分，是不言而喻的。     绍布负责的工作还包括，在演出剧目有变化时，他还得跑演出厅和剧院了解情况， 以便向希特勒报告，更换的剧目是否值得一看。绍布总是充满自豪地讲，他母亲曾是一 名舞蹈演员。不幸的是，她在1908年墨西拿地震中丧生。所以绍布偏爱舞蹈演员和马戏 演员。他给演员们和舞蹈家们打电话请她们晚上到元首官邸来聊天，通过这一工作，他 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亲亲热热。他对花边新闻兴趣很浓，他总是以此博得希 特勒的欢欣。     1940年希特勒辞掉威廉·布吕克纳之后，绍布获得了相当于党卫队小队长级别的 “私人副官”头衔，从1943年起相当于党卫队中队长的级别。但是，这种地位也经常使 他处于一种自身难以驾御的境地。可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对他的好感。1945年4月希特勒 还委派他销毁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贝格霍夫纪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 尼黑的住所和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绍布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过商业教育、年长一点的党卫队领袖是从元首住所护卫队中选到私人副官 团去的，我曾经委托他为我保管过一张大电话桌。这位党卫队领袖有做机关工作的经验， 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吕克纳和绍布不可缺少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成为 副官团里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员。重用这个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布吕克纳 还是绍布对正常的机关工作都不甚熟悉，况且这两个人还担负着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 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放手让他和我去干，这样，当时私人副官团里的公务运转很灵，基 本上不拖泥带水。直到维德曼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官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维德曼曾当过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团，即利斯特团的团副，希特勒那时在该团 当传令兵，维德曼是他的顶头上司。1919年他被开除出国防军后，在慕尼黑学习国民经 济学。20年代他在一次集会上又见到了在第十六步兵团时的下属希特勒。希特勒建议他 担负起冲锋队的领导工作，维德曼拒绝了。1933年12月当他偶尔与希特勒再次见面时， 希特勒询问他境况如何，他如实回答说：“不好”，希特勒问他是否愿到他那儿当他的 副官，他这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他参与建设一个牛奶加工厂而陷入了财政困境。     维德曼先在慕尼黑褐色大厦副元首的参谋部里工作了1个月，作为熟悉工作阶段， 而后于1935年1月1日在柏林德国总理府正式担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职务。在这里他的任务 与布吕克纳是相同的。由于布吕克纳不适于干机关工作，加之有点迟钝，所以副官团的 整个信件往来和文件运转是很糟糕的。维德曼除了完成他的副官工作之外，主要着手整 顿了私人副官团内部的机关工作秩序，扩大了人员编制。     维德曼频繁出差，他去过几次美国并且常去英国。在那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对他产生 了很好的影响，使他对希特勒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的性格与布吕克纳的温和性格恰恰 相反，希特勒总称布吕克纳为“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而后来则称维德曼为“极端的悲 观主义者”。     1939年1月希特勒对他说，他不需要不同意他的政策的人呆在身边。因此他任命维 德到旧金山当了总领事。在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以后，维德曼回到德国，不久便被派往天 津（中国）去当总领事。1945年美国人把他从中国召回到纽伦堡作证。     如上所述，希特勒上台后感到有必要找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佣人，他先找到一位名 叫卡尔·克劳泽的人。几年后，这个人于1939年被汉斯·容格和海因茨·林格所取代， 这两个人同时还兼任通讯员。     希特勒的佣人和通讯员都是来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贴身卫队，而队员们也都 是由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队长泽普·迪特里希为服务于希特勒而挑选的。他们必须 具备的条件有；漂亮的外貌，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以及敏捷聪明。泽普·迪特里希 首先把这些党卫队员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再亲自从中挑选出他最喜欢的人。被选中的 人要到慕尼黑一帕兴勤杂人员学校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以便成为理想的佣人。     佣人的任务是照料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早上敲门，按时叫醒希特勒，负责在门口接 收报纸和新闻报道。当希特勒阅读时，佣人要为他准备好洗澡水并摆好当天穿的衣服。 希特勒穿衣从不让佣人帮助。     佣人的任务还包括，通知希特勒前来进餐的客人是否已全部到齐。例如在贝格霍夫 人们常听到：“我的元首，饭菜已备齐，您领某某女士……”之类的话。战争期间，大 本营的佣人用电话通知有关人员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到希特勒处喝晚茶。此外佣人还有 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即从到希特勒处喝茶的人那里了解希特勒的情绪。     从我在副官团里的坐位上可以眺望德国总理府公园里的古树，俾斯麦曾在这些树下 散步。房间的另一侧是两扇高高的大门，正对着希特勒的房间，再往里走使是著名的会 议大厅。     每天早上约10点钟，希特勒从拉德维齐宫内的住所里出来，必经我背后这扇高门， 并穿过我们的房间到德国总理府他的办公室去。在那里，人们根据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 前一天拟定的工作计划召开最高级会议。     途中也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希特勒总是十分匆忙，而在返回途中他却慢条斯理。 他常常愣在大会议桌前，望着那里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如刚刚送来的荣誉市民证书、追 随者和崇拜者赠送的礼品，如画册、图书、手工艺品、文物等等。有时他做个简单交待， 忙时只签个字。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希特勒定期去慕尼黑度周末外，我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到 时他总要与我寒暄几句，但大多不外乎“你好吗”之类的客套话。     因为他既不需要办公室又不需要写字台，所以他把确定在每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安排 在他住所内的冬园里举行。开会时他习惯于同那些谈话伙伴们在园里徘徊。天气好时， 玻璃门全部打开，宽敞明亮的大厅便成了通向德国总理府花园的通道。     私人副官团只是一个联络和协调的部门。对于坐在私人副官团的我来讲，很难知道 希特勒正在与谁谈话，更不可能了解到有关的情况。所有重要的文字材料都由希特勒保 存在他自己那里，有些由绍布锁在保险柜里。只有希特勒需要口授时我们秘书们才能进 他的办公室。     所有政治，即内政外交方面的指示和命令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向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 里希·希姆莱、部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以及外交部长口头发布。希特勒召集的会议没有时 间限制，常常持续到深夜。这些指示和命令有的是直接贯彻执行，有的则要记录下来， 过后呈给希特勒签字。     对于会上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和会议持续的过程我历来一无所知，至少比党卫军全国 领袖和部长们的秘书知道的要少。在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原则命令。方面副官团算得上 是楷模了。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特别事情，人们也只能隐约揣测。这种情况经常 引起一种沉闷的气氛，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尤利乌斯·绍布是在副官团里最爱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会议刚刚议定的内容， 而且他享有这种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尔就某事得到了一点风声，并且由 于不小心对绍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从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后面透出的一种虽然不是 恶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人。如果他再用“为什么，怎么回事”来刨根问 底，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尴尬。此时此刻我总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试图用“我只不过 是猜猜而已”的托辞尽快从中摆脱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 情况，甚至连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临行前才宣布。当我还住在威尔默斯多夫时，每次突 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装。人为的神秘化常常导致一种纷乱，使我的神经非 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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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44楼

1934年罗姆暴动     例如1934年6月底，就有许多神秘勾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下旬到埃森市，为给纳 粹党区领袖特波文作证婚人。1934年6月28日晚上，我在柏林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 在夜间乘Ju52型飞机由滕珀尔霍夫机场出发去戈德斯贝格。飞机大约是凌晨三点钟起飞， 机上还有戈培尔部长和他参谋部的几位先生。这是我首次进行高空旅行，朵朵白云犹如 大海的浪滔在我的脚下飘荡。这次旅行简直使我着了迷。     当我还在默默地回味着这种经历的时候，不觉已到了德莱森旅馆。到这里来的目的 是尽快将思路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来。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布置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冲锋队 的几位队长于第二天到维西避暑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去。对召集他们去的原因没做说 明。详细情况难以知晓，但感到气氛异常。希特勒当时没照面，他正在旅途中与人谈话。     1934年6月30日凌晨，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飞往慕尼黑。在已起飞的第一架飞机上 坐着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如布吕克纳、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戈培尔部长和以拉滕胡贝尔 为首的便衣刑警。在第二架飞机上，我是唯一的女性，其余是以盖舍为首的元首护卫队 成员。像往常一样，这架飞机总是比元首的飞机稍晚一些起飞。     当我们抵达慕尼黑时，便发生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元首护卫队队长康尼·盖 舍没得到下机后去向的指示。副官们干脆忘记通知他了。盖舍反复猜测着。我向他提起 了计划在今天召开的会议，指望着对他会有所启发。但是，在奔赴会议地点之前，他还 是想——实际上是徒劳的——从坐落在摄政王广场旁边的希特勒住所得到指示。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旅行，我们来到了维西避暑小城汉斯尔包尔 旅馆的大厅，感到这里的气氛同刚刚在戈德斯贝格的气氛一样令人压抑。预料不到的事 情发生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坐在折叠椅上，旁边立着他那漂亮的警犬。当我同他热情 握手并喊着“希特勒万岁！”向他表示问候时，便衣刑警们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罗姆 对此将做何感想，便衣刑警们又将做何感想？我的确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 道希特勒在半个小时以前亲自把他的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被窝里拉出来逮捕了。     我们乘坐第二架飞机的人对于发生在汉斯尔包尔旅馆里的这一重要事件，仅仅目睹 了会客大厅里的那一幕。     在刑警队长拉滕胡贝尔向护卫队长盖舍简明扼要地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以后，我 们似乎又不假思索地掉头，再次上车。罗姆和其他被捕的冲锋队队长们也被安排在立即 返回慕尼黑的希特勒车队里。途中，乘坐在第一辆汽车里的希特勒突然命令所有车辆中 的乘客，也包括由我通知到维西来的冲锋队队长们都停下，让他们统统下车并且亲手撕 掉了他们制服上的肩章。我坐在后面的一辆车里，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切。被逮捕的人都 在他们自己的车里被希特勒的车队看管起来。     这种因几度中途停车而形成的分段行驶，一直持续到布里纳尔大厅45号——褐色大 厦的院内才算结束。那里德国国防军的一个连早已列队恭候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显得 很激动，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的大体内容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有 你们在，我很高兴——或我很自豪！”     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甚至还有在施塔德尔海姆枪毙人的消息 等等。然而，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单独与希特勒见面。此事发生 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元首护卫队餐厅里。抵达柏林后不久，有一次我到德国总理府餐厅 去用快餐。当我一个人正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吃饭时，餐厅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 他简单地打量了我一下，便在椭圆形的餐桌旁挨着我坐了下来。他像摆脱了沉重的压力 一样，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啦，我现在已脱胎换骨，并且感觉到像个新生儿一样 啊！”     对于希特勒在餐厅里的出现，我感到意外。我从未在这里碰见过他。厨房的这一部 分根本不是通向皇宫二层他的私人居室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什么东西在驱使他？又有什 么东西感动得他对我说他现在感到“像个新生儿呢”？     此刻在他那面向花园的餐厅里，戈培尔部长和参谋部的其他先生正在等着他。可他 却坐到我的身边来，他像一个在克服了一种可怕的局面之后对任何人都得讲一声“谢天 谢地……”那样的人。这种“像新生儿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谢天谢地”，就是 希特勒得到解脱可怕局面后的松一口气，尽管这是对一个不明事情真相的人讲的。     1934年6月30日以后人们对罗姆是否计划一场暴动，众说纷纭。从纯主观上来看， 我认为罗姆没有计划暴动。但是，在希姆莱将其党卫军的人纳入了警察编制之后，罗姆 的确想使他那些已经惶恐不安的，部分失了业的冲锋队员，至少能保持民兵的地位。但 这却又违背与法国的政治协约。希特勒想避免与法国的麻烦，但又担心罗姆自定政策。     根据我后来所接触到的资料和罗姆参谋长于1934年6月10日向冲锋队下达的命令， 不排除当时他的确有这种打算。参谋长命令的最后一段讲到：“我希望，到8月1日冲锋 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将以充沛的精力严阵以待，迎接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 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会以必要的方式答复 他们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运。”     也能是说，罗姆参谋长虽然让他那450万冲锋队员休假了，但在离开营房之前，他 还是发出了强硬的暴力威胁。他谈到“冲锋队的敌人”。根据罗姆参谋长1934年6月9日 的命令，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也不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服务于“元首和国家”，而 是服务于“祖国和人民”。我发现，这项命令的结尾，没有以往在所有公函中使用的 “希特勒万岁”那种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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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45楼

希特勒的口授与楼梯间     希特勒的口授常常在傍晚以后或夜间进行，因为他说“这个时候他的思维最敏捷”。 为使秘书们（经常是两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绍布一般都提前宣布当晚的工作。但是 口授也经常推迟几天才进行。遇到这种情况，绍布总是说：“首长还在等一个消息。”     因此，人们便开始值班。值班人员大多数都呆在希特勒办公室的附近，即所谓“楼 梯间”里。管家卡内恩贝格负责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在柏林工作的初期，当我还是 “应召”从联络部来元首住所工作的时候，只要看见装满威廉土梨、布鲁塞尔蓝葡萄、 苹果、桔子和放着面包的盘子就足以使我感到是一顿美味佳肴。     元首的家务是由管家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操持的。因为中午和晚 上总要请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与一个经营有素的饭馆媲美。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出生 在柏林的一个烹饪世家。卡内恩贝格的父亲在柏林拥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饭馆。他的儿子 阿图尔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板，这家旅游饭庄当时颇受欢迎。     我本人从未到过那里。但是一个名叫玛格达勒娜·哈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 特勒委托为其购买古画的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卡尔·哈贝施托克的遗孀曾告诉我：“乘坐 76路电车到洪德凯勒，然后步行就可到达这所环境优美的园林饭庄，在那里你不仅可以 品尝咖啡和糕点，而且晚上还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肴。”     卡内恩贝格的园林饭庄后来破产了，但他紧接着马上又在柏林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 小餐馆。经过戈培尔博士的介绍，希特勒看上了卡内恩贝格的餐馆。从此以后，希特勒 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别快车抵达柏林火车站，总要光顾卡内恩贝格的餐馆，用卡内恩 贝格风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盘来解乏提神。     卡内恩贝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而且还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 单人娱乐家。他用手风琴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希特勒是那样喜欢他，以至于1932年初把慕尼黑这座改造成褐色大厦的巴洛宫内的公共 餐厅的管理权都交给了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把卡内恩贝格和他那位讨人喜欢、文质彬彬的夫人弗雷达女 士（北德地区一位森林管理员的女儿）招进柏林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住所，作为管家， 他负责为元首操持家务一直到1945年。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负责家庭和厨房服务 人员的雇用、服装、工资和住宿事务，食品的采购和管理、饮料、室内床上用品以及制 定每天的菜单。如举行国宴，所有与此有关的组织工作，如宴会桌上、招待和社交场合 的鲜花摆设，又如要求增加佣人（在举行大的国宴时，除了希特勒贴身卫队的佣人外， 总统府的佣人也要动员起来）等诸如此类的工作都属于卡内恩贝格的管辖范围。遇这种 情况，总统府的大总管也被派来帮忙，他的任务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着地板宣布来宾的 名单。     希特勒特别担心在招待方面失礼。怕他的下属工作中出纰漏，损害他的名誉。这念 头始终在缠绕着他。他威胁要惩罚管家卡内恩贝格，如果招待会出了纰漏的话。     之前，希特勒对已摆好的宴会桌总要亲自过目，看是否的确已完美无疵。     例如，1939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范围里同曾陪同里宾特洛南访问过莫斯科的 通讯官谈及过这方面的事情。当这位军官告诉他，斯大林在宴会开始前总要亲自过国宴 会桌，检查是否已无纰漏时，我说：“看来斯大林像您一样也怕出问题。”希特勒回答 说：“我的佣人是没有问题的。”     卡内恩贝格在圣诞节前有一项重要任务。希特勒乐意向他喜欢的人和他认为亲近的 人送礼。过生日时，特别是过圣诞节时，他从不忘记为这些人选择礼品。属于这个范围 的不仅有他最亲近的下属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艺术家，而且还有他的熟人和战友。那 些在他掌权以前曾与他要好或交过朋友的女士们尤其应属于这个范围。     希特勒在楼梯间里与我们秘书们一起喝茶的时候，经常对他当了德国总理以后不能 再像以前那样到柏林的商店里去采购礼品感到遗憾。他说：“这在先前总是给他带来欢 乐。”     由于希特勒坚持要亲自选择礼品，所以机灵的卡内恩贝格就提前让人从柏林最高级 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东西送到总理府，供希特勒挑选。我曾有几次帮助希特勒挑选礼品。     圣诞节前夕，卡内恩贝格让人把礼品统统摆在私人图书馆里和希特勒办公室的桌子 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过目。这些礼品至今还保存着。它们有壁画、迈森瓷 器、银盘和银碗、旅行用的小包、项链、晚宴用的手提包、望远镜、头饰、方格花呢旅 行服、台灯、咖啡和茶具、银勺、金表、图书和画册、写字台装饰品、皮箱、车罩等等。     希特勒为被列人长长的名单上的每个人挑选出这一年应该送的东西来。这个名单是 由尤利乌斯·绍布掌握的，上面还记载着，过去几年有关人员接受希特勒礼品的情况。     这是一个由卡内恩贝格管辖的小王国。希特勒有一次谈到了卡内思贝格：“在厨房 里，他像帕夏那样执掌着权力！”卡内恩贝格也绝对意识到了他的权力，因此行使起来 泰然自若。他从不缩手缩脚，尤其在战争期间，他将元首家库存的东西拿出来慷慨地赠 送给显贵们，以换取他们的回赠。例如，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每逢圣诞节前夕都能收到 也门国王赠送的几袋子咖啡豆。每个在希特勒礼品名单上的人都得到过几斤咖啡，这在 当时是受欢迎的礼物。谁与卡内恩贝格相处得好，谁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东西。     玛格达·哈贝施托克女士在战争期间客居在她的朋友克卢格斯在西里西亚的庄园里， 当谈起卡内恩贝格时她回忆说：“他运到那里一汽车食品和其他东西，搞得人们莫名其 妙。