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垃圾邮件一堆，不过这个好像还有一点价值的说：胡星斗专集
胡星斗专集 中国：动乱的威胁
新社会主义探讨
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
启蒙工程的倡议书
中国黑暗史
中华民族在自戕
文革与诸子百家
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吗？
中国问题学之构想 中国：动乱的威胁
胡星斗 一、动乱的历史
作为历史中的中国人，是何其的不幸！中国有纪年的历史为三千余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为四千多年），其中就有一千多年陷入了各种形式的动乱，人命危浅，生灵涂炭，国家玉焚…… 春秋战国动乱550年，死亡数千万人；西汉末动乱，人口减少上千万；东汉末以及三国时期，死亡5000万人，那时大概十人中只有一到两人能苟存；晋朝南北朝也是百年动乱，死者无以统计；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动乱，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七八千万人以上；南宋末期、元末、明末动乱，人口各损失至少2000万人；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年动乱，炎黄子孙则付出了2亿人以上的生命代价。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专制统治者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上行下效，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泊之中！他们大肆攫取利益，制造动乱，几千年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社会陷入了无边无尽的灾难之中。
特别是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级命令下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层层施控，层层汇报，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则望权兴叹，毫无制约之力。于是，权力万能，官贵民贱，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尽归大大小小的各级独裁者所掌握。官员们对上是奴才、鹰犬，阿谀奉承，丧尽人格，对下、对他所管辖的地域的老百姓则是独裁者、是虎狼，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这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逐渐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终于有一天，胆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为兵，与统治者展开了血腥的权力角逐，开始缔造着新的一轮王朝循环。
如此，中国成为遭受内乱之苦最烈的国度，中华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以暴易暴”之光辉革命传统、暴力传统的民族。尤其可悲的是，炎黄子孙尽管遭受了太多的暴力之害、暴政之苦、血腥夺权之难、继承人之灾、战后饥荒之役，但我们的政治智慧仍然是低下的，仍然悟不出必须避免和如何避免内乱和王朝循环的道理，悟不出要对手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进行权力监督、约束和制衡的道理，悟不出实行程序政治、理性政治、和平政治的重要性，悟不出以有效的机制制度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古人只有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机变权谋，人际关系方面修身处世、互相算计，以及实用技术方面如烹饪美食之类的小聪明，而没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充其量只有寄希望于统治者修身进德、自制自觉的幼稚政治（即浪漫主义的德治）。老百姓也只会歌功颂德，满足于眼前的太平，眼前的“福禄寿喜”。
二、动乱的现实威胁
时至今日，动乱一如既往地威胁着中国人民。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尽管明显的不合理，但有的东西仍然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极其严重的腐败、两极分化、农民问题，大量的国有企业重复建设、亏损倒闭、职工下岗失业，严峻的人口压力、生态环境灾难，愈来愈紧张的官民矛盾，愈来愈猖獗的分裂势力，愈来愈严重的软政权化和法治困境，以及意识形态出现某种程度的真空，社会道德信仰发生危机，特别是没有有效的社会压力释放机制——缺乏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权利、工会权利的有效保障，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等等，都会把中国逼上绝路。
时人热衷于歌颂太平盛世，我却饱含太平中的忧患！毫无疑问，中国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更需要建立保证稳定、避免动乱的机制！中国需要经济繁荣、需要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更需要依靠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来保证经济建设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且促进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 三、动乱的原因
中国社会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落后和不合理，即我们几千年沿袭的是人治的、德治的甚至是专制的制度。这种制度看似强大有效，实质却很脆弱，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治的哲学基础是人性善的理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皇帝是英明的、高尚的，官员们也是能够好好进德修身、克制欲望的；法制、监督也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即使有也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相信官僚们能够自觉廉政，或者通过树立榜样，政治学习，激发良知，提高觉悟，以达到不要法治的以德治国。所以，自觉克服私欲的德行修养成为“好的人治”的关键，“好的人治”就是德治。与“好的人治”相对应以及相辅相成的是“坏的人治”即专制。德治（本文的德治指不要法治的纯粹德治，与当前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不一样——作者注）与专制两者不管是否强调道德，所造成的社会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道德滑坡，国家趋于动乱。
为什么没有法治的德治之国、专制之国必然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德治只能逼迫着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所以，德治之社会必然形成虚伪、阴谋之风，必然虚报浮夸，不择手段；再加上对权力没有刚性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官员们不可能不腐化堕落，不可能不收刮民脂民膏，其结果自然就造成了虚伪的道德、堕落的社会风气、紧张的官民关系、社会不稳，甚至趋于动乱。于是，德治社会走向了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专制的情况当然只能比德治更差，或者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是人治的两面。
可见，以为靠自觉修身、自我克制、政治教育就能克服人的私欲的浪漫主义想法，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幼稚病，是不懂得以现代方式治国的表现。
现代治国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人的自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哲学基础即是人性恶（即人性自私）的理论。正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谋取正当的利益，同时在公共领域必须对总统、官员、民众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结果是人人不得不在公共领域收敛私心，遵守规范，久而久之，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水平获得空前的提高，并且，形成宪法至上、任何个人包括总统对维持社会秩序都无足轻重的社会稳定的机制。于是，法治之国成为道德之国、稳定之国。
从上可见，人治的德治（不要法治的纯粹德治）的专制的制度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中国只有走向法治的民主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四、现代文明国家避免动乱的方法 具体地说，现代社会避免动乱依靠的是制度。这些制度包括：
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而不再是暴力镇压的机器；职权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等因素获得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力），政党规范化；进行横向分权，立法（人民代表大会）、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同时形成纵向分权和授权，形成快速反应的机制，实行社会主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允许利用合法的游行示威、罢工抗议、新闻报导等释放民众的不满、反映民众的要求，调整国家或企业主的行为；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事务官通过考试任命，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科层制）、郡县制。
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法律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统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独立；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为，保护公民权利；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现代经济制度——实行市场经济、民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塑造现代劳资关系，形成民众主导的、为公民服务的开放、高效、廉洁的政府。
现代社会制度——具有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得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非户口制度（不得歧视农民）；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均富制度（通过共有制、福利制度、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缩小贫富差距；现代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远小于发展中国家）；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
现代文化制度——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具有文化创新机制，能够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通过民主监督、法治、分权制衡、联邦制、言论自由、新闻自主、司法独立、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平等、对公民灌输现代价值观、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保证公民权利和游行罢工权利等多种方式建立社会稳定的机制，避免发生全局性的动乱，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上述也清楚地说明，中国唯有通过改革，彻底抛弃传统政治、向现代社会转型，渐进地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在世界上享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也才能实现真正的伟大的复兴。
中国何时才能从制度上避免动乱，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和人民。 新社会主义探讨
胡星斗
一、社会主义在西方
与在苏联东欧等国相反，社会主义在西方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西方左派政党进一步发展壮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吸取了社会主义合理因素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现代市场经济风靡全球。可以说，在西方，社会主义代表了公平。
现代西方规范的多党制应是两党制，也就是说，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大多是，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主张公平（特别是分配平均）的左派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法国的社会党、共产党、英国的工党等）与具有更多的原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张效率、自由、民主、人权的右派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法国的保卫民主联盟、保卫共和联盟、英国的保守党等）轮流上台，轮流解决着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如左派政党上台后，主要采取向富人多收税、增加穷人的福利开支、减少失业等保障社会公平的措施，如此一来，高税收高福利导致富人的投资积极性下降，普通人中懒汉增多，因此，经济效率必然下滑；若干年后，通过选举，右派政党很可能上台；右派采取减少税收、刺激投资、削减福利等措施以提高效率，这样，一些年后，社会的贫富差距又会拉大。下一次选举，很可能又该轮到崇尚公平的左派政党重新上台了。可见，崇尚某些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左派政党在西方政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即社会主义政党，socialist party）、社会民主党等甚至长期执政，右派政党无法与之匹敌。
瑞典等北欧国家也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公平、平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瑞典还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如他们搞“基金社会主义”——“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该制度由科皮、麦德内尔等发明，它试图将企业的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通过这样的“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该制度草案曾交与10万工人讨论，获得热烈的支持，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尽管资本家游行，瑞典议会于1983年12月12日还是强行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
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当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国家干预的政策，一些人就讥笑他抄袭了《共产党宣言》，另一些人称他以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
