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研究论坛--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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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rhlee

  等级：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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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楼

　　应该说，列宁在治病期间对限制他的活动的各种做法反应极其强烈。斯大林也在他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中提到过这一点：“医生开始惹得列宁很生气。”这时托洛茨基也写道：“他已经忍受不了医生们，忍受不了他们那种保护人的语气，他们的庸俗的笑话，他们的虚伪的安慰。”

　　还应当考虑到一个情况。列宁还在完全健康时有一次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沙屠诺夫斯基说：“我不会识别人，我不了解他们。但是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因此总是尽量和老同志，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商量。”在１９２２年５月第一次发病后，列宁同外界的交往受到严格限制，从那时起，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实际上成为惟一给他出主意的人，她们“帮助”他如何“识别人”。因此列宁在患病期间对这些或那些人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两个人的支配。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列宁生斯大林的气是受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的影响，因为斯大林的监督使她们感到讨厌。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由斯大林负责监督病人遵守制度后过了三天，即１２月２１日，列宁口授了给托洛茨基的那封谈对外贸易垄断的信，其中包含着对斯大林和一系列其他的领导人的批评。

　　据М．И．乌里扬诺娃说，１２月２２日，列宁在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最初段落前的一天，他的情绪极其悲观。福齐也娃在笔记里写道，２２日傍晚６时，列宁向她口授了以下内容：“不要忘记想一切办法弄到和送来……在瘫痪导致言语能力丧失的情况下，氰化钾，作为人道的办法和作为对拉法格们的模仿……”他还补充说：“这话不要记到日记里去。您明白吗？您明白吗？我希望您能照着去做。”福齐也娃说，“开头有一句话没有记下来，想不起来了。而结尾——我没有听明白，因为他说话声音很小。我又问了一遍——没有回答。要我绝对保密”。

　　这不是列宁第一次要求给他毒药，好让他结束生命。М．И．乌里扬诺娃回忆道，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把斯大林叫来……给斯大林打了电话，过了一些时候，他和布哈林一起来了。斯大林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根据伊里奇的请求把门紧紧带上，布哈林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有点神秘地说：‘我能猜到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见斯大林。’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把他的猜测告诉我们。几分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的门打开了，斯大林走了出来，我觉得他心绪有些不佳。他们两人（布哈林和斯大林）与我们告别后，从一座大房子旁边穿过疗养院小房子朝院子里的汽车走去。我前去送他们。他们低声谈论着什么，但是到院子里时斯大林转身对我说：‘可以对她（他指的是我）讲，对娜佳（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不要说了。’于是斯大林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他来是为了提醒他曾作过的许诺：一旦瘫痪，就帮助他及时退出舞台。

　　“‘我以前给您讲过的时刻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瘫痪了，我需要您的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斯大林给他拿来毒药。斯大林答应了，吻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了他的房间。但是斯大林在同我们谈话时怀疑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把他的同意理解为结束生命的时刻真的到了，毫无痊愈的希望了？斯大林接着告诉乌里扬诺娃：‘我答应是为了进行安慰，但是，如果他把我的话真的理解为再也没有希望了，那怎么办呢？结果变成确认了他无痊愈的希望。’经过讨论，我们决定让斯大林再次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说，他已同医生交谈过，医生们保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完全不是毫无希望，他的病不是不治之症，因此需要等一等再满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就这样做了。”斯大林回到了列宁那里。“他在列宁那里待的时间比第一次更短”，出来后对她和布哈林说，病人“同意等一等”。斯大林答应在“确实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帮他找毒药，这一点也使他感到安心。

2007-6-19 15:52:24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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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楼

　　显而易见，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列宁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说明他精神上又失去了平衡。而且根据这一次他没有叫斯大林来这一点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他知道了斯大林不会帮助他自杀。也有可能列宁在１２月３０日回想起了５月３０日的谈话，也许为斯大林没有为他提供毒药而生气，他被迫再次提出请求，这一次请求的是福齐也娃。（反对斯大林的人的独特的逻辑概念使得他们把斯大林不给列宁毒药说成是企图毒死列宁，或者甚至给他下毒。）

　　也应该考虑到，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发生了冲突。斯大林得知了克鲁普斯卡娅于１２月２１日允许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在《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的对立》一书中指出，“总书记在得知克鲁普斯卡娅直接参加在列宁口授下给托洛茨基写信并与后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后勃然大怒，在电话里粗暴地责骂她和进行威胁——斯大林威胁克鲁普斯卡娅，说要把她违背医疗规定一事提交监察委员会处理”。（虽然两位作者力图证明，斯大林“勃然大怒”是由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引起的，但是也可作这样的推测，斯大林在列宁不管给什么人写信的情况下也会发怒，因为预计列宁在１２月１６日发病后将会完全安心静养。）１２月２３日，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写信，批评斯大林“极其粗暴无礼”。她写道，她“入党不是一天了。三十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找您和格里戈里（指季诺维也夫。——作者注），因为你们是Ｂ．И．（（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比较亲密的同志，我请求你们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私人生活，并使我免受无端的辱骂和威胁”。

　　有这样的说法，克鲁普斯卡娅在这时只给加米涅夫写了信，对列宁只字未提这个事件。然而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第二天，即１２月２３日，列宁“得到医生允许请来女速记员”，开始口授他那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前一天的夜里，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据М．И．乌里扬诺娃说，“他的胳膊和腿完全动不了了”。不难推测，这一天列宁的精神状态没有改善。记录《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沃洛迪切娃在她的日记里指出：“在四分钟的时间里进行口授。他觉得很不舒服。大夫们也在场。在开始口授前说道：‘我想要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您就记吧！’口授得很快，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病态。”

　　１２月２４日，处于这种状态的列宁给沃洛迪切娃口授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克鲁普斯卡娅批评斯大林粗暴，这与列宁在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信中给斯大林的评价是相符的。在那时之前，列宁从来没有埋怨过斯大林“粗暴”，他一般很少注意自己的同事的工作作风。很可能列宁的评价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出主意”的结果，她已习惯于给自己的丈夫在对待他的同志上出这样的主意。这一次“主意”是一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女人出的。而听取这些主意的则是一个极端愤怒、心情十分沮丧、打算要自杀的人。

　　列宁指责斯大林粗暴，显然是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争吵的余波。然而身患重病，处于半瘫痪状态，时而绝望地号啕大哭，时而打算自杀的列宁所作的评价，影响了人们对斯大林的性格和他的活动的看法。千百万人相信斯大林的“粗暴”是他的性格的主要特点，至今还在用斯大林的“粗暴”来解释我们国家遭到的所有不幸，甚至喜欢把他的胜利也只看做“粗暴的力量”的胜利。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列宁写《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日子里的行动只能向患病的列宁和受辱的克鲁普斯卡娅证明他们关于斯大林“粗暴”的论断的正确。这是因为１２月２４日医生们在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商量后制定了限制列宁的活动的更严格的规定：“一、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进行口授五到十分钟的权利，但是这不应具有通信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应指望这些记录得到答复。禁止接见来访者。二、不论是朋友或家里的人，都不应把政治生活的任何消息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免得这些材料会引起他的思虑和不安。”不难设想，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其他亲属和列宁本人会把这些规定看成监狱的规定。克鲁普斯卡娅忘不了斯大林曾拿中央监察委员会威胁她，如果她违反医生和政治局委员们确定的制度的话。这未必有助于改善患病的列宁和受斯大林辱骂的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的态度。

2007-6-19 15:53:09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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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楼

　　从М．И．乌里扬诺娃的笔记来看，１２月底列宁的“总的情况”是很不好的：“……胃功能几乎一直很紊乱，头痛，睡眠不好，浑身乏力。悲观情绪不能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体力产生影响。”列宁在这种状态下写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其中充满着逻辑上的不协调、对假想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威胁的粗暴抨击、对俄罗斯人的侮辱性的攻击以及对那个负责监督他那严格的医疗制度执行情况的人的不公正的批评。

　　处于这种状态的列宁，对任何流言飞语和诽谤特别听得进去。而同他交往的人常常没有立刻理解列宁的状态。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列宁的秘书格利亚塞尔在给布哈林的信中讲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的内情，她作为所谓的“格鲁吉亚事件”材料审查委员会成员同福齐也娃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与列宁进行的谈话。现在格利亚塞尔承认，列宁曲解了本来就是片面的材料，“由于有病……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是不对的”。她写道：“心里感到特别沉重，这是因为我在政治局工作的两年半里，在近距离地看到政治局的工作的同时，不仅学会了深深地尊重你们所有的人，尤其是斯大林（现在我看着他感到羞愧），而且懂得了Вл．伊里奇和托洛茨基的路线的区别。”她说，列宁要求委员会的成员们保证“在工作结束前对一切严守秘密，关于他的文章什么也不说”。格利亚塞尔在解释列宁的这个要求时写道：列宁“有病，疑心非常重”。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在他们的书里引用这些事实时，只把格利亚塞尔的信解释为斯大林具有“迷惑”人的能力，说这个女人中了“斯大林的催眠术”，他们没有在信中找到任何更有道理的东西。

　　不难看出，只要列宁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一脱离那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他就停止攻击斯大林。虽然托洛茨基曾经断言列宁在准备“针对斯大林的炸弹”，说这炸弹似乎要在代表大会上爆炸，但是这一点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１９２３年１月中旬，据М．И．乌里扬诺娃说，列宁的状况有所改善，他开始按规定进行口授，从那时起，在他的著作中对斯大林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攻击消失了。与此同时，他的文章又具有列宁所特有的逻辑性。在这段时间里他口授了《论俄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这些文章在１９２３年３月到５月发表了。而他在健康情况恶化时期口授的文章没有发表，虽然其内容可能已为许多人所知。克鲁普斯卡娅成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保管者。由沃洛迪切娃记录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则由福齐也娃保管。

　　１９２３年３月初，列宁的健康状况又开始恶化。如同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一样，在发生严重的瘫痪前情绪变得很低落。１９２３年３月５日，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他又一次提到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的争吵，要求斯大林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道歉。列宁要求斯大林作出选择：“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３月６日，列宁口授了一封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内争论的信，他在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的愤慨。斯大林在３月７日的回信中否认他对克鲁普斯卡娅说的话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但是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对斯大林的信作出了反应，因为３月１０日列宁的病再次发作。他又丧失了说话和书写的能力。

　　在这之后过了一个星期，克鲁普斯卡娅决定提醒斯大林关于他曾答应给列宁毒药的事。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１日，斯大林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如下便条：“３月１７日，星期六，乌里扬诺娃（Н．К．）（指Н．К．克鲁普斯卡娅。——作者注）以极秘密的方式告诉我‘Вл．伊里奇对斯大林的请求’，要我，斯大林，负责给Вл．伊里奇弄到和交给他一份氰化钾。Н．К．在和我谈话时顺便说，‘Вл．伊里奇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痛苦’，‘继续这样活着简直无法想像’，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由于Н．К．口气特别坚决，并由于В．伊里奇要求我同意（В．И．在Н．К．和我谈话时曾两次把Н．К．从我们谈话的地点即从他的书房叫去，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因此我们被迫两次中断了谈话），我并不认为可以拒绝，说道：‘请В．伊里奇放心和相信，需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实现他的要求。’В．伊里奇真的平静下来了。

2007-6-19 15: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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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楼

　　“然而应当声明，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В．伊里奇的请求，我只好拒绝完成这个任务，不管它是多么合乎人道和多么必要，谨将此情况告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各位委员。”