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问是否卡内恩贝格收了钱，哈贝施托克则回答说： “没有，没牧钱，他只不过是为了做好人而已！”我说：“他够得上是一个小投机商，” 哈贝施托克女士纠正我的话说：“既然是小投机商，那么他就是一个宽容的投机商。”     卡内恩贝格的夫人弗雷达在布置餐桌的珍美装饰品和摆放鲜花方面具有一双灵巧的 手和很高的艺术审美观，把餐桌装饰品摆设得令人赏心悦目。装饰用的鲜花是从菩提树 下大街阿德龙饭店内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里运到总理府来的。     如果有要客来访，卡内恩贝格夫妇也常奉命到贝格霍夫去帮忙，以保证国宴顺利进 行。这里是卡内恩贝格女士显身手的地方，她用鲜艳的盆花驱散大厅内散发着的潮气。 例如她总是成功地把壁画和附近摆着的鲜花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恰。     弗雷达·卡内恩贝格的布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审美观，对希特勒来讲，她就是德国 理想的家庭妇女。她始终留着当时最时兴的奥林匹亚大波浪式发型，干净整洁，她考虑 问题细致周到，且性情文静平和，她无疑比她的丈夫更讨人喜欢。     她丈夫卡内恩贝格身体矮胖，但却异常灵活，时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总是不由自 主地想到一个滚动着的圆圆的皮球。他的眼泡较大（可能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也许 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令人遗憾的是，卡内恩贝格总爱搞阴谋诡计， 致使管家——内奸的文字游戏常常闯入我的脑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 吕克纳的彻底垮台和通讯官马克斯·温舍被临时调往前线都应归罪于卡内恩贝格。两个 人都是卡内恩贝格搞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当佣人的要么是通讯员，要么是人们常说的仪表堂堂的青年人， 他们身着带领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裤子。他们受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伪派遣经 过帕辛勤杂人员学校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在希特勒家中从事服务工作。自然他们就落到了 卡内恩贝格的手下，尽管他们并不是受雇于他，也不是为他工作的。这些人处在一种受 双重领导的地位。卡内恩贝格认为必须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员那样管理他们。对这种做法， 党卫军的人根本不买帐，并且经常鼓动马克斯·温舍副官站在他们一边。加之在其他人 事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斯·温会便与卡内恩贝格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卡内恩贝格对此耿 耿于怀。     1940年意大利公主马法尔达来访时，卡内恩贝格应召上山。当温会副官和女管家把 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他才到达山上。布吕克纳也没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 这么顺当，情绪极好，并且夸奖根本没有出力的卡内恩贝格工作出色。卡内恩贝格抓住 这个机会发泄对温舍的怨恨。希特勒先入为主，让人把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叫到他那里。 当布吕克纳站在温舍一边为他辩护时，希特勒当场解雇了布吕克纳，温舍副官也马上被 调到前线去了。     希特勒后来才认识到。他上了卡内恩贝格阴谋伎俩的当，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卡内 恩贝格的评价。因为希特勒一贯的想法是，不管是组织国宴，还是每年一度的艺术节， 一切情况进行得都很顺利，卡内恩贝格把这些任务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满意。所以久 而久之，卡内恩贝格便享有某种特权，他行为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希特勒赞赏卡内恩贝格的专业技能，喜欢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 有时还外出郊游时，负责安排野餐的卡内恩贝格就善于很好地表现他的这种特长。遇到 这种机会，卡内恩贝格用他的音乐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非常愉快。 在海团里希·霍夫曼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名为《希特勒日常生活侧记》的画册中，有这 方面的几幅画（如“在哈茨山中无忧无虑的时刻”），它展现的是完全放松了的希特勒， 后来人们就很少见到他这样高兴过。     卡内恩贝格于1945年，即崩溃前夕，离开了德国总理府，逃到了图姆湖畔。他后来 在杜塞尔多夫又开了一家饭馆，名叫“施奈德·维伯尔餐室”，它生意兴隆，也许是卡 内恩贝格在那里也善于使他的客人们感到开心快活的缘故吧。     言归正传。面对希特勒办公室的门是通向走廊的几级台阶，穿过走廊就可进入希特 勒副官们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经常谈到的“楼梯间”。接下来就是绍布、迪特里希博 士、泽普·迪特里希和布吕克纳（后来是阿尔温一布罗德·阿尔布雷希特）的房间。从 楼上走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女理发室，原先这是一个会客室，它的左侧是两扇总是 敞开着的大门，通向装有壁炉的电影厅。右侧是俾斯麦室，也叫吸烟室。旁边是餐厅。 餐厅后面是长长的“冬园”，园内摆放着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沙发椅。冬园的尽头是一 个漂亮的半圆形，中间装有一个高高的玻璃门，从这里可以望见公园里的古树。在枣园 里还可用早餐。威廉·布吕克纳的格言是：“用早餐的时刻是最美好的时刻”，因此他 常常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下午，希特勒往往是在冬园里结束他的会议。他一般不用他的 公房，只有在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在那里为他安排了活动，他才偶尔用一次。     1934年春天我最终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的初期，与泽普·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博士、 党卫军领袖们和护卫队里党卫军的成员以及副官和佣人们一起在拉德齐维尔宫经营部门 地下室里按时进餐。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地下室就餐的客人和工作人员与在元首住所 餐厅里就餐的人用的饭菜是一样的。菜单没有区别。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们这些女秘书 们主要是在楼梯间里用餐，如上所述，楼梯间处于副官走廊的首端。下午我们也在那里 用茶。     有一天希特勒偶尔路过楼梯间，看到我们坐在那里，便问是否他可以与我们一起坐。 这个无拘无束的闲聊时刻令他那样满意，以至于他经常在这个时候，甚至后来几乎天天 都到这儿来喝茶。结果下午在楼梯间里喝茶成了相当有规律的程序。有时是我们两个人 陪伴着希特勒，也有时是我们全体三个人，即约翰娜·沃尔夫，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 和我。     就地方而言，楼梯间里根本就谈不上舒适，房子很高，由于室内没有洗澡间，所以 只能当作临时替代性客房。房间里只有一个洗手盆，上方装有一面镜子。其余的设施还 有：一把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长沙发椅，一个衣柜，一个保险柜以及一张打字桌。一盏 落地灯，一张八角桌和几把草编小凳子构成了室内的简单陈设。     自1939年战争爆发，我们女秘书们大多都呆在当时的大本营里，有时是轮流呆在那 里。我们呆在柏林时，楼梯间就成了我们的常设办公地点，周为在新的总理府为我们准 备的办公室太远了。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按8小时工作的正常办公时间。我们昼夜不停 地工作，而且必须持续地随时听候首长的调遣。希特勒除了召开正式会议外，总是呆在 他的住所里，这样我们在楼梯间比在新的总理府离他更近，可以招之即来。他的办公室、 图书馆、卧室和后来紧挨着他卧室的爱娃·布劳恩的套房都在拉德齐维尔宫的二楼上。 尽管楼梯间里陈设简单，但希特勒却感到很舒服。在那里他使自己彻底放松了，我总有 这么一种感觉，此时他真是无拘无束了。他向人们讲述他青年时代和过去的个人经历， 这些话题他后来在喝晚茶时和在大本营的食堂里吃饭的时候从未再谈及过。人们感到， 似乎他在这里所讲述的东西是从他平时锁着的保密抽屉里出来的。     在楼梯间里，他还给我们讲述他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希特勒曾谈到，他对传教士的 反感起源于很年轻的时代。他讲到过一位担任宗教课的教授，从来不修边幅。他的外衣 上面总是饭迹斑斑，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上面沾满了污垢，所以每当他要使用 时，总得先将它对神一下。     一次教授责备孩子们在教堂里不会跪着。希特勒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怎样 才能正确地去做，请教授做个示范。     教授看到孩子们对正确完成规定的动作表现得如此认真，感到很得意，便抽出他那 沾满污垢的手帕，来回神了神，摊在地上，紧接着跪了下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他站起 来，把手帕放在一个放洗脸盆的小墩子上面，然后走出教室，去前厅休息。他习惯于在 那里与同事们谈天，度过休息的时间。男孩子们商量好要好好地让这位教授出一次洋相， 因为他的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希特勒自告奋勇，厌恶地抓着手帕的一角，藏在背后， 然后向着站在前厅里休息的老师们走去。走到这位教授的跟前，他停下来，突然把一直 没被人发现的手帕抖了出来，微笑着说：“教授先生您把手帕忘了。”     在学校里，希特勒喜欢的游戏是玩小镜子。他玩得很起劲，并且搞得老师很烦躁， 因此老师认为有必要在班级操行登记册里记下一笔。课间休息时，孩子们都簇拥在班级 操行登记册周围，偷看老师写的内容。他们发现，老师（当然是无意的）竟写了一句顺 口溜，令他们大为开心。于是便放声朗读起来：“希特勒小淘气儿，借着阳光照镜子 儿！”当老师再走进教室的时候，这群孩子声嘶力竭地重复着这句话。     希特勒还谈到，他12岁时就与同学们打赌，说他在与女孩子们一起作礼拜的时候可 以把她们逗笑，希特勒后来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事先带在身上一把胡刷 子，每当女孩子们的目光触到他的时候，他就拿出胡刷子来装模作样地刷他那根本不存 在的胡子。     他还讲述了他最初学吸烟、喝闷酒的经历，以助雅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吸了一 支香烟，实际上也只吸完了半支，就感到很难受，于是我跑回家并且呕吐不止。母亲十 分为我担心，我对她讲我吃了一片颠茄，于是她请来了医生。医生为我检查了一下，看 了看我的口，便疑惑起来，然后他翻了翻我的裤兜，结果在里边发现了烟蒂。后来我买 了一个长长的瓷烟斗，吸起来像个烟筒，不过只是在上床之后我才开始吸。有一次我吸 着烟睡着了，直到床着了火我才醒来。那时我发誓不再吸烟，我遵守了这一誓言。”     他还说道：“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到一个农家酒店参加一项庆祝活动， 喝了大量的白酒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并迫不得已多次到房后的粪堆上去大便。次日早 上去找父亲要看的毕业证书，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打听了半天也无结果，于是去找校 长，并且请求他给我一份副本。这是我童年经历的最大耻辱。校长把皱皱巴巴的毕业证 书递给了我。原来这家酒店老板在类堆上发现了这份证书并且送给了学校。此事使我很 沮丧，以至于下决心不再饮一滴酒。”     他还谈起他所依恋的母亲给予他的爱和父亲对他的严厉，他常说：“我不仅不喜欢 父亲，而且还很怕他。他易动肝火并随手打人，可怜的母亲总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在 《卡尔·迈》这本书中读到有疼痛而不表现是勇气的象征时，便下决心，再挨打时将不 出声。当父亲再次打我时——我知道母亲仍担心地站在门外——我一声不吭，他每打一 下我就记下一个数。而后我自豪地告诉母亲，‘父亲一共打了我32下！’她只当我疯了。 说也奇怪，从这天起，我无需再重复这种尝试，父亲不再打我了。”据他讲，后来他父 亲的生活艰难时，他又对父亲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尊敬，因为他从一个孤儿最后当上了一 名海关宫员。希特勒还喜欢谈他母亲作为一名家庭妇女如何能干，使得这个家逐步富裕 起来。     他有时也回忆起被他视为“蠢女人”的姐妹们。使他恼火的是，例如她们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他醉心于某一体育项目，或用手枪打那些栖息在小镇子公墓内的老鼠。他向 我们承认，他姐姐安格拉订婚后，他真想劝他对之很有好感的那位未婚夫取消婚约，并 与“蠢女人”一刀两断。     希特勒没有“家庭”观念。他把他的参谋部视为家庭。他妹妹保拉比他小几岁。她 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姑娘，早在年轻的时候，希特勒就喜欢这个妹妹。然而也许主要是 因为年龄差别的关系，他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到战争结束为止，保拉 一直住在维也纳，后迁到贝希特斯加登居住，直到她去世。     保拉·希特勒在1956年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战争结束以后我才算名符 其实地离开了维也纳。”她在1957年2月7日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哥哥阿道夫与 我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是我处处都得让着年龄比我大、个性比我强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我们不能为争个谁亲谁疏而吵个不可开交，让外界看笑话，这我是清楚的。所以，我一 直住在维也纳，而我姐姐安格拉则在上萨尔茨堡为我哥哥操持家务，直到1935年秋天为 止。哥哥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个人的事情由个人自行处理。”她在1957年2月5日 的另外一封信中写道：“在他看来，我们姐妹过于嫉妒他，他宁愿花钱雇外人在他身边 为他服务……”     比他大七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的生活中从未有过影响。阿洛 伊斯·希特勒娶的第一个女人是个爱尔兰人，婚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名叫威廉·帕特里克 ·希特勒，1939年人们曾公开谈论起他，因为他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叔叔阿道夫》 的书。第二个儿子是一名军官，战死在东方战场上。当着希特勒的面，人们很少谈及 （实际上根本就不谈）这位在第三帝国时期在维滕贝格广场开饭馆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 希特勒在施皮塔尔的亲属。     希特勒常常谈起斗争年代的经历和他与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友谊。有一次他说： “这种友谊是他20年代最美好的友谊之一。迪特里希·埃卡特出生在上普法尔次地区诺 伊马克特镇一个公证人的家庭里，当过记者和诗人。他作为拜罗伊特的戏剧批评家而出 名，与亨里克·易卜生曾家为好友。后来，埃卡特曾把《培尔·金特》译成德文，赢得 了广泛的赞誉。     埃卡特是在1920年的一次大会上认识希特勒的。对于希特勒来讲他是一位慈父般的 朋友，并且经常给予希特勒以则政方面的接济。每当希特勒谈及这些具体情况时总是非 常感动。1923年他同希特勒一起坐过兰茨贝格监狱，由于病入膏肓，当年圣诞节时便获 释出狱。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他的朋友、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布吕根封地的领主那 里度过的，1923年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贝希特斯加登公墓的古墓地上。他那句“德 国觉醒吧”的名言被希特勒当成了纳粹运动的战斗口号。     埃卡特的死对希特勒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一 位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希特勒曾这样讲过。只要他一谈到迪特里希·埃卡特，总是 两眼泪汪汪的。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他还对“忠实的埃卡特”已不在人世，尤其是在他 有可能报答埃卡特的情况下不能对他给以回报一再感到遗憾。     与迪特里希·埃卡特有关的一切都在打动着希特勒。有一次我告诉他，我的一个女 友在她从恩斯特·冯·沃尔措根的遗孀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中发现了迪特里希·埃卡特 的几份手写的诗稿，他当即就要把它们买下来。当他认出这些诗稿是迪特里希·埃卡特 身后留下的所剩无几的处女作时，他便主动提高了购价。埃卡特的大部分处女作诗稿都 被他那位爱吃醋的夫人销毁了。得到了这位朋友的诗稿他简直高兴极了。由于对埃卡特 怀有的仰慕之情，所以希特勒对约翰娜·沃尔夫也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经常亲见地称她 为“沃尔费尔”。     他还讲了很多在斗争年代旅行的故事。夏天人们经常乘敞篷的奔驰汽车旅行。每次 外出希特勒总坐在1936年去世的司机尤里乌斯·施雷克的旁边，尾随其后的是埃里希· 肯普卡。旅途中常常是在基姆湖畔的拉姆巴赫饭馆歇脚。希特勒很喜欢这个饭馆。1932 年，希特勒就是在这里接到了兴登堡召他去柏林的请柬。希特勒还谈到在长时间旅途中 上厕所的麻烦。有一次他借绍布提到的话题大谈魏玛、大象饭店：“……那里有供他用 的固定房间，里面虽然有自来水，但却不能洗澡。厕所在楼道走廊的尽头，所以每次大 小便后总要先走一段难以忍受的路程，因为他一离开房间，消息就野火般地迅速传遍全 楼，在他离开厕所时，楼道两旁已站满了人，他不得不举起胳臂并面带尴尬的微笑如同 忍受夹道鞭笞一样走完回到房间的路程。”     他谈到在汽车旅行途中为消磨时间所玩的游戏。例如“施泰因施奈德博士”游戏。 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只有在人们玩输了之后才能发现这是一个游戏。具体玩法是，将虚构 的事情形象地讲述给别人听，直到听众不由自主地问：“是么，那是谁？”答案是“施 泰因施奈德博士”，这样大家便一清二楚，故事是编造的，提问题的人陷入了设置的圈 套。另外还有就是“海狸游戏”。他们给长络腮胡子的人取名“海狸”，谁在旅途中先 发现了这样一位“海狸”，谁就算赢了。     诸如此类的游戏使得希特勒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便开始 模仿老战友的言谈和举止。他是一个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讲话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亚 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话的出版社社长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望着眼前呆板的 阿曼如何耸动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灵活地用右手打手势。耳背音粗的印刷厂 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艺术的牺牲品。他还爱模仿外国政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 地模仿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尖笑声，并且把坐着像个巨人的国王但站立起 来又不显高的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     战前时期希特勒的性格还是开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这种性格有多么宝贵。“处于 逆境时，充满幽默的语言往往有奇效，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在斗争年代都是如此”，他 曾这样说过。但是1941—1942年战场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两人，从那时起，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难以接近。     他还经常谈到党在过去由于他签署的汇票期满而面临的财政拮据和在山穷水尽时刻 终于又找到了救世主的情况，他总爱谈起下面这个例子：“我曾为党签署过一张4万马 克的汇票。可是我所期待的款项却总得不到，党的金库空了，汇票期满的日子迫近，而 且我又毫无希望筹集这笔款子。我已经考虑自杀，因为我走投无路。在汇票期满的4天 前我向枢密顾问布鲁克曼女士讲了我面临的糟糕处境，她马上把此事接了过去，给枢密 顾问基尔多夫挂了电话，并且让我到他那儿去一下。我向基尔多夫谈了我的计划，当即 赢得了他的支持。他向我提供了款子，这样我才得以及时把汇票兑现出来。”     希特勒还谈到在兰茨贝格监狱里为撰写《我的奋斗》一书他亲自打字和赫斯帮助他 的情景。他非常认真地安排了每天的作息时间，并且把阅读材料的范围限制在历史、哲 学和传记方面。在那里，他还着手制定了筑路计划和生产一种对民众适宜的轿车计划。 这种轿车内有4个座位，价值990马克，其外形如同停放方便的“甲壳虫”。像设计大众 牌轿车一样，1922年希特勒就计划建造高速公路，他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曾为此进行 过设计。建造德国阿尔卑斯山公路也是他的主意。这条路建成后，山区的美景将会被发 掘出来。建造从林道至贝希特斯加登这条弯弯曲曲的阿尔卑斯山公路是他的第二项规划。     总之，谈话的题目无所不包，诸如建筑设计、绘画、雕刻、戏剧、电影、艺术等等 均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谈话素材。谈话一旦出现停顿，空气便显得沉闷起来，这 时只要有人稍稍提起某一个话题，希特勒就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教会始终是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 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 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 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 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 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 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 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 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伪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 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他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 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 为50对或100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 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他还谈起上流社会那些关心他、爱护他、甘心为他献身的夫人们，他经常通过她们 举办的沙龙建立新交。当然他也谈到，在那种场合，他经常感到，他像动物园的猴子一 样被围观着。     在拉德齐维尔宫修缮竣工之后，有一天上午约10点至l1点时分我被召到总理住所。 希特勒和他的副官们正在餐厅里吃早餐。我还未坐定，佣人卡尔·克劳泽就领进来一位 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是西格里德·冯·拉弗待男爵公主，她的名为“德国女郎”的 照片当时刚好刊登在柏林画报的封面上。     她是梅克伦堡市多贝兰镇一位军官的女儿，然而却以维多利亚·冯·迪克森阁下的 外甥女闻名。达维德·欧文在1980年由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病况到 底如何》一书中发表了一篇仓促写成的文章，对冯·迪克森进行了非常表面的分析，他 在该书的第27页上讲述了一段无稽之谈：“譬如说维多利亚·冯·迪克森，她是一个有 野心的、150％的纳粹分子，是她把一个与她有亲属关系的年方21岁、美丽如画的裸体 姑娘悄悄地弄到了总理府内元首的床上。在那里，希特勒见到了这位姑娘，礼貌地请她 穿上衣服离开房间。”如上所说，这只不过是无稽之谈……     维多利亚·冯·迪克森主持着一个政治沙龙，这个沙龙最值得炫耀的是希特勒经常 光临此地。在后来的岁月里，希特勒在楼梯间里曾谈起过对她的邀请，他说：“……在 那里，我像动物园里一个外来的动物出现在大家面前，被人们好奇地看来看去！”这个 时候，希特勒接受这位阁下的邀请。她漂亮的外甥女一出现，希特勒便顿时心旷神怡， 毫无顾忌地迎上前去，说声：“阳光驾到”或是“太阳升起来了！”