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以其宏观调控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工人参与制度、现代股份共有制度、完善的所得税、遗产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如美国有1亿多人直接或间接地持有股份，1981、1984年美国两次立法鼓励本企业职工持股；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职工集体掌握了55%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45%的股份，西北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38%的股份，于是，资本家让出了企业经营权，工人代表成为董事长。1985年英国电信部门96%的职工持有本企业的股份。法国国有企业实行“三方代表制”：董事会由国家代表、职工代表、经济界代表共同组成。联邦德国1951年形成工人参与制度，1976年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规定企业的监事会负责任命企业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必须有1/3~1/2的工人代表，这样，形成了工人与资本家“共决”的体制。瑞典等国的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日本、英国等的遗产税最高达到90%；松下信之助去世时留下27亿美元的遗产，但传到第三代时仅剩3%不到。所以，人们说，“富不过三代”，日本人对待富人是“残酷的”。在社会保障方面，德国宰相俾斯麦首先建立了保障制度，1942年牛津大学教授贝弗里奇提出了完善的社会保障报告，1945年英国社会主义政党工党上台后将之付于实施，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风靡西方。
从上可见，社会主义在东方遇到挫折的同时，在西方却表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思想至今并没有过时。
二、新社会主义的内容
（一）新社会主义的概念。旧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邓小平吸取旧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在中国，新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邓小平先生。
本文的新社会主义指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制度。
所谓民主，指权力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各级领导人由公民直接选举、罢免；政务透明、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所谓法治，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在约束统治者、保护人权，同时惩治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度。其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司法部门必须效忠于法律，不得听命于地方干部，公安干警不得随意拘捕百姓。严惩执法者主体违法，程序违法。
所谓公平，指官民平等、全民平等、城乡平等。消除特权，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农民享受全部的国民待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财产共有制度，确保司法公正。
所谓高效，指实行民有制（私有以及人民共有制，如股份制）、市场经济制度。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决策方面既民主科学，又快速反应。
所谓文明，指建立民主、民本、守法、守信、公平、公开的现代文明。弘扬民主科学，以民为本，破除官本位、权本位；反对封建主义，尊重人权，建立法治社会；宣传现代文明的诚实守信、友爱互助以及多元化的价值观。
所谓开放，指吸收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与世界接轨，融入全球文明体系。积极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学习先进国家的体制、制度、法律、科技等。
（二）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联邦制，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建立现代文明社会。
（三）新社会主义本质。新社会主义既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又要致力于实现民主法治与社会公正。
（四）新社会主义原则。新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第三是民主法治，第四是公平公正。
（五）新社会主义特点。新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主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同步进行，致力于思想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实行民主、法治、均富、股份共有的制度；以人为本，建立平等社会、人文关怀的文化；理性、开放、多元化。
（六）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1、新社会主义政治：追求全民民主（代议民主）、公正平等、自由和平的目标，建立人民的国家。
2、新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人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化、管理民主化；鼓励工人股份的联合以达到控股，工人在股东大会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股份制的共有制、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所得税、遗产税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共同富裕。
3、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社会民主，保护人权，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实现充分就业，阶级合作，地方自治化。
4、新社会主义文化：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和平的价值观，推崇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精神，以民为本，建设人民之家。
（七）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职权法律化，政治规范化；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权，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实行社会主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度，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
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独立；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现代经济制度——实行市场经济、股份共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现代社会制度——实行非身份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均富制度，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形成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
现代文化制度——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形成文化创新机制。
（八）建立现代中华文明。
1、现代中华文明的概念。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新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三要融入新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现代中华文明就是：将现代人类文明与古代中华文化、新社会主义思想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既有寻根意识又有全球意识，使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崇尚法治、科学的权威，又充分尊重民主、人权，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
2、现代中华文明的原则是高举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旗帜，宣传社会正义，实现民主法治，保护人权，维护人民的利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公平与效率兼顾，共富、平等、正义与小政府、大社会、高效率兼顾；进行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保持社会稳定、实现民族统一。
现代中华文明的要素是：法治、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监督、公平、公正、公开、自主、负责、高效、共富、民本、人道、守信、自治、互助、和平、统一、爱国。
现代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新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现代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实行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新社会主义国家。
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措施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官僚（官本位）体制，建立法治分权的现代文明的社会，逐步实现国家的高度民主化、法治化；弘扬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思想，打击贪污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城乡平等；大胆进行思想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宣传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实施现代思想启蒙工程；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爱国主义精神、民本主义思想、忧患意识、尊师重教的传统以及社会道义感、责任感、使命感等，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法治国家、公平共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等思想，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总之，中国应当实行三个转变：既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又要从旧社会主义社会向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还要从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状态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变。
关于在全社会实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
知识普及工程（启蒙工程）的
倡议书
胡星斗
一、启蒙工程及其意义
1、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兼顾效率与公平，但公平优先的制度。公平既包括机会均等，消除特权，也包括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富裕，更包括建立民主、法治、平等、公开的现代制度。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凡不符合公平、民主、法治原则的东西，就不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的自由精神、多元选择、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成本核算、法律秩序与民主政治的选民自主决策、利益选择、职位竞争，以及法治社会的程序性、规则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等等在精神实质和做法上是一致的。市场经济的包修、包退、包换与现代政治的通过民主机制修正错误、弹劾罢免、定期选举更换是统一的。
中国迫切需要也有条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施民主与法治知识普及工程（启蒙工程）。
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各级官员必须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实行言论自由，新闻应当反映民意而不是官意；权力必须相互制约，司法充分独立；落实地方自治制度，同时确保国家的统一，禁止分裂国家等违宪行为。
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根本不同于专制社会的镇压人民、制御百姓的法制。社会主义法治，第一要确保人民的主权，制御、约束各级统治者；第二要保护人权，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第三要制裁违规者，打击违法犯罪者。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宪法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法规制度不得违背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各级统治者要模范守法；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保证司法实体正义、程序合法。
2、为什么说中国迫切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问题——贪污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扩大；局部形势不稳，社会动乱时刻威胁着中国人民；农民没有享受国民待遇，部分工人的权益受损；一些地方的官民矛盾突出，官黑势力勾结，弱势群体遭受形形色色的权力侵害；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畸形化，资源分配权力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所有制改革难以到位；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十分严重，环境问题整体恶化；人们的道德意识淡薄，价值观混乱；文化出现断层，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等等，欲解决这些问题，惟有民主与法治才能做到。
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也存在着严重的积弊——权力运作的非程序性、政治斗争的无规则、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层级任命制度、当官即发财的系统化贪污体制等等造就了暴虐的君王、血腥的屠杀、谎言的政治、腐败的官场、猛于虎的苛政和只会见官即拜、引颈受戮的百姓；权力不受民众制约的官吏的巧取豪夺，加上战争之乱，又致使百姓长期在饥荒的边缘上挣扎；而且，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上了专制的阴影，牧民、宰民思想严重，法律也只是统治者御民的工具；人治的不择手段的传统社会同时铸就了一些国人虚伪的道德、窝里斗的习气、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弄虚作假的观念、阿谀奉承的心态、野蛮血腥的品行，以及谋略型的文化，忽视人权、缺乏社会正义感的价值观，等等。
欲解决中国两千多年的种种积弊，也惟有民主与法治才能做到。