　　由于这个便条的内容从来没有遭到过反驳，看来它是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就这样，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哥尔克谈了话，他们的谈话不时被列宁打断。大概便条里描述的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哥尔克的谈话是在３月１０日前进行的，即在列宁发病之前。这么说来，列宁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请求，不过这一次不像１９２２年５月那样在亲自找他谈话时提出，而是通过妻子转达这一请求。很可能列宁的身体很不好，除了最亲近的人外，不让任何人去见他，因此他只能时不时地叫自己的妻子进去，通过她把请求转告斯大林。

　　从这个短笺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既然克鲁普斯卡娅在１９２３年３月１７日找斯大林求助，那么很显然，她在列宁３月５日给斯大林写信后又与斯大林和解了。然而斯大林再次拒绝给列宁毒药，就有可能又一次地使他与一心想帮助丈夫摆脱痛苦的克鲁普斯卡娅的关系恶化。而且政治局委员们从斯大林的信中都知道了克鲁普斯卡娅请求给她毒药以便毒死列宁。不管克鲁普斯卡娅出于何种动机，这一情况未必能显示出她的美德，可能会使她恨死了斯大林。这可能成为克鲁普斯卡娅在反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开始利用列宁在病重时写的信的原因。可是显而易见，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是由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争吵引起的，这正是列宁病情极其严重的时候（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到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和１９２３年３月５日到６日）。

　　看来斯大林的说法接近于真实情况，他在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后对沃洛迪切娃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话，这是他的病在作怪。”斯大林也用类似的方式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的内容作了评价。斯大林没有立即对列宁对他的攻击作出反应。他到１９２６年１２月讲话时说，“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责备过我，说我对于穆迪瓦尼（不久以前做过驻法国的商务代表）这一类格鲁吉亚的半民族主义者、半共产主义者采取了过严的组织政策，说我‘迫害’他们。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对待所谓‘倾向分子’如穆迪瓦尼一类人的态度，实际上应比作为我们党中央的一个书记的我所采取的态度更严厉些。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腐化的派别……列宁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卧病在床，不可能注意这些事件”。

　　实际生活也证明列宁希望以让步“安抚”托洛茨基是错误的。１９２３年１月，托洛茨基再次拒绝斯大林要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建议（这是列宁的建议，由斯大林提出）。在中央二月全会（１９２３年）前，托洛茨基拒绝了列宁提出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反而提出了缩小的建议，主张只吸收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参加。全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提议。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托洛茨基和瘫痪的列宁）签署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同志居然用极其尖锐的形式指责一系列政治局委员，说他们在所说问题上采取那样的立场是别有用心，是政治手腕。中央全会相当一致地对问题的这种完全不能容许的提法作出了反应，于是这一次危机似乎顺利地解决了”。

　　列宁虽然在这个时期收到了关于党内和国内发生的事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但是似乎没有作出反应。按全部情形来看，他并不反对中央委员们对托洛茨基的尖锐批评，从一旁观察着中央内部的争论，没有参加。３月１０日的中风，使他完全成为一个无活动能力的人。由于列宁患病，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加米涅夫代理。同时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代替列宁在十二大上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斯大林仍留在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岗位上。这三位领导人实际上成了三巨头，他们相互支持，阻止托洛茨基想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意图的实现。三巨头竭力把代表大会进行的程序作这样的安排，让托洛茨基就大会议程第五项的工业问题作报告。

2007-6-19 15:54:06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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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楼

　　显然，不是列宁，而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们企图朝斯大林“扔炸弹”。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应成为这样的炸弹。然而在这次宫廷阴谋中事情并没有照预定的计划发展。不知为什么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６日福齐也娃把这篇文章交给了作为阴谋活动目标的斯大林。她在信中就这篇文章对斯大林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把它发表，因为我在他最后一次发病前不久曾问他需要不需要发表这篇文章，他回答道：‘是的，我想发表它，不过要稍稍晚一些。’”福齐也娃在解释为什么她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这篇文章时说：“早先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开头还不完全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代表大会前自己本人不能表达这方面的愿望，而最近两个半星期我有病，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虽然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痛斥斯大林这几天的行为，称之为“精心策划的阴谋”，实际上斯大林没有隐瞒这篇文章，没有迟迟不交拖到代表大会结束，没有搞十来个别的动作，而任何阴谋家都会这样做，更不用说工于心计的阴谋家了。他胸怀坦荡地把文章交给了代表大会主席团。那两位作者没有任何根据地断定，十二大主席团关于如何处理这篇文章的决议是“在总书记和他的班子的压力下”作出的。根据这个决议，文章在出席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代表的会议上宣读，然后又在会见代表大会各代表团时宣读。看来这给斯大林带来了不少不愉快的时刻。因此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的话不可信，他们力图使人相信，在得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议后，“柯巴得意地搓搓手”。（这是他们从哪里知道的，倒是个秘密。）宣读了列宁的文章后，没有给斯大林做任何组织结论。托洛茨基和其他阴谋家准备的“炸弹爆炸”没有发生。

　　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有理由对代表大会上的许多事情表示不满。В．В．柯秀尔在代表大会上说：“几十位我们的同志处于党的工作之外，不是因为他们是不好的共产党员，只是因为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和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参加过这些或那些集团……这一类人……可从托洛茨基同志算起……”斯大林回答说：“我应当对这种指责进行驳斥……难道可以严肃地说托洛茨基同志没有工作吗？领导像我们的陆海军这样的庞大组织，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这是失了业？假定说对像托洛茨基同志这样的重要人物来说这还不够的话，那么我要举出某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看来并不打算、并不渴望干另一种更加复杂的工作。”

　　斯大林在讲到托洛茨基１９２２年９月和１９２３年１月两次拒绝担任列宁的副手时指出：“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断然拒绝的回答，理由是：任命他托洛茨基为副主席意味着结束了他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涯。当然，同志们，这是各人爱好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李可夫、瞿鲁巴、加米涅夫等同志成为副主席后就不再是苏维埃工作人员了，但是托洛茨基的想法不一样，这一点，同志们，至少与中央委员会无关。显然，托洛茨基同志有某种理由，某种考虑，某种原因使他不接受除了军事工作外的另一种比较复杂的工作。”

　　托洛茨基在回答斯大林的话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考虑”、什么样的“原因”和什么样的“理由”使他不接受另一种工作。同时他暗示他有话要说，但仅仅只指出“代表大会不是……分清此类事情的是非的地方”。

　　托洛茨基知道，在代表大会开会的会场外面，无论是三巨头还是其中的某个人都没有无可争辩的权威。而且在代表大会上也有一系列代表显示出对领导人的不尊重。布尔什维克克拉辛就曾强调指出，无论哪一派的领导人都不能代替列宁，而老喜欢闹事的奥新斯基则公开嘲笑季诺维也夫扮演新的列宁的角色的奢望。十二大上安排各个企业的代表团致祝词的专门会议清楚地表明，三巨头并没有获得列宁那样的声望。每个发言都以祝列宁健康的祝词结束。下一个获得祝词最多的是托洛茨基。因此，根据这一指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明显地落后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可以感到满意：虽然他与党的领导人的关系极其紧张，但是他认为国内外形成了这样的形势，使得国家很快就需要“铁腕”，而党未必会长时间地容忍无定形的集体领导和脆弱的三巨头联盟。

2007-6-19 15: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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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楼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

　　１９２３年夏天，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了。国营企业生产的价格相对昂贵的产品找不到销路。一系列企业停了工，其中许多企业发不出工人的工资。与此同时，市场上农产品的增加使得价格有所降低。工业产品的高价格与农产品的低价格之间的差额（即所谓的剪刀差）成为农村形势恶化的原因，破坏了商品交换的正常过程。

　　国家的经济困难助长了社会冲突。一系列工厂举行了罢工。农村发生了农民骚乱，有的地方发展为武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早在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１８年被禁的党派重新活跃起来。也出现了一些共产党员的集团（“工人小组”和“工人真理派”），它们要求“清除”党内的官僚。它们的活动遭到禁止，它们的成员被逮捕，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阻止不满情绪的发展。

　　在国家领导人中间的冲突也尖锐化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一系列别的领导人开始不仅为托洛茨基的野心而不安，而且也为斯大林的威信的提高而担心。１９２３年７月３０日，布哈林从基斯洛沃茨克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谴责了斯大林“改组《真理报》编辑部”的“独断专行”。同一天，季诺维也夫也从基斯洛沃茨克写信给加米涅夫，批评了根据斯大林的意志作出的几项新的任命：“我们真的非常愤怒……而你竟让斯大林直接欺侮人……实际上没有任何三头政治（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说得千真万确。”（看来，他们已知道了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能是通过克鲁普斯卡娅知道的。）斯大林在回答８月１１日给他本人的信中提出的指责时说他“干的是苦差事”，他在给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的末尾这样说：“这是闲得没事找事，我的朋友们。”领导人之间关系显然复杂化了。

　　１９２３年夏天，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舍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基斯洛沃茨克附近的山里游玩时，途中在一个山洞里停留，在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所有的人（伏罗希洛夫除外）提议由托洛茨基、斯大林和第三个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组成“政治书记处”。同时取消总书记。“山洞会议”的参加者请求斯大林支持他们的建议。斯大林拒绝作这样的改组，理由是没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加里宁、托姆斯基、莫洛托夫——的参加无法领导党。后来斯大林这样谈到这件事：“我对从基斯洛沃茨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不过托洛茨基也拒绝了参加新的、明摆着是不稳定的三头政治的建议。

　　某些人认为托洛茨基拒绝与其他的领导人妥协是因为他想发动政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回忆道，１９２３年秋天，在党的上层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托洛茨基把自己想像为波拿巴”，“托洛茨基准备像波拿巴那样采取行动”。容易惊慌失措的季诺维也夫从这些流言中看到了军事政变的迹象，便建议让斯大林或伏罗希洛夫参加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托洛茨基对这个要把他所痛恨的“察里津分子”塞进他的“领地”的建议作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又一次提出了辞去所有职务，而且请求把他“作为革命的士兵”派到德国去帮助德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起义。然而托洛茨基的这个声明只不过是漂亮的姿态。季诺维也夫也作了类似的姿态，他宣布，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将代替托洛茨基以“革命的士兵”的身份前去德国。斯大林对他们的争执进行了干预，说两位政治局委员的离开将会打乱领导工作。此外，他还保证说，他并不想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占一个位子。于是共产国际派了拉杰克和皮达可夫去德国。

　　这时候托洛茨基深信，他的政治命运主要不取决于俄国发生的事件及其经济建设，而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过程。１９２３年４月，他在哈尔科夫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学习如何搞平衡，同时机警地注视着西方和东方，事态的发展不会使我们措手不及……如果西方响起报警的钟声——它是一定会响起来的，那么虽然我们至今大半身陷在估价、平衡和新经济政策之中，但是我们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响应：我们从头到脚都是革命者，我们过去是革命者，现在仍然是，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者。”托洛茨基仅仅只是在未来欧洲联邦的框架内来看俄国的发展的。他写道：“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公开战斗的新时期必然会提出革命的欧洲各国人民的相互国家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惟一的纲领性的解决办法是成立欧洲合众国。”

2007-6-19 15: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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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楼

