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隋炀帝首次征辽的兵力、组织和作战分析
隋炀帝首次征辽的兵力、组织和作战分析（V1.1） 在做本文的研究之前，我对隋炀帝初征高句丽的印象就是一场搞笑的闹剧。这个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个夸张的113万人的数字，在对冷兵器战争史有所认识的人眼里，这一数字本身就是难以想象的。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试图在相对狭小的作战区域内投入如此大的兵力，无论是从动员、指挥还是后勤来看，都是完全荒谬的，其军队必然无法发挥军事效能而被自身的重量压垮。这一印象，又被《通鉴·181卷》的如下记载所强化：
“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
由此，我就认定这一战役是一场组织糟糕的后勤灾难，但亦困惑于无论杨广还是隋军将领都算是颇有战争经验的，何以愚蠢至此。
但是在阅读了一些做深入研究的文献之后，我便发现这一初期印象是错的。首先，隋军兵力并非纸面上所言的113万，而是多有夸张，规模的缩小使得这一战役看起来变得切实可行；其次，从实战经历来看隋军虽然后来困于缺粮，但是并非后勤系统崩溃所致，而在于初期的战役计划的缺陷以及将领的实战指挥；第三，隋军的初始作战计划实际上颇有天分，但以冷兵器时代的指挥系统无能力精密地完成之，杨广本人缺乏足够的实战经验也是一个重大缺陷。 一、文献综述 这里无意对相关文献做一个全面的综述，仅仅特别说一下为本文提供了主要思路的几篇文章。
首先是刘建明的《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刘在此文中强调了隋炀帝的出征阵形带有炫耀武力的性质，而且各军设立受降使者，所以断言隋军“是以招降为第一任务……军队不以求胜为首位，而是指望敌人来降”。这一断言过于极端，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事实。隋军的作战意图固然不能低估，但隋军对于不战而胜的期望也极大地影响了一系列的作战行动，这里就不赘述。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理解113万的巨大规模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心理上震摄高句丽并促使其投降，而不是出于单纯的军事考虑。从心理作战的动机上来看，完全存在夸大军队的实际规模以实施战略欺骗的可能。而一百万号二百万这种夸张会在敌人的期望之中，要达成战略欺骗的目的，则有必要做一个双重夸张才能误导高句丽，从而113万的数字完全可能是经过夸张的产物，大有水分。而其具体规模，将在后文中加以考证。
其次便是台湾三军大学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七册。这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深入分析了二十四军的计划“行军道”、将领和兵种，尤其是采用作战行动区域为依据来判断各军属于水军还是陆军，这一做法颇具创见，体现了编撰人的军事背景。大陆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九卷大体沿用了这一方法，并做了一些修订。但这两本书都有些不严谨的地方，所以本文稍后将详细辨析之。
第三是熊义民的《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丽兵力新探》，这篇2002年的论文质疑了隋军的规模，并从军队编制的角度出发加以论述，认为隋军总兵力应该“充其量80余万”。这一分析方法亦是本文的基础。其主要缺陷在于未认识到24军中本身包括了水军在内，从而重复计算了水军人数和高估了陆军规模。而且，他未能细致研究九军的编成情况，所以说服力也有所欠缺，有些地方的论证亦过于牵强。这里顺便提下宁志新、乔凤岐的《隋炀帝首征高丽军队人数考》（2004），这篇文章分析方法大致与熊义民相似，但结论正好相反，认为113万是真实的。究其论证方式属于削足适履，而且分析逻辑粗陋不堪，文献掌握也很单薄，应该是硕士生为了毕业拉导师挂名的凑数文章，唯一可取的地方在于他提出御营在天子六军外还有弩手三万人，但是证据并不充分。
第四是刘永智1987年的《萨水考略》，这篇文章本意是考辩相关的历史地理，但其对于九军的行军日期乃至整个隋军的行军时间的估计非常出色，由此可以理解此役隋军的失败并非是后勤灾难，而更多的是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之间的矛盾。其主要问题是没能弄清24军和九军的关系，所以有些地方未能更进一步。
最后说下本文使用的基本史料，以《隋书》、《北史》、《资治通鉴》这样的原始史料为主，兼采《中国历代战争史》和《中国军事通史》。地理上则主要依据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尤其是其汉代的幽州部分（第二册27-28页），这是因为隋炀帝此次作战计划中是使用汉代所设的乐浪、玄菟等郡的地名。（由于原图太大，上传一张简图作为参照，有兴趣者可查阅原图） 二、隋军的编制
我们先来看隋军的编制情况。前述文献，不论是支持113万还是质疑的，都承认隋军的编制应该就是24军+御营为主要基干，争议在于后来出现的九军是从后方抽调还是从24军中整编得到，再就是水军是否在24军中以及占多大规模。再就是御营是否只有天子六军，以及天子六军的编组情况。本节我们将主要考察这些问题，我们的考察是以24军为重心的。 1、对隋军作战计划的解读 从《隋书·炀帝纪下》和《资治通鉴·181卷》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到二十四军的相应资料，择其要点摘录如下：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暆、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干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扶，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资治通鉴·181卷》大业八年条）
相应的各个地名，可以参阅下图，是谭其骧地图册的简化版（从middleeast的帖子里找到的代用品^^），亦可参照谭其骧的原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隋炀帝为了比拟汉代灭亡朝鲜的功业，特意用了旧汉时期的朝鲜各道地名，所以需要参阅的是汉代的朝鲜地图。  此外，这二十四个地名涵盖很广，从南到北覆盖了朝鲜半岛，而我们知道隋军陆军的兵锋从未到达平壤城下，所以这些覆盖广泛的地名难免令人困惑。金毓黼在《东北通史》中在考究过二十四道的具体方位之后，觉得不可索解，认为这些地名乃是虚指，并认为“一一考求诸道之所在，岂止胶柱鼓瑟，且为古人所叹”。之所以金毓黼会这么认为，其一因为二十四道中的大量地名在平壤以南甚至位于现在的南韩境内，陆军遥不可及；其二他将这二十四道视为具体的行军路线，两者相加自然是说不通的。其实，只要将二十四道视为制定作战计划时的目标区域，而不是指的行军路线，则这种困惑即可迎刃而解。 理解了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隋军的作战计划水陆合击，陆军从北方、海军从南方进攻，最终在平壤城下会合。其中，陆军一部负责清剿辽东区域，一部负责向东往平壤攻击前进，而御营作为总预备队稳定后方。