3、为什么说中国有条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也近10年，人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的组织状况、利益分化等等都发生了有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巨大变化；中国加入WTO，也标志着中国正在融入现代文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入世，是1840年以来中国从激进转向渐进、从浪漫转向理性、从革命转向改革、从闭关锁国转向主动开放、从官控资源转向市场化资源、从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人治转向法治、从专制转向民主、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转折点。而启蒙工程正是在此转折的关头应运而生、促进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的伟大工程。
二、启蒙工程的内容
1、启蒙工程总的指导思想。
（1）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扩大民主、完善法治、稳定社会、重铸文明”，它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并列。
（2）启蒙工程的思想原则：遵循中国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方针，按照邓小平的“大胆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主张和江泽民主席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将现代文明的启蒙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让公民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在法治建设中学习法治，逐步探索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道路。
（3）启蒙工程的行动指南：利用一切形式，在全社会宣传普及民主、法治的知识；进课堂、进书本、进头脑；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制度建设；确保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2、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1）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内容：确立人民主权、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的原则；国家是公民利益的维护者，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而不再仅仅是暴力镇压的机器；人民有议政权、参政权、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创制权；职权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等因素获得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力；政党行为规范化，民间社会自主化；进行横向分权，人民代表大会、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同时形成纵向的分权和授权，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采纳决策与执行分开的现代公务员制度，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事务官通过考试任命；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郡县制。
（2）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措施：中国是个大国，经历过长期的社会动乱，因此，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应当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实行直选；各级政务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政务官包括国家、省（区）、市、县的正职和副职行政领导人、次一级（部、厅、局或处、科或镇）的正职和副职行政领导人；其他如国家部委之下的厅局处、省区厅级之下的处科、地级市处级之下的科局、县和县级市科乡级之下的股，及其他公务员则属事务官，实行考试任命制；事业单位的正副行政领导人、国有或集体企业的正副厂长经理、村长亦实行直选；各级党组织的正副领导人由同级党代会选出，党代会代表由党员直选；以上选举可从乡镇、县级、企事业单位开始逐渐扩大到市级、省级、国家级，共4级选举，10年初步到位，20年内建立比较完善的民选制度，50年内完全实现政治现代化；根据中国的国情，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候选人、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官职竞选者等一律不准在街头、广场等公众场合发表演讲、进行竞选活动，废除“街头政治”，只保护合法的游行、示威等；只允许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体，或者在各级党组织的组织下（党的选举则在行政机构的组织下）利用礼堂、教室等，在室内发表演讲，让选民充分了解候选人；保护候选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依法正常竞选的权利；达到法定人数后，人民代表大会或党代会可罢免同级的行政或党的领导人，选民可罢免人民代表或党代表，可要求修改或改变决策，实行决策民主化；财务政务公开，公务员的收入公开；实行透明政治，除依法并且在律师的要求下召开闭门会议的除外，一切行政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民皆有权旁听，但无权当场质询，以保证会议的正常进行；党代会、党委会则党员有权旁听，亦无权当场质询；公民有权在免费或交纳一定的费用、履行简便的手续后查询一切历史或当代文件资料（法律明确规定的属于国家机密的除外）；实行经济民主，企业的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中依法应有职工代表，企业主管工资福利的副厂长、副经理应由工会派出；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组织工会，工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权益，并且可代表全体职工与政府、集体或资方就工资总额进行谈判；农村应组织农会，农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农民的权益；政府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民间组织不得进行非经法律允许的游行示威、户外演讲等街头政治行为，不得破坏社会稳定。
3、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和内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宪法至上，维护法律尊严；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级统治者尤其要守法；司法独立，政（政府）法（司法）分开；民主生活法治化，政权转移程序化，政治斗争（竞争）规则化；所有的政党、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法律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法律与WTO接轨，与现代文明接轨；实现法律的正义、平等、公平。
（2）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措施：设立宪法法院，维护宪法至上的地位；司法系统在财政上、组织上独立于各级政府；检察院、法院的正副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其工作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撤消法不责众或无法遵守的法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取消违宪的歧视农民、损害公民权利的一切法律、制度和政策；惩处地方司法保护主义，完善错案追究、索赔制度；严禁私设刑堂，严厉追究徇私枉法、任意拘捕公民的违法行为，保证程序的合法性；司法权责应明确，保证法官的权威，逐步实行陪审员制度，取消审判委员会，废除集体负责制，禁止司法暗箱操作；实行无罪推定、口供无效的制度，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完善律师制度，提高律师地位，赋予律师查阅当事人有关档案的权力，司法部门不得拒绝，对于司法当局打击报复律师的违法行为应依法严厉惩处；保护弱势群体，进一步开展司法援助工作；严格司法人事制度、培训制度，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司法应支持新闻媒体宣传法治、实事求是地揭露社会问题；完善有关政党、组织、社团的法律制度，制定权力交接、权力和平转移的法律；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实行地方自治；形成民主议政参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律法规体系；按照 WTO的要求，法律做到公开、公正、透明、统一，重新设置司法系统，使之独立于政府之外，克服司法行政化的倾向，保证法院独立地审查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4、逐步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现代中华文明。
（1）现代中华文明的涵义、原则和内容：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传统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体，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三要融入社会主义公平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现代中华文明的原则是高举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旗帜；宣传科学，实现民主，保护人权，维护法治；继承优秀传统，自强不息，增强民族凝聚力；公平与效率兼顾，实现共富、平等、正义与小政府、大社会、高效率；进行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保持社会稳定、实现民族统一。现代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是：
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包括现代权力制度；现代监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社会主义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等。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包括公民权利制度；新闻监督制度；人民民主制度；程序化、非暴力政治制度；现代公务员制度等。
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包括现代宪法安排；保护人权的法律制度；现代司法制度；无罪推定制度；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法律制度等。
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民有制度（所有制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劳动关系制度等。
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包括非歧视性的户口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社会主义共富制度；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农民制度等。
建立现代文化制度——包括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社会主义文化多元化；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文艺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
（2）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高度民主化、法治化，建立现代文明的社会；开展思想解放、文化启蒙的活动，宣传现代文明的价值观；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爱国主义、民本主义精神、社会道义感、责任感、使命感、忧患意识、尊师重教的观念等，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弘扬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大胆进行思想创新、知识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实施启蒙工程。
三、启蒙工程的实施
1、进行广泛的媒体宣传：贯彻“扩大民主、完善法治、稳定社会、重铸文明”的方针，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黑板报、标语口号等一切可用的资源，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宣传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宣传公平、公正的新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和现代文明避免社会动乱的方法，宣传现代中华文明…，使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启蒙工程的宣传口号如下：
“扩大民主，完善法治，稳定社会，重铸文明”；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民主与法治”；
“建立现代文明制度”；“建立现代法律制度”；
“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建立现代文化制度”；
“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建立现代城市制度”；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
“建立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成果，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等等。
在大张旗鼓进行启蒙宣传的同时，我们还要批判“宁左勿右”、“民主自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民主自由影响社会稳定”等等错误的思想。
2、开展民主法治互助——“请您告诉他（她）”的活动：将全国、省区、市县、乡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知识热线电话、政务公开热线电话、财务公开热线电话、法律检举与求助电话等公布于众，并且请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各级干部可以印制配有上述电话号码的名片，广泛散发；特别是，不仅要告知人民群众所在县市的电话，而且为了便于监督和维权，还要告知对方上级政府、司法部门乃至中央级的有关电话。
3、实施现代文明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意识：让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社会主义、现代中华文明等内容进大中小学、进课堂、进书本、进头脑；开展“建现代社会”、“做现代公民”的活动，树立清廉、正直、诚信的文明新风，拒腐败，拒“后门”，拒“欺诈”；培养公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健康的心理、科学的精神以及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平等意识、生态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意识。
4、建立民主、法治启蒙实验点：建立民主学校、法治学校；开展民主、法治的学习、交流、互助活动，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完善推广。
5、促进基层民主，着力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民主、街道民主、厂矿民主、院校（研究院所、学校）民主，将村主任直选扩大至县乡；继续实行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开展“制度创新”的活动，普及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的有关知识，推广制度建设的相关成果。