　　由于德国可能爆发革命，托洛茨基觉得俄国变成欧洲合众国的一个州的前景特别有希望实现。不过并不是他一个人认为，德国在进行这样的革命后将在新的社会主义欧洲居于首要地位，而俄国将起那种为工业发达的西方提供原料等附属品的作用。他后来写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认为取得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不仅将供给苏维埃俄国机器和现成的产品，而且将输送几万名熟练工人、工程师和组织者，而俄国将以原料和粮食来支付”。由于对历史未来的发展有这样的看法，俄国经济问题被看做是次要的，而党的主要任务是准备世界革命。

　　魏玛共和国发生政治危机后，消息传来，托洛茨基和俄共（布）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将其看做出现革命形势的证明。１９２３年７月，政治局开会听取了拉杰克关于德国的革命形势的报告。８月２２日，政治局和德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其中讲到“苏联劳动群众应为未来的事变做政治上的准备”、“动员全共和国的战斗力量”和“给德国工人提供经济援助”等问题。为监督这项决议的执行，成立了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拉杰克、契切林组成的委员会。

　　１９２３年９月２２日，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以及中央委员会和各个党组织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宣读了题为《未来的德国革命和俄共的任务》的秘密报告。报告的论点在很多方面与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发展的前景和俄共在这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相符合。其中的一个要点的题目是《工农欧洲合众国》。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４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的决议：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９日发动革命。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动员红军在需要时援助起义的德国无产阶级的计划。

　　那么作为政治局委员和支援德国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对这些决定持什么态度呢？显然，他完全赞同那种认为苏联和德国的经济潜力结合起来很有好处的意见。如同Л．别济缅斯基所写的那样，斯大林在１９３９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和在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都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些思想。大概斯大林把可能得到德国工业的支持的保证看做苏联摆脱经济困难的方便出路。

　　然而早在１９０７年他在德国就听到过不少这样的事，这些事使得他不止一次地考虑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准备起义的问题。后来斯大林给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讲过１９０７年听到的关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集会的代表的故事。这些代表没有来得及参加游行，因为等待那个不知到哪里去了的负责收票的检票员等了很久，他们不敢在他不在时离开月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觉得这样尊重法律是荒谬的，它证明有这样的习惯的人不敢举行反对当局的起义。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０年，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白白等待德国革命的爆发，后来得知德国左派社会主义者听任自己的行动被镇压以及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这些事件只能增强他们对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性的怀疑。

　　虽然斯大林对关于准备德国革命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有证据说明他并不相信革命能取得成功。这可由他１９２３年８月７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来证明，信中说：“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应该不应该撇开社会民主党人去夺取政权？他们是否成熟到能这样做的程度，——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此。我们在夺取政权时，在俄国有这样的后备：一、和平；二、土地归农民；三、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的支持；四、农民的同情。现在德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这些东西。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这个邻国，而我们当时没有，但是我们此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如果现在德国的政权，这样说吧，垮了台，共产党人把它抓了过来，他们也会丢人现眼。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是这样。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被砸得粉碎，被扔回去。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作者注）想‘教育群众’，——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一定会把作为演习的游行示威变成决战（他们现在有这样做的一切条件）并把他们打败。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没有睡大觉，但是让法西斯分子发起进攻对我们有利：这会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根据所有材料，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力量还很弱。依我看，应当劝阻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祝一切都好。斯大林。”

2007-6-19 15: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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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楼

　　列夫·别济缅斯基对这封信作了如下评注：“由于命运的戏弄，１１月８日至９日发生了另一种‘革命’：希特勒在慕尼黑进行了著名的‘啤酒店暴动’。斯大林的预言应验了。”斯大林关于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力量还很弱的判断也证明是正确的。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了稳定时期，这在它们的政治气候上反映出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浪潮中涌现的那些主张建立军事化专政的政治活动家不为社会所接受。希特勒的“啤酒店暴动”也遭到了失败，他在被捕和受审后被关进了监狱。

　　“战胜国”的那些维护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计划和赞成对革命力量实行“强硬政策”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失败。１９２２年秋天，丘吉尔惊奇地发现选民们怀着很大的仇恨对待他的竞选演说。他和他的党遭到了惨败，丘吉尔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职务。更早些，在１９２０年８月，罗斯福辞去了在美国政府中的职务，当年１１月他的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失败，选民们认为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和武装干涉是这个党造成的。虽然下述情况可以认为是一种巧合，但是完全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罗斯福政治上的失败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使得他的病情有所发展，结果造成终身下肢瘫痪。于是这个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活动家有几年的时间不能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著名活动家当中，只有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保持了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法西斯制度的独一无二的样板。戴高乐也避免了失败，因为他从德国俘虏营回来后（他从１９１６年起就在那里，并在那里认识了图哈切夫斯基）立即到圣西尔军事学校任教，避开了政治舞台。

　　然而那些赞成帝国主义战争和用军事手段镇压革命的人的政敌们也遭到了失败。经济的上升缓和了许多社会问题，各个西方国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尚未做好为争取更好的生活而进行革命的准备。俄共（布）的许多领导人忽视了这一情况，因此他们相信德国革命能取得成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托洛茨基准备投入红军的全部力量去支持德国革命，并像１９２０年夏天那样，试图打到西欧的中部去。他不能不发现斯大林对德国革命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持怀疑态度。托洛茨基有可能认为，应当剥夺那些在德国革命开始后妨碍再次“向柏林冲刺”的人的权力。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他给政治局送去一份声明，其中尖锐地批评了党的领导的对内对外政策。托洛茨基坚决要求把他的建议作为党和国家新的政治方针的基础。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１日接到了有关萨克森和图林根成立了由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的消息。这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德国革命眼看就要开始了。１０月１５日，四十六名党的著名活动家给政治局写信，这封信成了反对派的纲领。写这封信的人指出了国家经济中出现的危机现象，批评了“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系统”。他们在谴责缺乏目标明确的领导的同时，批评了“党正在几乎毫不掩饰地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上层选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社会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的现象。

　　提出这些指责是有根据的。那些开头在地下活动年代、后来在国内战争年代形成的领导方法，更适合于军事化组织。此外，列宁的患病，领导人之间的纠纷，甚至在托洛茨基的政敌当中也存在的协调行动的困难，“三巨头”当中的主要人物季诺维也夫经常出现的惊慌失措——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局的政策前后不一致。同时，从在这封痛斥党的领袖的“不民主”和“无首创精神”的信上的签名可以看出，《四十六人的信》的作者绝不是至今没有发表自己意见机会的“普通党员群众”的代表。基本上这是党的著名活动家，他们已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没有让他们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工作的不满。除布勃诺夫一人外，几乎所有签名的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分明显，这一大批潜在的“乘客”坚决要求进入“领导人乘坐的汽车”。在签名者当中有托洛茨基从流亡国外时期或国内战争时期以来的忠实支持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И．Н．斯米尔诺夫、罗森霍尔茨、В．В．柯秀尔、埃利钦、穆拉洛夫、阿尔斯基、别洛博罗多夫。签名的还有前“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民主集中派”纲领的赞同者皮达可夫、奥新斯基、В．М．斯米尔诺夫、В．Н．雅柯夫列夫（应为雅柯夫列娃）、布勃诺夫、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

2007-6-19 15: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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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楼

　　政治局委员们毫不怀疑《四十六人的信》是经托洛茨基同意的。后来季诺维也夫把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的题目稍加改动，称反对派的这封信为《四十六个和一个》。然而这“一个”并不急于作为反对派的首领出面。可能托洛茨基尚未下决心在领袖虽然身患重病但还活着的情况下作为党的领导职位的实际竞争者出现。而这时列宁又突然于１０月１８日出现在莫斯科。他从哥尔克返回后，到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办公室，在那里取走了二十本书。第二天，列宁在回哥尔克前，乘车驶过莫斯科的一些街道。

　　反对斯大林的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整个故事，说列宁到了家里后发现丢了一份文件。而且列宁像福尔摩斯一样马上就确定这文件是斯大林偷走的。是什么样的文件？为什么列宁准确无误地发现了偷文件的人？还有，存在不存在这丢失的文件？——这一切就让那位想出这个像是取材于几家合住的住宅内的纠纷的平常童话的瓦连廷诺夫以及重复这个未经核实的故事的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凭良心来回答吧。实际上，列宁这次回莫斯科时的状况已由陪同他的卫生员（左里科里姆沙、卢卡维什尼科夫）、司机里亚博夫和М．И．乌里扬诺娃作了详细描述，当时他就体力来说做不了什么调查。（列宁实际上说不了话，坐着轮椅，很容易累。）

　　不错，列宁来到莫斯科使得许多人相信这位国家领导人能够康复。因此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列宁的到来不仅没使据说被人发现在列宁家里进行盗窃的斯大林感到害怕，而是给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鼓了劲，鼓励他们采取有力的行动。１０月１９日，当列宁还在莫斯科时，八名（应为七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写信，其中包含着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四十六名支持者的尖锐批评。信中断定说，托洛茨基成了党和党的主要干部的所有反对者的中心。１０月２６日举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好像对列宁提出的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扩大到五十至一百人的建议作出迟到的反应一样，邀请了全国十个最大的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团参加全会。全会以一百零二票赞成、两票反对和十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把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发动评定为“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

　　这时德国的事态完全不像莫斯科所计划的那样发展。１０月下旬，德国国防军被派到萨克森和图林根去驱散那里的左派政府。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暂不进行发动。只有汉堡的德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由于没有及时得到停止的信号，在台尔曼的领导下于１０月２３日发动起义，但在一周内被镇压了下去。托洛茨基曾寄予不小希望的德国革命没有发生。

　　由于撤换那些可能妨碍红军进攻德国的领导人的迫切性消失了，托洛茨基决定暂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待比较合适的时机。他宣布自己１０月份在莫斯科郊区打野鸭时得了重感冒（虽然大家都知道，莫斯科郊区的野鸭在１０月份之前很久就不飞了）。再说，托洛茨基的病情也没有严重到需要卧床休息的程度。然而政治局委员们愈来愈起劲地敦促托洛茨基坚决谴责《四十六人的信》。斯大林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托洛茨基到底拥护谁，拥护中央委员会还是拥护反对派？……据说托洛茨基病得很厉害。就算他病得很厉害吧。但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写了三篇文章，并给他今天出版的小册子写了另外的四章。托洛茨基完全有可能写两三行字来说明他拥护反对派还是反对反对派，以满足询问他的那些组织的要求，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托洛茨基拖延着，保持沉默，他冒着失去自己的拥护者支持的危险。而在１９２３年托洛茨基仍然可以指望得到重大的支持。应当考虑到，还记得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的人数减少了，他们在党员中的比例一直在缩小，到１９２３年只剩下不到１２％。而在１９１７年之后，在托洛茨基的名字经常与列宁的名字并列时入党的人达到８８％。也应当考虑到，在“无产阶级政党”内“劳动群众”的代表只占少数。虽然党内形式上的“工人”占４４．９％，实际上其中的许多人只是从社会出身来说是“工人”，而“来自车床旁的工人”在党内只占１７％。托洛茨基在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声望特别高，这些人从１９１７年起便由工人转变为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的职员。他们领导工作的方法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年代形成的。他们难以适应新经济政策，其中的许多人渴望回到国内战争的“光荣时代”。

2007-6-19 15: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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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楼