而海军则散布在广泛的南方区域内，其初始目的很可能是在新罗的支持下，对高句丽沿岸展开袭扰，并乘虚夺取要害城市。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原始作战计划和实际作战过程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偏差。陆军的作战基本失败固然不用说，水军也并未分散于各道展开袭扰，而是集中使用。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需要我们对此战中的水军做一深入考察。 2、对于水军的分析 在通常的分析中，往往是将水军不列入上述24军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就会遇到金毓黼碰到的那种问题。那么水军和24军的关系到底如何，是如三军大学的《历代战争史》那样认为的居于24军之中，还是如一般认识的独立于24军之外，这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争议。 支持水军不列入24军的史料主要包括隋炀帝诏书中在上述24军之外，又提到“又沧海道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浿江，迳造平壤”（《隋书·炀帝纪下》），而作为水军主将的来护儿的传记中亦提到“辽东之役，护兒率楼船，指沧海，入自坝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隋书·来护儿传》）。这似乎都支持水军并不列入前述的二十四道，而是单独行动，其目的是沧海道。 但是，如果考察沧海道的具体所指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沧海道的含义颇多可疑之处。 首先，就来护儿而言，“辽东之役，护兒率楼船，指沧海”（《隋书·来护儿传》）和“辽东之役，以护兒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兼检校东莱郡太守，率楼船指沧海。”（《北史·来护儿传》）似乎意味着，诏书中的沧海道其实并非某个特定的道叫做沧海道，而类似沧海+海道的用法，其正式的用法应该是平壤道。而且，后来李世民征辽时负责水路的张亮的有关记载也体现了类似的特点。《旧唐书·张亮传》提到，“以亮为沧海道行军大总管，管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沙卑城”；而《通鉴·191卷》则提到“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这似乎可以说明沧海道和平壤道的确存在混用的情况。而我们都知道，平壤道并非是二十四道这样的小“道”，而是常常泛指整个高句丽战区。 而且，这种混用是有理由的。由于沧海郡是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第一个郡，乃是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至三年（前126年）在朝鲜半岛东部秽貊地区设立的一郡，是中国中央政权在朝鲜半岛设立的首个行政区。史料可见 “元朔元年，濊君南闾等衅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后汉书·东夷传》）
“东夷薉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三年春罢苍海郡”（《汉书·武帝纪》） 虽然只持续了三年，但是作为汉王朝在朝鲜建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这一地名依然可以作为朝鲜地区的代称。这种用法在史书中可以找到很多依据。 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史记·平准书》）
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出辽西道；诸河南贼王薄、孟让等十余头，并给舟楫，浮沧海道。（《北史·裴蕴传》） 注意到沧海郡仅仅存在3年的时间，前两个的沧海皆明显不是实指，第一个灭朝鲜之时（前108年），沧海郡早已裁撤（前126年），第二个也明显是指代整个东边的功绩；第三个隋代的例子更是指的整个海路而已。 其次，无论是沧海道还是平壤道，都并非旧汉时期长期通用的地名，和前述24军地名有明显差异。考察历史变迁的话，苍海郡在元封三年（前108年）灭朝鲜后撤销，其地为临屯郡所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沧海道源自苍海郡，而苍海郡后来归属汉四郡之一的临屯郡，所以沧海道可能就是指的是临屯道。但是，如果沧海道是指的临屯道的话，则无必要从二十四道之中单独拿出来，而且，就海军后来的行动来看，其目的乃是直指平壤，而非远在南方的临屯道。 所以，认为诏书中的沧海道并非实指，而是泛指的整个高句丽战区的海路，应该是有事实基础的。而一旦确定沧海道乃是泛指，则其与实指的二十四道就不构成明显的内外之别了。 至于前述的水军作战计划的变动，即水军并未按原计划分散袭扰，而是集中使用的。出现这种改变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当时百济的态度中看到一些端倪。 “七年，帝亲征高丽，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军期。帝大悦，厚加赏锡，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明年，六军渡辽，璋亦严兵于境，声言助军，实持两端。”（《隋书·东夷传》）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隋炀帝的征辽计划，百济一开始是表示了积极配合的态度的，但是等到实战中，却采用了首鼠两端的做法。百济位于高句丽南方，地处高句丽和新罗之间，如果隋军想要靠水军从南方攻击高句丽的话，百济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隋军一开始的作战计划中水军在南方的行动，很可能就是基于百济一开始的积极表态，但是到了实战时，百济的暧昧态度使得原始的作战计划无法执行，所以水军最终只能集中起来，以辽东为基地展开作战了。另一种可能的推断是，实战中隋军在辽东战场进展缓慢，所以隋炀帝可能决定采取冒险的做法，集中水军直接打击对方首都以扭转不利的局面。这样，来护儿之所以在登陆之后采用了积极冒进的战法，亦可能是上层压力所致。 此外，还有一点对于后续兵力估算非常重要。那就是水军的人数我们知道是8万左右，那么到底是这8万人是包含在24军中呢，还是24军中本来就安排了特定的部队走水路，而这支8万人的水军主要是水手组成，仅仅负责运输工作。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后来李世民征辽时的水军规模，当时张亮率领的是“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而就实战来说，这四万人并非是水手，而是独立作战的野战部队。隋末唐初的水军技术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则我们可以估算出隋炀帝这次征辽的8万人则应该需要战舰千艘了。如果，24军中走水路的陆战部队不包含在这8万人之中，则整个水军可能多达十几二十万人，则战舰规模会扩展到两千艘以上，而且这还是大型海船而不是小型内河战船。