至于还怎么说我也 记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迷上了西格里德，冯·拉弗特，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这点连生活在慕尼黑的爱娃·布劳恩也不隐讳。     这里我还想谈谈有关希特勒的一些个人生活情况。希特勒着装讲究实用。每次试穿 衣服，他都感到厌烦。他演讲时喜欢做手势以表示强调，尤其在谈到刺激性问题时，他 还习惯于手臂上下摆动，右肩的提高使他不断地伸展身体，所以对紧身的衣服很反感。 他指示裁缝将所有的衣服和制服以不影响他的动作自由为准去加以修改。     他不时地抬高右肩可能是因为他的左肩僵硬而致。在1923年11月9日的暴动中，希 特勒摔过一跤。摔倒在石子路上，致使胳膊肘骨折。阿达·克莱因的丈夫瓦尔特·舒尔 策当时是冲锋队卫生队的队长，他没能说服希特勒在医院做一次X线检查。希特勒担心 “到那里就被搁置在角落里了”。这样这个肩从未得到过象样的治疗，并且从那时起就 有些僵硬，我也时常感觉到这一点。     希特勒有些溜肩，上衣又肥大，因此身材并不帅，然而他仍很令人尊敬。只要他一 踏进门槛，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他身上。事后我甚至在想，这也许是他素来步伐稳健 所致。他走路总是从容不迫，当他走向欢迎的人群时，他的步伐近乎是庄严的。他的举 止对那些平时自由散漫的人产生了一种抑制性的作用。希特勒总想当强者。他经常讲， 到新的总理府来拜访他的人必须先穿过平滑如镜的大理石大厅，然后再经过他那间大办 公室，当这些人到达他跟前时，就已被搞得晕头转向。我觉得希特勒的眼睛富于表情， 它常常放射出审视的目光，讲话时炯炯有神，它既能放射出热情，又能表达愤怒、冷淡 和蔑视。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双浅蓝色的眼睛却失去了表情，变得模糊 不清，光泽暗谈，并开始浮肿。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 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 “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 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 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 “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希特勒的鼻子很大，并且很尖。我不清楚他的牙齿过去好不好，反正在1945年战争 结束时已经变黄。他有口臭。利用那撮小胡子把他狭小的嘴掩盖起来，这无疑是有益的。 在他与阿达·克莱因相好的那些年里，他告诉她：“许多人都说我应该刮掉我的胡子。 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胡子，我的脸该是个什么样子！”随后他用手像托 盘子一样托住了他的鼻子，说：“我的鼻子的确太大了，我不得不通过这撮胡子来冲淡 一下。”     我觉得希特勒的手是很美的，无论是在活动时，还是在休息时都是如此。尽管这双 手的指甲并未让人修整过，但剪得短短的指甲却很整洁。多年来，手指的关节处变得越 来越粗。不知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的一位摄影师，还是他本人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成 功地拍摄了希特勒的手在坐位靠背上寻找安放点的精彩照片。     他从不戴首饰，连他那块金表也放在上衣兜里。他常把表调快几分钟，以便能准时 参加活动或会议。尽管他总向佣人们和副官们打听时间，但却不相信他们的可靠性。     自1933年起，希特勒回避亲自接触钱，这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把付款的事情 交给了他的副官绍布。到1933年为止，绍布身上一直带着一个皮夹子，硬币散装在上衣 兜里。据阿达·克莱因讲，他在付出租汽车费时，还给小费，而且总是很慷慨，“…… 小费数额几乎与出租汽车费相当。”阿达重复他经常表示的观点：“越富越吝啬，富人 从不给小费！”希特勒对有些男人接连不断地去寻求新领带感到开心。“只要是我看上 的领带我都买，而且同一种领带一买就是几条，”他曾这样说。后来，他就只能戴与制 服配套的黑领带了。对于服装的搭配他是不重视的。     他很少谈及新潮服装，然而却能以出人意料的鉴赏力对连衣裙评头论足并对穿连衣 裙的人加以恭维。对不合时宜的流行式样，如软木高跟鞋，他则又取笑不已。但我认为， 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有他的小算盘。我经常听到希特勒对爱娃·布劳恩讲的话： “啊，你穿了一件新连衣裙！”对此她生气地回答：“走开，你明明知道，这件连衣裙 我已穿过多次了。”     希特勒很讲卫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几次，尤其在大会和演讲之后和出了满 身汗返回住所之后。他的皮肤非常娇嫩。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始终是自己刮脸，佣 人要做的事情并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为保持衬 衣不变形，这家洗衣店在上面别了一些针。尽管他与佣人们相处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当 时的佣人卡尔·克劳泽忘记将那些针去掉，他也会非常生气。     希特勒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 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 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 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 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 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 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 —1942年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 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 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 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 “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毫无疑问，希特勒善于在聊天时用他那无可非议的魅力吸引别人。即使是错综复杂 的问题，他也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在阐述这些问题时，他的诱惑力很强，以致使听众 都着了迷。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兴许正因为如此，一些怀着绝望的心情去找他的人经 过他的开导竟满怀信心了。     例如，记得在1945年3月仅泽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怀着彻底绝望的心情来到了柏林。 他告诉我，1100辆俄国坦克已临但泽城外，而德国国防军总共才只有4辆“虎式”坦克 用来抵抗，加之所需的燃料已所剩无几。福斯特下定决心不再默不作声，要把但译局势 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希特勒。     我为福斯特鼓劲，要他把全部真相统统讲出来。他回答我说：“这你可以放心，纵 然冒被他赶出去的危险，我也要把全部情况告诉他。”然而在与希特勒谈话之后他则完 全改变初衷，使我惊讶不已。“元首答应我将向但泽增派部队”，他轻松地对我说。他 望着我怀疑的微笑说：“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调集这些部队。但他告诉我，他将 增援但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希特勒强烈影响力的作用。     如同希特勒经常对待别人那样，他对自己也是严厉的和不屈不挠的。他从不吝惜自 己的力量，任何疲劳他都置之度外，不休地求索。他幻想着，钢铁般的毅力能战胜一切。 所以他的左手颤抖使他极为尴尬，这是毫不奇怪的。他意识到自1944年起就再也不能完 全驾驭自己的身体，这给他增加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倘若惊异的来访者眼睛盯一下他那 发抖的手，他就本能地用右手将左手掩盖起来。尽管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意志磨炼，但 还是不能阻止手的颤抖。     希特勒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止始终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方说在私下闲聊时如突 然来一个噩耗，希特勒仍可镇静自若地继续聊天，人们只能从他颚部的肌肉运动看出其 内心的活动。例如，我记得当确保大部分鲁尔地区安全的默讪和埃德塔尔屏障被摧毁的 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板起了面孔，但也仅此而已。任何人都想象不到，这打击对他来讲 是多么沉重。往往在事情发生了数小时或数天之后，他再来回忆事情发生经过，只有在 这时才真正流露他的心情。     希特勒可以以同样惊人的自制力保守秘密。他认为，一个人只能知道为了履行其职 责所必须的东西。他经常说：“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他事先从不透露 他的秘密意图和计划，在一项军事行动或类似的行动开始之前他也未做过暗示。     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 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 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 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     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 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 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 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 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 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 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 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 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 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 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 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 谈话复述出来。     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 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 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 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 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     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 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 合适的措辞。”     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 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 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 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     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 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 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 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 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 城市、建筑和他们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 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 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 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 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 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经过了这个思想漫游之后我们回到楼梯间——我当时值班的地方，我等待着佣人穿 过双扇门进到房间来喊我：“首长要口授，有请！”于是我便跟着佣人上楼。他打开通 往图书馆的门，然后再从外面把它关上。接着，佣人在门铃旁边挂上一块写着“请勿干 扰”的牌子。     首长一般是在隔壁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向写字台弯着身子站着，思考 他的讲话提纲。对于我的到来他常常毫无反应。对他来说，口授工作进行之前我这个人 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误一会儿功夫一般情况下是没关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来用镇静的 声音、常常是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口授。在渐渐进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 间里徘徊着，一句接一句地进行口授。有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伦巴赫所作的俾斯麦 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积聚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他的漫步。当他在五斗橱前停下来， 拿起一个小型青铜雕像时，他再次中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他把青铜雕像观赏片刻后， 再把它放回原处。     只要在他的讲话中一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变 了。当他谈到丘吉尔或罗斯福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起他们从不客气，屡屡骂他 们“酒鬼”（指丘吉尔）和“吃人的野兽”（指斯大林），打字时我把这些字眼都给略 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对打好的稿子时竟从未提出过异议，可见他的激动是真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 势。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跟前。 在口授过程中，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动的情绪影响着我。用速写法记录 口授内容自然要轻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却不愿这样做。显然，当他听到有节奏的打字机 声时，他就感觉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马上看到他刚才讲话的文字材料。口授时， 他从不讲题外话。     口授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国会、群众大会、全国党代会和各种各样展览会的开幕式， 如汽车、艺术、农业、技术展览会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国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车 仪式、为外交官举行新年招待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此外，还有给外国元首，如墨索里 尼、安东内斯库、霍尔蒂、伊诺努、曼纳林无帅等人的信件。     对私人信件，只有他觉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谢、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给戈培尔 夫人、戈林失人，莱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夫人等人的生日贺辞都是亲自在白色卡 片上书写的，卡片的左上角印着镀金国徽，上面签着他的名字。     因为希特勒在口授时简单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时除了把口授的东西快速 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着他的思路走外，还要有直观判断能力。首先他讲话 口齿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讲话后常常出现回音。另外还有打字 机的机械噪音。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动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不愿戴眼镜，所以 后来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头，这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宜读他的讲话稿时就无 需戴眼镜了。     “无声牌”打字机虽然有好处，打起字来声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过快时 容易串行。看来，希特勒并没有注意或者也没想注意这一点，继续他的口授，这对打字 员来讲当然很糟糕，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思想上的紧张。人们担心调整字头而失去句子 的连贯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当希特勒校对我打完的稿子时，我总是有点紧张。     以后的步骤是这样的。口授完毕后，希特勒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戴上金边眼镜， 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笔杆，开始对一些词进行修改，添添删删，而且完全是用花体字 写的。他有时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孩子，你过来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 可以看清，他便显得有点无可奈何，说：“是啊，你们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 强！”     仅仅把稿子校对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后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时在他上了汽 车之后，打完的稿子才送给他，这种情况时常出现。当时我与他还有私人交往。在他驱 车去国会前交给他打好的稿子时我请求他，讲话时声音不要太大，否则通过话筒出来的 声音就会失真。诸如此类的劝告在1937年和1938年期间希特勒是听得进的，而且毫无怨 言。此外。每位女秘书都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他偏爱的“受宠时期”。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根本不喜欢他的措辞，而且大胆地把我的意见讲 了出来，他望着我，并非恶意地说；“你是惟一来纠正我的人！”我是那样感到意外和 怀疑，以致于连声“谢谢”都没有说。     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没有打字稿不再讲话。他曾说过：“我最好是即席讲话，但 是现在是战时，每句话我都得推敲，因为世界很注意，反应灵敏。假如由于我一时冲动 讲了不恰当的话，这将会导致严重的纠纷！”只有在内部场合，如对纳粹党区领袖们、 军官们和企业家们，希特勒才放弃讲稿，自由地讲话。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讲话稿，就好像摆脱了一个负担。例如在贝格霍夫逗留期间，每 当他口授完讲话，他总要在次日午饭时宣布他的讲话已完成，并且期待着这个讲话取得 很大成功。他一贯称赞他的女秘书们或者用他开始时称呼的“打字员们”能干。有时我 们工作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口授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一个人才替换另一个人。首长常 说：“你们打字速度比我说话还快，你们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说到这里，他总要联想起他早年访问纳粹党区领导机构时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难。他 说：“在多数情况下，姑娘们一见到我就激动，脸胀得通红，结果一事无成。一旦我发 现了这一点，我就随便找个借口，如我还得等待一个消息，中断口授。”我觉得，希特 勒想得很周到，因为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 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 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 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 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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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46楼