6、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启蒙工程中的领导作用：为了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在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中实现社会的长期的稳定，我们必须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启蒙工程、融入现代文明中的领导作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我们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奋斗，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走出传统社会的阴影，走进现代中华文明的康庄大道。
以上倡议请在全国宣传。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
自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同时，目前我国“三农”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譬如农民大多仍处“小农”状态，缺乏面向市场的有效的引导与组织；农业生产效益十分低下，农产品加工业极其落后，没有形成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大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体系；农民的社会地位较低，农民身份终身制；少数乡村的基层民主运作问题重重，个别干部无法无天、腐败严重，苛捐杂税屡禁不绝，“官”民关系紧张。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到中国农村的发展、稳定乃至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农村制度。 一 现代农村制度是相对于传统的农村制度而言的。传统的农村制度是指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农村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规范准则之和，它可概括为：一、在生产管理方面，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停滞，农业基础脆弱，只能勉强维持重复简单再生产；农业结构及种植业结构单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政府垄断矿藏等资源；二、在土地制度方面，田地块小分散，多子分产，无法形成土地规模；农民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土地，由于承受超额的剥削，他们极易破产；地主、官僚霸占了大量的田产，庞大的官府和如狼似虎的各级官吏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三、在社会传统、文化习俗与交往方面，沿袭定亲纳妾、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家庭养老等习俗，迷恋佛道风水，崇尚福禄寿喜，信仰读书做官发财；人们的生活圈封闭，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四、在农村治理方面，以户籍制度（或类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实行族长、村长、镇长的家长式管理；乡绅、望族、豪强、地主、地痞、土匪也时常控制着一些乡村；五、在官民关系方面，官贵民贱，官主民仆，农民常常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只能奴颜婢膝，逆来顺受，饱受凌辱冤屈、苛捐杂税、敲骨吸髓以及超经济压迫之苦。总之，传统农村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其封闭性与不平等性。与传统的农村制度不同，现代农村制度的特征是开放与平等。现代农村制度（即现代中国农村应实行的现代化制度，简称现代农村制度）是指既符合中国国情更要遵循现代人类文明规范的民主、法治、公平、高效、开放、文明的社会主义农村制度。
所谓民主，指权力在民、农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乡镇、村组的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罢免；村务、镇务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干部的权力来源由上予（上级给予）变为下授（百姓授予），干部的行为由取悦上级（向上级负责）改为效忠百姓（向百姓负责）。
所谓法治，指依法治税，依法治农，依法治村，依法治镇。农村税费、劳务法定。在农村形成法大于权、国法至高无上、百姓的利益至高无上的新风。司法部门效忠于法律，不得听命于地方干部，公安干警不得随意拘捕百姓。严惩执法者主体违法，程序违法。
所谓公平，指官民平等、全民平等。消除特权，消除腐败，乡镇、村组的干部受到农民的监督；城乡制度统一，农民享受全部的国民待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负担合理，司法公正。
所谓高效，指精简乡村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指农林牧副渔之大农业，下同），提高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水平。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农户与公司结合，避免风险；实现农村社会化服务、双层经营；农村产权清晰，土地农有；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进行标准化生产、储存、包装、运输、销售和服务。
所谓开放，指面向城市、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吸收现代农村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融入全球农村文明体系。农业与世界接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外向型农业，积极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改变自给自足、家庭养老的封闭模式，改革户口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所谓文明，指建立民主、民本、守法、守信、公平、公开的现代农村文明。弘扬民主科学，破除官本位、权本位，反对封建迷信和小农陋习；尊重人权，尊重舆论，以民为本，以人民的意愿、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健全法制，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惩治干部违法行为，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农村法治社会；宣传市场经济的信用价值观，弘扬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新型农村文明。 二 现代农村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现代农村制度包括现代农村政治制度、现代农村文化制度和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广义的现代农村制度在狭义之外还包括现代农村经济制度及现代农业制度。本文的现代农村制度特指广义的现代农村制度。
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指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村民自治、直接选举、村务乡务公开、官仆民主、村民监督的农村政治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严厉惩治假选、贿选、暴力、谋杀等破坏行为；政务公开应事前、详细，不许以抽象数字蒙蔽老百姓；应设立农会、村民监督委员会以维护农民的权益，并对基层干部进行日常监督。
现代农村文化制度指科学、文明、开放的农村文化制度。应在农村确实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儿童的入学率应达到100%，国家、政府有义务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民办教师应国家化，教师体制城乡一体化；应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农村应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崇尚文明反对愚昧的新风，将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新的高度；农民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了解世界，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观念意识、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与全球接轨。
现代农村社会制度指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乡务法治化的农村社会制度。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制度应统一，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燃料、住房等方面应享受全民待遇；应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小城镇建设，让更多的农民享受现代城市文明；乡务、村务应依法管理，农民依法进行监督，改变几千年来农村人治的传统。
现代农村经济制度指土地农有、合作营销、财务公开、税收法定、管理科学的农村经济制度。农村土地应自由转让、买卖，其所有权归农户；土地应逐渐集中于种田能手、农场主手中，以便进行规模化经营，同时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汇入城市文明之中，这是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应具有充分发达的农村合作营销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等，帮助农民更好地活跃于市场；农村的财务开支应由农民议定，受农民的监督，税收负担应当明示、法定，需要农民负担的其他费用及劳务应当一事一议，民主商定；农村的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应当科学化，应精耕细作，进行成本控制、市场预测、标准化生产、合同化管理；农村的产业化基地、集镇和住宅用地等应科学规划，农产品的储存、保鲜、运输应采用最新技术成果，以提高竞争力；应搞好农村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以及防止草场退化、沙化等）工作，发展生态农业。
现代农业制度指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制度。市场化就是农业生产要面向市场，满足市场优质、价廉、特色化、多样化的需求，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产业化就是农业产供销要一体化，公司加农户，形成产业链，大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进行工业式管理、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就是要加大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产品加工规模，克服小农经济小块经营的弊端，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集约化就是在规模化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保护生态，保护水土（草场等），提高综合效益。
现代农村制度还可分为现代农民制度、现代农业制度等。现代农民制度指国民化、平等化、权力在农、非身份管理的农民制度。国民化就是农民应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义务教育、住房、燃料、财政补贴、基础设施修建、电费价格等方面要与城市统一；平等化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与“工人阶级”应当是平等的，农民不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更不应当是“贱民”；权力在农就是实行农村基层民主，农民享有对村镇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享有对重大村务的决策权、监督权；非身份管理就是要取消农民身份的终身制，把富余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入到城市发展的洪流之中去，进一步保障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等基本人权。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或现代农民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官民关系现代化、基层干部公仆化、农民监督法治化，同时，让农民享有全民待遇、平等的社会生活，改革户口制度，建立涵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各种制度的统一，这是中国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重点工作，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基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产业化。应加快建立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改革农村供销合作组织，积极发展农民营销协会，帮助农民避免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总之，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就是要建立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农业市场经济制度、农村法治社会制度，就是要建立村民自治、权力在农、土地农有、税费法定、公平高效、科学文明的现代制度。 三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有助于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落到实处，有助于扩大基层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公开、民主法治文明的新形象，有助于贯彻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强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等机构的监督；它可将基层官员置于农民的掌握之中（农民决定官员的上、下），避免贪官、暴官侵犯农民的权益；它可改变几千年来官贵民贱、官主民仆、农民受奴役受盘剥的状况，建立现代农村文明和现代中华文明，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它可促进乡镇政府精简机构，降低支出，自我约束，廉政爱民，减轻农民的负担；它可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促进农村产权关系的清晰化；它可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进入产业链，进行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耕作或经营，走上致富之路；它可建立开放型的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它可改善农民在全社会的地位，维护农民的公民权利，促进城乡制度的一体化，消融二元结构；它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建立覆盖农村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它有利于化解农村矛盾，避免官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 四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一要规范，二要因地制宜，三要循序渐进。要防止虚假的做法，纠正不规范的行为，特别是要警惕以国情、县情、乡情、村情为借口，搞假民主、假“现代农村制度”；同时，各地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选择地有重点地推进现代农村制度的建设，不搞全国一刀切；建立现代农村制度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任务，不能有急噪浪漫的情绪，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各地应当就一些做法先试验后推广，并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实践中证明成功的做法及时加以总结，并予以法治化，然后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行下去。