再加上负责后勤补给的运输船，那么隋炀帝此次出动的水军舰只就会多达三千以上。这无疑是一个太过夸张的数字，庞大的规模所形成的指挥调度方面的困难也会难以克服。所以认为这8万人就是水军的全部，而战舰大约1000艘，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断。 根据《历代战争史》的观点，隋军水师大体可分为两个山头，一者为隋为征服南朝所建，可称为主力水师，而一者为随陈朝降服的，可称为江淮水师。来护儿作为隋朝宿将，指挥主力水师是很适合的，而周法尚作为从陈朝而来的叛将，世代为南朝的重臣，在江淮地区有着强大的人脉，指挥江淮水师更为相宜。根据南方各道的地理分布，可以认为原定计划中水师是分为两路的，北路是来护儿率领的主力水师，其进军路线是自东莱海口向平壤地区，主要任务是协同陆军作战，而南路是周法尚率领，其进军路线是自淮水口沿岸经山东半岛再东向，主要任务是依托百济对高句丽南方展开袭扰。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百济的态度，水军并未按原计划进行分头作战而是集中使用的。 对于《历代战争史》的上述观点，我没有找到相应的史料支持，不知本何来源。不过《册府元龟》里面的《钱氏九州庙碑记》提到了若干相关内容： “第七?公，字轩直，太建十四年拜宣猛将军，隋大业九年平沧海道。征与大将军周法尚西讨，破贼杨元威，加朝散大夫。第八?春公，字子王，仕陈为亲信子弟内衙直，大业九年平沧海道，征与?同破杨元威，加朝散大夫。第九瑜公，字子横，亦为亲信子弟羽林宿卫，同破贼赏功，与??春并同。” 这个碑是吴越王立的碑，表现的是他的祖先隶属于江淮水军，并在周法尚的指挥下参加大业九年隋炀帝二次征辽的事迹。固然该文反映的是二次征辽，但是水军中的山头显然不会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亦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来证明江淮水军和周法尚的密切关系。此外，若认为主力水师和江淮水师人数相当的话，那就是每方各4万人了。而在李世民征辽时，张亮所带的以江淮等南方地区为主的水师人数亦是4万人。或许，这一时期江淮地区所能动员的水军规模就是4万人左右了吧。
3、关于24军编制情况的考证 由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对24军的内部组织做一个解析了。
结合相应的各人传记以及地理记录，分列二十四军如下（○表示该军可能被编入九军，★表示该军应为水军，☆表示该军应该是后来九军的基干）：
左翼十二军
第一军 镂方道（今平壤东偏北90里）○
主将：可能是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
理由：《隋书·麦铁杖传》：“及辽东之役，请为前锋”，麦战殁后不明。镂方道的地理位置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查知。
第二军 长岑道（今平壤西南200里，海边）★
主将：原定左武卫将军樊子盖，后继者不明
理由：《隋书·樊子盖传》：“征摄左武卫将军，出长岑道，因宿卫未行”，可见樊子盖转入御营了，故此军将领不明。长岑道的地理位置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查知，在平壤西南甚远处，应该是水军。
第三军 海冥道（今平壤南200里，朝鲜海州）★
主将：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
理由：史料无明确记载，但《中国历代战争史》和《中国军事通史》均持观点，估计是由于海冥道接近来护儿作战区域。海冥道的地理位置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查知，在平壤南方甚远处，应该是水军。不过若以沧海道等于临屯道而言，来护儿就应该放在右翼第四军了。
第四军 盖马道（今吉林集安市东南）
主将：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
理由：《隋书·吐万绪传》：“拜左屯卫大将军，率马步数万指盖马道。及班师，留镇怀远，进位左光禄大夫。”由此可见始终保持了独立编制，而且吐万绪未受到九军战败的影响反而晋升，可以认为该军未编入九军。关于盖马道的地理位置，《中国历代战争史》认为是辽宁通化市附近，《中国军事通史》认为在朝鲜的北部狼林山一带。我根据历史地图上的西盖马和盖马大山两个标注，认为应该是在吉林集安市东南，较通化市南，而较狼林山北。
第五军 建安道（今丹东市孤山县境内）○
主将：失考
理由：建安道在历史地图上无线索，《中国军事通史》说“疑似在朝鲜境内”，我从《中国历代战争史》的看法认为在今丹东市孤山县，在鸭绿江边和新义州相望。
第六军 南苏道（今辽宁抚顺市新宾县境内）○
主将：原定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其渡辽前就病死，后继者不明
理由：《隋书·段文振传》：“授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在道疾笃……后数日，卒于师”。段文振是兵部尚书，颇具战略眼光，其死前上表中提到的问题正中窍要，将在稍后讨论时涉及。
第七军 辽东道（今辽宁辽阳）☆
主将：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
理由：《通鉴·181卷》：“左骁卫大将军荊元恒出辽东道”。辽东道的地理位置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查知，即后来围攻不下的辽东城周近。
第八军 玄菟道（今辽宁新宾西）☆
主将：左屯卫将军辛世雄
理由：《通鉴·181卷》：“左屯卫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玄菟道的地理位置在历史地图上无详细标注，参考汉玄菟郡的位置，采《中国军事通史》的观点认为在今辽宁新宾西。
第九军 扶余道（今辽宁昌图）☆
主将：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
理由：《隋书·宇文述传》：“及征高丽，述为扶馀道军将”。扶余道的地理位置参考汉扶余国位置应该在主战场北方，《中国军事通史》和《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判断略有差异，考虑到和主战场的距离，我取《中国历代战争史》的观点认为在今辽宁昌图
第十军 朝鲜道（今朝鲜平壤南）★
主将：左武卫将军周法尚
理由：同来护儿，采用《中国历代战争史》和《中国军事通史》的一致观点。
第十一军 沃沮道（今吉林临江至长白一带）☆
主将：右翊卫将军薛世雄
理由：《隋书·薛世雄传》：“辽东之役，以世雄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沃沮道的地理位置大致参照沃沮国的位置，采《中国军事通史》和《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一致观点。
第十二军 乐浪道（今朝鲜平壤）☆
主将：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
理由：《隋书·于仲文传》：“辽东之役，仲文率军指乐浪道。军次乌骨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每战破贼”。乐浪道地理位置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查知。而乌骨城据《萨水考略》应为今凤城，在丹东西北，历史地图上亦有。