随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带一个女秘书，即沃尔夫小姐和我轮流去。这样， 我们就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去做。我们一有空总是要留下：可以用 电话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给我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他又不想再雇用新的女秘 书，因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边出现新的面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无个人自由，没日 没夜地处在一种待命状态。     有一次在去汉堡的火车上，报话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车回到柏林去。还有一次是 在1937年十月节游行时，我正在奥德昂斯广场观礼台上坐着，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 “施罗德小姐马上到摄政广场（希特勒住所）去”。在疗养期间，常常仅为希特勒的一 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断疗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过。     希特勒的原则是，对计划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这件事办完为止。这一原则也 使得我们承受着经常性的压力。他的旅行虽然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但是希特勒总是在 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启程的时间。在等待消息的漫长时间里，每次我们都极为紧张。如果 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给我们一点儿自由，他便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身边的 每个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实际上，如果有谁敢于自行其是，他是决不会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学医院住过数周，希特勒在勃兰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吕克纳的 陪同下于圣诞节的前一天看过我一次。他送给我一束他以往习惯送人的红玫瑰和一本有 他签名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当他下汽车的时候，在齐格尔大街的妇科医院门口聚集 了好多人。他微笑着说：“所有看到我走进妇科医院的人都会想，我探望的是为我生小 孩的女友。”     在他看我的时候，他关照在场的主治医生、枢密顾问施特克尔教授要尽可能快地使 我恢复健康，因为他急需要我。当时很明显，我被他指定为他的专职打字员。每位女秘 书在希特勒那里都有其“受宠时期”。我的“受宠时期”未受削弱地持续到1941—1942 年，约在进军俄国开始之后。     1937年到底还是雇用了一位女秘书。这样，我和在希特勒私人办公厅工作的格尔达 ·达拉诺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宠爱。有时她也被派到私人副官团去打讲话稿，因为 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经常生病，所以把她从元首私人副官区里调了出来。这位年轻 的柏林人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魅力，并且性情温柔，她善于在喝茶时或乘坐火车包箱 的旅行途中和在楼梯间引起希特勒的谈话兴趣。     由于达拉——人们这样称呼她——在伊丽莎白·阿登那里工作过，所以她的面部表 情总给人们温柔甜美的感觉，几乎对所有人都产生了吸引力。很明显，希特勒对她精湛 的打扮感到心旷神怡，毫不隐讳地对她进行恭维。由于我用化妆品相对较少，于是他望 了我一眼便说（也许他认为应该安慰一下我），“……施罗德具有超人的智力。”由于 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我们俩那些年一直是一对好搭档。     l938年3月，当奥地利合并到德国时，达拉和我还陪同希特勒访问了奥地利。1945 年后，有人说希特勒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这个说法与希特勒和 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热烈的欢迎恰恰相反。     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 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 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 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 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 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 布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离开林茨我们到了维也纳，下榻在帝国饭店。希特勒没住总统间，而仅用它来办公。 他自己住在楼上二层的小套间里。这个套间是以申布伦巴罗克艺术形式布置起来的，室 内摆满了童话般美丽的鲜花。     最美丽的花束连续不断地为希特勒送到饭店里来，这些都是典型的“维也纳花束”， 是用白丁香和红玫瑰扎起来的。另外还送来了珍贵的兰科。简直是美丽极了。由于兰科 可以保存，达拉和我只收下了这种稀罕的花，出发时我们把这些花都摆放在汽车里，这 样一来，汽车里就成了花海。     饭店的门前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呼喊着希特勒的名字，要 他出来对他们讲话。我们在该饭店逗留的第二天，因尼策尔红衣主教拜访了希特勒。无 疑，这次见面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喝茶聊天时他经常回忆起这次见面时 的情景。     回到柏林时，居民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威廉广场上所有的树。直到最顶端的树杈上 都被希特勒青年占满了，希特勒驱车走过来，他们挥舞着彩旗，欢声雷动。对我来讲， 当时的这一切简直令人倾倒。这样的欢迎场面在1938年、1939年，希特勒先后从意大利 和布拉格访问归来时，以及后来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刻，远征波兰和法国归来肘，都 曾出现过。     1938年3月2日至9日，希特勒访问意大利时，我是乘元首专车同行的唯一女秘书。 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在罗马之行期间乘的是赫斯的专车，她曾临时在他的参谋部里 工作过。比我年轻的同事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是乘飞机后去的。约翰娜·沃尔夫和我 都住在意大利皇宫内的高贵房间里。这些房间位于宫殿的底层和二层之间，显然是为服 务人员准备的。我记得，窗子是半圆形的，用木撑子做成的。窗子的位置离地板不算高。 照料我们的是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胖夫人。她见了我们总爱行屈膝礼，她的主要任务是 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她做的油拌蔬菜拼盘，味道鲜美，健胃养身。     为欢迎希特勒访问罗马而举行的阅兵式我们一点也没看到。我们在意大利皇宫公园 里散步，在罗马观光。有一次，意大利王储翁贝托的仆人领着我们来到蒂沃利参观了艾 斯泰别墅的美丽公园。     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来访，梵蒂冈没有向游人开放。但是，在罗马可供观 赏的好东西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连前往那不勒斯观看舰队表演的机会都放弃了。 不过，此后我们倒是随团去了佛罗伦萨，因为反正还要从那里返回来。当我们逛老桥的 时候，恰好有一驾由几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迎面而来，车上坐着领袖和希特勒。我们挥手、 欢笑，并向他们问候。希特勒后来在描述这段事情的经过时说：“当我认出是我的女秘 书（达拉当时也在）时，我正想告诉领袖，佛罗伦萨的女人多漂亮啊！”     我们乘坐希特勒的专列由佛罗伦萨一踏上回国的征途，希特勒就与里其特洛甫一起 开始向我口授致意大利国王和领袖的感谢电。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说：“里宾特洛甫， 你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措辞，你可以修改这些电报。”然后，里宾特洛甫将这些电报至少 改了有10遍，他非常认真，但费了半天劲，这些电报却又恢复了原来的措辞。     意大利之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还常常谈到它，而且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 意大利的艺术、建筑和军事表演，使希特勒很受鼓舞，而宫廷礼节却并不然。过时的宫 廷礼节和贵族们的自负极度地刺激着希特勒，他最大限度地克制了自己。领袖在意大利 并不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起主要作用，所以在外交礼仪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对于由于 受意大利外交礼仪（“这些宫廷佞臣”们）的限制。领袖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对待，希特 勒非常恼火。如他所说，面对墨索里尼所遭受的持续的屈辱，他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 提前中断他的国事访问。在罗马观看军事表演时，观礼台上为皇室成员和希特勒都安排 了坐位，而墨索里尼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则从头站到尾。“这使我非常恼火，差点酿成一 起公开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考虑到墨索里尼，我才克制了自己。”他对意大利的恼 怒早在访问罗马时就已有了苗头，并非意大利人在战争中使他吃惊之后他才这样。     193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吞并前夕，捷克总统哈查来到柏林进行会谈。会谈于 1939年3月14日夜间在新总理府希特勒办公室进行。在哈查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 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必须先在办公室内一个小房间里就坐，这个小房间的门直对 着希特勒的办公桌。这样，一旦在会议过程中需要口授，我们就可以招之即来。     我们坐着等啊等，几个小时过去了。早晨五点半刚过，门终于开了。希特勒以轻快 的步伐迈过了门槛，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站在房子中间，沉浸在无限幸福的感情 之中，一边指着自己的左右脸颊一边说：“孩子们，过来。每人吻我一下！”因为他过 去从未向我们提过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对此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并果断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一天”，他继续讲道，“几个世纪以 来，人们进行了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我成功了。我成功地将捷克与德国统一起来了。 哈查已签署了协议。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名垂青史。”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坐上了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专列。我们在波希米亚·利 帕下了火车。希特勒的灰色奔驰车队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车，超过德国士兵的 车队，继续向布拉格进发。当时雪下得很大。但是，暴风雪对希特勒来讲似乎算不了什 么，大部分时间他站在车里致意。     在布拉格，我们的车开上了城堡，赫拉德欣，这里已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这座地势 高于城区住宅的城堡，呈现出了童话般的美景。但似乎什么地方没有安排好，城堡大铁 门紧闭着。经过元首护卫队的一番努力，大门才得以打开。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受欢迎 的明显标志。     赫拉德欣像一座兵营。一到这里，希特勒便与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国务秘书施图卡特 一起着手草拟公告。他们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由我根据他们的口授打成文字的东西。 当时，人们忙得团团转，连别人摄影我都没有发觉。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 见到这张照片，这就是刊登在意大利《晚邮报》封面上的那张照片。该报发表过《克里 斯塔·施罗德号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提及。     城堡内的捷克宫员们对我们的敌视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奇怪！例如，他们不愿意 向我们提供快餐。夜间两点钟，元首护卫队终于成功地从布拉格德意志之家搞来了火腿、 白面包和比尔森啤酒。我们高兴地谈论着风味小吃，赞美着略带酸味的新鲜啤酒。使人 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居然也让人给他倒了一杯啤酒。然而，他却觉得这啤酒不可口， 脸上出现了难看的表情，说：“……这啤酒太苦了。”     回柏林乘的仍是希特勒的专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下午，希特勒将他身边的工作 人员都请到他的豪华车箱里喝咖啡，以此向我表示祝贺。他情绪极佳，送给我一束红玫 瑰花，这束花是事先发电报在一个车站上订的。另外，他还送给我一支刻有我的生日和 他签名的金制自来水笔和铅笔。当时，我哪里料到，1946年在曼海姆一塞肯海姆拘留所 里，这件礼品引起了嗜好纪念品的美国佬的极大兴趣。     从1937年起，出外旅行次数增多了。过去几隼，希特勒旅行几乎全是乘汽车，现在 则不同了。他对旅行时乘坐布置得美丽和谐的专用列车开始感兴趣。显然，这样要舒服 得多。在旅途中，他常常在下午和晚上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他的豪华车厢里，共进 晚餐，共用茶点。这也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他的女秘书们谁都不准缺席。如果有谁想逃 避这种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聚会，那么他就没完没了地打听这个人的下落。因此，负责 邀请人们参加茶会的佣人，一开始就不同意任何一位女秘书想逃避参加聚会的请求。我 生活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在元首的专列里度过的。     希特勒的豪华车厢内的护墙板是用贵重硬木制成的。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 桌子的周围摆着红皮凳子。室内装有反光照明设施。另外，还有音响设备和收音机。火 车一到站，新闻广播便自动开启，平时就用作无线电联络。     旅行途中，阳光灿烂时，他总要求人们把他那豪华车厢的百叶窗紧闭起来。他只需 要灯光，因为明亮的日光使他难受。也许他觉得达拉在人造光照射下“化的妆”更美， 因此，希特勒不停地恭维她。显然，这也促使希特勒周围的男人们仿效起他来。     在专列上聊天时，他经常谈起他乘汽车旅行的经历。只有碰到乘汽车旅行不舒服时， 他才动用专列。否则，他更喜欢乘汽车进行横贯德国的旅行。这不仅因为汽车快，而且 还因为汽车可以提供直接接触群众的机会。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迷，他曾提出过许多改进汽车的建议。这些建议都被戴姆 勒一奔驰汽车公司成功地采纳了。该公司的总经理雅克布·韦林在斗争年代曾赊销给他 一辆车。所以，他对韦林总经理特别感谢。因为此前希特勒的买车愿望曾遭到霍希公司 的拒绝。有一次，他对韦林开玩笑说：“唉，你是否知道，你是真正的占领德国的人？ 如果当时你不给我汽车，我就不可能占领德国。所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占领者。你不 久就得考虑是否还要维护你的权力！”     接着，韦林进了卧车车厢，我正好在走道上吸烟。他对我说：“施罗德小姐，元首 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得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母亲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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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47楼

希特勒的生日     1939年以前的和平时期，希特勒是这样过生日的：早上元首贴身卫队的小乐队首先 为他演奏一首小夜曲。然后当他从拉德齐维尔宫二楼他的住所走下来时，等候在下面楼 梯口、身穿节日盛装的部长和副官们的孩子手握各种各样的花束向他表示欢迎。显然希 特勒对与孩子们共进早餐感到愉快。对摄影师们来说，拍摄希特勒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场 面，始终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饭后是正式的恭贺活动和在动物园举行的国防军阅兵式。     连接希特勒的住所和总理府服务人员办公室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厅，早在他生日 前几周就停止使用了。在长长的谈判桌上和放在旁边的备用桌上，堆满了人们送给希特 勒的礼品。大厅里散发着用作装饰的小扁桃树、丁香和玫瑰的芳香。     礼品中无所不有：有价值昂贵的、实用的、好的礼品，也有许多一般的东西。礼品 大致包括：油画、雕刻品、织花壁毯、地毯、古兵器、稀世硬币、钟表、办公桌装饰品、 文件包、图书、古乐谱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如：绣着纳粹党徽或“元首万 岁！”字样的枕巾和被面等。为制作这些手工艺品，那些狂热的崇拜希特勒的妇女不知 花费了多少心血。     成堆的婴儿用品、床上用品和毛巾装饰品，后来都保存在元首办公厅的档案馆里， 整洁地摆在案架上，预备供给生活贫困的夫妇使用。按照希特勒的吩咐，带有艺术造型 和字样的圆形大蛋糕、精美食品篮子和所有的其它食品，立即送到各个医院去。珍贵的 东西就摆在元首住所的陈列柜里。不带纳粹党徽的手工艺品，摆在会客室里。后来，在 战争期间，纳粹妇女协会自己织了大量短袜，在会议大厅的四个角落堆积如山。     我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50年代把我过去在柏林、贝格霍夫和大本营里写给她的 信都退还给我。下面是些摘录。其中有一部分我曾轻率地提供给了达维德·欧文。摘录 中对俄国人等的思维方式的评价，是我从希特勒的谈话中获得的，并且又传播给别人。 我没有怀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的观点，今天我对此感到吃惊。我怎么能传播一个我过去根 本不曾有机会认识的人的评价呢！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而且无论怎 么说，更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1939年4月21日，我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全部疗养计 划再一次告吹了。本来我想3月份就去疗养，后来因3月份不行，又改在4月份。但是现 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暂时放弃了一切计划。本月28日，希特勒将在国会发表演讲。 在此之前，无论如何，我们得值班。     达拉自上周起已在慕尼黑。我本来期待沃尔夫到柏林来，但首长已决定让她在那里 处理和回复送到慕尼黑的生日礼品。所以我除了等待在国会上的演讲，并且看一下演讲 之后总的形势是否能明朗一些以外，别无选择。要是我能有我们首长一半的毅力，我也 不会这样。一旦他长胖了几斤，他就突然停止进食，然后规律性地饿上三周，于是，体 重就下降了。     此外，对他（希特勒）来讲，过生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整个过程持续两天。招 待会接二连三地举行。昨天的阅兵式，规模很大，持续时间长得令人吃惊。我们是上午 9点半去的，下午4点半才回到办公室。总共持续了7个小时。来回路上连同在那里等候 的时间用了3个小时，阅兵式用了4个小时。每周的电视新闻，你肯定是能够看到的。我 一再感到惊奇的是，他哪儿来的那股劲连续站4个小时并且还得致意，的确是很累的。 仅仅观望，我们就累得要死，至少我是这样。     今年的礼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以说是很棒的。礼品中有绘画（德 弗雷格尔的、瓦尔德米勒的、伦巴赫的，甚至还有提香的一幅），其次还有迈森瓷器造 影艺术品、宴席上的铝制装饰品、装潢精美的图书、花瓶、素描、地毯、手工艺品、地 球仪、收音机、钟表等等。再有就是成箱成箱的鸡蛋、大蛋糕、糖块、果汁、利口酒、 一艘全部用花扎成的极美的帆船，可惜这个美丽的东西寿命不长。另外，当然还有飞机 模型、轮船模型和希特勒最喜欢的类似兵器之类的东西。一见到这类东西，他高兴得简 直就像个孩子。     柏林人一如往常积极地张罗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宽阔的夏洛腾堡大街上，装上 了非常精美耐用的照明设备，整个街道变得富丽堂皇。我觉得这种布置，像菩提树下那 样，似在布置戏院。然而一旦这些戏剧的道具被拆除，街道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显得比 现在更雅致。菩提树的周围也插满了细柱子。也许我的审美观不行，这实际上是很美的， 看来多数人都很喜欢。     我们回柏林之前，在访问奥地利期间曾到部队参观。首长是乘汽车去的，而我们乘 坐被首长命名为‘热烈的总理饭店’的专列约三四个小时。去的地方离维也纳约只有7 公里远。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曾看过几出好戏，主要是在慕尼黑看的。我开始总不知道晚 上到哪里去才好，后来我就到剧院去。现在这已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总到大剧院里的 小剧场去。在那里，我迄今为止看过的几乎所有的戏剧，不但导演出色，而且演得也很 出色。例如看过的《凯撒大帝与埃及女王》演得好极了。不久前，节目文艺周会演，上 演了《阴谋与爱情》。我早就希望看这出戏，可是在柏林一直也没看成。此事确实已拖 了很长时间了。首长说只有柏林的戏值得一看，因为那里的戏，导演得极好，演员也是 第一流的。譬如老音乐家米勒是由海因里希·格奥尔格饰演的等等。     ……诸如此类，我们的‘老头子’在最近的一天晚上，颇有兴趣地谈到了教会问题。 他对这个问题谈得那样清楚，我真后悔事后没有把他所讲的话记录下来。     这个话题是由谈论哥特式建筑风格引起的。他认为这种风格生疏、矫揉造作，因此 他不喜欢这种风格。这当然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他大致这样说过：‘为什么一条美丽自 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断而让其向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尖处伸展！为什么在许多大大小小 的尖顶塔楼的内部砌上砖，只可眼见，而却不能接近呢！     他还说：神秘主义起源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时期。建筑物的昏暗对神秘主义的产生以 至于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个时期充满了昏暗和不真诚。在画家所画的女人像上， 腹部是被遮掩着的。假如一位画家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就永远见不到女人的身体。这样， 他画的画就可能是错误的、丑恶的。这个时期，迷信和神秘主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基督教是基于已持续了2000年的认识之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圣经童话）使得这一认 识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确定基督教的 概念。路德曾谋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误解了。因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连续不 断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等等。首长完全懂得，宗教问 题是很棘手的，一旦发生战争，它就会在内部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感觉到，他对自己能 够理智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高兴。     我还有许多肺腑之言要向你倾诉。例如，我和比我年轻的同事在性格上差异很大。 她所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表现自己，为此目的，她不择手段。她把我对某些书的评 价据为己有，再去告诉别人。本来是我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可在她得知后半小时，她就 可以甚至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说成是她的思想产物，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     上次在山上逗留时，她开始抢话说。也就是说，当别人直接问我问题时，在我开口 回答之前，她抢先替我回答了。如果仅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倒也不在乎，问题是所涉 及的都是一些私事。或者当我与别人坐在一起认真地谈论问题时，她总要插一杠子，非 得扰乱我们的谈话不可。由于她大声插话，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一遇到这种情况， 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另外，她还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总爱拉长了腔调讲话，诸如 ‘是不是啊！’等等。对此，我大为恼火。自那以后，我便开始疏远她，与她只谈非说 不可的问题。     不幸的是，首长认为她称心如意，对此她当然要大肆吹嘘，并且表现得很放肆。     你最清楚，这些事情影响是不好的。如此看来，生活就是持久的斗争和持久的维持 自己的生存。然而，这根本就不合我的性格。当今的现实是。男人们（尤其是在我们这 里）总喜欢年轻、漂亮并且百依百顺的姑娘呆在他们身边。咳，只要不给脸色看，不造 成精神负担就行了！在过去几天里，在山上发生的一切都使我烦透了。但是，我暗暗告 诫自己，不能灰心丧气。当然，我不会再另谋出路。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我只有高兴地 期待着终于能够收拾行装，踏上疗养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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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48楼