　　托洛茨基在红军中也得到很大的支持。１９２２年批准的红军章程第四十一条讲述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传记，最后以这样的词句结束：“托洛茨基同志是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红军，带领红军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敌人。”这样的提法能使人把托洛茨基的政敌当做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自然应予以打击和消灭。由于和平时期开始裁减军队威胁到一系列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地位，其中某些人怀着希望等待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发出为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战斗的信号，准备在争权斗争中支持他。

　　托洛茨基依靠自己的支持者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初重新发起进攻，在莫斯科一个区的会议上讲述了他的小册子《新方针》的内容。这一次托洛茨基没有要求国家生活军事化，而是宣布“保守的官僚主义的派别活动的危险”是党的主要危险。托洛茨基提出：“结论只有一个：脓包必须切开和消毒，除此之外，——这是更重要的，——必须打开窗子，使血液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中的氧气。”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里说了一句成为名言的话：“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他把“青年”与“老干部”对立起来，巧妙地玩弄１９１７年之后入党的“新手”的自负心理。

　　在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寻求着党内青年学生的支持。在莫斯科的许多高等学校里拥护中央委员会的人与托洛茨基分子展开了激烈的和长时间的争论。米高扬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底从罗斯托夫到莫斯科后发现，莫斯科大学里“从早到晚，除了中间有短时间的休息外……总有人在吵吵嚷嚷地和大喊大叫地、有时是杂乱无章地发表讲话……在这些讲话的人当中拥护中央委员会路线的人很少……对党的路线的抨击非常尖锐。我觉得这些会议上的气氛难以忍受”。

　　米高扬回忆道，他“在参加这样的会后前去斯大林家，告诉他在莫斯科大学所见所闻的一切，也讲了我从发言中得知反对派在许多高等学校党组织和其他的党组织里占有上风。最后愤怒地说，我有这样的印象，觉得在首都不存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一切任其自流。我非常激动，对中央委员会的做法表示不满，觉得它放弃了实际上已在首都开始的争论，使得托洛茨基分子易于迷惑没有经验的人从而轻松地取得胜利。我问斯大林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至今保持沉默，它打算什么时候反击和如何反击。

　　“我记得，斯大林听完了所有这些，他的沉着和平静使我感到吃惊。他说，没有令人感到不安的特殊理由。十月全会后，已按照全会的指示做过几次协调好政治局工作的尝试。与托洛茨基商谈过两次，分析研究了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问题。而且在交换意见时没有出现严重的分歧。斯大林说：‘现在，在争论已经开始时，我们仍然力求一起和睦地工作，成立了一个起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的决议的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决定团结一致地发表意见，现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的最后草案的起草工作快要结束了。我们力求使托洛茨基也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政治局一致通过这样的决议，对党来说将具有重大意义，可能会帮助我们避免极不可取的广泛争论。’”

　　虽然斯大林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他采取有力措施来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如同卡冈诺维奇所写的那样，斯大林“建议立即把莫斯科委员会的书记们叫到中央来。斯大林同志听完他们的话后……对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捷连斯基同志说：‘捷连斯基同志，您虽然在与托洛茨基主义和所有反对派分子的斗争中采取正确的方针，但是这场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战斗您组织得很差，您在领导各区组织、尤其是各个支部组织方面不够有力。托洛茨基分子占领了一系列支部，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样下去他们也可能占领各个区，就像哈尔莫夫尼克区发生的事那样。您需要坚决改变莫斯科委员会的整个工作作风和做法。我们中央书记处必须认真抓莫斯科的工作。’他对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说，我提议派卡冈诺维奇同志去帮助莫斯科委员会，他同时还可领导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您，捷连斯基同志，应该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一起立即行动，力求莫斯科组织能发生一个转折。’”

2007-6-19 15: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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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楼

　　会后斯大林给了卡冈诺维奇这样的指示：“您到那里不用耍外交手腕，就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最好您现在待在宣传鼓动部里，因为那里没有任何领导。您作为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可以给莫斯科委员会的组织指导员直接下指示，——您就这样把莫斯科委员会的两个主要部门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它们同心协力地干。首先组织力量对这样一些支部里的气焰嚣张的反对派发起思想上的进攻，他们是利用不善于集合力量进行反击的布尔什维克的疏忽大意控制这些支部的。您不仅要与各个区，而且要与各个支部建立联系。”

　　从卡冈诺维奇的回忆来看，在斯大林领导下制订了向托洛茨基发起进攻的计划。着手动员优秀的宣传鼓动人员参加同托洛茨基分子的争论。革命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提供了特殊的帮助。他们对年轻人讲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多年的斗争，改变了年轻人心目中在１９１７年之后形成的把托洛茨基看做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观念。卡冈诺维奇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布尔什维克们为党、为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击败莫斯科组织中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

　　斯大林本人积极参加了自发开展的党内争论。他决定表明自己不怕争论。不但如此，他１２月２０日在俄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宣称，“争论……是党有力的标志……党的积极性提高的标志”。他说，在争论过程中正确地提出了关于党内生活各种不同缺点的问题。同时，斯大林显然注意到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的批评声势很大，并且发现那些企图证明党的领导的立场正确无误的人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

　　斯大林知道，在和平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党的生活民主化的口号会在党内得到积极的支持。他在１９２３年１２月说，造成“缺点”的原因之一是“军事作风的残余”，是党的“军事化”。他对许多参加争论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坚持的党的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表示支持（他们要求更加广泛地参加全党问题的讨论，根据可能改选党的领导人，放宽接收新党员的条件等），他提出：“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员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都让他们进行讨论。对于各级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评。”他谈到了必须举行“常设的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提出会议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他提议“把我们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进程有关的问题方面来”。为此，他提出举行有非党群众参加的经济会议。

　　不过对斯大林来说，党的生活的“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具有就各种不同问题进行广泛争论的自由，而且首先意味着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参加管理。因此斯大林提出“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有时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他坚持认为“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

　　斯大林主张“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不错，他也指出，在争论过程中也有人“走极端”——建议在选举时不必考虑党龄的长短。斯大林要求考虑党龄，以便使党不受“新经济政策的潮流”的影响，并使非无产阶级分子难以进入党内。

　　与此同时，斯大林力图揭示反对派的领袖们想要扮演民主的保护者的虚伪性，指出了他们的真面目——说明他们赞成使用粗暴地发号施令的管理方法。他在１２月１５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

2007-6-19 15: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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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楼

　　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托洛茨基分子把他们提出的“民主”的口号只用来作为掩盖以强力方法夺取政权和建立军事独裁的外衣。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底，红军政治部主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作了关于召开各高等军事院校共产党支部代表会议的指示，并给军队组织发了第２００号通令，其中要求根据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的论点改变红军党的政治机关的体系。政治局要求收回这个文件，但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１２月２７日的回答中对党的领导进行了威胁。１２月２８日和２９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宣传他对《新方针》的解释的文章，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这些日子宣称，红军战士将“团结一致”支持托洛茨基。这些声明令人感到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危险。

　　季诺维也夫像平常一样，陷入了恐慌之中，因此建议立即逮捕托洛茨基。虽然这一建议被否决了，但是党的领导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剥夺托洛茨基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们的权力。根据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决定，政治部的通令被撤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解除职务，１月１２日他的职务由布勃诺夫接替，此人这时已与“四十六人纲领”断绝关系。在这之前一天，托洛茨基的忠实支持者、从１９１８年１０月起就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斯克良斯基被解除职务。

　　１９２４年１月初，各个党组织内的争论结束了。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得到９８．７％的党员的赞同，而支持托洛茨基决议的赞同者只有１．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６日至１８日）的情况证实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失败。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参加代表会议：这时他在苏呼米，据说在那里进行感冒后的治疗。斯大林作了题为《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斯大林并不抱有幻想，并不认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在报告里承认，甚至在托洛茨基没有积极参加争论的情况下，许多党组织表示与他意见一致。托洛茨基的声望仍像以前一样很高。此外，如同在某种大张旗鼓反对一个人的群众性运动中常见的那样，人们出于同情单个人的感情往往会去卫护“受迫害”的人，特别是在这个人享有往日的荣耀和“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的盛名的时候。斯大林谈到，一系列党组织提出应给赞同政治局的决议加上“一些尾巴，比如说，是的，你们一切都很好，但是不要欺负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回答这些“尾巴”时说：“这里我不提谁欺负谁的问题。我认为好好分析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关于齐特·齐梯奇的著名的话对托洛茨基是十分合适的：‘齐特·齐梯奇，谁欺负你了？你自己在欺负一切人。’”（齐特·齐梯奇是俄国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代人受过》中的主人公。）

　　根据参加代表会议的米高扬说，斯大林“说话平静而有论据……斯大林没有尖锐地提出问题，避免说生硬的话，尽量使用缓和的词句”。与此同时，斯大林竭力对争论作出全面分析，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指出它的“三个时期”和托洛茨基的“六个错误”。虽然他在评价反对派的行动时比较克制，但是把主要结论说得非常坚决：“我们不能容忍集团和派别组织，党应当是统一的和完整的……”他坚决驳斥反对派纲领的基本论点，说道：“不能把党和机关对立起来，不能胡说干部有蜕化的危险，因为这些干部都是革命的；不能在这些革命干部和青年之间找空子，因为青年和这些干部现在步调一致地前进，将来还会步调一致地前进。”

　　斯大林出乎反对派意料地宣读了至今一直保密的党的十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的一个条文。根据这个条文，中央委员会受权“如遇违反纪律、恢复和容许派别活动的事情发生，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非常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如同米高扬指出的那样，“反对派的支持者否认在现在条件下这个条文的可接受性，认为一般提起它就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因为它是‘秘密的’。因此斯大林的报告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激烈的批评。例如，拉杰克说报告人‘从衣袋里掏出党的十大认为应保守秘密的决议’，‘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都没有决定要斯大林这样做。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决定把党的代表大会宣布保密的文件公开，让全党都知道’”。

　　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在做结论时如同在做报告的整个时间一样，外表上仍是平静的，但是尖锐地提出了与反对派有分歧的所有问题。这一次他对争论的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斯大林力图说明反对派分子发言的蛊惑人心，他们大声叫嚷经济领域和党内的危机，但是没有为防止和克服危机提出任何办法。斯大林就销售危机和因此而产生的社会风潮说：“当时反对派在哪里呢？如果我没有弄错，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克里木，萨普龙诺夫在基斯洛沃茨克，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完了他的论艺术的文章，准备来莫斯科。在他们还没有来到之前，中央委员会就已经在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来到时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他们既没有参与一句话，也没有对中央委员会的计划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我肯定地说，无论在九月全会上，无论在书记会议上，现在的反对派分子对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党内危机’和‘民主’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

　　斯大林嘲笑了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萨普龙诺夫、拉杰克的蛊惑人心后，用严厉的语气结束了他的结论部分：“反对派所反映的是党内外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和意图。反对派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帮助了我们党的敌人，帮助了那些想削弱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

　　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大批吸收车床旁的工人入党的决定，是这种把反对派看做依靠非无产阶级力量的政治运动和助长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现象的评价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贯彻列宁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国家的领导的思想，但是归根结底是与它一致的。这样的大批吸收工人入党，不久就称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

　　在列宁由于担心党发生分裂为与托洛茨基达成妥协提出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建议后过了一年多，斯大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从而保持了党的团结。显然，列宁由于患病而加深了的担忧是不必要的，而他缩小斯大林的权力的意图没有实现。相反，斯大林由于很好地领导了这次击败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他的权力增强了，威信也提高了。