右翼十二军
第一军 黏蝉道（今朝鲜平壤西南）☆
主将：可能是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
理由：《通鉴·181卷》：“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出遂城道”。《中国历代战争史》认为可能是卫玄，明显错误，因卫玄在24军编成期间应该尚未任军职。相反书中认为疑似右2主将的崔弘升更可能是右1主将，因为由地图可见，遂城在平壤西，和黏蝉很近。
第二军 含资道（今朝鲜平壤东南）★
主将：失考
理由：含资道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在平壤东南较远处，应该是水军。而《中国历代战争史》中疑似的崔弘升是后来九军成员，显然指挥陆军，明显错误，本文将之移至右1，理由如上述。
第三军 浑弥道（今朝鲜平壤北偏西）
主将：右武卫大将军李景
理由：《隋书·李景传》：“八年，出浑弥道。九年，复出辽东。及旋师，以景为殿。高丽追兵大至，景击走之。赉物三千段，进爵滑国公。”其无因失败被贬的记载，应该未编入九军。浑弥道的地理位置从历史地图可知。
第四军 临屯道（今汉城东北）★
主将：失考
理由：临屯道的位置地图上无明显标注，采《中国历代战争史》认为在今汉城东北。由相对平壤的位置可知，应为水军。
第五军 候城道（今辽宁沈阳东南）○
主将：失考
理由：候城道的位置从历史地图可知。
第六军 提奚道（今朝鲜瑞兴南）★
主将：失考
理由：提奚道的位置从历史地图可知，在平壤东南较远处，应该为水军。
第七军 蹋顿道（今辽宁朝阳县境内）
主将：右骁卫大将军史祥
理由：《隋书·史祥传》：“及辽东之役，出蹋顿道，不利而还”。可见本军保留了编制，未编入九军。蹋顿道的位置历史地图上无明确标注，但《中国历代战争史》和《中国军事通史》的一致认为应该是今辽宁朝阳县境内，朝阳在历史地图上有标注。
第八军 肃慎道（今辽宁北部）○
主将：太仆卿杨义臣
理由：《隋书·杨义臣传》：“以军将指肃慎道。至鸭绿水，与乙支文德战，每为先锋，一日七捷。后与诸军俱败，竟坐免”。很明显杨义臣后来编入九军，若结合《于仲文传》可发现其应该是于仲文部将。肃慎道位置不详，名字应该是源自古代的肃慎人。肃慎人活动区域在战区的北方，远至黑龙江中游，所以可以认为应该在战区东北部边缘。
第九军 碣石道（今平壤西部）☆
主将：右武候将军赵才
理由：《通鉴·181卷》：“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隋书·赵才传》：“赵才，字孝才……及辽东之役，再出碣石道，还授左候卫将军”。《读史方舆纪要》载：“杜佑曰：秦长城所起之碣石，在汉乐浪郡遂城县地。今犹有长城遗址，东截辽水入高丽。隋大业八年，伐高丽，分遣赵孝才出碣石道。是也”。
《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的是大业八年第一次征辽时编成九军，《隋书》记载的是第二次征辽时他复职后参战，但可以确定此时他是本军主将。由历史地图可知。遂城在平壤西。
第十军：东暆道（今朝鲜江陵）★
主将：失考。
理由：东暆道可由历史地图确定位置，在朝鲜东海岸，应该是水军无疑。此外，本军受降使者为陆知命。
第十一军 带方道（今朝鲜平壤南）★
主将：失考
理由：带方道可由历史地图确定位置，在平壤南边甚远，应该是水军。
第十二军 襄平道（今辽宁辽阳北七十里）☆
主将：右御卫将军张瑾
理由：《通鉴·181卷》：“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此外，阴世师亦在此军中。襄平道位置可见历史地图。 此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嫌疑人士需要予以辨析。
首先是检校右御卫大将军卫玄。《隋书·卫玄传》：“辽东之役，检校右御卫大将军，率师出增地道。时诸军多不利，玄独全众而还”、《通鉴·181卷》：“命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抚辽左之民……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率军出增地道。”增地在平壤北，所以他可能是接任麦铁杖的左1军或段文振的左6军。但从《通鉴》中可以看到他在4月17日还在担任民政事务，是在6月中编成九军时才转任军职。
另一个经常在战史中被提到的嫌疑人士是信都太守王仁恭。《隋书·王仁恭传》：“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及帝班师，仁恭为殿，遇贼，击走之。”有人认为他是在九军中殿后，但按记载他应该不是九军成员，而是留在辽东的御营部队中。
再一个是豆卢实，按照其墓志记载，“以公为左第二军海冥道副将，犹典禁兵”。则豆卢实本来应该是作为海冥道副将的，但是“犹典禁兵”表明他后来留在御营中而未赴任。这一点正和樊子盖“因宿卫未行”一样。而且，豆卢实在此战中“以平道功，诏授金紫光禄大夫”，从四品的通议大夫直接升到了正三品。而在此战中，九军和水军都是遭遇挫败，将领大多遭到贬黜。豆卢实的这种反向晋升应该也能表明他并非在水军之中，而是身处御营。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整体上来描绘隋军的作战序列了 首先要确定的是海军。在平壤以南较远距离的8支部队应该很明显是海军。它们是左军的2、3、10，右军的2、4、6、10、11。这样就可以确定24军中有8支海军和16支陆军。
其次，就是一开始目标定位于平壤附近的几个军，它们是左翼的1、11、12和右翼的1、3、9这6军，其预定的作战任务应该是和水军会合直接攻击平壤。但实战中作战迟缓，应该是试图等待攻陷辽东确保后方之后再前进，从而破坏了水陆协同的作战计划。
剩下的左翼的4、5、6、7、8、9和右翼的5、7、8、12这10个军，目标都在辽河和鸭绿江之间，应该预定在御营过辽河之前攻击辽东并负责控制这一区域。
此外，关于失考和不明的将领，应该是历史地位较低不足以列入正史各传记。首先，当时地位较低，所以其所部后来被合并入九军概率极高，而来护儿所帅水军如前所述实际上是集中使用的，故水军各军主将往往失考。其次，由于此次水军和九军均遭惨重失败，该军主将很可能殁于军中或者遭贬职后未能起复，从而不再有进入列传的可能。 4、九军的编制情况
我们先来看看九军有关的主要史料：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通鉴·181卷》
“述与九军至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述又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语在《仲文传》。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渡水追之。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属吏。至东都，除名为民。”《隋书·宇文述传》
“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每战破贼。……初，帝以仲文有计画，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宇文述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隋书·于仲文传》