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具体做法有：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解决村干部选举中出现的营私舞弊、暴力威胁、民选村官上任难、书记与村长抢权、假选举真任命等等问题；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将直接民主选举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乡、县二级；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对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特别是要敦促各级干部模范守法，严惩干部、警察的违法行为；要实行乡务、村务事前公开，建立乡民、村民监督委员会对干部进行日常监督；要与工会相配套，成立相应的农会，致力于维护农民的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制度，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建立和完善合作供销社、农民协会，发挥其联合互助、化解风险的作用；要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制度，建立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土地耕作规模，鼓励规模经济的发展；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农营农有，提高农民投资、生产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实行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合同化的农业生产；要促进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引导乡企与农户联盟、乡企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要加强乡村住宅的集中建设与管理，积极发展农村市镇，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要扩大户籍改革的试点范围，打破城乡界限，引导农民有序进城；要推进县乡政府机构的改革，精兵简政，减轻农民的负担；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各种制度的统一。国家可先出钱1/3，农民出钱2/3，帮助农村人口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乡村教师要国家化，其薪金纳入中央或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农村中小学要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由县以上政府拨出，制止乱收费的现象发生；要在农村开展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宣传、教育活动，使现代农村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以上的做法，我们认为，可以在我国逐步建立起现代农村制度。 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胡星斗
一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些官员片面地理解此语，甚至歪曲地进行解释。上马污染项目，大搞小造纸、小煤窑、小炼焦，糟蹋青山绿水，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竟声称是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可税收还不够给庞大的地方政府开工资、供某些官员挥霍；政经不分，政府天天忙着直接插手于经济活动，“扭亏增盈”，“调整结构”，“引进外资”，“提高产品质量”……，而无暇无力顾及他的主要职责——搞好科技教育、维护社会公平（我国的科技投入、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属世界最低之列，当初制定的至2000年底的科教指标均未达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败日益猖獗；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5），可有人也称“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的关系”；发达国家探索国有制度数十年而最终放弃，中国还要大量地“交学费”，非要弄得国有之罪罄竹难书不可——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管理制度落后、无人承担风险和责任，导致大规模的贪污、挥霍、浪费，大量的乱投资、重复建设、停建缓建工程（我国每天国有资产流失约5亿元；国家投资的20~30%属于浪费工程，40~50%的生产能力过剩；为了国企3年脱困，共约耗资2.3万亿！），可还是有人说“要壮大国有经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以世界上几乎仅有的户口制度阻止城市化，剥夺农民的利益，以至于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农民仍占中国的近70%（让农民低价交粮，改革开放前农民损失7000亿；改革开放后，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每年至少交1200多亿元；农村社会保障仍然是空白，农民的生老病死没人管，农村的“义务教育”都由农民“自筹”经费，甚至庞大的乡镇干部队伍的工资都由农民出；农民到城里被人歧视，被当作贱民，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高强度的劳动维持着城市的繁荣），可国家有钱仍然只顾给公务员加工资，只顾加快北京、上海、深圳的“发展”、上马大的工程。
为什么再不合理的制度、体制在中国也不可能改变？
既得利益是其总根源。一些人维护既得利益，其借口总是发展或稳定。
可是，畸形的发展祸国殃民。不进行与世界接轨的改革，稳定也是过眼烟云。
我们必须强调：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所谓健康的发展，就是要创建产权分明、政经分开的经济体制，形成清廉的政治、公平的社会，就是要融入现代人类文明，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城市制度、现代农村制度（发达国家有的在一二百年前就开始实行公开行政、透明政治，从而遏制了腐败。现代社会以政府干预、财政转移支付、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股份制的共有制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因此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贫富差距反而不断缩小，此即库兹涅茨曲线。瑞典人的收入差距从50年代的30%下降为15%，几乎成为“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松下幸之助的遗产扣税后到第3代仅能剩下2~3%，所以人们说：日本人对富人是“残酷”的。而现代的中国呢？难道我们不应当效法先进的国家，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建立现代文明的制度？）。 二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特别是没有教育好人民。
我认为：最大的失误是在改革之初，就没有对权力严加约束，放任了权力逐富，放任了官员牟利。
不要责怪我们的人民，而要谴责一些以权谋私的官员！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经放权让利、经济责任制、利改税、租赁制、承包制等，都是围绕利益分配的改革，始终没有在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上有所作为。后来，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可是很不到位，搞了大量的畸形的公司制、股份制，直到如今，厂长、经理90%以上仍然是政府任命，只有约2%的监事会能够正常开展工作！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企还是没有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健全的监督机制！还是政企不分，官员可以以权谋利！
改革之初，政府鼓励乡镇企业的大量发展，这本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一个有效的出路，但一些政府不加强宏观监督，反而以权力介入经济，搞地方保护主义，以至于全国小企业遍地开花，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官员的腰包也鼓了，但青山绿水不再，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
如果我们当初就能对国企官员、政府官员、司法官员手中的权力加强监督，不以“会削弱了党的领导”为借口放任某些权力胡作非为，不害怕学习西方的分权制度，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腐败、这么大的贫富差距了！
绕着问题走，问题堆到最后，越加难以解决。
不健康的发展还不如慢下来规范地发展。
健康的发展只有具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做到。
我们只有进一步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文明的制度，才能逐渐地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人治问题、社会动乱问题等，中国才能出现体制顺、人心顺、社会顺的“现代太平盛世”（不是王朝循环的传统“盛世”）。
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只有深化改革，农民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全国的农村才能富裕起来；
只有深化改革，建立现代所得税制度、遗产税制度，实行官员收入公开的“阳光法案”以及居民收入申报登记制度，完善失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只有深化改革，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信息公开，禁止暗箱操作，资源充分市场化，减少国家所有，实行民有制，加强民主监督，才能克服愈演愈烈的腐败；
只有深化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如人民代表选举制度），确保新闻独立、司法独立（独立于地方政府），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监督机制，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社会、法治国家，才能在中国建立现代中华文明；中国也才可能有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健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权力进行监督才是硬道理！建立现代文明的中国才是硬道理！ 中国黑暗史
“黑”者，宇宙之大本；“谎”者，人间之胜数；“冤”者，百姓之魂灵；“夜”者，永恒之时空。嘿嘿昧昧，暗无天日；幽幽茫茫，迷途难返。从昏泛舟薄夜半，长夜慢慢何时旦？——这是我考察中国三千年黑暗历史特别是二千多年专制历史的感慨。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专制统治者的权力一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的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可以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腥之中，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为此，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一些中国人的残忍程度，确实令人发指！无数的冤狱，无尽的痛苦，无穷的灾难，无边的黑暗，令我掩卷而泣，呜咽三更。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前期本是一样的，皆经过“原始社会”——“部落社会”——“封建社会”（中国的分封制、贵族制的“封建社会”早熟，在西周），而后是“启蒙时期”（中国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之后便有“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分道扬镳。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遂进入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辉煌时期，而中国自秦始皇以后开始了漫长的专制主义时代（恕我不用“封建主义”这一不准确的词汇）。
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级命令下级，层层施控，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中、西方的“封建社会”之天子、国王仅仅是天下的“共主”，诸侯、贵族、领主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分享了君王的权力。现代民主社会则实行法治分权的制度，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互制约，总统、州长、省长、市长、县长皆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中心，由宪法和法律划分各自的权限，各自只对辖区内的选民负责。所以，西方没有“中央政府”之称谓，或者说有三个“中央”，立法中央、司法中央与行政中央。而秦始皇的郡县制则伴随着集权独裁、统一民轨、焚书坑儒与恐怖统治）。从此，权力万能，官贵民贱，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尽归大大小小的各级独裁者（对上是奴才、鹰犬，对下、对他所管辖的地域的老百姓是独裁者、是虎狼的各级官吏）所掌握，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
秦始皇嬴政便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嫪党一案，嫪本人被车裂，灭族，二十几个党羽被枭首。政的母亲因此案被囚禁，20几个劝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仲父吕不韦被赐自尽。始皇帝为钳制思想、实行专制主义文化，他以妖言惑众、诽谤朝廷的罪名活埋了读书人700余人。大思想家韩非子也被害死。公元前211年，天上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审不出凶犯，便把周围村庄的百姓全部杀光。
秦始皇死后，太子扶苏、将军蒙恬兄弟等被秦二世害死；12个 公子、10个公主也被诛杀，其他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此后，李斯又被斩，三族被诛。
除了上层残酷的杀戮之外，秦王朝对人民更是进行恐怖的统治。据云梦秦简，秦朝的死刑就有“戮”、“磔”、“定杀”、“囊扑”、“车裂”、“弃市”、“腰斩”、“射杀”、“枭首”、“灭族”等，其他如肉刑、流刑、苦役徒刑等花样繁多。秦律规定，“五人盗，赃一钱以上”，要“斩左趾”；“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
秦朝覆灭之后，农民起义军首领刘邦夺得天下。这位汉高祖恐诸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功高震主，便借口消灭之。另一位被称为“英主”的汉武帝更是残忍无比——诸王谋反案，杀人数万；戾太子巫蛊案又杀数万；民间盗铸货币案竟杀数十万之众！济东王刘彭离豢养打手，在民间血腥杀人，遇害者上百人，武帝得知后，也只是将其废为庶人了事。刺王刘建德外出打猎时，由于民房妨碍了他的奔马驰骋，他便下令烧掉了96间民房，并打死了2个前来论理的村民，如此大罪，汉宣帝仅削去了他8个县的租税。江都易王的儿子刘建是个虐待狂，共杀害了35个宫姬，他或者放狼狗将她们活活咬死，或者将她们关进监狱，活活饿死。广川王刘去共杀死妻妾14人，还对妇女乱用酷刑，如烙铁灼烧、利刃剜目、割肉灌铅、肢解尸体等。王莽摄政时，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伐，失败后被磔尸灭族，王莽犹不解恨，对响应起兵的23个县进行大屠杀。王莽先后杀了两个儿子，后立四子王临为太子；不想王临与王莽之妾勾搭成奸，王莽为遮掩家丑，把参与审讯的所有官吏打手全部杀掉，尸体掩埋狱中，然后赐儿子自尽。顺帝时，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杀洛阳令吕放，然后嫁祸于吕放的仇家，杀其宗族宾客百余人；郎中袁著上书谏戒，被杀，其友胡武等荐海内高士，不要去谒见梁冀，梁杀胡武全族60余人；梁冀为占有富豪孙奋的财富，向孙借钱5000万，孙只给了3000万，梁遂诬告孙奋，孙被抓，死于狱中，梁冀便没收了孙的7000万家财；梁冀有林苑千里，胡人误杀一兔，梁便杀死十余人。