2007-6-19 15: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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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楼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对斯大林无限信任，准备无保留地完成他的任何命令，这成为一种良好的土壤，适宜于滋长对他没有批评、赞赏变成无节制的颂扬的风气。到３０年代初已经形成了对领袖表示恭敬的礼节仪式，后来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在《白海运河》一书中这种仪式的某些成分得到了赞赏性的描写。事先就想像着拟在１９３２年初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会议的开幕式，书的作者们写道：“乐队奏鸣起来。大家都将站起来。孩子们将跑过舞台并向主席团抛鲜花。带着自己汇报的老工人、红军战士、海军战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院士将列队行进。整个深红色—金黄色的剧院大厅里的人们又将站起来，鼓掌鼓得吊灯都颤动——这是全国在欢迎领袖。这是斯大林——他们的朋友、同志、导师，还有某种宏大的东西、某种特殊的伟大的智慧，它似乎是普通的，同时又是异常不平凡的、崇高的——一切人类称为天才的东西。他身穿普通的弗伦奇式上衣站着——一百四十个民族向他致意。何止一百四十个！在温暖的大洋里轮船炉膛前的司炉工、上海船坞上的工人、高地草原上农场主和牧场主的工人、鲁尔的矿工、比利时的冶金工人、意大利的雇工、加利福尼亚矿山里的矿工、澳大利亚翡翠矿里的矿工、非洲的黑人、中国和日本的苦力——所有被压迫被奴役的人都在重复着这种致意。”

　　新闻记者、政论家、作家、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仿佛互相竞争着颂扬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真理报》头条放上了这样的标题：“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胜利的学说照亮了我们的斗争道路。斯大林英明、坚强的领导指引我们走向胜利”。报纸社论充满了对斯大林的颂扬：“推出了一辈英明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为自己找到了最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伟大的斯大林，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巨人……斯大林的高瞻远瞩、坚强不屈，对机会主义的细微表现决不妥协，战胜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使别人倾听他像倾听斯大林那样。”文章以这样的话结尾：“向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钢铁队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建筑师——斯大林同志致以热烈的敬礼！”

　　１月２９日《真理报》这样评述斯大林所作的中央总结报告：“党的领袖卓越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一步一步地阐明了错综复杂的当代国际形势、危机运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紧张局势，显示了苏维埃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社论以这样的话结束：“胜利于我们是有保证……因为有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用伟大工作纲领武装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这样的不屈不挠和英明天才的舵手。”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期间，联共（布）中央书记С．М．基洛夫称斯大林是“光荣的坚如磐石的列宁主义者”，“优秀的列宁主义者”，还有“光荣的、不屈的、伟大的领导人和战略家”。对斯大林的类似这样的颂扬响彻在代表大会讲台上，充斥于每个发言人的讲话中，其中也包括来宾——来自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人，还有在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致辞中（只有在斯大林自己的报告中以及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Н．И．叶若夫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对斯大林的无止境的颂扬也充满了所有过去的反对派表示悔过的发言中——发言者有А．И．李可夫、М．П．托姆斯基、Л．Б．加米涅夫、К．Б．拉杰克、Е．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Ｂ．Ｂ．洛米纳泽等。Н．И．布哈林称他是“世界革命的元帅”。

　　这时在盛大的聚会上对斯大林表示尊敬的祝酒词、向他致意的话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时还总是伴有暴风雨般的掌声。斯大林的肖像、雕塑像装饰着国家机关的办公室，而过节时则装饰着建筑物的正面。在节日游行时全国各城市的人们都举着斯大林像。

　　为表示尊敬，许多城市——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诺、斯大林尼里等，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帕米尔峰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诗人写诗献给斯大林。哈萨克民间诗人江布尔作了长诗，其中说：“斯大林！春天的太阳——这是你！你瞧一下，犹如洒下温暖的阳光，田野上麦穗串串，鲜花盛开，心搏得更欢，血变得更热。”列兹根人的民间诗人苏莱曼·斯塔利斯基在自己的诗作中称斯大林是“不可战胜者”、“幸福的缔造者”、“全世界的建筑师”，并断言“整个地球都听从”他。作曲家把歌颂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长诗变成歌曲。其中一首有这样的词：“在苏维埃大地上，黑夜不会由黑暗来代替，太阳——斯大林在它上空照耀着。”

2007-6-19 15: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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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楼

　　１９３７年初访问莫斯科的利昂·费赫特万格尔说：“百姓对斯大林的崇拜和无限迷信——这是首先引起在苏联旅行的外国人注目的现象。在所有的角落和十字路口，在合适和不合适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半身雕像和画像。不得不听到的话语，不仅仅是政治性话语，而且连以科学和艺术为主题的报告也充斥了对斯大林的颂扬，这种神化常常采取的是索然无味的形式……至少令人费解的是，极为难看的斯大林半身雕像与在其他方面布置得尚有情趣的伦勃朗展览会有何相干。在一次有关苏联戏剧艺术的报告会上我听到，到目前为止表现得尚有分寸的报告人突然热情地颂扬起斯大林的功绩来，这令我相当沮丧。”

　　确实，费赫特万格尔短暂的访问和他对苏联生活的表面了解不可能使他注意到，斯大林不是惟一得到如此敬仰的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机关的办公室里除了有斯大林的画像，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画像。在节日期间他们的画像同样装饰着建筑物的正面，节日游行时也举着他们的画像。为对许多知名的苏联领导人表示尊敬，在他们生前一些大城市就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特维尔曾名为加里宁，彼尔姆——莫洛托夫，卢甘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等），北半球的海角、山峰、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其他企业也都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民间诗人江布尔作了长诗表示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叶若夫和苏维埃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敬意。出现了歌唱“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的歌曲，而在阿尔捷克少先队员唱的歌中有这样的歌词：“每时每刻敬爱的莫洛托夫都记着我们！”画家和雕塑家则把为历史留下国家领导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等人的形象看做是自己的职责。

　　虽然Н．С．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苏共党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说道，马克思主义反对颂扬领导人，并且是毫不妥协的，实际上还是革命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像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已经产生了颂扬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其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传统。类似的敬仰不仅仅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且对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总理А．Ф．克伦斯基也一样。阿尔卡季·盖达尔在回忆阿尔扎马斯于１９１７年夏天时写道：“在每一期报纸上都有他的肖像，‘克伦斯基讲话’，‘居民给克伦斯基经过的路上铺满鲜花’，‘一群激动的妇女把克伦斯基抬了起来’……邮局的电报有十分之一是发给克伦斯基、向他致意的。这些电报发自群众集会、学校的会议、教会会议、杜马、神幡手协会——真正是从聚集了几个人的各个地方。”

　　十月革命后，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党的其他领袖成了颂扬的对象。无论是列宁还是其他活动家都没有反对这一点。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在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上作了两个报告：《列宁——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和《列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就在这次会议的主席团中。演说者以向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表示致意的祝辞结束报告。领袖们的肖像和雕像装饰着所有的机关。在国家地图上出现了列宁格勒，还有托洛茨克、季诺维也夫斯克。许多企业和机关用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

　　利昂·费赫特万格尔在解释个人崇拜现象时断言：“俄罗斯人喜欢夸大，他们的话和手势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最高级的程度，而且，当他们能宣泄自己汹涌的感情时，他们感到高兴。”但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获得了特别的尊敬。１８２５年在上秘鲁建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名字是对西蒙·玻利瓦尔的尊敬（而且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他领导了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通常，革命推翻了传统上受尊敬的君主，伴随着出现的是新的民族英雄——一般是以建立的共和国的总统为代表的。为了纪念革命领袖，在美洲国家里城市、广场和街道取名乔治·华盛顿、贝尔纳多·奥希金斯、何塞·圣—马丁等。他们的肖像印在邮票上、硬币上、纸币上。为纪念他们，高立起他们的雕像、纪念碑。例如，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岩石上刻出了四位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的巨型雕像。政权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后，在大变革时期这个人在社会上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过分赞美他的个性，赋予他超人的品质和美德，建立起整套崇敬他的仪式。在欧洲拿破仑·波拿巴的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复活了古罗马对帝王的神化。在２０世纪，中国的孙逸仙、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基马尔、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波兰的毕苏斯基和其他“民族之父”获得了特别敬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对重建的极右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当这些人执掌政权时，对他们的个人崇拜就推广到整个国家——意大利和德国。

2007-6-19 15: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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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0楼

　　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谦逊淳朴的斯大林会容忍对自己的神化？在自己的《莫斯科·１９３７》一书中，利昂·费赫特万格尔写道：“如此程度的崇拜显然使斯大林感到厌恶，有时候他自己也嘲笑这一点。”费赫特万格尔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曾说出了“对他个人俗气的和夸大的崇拜的意见”，用他的话说，斯大林“为自己的工人、农民辩解说，他们过分忙于自己的活，因此无法培养自己有高尚的情趣，他还拿数十万尺寸大得出奇的有小胡子的人的肖像——游行时在他眼前晃过的肖像开玩笑……所有这些喧闹他都忍耐着，他声称，这只是因为他知道，节日的狂热给它的制造者带来了某种幼稚的欢乐，他也知道，对他的这一切并不是对个人，而是对一种潮流的代表。这一潮流确认，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比持续不断的革命更为重要”。

　　显然，斯大林的这种解释是使费赫特万格尔满意的：“不应有任何怀疑，这种失去分寸的崇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真诚的。人们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自己的无限赞美。他们确实认为，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成为今天这样的人，要归功于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神化……是与经济建设的成就一起有机地发展的。人民因为有粮肉吃，能受教育，有安定的秩序，建立起能保障这新的富足安康生活的军队而感激斯大林。人民应该有一个他们可以向他表达感谢的人，感谢他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选择的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远离现实的‘共产主义’，而是具体的人——斯大林……因而失去分寸的崇敬并不是对斯大林这个人，而是对经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就的代表。人民说，我们热爱斯大林，这是他们信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直接的表达。”

　　到处都可以见到对斯大林的热烈的爱。М．А．斯瓦尼泽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插曲。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９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还有斯大林的孩子和亲属参观莫斯科地下铁道的最初一批车站。突然“掀起了难以想像的喧闹，公众拥来欢迎领袖，喊着‘乌拉！’并跟在后面跑着……欣喜若狂和鼓掌、欢呼超过了分寸”。激动的人群难以阻挡，在一个车站上人们挤翻了一盏铁制的灯，打碎了灯罩，而斯瓦尼泽本人在拥挤中差点喘不过气来。过了几天斯大林解释人们在地铁车站的行为，用斯瓦尼泽的话说，他“说出了人民自发的盲目崇拜、渴望有沙皇的想法”。

　　虽然斯大林是推翻了沙皇政权的革命的化身，苏联人民比起全俄帝王的臣民来，完全是用不同的范畴来领悟自己的情绪。大概，他们在红场上的节日纵队里走过列宁墓、看见了斯大林时，体验到的感觉就像是１８８８年年轻的库普林在克里姆林宫亲眼目睹亚历山大三世时的感受。他在自传体中篇小说里描述了自己的印象，小说里他通过亚历山德罗夫的形象描写了自己：“整个莫斯科高兴地呼喊着、叫嚷着。整个巨大的、人口众多的、坚固的、古老的、沙皇的莫斯科……沙皇越来越近地走向亚历山德罗夫……他的眼中如一股浓浓的金流倾泻出平静而巨大的欢乐。多么幸福的、多么崇高的、永远也不会忘却的时刻！亚历山德罗夫就像不存在了似的，他像一粒浮尘淹没在千百万人共同的感觉中了。同时他又明白，他的整个生命以及千百万人的祖国的意志都集中起来并得到了不可动摇的、惟一的、坚强有力的肯定。”