在考察隋军编制的时候，最容易让研究者糊涂的就是九军和24军的关系。有不少论者认为九军是6月中旬才编成从怀远镇补给出发的，但刘永智的《萨水考略》在详细考证后认为，九军应该是在3月底4月初就已经出发抵达辽东战区了，这一点上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未认清九军本身是来自于原有的24军，所以用卫玄的行政任务认为九军这时尚未执行作战任务，这明显是错误的，也不符合战争常识。
为什么我认为九军是将24军抽调若干部队重新编制得到呢？首先，大部分九军的目标区域（道）都和24军中某几军的目标区域重合，这也是前述分析24军将领时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九军的将领很大程度上和24军各军将领重合，其次，若九军未重编而是直接选择的原来24军的对应几军，我们就需要解释剩下的7个军的行动为何无历史记载可以参照，而承认九军是由更多数的军编组而成，亦有利于我们解释若干主将的失考原因。第三，杨义臣是24军中右翼第8军的军将，但他并不是九军的军将之一，然而他的传记很明显地显示他参与到九军越过鸭绿江后的作战之中，且极有可能是于仲文的部将，可见他的部队是编入到了九军之中的，这是一个直接的证据。第四，从卫文升担任的民政职务看，九军至少在4月中旬尚未编成，而是在6月中才编成，参考《通鉴》可知其主要原因应该是隋炀帝对前线将领东下的进度不满，而重新改组作战组织。第五，从《隋书·周法尚传》可知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时就打算采用24军编组，后被周法尚谏阻，就是因为24军本质上是一种行军纵列，而不是适合作战的组织形式，“此乃取败之道也”。所以在作战不利时重新为改组新的作战集团向东推进，是符合战争的常理的。第六，从24军的每军人数和九军的每军人数看，两者有较大差异，前者应该约在2万人到2.5万人之间，而后者约为3.4万人（具体论据后叙）。可见九军不是直接在24军中调出的九军，而是重新编组加强的结果。第七，从后面的规模计算中我们可以发现，认为九军是重新编组的话，史料中的多个数据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吻合得很好，从而揭示了整个战役中隋军组织的变动。 而九军编成的可能如下：
确定作为九军基干（☆）的前24军包括宇文述（左9）、于仲文（左12）、荆元恒（左7）、薛世雄（左11）、辛世雄（左8）、张瑾（右12）、赵才（右9）、崔弘升（右1），有8个军。剩下的一个军将是卫玄卫文升，他应该是开始担当行政职务未领军，而在九军编成时才开始带兵。九军中未设最高将领，应该以宇文述和于仲文威望最高，负责协调行动。
可能被并入九军的（○）共有5支部队，包括主将已死亡的左1、左6以及主将失考的左5、右5，以及可确认编入九军但未担任主将的杨义臣的右8。考虑到卫文升的指挥能力和宇文述、于仲文的相对地位，这5军的精锐应该分别由其他8人瓜分，剩下的残弱部队交卫文升指挥殿后，从而最后得以一军独全。而结合杨义臣和于仲文的传记，杨应该是作为于仲文部将进入九军。
而剩下的3支部队包括吐万绪（左4），李景（右3）、史祥（右7），这三人都有各自单独撤军的记载，可见没撤销编制，而且和杨义臣受到“坐免”的惩罚相比，就可以确定他们的军队未编入九军。
这样，原本的24军经过再编制，其中的13个军以前述8个基干军（☆）为核心加以整合补强形成了新的九军，在鸭绿江西岸集结，以完成向东指向平壤的推进。而剩下的3个军则配合御营6军，负责继续围攻辽东城和辽河区域的其他小城。 5、御营的情况
御营的情况主要见于以下史料：
“御营内合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资治通鉴·181卷》）
“天子六军次发，两部前后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隋书·礼仪三》）
“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隋书·何稠传》）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子六军和24军一起“合三十军”，一般论者都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编制应该大体相同。如果结合下文所引《隋书·礼仪三》中行军和编制的细节条文可知，这些条文应该接近现代意义的军事条例，而如果御营和24军编制不同，则难以执行这些条例。且这些严格的条例明显是为了仪仗整齐而带有向高句丽耀武的性质，所以天子六军更应该作为表率，而不会故意与之不同。
至于何稠带的三万弩手，显然是属于御营，但认为它是在六军之外别立一军则无依据。何稠本人从《何稠传》看主要属于文官而非武将，擅长的是行政事务，尤其是建造方面。所以在辽河“领御营弩手三万人”极可能是“遣稠造桥”的一种临时安排，用以压制对岸的高句丽火力。由于是临时安排而不是长期设置的部队，所以这三万弩手应该是从六军中抽出编成，而非在六军之外。 6、隋军的编制与规模
从上所属，隋军全部部队就是24军加上天子六军共30军的编制，之外就只有包括处罗可汗在内的少数被邀请来观礼的游牧民族观察员。这样只要能确定了各军的人数，我们就可以来估算隋军的实际规模了。
在前述30个军中，共包括陆军22支（御营6支）和海军8支。而海军总兵力依据《中国历代战争史》、《中国军事通史》、熊义民、宁志新等研究者的估算，应该是在7-8万人之间，也就是每军1万人左右。当然，陆军一个军的人数必然要显著地大于海军一个军的人数，需要另行估算。
由于陆军占隋军总人数的绝大部分，从而其单位人数的估算直接决定着总规模的估算。这方面我们可以分别从军事编制和史料旁证两个方面寻找依据。
首先是军事编制方面，资料来自《隋书·炀帝纪下》和《隋书·礼仪三》，前者较为简略而后者较为繁复，为给读者一个深刻印象，引后者如下：
“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硃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每队给青隼荡幡一。第二团，每队黄隼荡幡一。第三团，每队白隼荡幡一。第四团，每队苍隼荡幡一。长槊楯弩及甲毦等，各称兵数。受降使者一人，给二马轺车一乘，白兽幡及节各一，骑吏三人，车辐白从十二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阵则为监军。军将发，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团出营东门，东向阵。第二团出营南门，南向阵。第三团出营西门，西向阵。第四团出营北门，北向阵。阵四面团营，然后诸团严驾立。大角三通，则铙鼓俱振，骑第一团引行。队间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团，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队，合二百骑。建蹲兽旗，瓟槊二张，大将在其下。次诞马二十匹，次大角，次后部铙，次第三团，次第四团，次受降使者。次及辎重戎车散兵等，亦有四团。第一辎重出，收东面阵，分为两道，夹以行。第二辎重出，收南面阵，夹以行。第三辎重出，收西面阵，夹以行。第四辎重出，收北面阵，夹以行。亚将领五百骑，建腾豹旗，殿军后。至营，则第一团骑阵于东面，第二团骑阵于南面，鼓吹翊大将居中，驻马南向。第三团骑阵于西面，第四团骑阵于北面，合为方阵。四团外向，步卒翊辎重入于阵内，以次安营。营定，四面阵者，引骑入营。亚将率骁骑游弈督察。其安营之制，以车外布，间设马枪，次施兵幕，内安杂畜。事毕，大将、亚将等，各就牙帐。其马步队与军中散兵，交为两番，五日而代。”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军队的编制组织，而且还可以看到针对这一组织的行军纵列安排，可见这一编制应该是广泛使用带有军事条例性质。虽然这一记载是一次东征的，但是必然也参照了隋军正常的军事条例，而这种精细的军事条例也意味着类似的编制组织形式很可能不限于本次战役，而是广泛应用于隋军之中，从而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参照。