汉时所谓德治，纯属弥天大谎。譬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四处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征发兵力200万），弄得民不聊生，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帝还鼓励“告缗”，即对于申报财产不实者进行检举揭发，告发者可获得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这使得“告缗”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几乎全部破产，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冤狱滥杀更加频繁。曹操杀了孔融（并灭其族）、杨修、华佗等名士，司马氏杀了嵇康、张华（被夷三族）、陆机等名士，后赵的冉闵滥杀胡人20多万以泄私愤。那时，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著名的有“八王之乱”，贾南风乱政，后赵兄弟相残（石虎的幼子石世继位33天后被哥哥石遵杀死，石遵在位83天后被弟弟石鉴杀死，石鉴登极103天后又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死），刘宋朝之皇族残杀（前废帝刘子业16岁继位后，立即杀掉叔祖刘义恭及其四个儿子，后又杀死两个弟弟；刘裕九个儿子，只有一个善终；刘义隆十九个儿子，刘骏二十八个儿子，大多死在相互杀戮之中），齐朝之宗室朝廷相斫（肖鸾废帝而杀之，另立海陵王又杀之，不久自立为齐明帝，将前帝的子孙几乎斩尽杀绝；明帝死后，太子也效法乃父，大杀王公大臣）。
魏晋南北朝的死刑有枭首、腰斩、弃市、缳、绞等，尤其是株连，确实令人发指，如曹魏时，对于“大逆无道”之人，除本人处死之外，“父母妻子同产皆斩”；“诸相连者悉夷三族”；晋时“动辄灭门”，有个叫周嵩的人，仅仅因为批评皇帝周围有“碌碌之臣”而被弃市；北魏“蹉跌之间，便至夷灭”，当时既有诛灭全族的“门房之诛”，更有“夷五族”，兰台御史张求等100余人因为“招结奴隶，谋为大逆”，就被分别处以灭族。
隋唐时，隋文帝以杀人立威。他经常对大臣施以廷杖，一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谁拣起拿走，便立斩。有人告御史监师没有劾奏衣剑不齐的武官，文帝便命杀之；有人劝阻，又被杀。特别是在他郁闷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罪的人往往也被处死。文帝之后，隋炀帝更是擅杀大臣、屠戮臣民数万之众，还不包括筑长城、修运河、建东都、侵高丽，有数百万人丧命。至唐，武则天屠戮骨肉，杀死了儿子李弘、李贤等人（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而专制下心灵扭曲的妇人比老虎凶残百倍），她还将李唐宗室几乎一网打尽，几十家被诛。更为恶劣的是，这位女皇利用酷吏，大兴冤狱，迫害之广，手段之毒，旷古少有，数十万人被害死。酷吏索元礼做了10种犯人戴的枷，分别起名为：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死猪愁，求破家，实同反，反是实。酷吏来俊臣编写《罗织经》，阐述罗织罪名的绝招。来氏所破千余家。酷吏王弘义杀了200多无辜之民，武则天又令他审理王安仁谋反案，安仁不认罪，王弘义就抽刀割下了安仁父子的头颅；回洛阳途中，司马毛公设宴款待，因话不投机，王就把毛公的头颅斩下，用枪挑着首级进入洛阳城。一次，酷吏万国俊到岭南调查谋反之事，他逼老百姓自尽，百姓喊冤，他就把人赶到水边，斩杀了300余人。因此，万国俊被武则天重用；后来，刘光业等人到剑南、黔中处理流放人员，见万国俊被赏识，便也随意杀人，刘杀700余人，王德寿杀500余人。唐末，黄巢起义时，黄巢攻下长安，有人题诗嘲讽，太尉大怒，把当时在尚书省门前警卫的官兵全部处死，并搜捕全城所有会写诗的人3000余人，全部杀掉。
及至五代十国，后梁帝朱温是个残忍无比的军阀。一次，破秦宗权部，斩首2万余级；一次，击败朱瑄部，将3000俘虏杀死；进攻博昌县城，尽屠城民；攻下长安之后，焚毁长安城，杀数百成千的臣子和宦官；到洛阳后，朱温密旨养子朱友恭杀死唐昭帝及其所有子孙，只留下第9子为帝；事后，为了嫁祸灭口，又杀死朱友恭等人；朱温随之将众臣几乎全部贬逐、杀害；后又杀死唐昭宣帝，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最后，他死在自己亲生儿子的刀下。接着，诸子又相互残杀。在南汉，弘度即位后，弟弟弘熙杀之而登基为中宗，而后，中宗将十几个兄弟全部杀掉。中宗之后，继位者也同样把诸弟全部害死。在闽国，王延翰毒死父亲而继位，接着其兄弟王延禀、王延钧出兵杀死王延翰，王延均继位为惠帝；惠帝接着又杀了其兄王延禀。后来，惠帝的儿子王昶乘父病重，杀了父亲，自立为康帝；康帝不久被杀，叔父王曦成为景帝，这景帝也滥杀兄弟、宗亲。
五代十国时酷吏也横行无忌。后汉高祖性格残忍，其大臣苏逢吉、史弘肇于是任意杀人。苏逢吉梳理狱囚，便将囚犯无论罪行轻重曲直一律杀掉；为霸占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诱仆人诬告，然后杀其一族。史弘肇出兵巡视，必杀人，一次，太白星座昼见，有人仰视，便被腰斩。史氏还实行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酷刑。南汉开国之主刘氏性极残忍，他以酷刑为乐，将人锅煮，然后暴晒、洒盐，使之肌体腐烂，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锤锯待人，使之血肉交飞，惨叫声不断。除此之外，刘氏还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罚。
及至宋代，中国人总算遇上了几个名君。赵匡胤曾与子孙约定：不杀大臣及言事者，违者不祥。因此，北宋杀人较少，但也发生了赵廷美冤案、寇准冤案等。至南宋，秦桧大兴冤狱，岳飞、赵鼎等人被害死，李光之狱、王庶之狱、郑刚中之狱、洪皓之狱，都把对方弄得家破人亡。辽金元时，国君多残暴。辽太祖去世，述律皇后当政，招来众多将军之妻，说：我为寡妇，你们怎么能有夫？遂杀将军百余人。辽穆宗喜狩猎，动辄杀人，一次饲鹿场出事，他杀了44人。金国熙宗、海陵王二朝也杀人如麻，如宇文虚中案，宇文因才高为人所忌，被罗织罪名，牵连全家，百余口被活活烧死。元时，蒙古人进入中原，凡进行抵抗者，一律屠城，如卫州、保州、蠡州被屠城后，尸积数十万具，真是残酷之极。他们还把中国人分为四等，汉人与南人最受歧视；法律规定，蒙古人可以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当兵，汉人打死蒙古人则处死刑。那时还规定，百姓不得私藏铁器，菜刀几户合用一把；不准围猎，不准集会，不准夜间行走，不准晚上点灯，等等。同时，蒙古人以跑马圈地，强占民田，苛赋重税，弄得民不聊生。
元朝之后，明朝的统治者比之野蛮的蒙古贵族，更加残暴，更加有恃无恐。中国进入了专制主义最黑暗的时期。朱元璋大杀功臣，几乎杀绝，胡惟庸案共杀戮三四万人，空印案与郭桓案共杀戮七八万人，蓝玉案共杀戮2万余人。他还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许多士人稀里糊涂地丢了脑袋。朱元璋亲自使用过的酷刑就有铲头、投水、肢解、射杀、割乳、碎肉、鞭击、杖杀、枭首等。明成祖效法其父，诛方孝儒十族，共873人被杀，5人自杀；齐秦、黄子澄、练子宁、卓敬、高翔、等人被诛族，御史大夫景清不但被诛族，而且牵连其乡，人称“瓜蔓抄”。兵部尚书铁铉被磔死，然后投进了油锅。总之，在这场大屠杀中，朱棣至少杀害了数万人。明朝的其他帝王也没有一个善良的，宣宗杀直臣，武宗、世宗大行廷杖，打死许多人，思宗乱杀战将，如此等等，不一而论。明朝为了监视臣民，还大搞特务政治。洪武15年，朱元璋建立了第一个特务司法机构——锦衣卫，设有专门的法庭与监狱；朱棣后又重建，代代延续。不仅如此，朱棣还设置了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宪宗又设立西厂，武宗设立内行厂，全国的特务共有十几万之众。他们不择手段，栽赃陷害，敲诈勒索，杀人灭口，坏事干绝，制造了无数的冤狱。有人在旅店喝酒，骂了魏忠贤几句，被探子侦知，就被施以剥皮之酷刑。仅内行厂，在短短的5年之内，就非法处死臣民达数千人之多。明代还太监为祸，刘瑾、魏忠贤等人杀人如麻，成千上万的家庭为其所破。
到了清朝，残酷屠戮也没有什么收敛。顺治时有假太子案，15人被立斩；庄氏史书案，70余人被处死，牵连入狱者3000余人；康熙时有徐二官谋逆案，27人被凌迟，七八十人被斩首；戴名世案，全家16岁以上的男子被斩首，300余人戴罪；雍正、乾隆时，文字狱泛滥，仅乾隆时就发生文字狱130余起，被捕杀的文人及受连累的家属达上万人。清朝中期以后，白莲教等宗教组织、会党盛行，统治者加强镇压。一次，仅武昌府就捕系无辜达数千人之多；在荆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时每船一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终激起白莲教大起义。咸丰时，皇帝发明了“就地镇法”制度，捕人杀人不必一一报官，不必拘守常例，结果每年至少有数千人被法外屠杀。由于狱卒迫害等原因，清朝每年死于监牢的犯人就有数万人之多。
专制统治还造成循环不断的动乱、内战和饥荒，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中国也成为内战之国、饥荒之国。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一群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着动乱和灾难。
可是，统治者欺骗人民说：“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御用文人们歌颂着“仁政”、“名君”、“清官”、“盛世”。老百姓不知道灾难就在前头，情不自禁地下跪叩头，山呼万岁，感谢皇恩浩荡。
1949年后，中国出现了光明的前景。可是，在一段时间里，专制主义的幽灵仍然徘徊着。
中国必须彻底抛弃专制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的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凡不符合公平、民主原则的东西，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是主权在民的制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人民选择各级统治者，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官员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言论自由，新闻反映民意而不是官意；权力相互制约，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文官（事务官）独立于政治；军队国家化，社会生活法治化；宪法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以联邦制维护各自治主体（如台湾、西藏、新疆、香港、澳门）的权力，同时保证国家的统一，禁止分裂国家等违宪行为。
中国唯有走上现代政治的道路，才能避免社会动乱，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光明的辉煌的明天。
真是：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 中华民族在自戕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第一天就遭遇沙尘暴，比往年提前了3、4个月，这是上帝（大自然）对中国人的惩罚。可以预见，未来沙尘暴还会更加频繁、更加猛烈。据报道，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沙尘暴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2000年一年就发生了12次。现在，中华大地黄沙漫天，黄土遍地，河流浑浊，空气污染，水土流失，江湖干涸，森林倒地，草原退化......，而且，一切还在恶化之中，没有看到改变的可能，没有扭转的迹象。我真害怕想象——总会有一天，中华民族没有立锥之地，成为生态难民，成为流浪民族。
中华民族在自戕！中华民族在流血！
4000年前，黄河流域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西周时，黄土高原拥有森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3%；及至春秋战国，狼烟四起，烽火连天，中国人的生存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继续折腾百姓，继续毁灭生态，大兴土木，大伐森林......汉时，人口剧增，统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农贵粟（发展单一的粮食种植业，砍掉林、牧、副、渔、商），于是为解决吃饭问题和庞大的专制官僚机构、军队的供给问题，只好大规模毁林开荒，西汉开荒8亿亩，东汉开荒7亿亩，至此黄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毁灭。三国时期，中国人口从东汉时的5648万，减至767万，民族差点毁灭，生态也就再所难保；南北朝时，兵燹战乱频仍，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的生态面临着威胁；隋时大兴土木，唐时开发东南，开荒14亿多亩，加上隋唐征战、五代动乱，后来，又经过宋辽金元争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国的战乱破坏，中国人的生态资源被破坏殆尽。可见，王朝循环不仅常常使得中华民族的人口减少过半，人民蒙受着巨大的痛苦，而且使得子孙后代继续生存下去的环境遭受灭顶之灾。1949年后，“大跃进”全民炼钢，又大规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梯田修到山顶上。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业遍地开花；草场无人维护，过度放牧；开发区大量圈地，一半以上撂荒......中华民族的生存资源再一次被洗劫。
让我们看一看中华大地现在是怎样的“锦绣山河”吧！沙尘暴不断袭击北京、南京、重庆、甚至台湾；黄河经常断流，泥沙淤积，成为悬河；洪水期间，黄河河水的含沙量达50%。长江的含沙量是黄河的1/3，等于世界三大河流——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年输沙量的总和。长江已经成为第二条黄河；每年因水土流失，冲走肥土50亿吨，相当于全国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层，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万吨，接近全国的化肥产量；土地沙化愈来愈严重，沙化面积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每分钟就有4.5亩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以上。如今，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27.2%；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等水域被严重污染、水量大为缩减，洞庭湖、鄱阳湖的湖面损失了一大半；罗布泊水域面积曾经为20000平方公里，1972年彻底干涸了；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断降低，看来也难逃罗布泊的命运；新疆共有土地24亿亩，荒漠沙漠就占了10亿多亩；石河子屯垦，造成玛纳斯河断流干涸；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断流1/4，水量缩减到30年前的1/10。在内蒙，黑河下游也断流干涸，东、西居延海随之死亡；天鹅湖也干了，不再有天鹅了；青海历史上曾经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盖率仅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万亩，其中灌木林216万亩，牧草135万亩，到1980年200万天然林被毁，仅剩天然林39万亩。
时至21世纪，这一切都没有明显的改变，甚至还在恶化。沙化的速度在加快，资源的浪费仍在继续，水域在急速缩减，草场还在退化。在西北，一些牧区的牲畜超载率达100~300%，山羊还在啃食草根，牲畜圈养难以落实；一些地方仍然盲目开垦、盗林毁林，近几年呼伦贝尔又出现了新的开荒热；一些企业仍然肆意排放着“三废”，黄土高原仍然乱钻油井，一些西部省区仍然在发展小造纸、小煤窑、小钢铁......现在，国家实行退耕退牧还林还草的政策，可是，国家给的补助款往往不能全数送到农民牧民的手中，还林还草也没有机制的保证。植树造林年年搞运动，年年有形式，年年写官样文章，一些人只顾虚报政绩，不关心有几棵树木真的成活了。如果中国人永远是这样做下去，永远不能改变体制，那么我可以断定，未来北京的沙尘暴还会更加猛烈，本来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将陷入病入膏肓、无可药治的境地！
中国迫切需要先进的制度、先进的体制：需要建立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废除官僚主义体制；需要落实产权，明确利益主体；需要建立个人所有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如应当拍卖荒漠、沙地等国土，应当将草场、山地等分片划归个人所有，与个人的利益挂钩，同时，由选民监督政府的实绩；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过度放牧、虚报浮夸等问题），舍此之外，不可能消解中华民族面临的环境的威胁。