　　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２日的日记中，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记下了那种狂喜的感受。当时他和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看见了斯大林，他走进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会场。“礼堂里发生了什么！他站着，有点疲倦，一副沉思和庄严的神情。可以感觉到他对权力的非常的习惯、力量，同时又有某种温柔的、温和的东西。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所有人的脸都流露出热爱、温情、崇高和笑容。看见他——就只是看见——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就是幸福。杰姆琴科一直对他说着什么。我们都羡慕、嫉妒——她多幸福！我们怀着景仰的心情来领悟他的每个手势。我甚至从来也不认为自己能有这样的感情。当大家向他鼓掌时、他掏出怀表（是银的）并带着美妙的微笑给大家看时——我们大家就窃窃私语起来：‘表，表，他给大家看表。’——后来已经散会了，在挂衣架旁我们又想起了这表的情景。帕斯捷尔纳克始终对我低语着关于他的激动的话，而我对他，也是我们俩异口同声地在说：‘哎，这杰姆琴科挡住了他！’……我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走回家，我们俩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毋庸置疑，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理解，对领袖的崇拜对于团结社会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对向他的不应有的谄媚表示过不满，他还拒绝了过多的奖赏（这不同于他的继承者），后来还坚决否定了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达尔的提议，否定了设立“斯大林勋章”和其他许多颂扬和赞美他个人的举措，显然，他相信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甚至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因此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削弱它，更不用说铲除它。

2007-6-19 15: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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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楼

　　基洛夫被害

　　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闭幕会上Н．С．赫鲁晓夫作了报告以后，苏联官方宣传部门坚决地向苏联人民的意识中灌输这样一种说法：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占了上风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是苏联领导所犯的错误、罪行，是滥用权力的主要原因。赫鲁晓夫强调，在谋害政治局委员、俄共（布）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С．М．基洛夫以后，大规模的无根据的镇压就展开了，他明显暗示斯大林在组织这一罪行中负有责任。同时大家也知道，赫鲁晓夫旨在证明，斯大林在谋杀基洛夫案中有罪，而专门建立的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的努力结果是徒劳的。８０年代中期要找到斯大林谋杀基洛夫罪行的“确凿证据”的企图也无果而终。但是人们还是顽固地回到赫鲁晓夫的说法上，并且这种说法流传开来了。

　　各种各样的作者都断言，斯大林决定摆脱基洛夫，这样就可以压倒政治局内部的反对派。赫鲁晓夫曾宣称，党内在粉碎“反对派”和“左右倾”后，对斯大林来说有“健康的”抉择，远在此之前И ．杰伊切尔把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和鲁祖塔克算做是斯大林政治局里的“自由派”。为了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并把他与“善良的”基洛夫对立起来，沃尔科戈诺夫甚至编造了据说是在玩击木游戏时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对话。

　　罗伯特·孔克韦斯特认为，在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基洛夫完全是和斯大林对立的。他指出：“大概在１９３４年中期，斯大林得出结论：只有惟一的办法可以防止削弱他的政体和保持压倒自由派，应该杀死基洛夫。”据孔克韦斯特所见，斯大林作出这个令人吃惊的决定有几个原因：第一，据说基洛夫拒绝夸大斯大林在外高加索的革命活动的意义；第二，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稍稍增加了凭卡供应副食品的标准（据说他们争论时在场的赫鲁晓夫的叙述成为这一说法的根据），为此斯大林和基洛夫发生了冲突；第三，据说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州阻碍完成集体化，这使斯大林非常恼火（Ｐ．梅德韦杰夫支持斯大林对杀害基洛夫一事负有责任的说法。他认为，基洛夫和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对世界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上的分歧是原因之一）。

　　许多人认为，斯大林认为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总书记敌视基洛夫的原因。

　　Р．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说，“２月９日至１０日夜计票委员会打开了表决的投票箱”，结果，斯大林与其他中央委员候选人相比得到的票数最少。“反对基洛夫的只有三票，反对斯大林的有二百七十名代表大会的代表”。Р．梅德韦杰夫写道，在代表大会期间“形成了基本上由州委和少数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非法集团，这些人比别人更多地感到和理解斯大林政策的错误性。这个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是中央黑土州委书记И．М．瓦列伊基斯。谈话是在几个负责干部的莫斯科住宅里进行的，参加谈话的有Г．奥尔忠尼启则、Г．彼得罗夫斯基、М．奥拉赫拉什维利、А．米高扬。他们提出了建议：把斯大林换到人民委员会主席岗位上，而俄共（布）中央总书记则选举С．М．基洛夫担任。这一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与基洛夫谈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坚决拒绝了，而没有他的同意整个计划就是不现实的”。Р．孔克韦斯特对这个说法补充道，北高加索边区党委书记Б．П．舍博尔达耶夫向基洛夫转告了这派人的提议。（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斯大林决定不去碰阴谋分子，而去打死不仅向他通报了这个计划并且谴责这个计划的基洛夫。）

2007-6-19 15: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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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楼

　　即使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存在如Ｐ．孔克韦斯特和Ｐ．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分歧，斯大林也未必会采取谋杀行动。类似的分歧经常把政治局委员分成两派。假如自己的战友因为诸如国内某个州凭卡供应副食品这样的问题，就命令杀害他们，那么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斯大林就会没有同事了。此外，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斯大林和基洛夫在孔克韦斯特和梅德韦杰夫所指的问题上有分歧。

　　А．乌拉姆否定斯大林对杀害基洛夫有责任的说法，他写道：“就算斯大林想摆脱基洛夫，但他是否为此选择了这种方式呢？他有理由不信任亚戈达。布哈林１９２８年在与加米涅夫的谈话中告诉他，亚戈达支持他和李可夫的立场。从别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与布哈林有着友好的关系。１９３６年９月斯大林让亚戈达退休……他能信任他，让他去执行１９３４年发生的这么凶险的使命吗？”А．乌拉姆公正地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其他的方式来摆脱不合他心意的政治活动家。

　　应该考虑到，基洛夫没有把自己看做是斯大林的竞争者，因为那样的话他在政治局里会占据更高的地位。那时根据官方仪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和画像的排列顺序，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确定每一个人在政治阶梯中的位置。１９３４年政治局委员的排列顺序是这样的：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基洛夫、安德烈耶夫、科肖尔。尽管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非常重要，他们的领导人从来也不是苏联的第二号人物。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占据着就重要性而言是国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不同，基洛夫不在大会主要报告者之列，虽然他是公认的演说家，曾被委托在代表大会期间组织的红场上的群众集会上发言。

　　罗伊·梅德韦杰夫所引用的作为代表大会上表决结果的资料没有文件可以确认，而且他引的资料也不是完全的表决结果（除了斯大林和基洛夫，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七十一名委员、六十八名候补委员）。基洛夫得到很少的“黑球”（（指反对票。））这一事实本身也不一定能证明他的声誉。刊登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的党代会简报的所有读者都知道，类似的表决中不太知名的党的活动家往往会一致通过，或者得到极少的“反对票”。基洛夫的“胜利”只能证明他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抢眼。

　　最后，基洛夫不仅不是斯大林的竞争对手，相反，他还是斯大林最忠实的战友之一。２０年代末一些政治委员在选择斯大林还是布哈林上有所动摇或是保持中立。（В．М．莫洛托夫在说明М．И．加里宁的立场时，回忆道：“他有点向右摆，”又补充说，“伏罗希洛夫也向右摇摆。”）基洛夫与他们不同，他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一起在支持斯大林上是坚定不移的。在代表大会上的及大会期间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中他都热情地表示要忠于斯大林和他的政策。因此几乎一致地表决支持基洛夫可以说是支持斯大林的间接表示，无论怎样也不能说这是反对斯大林的政策。

　　Р．梅德韦杰夫引用某位А．М．杜尔马什金（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М．С．丘多夫的好朋友）的话说“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明显疏远了”，这也不是有分量的证据。从斯大林的警卫长Н．С．弗拉西克的《笔记》来看，斯大林和基洛夫不仅是志同道合者，而且是好朋友。

　　“斯大林最喜爱和尊重基洛夫，以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之爱去爱他。基洛夫同志来莫斯科和去南方对斯大林来说是真正的节日。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名字和父称。））一般来一两个星期。在莫斯科他住在斯大林的住宅里，斯大林几乎和他形影不离”。斯大林的警卫员Ａ．雷宾确认，基洛夫经常与斯大林结伴度假：“每年这个时候基洛夫到斯大林这里来……他们有坚实可靠的友谊……斯大林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感到骄傲。”关于１９３４年夏天他又说：“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年里很少有人造访斯大林的别墅……只有基洛夫没有忘记斯大林，整个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他都习惯了住在我们这里。甚至他睡斯大林的床，而主人安于睡沙发。”М．А．斯瓦尼泽在基洛夫被害前几天的日记里记述，斯韦特兰娜与基洛夫交朋友，因为斯大林“与他很要好，很亲近”。

2007-6-19 16: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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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楼

　　１９３４年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恶化，而且还加强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下面这情况：基洛夫和日丹诺夫一起在１９３４年８月对涉及苏联历史和新历史的教科书的重要的思想意识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和加工，成为斯大林的合作者。

　　然而，排除了斯大林是嫌疑者后，不能认为就没有人不希望基洛夫死。像所有知名的政治活动家一样，基洛夫不仅引起人们的好感，也招来仇恨。留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就宣称基洛夫是机会主义者，把他算做“适应任何制度、任何政治体制”的人。在《纲领》里断言，革命前基洛夫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弗拉基高加索的立宪民主党报纸的编辑。在反对派圈子里也常回忆起１９１９年基洛夫在阿斯特拉罕时女社会革命党人瓦谢尔曼的说法，说他实际上是过去的修士司祭伊利奥多尔（С．特鲁法诺夫），是革命前察里津极右运动的首领。

　　基洛夫也还有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敌人。不应该忘记，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是有个人动机的：基洛夫与尼古拉耶夫的前妻有恋爱关系。А．乌拉姆在分析他掌握的杀害基洛夫的事实时得出结论：“杀害基洛夫是由惟一一个人……尼古拉耶夫深思熟虑，并实施的行动。”顺便说一句，梅德韦杰夫也承认，“说到尼古拉耶夫，那么所有的文献资料都一致认为，这个心理不平衡的人的行动起先是因为个人动机。这个充满愤恨和虚荣的失败者自认为是热利亚博夫（（可能是指安德烈·伊凡诺维奇·热利亚博夫（１８５１—１８８１），革命的民粹派分子，他策划组织了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后者在圣彼得堡被绞死。）），把准备杀害基洛夫看成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行动”。