由这段记载可知，隋军每个军中有骑兵40队，每队100人，编为4个团；步兵80队，每队人数不详，也编为4个团；此外还有4个团的辎重兵。那么只要能确定步卒和辎重兵每队的人数，就可以确定一个军的总人数。而这又有两种思路分述如下。
第一种思路是从骑兵和步兵的比例出发，也就是假定隋军的骑步比例是固定的，这是因为骑步比例直接影响着战术体系。《隋书·礼仪三》对大业三年炀帝北巡榆林有相关记载：“帝欲夸以甲兵之盛……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旗，分为四十军，军万人，骑五千匹。”以一骑双马的标准计算，一万人中骑兵有2500人，占全军四分之一，或者说，骑兵步兵比例为1：3。这样，从24军中每军4000骑兵可以判断得到步兵人数应该12000人，则总人数为16000人。再考虑到隋军此役为了能各军自带百日补给，可能在原有的步兵中的辎重兵数目的基础上增加额外的辎重兵，从而会增大步兵所占份额。如以额外增加4000辎重兵计算，可将所估计的各军总人数上调到20000人，而如果额外增加辎重兵达到8000人的话，则各军人数可以达到24000人。
第二种思路则是认为1个步兵队和1个骑兵队人数相同均为100人。这种假设从军事角度看是合理的，因为单个骑兵和单个步兵的战斗力差别已经体现在团这一级的组织之中，每个步兵团拥有的小队数已经是骑兵团的两倍了。如果在这一基础上再让步兵队和骑兵队的人数不同，则形成了两阶段的差异，反而提高了指挥的困难程度。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假定我们认为步兵每队人数是骑兵的一倍，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不干脆让每步兵团的队数上升为骑兵团的4倍，而保持步兵队和骑兵队人数一样。由此，进一步假定辎重团的人数和步兵团一样多，那么24军的每个军就应该包括骑兵4000人，步卒8000人，辎重8000人，总人数20000人。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如何理解各军编制中存在的辎重兵，以及它和民夫、辅兵之间的关系。首先，辎重兵是编入各军编制的，所以其存在价值是提高各军自身的携带补给能力，而民夫的作用则在于从后方基地向各军运送补给物资。其次，由史料可知，辎重兵包括“辎重戎车散兵”，从而属于一种辅兵，但是不应认为它就包括了各军中所有的辅兵，也不可认为军中的另外四营步卒就全部都属于战兵。辎重兵应该是以后勤补给为主要职责的辅兵，而各营步卒中应该还包括为战兵提供战场支持的辅兵兵力。
以上是基于军事编制的分析，而利用其他史料做旁证，我们可以得到第三个推断。相应的史料来自《隋书·李穆传》：
“述曰：「可言李家谋反，金才尝告敏云：'汝应图箓，当为天子。今主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正当共汝取之。若复渡辽，吾与汝必为大将，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
这一段是大业十一年宇文述指使李敏妻宇文氏诬告李浑谋反的诬词。宇文述既然诬告，显然其证词应看起来真实可信，而且宇文述本人亲历多次征辽且担任一军主将，从而其中“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必然是依据实际的隋军征辽的编组所得到的。而从语气来看，两军应该是接近5万而有所不足的水平，从而每军应该以2.5万人为上限。
综合以上三种推断，我们可以认为24军每军人数应该在2-2.5万人之间。而宁志新文中直接用九军每军3.3万人当做24军的每军人数，是搞错了基本事实的张冠李戴。由此，我们分别用2万和2.5万来估计隋军此次战役的总兵力的上限和下限。
上限：22支陆军共55万人，又分为前军16个军的40万人和御营的15万人；再加上海军按8万人计，则隋军总兵力上限为63万人。
下限：22支陆军44万人，再加海军按7万人计，则隋军总兵力下限为51万人。
再看九军的兵力。如前所述，九军是由原24军中的13个军组成，则其总兵力上限为13*（2~2.5）=26~32.5万。考虑到左1军在渡辽河时战损比较严重和其他一些正常损失，应该适度下调1-2万人，那么取每军2.5万人就和史书所记载的九军总人数30.5万吻合得很好。所以，可以认为24军陆军采用每军2.5万人的标准是合适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详细地罗列出隋军的军队编组情况如下：
隋军总兵力 63万人
24军时期：陆军前军16个军，每军2.5万人，包括骑兵4000人，步卒8000人，辎重兵13000人，总人数40万人。陆军后军由6个御营军组成，共15万人。海军8个军，共8万人。
九军时期：陆军前进攻击集团9军（合原来13个军）共30.5万人，陆军后军御营15万人，3支袭扰部队共7.5万人。海军8个军在平壤作战中遭遇惨重损失后按5万人计。总兵力下降到58万人。
此外，如果采用宁志新的看法认为九军并非重新编组的话，那么24军中陆军每军为3.4万人，隋军总兵力则约为3.4*22+8=82.8万人，如依然要削足适履地凑出来113万，则随征番兵要多达30万人以上，可见其分析方法的荒唐之处。而且如前述理由可知九军应该是重新编组的，所以不取其观点，仅放在这里做一参照。 7、后勤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在陆军中辎重兵的人数甚至超过了骑兵和步卒的总人数，这正好又与隋军采用各军自带百日补给的史料吻合。这表明，隋军在战前的计划中是充分考虑到了远离怀远镇和后方补给基地的导致的后勤困难的，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么多的辎重部队必然会拖慢行军的速度，这应该也是隋军此战役中行动格外缓慢的原因之一。除了增加军中辎重兵比例之外，隋炀帝还采用了开凿永济渠以便通过水运将后方物资转运到涿郡（今北京），并进一步付出巨大成本在怀远镇建立了前进补给基地，并计划采用水军对平壤城下的陆军进行补给。此外，主力长期集中于夹在辽河、鸭绿江之间临近海边的辽东战区，亦可用大规模的海运和水运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后勤的压力。
这些努力都表明了隋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是充分考虑到了后勤方面的困难，并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的。实际作战中，我们亦能看到，隋军主力3月底从怀远镇出发，一直坚持战斗到了7月中下旬才粮尽退兵，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100天。考虑到当地的地形（多山，少东西向河流）导致的陆路运输的困难以及庞大的军队规模，可以认为后送的物资在总物资消耗中所能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一般只占10%），应该还是自带为主。由此可以确定认为隋军的后勤系统是完成了既定任务的。