1939年进军波兰     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1939年9月1日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3日的晚上我们就乘坐 21点自柏林开出的希特勒专列向波兰进发。象往常一样，在旅行开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 进行认真准备的。1939年9月3日下午我在给我的女朋友的便函中写道：“几小时以后我 就要离开柏林了，再次向你表示问候。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与首长同生死共命运了。 至于后果如何，现在我还不愿想这么多。但是，假如有个三长两短，那生命对我来讲也 就无所谓了。如果你给我写信，请寄上面的地址，我给你回信也用这个地址……”     进军波兰开始时，希特勒是在他那停在格格林附近的专列上指挥战斗的。每天早上 他都要乘车去前沿阵地，冒着危险，一直到最前线。晚上，返回来时尘土满面，污垢满 身。启程前他总要口授将向战士们发出的号召和命令。在包围华沙期间，他呼吁居民们 离开城市。直到进攻波兰接近尾声肘，他才在索波特市军官俱乐部饭店安下身来。     1939年9月11日我在波兰大本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十天来我们一直住在火车上，地点在不断变换，由于我们——达拉和我——从未 离开过火车，所以我们感到生活非常乏味。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可怕的很。太 阳整天照射着车厢，面对热带的炎热天气，人们无能为力。我身上起满了泡，简直令人 厌恶，而且还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疗。早上，首长同他的人乘车离去，我们就只能 一而再、再而三地等下去，天天如此。我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寻找治疗办法，但由 于我们在每个地方果得时间都很短，这些努力都未奏效。     最近我们在巡回野战医院的附近住了一夜，正赶上送来一大批伤员。勃兰特大夫做 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手术，我们指挥部的人也前往帮忙。达拉和我第二天本想替伤员写写 家书，觉得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但结果却没有做成，主治医生虽然对 此很高兴并且表示感谢，但因为野战医院是巡回性质的，所以他感到我们的建议并不很 合适。当读到你们挖煤的情景时，我羡慕极了。假如我能身临其境该多好啊。至少，可 以看到人们是怎样干活的。     我们这些人跟随首长来到波兰，虽然可以大开眼界，但也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因为冷枪不断打来。首长对此不以为然，仍然像在德国那样站在行驶着的汽车里，而且 是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认为他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但谁都说服不了他。第一天他就坐 车穿过了一个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小树林。半个小时以前，一个无武装的德国卫生队曾在 这里被干掉，只有一名卫生员逃了出来并亲自向他做汇报。     同时，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波兰战斗机不断在投掷炸弹。人们估计，波兰人已发现 了元首一行。首长非常显眼地站在一个小山丘上，战士们呼喊着万岁从四面八方拥向他。 而波兰炮兵部队就驻扎在山下的洼地里。他们当然已看到了人群蜂拥的场面，而且—— 元首呆在前沿阵地上已不是秘密——完全可以断定是谁呆在那儿。半个小时以后炸弹就 对着他投了下来。当然，希特勒的出现对战士们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而且，在危险地 带见到元首，对他们的士气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怎样，我仍然认为，对他来讲这样 做太危险了。     至于下—步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事情如何发展，我正拭目只待。但愿法国人尽早醒 悟，认识到为英国牺牲几百万人是不值得的。如果波兰问题解决得快，那么也就不存在 采取下一个行动的基础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的一位传令官前天突然患脑膜炎死去。元首的司机施雷克过去也是息这个病死 的，你还能记起他来吗？党卫军战士们在谈到这位刚满24岁的传令官的死时说：‘要死， 也要死在战场上。’然而人死的方式是无法选择的。有些牺牲了的人是人们熟悉的。曾 在元首贴身卫队战斗过的汉斯·荣格的兄弟就是一位牺牲者……”     1939年9月26日我们又回到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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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楼

1940年进军法国     1940年4月和5月，希特勒与军方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但其内容在楼梯间里的人却 毫无所闻。人们只能再次猜测，又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地预谋之中。1940年5月9日下午，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这些小范围的人得到通知，当天晚上就启程旅行。但都没有告诉 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也一无所知。当我提及这个问题时，绍布中队长 便摆出一副架子，神秘地回答说：“可能8天，可能14天，一个月，甚至可能几年！”     傍晚，正当我们聚集在元首住所里的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达拉 诺夫斯基和帝国新闻局副局长乘坐一辆车，我们远远驶出柏林之后，向着施塔肯方向前 进，本以为到了施塔肯之后会换乘飞机继续旅行。然而却误会了。车驶过施塔肯之后终 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停了下来，元首的专列已经停在那里。     看来除了军事副官们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标。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 餐车上吃晚饭的时候，施蒙特开玩笑说：“你带了治晕船的药了吗？”莫非说要到挪成 去，因为火车正在向北方行驶啊？首长巧妙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要有胆量，可以把 海狗皮当猎获物带回家来。”     午夜过后——已驶过了汉诺威——火车突然改变方向向西行驶，但是只有一些有心 人发觉了这一点。当元首的列车驶过一个小车站时，天已破晓，车站上标有站名的牌子 已被摘掉。天还未亮，人们又换乘等待在那里的越野车继续前进。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 子里，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说，这些路牌被注有军事标记的黄牌子取代了。我们终 于到达了一个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地方，后面便是部队的作战坑道，这里就是首长安 营扎寨的地方。清晨，我们站在坑道前便可听到远方激烈的炮击声。希特勒面向西方伸 出他的手说：“先生们，向西方国家展开的进攻现在已经开始了。”     情况逐渐明了，原来我们就在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人们称元首大本营为“岩巢”。 作战坑道很窄，内部的墙面是用粗糙的木头简单撑起来的，凳子是用树皮编织而成的。 这里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绍布和一个佣人居住。另外还有一 个供希特勒的小参谋班子使用的餐厅，参谋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这 个大本营在所有的大本营中风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充满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 希特勒称这儿为“鸟的天堂”。这里的环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于坑道内的房间根小， 所以他经常在露天召开会议。他从未像在这里呼吸那么多的新鲜空气。他不只一次的被 这美丽的风景所陶醉，并且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每年都要带领原班人马旧地重游。     1940年6月5日或6日，元首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附近的拜什村，这里离前线更近。 村子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栋宽敞的校舍，村子的周围是茂盛的草地，我从未见过这 样的草地，上面长满了茎粗叶茂的滨菊，和一片矗立着美丽古老橡树的森林。1940年6 月13日，我从那里寄给我朋友的信中写道：     “一周来我们大大前进了，现在我们住在老百姓让给我们的村庄里。起初的几天晚 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在一个牛棚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墙面涂上了泥灰，潮湿不 堪。还好昨天临时木板房已竣工，总算可以住在干燥的房子里了。     最初几天这里没有水，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发现水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 们刷牙用的是不干净的矿泉水。第一天夜里我们住的房间失了火，电话线和电灯线连在 一起加上气候潮湿便起了火。熟睡中的我被劈劈啪啪作响的火声惊醒，我一跃而起，为 扑灭火，我梦幻般地用手扑打起来。但是无济于事，这时便拿起一块湿毛巾扑打，这才 算奏效。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这天晚上许多先生也都遇到了，整整一个晚上电线不断熔 蚀，躺在下边床上感觉真不舒服。你看，不过这种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们也 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取得了成功，在我给你写信的这个时刻，我们的部队已开进了巴黎机场，照这 个形势继续下去，我想我们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最近我曾经去过色当、那慕尔、菲利 普维尔、迪南等城市。这些地方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整个楼群都变成了废墟。市内的 主要大街看上去更为可怕，道路两旁的壕沟里堆满了掉进去的各种型号的炮弹、坦克、 车辆、制服、救护车和武器装备以及烧毁了的车辆。城市上空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尸 体腐烂后的气味，大群呱呱叫的乌鸦在空中盘旋着，不断地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简直 是一种遭到破坏后的绝望情景。牛、马和狗在烧毁了的房子的周围慌乱地奔跑着。头几 天，没有给奶牛挤奶，夜间人们可以听到奶牛由于疼痛而发出的叫声。     难民的情景也是悲惨的。许多家庭都栖身在烧毁的汽车里，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儿 童车里。战争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每天夜里我们都经历同样的场面，接待“空中”的来客。12点20分敌机准时开来并 在村子的上方盘旋三个小时。几天前，他们炸毁了一座房子，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几个人 住在里边。还好这些人没有出什么事，他们及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些 轰炸机是在寻找我们还是在寻找市内的主要街道。看来它们任何目标都没有找到，因为 它们飞得太高了。它们偶尔不来，首长就问：“我们的看家飞机今天到哪儿去了？”     无论如何，我们每天晚上都得与首长和参谋班子里的几位参谋站到三点或三点半， 观看夜间的空中演习，直到侦察机凌晨消失为止，此时此刻，这个景致总使我联想起卡 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     我们的给养是很好的，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现在有时也能吃到西红柿和水果。实 际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昨天，我和绍布应邀参加了一个宰牲日。我们有一个飞行中 队驻扎在离大本营不远的地方，开车去那儿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们杀了 两头猪。在一家当时的会所里，大约50人围坐在装饰华丽、并用高高的法国煤油灯照射 着的桌子旁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血肠、肝肠和炖鲜猪肉。后来还喝上了法国陈年的红 葡萄酒，撇开白酒不谈，这种酒简直美极了。由此可见，我是什么也不缺的。     明天晚上，我们又应邀到刑警局去吃煎蛋饼。他们住在民房里，午餐由战地厨房提 供，晚餐他们自理。这样在这些男人们中间便显露出料理家务的本领，对此他们当然想 炫耀一番。所以我们明天要去品尝他们的煎蛋饼。     我要对你讲的还有许多东西，但现在还不能讲，我们愉快地坐在一起的时刻就要来 到了。我个人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到六月份以后。昨天在巴黎召开了作战会议。魏刚已 宣布巴黎战役失败，并建议两国之间缔结和约，贝当支持了他的建议，但雷诺和其他几 名成员则强烈反对。”     1940年6月20日，我在拜什村大本营写给我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说：     “……停火于今天夜里1点35分生效。首长不久就要在国会发表讲活。这也许是他 向英国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倘若他们仍然置若罔闻，就将对他们毫不留情！’这 就是他的格言。我感到，到目前为止，对迫使英国人就范他会感到遗憾，假如他们能够 理智地行事的话，那么对他说来这样显然要好多了。如果他们知道首长向他们要的只不 过是我们过去的殖民地，那么他们的立场也许会灵活一些。我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英国。 顺便提一下，慕尼黑的形势很好，令人振奋。达拉和我身穿灰色军装，戴着‘德意志国 防军’的袖章，非常引人注目……首长不时地来到房间，口授向报界发出的呼吁。他还 亲自为电台编排广播节目……”     希特勒在小范围内谈到德军在敦刻尔克没有乘胜追击英国人一事时说：“军队是大 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 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我的将领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 由于希特勒对英国的单相思，所以他争取英国的设想便落空了。     这天，希特勒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停在拜什村由教堂通往校舍的路上，周围站满 了军宫，此时，当他得知了法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兴奋地拍起了自己的大腿，满意地放 声笑了起来，当时我们两位女秘书正好站在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 瓦尔特·弗伦茨当时还拍了照。接着，凯特尔讲了一通话，称希特勒为有史以来最伟大 的统帅并祝他万寿无疆。     然后，希特勒视察了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这些阵地上战斗过。他旧地 重返，这里的一切如故。后来，他驱车去了巴黎，参观了遭到毁坏的教堂、剧院和其他 地方。回来之后，他自豪地说，对剧院内的布局情况他比他的向导还熟悉。他青年时代 浪迹维也纳期间，曾对剧院的建筑结构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自那时起，建筑设计方面的 所有细节他都记了下来。     几天后，达拉和我乘坐由施蒙特上校为我们指派的帝国国防军的一位司机开的车去 布鲁塞尔，到了那里，我们就碰上了一个小小的车祸，虽说不严重，但达拉的头撞到了 车顶上，导致轻微脑震荡。我在饭店里租了一个房间，为她进行了热敷，以便我们可以 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返程。希特勒得知了这次事故，并指示我们决不能再乘坐国防军的车 外出。他那时之所以对我们还那样关心，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良好的关系。大家心情 都很舒畅，直到进军俄国的初期，情况依然如此，然而后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争爆发时，我让别人做了一个大型柜式行李箱，中间分成了若干格子，格子里摆 放办公用品和各种各样的信封。这些信封上都带有国徽（老鹰和四字），其中“元首” 字样是涂金的。在元首的私人信封上，国徽的下面印着“阿道夫·希特勒”字样，另外 还有的卡片上也印有同样的字样。     由于我们是经常在大本营里工作的人员，所以希特勒要求我们也穿制服。根据希特 勒的指示，艺术家协会主席舞台布景设计师本诺·冯·阿伦特为我们女秘书们专门设计 了相应的制服。这种“制服”是用灰色的意大利军官服衣料做成的，配有金色的钮扣和 金银条。达拉和我在各自左边的翻领上，都配有一枚由希特勒亲自设计，金饰工加尔制 作的纤细的老鹰连接着四字式样的银制国徽，这是希特勒特许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 戴这种国徽，大多数人都佩戴圆形的党徽。     本诺·冯·阿伦特后来也经常到元首总部来看望希特勒，他也经常被请来喝晚茶。 希特勒同他谈论他所认识的艺术家并且询问他们的境况。阿伦特离开时，希特勒每次都 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很高兴，你若是不时地在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来看望我，对我来 说，你就是一座通向美好世界的桥梁。”     2月22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我的女朋友的信中谈道：“实际上，自1940年12月21日 以来，我们一直在旅途之中。圣诞节是在法国的海岸上，加来、敦刻尔克等地度过的。 12月31日，正当我们在布洛涅聚集在元首专列的餐车里就餐的时候，英国人的炸弹向我 们劈头盖脸地投过来，我们的高炮部队给予猛烈的还击。尽管我们躲进了安全的地道里， 但我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觉。有关圣诞节前夕的情况以及气氛令人难以忍受的除夕的情况 我已告诉过你。     与细布、达拉和肯普卡在巴黎度过的六天是无忧无虑的。德国大使馆和汉内色将军 参谋班子接连不断地发来邀请，搞得我们几乎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要是每次在应付 完这些活动之后接着休息一天，那该多好啊……     我们在地面上工作的时间肯定不会太久了。目前达拉诺夫斯基正在休假，这里只剩 下了我和沃尔夫。鉴于我们又得坐到坑道里，日复一日的过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 我想在此之前再次到下林登维瑟去疗养一次，即便只有14天的假，我也想这样做。     这里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生活简直无聊死了……”     1941年3月7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真高兴你能够同那些可爱的 人们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完全可以设想几个星期与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的情 景，为此我真羡慕你。人们必须保持这种联系。由于我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所以我显得 孤单、迟钝、思想僵化。该是我们返回柏林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     我们可能于本月中回到柏林。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去下林登维瑟去疗养的事又要泡 汤。按照常规我们现在就应该种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牛瘟了（在每次长途旅行之前都要这 样做）。看吧，假如疗养不成，那我也没办法。战争总归是战争。我今天刚刚听说，兵 工厂的妇女们从事着多么艰苦的劳动啊，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我从维也纳寄出的明信片。星期六我们在那里签署了保加利亚条 约。星期天便匆匆上了路，以至于连个电话都没时间给你打。前一阵下了一场大雪，再 次驱散了春天的所有气氛。然而，积雪滞留时间将很短，否则会过于潮湿，太阳会使积 雪融化。     随信再次附上拉夫写给你的信。看来他也不很满意，他的全部信中充满了一种悲观 的情绪。这段时间以来他给我的信也是简单的几行字，信是通过去看望他的一位与他有 商务往来的朋友直接寄给我的。对我杳无音信看来他深感失望。本来是应该能够理解这 一点的，然而他哪里知道，假如我同他往来，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盖世太保是要找我算 帐的呀。……我的海蓝宝石戒指你没必要脱手，如果能把它保存下作为对布吕克纳的纪 念我将感到高兴。你能想象韦尼克和另外一位同事在清洗和改组的过程中也遭到解雇了 吗。他离开之后，我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对这样的事我已司空见惯。‘火药桶’这个词 已不再适用。”     我在1941年4月28日自柏林给女友的信中写道：“但愿首长不要那么快就回来（在 这最后一次旅行中沃尔夫破例陪他），但他还是缓缓退回了，过几天我们可能又要到南 方去。我单独在柏林度过的14天过得太快了……”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瞒着她的父母在三个月以前秘密结婚了，丈夫比她小六 岁，曾是一位管弦乐队指挥，现在从事严肃的和欢快题材的作曲工作，他有惊人的毅力， 目前正在飞行大队体验生活。斯勒察克很幸福，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她极力劝我步她的 后尘。可惜我缺少合适的对象。     不久前，我收到了拉夫的一个小包裹，这是他委托别人给我寄到柏林来的。阿伦斯 把它送到了下林登维瑟，绕了半天现在才送到我手里。里边有12双长筒袜，一包一公斤 重的茶叶，附在上面的红条上写着：‘受拉夫·A先生的委托谨表最亲切的问候’。没 有写明日期，其他什么也没有多写。这个包裹可能是他2月份脱手的，这是他最近的音 信。因为现在他几乎不再敢写信。     欧瓦姆博上周最终从他的房子迁了出来，是我帮助他干的，这时我才终于发现并确 信。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如果一个人失宠了，那么就不会有人给你那怕是一丁点儿的帮 助。我为欧尼姆博感到非常惋惜，对外界来讲，这也是一桩不明不白的事情。物质方面， 他完全陷在一笔糊涂帐里，那些过去曾与他以‘牢不可破的友谊’相称的战友们中没人 关心他，我要指的尤其是那个自己也曾被降过级的人。然而这一切都已被人忘掉了。如 果人那么自私，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连为别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都不愿意，这 是非常可恶的。这方面要谈的还很多。哎，真糟糕，现在我不得不停笔了，饭已摆好。 首长每天下午都到我这儿喝咖啡……”     我在1940年5月20日自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 我留了下来……由于她现在需要钱，就想把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手写诗句卖掉，这些诗 句是埃卡特赠送给沃尔措根的老人的，我答应问一下首长是否购买，首长也曾与埃卡特 很要好，看后要出1万马克买下这些诗句，无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一笔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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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第50楼