中华民族在自戕！
中华民族还有救吗？
文革与诸子百家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现在看来，死亡人数也许没有这么多，但无数的人遭受迫害、屠戮，是不争的事实。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国家领导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特务案连累致死14000多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冀东冤案迫害8万4千多人，致死2955人；一些地方的武斗共死几十万人；1967年8月28日，当局开枪打死了101名游行者；北京大兴县乱杀“四类分子”，一次杀了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等地的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当地农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宣判死刑，被害者有数万人（仅道县就上万人），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等，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真是丧尽天良！
“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修防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其诱发的源头可追溯到50年代的“波匈事件”、苏共20大、庐山会议，以及后来的三年困难、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等。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诸子百家等历史传统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文化大革命”与儒家：毛泽东年轻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其“打倒孔家店”的情结一直延续到晚年。“文革”中“批林批孔”、“尊法批儒”即是这一激进情绪的反映。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一方面批儒，另一方面本身又受到儒家思想极大的影响，如其自觉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大公无私、好领导、好干部以及运动式人治等思想皆与儒家的自觉修身、反省、克己、灭私欲、圣贤、明君、清官、排斥法治等理论如出一辙。两者都属于传统的治国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本善、道德万能、相信官员能自觉克制私欲、自觉为官清廉、自觉为民做主的假设基础上的。而现代治国理论则是，人性是恶的，任何人都容易腐化堕落，所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监督权力，以民主约束权力。
“文化大革命”与道家：毛泽东说，《老子》是一部兵书。可见，他深谙道家哲学。确实，毛泽东之韬光养晦、无为而治（暗中操纵“四人帮”，任由全国乱局发展）、借力打力、谋略为先、辩正施治等都留有道家的深刻烙印。然而，毛也有违反道家的方面，其“运动”、“大乱”思想正与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贵静思想相悖。
“文化大革命”与法家：毛泽东是极其推崇法家的，他重新评价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发动了“尊法批儒”的运动，并且在给郭沫若的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的确，“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专制、暴力、阴谋、郡县制、文化独裁、消灭知识分子、以酷法治国的做法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而毛泽东继承了法家的传统，他认为“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称“坑儒比秦始皇还多”。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即是商鞅、秦始皇的郡县制，它形成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上级命令和任命下级、全国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即“中央”、“皇帝”）、行政权力无所不能的官僚人治体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网络式分权，政务官由民主选举产生，省长、市长、县长只对其选区内的选民负责、不对上司负责，实行联邦制、地方自治，具有“有限政府”（行政权力受到约束）、多个权力中心（各级行政中心、立法中心、司法中心，一般没有“中央”称谓，只有“联邦政府”称谓）的法治分权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文化大革命”与墨家：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墨家思想。墨子及后期墨家的小农反剥削、反享受、反读书、反知识、乌托邦、助人、分财、殉道精神（为领袖献身）以及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平均主义、平民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上山下乡）、经验主义（片面强调实践）等与毛泽东的主张何其相似！所以，我们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是墨家思想的实践者，他以墨反儒，其实没有逃出传统。
“文化大革命”与兵家：兵家主张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不战而胜、出奇制胜、择人任势、危机管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毛泽东不愧为大军事家，深得个中三昧。如“文革”中利用群众运动造势；毛泽东将国家投于“亡地”，背水一战；刘少奇征得毛的同意派出工作组，然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批刘：“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可见，兵家谋略是毛泽东最为得心应手的。
“文化大革命”与名家：名家主张“名”、“实”之辩，争论名实关系，有某种逻辑的思想，同时贯穿了中国式的无聊狡辩与文字游戏，他们争论着白马非马、鸡有三足、鸡蛋有毛等问题。“文革”中，“反修防修”不就是要争社会主义的正统之名、并且要实行地道的（与原教旨分毫不差的）社会主义吗？那时，无聊的争辩、各种文字诛伐不也盛行于大江南北吗？
“文化大革命”与农家：以许行、陈相为代表的农家重视发展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主张人人平等、人人参加劳动，反对商业，反对剥削，反对奢侈享受，反对贵族文化。农家具有类似于现代民粹主义的思想。毛泽东也是民粹主义者，他的平民至上的倾向既有先进性，又有落后性——按照农家的观点，抽象理论、文学艺术、商业繁荣都没有必要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与纵横家：纵横家主张纵横捭阖、竞争用权、揣摩人心、设套钓言、阴谋诡计、巧言游说等，这一套在文革中不是十分盛行吗？毛泽东就是纵横捭阖、竞争用权之高手，“反右”中“引蛇出洞”之“阳谋”、“文革”中之“大鸣大放”都使无数的人罹难其中。
从上可见，“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革文化的命”，而是对诸子百家以及各种文化传统（特别是劣质的东西）有着继承、“发扬光大”，同时，它“以传统反传统”，终究落入了传统文化的窠臼。今天，我们研究文革学，正需要反思千年传统，反省民族精神，以现代人类文明、现代中华文明重铸民族之魂，防止“准文革”、“类文革”的发生。 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吗？
一
偶有外人特别是一些日本人"恶毒攻击"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总是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甚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欲大骂"日本人才是劣等民族"！君不见日本人之野蛮血腥、刻板机械、天皇崇拜、篡改历史，只会模仿不会创造，哪有一点先进民族的样子？可是静下心来之后理性地想一想，人家能够借助欧美制度发达起来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即便她有许多民族缺点，也在其次了。而我们中国人，虽然曾经辉煌过，但现在许多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缠绕、羁绊着我们，使我们不肯痛彻地反省自己，不愿意学习他人之根本，终究被他人视为劣等民族了。
有人说，从某些方面来看，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又是"优等民族"。其表现为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之辉煌；最早之封建制度（西周之贵族分封制）、专制制度（商鞅、秦始皇之郡县制等）之"制度创新"；四大发明以及化学、数学、天文学和炼钢术、丝绸、瓷器等实用技术之领先；智慧、宽容、忍让、和平、善良，以及尊师重道、重文轻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民族性之优点。
可是又有人说：上述成就和优点都属于过去，现在的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正像一个德国将军所说的："我敬佩中国人，但敬佩的是古代中国人！"听罢此言，如今的中国人真该无地自容！
不是么？从世界范围来看，如今的中国人，哲学、文学、艺术无可称道；社会的一些方面仍未走出前现代状态；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猛发展，但总体上看，我们仍不过是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打工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制定游戏规则，我们参与较低级别的劳动；我国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岌岌可危；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农民问题等社会矛盾未见缓解。与先进民族相比，我们确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只是，对德国人的话，我还要补充几句：首先，敬佩古代中国人，应敬佩的是先秦诸子、张衡李白们，应敬佩的是苦难而智慧的中国百姓；至于专制统治者，他们绝大多数残忍而变态，伪装神圣，无恶不作，造成了王朝循环的灾难、无规则的政治、不择手段的社会、不断出现的饥荒、人口常常减半的战争、民族生存环境的大破坏，这些中国统治者确实是劣等人的代表；其次，现代中国也有可敬佩之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陈寅恪、顾准，以及年轻时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勇于批判现实，揭露丑恶，挑战强权，驱赶黑暗，呼唤民主自由，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优等中国人的代表！有了他们，中国才有了希望。特别是在当代，那些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为实现现代化而敢为天下先的中国人，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揭露时弊的当代鲁迅们确是优等人类。
所以，虽然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属于劣等，但中华民族拥有众多的优秀分子。
二
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呢？在这个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采纳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标准：一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又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中国人几千年深受专制压迫却不知道反省制度，近代以前的历史上甚至未曾出现过一点点民主的理论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只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当然与民主政治是无缘的（一些人将孔孟之道解释为某种民主理念，显然是欺人之谈）。而同时代的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很不完善。中华民族虽然灾难不断出现，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有人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朝廷也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
而且，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一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即使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可以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腥之中，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为此，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无规则的权力斗争，谎言的说教，腐败的官场，阿谀奉承的官吏，猛于虎的苛政，逆来顺受的百姓，这几乎就是传统中国政治的全部内容。面对这样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人竟然心安理得，两千多年来只管把智慧淋漓尽致地用在饮食男女、求神拜佛、官场钻营上。
在经济方面，封建王朝的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男耕女织的制度模式千年不变。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官府不断膨胀，加上权力不受民众制约的官吏的巧取豪夺，致使历代农民的实际税费负担都很沉重（平均是西方农民负担的5~10倍），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于是老百姓只能在饥荒的边缘上挣扎；而且，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家天下的万世基业，推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以粮为本，只发展单一的粮食生产，为此大规模开荒毁林，导致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由水草丰茂、“水清且涟漪”变为如今的黄土遍地、黄沙漫天。这样落后的经济制度不但不可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相反经常会导致饥荒、动乱，即使这样，也几乎没人对之产生过怀疑，更不用说制度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人们以“泯灭是非心”、“难得糊涂”为座右铭，使得社会正义感沉沦——不择手段之举被人赞为“有手腕”，当小人、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抗战时汉奸数百万）。更为严重的是，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蒙上了专制的阴影，牧民（御民、宰民）思想浓重；同时，不择手段的官场哲学造就了谋略、阴谋文化，形成了一些国人虚伪的道德，窝里斗的习气，阿谀奉承、弄虚作假、野蛮血腥的品行。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是无罪恶感、无是非感的民族。