而《通鉴·181卷》中所谓“才行及中路”，如以平壤为目标，则所指的是6月底到达鸭绿江西岸时，此时九军已经离开怀远镇3个月了，“粮已将尽”乃是完全正常的情况。可见“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显然过于夸大，这种现象即使有，对战局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那么，如果隋军的失败并非是由于一场后勤灾难，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战场的情况。从地图中不难看出，整个战区可以按南北走向的几条河流分割成数个战区。这些河流是辽河、鸭绿水、萨水（清川江）。在辽河以西，是隋军开战前的集结地和后方基地。在辽河和鸭绿江之间就是以辽东城为中心的辽东区域，这一区域夹在两条河流之间，地形较为平坦，有很多可利用的海岸线，较为方便的海运和水运补给能够支持一支大军做长期的战斗。实战中，高句丽似乎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全部龟缩进各个城池，隋军控制了这个区域并包围了其间的大小城池，但是直到最后也只攻下了一座小城。而从鸭绿江往西再越过清川江数十里就可以抵达平壤，这一地区地形较为复杂，除了补给困难之外，地形不熟的客军不但难以展开优势兵力而且容易被伏击，是一个很不利的作战环境。
其次，我们要考虑补给的问题。隋军的前进补给基地是在怀远镇，而采取的是陆路自带百日补给的方式。如果考虑双程往返，则各军的作战半径应该以前进速度50天的长度为限。进一步考虑后送补给的少量补益，以及穿过控制区域撤退的难度要显著低于排除敌人抵抗前进，那么大约可以认为隋军各军的作战时间应该以80天左右为上限。而考察实战情况，以4月初从怀远出发，6月底九军抵达鸭绿江时应该正好是隋军攻势达到克劳塞维茨所谓的“顶点”。也就是说，受陆路补给的限制，隋军本次战役的推进范围应该至鸭绿江线为止，如果想要进一步推进，则必然受到补给不足的惩罚，这也是史料所证实的。如果隋军想要继续作战，则应该将主力抽调回怀远镇一带进行补给，然后重新出发。由于此时辽河区域已经在控制之中，这样隋军的攻击冲量应该能够维持到平壤城下。然而由于辽东地区进入9月后气温将快速下降，隋军必须速战速决在9月底之前结束战斗，从而这一拖长战役时间的方案其实不具有可能性。
我们如果参照唐太宗的征辽战役便不难发现，唐军5月渡过辽河，至9月撤军，其战役的时间跨度正好也是四个月，而且唐军规模较小并且攻破了辽东诸城颇有缴获，这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减低补给困难。所以，通过两次战役的比较就不难得知，此一后勤限制并非因人而异而是一种客观的战场现实，而隋军在后勤上的努力程度和取得的成果并不显著地劣于唐军。实际上，受限于辽东的地形、气候和补给难度，试图仅凭陆军就一战而定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唐太宗这种天才将领的挫败便说明了这方面的困难是何等之大，而我们应该对隋军此役的后勤方面的努力致以敬意。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隋军在后勤方面必然还是会遇到大量的困难，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前述应对手段最多只能削弱它的影响，而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一困难。而且，这些应对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造成隋军行动迟缓和作战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首先，依靠各军配属的庞大辎重队提供补给，必然极大地降低各军的进行速度和地形适应能力。而且从后勤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措施的效率是较低的，仅仅依靠占陆军人数一半略多的辎重兵部队是否能完成这一目标是很可疑的，这就要求利用海运和水运来从整体上加以弥补。由此便产生了第二个限制，就是隋军主力集团为了缓解后勤压力必须散布于沿海和沿河地区而仅能向山区投放有限和短期的兵力，这应该也是隋军最终未能攻克本地区的诸多山城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连辽东城亦未能攻克则应主要归咎于隋炀帝独出心裁的战役指挥。 三、隋军的实际作战 1、作战计划
但是对于上述后勤分析所得到的攻势顶点还可能存在两个重大的修正，其一就是隋军如果无视后方的不安定区域直插平壤，则其推进速度可以大大加快，从而顶点可以向平壤方向移动；其二就是一旦到达平壤城下并控制南部海岸，隋军就可以利用大规模的海运为九军提供补给，而完成对平壤的长期围困。“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平壤”（《隋书·食货志》）就说明了这一目的。海运补给效率要远远高于陆运，从而为这一行动提供了成功的基础。而且由于整个战区都在海边，所以利用海运来解决补给问题可能不仅仅限于对平壤远征军的支持，而且还被广泛运用于对辽东战区的补给之中，如此才能解释隋军如何能够维持如此之大的军队规模。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水陆协同为基础的大胆机动、以及利用海运来克服后勤困难，正是隋军原始作战计划的精要所在。
兵部尚书段文振在死前给炀帝上表说到：
“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轲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隋书·段文振传》）
此一分析强调“星驰速发，水陆俱前”的重要性，以及“兵粮又竭”的补给困难，可以说对战场情况有着深刻的认识，其劝谏正中窍要。段文振是隋军最高统帅机构的重要成员，应该参加了此一作战计划的制定，亦很可能是原定的前敌总指挥。他的提前病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隋军的一线指挥能力，导致了前线将领在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各行其是、行动迟缓，应该是隋军水陆协同失败并最终引致九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说，隋军的原定战役计划是一个颇具天才的战役计划，虽然兵力规模依然过于庞大沉重，但应该还是在驾驭范围之内。如果能克服困难顺利实施，应该还是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实战中隋军的作战指挥却是一塌糊涂。首先是各军之上再无统一指挥机构而直接听命于炀帝，而古代战争中又无成熟完善的参谋机构来将主帅的意图转变为具体的作战命令并对其执行加以监督。这就要求炀帝必须是一个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行动派才可能克服战争中的“阻力”和“摩擦”来推动全军按既定计划作战，但是杨广本人是一个有些天才而无足够执行能力的领袖，在他的指导下想要执行这一大胆而又紧密的作战计划实在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战役的复盘
在前述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整个战役做一个重新推演。