1941—1944年进军俄国     1941年6月22日开始了对俄国的战争。6月23日，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便离开柏林。 1941年6月28日，我在离东普鲁士荒凉的小城市——拉斯腾堡8公里远的新的“狼穴”大 本营写给女朋友的信中说：     “我们来到这个大本营已经五天了，我向你简单叙述一下这里的情况，……掩蔽所 分散在森林里，根据工作范围划分各自的位置，每个部门分得一处。卧室的面积如同火 车软卧车厢里的包厢一般大小，墙上镶贴着浅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内装有隐蔽式抽水 马桶，上方有一面镜子，室内还有一个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小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许多电 台的广播。掩蔽所的房间里甚至还装有尚未启用的电暖设备和式样新颖的壁灯。另外还 有一张用大叶藻填充起来的床铺。房间虽小，但当我在墙上挂了几幅画之后，它给人的 总体感觉是优美的。     掩蔽所的房间里一般都有淋浴设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过。主要是因为没有 热水，其次我们往往睡到最后一分钟才起床。掩蔽所内通风机的噪音干扰着我们，吸进 来的风不停地吹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风湿病，所以特别怕这种风，鉴于这种情况，晚 上睡觉时，我们就把通风机关掉。结果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睡觉时不能呼吸到足够 的新鲜空气，导致白天我们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尽管如此，除了可恶的蚊子叮人以外，总的情况还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 过并起了一层厚厚的丘疹。发给我们的防蚊药可惜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男人们穿的 是长长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与我们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们唯一容易 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为了买蚊帐四处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帐， 我觉得长期支下去太麻烦。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在室内并不猖獗，见到它们立即赶走便了 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给希特勒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说：“人们为他挑选了最潮湿、蚊子最 多、气候最坏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表现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们不要超越权限， 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说：“这是空军的事。”     在进军俄国初期，希特勒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是好的并且时常开开玩笑。每当开完形 势讨论会之后，他总要邀请私人副官、军事副官、医生和女秘书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 天夜里我们在“狼穴”里喝完夜茶之后，希特勒陪着我们一直走到掩蔽所门口，黑夜里 （我们总是严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们站在那儿又闲聊了一会儿。突然我发觉我的手 电忘在他的房间里，我请求仆人帮我取一下。可是仆人却空手而归，因为他在我指给他 的那个地方没有找到手电。“咦，”我说，“手电到底哪儿去了呢？”这天夜里，希特 勒大开玩笑，他微笑着表白说：“我反正没偷，我是个窃国大盗，而不是窃灯小偷，这 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     1941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谈到：     “前一阵子，这里运来一批苍蝇拍，没事干就打蚊子。据说到六月底，这种小蚊子 将被另外一种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这种蚊子叮人更厉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 的还有这里的气温，室内太凉。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温来焐干总感到潮湿的床铺。森 林把热气完全隔开了。只有当人们走出森林之后才会感到这一点，带有霉味的热气扑鼻 而来。你知道吗，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过10点钟我们（我和达拉）就得到军官 掩蔽所一号餐厅去。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四面墙都刷过白粉。房子的部分墙建在地 底下，所以小小的铁窗户离室内地面很高。墙上挂着两幅木版画，一幅是背篓，另一幅 是亨利一世画像。几天后，缴获的一面苏联旗也被挂在了墙上。     房间的中间，摆着一张可容纳20个座位的长条桌，首长和他的将领们、总参谋部的 军官们、副官和医生们中午和晚上都在这里就餐。我们两个姑娘吃早餐也是在这里。首 长坐的位置正好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一张俄国地图，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复地谈到苏俄 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在与俄国缔结了所谓的友好条约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看来他 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谈到他思想上的忧虑，一再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 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样每天在我们的房间里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话间他常说， 俄国对他来说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兰人》中的鬼船。我问他为什么一再强调这 是他做出的最难的一个决定（指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 俄国，它也许是一个大肥皂泡，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开始时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俄国开始后的前两天在“狼穴”大本营我和达拉甚至 还旁听了形势讨论会，最紧急的形势讨论会一般在军官食堂举行。会上，元首站在一张 大的欧洲地图前面，指着莫斯科说：“四个星期我们就将占领莫斯科，莫斯科将被夷为 乎地。”     我于1941年6月28日在给女友的信中还写道：     “是的，我完全离了题。早上，我们在一号餐厅等候首长，直到他走出地图间（他 听形势汇报的地方）到达餐厅吃早餐为止。顺便说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个削 好的苹果。他知足、简朴，难道不是吗？与此相反，我们姑娘们则贪得无厌，当我们吃 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块黄油）之后，又去悄悄地取来一份，这样，我们每次都吃三份。 饭后，我们先请首长谈一下新的形势。接下来一点钟到地图间去参加一般的形势讨论会， 会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尔少校轮流做报告。这些形势报告非常有意思。从报告中可以 得知被击毁的敌机和坦克的数字（看来俄国人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很大，到目前 为止，仅击毁的飞机就有3500架，运油车1000辆，其中包括载重为40吨的重型运油车）， 他们借助地图等指出我军挺进的情况。     在这里，人们才真正知道俄国人打仗有多么疯狂。如果俄国人组织领导得好，这场 战斗将是难分胜负的，然而，谢天谢地，目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综观迄今为止的情况， 可以断言人们是在与一群野兽打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才抓了那么一点俘虏，这是因为 俄国人受到了他们的政治委员们的煽动，他们听了捏造的有关我们不人道惨闻，谎说如 果他们被我们抓住，他们就会受到这种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们战斗到最后，必要时自 杀。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在科乌诺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战士把一个俄 国俘虏送回俄国人的掩蔽所，让他去说服呆在掩蔽所里的俄国人出来投降。他大概是这 样做了，结果被呆在里边的政委枪毙了。接着整个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这 就叫宁死不降。     每个部队附设一名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政治委员，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服从他的领 导。组织上实行分头领导，这就导致了一大批问题无人过问。他们根愚昧，打起仗来死 板的很，这种情况自然孕育着一种危险，使得战争很残酷。法国、比利时等国人则很聪 明，一旦他们意识到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他们就放弃战斗，但是俄国人还是要战斗， 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投降，家里人会遭殃——实际上莫斯科也是这样威胁他们的——何 等的不理智。     他们有那么多飞机，根本不顶用，因为他们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国的飞行大队里 情况是这样的，飞行大队长在前面飞，其它飞机尾随其后，他们不找目标，只是简单地 尾随而已。一旦大队长的飞机被击落，其它的飞机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为他们大部分 人不会看指南针。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击落了3500架苏联飞机。     现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听完形势报告之后，慢慢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吃 午饭的地点是2号餐厅。因为午餐常常是一锅煮，所以我们有时不去吃，若是用豌豆或 菜豆煮的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吃的。午饭之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睡上几 个小时，以便在这一天中漫长的工作时间结束以后还能保持足够的精力。     大约5点钟，首长请我们到他那里喝咖啡，同时还有点心招待。谁吃的点心最多， 谁就会受到表扬。喝咖啡的时间一般要持续到7点钟，有时还要长一些。然后我们又到2 号餐厅去吃晚餐。饭后，我们要么在附近走走，要么看个电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段 时间消磨掉，直到晚间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再次应邀去喝咖啡……”     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对着正面窗户的是一个壁炉，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圆桌，桌子 的周围排放着带有灯心草编靠垫的椅子。一般情况下同首长在这里聚会的有他的医生、 军事副官、私人副官、马丁·鲍曼、我们两个姑娘和格曼的副官海姆。受鲍曼的指使， 海姆将希特勒在喝完茶后的谈话“秘密地”记录下来。1980年，维尔纳·约赫曼将这些 记录以《1941—1944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本营里的独白》为题予以发表。     在这里，我要对亨利·皮克博士做点说明。据说在亨利·皮克的故乡，有一位善良 的仙女向人们施舍了各种各样的救济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物品。 所以，皮克早在1942年临时替别人在元首总部担任马丁·鲍曼的副官期间，就已认识到 他按照的曼的指示背着希特勒暗自记录下来的希特勒的秘密谈话将具有何等的价值。     人们可能会想；希特勒的独白和秘密谈话录为发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价值 的资料。许多历史学家已在利用这些资料并且将继续用下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秘密 谈话录》一书的前言和评注中的许多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仅举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1．根据某次讲话，阿道夫·希特勒于1942年曾赋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写作《秘密谈 话录》的权利。     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谈话被秘密记录下来。下述材料便可证明， 他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人们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     a）海姆与绍布在1945年后进行的一次谈话；     b）1975年3月19日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写给克里斯塔·施罗德的一封信的摘录；     C）阿道夫·希特勒经常提到，战争结束后，他将向他的两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 德口授他的回忆录。在秘密谈话中所涉及的事件、经历和思想自然将成为他的传记的主 要组成部分。特劳德尔·容格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声明中证明希特勒有撰写回忆录的 意图。     2．还有一个说法，说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马丁·鲍曼，在皮克离开大本营时不 要检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实是：大本营的人的行李从未被检查过。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奥托·京舍所做 的书面证明便可证明这一点。     要驳斥皮克的所有说法就得超出这些记录的范围，在此我仅列举三个例子：     皮克错误地声称：     a）爱娃·布劳恩是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宠爱的人；     C）由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犹太人的后裔，希特勒于1932年解除了与她的友好 关系。     这三种说法都没有根据，在后面的文章里我还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时都举行一个招待会，他在谈话中常常把他并不认识的某重 要人物说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别人接受他的邀请。例如， 他还给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写过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恩格尔将军在访问施瓦宾艺术家 之家时曾向我谈起过皮克的这些所作所为。     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谈话录》的前言中说的话是真的，他还邀请当时在希特勒身 边工作过、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们为他捧场。可惜的是，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读过《秘密 谈话录》的前言和评注。当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问起此事时，她坦率地回答：“哎， 克里斯塔，这种东西我们是不看的。我们干脆把这种书都放在书柜里！”     皮克通过这种方法使得历史学家们把他的《秘密谈话录》当作资料来源加以运用， 在丝毫不怀疑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皮克的说法。     1941年6月28日我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那是一次小范围的愉快聚会，喝的还是咖啡，吃的还是糕点等食品。你听了我的 话后肯定会认为我们归来时体重不会减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拜访了我们的厨师，他 原来在中欧卧车和餐车股份公司工作，在旅行过程中他负责为我们做饭，在战争期间跟 随我们展转了所有大本营，另外我们还参观了铺着白色瓷砖、装有最现代化电气设备的 豪华厨房，并且看见使人嘴馋的东西就顺手牵羊。     近来我们很想帮助他切面包、分黄油或者调制色拉，但是这家伙不希望别人帮忙。 他是一个又矮又瘦的机灵人，不知为什么，我们元首护卫队的青年人都叫他‘小鬼’， 他越忙越快乐，事情乱得没有头序的时刻也是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算得上是一位热情 的厨师。一切他都干得那么熟练，观看他的操作真令人高兴。很快他就可以做好一道菜， 但决不是草率从事，总是精益求精。     从这个快乐的‘小鬼’身上人们可以认识到，的确很多东西都与工作有关系，当一 个人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这个人成功的感觉便溢于言表。然而这点对我来说却常常是 不适用、多余的。如果回想一下我在这一天中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那么我就会得出全面 否定的结论：什么都没干。不愿意讲话时，往往就睡觉、吃、喝、消遣。生活非常平淡 无味，人们改变不了这种生活，我们总处于令人心烦的无休止的待命状态，同时又不断 地度过一个接一个的繁忙时刻，这是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也想 学习点什么（我身上带有法语一千句教材），学习的念头我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缺少 一种动力。今天我的确打起了精神，为了再次向你做一较长的汇报……     在这段时间里，你肯定已听到积压了整整一周的特别消息，首长今天早上说，如果 德国士兵赢得了这场战争，就将最终摘取月桂花环。这里的一切确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 多。怪事连连发生，例如集结在边境地区的俄国人并不诱我深入其腹地，以造成我整个 后勤供应困难；又如他们并不把多瑙堡镇附近的两座桥梁炸掉。这两座桥一且被毁，我 们就不得不修复它，这样会使我们失去很多时间。我想，只要先占领了明斯克，我们就 会飞速向前挺进。如果在我们士兵中间还潜伏着共产党员，那么只要让他看一看那边的 ‘恩赐’，他就肯定会完全改变信仰。我同曾有机会去过莫斯科的许多人交谈过。可以 想象，人们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可怕生活。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受剥削，被欺骗 却不能醒悟。要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该多有意思啊……”     1941年7月13日我在“狼六”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在首长住处举行的晚间讨论会上，教会问题成了主要议题。可惜你不在场。首长 谈到的所有问题都那么通俗易懂，例如他讲到，基督教通过欺骗和虚伪使人类发展—— 在文化方面——倒退了2000年。现在看来我必须着手在开完讨论会之后将首长的讲话记 录下来。     只是这种会议往往拖得时间很长，会后如果还没累倒，也已疲惫不堪，无力写东西。 前天夜里，当我们从首长那里出来时，天已发亮。像生活有规律的人那样，我们没有马 上躺下睡觉，而是到厨房里吃了几块三明治，接着睡了两个小时，醒来时太阳已升起。 起床后沿着牛、马牧场和山丘转了一圈，长满了红白两色的三叶草的山丘在晨光的映照 下简直美丽如画，这些地方我是百看不厌的。之后，我又继续睡觉。     在下午二三点钟之前我们是起不了床的。我们过的简直是一种荒诞的生活，难道不 是吗？像我和达拉诺夫斯基的这种古怪的职业今后大概不会再有。吃、喝、睡、有时写， 并且长时间地陪伴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使掩蔽所内不显得过分光秃，最近我们为 首长去采花，这样做是很有益的……”     1941年7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最近，我的心情再度不愉快。首长在战争中有一个私人工作班子跟随左右， 尤其是班子中还有两位女性，这一点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一名传令兵将人们在1号军 官食堂狂饮后说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话告诉了我，使我万分气愤。我要重视此事，这毕 竟是反对首长的一场哗变，是对他的指示和命令的批评。我们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而 是首长希望我们来的，他说只有与我们在一起他才能工作。他多次在这些先生们在场的 情况下强调，没有我们（我和达拉）他将寸步难行。我认为，这些先生对我们的存在进 行抨击，说明他们狂妄、愚蠢。     对说闲话的人我闭口不谈此事，这种态度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事隔没几天，就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首长问军事副官是否在下一个大本营已为两位女士准备了帐篷，想 必当时这些先生们的处境是很难堪的，副官回答：‘没准备！’对此，元首愤怒地命令 他必须创造条件安排我们住宿。副官说：‘是，我们原以为您在这个营地只短暂逗留几 天，她们没必要了。’诸如此类的话只不过是企图排挤我们的托词而已。首长根本不想 让别人干预他的事情。下令立即准备一辆大汽车供我们睡觉和工作。     过去，当我还参加狂饮的宴会时，我曾抱有幻想，认为人们坐到一起来是一种友谊 的象征。现在我才认识到，在那种场合所谈的话并不能表达友情，而是在撒该死的酒疯。     这样的聚会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更不能促进友谊。过了几天，人们相遇时， 相互间仍然存在着某种讳莫如深的生疏感。还是罢手为好。为什么非要上一次当不可呢？ 人还是要靠自己。好心未必能赢得友谊，得出这一认识是痛苦的。     所有的男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多地获取好处。他们喜欢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 总想抛头露面，并不认为这种作法在聪明人看来有多么可笑。在首长与一些男人站在一 起时，我就觉得这些人最可笑不过了。摄影师一拿起相机，他们就像飞蛾见了光，闪电 般地簇拥在首长周围，其目的只不过是抢个镜头而已。这种病态的求名欲望简直令人恶 心。瞧，我又发了一大堆牢骚。但你将会理解，这个空虚的社会是何等的令我厌恶，我 有必要时而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快……”     1941年8月2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这里的生活变得相当单调。我们在这里已呆了九个星期，听说我们还将 呆到10月底。这段时间的确漫长而无聊：工作寥寥无几，有时整天无事干，呆在一起的 总是这一帮人，谈的也总是这么一些话。对这种无所事事我厌倦到了极点，以至于我最 近正试图向首长说明，实际上一位女秘书就足以完成他的工作，因为长期以来我自己就 是这样干过来的。但他马上制止了我，使我愿在战时做点有益的工作的愿望——要么在 医院，要么在兵工厂——暂时根本无法实现。无奈，我只好继续呆下去。     几天前，我们看了英国的每周新闻片，该片来自美国，描写了伦敦的整个街道遭到 破坏的情景。所有的大商店、议会等等都被摧毁。画面上，整个市区都在烈火中燃烧着， 一座座仓库变成了火海。解说员讲道，英国人对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们认为 柏林的情景也同样如此。假如可怜的英国人知道他们给柏林造成的损失与伦敦的损失相 比只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肯定会洗手不干了。被俘的英国军官供认，他们的政府做 事不负责任。英国人自己，包括他们的军官都承认这一点，这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在我们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与英国打仗只能 导致我们双方城市的相互毁灭。罗斯福幸灾乐祸并期待着继承英国的遗产。对于英国人 的不理智，我的确不能理解。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的殖民地。我认为， 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 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咖啡、茶、 可可）我们可以到南美去换。本来一切都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愿上帝使英国人不久将 恢复理智……”     1941年8月3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道：     “……我们到加里钦去了几天，回来后才见到你的信……我们在这个大本营逗留的 时间越拖越长。开始我们想，7月底就可回到柏林，后来人们又说10月中旬，现在已有 风声说在10月底以前——可能甚至更晚些——我们不会离开。现在这里已明显感到秋天 的凉气，假如我们首长心血来潮，要在这里过冬。那我们就得挨冻了。在掩蔽所中长期 生活无疑对我们大家的身体都是无益的。首长的身体看上去也欠佳，他出来呼吸新鲜空 气的时候太少了，每当他乘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就会出现风吹或日晒过敏现象。     