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缺位
标准编队队形和机动的引入仅仅是第一步，要达到使舰队在战斗中协调如一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海军仍然缺乏一套共同的观念。美国海军的观念基于一些非常基本的战术原则，差不多就是些陈词滥调。
“基本的战术原则乃是在决定性的交战点上集中优势兵力。”这就是1923年《作战条令》（War Instructions）的精髓，它几乎称不上是一条观念。这种情况的局限性被充分地认识到了。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美国海军（陆军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较轻）从未着力向其军官们灌输上述战术观念，这就造成了在历次战争中所谓的“决战”的结果往往是不痛不痒。
唯有一套共同观念才能保证海军各部队在白热化的战斗中协调各自的行动。
“在由若干类型的军舰组成的大舰队与强大且高效的敌方舰队交战时，任何计划，不管它制定得有多么完善，都不可能被协调地执行，除非队、分队、军舰的指挥官具有与其总司令相同的作战观念，并且已经深入领会了这些观念。”
《作战条令》得出了相似的看法，它指出：胜利是通过“向部队灌输战术观念”而取得的。“由此可以形成对总司令的意图与计划的共同理解，并在完成所赋予的、或是虽无命令却有执行之必要的任务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方法协调作战。”
然而，《作战条令》对于如何灌输战术观念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细节的东西。在灌输观念之前，首先必须形成观念。这就成为华盛顿条约之后若干年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国海军观念的最初版本是围绕着积极进攻而展开的。 积极进攻和远距炮击
日德兰一战表明：唯有夺取主动权才能实现决战。海军希望能够通过积极进攻来控制战役的节奏，进而摧毁敌方战斗舰队。虽然1923年《作战条令》引人注目地没有表述某个特定的观念，但它很明确地表明了一点：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是“采取攻势，攻势可以带来主动权，可以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的计划强加于敌人。”
鉴于此，交战之初的远距炮击就成为“重中之重”。在极远距离开始炮击，就可能打乱敌方从接敌队形向战斗队形的变阵过程，海军希望能借此在交战伊始便占得先机。敌舰队的展开过程一旦被打乱，敌方就会被置于某种其可能永远无法恢复的劣势。而其他的优势也可以通过远距炮击得到。 贯穿甲板
随着交战距离的增长，炮弹越来越陡峭的下落弹道使其击中目标舰甲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就带来了两大优势：其一，炮弹贯穿进入目标舰要害部位的可能性增加；其二，不论敌舰的目标角为何，击中甲板装甲的炮弹的贯穿概率是相同的。美国海军自己的军舰也针对此类下落弹而加以严密防护。
诺曼·弗里德曼对设计方案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美国海军战列舰对于下落弹的防护水平相对较高。从内华达级开始，所有美国战列舰都遵循了All or Nothing的装甲方案。All or Nothing就是仅在最要害的部位覆以最厚的装甲，这是第一种着意在10000码以上距离交战中起防护作用的战列舰装甲方案。美国海军当时现役的18艘战列舰中的12艘采用了这一方案。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海军的战列舰采用的是“递增”式的装甲方案，用一系列厚薄不一的装甲板来防御在近得多的距离上射来的炮弹。这些方案没有采用相当厚度的甲板防护，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要在10000码以上距离上抵挡炮弹。
美国海军关于immune zone概念的发展也影响了其对远距炮击的偏爱。美国海军所发展的immune zone理论通常被认为是一维概念。immune zone的内缘是由军舰装甲带抵御炮火的最小距离决定的；其外缘则取决于军舰甲板装甲抵御下落弹的最大距离。在这两个距离之间，军舰的要害部位是不可能被贯穿的。由此定义的immune zone是间战时期战列舰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国海军对immune zone的理解实际上更为复杂，不仅要考虑距离，还要考虑目标角（译者个人理解：目标角target angle是指目标舰舰体表面与炮弹射入方向之间的夹角）。如图4显示的那样，它是一个二维概念。
图4：甲板贯穿区域
 除非目标恰好摆出与炮弹路径几乎垂直的目标角，近距离命中弹中的大多数会因为射入角度太小而无效。以小角度命中的炮弹或是一头撞碎在厚装甲面前，或是被弹开。近距命中弹只有在极其合适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摧毁性的效果。远距炮击则免去了这些麻烦。