从大业四年（608年）开挖通济渠开始到大业八年初，隋王朝通过一系列代价高昂的努力，完成了对高丽的战役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补给路线的沟通、前进基地的建设、水军战船的建造、兵器的制造和检验、后勤车辆的整备以及大规模的兵员募集和整编。到开战前，已经在涿郡集结了一支63万人的空前绝后的大军，兵甲精良，物资储备充分。
其原始作战计划大体如下：
陆军共55万人，分成3个集群：前军目标直指平壤，总兵力为6个军15万人；中军以控制辽东区域为作战目标，总兵力为10个军25万人；后军为15万人的御营部队负责遮蔽辽河以西的本方基地。水军共8万人，在失去了百济的配合之后放弃原计划改为集中使用，主要任务应该是在辽东地域利用河流对陆军进行后勤支援，并对平壤保持海路方向的压力。
实战中，到4月15日渡过辽河包围辽东城，隋军已成功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然而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积极的督促，前军不愿意在后方不稳定、补给线上存在大量“钉子”的情况下贸然越过鸭绿江，而希望等待攻克辽东城之后再执行计划。但中军迟迟不能攻克辽东城乃至本区域任何城池，从而5月开始的“诸将之东下”行动的进展也就非常缓慢。6月11日，炀帝大怒。他率领后军渡过辽河接手了中军的作战任务，在辽东城旁筑六合城为行宫，并重新将前军和中军加以编组，将其中13支陆军整合成达30万人的强化攻击集群“九军”，强令他们丢下不稳定的后方而大胆向鸭绿江攻击前进，并命令海军从辽东地区出发在平壤南方海岸登陆，伺机夺取平壤，如果不成则配合九军围困平壤。
然后首先是海军在平壤城下由于冒进吃了败仗，时间大约是6月底。此役的损失在《通鉴》、《隋书》、《北史》中大有不同，这里不予分别考订。但是可以确定此一挫折仅仅是进攻的失利而海边的登陆点不受影响，所以此时整个战役计划尚有成功的可能。且由史料可知，来护儿海军的撤退是在听到九军败绩之后，更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果隋海军能长期在平壤城下保持一个据点，则可以大大提高水陆协同的成功可能。而来护儿退居到离平壤至少数十里开外的海边，则让高句丽守军占据了内线位置并可以较为轻松地切断水陆两军的联系，故此一失败亦极大了增加隋军成功的难度。但我们亦不可过于谴责来护儿之冒进，须知战机往往一纵即逝，有时候只是缺了点运气罢了。
此外，由于缺乏统一领导，九军的整编和推进速度极其缓慢，6月底7月初才抵达鸭绿江西岸。至此，由于离开怀远镇时间过长，存粮已然不足以维持一个长期的作战。如果能就此收兵后转去控制辽东区域，则整个战役虽不算成功亦不会有惨重失败。然而这时出现了乙支文德的诈降和刘士龙擅放文德的事件，宇文述和于仲文“内不自安”，在于仲文的坚持下渡过鸭绿江追击，更渡过清川江推进到离平壤30里的距离。7月21日，九军粮尽从平壤撤退，7月24日半渡萨水时遇到高丽军袭击，一日一夜间逃亡350里返回鸭绿江，这就是所谓萨水之败。其间各人的心理分析可见熊文，这里不予赘述。
至于萨水之战的隋军损失，史书记载相差很大。隋书宇文述传记载整个九军仅有2700人返回，通典更是说“还者千人”，近乎全军覆没。但是《隋书·炀帝纪下》和《北史·隋本纪》都记载“亡者两千余骑”和“亡者千余骑”，这样损失就微乎其微。而且《隋书》的于仲文传、薛世雄传、卫玄传的记载中亦可看到情况并非如此危急，卫文升一军独全，薛世雄亦在击破敌军后归还，可见并非全面之溃败。所以很有可能《隋书·宇文述传》是撰写者错误地理解了原始记录，将宇文述的左翼第九军理解成了整个九军，从而将宇文述一军的幸存者理解成全军的幸存者。而全军的损失应该较为惨重，但应不到全军覆没的地步。此外，宇文述在唐代史家心目中是奸臣的代表，其子更是弑君的凶手，故亦不排除史家刻意采用较为夸大的数据来进行贬损，从而形成了这一全军覆没的孤证。
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何九军未能和平壤南方的海军建立联系？此时，水陆两军的空间距离应该不超过150里。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九军由于后勤的困难到此已经冲量耗尽，极有可能已经多日采用克扣口粮的方式来维持行动，从而军无斗志推进乏力。第二个原因则是由于冷兵器时代的通信和航海的技术条件，海陆两军不可能准确地抵达预定阵地，从而也无法了解对方所在的方位。这样，在乙支文德军占据了有利的中间位置的情况下，难以跨越数十里的距离建立联系并进行协调攻击的，从而水陆协同计划至此功亏一篑。不妨假想，只要水陆两军任何一方能形成对平壤的围困，那么隋军就能达成原定的作战目标。遗憾的是，水军的冒进和陆军的迟滞扼杀了这一希望。 3、总结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说：
在利用作战组织分析重新核定隋军兵力规模为63万人左右之后，虽然这一过于庞大的规模依然会带来诸多棘手的麻烦，但隋军作战计划已经变得不再荒谬而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从战役计划来看，隋军的计划带有强烈的机动战略特点，而且面对大规模部队带来的后勤压力，采用了充足的战前准备、利用海运方式实施补给、强化陆军辎重部队等工作加以解决，是一个雄心勃勃、颇具天才的计划。然而这一计划本身执行难度甚高，缺乏弹性，而且当时的后勤技术亦不足以完全克服后勤压力而更增加了其困难程度，这都使得该计划对于执行者的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但是隋军糟糕的指挥和组织体系、最高统帅杨广低下的指挥能力、以及隋文帝兵农合一的改革后府兵作战能力的大幅度下降，再加上一线将领的若干失误和一点点坏运气，最终使得一个激进的华丽计划变成了一次惨重的失败，并为隋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史料
《隋书》、《北史》、《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册府元龟》
书籍
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七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
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第九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金毓黼，《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79 论文
刘健明，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唐研究》第一卷，1995年
刘永智，萨水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熊义民，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兵力新探，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
宁志新、乔凤岐，隋炀帝首征高丽军队人数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18 16:59:31编辑过] | 
注册
战争研究论坛 →
讨论区 → [战史资料] → [原创]隋炀帝首次征辽的兵力、组织和作战分析
2009-6-22 5:09:54
![搜索阿修比在[战史资料]的所有贴子](pic/find.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