　　但是，假如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有预防措施的话，心理不平衡的尼古拉耶夫也未必敢实施谋杀基洛夫的行动。许多事实，其中包括罗伊·梅德韦杰夫用来指责斯大林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负责基洛夫安全的人做了不少使尼古拉耶夫不受阻碍的事。还是在基洛夫被害之前，尼古拉耶夫就仔细地研究过他散步的线路。罗伊·梅德韦杰夫写道：“有一次散步时警卫拘捕了一个走近基洛夫的人，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在他的公文包上有一个切口，不用打开公文包上的锁扣，通过切口就可以掏出藏在里面的手枪。在公文包里还有基洛夫散步的线路图。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局长И．扎波罗热茨审问Л．尼古拉耶夫，他是不久前才来列宁格勒的Г．亚戈达信任的人……扎波罗热茨没有向自己的直接首长、接近基洛夫的Ф．Д．梅德韦季报告被拘捕者的事，而是打电话给莫斯科的Г．亚戈达……过了几小时亚戈达就指示释放尼古拉耶夫。”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尼古拉耶夫“过了些时候……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警卫拘捕，并再次发现他带有那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又一次释放了尼古拉耶夫”。

　　А．雷宾曾与斯大林一起在凶杀后第二天到列宁格勒。他也注意到了杀害基洛夫的这些情况：“警卫工作人员中有关这次凶杀的谈话没有停止过，大家都诅咒尼古拉耶夫，但是也都在问：是谁给了他手枪？闻所未闻的是，在斯摩尔尼宫门口和莫斯科车站院子里两次拘捕了持枪的凶手，却立即被扎波罗热茨释放了！在劫运降临的那一天尼古拉耶夫也自由地潜入了斯摩尔尼宫，在禁止上去的楼层逛了整整一小时，坐在窗台上等候基洛夫。在走廊里却没有应该在基洛夫及其副手们的办公室旁值勤的任何警卫。而且不管基洛夫在不在斯摩尔尼宫都应该在走廊里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见踪影。总之，作为一个组织政府警卫工作的专家，我完全明白：这里某级组织中有叛徒……结果是，基洛夫的私人警卫不怎么关心他的安全，不去注意使他、也使任何人免遭凶杀。”

　　基洛夫案件的侦查过程也引起不少怀疑：基洛夫的警卫长鲍里索夫在凶杀发生后立即被逮捕，却未被提交斯大林要亲自参加的审问，说是由于汽车事故在去审问他的路上死了。

2007-6-19 16: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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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楼

　　杀害基洛夫以及在这一案件的侦讯中的这些和那些可疑之处被斯大林的反对者利用来控告他本人组织了这起罪行。但是很明显，首先引起怀疑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行为，确切些说是不作为。雷宾认为杀害基洛夫的罪犯是扎波罗热茨和亚戈达。与此同时他还提到，１９３４年秋天，基洛夫去哈萨克斯坦了解粮食收获的情况，“与国家保安局机关因其对流放来的富农家庭移民的野蛮态度发生了冲突，回莫斯科后他向亚戈达指出了这些违法行为。亚戈达把这一切看做是打击他个人威望的做法，便埋下了对基洛夫的个人仇恨”。

　　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亚戈达和扎波罗热茨纵容谋杀基洛夫，但也未必能用“哈萨克斯坦”一事来解释亚戈达图谋除掉基洛夫的行为。应该注意到，亚戈达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和矛盾的。从传播布哈林与加米涅夫１９２８年７月的谈话内容起，亚戈达和他的追随者就引起斯大林的不信任。确实，１９２９年秋天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了在农村反对“阶级敌人”、在城市反对“破坏分子”的行动，但是在总局上层进行清洗未必是合适的。然而１９３１年斯大林竭力要削弱亚戈达及其追随者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影响。抱着这个目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他让工农监察副人民委员、俄共（布）中监委主席团成员И．Ａ．阿库洛夫担任。１９２４年起任职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前工作人员Ａ．奥尔洛夫（列夫·费尔德宾）确认，本有意让阿库洛夫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主席，但是在１９３２年“亚戈达很快就得以损害阿库洛夫的威信，并说服斯大林把他从‘机关’里清除出去”。

　　从一切情况来判断，受到失宠威胁的亚戈达采取了措施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为此他利用了与马克西姆·高尔基（彼什科夫）的关系。高尔基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至今仍是秘密。他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其中有些是相当令人费解的。高尔基的国外稿酬用作１９０５年革命资金，而保存该稿酬的人却是个冒险分子——帕尔武斯（在第一本书中已叙述过他的活动）。高尔基的养子彼什科夫（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兄弟）身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中间，先是当高尔察克的顾问，后又在法国国防部任职。有理由认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领导人，首先是亚戈达，利用作家广泛的国际联系来达到自己的职业上的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西姆·高尔基远非是在侦察和反侦察中起重要作用的第一位作家。这样的作家还有达尼埃尔·笛福、博马舍、У．С．毛姆、格雷姆·格林、扬·弗莱明等。）

　　顺便说一句，亚戈达也积极利用其他作家来进行自己的职业活动。Ｂ．科日诺夫举出了一批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合作的作家：“И．Э．巴别尔、Ｏ．Ｍ．勃里克、А．维肖雷（Ｈ．И．科奇库罗夫）、Б．伏林（Б．М．弗拉德金）、И．Ф．日加、Г．列列维奇（Л．Г．卡尔曼松）、Н．Г．斯维林、А．И．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领导给予以Л．Л．阿韦尔巴赫为首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领导特别的支持。在亚戈达的别墅里，作家、批评家、戏剧家和新闻记者经常聚会。他们中许多人为亚戈达扮演的角色犹如“布哈林派”的政论作者在颂场自己的领袖中的角色。显然，这种情况开始使斯大林不安，因此他在与一批批作家的个人会见时竭力要弄清楚他们的情绪。这些会见的结果便是消灭拉普并在１９３４年建立苏联作家协会。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旅行成为亚戈达自我标榜的新借口。在这次旅行过程中他竭力强调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主席在组织囚犯建设这条运河中的作用。然而陪同领导人的许多记者和作家都没有记下斯大林及随行的政治局委员们对亚戈达活动的任何高度的评价，也没有记下能证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主席与斯大林亲近的任何小事。用海军上将И．С．伊萨科夫的话说，整个旅行期间斯大林“推托着，不想作讲话”。在惟一一次讲话中他狠狠批评了前面发言者过分热情的讲话并提醒注意征服北极地带的困难，给盛大的仪式注入了不谐调的音符。

2007-6-19 1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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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迎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而问世的关于白海运河的书应该是展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亚戈达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巨大作用的。许多文学家为该书作出了努力，其中有马克西姆·高尔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米哈伊尔·左琴科、瓦连京·卡塔耶夫、Ｂс．伊万诺夫、维拉·贝尔、列夫·尼库林、Ｂ．什克洛夫斯基、布鲁诺·亚先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拉普领导人Л．Л．阿韦尔巴赫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员Г．菲林是该书的编辑。“改造”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被作者们描绘成契卡工作人员塑造新人的过程。亚戈达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在他们身上灌输进活的灵魂。”同时，在高尔基所写的一章里说，“这本书的缺点大概还得算上这一事实：有关三十七位契卡人员和亨里希·亚戈达的工作讲得太少了”。作家解释说，这是他们“谦虚”。分发给大会每位代表的书有大相册那么大，大幅肖像画插页放在每章之前，依次是斯大林、亚戈达、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与此同时，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只有一张不大的照片放在书末。

　　也许，这是对国家领导新级别的暗示。在这本书里对国家领导人的评价，部分地是与代表大会前非正式会议参加者的提议相吻合的。他们提议将基洛夫推到最高一级，将莫洛托夫挤掉，提议由基洛夫替换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这无异于就是要推翻斯大林，这一点是该书的作者们没有想过的。很难相信，代表大会前几天中提议换掉斯大林的人，后来又在代表大会讲台上公开颂扬他并指望保住他对他们的信任，也保住将斯大林几乎奉若神明的全国共产党员和成千上百万苏联人民对他们的支持。

　　甚至斯大林在党内的反对者也意识到，他离开政权将是对全国的莫大震撼，以致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垮台。一名在俄罗斯的托洛茨基的记者这样描写被粉碎的“反对派”成员的情绪：“他们一直讲着对斯大林的仇恨……但也常常补充说，‘假如不是他……一切也会分崩离析。正是他把一切保持在一起’。据杰伊切尔说，过去‘反对派’的领袖‘埋怨着，叹息着并谴责着。他们继续称斯大林是政治局里的成吉思汗、亚洲人、新伊万雷帝。斯大林到处有耳目，他们的埋怨和形容语马上被报告给斯大林。他知道被他贬黜的反对者的真正的感情以及他们对他的公开赞誉的价值。但是他深信，说这些尖锐的用语不过是他们政治上无能为力的表现，他们不会走得更远。确实，反对派的老人们对未来的希望是渺茫的。同时他们等待并克制着比较年轻和性急的追随者’。”

　　对十七大前夕在彼得罗夫斯基那里参加聚会的老“巴库人”奥尔忠尼启则和米高扬公开造斯大林的反的期望是荒谬的。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在讨论国家领导岗位的重新配置时，多半是打算把列宁至死担任的岗位转交给斯大林。斯大林最终走上这个岗位是在１９４１年５月。同时让基洛夫任总书记一职的前提多半是，他的活动领域纯粹是党的组织事务，就像斯大林在１９２２年成为总书记前所有的中央书记所做的工作一样。这样，基洛夫被提拔到了国内第二号领导岗位上，但这个岗位相当重要。

　　与会者（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瓦列伊基斯、奥拉赫拉什维利等）作这样的选择未必是偶然的。他们中许多人在共同工作中了解基洛夫。基洛夫是国内战争时期北高加索党的领导人，而从１９２１年７月起是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这时瓦列伊基斯是巴库委员会副主席。除了奥尔忠尼启则和米高扬，１９１８年就是巴库公社军事副人民委员的舍博尔达耶夫也是“巴库人”。有可能“巴库人”不满于斯大林不够积极把他们引荐到领导国家的岗位上，因此想把与他们比较亲近的人放到重要的党的岗位上。大概，在过去建立外高加索联邦的共同工作中，基洛夫给格鲁吉亚的前领导人奥拉赫拉什维利留下了好印象。而在建立苏联的共同工作中基洛夫同样使乌克兰的领导人彼得罗夫斯基产生了好印象。不排除许多虚荣心强的政治家指望着，如果把基洛夫选到决定党的机构职务任命的岗位上，可以借助于他改善自己的地位。

2007-6-19 16: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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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很明显，这样变动的结果，莫洛托夫就不再是国内的第二号人物。代表大会前非正式会议的参加者都对莫洛托夫没有好感。据米高扬回忆，奥尔忠尼启则向他抱怨，“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迫害他，通过各级部门对他这个重工业人民委员吹毛求疵，不给他应有的工作空间”。据米高扬说，这个时候“与谢尔戈一起工作的外高加索的同志……被解除了职务……有奥拉赫拉什维利，戈戈别里泽等人”。大概，他们把这一点也归咎于莫洛托夫，因此想要推翻他。也许，商谈者的提议会得到代表大会代表的支持，因为从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间接得到结论，这时许多人都认为，莫洛托夫是推行过分强硬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和“冒进分子”的保护人。这样，如果有理由怀疑代表大会前夕国家有影响的人物搞阴谋，那么也不是反对斯大林，而是反对莫洛托夫。

　　大概，基洛夫拒绝支持“反莫洛托夫的阴谋”给“巴库人”的计划带来沉重打击。尽管斯大林接近“巴库人”，他也不支持这个计划，显然，他既不愿意解除莫洛托夫职务，也不愿倚重他的反对者。这样的结果是保留了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决定让他主持“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则是对请求撤换他的人的间接回答。作家集体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领导的暗示也没有受到注意，亚戈达未被选入政治局，甚至也未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列。（再说要是选上了，就会破坏等级从属关系。这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主席是Ｂ．Ｂ．缅任斯基，虽然他重病在身。）