我非常喜欢呆在加里钦，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呆在那里，然而那里的安全却没 有保障。每天都出事，因为那个地方不像我们在大本营里有严密的安全措施，那里无法 采取这些措施，所以危险系数很大。但是那儿风景优美，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一边是林 区，另一边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脊上，蓝天之中衬托出耕牛拉犁的影子，老农紧跟在 犁的后面。富有浪漫色彩的俄罗斯式的农家茅舍，拱起的、倾斜的芦苇顶子，见不到一 处窗户。房前有一口用铁链打水的汲水井，铁链上已生了锈，井旁长着几株向日葵。被 太阳晒黑了的妇女们都赤着脚，头上顶着一块搭拉到臀部的深色大毛巾，她们站在她们 的母牛旁边，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使人感到神秘，然而这种情形与这里的自然景色却 相辅相成。此时此刻，一种回到故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边整个地区是那样令人心旷神信，而这边森林中的气氛却是今人压抑。这也许是 由于我的一种感觉所致，我觉得那里的人们没有被监禁感，农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劳 动；然而我们这里却是岗哨林立，人们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我们长期与世隔绝，不论 是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途中，总是活动在同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总是循环往复同样 的铁丝网内的生活。这种状况孕育着一种很大的危险：怕见人并且断绝了与实际生活的 联系，而且会导致可怕他心理冲突，即人们向往外部世界，而当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 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 圈子以外的生活。共同的经历才使以希特勒为首的小圈子得以维持，如果这个圈子不复 存在了，那将是痛苦的，一切都会乱套（勃兰特博士也持这种观点），对那些与外界断 绝了联系的人来说那将是糟糕的。请你体谅我如此详尽地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 今后来说，这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德国军队对1941年冬和1942年春这段可怕的寒冷季节毫无准备，当他们陷在冰天雪 地里肘，希特勒经常垂头丧气，但仍然希望尽快取胜：“我们要冲破的最后防线只不过 是一层薄薄的面纱”，他说道，“我们必须耐住性子，俄国是抵挡不住的。”然而面纱 并未被撕破，我们在“狼穴”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     1942年1月6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     “……你在信中谈及的国内情绪和教会等问题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想，如果我 们的进攻进一步得手，如果拿下了列宁格勒，那么国内情绪将会再次高涨起来。今后10 天是大获全胜的时刻。首长的原则是，在真正赢得大战的胜利之前，一不要发布特别消 息，因为过急发布消息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由此招致不必要的生命危险。他常常左右为 难：一方面他想安抚家乡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敌人抓到任何线索。     你提到教堂里人都挤满了，这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这也是首长的观 点），人们目前无所作为，只能待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了……     ……顺便说一下，两周来，元首的掩蔽所里添制了一台留声机，我们几乎每天晚上 都听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特别是瓦格纳的曲子。尤其令我陶醉的是施特劳斯的 《秘密的请求》终曲和声音优美的男高音歌唱家彼得·安德斯（你如果买唱片就必须记 住这个名字）的歌喉。从他的唱腔看他更像男中音歌唱家，他的声音柔和、悦耳，吐字 非常清楚。这些曲子很美，人们完全被带进了爱和温暖的气氛之中，看来对首长也产生 了影响，因为昨天晚上他对我们两位姑娘说：‘孩子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抓紧啊！’ 我当时真该问他一下，我们长年日复一日地呆在他这里，怎么能利用好青年时代。是啊， 理论与实际……”     1942年1月15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讲道：     “……给你的第二封信刚刚投出就接到了你亲切的来信，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接着 马上又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但这封信我要压几天再寄出，因为我在信中发泄的东 西肯定会使你产生一种压抑感，对此我感到遗憾。当然，最好是我先不把所有这些事告 诉你，待到3月份休假时再说。我已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好，从现在起我们实行定期轮流 休假，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时间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情。今天，达拉诺夫斯基去度假了， 我3月份才有幸休假。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因为这里的节日太令人失望了。恰恰 在圣诞节前夕，元首接管了最高指挥权。他的工作量因此大为增加，现在他再也不可能 按时吃饭了。     午饭本来两点钟开始，但现在越来越拖，拖到了正常人吃晚饭的时间。几天前，首 长的午饭是六点钟吃的，创造了最晚纪录。晚饭也相应地往后推，在元首的掩蔽所里喝 晚茶的时间一般是从十点钟开始，可现在过了十二点才开始（最晚时到午夜两点才开 始），这样一来，到四点至五点之间才能上床睡觉。     一种自然的生活节奏根本已不复存在，然而正是这种自然节奏对身体至关重要。没 有一个阶段的习惯过程就从一种境换到另外一种环境，对我来说，不承受一定的精神损 失是不可能的。除夕，我们是在第二军官食堂吃的晚餐，当时气氛十分活跃。接着我们 像往常那样，被请去喝茶。见到首长时，他已很疲劳，刚谈了一会儿活，他就打起盹来， 这时我们不得不相应地安静下来，刚刚出现的欢快气氛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近来，首长每次参加三个小时的形势讨论会。前来觐见他的先生们这时神情紧张， 不敢流露丝毫微笑。我简直无法向你描述这里的悲观情绪。例如在掩蔽所里，我感到很 痛苦，就又回到军官食堂，那里元首护卫队正直的年轻人见到我就看出我刚刚哭过。看 到他们我使一下子又哭了起来，他们劝我，让我喝点酒，设法安慰我。他们的努力还是 奏效的。待我镇定下来之后，我们便坚定地唱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曲：‘我们停泊在马达 加斯加，船上染上了瘟疫……’尽管人们一再下决心不再喝酒，但我感到，生活在这样 一种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环境里，借酒消愁的确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我现在也不怎么跑步了。一是因天气太冷，二是地上积雪过多，路滑，跑步时总是 提心吊胆，所以宁可躺在温暖的掩蔽所里。我们的办公室原是一间空房子，无任何陈设， 现在我已将宣布置成了舒适的卧室。不过为此我也费了不少口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 要我发现了我喜欢的东西，总要设法将它弄到手。现在我的办公室兼做卧室。我再也无 法忍受在掩蔽所里住下去了。通风机整夜整夜地开着，一刻不停地对着头顶吹，吹得我 的发根痛。睡在躺椅上虽并不理想，但不管怎样，我的办公室里总算有一个窗户……     ……那些不得已在兵工厂干活或是被召到电车和地铁等服务部门工作的妇女们非常 艰苦。但比起我们来，她们却有很大的优势，她们在下班后活动自由，可以干她们想干 的事情。现在我又在发牢骚了。好啦，到此为止吧……前几天，泽普。迪特里希和迪特 尔将军到这里来了两天。他们两位多才多艺，是活跃后方气氛的主要人物……”     后来，我在笔记中写道：掩蔽所里有一个装有通风机的小房间。机器一开，新鲜空 气便吹进来，但是它的噪音太大。关掉它吧，人们又觉得空气不好。所以我就睡在办公 室里。它坐落在掩蔽所的前半部，室内装有一个窗户。这里没有办公的环境，连固定的 工作时间也没有。希特勒常说，人们为他选择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 然而我却觉得东普鲁士还是迷人的，初升的太阳映照着一大片红色的三叶草地，绿色的 牧场，蔚蓝的天空，冬天还有处于原始状态的雪景等等。     1942年2月27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我的同事本来一直给人一种相当稳健的印象，可这种令人不满的生活现在使 她的情绪也非常低落。一切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难以避免的问题的良好想法总是过几天 就崩溃了。我们的情绪起伏波动。这与不守纪律无关，而是关联着许多其它因素，就此 我想三月份再与你交谈……     ……天气热了两天突然又冷了起来，白天的气温实际只有17摄氏度，凛冽的东风寒 气袭人。这种寒冷对我们来讲也已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磨炼出来了，只是那讨厌 的风令人难受。尽管如此，现在我们每天至少要走上一个小时，穿过这个地区，通常一 直走到下一个荒芜的村子为止。夏天，这个村子看上去非常令人难受，但是到了冬天， 在松软的白雪覆盖下它却显得非常浪漫。一天工作之余人们就闲散地呆着。尽管首长常 感到很累，然而他却不去睡觉，令人很痛苦。过去，我们经常在晚上放唱片，人们可以 沉浸在思考之中，但是，自从托特不幸遇难以后，这种音乐晚会就很少搞了。因为在一 起喝茶的老是这一伙人，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加上这伙人中谁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 经历，所以我们的谈话常常很平淡，令人感到乏味、沉闷。实际上，这种谈话也只能是 这样……”     后来，我曾就此做过如下记载：娱乐：每天晚上看电影，下午喝茶。人们从不谈政 治。希特勒的影响到处可以感到，人们要么没有主见，要么有主见而不敢说。谁要敢于 讲出自己的意见，谁就会被赶出这个圈子。对于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来讲，他就是他 们的主心骨。     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前，希特勒还时常举办音乐晚会。他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 瓦格纳的歌剧片段或胡戈·沃尔夫的曲子。音乐一放，他闭目静坐，聚精会神地欣赏起 来。同一张唱片他往往播放数次，参加晚会的听众一般都可以熟练地说出唱片的编号。 假如希特勒说：“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那么听众中就会有人把唱片编号告诉 仆人：“第一百多少多少号。”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不再听音乐了。晚上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然而 他说来说去不外乎那些内容：他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斗争年代、人类历史、微观世界 和宏观世界等等。就大多数话题而言，他所要讲的我们都早已知道。这样，晚上则成了 我们的累赘。世界上和前沿阵地上发生的事件喝茶时是不能谈论的，所有与战争相关的 事情都不能谈。     这样一来，谈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决不会使人难堪的话题，如布隆迪如何顽皮、听话 或有一天一只突然出现在“狼穴”里的雄猫如何冒险的故事。本来希特勒不爱猫，据说 是因为猫追鸟的缘故。但对“彼得”，他已逐步习惯了。不仅如此，假如这只雄猫跑到 我们的怀里，他甚至还嫉妒。要是他的警犬布隆迪这样做，他就更嫉妒了。如果有谁悄 悄地靠近布隆迪。他会生气的。谁要是用肉来引诱它，他会马上怀疑这个人的用心，他 是严格禁止用肉来引诱布隆迪的。他认为，谁都不能博得布隆迪的喜欢，布隆迪只能忠 诚于他一个人。     每天早餐之后，希特勒都带着布隆迪环绕着他的掩蔽所散步。他为有这只由专人 （塔诺夫）照管的狗感到自豪。布隆迪的确是一只容易训练、动作灵活的狗。他可以表 演节目，如走平衡木、跳跃两米高的墙和爬梯子。希特勒不喜欢小狗。他常常把爱娃· 布劳恩的两只苏格兰猛“内古斯”和“施塔西”称作“木刷子”，爱娃·布劳恩则回击 道：“布隆迪是一头小牛。”     我那时曾写信告诉我的女友，“我们养了一只雄猫，这使我们感到愉快，它常常坐 在我们身边，它玩耍起来的优美风姿不止一次地使我们从谈话中出现的令人不快的尴尬 局面中解脱出来。我特别喜欢它，每当它跳到我的怀里，我就将疼痛的双手伸到它那柔 软的毛里，此时我倍感舒服。我们还养了一只苏格兰猛，但它不怎么受欢迎，因为它过 于倔强执拗（另外，首长说它象一把木刷子，他永远不会同它合影）。有那只猫在场， 它就不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不管怎样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它不在场。也常起到活 跃谈话气氛的作用……”     有些谈话也还是很有意思的，人们至今仍可以在海姆那里查到一些。比如，有时在 喝晚茶时，希特勒谈到日本人时说：“人们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 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着干，因而对德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 我喜欢他们。”新加坡事件之后，里实特洛甫到元首那里汇报情况。他本想通过电台和 新闻界大张旗鼓地将新加坡事件公布于世。在掩蔽所内小小的办公室里，希特勒面对里 宾特洛甫站着，回绝说：“里实特洛甫，我不同意把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必须从长远考 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     希特勒经常谈起与他共过事的人。有一次在谈到施佩尔时他说；“他是一位艺术家， 与我感情很好。我与他个人关系最好，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像我一样，他是一位设计师， 既聪明又谦虚，不像军人那么刻板。没想到，他对他所从事的伟大工作是那样驾轻就熟。 他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始终胜任他的工作。假如我向施佩尔提出一个设想，交给他一项 任务，他先考虑片刻，而后说：‘是，元首，我认为此事可行’，或者回答：‘此事不 能这么办’，然后摆出他的论据，可谓头头是道。”     施佩尔是希特勒坚定的追随者，在他被拘留之后，我才真正发现，希特勒说的“一 切责任我来承担”的话是那样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希特勒这句话在他所有的追随者 中激发了一种“责任感”，进而变成了对希特勒不可动摇的信任感，相信他就像信奉上 帝那样。只要希特勒活着，施佩尔就认为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随着希特勒的死， 他对施佩尔产生的魅力也就不存在了。     希特勒有时还谈到霍夫曼：“霍夫曼过去曾是个棒小伙子”，他说，“那时他敏捷， 灵活，身上背着那个复杂的旧相机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照出好照片，他还钻到黑布下 面使用沉重的相机，这是要冒一定危险的。”     霍夫曼也爱喝酒。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喝了过量的酒被希特勒发现了，希特勒对 他说：“霍夫曼，你的鼻子看上去像个烂南瓜。我想，如果有人在你呼出的气下面点上 一根火柴，你就会爆炸，不久在你的脉搏里流的不是血，而是红酒。”过去，当着希特 勒的面霍夫曼是不这样干的。而现在霍夫曼居然敢这样干，使希特勒感到震惊。最后希 特勒命令绍布和阿尔贝特·鲍曼：“请你们注意，霍夫曼教授到我这里来时头脑要清醒。 我请他来是与他聊天的，而不是要灌醉他的。”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称霍夫曼为“最 灵活的人”，这可大大地触怒了希特勒，这事我后来才知道。     霍夫曼教授是一位19世纪壁画的收藏家，同时收集希特勒作的所有水彩画。每当他 到埃伯斯贝格大街希特勒的别墅去拜访他时，从不忘记向他提及水彩画的事。对此霍夫 曼非常自豪。我还记得，希特勒在许多谈话中都曾告诫霍夫曼不要出那么高的价钱购买 他的水彩画，因为他——希特勒——当时画一幅画也只能得到20—30马克。霍夫曼教授 的收藏品后来是怎样处理的，我就无从知晓了。但是我想，这些收藏品的命运与战后我 从贝格霍夫内抢救出来的那批壁画和艺术品所遭受的命运别无两样。     1944年3月12日希特勒和霍夫曼教授在贝格霍夫曾进行过一次谈话，谈话的记录我 曾见到过，从记录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希特勒对他过去的工作所持的态度。     记录副本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霍夫曼教授向元首呈上一幅水彩画，这是元首1910年的作品， 是霍夫曼教授近日在维也纳得到的。     元首：“霍夫曼，但愿这幅画不是你买来的？”     霍夫曼教授；“它是别人送给我的，也就是说人们告诉我，这幅画是送的，不要付 钱。”     元首：“这些东西今天也值不了150或者200德国马克。如果有人出更多的钱来买它， 就是发疯。我本不想当一名画家，画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能够糊口和学习。这样一幅 画当时连12马克都不曾卖到过。我作画的数量是以足够支付生活必需品为限。我每个月 的生活费用不超过80马克。午、晚两餐一马克就够。那时我都是通宵学习。我所制作出 来的建筑设计图是我宝贵的财产，是我的精神财富，我卖掉了我的画，但从未出卖过我 的设计图。必须指出，我今天的所有思想，我的建筑设计都源于我当时在长期通宵达旦 的劳动中所掌握的知识。如果说我今天还有可能亲手绘制一座剧院的草图，那么我干起 来，头脑并不模糊。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那时的学习。非常遗憾，我那时制作的绝 大多数设计图都丢失了……”     上萨尔茨堡     1944年3月12日     希特勒眷恋他的建筑设计图，不想将它们卖掉，这一点我可以证实。绍布1945年4 月底在贝格霍夫清理了希特勒保险柜里的文件并且拿到台阶上焚烧，在这些文件中夹杂 着许多希特勒的建筑设计图，我顺手抱起一捆图纸，使其免遭焚毁。但是这些图纸已不 在我手。有一半，阿尔贝特·佐勒没有还给我，其余的一半我傻乎乎地卖给了皮克博士。     1942年夏天，希特勒临时迁址到文尼察附近名为“狼人”的大本营。在那里，不管 怎样我们还是住进了木板房。     1942年8月14日我自文尼察附近的小米哈依洛夫斯卡“狼人”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 中说道：     “……”对于你能够理解我思想上的懒惰我真感到高兴。四周以来，自从我们来到 新的营地以来我始终没有情绪写私信。实际上，我的身心还是正常的，只是缺少为我填 补精神空虚、给予精神刺激的人。非常遗憾的是，这儿笼罩着令人感到沉闷的气氛，简 直让你无可奈何。自从读完了本拉特撰写的两本厚厚的书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正经的 东西，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不愿再看书。     给我们看的电影都是老掉牙的、无聊的和没有思想的。我和约翰娜前两天晚上又心 血来潮，看了些过去看过的片子，否则的确没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后使人 感到受刺激，并且周身不适，天知道这是些什么片子。但尽管如此人们还得看，不然就 只有上床睡觉了。现在我简单向你谈一下我们的新营地和我们搬迁的情况等。     7月17日，我们一行约十六七架飞机启程向着东方进发。机场上是一副雄伟壮观的 场面，所有的大型飞机都并排停在那里，发动机都已启动，准备起飞，抖动着的机翼和 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响彻天空，直到进入跑道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起飞后这种响声才算消失。 机长请我坐在驾驶舱里，我欣然同意，因为从机舱里望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从飞机的 窗子里向外望，只能看见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驾驶舱里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在这里你 明显感到是在飞行。     此外，在飞行过程中跟踪查看地图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门我所掌握不了的 科学。我很佩服懂得这门科学的人。说地形貌似地图，这样讲未免太简单了。固然它们 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具体情况是错综复杂的，难于将二者相互协调起来。比如主 要街道，在地图上是用粗粗的红线条标出的，实际却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 我也应该了解一下铁道的路段的颜色）。地面部分地被云影遮盖着，在低雾的笼罩中时 隐时现，它的归宿究竟何在，无论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书归正传。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的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乘坐一辆 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越野汽车继续前进，这种车根本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上行驶。约翰娜 ·沃尔夫乘飞机时就已感到不舒服，现在又不得不继续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尽， 抵达目的地后的初期，她根本无法工作。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当我们看到办公室时， 我的心也凉了。这个房间的左右两侧都有门，分别对着两个洞口。洞中摆着一张带栏杆 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办公室又那么窄小，我们实在无法活动。我们的大件行李、巨型 办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机就把房间装得满满的。     我们在黑暗、空气稀薄的掩蔽所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了，本来指望能在有大窗户的 明亮的房间里栖身。谁知小卧室的窗户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而且外面还同上一层铁丝。这个“窗户”对我们的震动是最大的。好在有人还算明智， 在我临时住了八天之后，把我调到另一个房间，我总算有了一个象样的办公室，室内还 装有挂帘子的壁橱。由于我的精心布置，这个房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讲——是整个 营地里最舒适的。     我只能尽一切可能来布置：室内摆了一个长沙发（是用布带把板凳缠起来，沙发的 上面摆放着深绿和蓝两种颜色的布做的坐垫）。墙上挂了一块壁毯，它本来是摆在床前 垫脚的。壁毯下面摆了一张小桌子，它是用行李箱架子和从大衣柜上取下来的木板自制 而成的。桌上铺着镶红边的红点桌布，旁边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是用布带缠的，一把是 用稻草缠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墙上还挂着针织品和印刷品。另外室内还摆放了各种 各样的鲜花，主要有百日草，还有非常别致的黑柄飞廉草。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搞过一次 节日联欢，一直持续到早晨六点钟。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这事不能对外面讲，然而人 们不免还是要议论一番。     这里的居住条件与“狼穴”大本营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混凝土筑的掩蔽所， 而是木板房。这些房子外观很美，内部却很潮湿。所有营地的情况大同小异：开始住时 床铺都是潮湿的，冻得可怕，大家都认定将来要得风湿病。白天的气温非常高（45—50℃ 是司空见惯的），夜间却相对很凉。天气变化无常。     蚊叮比去年还厉害，而且今年又多了一种蚊子，被它叮后会导致疟疾。有一种名叫 阿的平的防蚊药，吃起来非常苦，每天晚上服用时大家总要抱怨一番，尽管如此还是强 忍着吞下去，因为如果不服用这种药，一旦得了疟疾，就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说你是在 自我摧残。炎热的天气，晚上总要与从纱窗钻进来的蚊子展开一场恶战，它们无孔不入， 围着贫睡的人嗡嗡作响，它们使出一切本领，直到人们实在控制不住骂着从床上起来为 止。最近有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用下述办法为自己解围。我从床上起来，拉开卧室的窗 帘，打开室内所有的灯，把壁旮旯里的蚊子统统引到灯光下，当它们团团聚在那里时， 我再拉上窗帘，上到床上，而灯则继续开着。