中华文化也只是感性乐观文化，世俗主义、经验主义盛行（浩如烟海的史籍只是为人处世、官场斗争的经验集成），我们的饮食文化、妻妾文化倒很发达，人们追求大红大绿、福禄寿喜（特别是老百姓对长寿孜孜以求，为此而炼丹、练气功、食疗、药疗），文学作品也以大团圆结束（所以有人说，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但却没有真正的悲剧作品）；中华民族也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中国禅宗、净土宗等皆具有中国特色而追求长寿、自然等世俗的东西）；我们没有超越世俗的思考，几乎没有形而上的哲学（至今形而上学仍然是贬义词），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古代的原始技术、发明很多，但不能上升为理论，所以，永远不能进步。雨果说：中国是保存胎儿的绝妙的酒精瓶）。我们没有什么逻辑思维——中国禅宗抛弃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逻辑理论；道、禅皆主张直觉；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没有走逻辑推理、实证实验之路，很多东西只是天才的猜测的结果。中国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征、暗示、零散的思维，阴阳、五行、八卦即是如此；庄子、韩非子则以寓言、故事“论证”其哲学，《论语》、《老子》、禅宗语录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汇合。
从上可见，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制度、行为、思维方式等方面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弊端，近代以来落后是必然的事。传统中国只能产生专横的统治者、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对不择手段的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过去确有劣等的方面。现在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铸国魂，再造制度，中华民族在将来才能创造出现代文明的辉煌。所以，我认为，对中华民族的真正的评判应当在将来。即关键是看我们能否进行制度、文化创新，能否实现现代化。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才有资格说--炎黄子孙是优等人类！ 中国问题学之构想
一、中国问题学的概念 百年以来，中国一直把实现现代化（包括近代化）作为国家的奋斗目标。但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却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要建立西方式的物质文明，因此，只要学习他们的技术、引进他们的设备就万事大吉了。至于西方的政治、文化等等，则不如中国的优越；另一种观点与之相似，也认为西方无非就是生活富裕一些、船坚炮利一点，因此，只要在经济生产领域借鉴先进的做法就行了，至多除了学习技术之外，中国还应增加一项内容：引进一点西方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就可以了；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方虽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程度都很高，但其制度不符合中国，就像清末皇后所声称的：外国的东西“不符合咱大清的国情”，因此，对倡导民主共和的人士进行镇压是为了臣民、为了国家，是正义的行为。以上观点都付诸了实践，经过百年的摸索，承受了惨重的损失，我们现在才体会到，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光学习人家企业、经济、管理上好的东西是学不来的，或者说往往会学成了“中国特色”的扭曲的东西。君不见时下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股票市场、市场经济、金融制度、税收制度、公务员制度、乡村民主制度等等是多么地走样，多么地变形啊！
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全面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和症结所在，然后实行全方位的改革。我们所说的“问题”，是指阻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法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有的制度、体制、现实、思想、行为、文化等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是看你拿什么标准去衡量。具体地说，我们对“问题”的判断标准是，看它是否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是否阻碍法治国家的确立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否妨碍人的幸福、完善与对人权的保护。所以，本人所说的“中国问题”仅仅指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去过滤中国的东西，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或者倡导民族虚无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主张，越是现代化，就越是民族化，即现代化的国家反而会好好保护民族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因此，所谓“中国问题学”就是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
也就是说，中国问题学的研究内容有：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科学技术问题，中国哲学文化问题，中国文学艺术问题等。中国问题学研究的重点是适应现代化和国情要求的现代制度，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等。中国问题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它以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对传统哲学的反思为其三大基础，以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现代政治学、诸子百家研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汉学、系统科学、数理统计等为思想和方法论的主要来源。中国问题学的研究方法是综合研究、交叉研究、宏观研究、反思研究、批判研究、中外对比研究、理论思辩研究、调查研究、系统方法、统计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等。
研究中国问题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要想卓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反躬自省，大胆地剖析自己，才能择优弃劣，痛改前非，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而建立中国问题学的学科体系、开展中国问题学的研究，透晰中国的长处与短处，了解中国的问题所在，并针对问题寻求对策，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建设，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助于建立民主、法治、公正、和平的现代中华文明，有助于繁荣学术、推动国情研究和“中国学”、“问题学”的研究。因此，研究中国问题学，从根本上来说，有助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与繁荣富强，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二、中国问题学研究大纲 中国问题学虽然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兴学科，但其问题并不都是全新的。对于其中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会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其中的旧问题换一个角度讨论，亦可能对我们理解问题会有所裨益。所以，中国问题学一要创新，二要继承，三要百川纳海，达到新的高峰，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我们初步设想，中国问题学的研究大纲为：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研究。
小农经济问题研究；家庭小手工业问题研究；官营工业问题研究；官商研究；商品经济问题研究；本末论研究；轻重论研究；生产效率研究；农业结构研究；饮食结构研究；环境生态研究；财政赋税研究；土地兼并研究；地主研究；官僚经济研究；对外经济交流研究；腐败研究；农民研究；流民研究；饥荒研究；灾害研究等。
2、计划经济问题研究。
短缺经济研究；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三大改造问题研究；大跃进研究；三年困难研究；“四清”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问题研究；农业学大寨研究；以粮为纲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公有制问题研究；国有经济问题研究；集体经济问题研究；金融体制研究；财政体制研究；保障制度研究；对外贸易研究；公平研究；效率研究；政府结构与功能研究；政策与法律研究；科技教育问题研究；环境问题研究等。
3、市场经济问题研究。
早期市场经济研究；现代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知识经济研究；所有制研究；分配制度研究；宏观调控问题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国有经济问题研究；股份制问题研究；股份合作制问题研究；金融体制问题研究；税收体制问题研究；投资体制问题研究；政府架构研究；基层政府职能研究；反腐败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城乡一体化研究；城市化问题研究；全球化问题研究；WTO问题研究；对外贸易问题研究；科教兴国问题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研究；现代农村制度研究；现代工程管理制度研究；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研究等。
第二部分 中国政治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政治问题研究。
专制制度研究；人治制度研究；仁政研究；暴政研究；儒家研究；法家研究；农民起义研究；官僚官制研究；文字狱研究；法律刑狱研究；军队研究；战争研究；春秋战国研究；王朝兴替研究；对外关系研究；变法研究；人物研究；鸦片战争研究；洋务运动研究；戊戌研究；清末新政研究；向现代政治转型研究等。
2、中国现代政治问题研究。
辛亥革命研究；五四运动研究；北伐研究；国共合作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台湾研究；苏区肃反研究；“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抗美援朝”研究；“反右”研究；“四清”研究；“文革”研究；改革开放的政治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问题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人权问题研究；新权威主义问题研究；自由主义问题研究；现代政治制度研究；现代军事制度研究；现代政党制度研究；现代国家制度研究等。
第三部分 中国社会问题研究。
1. 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阶层研究；官僚状况研究；百姓生活状况研究；民间社会研究；黑社会研究；武侠研究；家族研究；乡村问题研究；城市问题研究；社会风俗问题研究；臣民心理研究；社会环境研究；法律诉讼研究等；
2. 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信仰问题研究；社会道德问题研究；社会利益集团研究；社会阶层研究；工人状况研究；农民状况研究；商人状况研究；知识者状况研究；青少年状况研究；边缘人状况研究；社会治安问题研究；社会组织问题研究；社会风气问题研究；社会收入状况研究；腐败现象研究；犯罪研究；政策法律的权威性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研究等。
第四部分 中国科学技术教育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教育问题研究。
科技、教育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关系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研究；科技传播问题研究；技术运用问题研究；科技、教育与价值观研究；科技、教育与思维方式研究；科技、教育与泛伦理主义研究；方术研究；中医针灸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研究；书院问题研究等。
2、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问题研究。
科研、教育投入问题研究；科研组织问题研究；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研究；科技、教育与制度的关系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研究；科技与教育研究；科学、技术、教育与经济研究；科学、技术、教育与社会研究；科技与伦理研究；素质教育问题研究；科教兴国问题研究；现代科研制度研究；现代教育制度研究等。
第五部分 中国哲学文化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哲学文化问题研究。
诸子百家问题研究；理学问题研究；心学问题研究；玄学问题研究；道教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民间信仰研究；思维方式问题研究；语言问题研究；诗词研究；散文研究；小说研究；悲剧研究；中国画研究；书法研究；服饰研究；音乐研究等。
2、中国现代哲学文化问题研究。
民族性问题研究；信仰问题研究；现代宗教研究；现代哲学研究；现代中华文明研究；精神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五四文化研究；文革文化研究；新儒家问题研究；儒家资本主义问题研究；文艺与政治研究；文艺与经济研究；文艺与社会研究；文艺与古今中外文化研究；现代派文艺与中国研究；城市文化问题研究；农村文化问题研究；现代文艺制度研究；现代中华文明研究等。
三、中国问题学的核心
中国问题学虽然涉及关于中国的全方位的问题，但其核心只有一个，就是探讨中国的问题所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因素，建立适应现代化和中国国情要求的现代制度，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等。
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指产权清晰、交易自由、自我负责、国家有限干预、股份共有、全民社会保障、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制度。所谓现代金融制度，指政、银、企分开，汇率自由，银行进行企业化经营的制度。所谓现代农村制度，指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社会主义农村制度。所谓现代国家制度，指民主、法治、自由、宪政、分权、自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所谓现代社会管理制度，指统一、精简、高效、法治、非官僚化、非身份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所谓现代文化制度，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文化制度。所谓现代教育制度，指政校分开、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教育制度。
除了上述之外，中国还应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现代农业制度、现代政府制度、现代立法制度、现代监督制度、现代军队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现代文艺制度等等。这些都是中国问题学面对的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课题。
中国问题学——作为科学园中的新葩，其理论很不成熟，体系很不健全，我们期望有志之士加入到它的研究中来，共襄壮举，裨益中国的现代化伟业。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教研室主任。E-mail:huxingdou@sohu.com。“胡星斗中国问题学”主页网址： http://cn.geocities.com/huxingdou.。或：http://cn.geocities.com/cnzawen
。邮编：100081，通信地址：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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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3-29 2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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