“在14000码距离上，击中舷侧和击中甲板的概率相当。而在30000码距离上，80％的命中弹集中于甲板，且全都能够贯穿。它们具有不逊于在较近距离上贯穿舷侧的炮弹的破坏力。如果一方选择在远距交战，其具有较高的航速而能见度又允许的话，大部分的击沉战果将是由此类下落弹完成的，它们极易贯穿，异常致命……甲板贯穿区域从面积上看是很宽广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远距炮击的优势变得十分明显；虽然在此距离上命中率有所降低，但一击致命的概率却大大提高了。一旦远距炮击的优先地位得到确定，问题就转变为：如何在此距离上击中敌舰。 空中弹着观测
在20世纪20、30年代，火炮的命中率取决于确定炮弹落点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对偏弹所激起的水柱进行观测的条件。弹着观测员不仅要能够看见目标舰的桅杆和舰体，更重要的是要能看见水线。如果无法测量目标舰舰体与偏弹激起的水花之间的距离，就不可能精确地调整火控参数。
因此，精确炮击的最大射程是由地球表面的弯曲程度和观测战位的高度决定的。在实践中，如果观测战位的最大高度被限制在桅顶，则战列舰的最大有效射程将在 22000—26000码之间。增加这一距离的唯一途径是提升观测战位的高度。桅杆就只能造这么高，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借助飞机。
1919年2月17日，德克萨斯号战列舰进行了一次运用飞机做弹着观测的远程炮击演习。观测数据通过电报接力的方式传回德克萨斯号。这次演习证明了空中观测比桅顶观测有效得多。海军少校Kenneth Whiting在向总委员会提供的证言中，将炮击有效程度的增幅估计为高达200％！
空中观测对于炮击有效程度的大幅提升也在海军军事学院的炮术课上得到了反映。1922年，海军军事学院对使用空中观测的命中率设定（译者注：原文是assumption，可能是图上演习时的数据设定）也反映了Whiting少校的经历。
表1：战列舰炮击命中率
距离（码） 命中率（桅顶观测/空中观测）
12000 12.3/——
14000 8.9/——
16000 6.2/——
18000 4.2/——
20000 2.6/4.3
22000 1.5/3.4
24000 0.7/2.7
26000 0.1/2.2
28000 ——/1.8
30000 ——/1.5 美国海军的领导人并没有忽视这一进步的重要性。考虑到空中观测已经大大提高了远距炮击的命中率，海军航空局早在1922年就主张增大战列舰主炮的仰角。 技术进步
Ford Rangekeeper（译者注：绿宝书中称为Ford Clock）的引入，使得精确的远程炮击变得更加有效。它是一种成熟的火控计算机，可以解算两艘运动中的军舰之间位移的偏等式。海军在1916年首次订购了这款计算机，它使得“美国海军炮术在一战后非常迅速的发展”成为可能。该系统提供了一个精确解算火控问题的途径，由此美国海军战列舰可以精确地预测某艘敌舰将来的位置并向该位置开炮，从而提高了命中率。弗里德曼对该设备的重要性评价如下：“Ford Rangekeeper及其后续产品的成功，也使得美国海军确信有可能在极远距离上连续命中目标，因此空中观测是非常值得一用的。”
除Ford Rangekeeper外，科罗拉多级战列舰上采用了垂直稳定器，这是一种在无法看清真实地平线时使用的人造地平线装置。它通过保证战列舰舰炮在横摇周期的恰当时刻开火来提高远程炮击命中率。此前使用的是视觉地平线，但视觉地平线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看见的，尤其是在夜间或能见度低下的情况下。逐渐地，垂直稳定器的作用得以拓展，它不再是天然地平线的补充，而是成为了用于火控目的的主要的倾斜指示仪。在对较旧的战列舰进行现代化改装时，这一设备也被加装到其火控系统中去。 进攻观念催生的军舰设计——战列巡洋舰和“铁皮舰”（Tinclad）
列克星顿级战列巡洋舰的最终设计方案体现了美国海军对于进攻的崇尚。装8门16英寸炮，设计航速超过33节，美国海军的战列巡洋舰意在成为一支进攻性的侦察兵种。在舰队战之初，她们将确定敌人位置并加以牵制，迫使其展开并夺取战场主动权。为了达到上述的强火力和高航速，装甲作出了牺牲。
列克星顿级的最终设计方案具有7英寸厚的装甲带，仅相当于同期战列舰的一半（译者注：南达科他级为13.5英寸）。甲板装甲厚度则更接近于战列舰的标准，甲板防护总厚度为3.5英寸。侧重于甲板装甲的做法体现了美国海军对远至30000码的远距交战的重视。
华盛顿条约终止了新型战列巡洋舰的建造，它仅允许建造上限为10000吨的“条约巡洋舰”。于是又爆发了一场在此级别的军舰上的海军竞赛。美国海军在建造此类军舰时的侧重点同样体现了其对积极进攻的强调。
“由于巡洋舰的规模被限制为10000吨，很可能有必要在我们的新舰设计中放弃几乎所有的设置消极防护——装甲——的想法，以便有足够的重量实现航速、航行半径和火力的充分发展。我认为最基本的是：如果一艘美国巡洋舰与一艘敌方巡洋舰发生交战，其火力必须胜过对方……”
总委员会关于新型巡洋舰的最初设计方案体现了上述观念。1923年，总委员会对一个12门8英寸炮、无装甲的方案倾心不已。虽然其他方案中不乏装甲较厚者，总委员会最终仍拍板采纳一个10门8英寸炮加上中型“反驱逐舰”装甲的方案，这就是后来的盐湖城级（译者注：即彭萨科拉级）。 | 
注册
战争研究论坛 →
讨论区 → [理论研究] → 观念的确立——间战时期的美国海军战术和作战计划
2007-11-3 23:59:23
![搜索trytry在[理论研究]的所有贴子](pic/find.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