刚要躺下，床边发出了叽叽吱吱的声音： 原来我为补养身体备了些牛奶，这下又把老鼠引了进来。我大叫一声，再次下了床，坐 到室内的沙发椅上，此时围在灯光下的蚊子还在嗡嗡作响。这真是一个该死的不安宁的 晚上。弗朗克·提斯在一本书中曾说过，所有的女人都是愚蠢的，遇到一只无关紧要的 老鼠也像是遇到老虎那样大惊小怪。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10×15米的游泳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惜经常没有热水， 凉水非常之凉。我们的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为我们的给养来自农村，所以早上的 黄油很丰富，经常吃到一个鸡蛋。新鲜蔬菜是由一个大菜园供给的。     在离营地不远的一个城市里有一屠宰场，总面积为10万公顷，在同行业中属欧洲最 大的。我曾有机会参观了这家屠宰场，观看了从牲口的麻醉、屠宰一直到制成肠子和罐 头食品的全过程。     这家工厂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全是流水作业，剥掉一张牛皮只需30秒钟，时间 极短，这个过程在德国总得持续两个小时。这里每天屠宰大约250—300头牛，制做 12000—15000盒熟肉罐头。罐头装好之后，要对其进行耐久性抽样检查。方法是，把要 检查的盒装罐头放进保温箱，在热气温下放24个小时，取出后如没有变化，就将它们运 往前线。     在这个工厂里，牲畜屠宰后剩下的部分都可利用，最后制成肥皂、纽扣、梳子和烟 嘴。皮子要腌四至六周，每天都得翻个，撒上一层新盐。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干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妇女。由于她们勤劳，因此适合干这项工作……     市内还有一座剧院，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现已非常破旧。木顶上长满了虫子，早 晚会倒塌的，是明天还是十年以后，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切时间专家也下不了定论。 这个顶部有70吨重，一旦坍塌将会造成。场严重的灾难。     剧院内的灯光由于设备简陋照射能力很弱。乐队演奏出色，相互配合默契。芭蕾舞 片段的表演也很成功，男女主角完全可以登上柏林的舞台，并会受到热烈欢迎。尤其他 们在表演本国作品时，表现得更为自如，比如跳乌兹别克（蒙古）舞蹈时，就突出体现 了具有明显的亚洲人特征的民族特点。然而，他们却不会跳华尔兹舞，这是一种节奏极 快的快步舞，他们可以不去跳它。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演完一场歌剧之后都要加演大段 的芭蕾舞。     我看了《茶花女》和《浮士德》。歌剧演员化装的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男演员表 情呆板，动作生硬，如同模子刻出来的一般。这也许是学校教育的结果。然而他们的声 音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色。演员的服装（如在《茶花女》中）体现了20世纪的新潮， 裙子要么很短（如1920—1924年），要么很长。但这一切都被他们那种实实在在的表演 掩盖了。总的说，演出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刚刚到达这个地方就认识了市政委员和地区委员，并且有机会通过他们了解很 多情况，比如，我可以到许多集体农庄去参观。那是个晴朗的天气。早晨八点钟汽车出 发了。早饭是在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家里吃的。他住在湖边，离我们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 路程。早饭有德国风味的煎牛排、炒蛋和乳酪，饭后我们喝了一杯蛋黄利口酒。接着开 始参观。田野里杂草丛生，因为布尔什维克从不往地里施肥。指望他们来满足我们的需 要是件费力的事。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风景，它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怀念。美丽的田野上生 长着正在开花的养麦和向日葵，那红色和粉红色的罂粟简直漂亮极了。人们曾在这里试 种过大豆，但未成功，成熟不了。现在又引进了保加利亚的大豆来试种，这种大豆提早 六周成熟。     在这里定居的我们的人无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却也提供了干大事的许多机会。在 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逗留的时间越长，对这里的各种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感到，今 后究竟谁来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是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异族 不适宜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所以不适宜，这是因为随着世代的变迁，统治阶层即德意志 成分终将与异族混合起来。这显然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相左，即我们必须维护北日尔曼有 限的民族特征。如若这样，我们今后的历史将与罗马民族的历史同出一辙。每个仔细观 察事物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扩大了领土，战后我国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至 少不应少于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我们这一代决不能游手好闲。要努力，再努力！     看，我又扯远了。再来谈谈集体农庄主席，他是一个吃得极胖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 斯泰因人，店面整理得井井有条。参观结束后吃午饭，下午还去看了一座被布尔什维克 破坏了的大型制糖厂。接着又喝咖啡吃油煎饼，之后来到湖中尽情地玩耍。我是唯一的 女性，因此成了注目的中心，我愉快极了。晚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又摆到了我们面前。 地区委员是个大胆的小伙子，他讲的故事常常使我们捧腹大笑。     我们也常应市政委员的邀请到他那儿去作客。他的住所过去曾是一所儿童疗养院。 房子已很破旧，然而花园却极富有浪漫色彩（这恰恰是我喜欢的，我并不怎么喜欢那种 整齐的道路和花坛）。房子坐落在小山上（士兵们称这座庄园为‘上萨尔茨堡’），由 这里望去，远方的城市、宽阔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那蜿蜒于山丘、 草原和森林的河流强烈地使我联想起威悉河。     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的长餐桌旁，桌子上摆放着点燃了的蜡烛。生活多么浪漫， 只可惜人太多了。我越来越主张搞小范围的聚会。这样，大家还可以相互有所收益。地 区委员刚刚给我打来电话，奉承我说，参观集体农庄时见到我的所有人都对我的到来感 到高兴，并且要我务必单独再去一次。     我想，对你来说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可是现在我正好来了情绪，还想对你多讲些。 傍晚，我们经常到附近村里去散步，那里的孩子们常常期待着我们的到来。漂亮的孩子 们，都长着一头黄发，一对蓝眼睛，十分引人注目。我有一本供士兵们使用的字典，借 助于它与孩子们搭话。见到此景，别人常常捧腹大笑，不过总还是可以对付的。至少我 们因而得到了很多乐趣。从沙皇时期过来的老人们几乎都很通情达理，待人也很有礼貌， 然而那些（接受过布尔什维主义教育的）青年男女们则不同，我是不愿在黑夜碰见他们 的。街道糟糕透顶：雨天时路面滑的像肥皂，简直无法行走；晴天时路面则又坑坑洼洼、 崎岖不平，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房子远远望去很富浪漫色彩：白色的，都是草顶， 内部则很简陋。风土人情就写这么多吧……”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进军俄国的初期情绪一直很好，有说有笑。但当1941年冬至 1942年春天的寒冷使进攻受阻时，首长的情绪便开始低落下来。我本人忍受了长期无所 事事的痛苦，每逢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勃兰特大夫处理大量信件时，我就与他一起干上 几个小时，这使我特别高兴。     进军俄国的时间拖得越长，“狼穴”大本营里需要补充的设施就越多。我们逐步有 了电影院、茶馆。我们感到，有了这些设施以后，生活舒服多了。     遗憾的是，我未能说服首长这里只留一位女秘书就足够了。我想随便到一个地方做 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不让我走。这种游手好闲，天天没完没了的茶会，千篇一律的生活， 对所有这一切我都感到厌倦，产生了一种反抗心理。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的厌烦情绪明 显地表露出来。     日子总是那么单调乏味，晚饭后我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来到了俱乐部，刚想在那儿 舒服一会儿，希特勒的仆人便来叫我去喝茶。我想今晚的茶会也许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 因此可望过一会儿再到俱乐部来。     兴奋的情绪消失了。我皱着眉头来到首长处。我知道，他的情绪也不好，因为前线 正吃紧。但是首长还是提起了吸烟有害这个常提及的话题。希特勒反复讲吸烟有害，会 使毛细血管萎缩。吸烟者的胃里肯定令人非常可怕。吸烟者目中无人，迫使别人呼吸污 浊的空气。他真想在德国彻底禁烟。要通过在烟盒上印骷髅头来发起禁烟运动。“我要 是发现爱娃偷偷地吸烟，”他经常强调说，“我就有理由立即并永远与她分开。”当爱 娃的妹妹格雷特尔答应她不再吸烟的时候，他便送给她一枚珍贵的蓝宝石戒指。     当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希特勒说，由于对烟叶制品实行平均分配的办法，所以 那些本来不吸烟的青年士兵也成了吸烟者。不应该发给他们香烟，而发巧克力。大家都 表示赞同，唯独刚刚去过俱乐部、略带醉意的我毫无顾忌地插话说：“啊，我的元首， 还是让这帮可怜的年轻人（我不敢肯定当时我是否甚至用上了‘可怜虫’这个词）分享 这种乐趣吧，否则他们还有什么可享受的！”     希特勒对我愚蠢的插话未予置理，接着说，尼古丁和酒精都有损人的身体健康，精 神上也会因此变得麻木不仁。我例举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的例子严厉驳斥说：“我 的元首，不能这么说，霍夫曼整天吸烟喝酒，然而他却是全店最敏捷的人。”对此希特 勒显然是生气了。他虽然没讲什么，但却很快站起身来，带着一副冷冰冰的严肃面孔离 开了大家，我这时才感到我闯了祸。     第二天上午，当人们习惯地向仆人打听首长的情绪时，汉斯·容格向我们（我和约 翰娜·沃尔夫）透露，今晚的茶会不请女士参加。希特勒让阿伯特·鲍曼把这个消息告 诉了我们。当我进一步向阿尔贝特·鲍曼询问此事时，他很尴尬地承认，首长生我的气 了并且不想请女士们参加茶会。     下午我必须到希特勒处进行口授打字。我设法向他道歉，但希特勒却打断我的话说： “为此你无需道歉。”后来，约翰娜，沃尔夫想在他那儿调解一下此事，他却不满地回 答说，“他觉得我们在他身边感到无聊，他不想让我们为他来牺牲这些晚上的时光。”     从此以后，他的眼中再也没有我。在旅途中，我们在餐车上要么围坐在一张桌旁， 要么坐在邻近的桌子旁边。由于他不理我，我根本就不到餐车去进餐，而是让人把饭送 到我的包厢里。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阿尔贝特·鲍曼找到我对我说： “施罗德，首长问你为什么不到餐车去。”我错误以为这是一种请求、一个和解的姿态， 于是我便来到餐车，心想一切都重归于好了，然而首长还是不理我。这下我彻底的病倒 了，此后我离开了大本营一段时间，疗养去了。     在我不在期间，那时刚刚结过婚的达拉代替我的工作。此外，又招聘了一名营养师 冯·艾克斯纳女士，茶会又恢复了。我疗养归来后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茶会，坐在 希特勒的右手，冯·艾克斯纳女士的左手。像以往那样，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问 候，继而又问了我的境况，此后整个晚上就再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才原谅了我的失礼。1943年，在前线日趋吃紧时，他计 划于9月赴索帕罗什耶一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最前线去并且要我同行。抵达后的当天 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战士们下达的坚守阵地的命令。这时，他才第一次又与我谈起了一 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还是在1944年3月份。由于息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我到加施泰因 疗养浴场去疗养，在此期间，为祝贺我的生日，他让人给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并附上 他的亲笔贺辞。贺辞写在印着希特勒签名和带有烫金国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种 殊荣，通常像戈培尔夫人、戈林夫人、特罗斯特夫人和维尼弗雷德·瓦格纳和受他宠爱 的人才享有这种荣誉。我当时非常激动，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我向上帝发誓，决不再吸 烟。看来，这封信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贝格霍夫的那段时间里，晚上坐在壁炉 旁聊天时，这封信曾多次成为他谈话的题材。     在加施泰因疗养地结束疗养之后，我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绍夫斯维森察贝尔 教授的疗养院里休息了一段时间，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这才算最后结束了 疗养生活。     在此，我还想补充谈一下有关希特勒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和康斯坦 策·曼加莉的情况。进军俄国期间，希特勒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为此他曾专门找过长期 忍受这种疾病折磨的罗马尼亚元帅安东内斯库。安东内斯库提起了维也纳大学医院的营 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她运用严格规定的、美味可口的饮食治好了他的胃病。     遵照希特勒的吩咐，莫雷尔教授为他去物色一位同样好的营养师。这位教授到了维 也纳大学医院，成功地找到了倍受安东内斯库赞扬的那位营养师。大本营里专门开了一 个制做特种饮食的小灶，冯·艾克斯纳女士精心制做的所有菜肴都是有利于希特勒消化 的。希特勒高兴地夸奖饭菜丰富，他尤其对维也纳甜食和味美的苹果蛋糕赞不绝口，这 种蛋糕我们也觉得极好吃（一层薄薄的面饼，上面放一层苹果块——可能的话——再放 上少量的掼奶油）。     自从与希特勒就酒精和尼古丁拌嘴之后，夜间茶会就再没搞过。但在我疗养归来之 后，茶会又恢复了。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也加入进来。她的到来使谈话活跃起来， 尤其每当她谈到她的家乡维也纳时，希特勒听得总是津津有味。安东内斯库元帅有一次 访问大本营时再次见到冯·艾克斯的女士。他非常高兴并送给她一只很小的小狗，这只 小狗像约克郡猛，很有活力并且很聪明，但个头却比一般的狗要小，在希特勒看来，作 为政治家把这只小狗当作礼物送人就失礼了。因此，希特勒指示全国领袖的曼为冯·艾 克斯纳女士搞了一只价格昂贵的猎狐犬。     但是，当冯·艾克斯纳与马丁·约曼手下的一位副官的爱情发展到必须澄清她的身 世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祖母是一个弃儿，此时正值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条款在酝酿过程 之中，此事的出现使得这位可爱的维也纳人的命运遭到了悲惨的结局。从此以后，希特 勒再也不沾这位不幸的女士所做的菜肴，致使他又犯了胃病。此事发生时，人们正计划 加固“狼穴”大本营的掩蔽所，因此大本营必须转移到上萨尔茨堡会。利用这个机会停 了冯·艾克斯纳的职，接着她就被解雇了。全国领袖鲍曼奉命对艾克斯纳家族实施了雅 利安化。     希特勒在山上逗留期间，他的食谱是察贝尔教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比绍夫斯维森 疗养院里按照瑞士医生比尔歇一本纳的方法配制，由年轻的蒂罗尔人康斯坦策·曼加莉 制做的，饭做好后再用汽车运到山上来。1944年7月初，在返回腊斯腾堡大本营的前夕， 有人问曼加莉小姐，是否她愿意跟随希特勒去当营养师。由干我过去曾在察贝尔的疗养 院里疗养时认识了她，所以她便来问我。遗憾的是，我对她进行了积极的劝说，她答应 了。就这样，这位个子高高、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于 1944年来到希特勒身边，当了营养师。希特勒根欣赏她，炫耀地说：“我有一位名叫莫 扎特的厨师。”     1945年，曼加莉的营养灶起初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里，她常常与希特勒一起进 餐。1945年5月撤离总理府后，在逃离柏林的过程中，她悄悄地溜走了。后来人们再也 没有听到一点有关她的音讯。有人说，她服了希特勒发的氰化钾毒剂自杀了。     在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结束了疗养生活之后，我于1944年7月又开始了在“狼穴” 大本营里的工作，这时，掩蔽所已加固完毕，顶上种了草和树，以免被飞机发现。我归 来后，希特勒对我热情如故。因为他知道我也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所以问 我愿意在军官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还是单独吃饭，当我说要单独吃饭时，他便邀请我同 他一起在掩蔽所里用餐。在他遭到行刺的前一天，即1944年7月19日，吃午饭的时候他 对我说：“对我来说，现在不能出任何事，否则我的事业就完了。”     那时，形势讨论会都在宾馆（临时木板房）的休息室举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在如同沼泽一般的草地里，飞舞着成群的蚊子，哨位上都罩了蚊帐。7月20日，人们正 在吃午饭，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由于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布雷区，有时人们不 小心踏上去会引起爆炸，所以人们时常会听到爆炸声。然而此次的响声却不同与往常。 人们惊慌地呼喊医生：“炸弹爆炸了，好像是在宾馆发生的！”突然，各处都被封锁起 来。我当时还想，“今天我肯定不需要与首长共同进餐了。”接着有人喊：“首长安然 无恙，但临时木板房给炸毁了！”     出乎我的预料，下午3点左右我被召到首长那里。当我走进希特勒的房间，他便略 显吃力地站起身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气色看上去格外好，向我讲述了这次行刺的经 过：“沉重的桌子脚挡住了爆炸的力量。坐在我旁边的速记员被炸掉了两条腿，对我来 说，真是万幸！假如爆炸发生掩蔽所，而不是在临时木板房，那我们性命就都交代了。 难道我这段时间以来不是料到要出什么事吗？你不记得昨天我还向你讲过这一点吗？”     然后希特勒还问我是否已看过会议室，那里变成了一堆难以想象的废墟。我说没看 到，因为那里已被封锁了。他说，我至少得去看一眼他那件被炸得粉碎的制服。说着便 吩咐仆人把制服拿来，随后将那条炸得破烂不堪的、唯独那条裤带尚可使其连在一起的 裤子摊在我的面前，上衣中间也被炸了一个正方形的大窟窿。这些幸存物使希特勒有某 种自豪感，他请我将它们寄给住在贝格霍夫的爱挂·布劳恩，并且告诉她，收到这些东 西后要妥善保管。     然后，希特勒还讲到这次行刺对他的服务人员产生的影响：“林格非常恼火，阿恩 特也两眼泪汪汪的。”行刺发生后，莫雷尔大夫心情非常紧张和恐惧，每当希特勒让他 看病，就得先劝他镇静下来。行刺使希特勒患了脑震荡，但还没有损伤鼓膜和擦破表皮， 尽管如此，他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卧在床上，而是靠打针来支撑自己，这是我在与希特勒 一起吃饭时所看到的。     根据事先通知，领袖于下午来访问。我本以为希特勒会推迟接待，但当我问他时， 他回答说；“当然我要接待他。我必须这样做，否则你想，外界就会散布关于我的什么 样的流言蜚语呀！”     当我们下午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时候，传来了有关施陶芬贝格被捕的消息。起 初，希特勒对让施陶芬贝格逃往柏林感到恼火，但当他得知此举可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 时，则满意地说：“现在我才放心，德国得救了。现在终于抓出了多年来暗中使坏的这 帮杂种。我经常提醒施蒙特，然而他稀里马虎，就是不信我的话。现在我证据确凿：整 个总参谋部都被污染了。”他接着又说：“这些想除掉我的犯罪分子根本不考虑，这样 做会给德国人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也不了解敌人的企图，是要置德国于死地并使德国永 世不得翻身。如果这些人认为，没有德国参加，西方国家照样可以阻挡布尔什维主义， 那他们就错。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否则欧洲将落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手中。我所关心 的是，别再妨碍我或想除掉我。我是唯一看到这种危险的人，也是唯一能够制止这种危 险的人。”     我们在柯尼希贝格定做了一辆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车辆，在大本营的茶馆里安装了一 套转播设备。时近午夜，我们同希特勒一起进入茶馆。坐在那里的还有经历了行刺并负 有轻伤的军官们，如头部裹着绑带的约德尔和两只手上打了绑带的凯特尔。1944年7月 21日午夜过后，希特勒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目的是告诉人民他还安然无恙地活着。 他感谢上帝使德国人民免遭了一场巨大的不幸。     1944年9月上旬，希特勒的肠胃病严重发作，尽管他卧床休息，但仍不见好转。莫 雷尔大夫的诊断是：胆囊排泄管神经性痉挛，导致胆汁倒流。希特勒在床上冷清地躺了 数日，直到1944年10月初他才逐步恢复工作。     施蒙特的死使希特勒非常悲痛，他们曾进行过认真、艰难的谈话。“我们已经清除 了来自左边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希特勒说，“但遗憾的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忽视了克 服右的倾向。这种疏忽是个很大的错误。”他还说：“无能的将军怎能打仗。斯大林就 无所顾忌地清洗了他的军队。”他旁若无人地讲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便转 了话题。     希特勒不喜欢军官阶层。有一次他在贝格霍夫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将解甲归田， 政府工作由别人来管。我去写回忆录，去结交有才智的，聪明的人，而不愿再见到军官。 他们一个个都是固执己见的大草包，既片面又古板。多年跟随我的两位女秘书届时还将 随我，给我当秘书。”     1944年底，在“狼穴”大本营里生活越来越变得令人不安。天天都有敌机从大本营 上空掠过。希特勒一直在等待机会来一次突然袭击，他警告那些麻痹大意的人不要离开 防空洞。尽管有不少人催他撤离大本营，返回柏林，但他丝毫不动。他说：“留在这里 是我的义务，这将会对人民起到一种安抚作用。我的战士们也决不容忍敌人打到他们元 首所在的大本营。只要他们知道我还坚守在阵地上，他们就会拿出更大的力量去战斗， 顶住敌人的进攻。”当前沿阵地越来越迫近大本营时，我们才于1944年11月底迁到柏林。     早在“狼穴”大本营里，希特勒就开始策划阿登进攻战，指望这次战役能扭转在西 线的败局。1944年底，他焦急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实施这一作战方案。至于确定 哪天开始行动，他的直觉已不起关键作用，现在到了只有气象学家才有发言权的时候。 他天天都要向他们讨教。有位专家曾预告，1944年12月份的一段时间有雾天，这有利于 战前军队集结。为了感谢这位专家的正确预告，希特勒送给他一块金表。     1944年12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中旬我们搬进了“鹰巢”大本营，圣诞节也是在那里 度过的。大本营建在洪格地区，在巴特瑶海姆市附近。“鹰巢”大本营处在一个林区， 房子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还有地下掩蔽所。有一次，希特勒、达拉和我在掩蔽所外边 的树底下站着，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群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我们头上飞过。我问元首： “我的元首，你认为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希特勒回答说：“我们必须打赢。” 达拉后来又向我提起这次谈话，她说：“……我当时听到你提的问题，恨不得钻到地底 下去。”     阿登进攻战失败后，我们又回到柏林。希特勒起先在新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举行形 势讨论会，在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楼梯间里用餐。后来由于开会和用餐不断受到突如其 来的飞机警报的干扰，所以希特勒才躲进了他的地下避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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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