　　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０日Ｂ．Ｂ．缅任斯基的去世自动地为亚戈达清除了通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职位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过了整整两个月，即７月１０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停止存在，因为与以亚戈达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了。一方面这样的合并似乎是扩大了亚戈达活动的领域，因为现在警察也服从于他。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亚戈达应该对与刑事犯罪斗争负责，这未必符合他虚荣的政治计划。此外，亚戈达不再领导苏联人民委员会属下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它的名称本身就表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位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地位的亚戈达并不能摆脱中央的注意。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提议基洛夫于１９３４年年中到莫斯科担任新的职务，部分地是与通过联共（布）中央书记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有关联。也许，基洛夫没有坚决拒绝这一工作，而只是请斯大林延迟他离开列宁格勒的时间。这样基洛夫到莫斯科担任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书记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１９３４年年初亚戈达尚能把基洛夫看做是潜在的同盟者，是他达到了使基洛夫提升的目的，但是到了这年年底他则企图阻遏基洛夫了。

　　同时，谋杀基洛夫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增加紧张气氛，就像１９１８年谋杀列宁后一样，激起政府采取恐怖措施。反斯大林者认为斯大林竭力利用谋杀基洛夫事件（甚至组织这次谋杀），来放手进行恐怖行动，但他们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众所周知，３０年代中期的镇压并没有扩大斯大林的权力，也没有加强对他的个人崇拜。但是已经明白的是，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谋杀列宁后，契卡以及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权力不同寻常地得到了加强。亨利希·亚戈达能够估计到，在谋杀基洛夫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及他个人的权力会得到增强。

　　同时也很难设想，假如亚戈达没有把握得到国内有影响人物的支持，他会冒险纵容谋杀基洛夫。斯大林的反对者利用这个论据来证明斯大林谋杀基洛夫的罪责。但是上面已经说过，斯大林不信任亚戈达，也不想杀害基洛夫。但是我们知道，亚戈达与参与“反莫洛托夫阴谋”的人是不谋而合的。不排除他们憎恨基洛夫，因为他拒绝参与他们的阴谋并告诉了斯大林这件事。同样也不排除，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会在斯大林面前替亚戈达辩解。
　　但是对谋杀基洛夫哪怕是承担间接责任，对亚戈达来说毕竟也太冒险了。因此可以设想，渴望得到权力的有影响的人物对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此外，不排除“宫廷”阴谋的消息通过“反莫洛托夫阴谋”组织者的私人渠道，通过在亚戈达周围的记者和作家，还有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的形形色色的双重间谍，其中也包括共产国际传播到国外。可以设想，虚荣的亚戈达成为破坏苏联局势稳定的有关势力手中可以轻易控制的人。

　　阿利卢耶娃的死表明，失去亲近的人对斯大林是多大的打击。可以预料，基洛夫受伤，更何况是死去会达到类似的效果。此外，杀害基洛夫在政治局里就减少了斯大林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斯大林对于基洛夫的被害极为痛苦。雷宾这样描述那几天斯大林的情况：“斯大林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死大为震惊，这些日子里他消瘦了，变黑了，脸上的麻斑更明显了。他吻了吻死去的基洛夫的嘴唇，勉强可闻地叹息说：‘别了，亲爱的朋友。’妻子死后他没有更亲近的人了。”

　　杀害基洛夫是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后立即发生的。这次全会上宣布了从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起取消凭卡分配食品的决定。在经历了工业化和集体化最初几年的长期困难后，国家进入了战前繁荣的时期，许多苏联人都记得那时食品丰富并有能力购买。但是杀害基洛夫和政府通告说它是反革命阴谋的结果改变了官方宣传的重点，代替乐观地颂扬取得的胜利的是，令人不安的号召，号召全体人民提高警惕并寻找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

2007-6-19 16: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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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宫廷阴谋的罗网中

　　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竭力破坏国内稳定的政治形势，使斯大林失去平衡，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斯大林在获悉凶杀消息后立即采取的冲动措施证明了所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的。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斯大林中断了自己所有的事务，去了列宁格勒，要亲自参加对罪行的侦办工作。离开前他在电话里对中央执委会书记А．С．叶努基泽说了一会话，还命令他准备好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修改联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以往斯大林在准备甚至是不太重要的决定时都持有严谨的态度，很显然，这个决议的问世破坏了他自己定下的制订政府命令和国家法律的规矩。第一，这个决议未经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同意。第二，这个法令不是由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而是由中央执委会书记准备的。第三，决议是在斯大林电话指示基础上形成的，最后成文甚至未经斯大林检查。可以认为，获悉基洛夫被害后，斯大林气愤得难以自禁，自己破坏了制订类似决定通常应有的程序。

　　有证据可以说明，当斯大林看到在列宁格勒车站上迎接他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代表时，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据说，不知他是粗暴地斥骂了前来迎接他的Ф．Д．梅德韦季，还是打了一下他的背。确实，后来斯大林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在列宁格勒的预审及对尼古拉耶夫审问时他的平静举止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杀害基洛夫的事件猝不及防地降临到斯大林头上，这毕竟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没有被纳入他的应该在苏联开展政治斗争的概念，因此斯大林试图把这次侦查补充进苏联阶级斗争和党的反对派政治思想蜕化的概念中去，这表现在他写的《联共（布）中央非公开信——杀害基洛夫事件的教训》中。

　　由于杀害基洛夫的不是富农或耐普曼分子，也不是外国公民，而是联共（布）党员尼古拉耶夫，斯大林就特别注意到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有个兄弟叫彼得，他“两次从红军开小差”，据说“与公开的白卫军分子……有交往”。由此作出了一个可疑的结论：“彼得·尼古拉耶夫是彻头彻尾的白卫军分子”。Л．尼古拉耶夫在自己的住宅里隐藏兄弟的材料成为作出另一个仓促结论的理由。这结论就是“在公开的白卫军分子彼得·尼古拉耶夫与其兄弟、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派成员、后来的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由此作出另一个可疑的结论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在杀害基洛夫同志前早就已经是党的敌人和货真价实的白卫军分子”。

2007-6-19 1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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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令人怀疑的结论可以与下列事实相对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领袖之一弗拉基米尔·鲁缅采夫的兄弟亚历山大曾在尤登尼奇的部队服役。而从鲁缅采夫和尼古拉耶夫兄弟的命运中作出了逻辑上非常勉强的结论：“季诺维也夫派怀着对党的领导的仇恨和在党内使用两面派手法……为这些败类编造出能为他们白卫军事业辩解的‘合适’的思想意识宣传。”

　　同时，斯大林竭力把注意力放在尼古拉耶夫周围的人身上是有理由的。斯大林了解革命恐怖活动的历史，他能怀疑，尼古拉耶夫产生谋杀基洛夫这一念头是因为受到他周围人的影响，犹如卡拉科佐夫出现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想法一样，他是受到伊舒京革命组织惩治沙皇的有煽动力的号召的影响。因为侦查确定，尼古拉耶夫周围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有理由认为他们在唆使凶手上是有责任的。

　　反对派可能参与这一谋杀或者至少是关心这件事，托洛茨基的话可以证明，他评述说，“杀害基洛夫这个聪明、无情的列宁格勒专制者”是斯大林政权危机的标志。在《反对派简报》里托洛茨基高谈阔论道：“正如沙皇时代一样，政治谋杀是风暴气氛正确无误的征兆，并预告着公开的政治危机的开端。”

　　还是在列宁格勒侦查过程中斯大林就看到了有关季诺维也夫派活动的报告，它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在１９３４年年中准备的。报告的作者请求基洛夫批准逮捕这一派的成员，但是基洛夫拒绝了。现在控告他们策划反政府的阴谋而逮捕了这一派的成员。选择季诺维也夫分子作为基本对象未必是偶然的。亚戈达过去是布哈林的追随者，早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对头，他个人仇恨加米涅夫也是有理由的。大家知道，加米涅夫传播了自己与布哈林的谈话记录，从那里可以得出结论，亚戈达是布哈林的可靠追随者。

　　在侦查材料的基础上与尼古拉耶夫一起受审的还有以共青团维堡区委前书记И．И．科托雷诺夫为首的所谓“列宁格勒中心”的成员。因参与旨在消灭党的领导人的恐怖阴谋，所有的受审者都被判处死刑。１２月２９日执行了判决。后来“列宁格勒反革命季诺维也夫派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人”一案牵涉到七十七人，其中联共（布）党员六十五人。

　　但是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１６日在列宁格勒举行诉讼季诺维也夫派“莫斯科中心”一案，判决结果却不像对尼古拉耶夫及其同案犯那么严厉，尽管审理过程中全国都举行了群众集会，会上提出了枪毙罪犯的要求。季诺维也夫被判了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判决宣布：“法庭侦查没有查到事实能有理由认为季诺维也夫分子犯有教唆谋杀基洛夫的罪行。”判决与斯大林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８日写的《联共（布）中央非公开信——杀害基洛夫事件的教训》中所阐明的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用的评价是一致的。

　　信中一方面强调，“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滑进了反革命冒险主义的沼泽，反苏的个人恐怖的沼泽，最终滑进了与拉脱维亚列宁格勒领事、德国法西斯干涉者的走狗发生联系的泥潭”；另一方面指出，“莫斯科中心”“看来不知道准备谋杀基洛夫同志的事”。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斯大林这时确信，没有理由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应对谋杀基洛夫负责。

　　此外，中央的信最初几行指责“莫斯科中心”的首领的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个人名利。“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的、无原则的、纯粹是个人名利的目的——爬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并得到随便什么高职位”。这样，斯大林把谋杀基洛夫首先看做是为夺取国家政权而进行的尖锐斗争的表现。同时未必可以认为，杀害基洛夫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消除了通向高职位的道路。显然，现有的党的上层中有人因为基洛夫被害而得益。但是斯大林显然不打算指责高层领导中的任何人，因此只是对早已被打倒的反对派分子予以打击。

2007-6-19 16: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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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中表明斯大林注意到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党员失去了警惕性。这样，基洛夫本人死后也遭到了批评，因为他对拘捕尼古拉耶夫的通告和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地下活动的报告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斯大林指责列宁格勒的党员有“对事业来说是危险的”无忧无虑，“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能容忍的”疏忽。在信中再次重复了斯大林关于随着巩固社会主义要加强抵抗阶级敌人的著名论题：“党早就已经宣告，苏联越是强大，敌人的状况越是无望——正因为他们处于无望的状态——他们就越快滑向恐怖的泥潭，因此必须全力加强我们大家的警惕性。但是这一真理对于列宁格勒的某些同志来说显然是百思不解的秘密”。很明显，这些话不仅仅是对列宁格勒党组织说的。

　　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党员没有发现他们城市出现了产生恐怖分子和凶手的派别，党组织领导本人对恐怖主义危险的警告置若罔闻，斯大林认为这种情况是可恶的高枕无忧。在基洛夫被害以后，斯大林不仅见证了千百万人发自内心的悲痛，而且也看到了把这一事件看做是反对现有制度信号的那些人的幸灾乐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谓“斯摩棱斯克档案”（斯摩棱斯克州国家机关的材料，战争中被运往德国，后来到了美国）的通报中讲到一个大学生，他说：“今天基洛夫被害，明天斯大林将被害。”在斯摩棱斯克农村传唱着一首歌谣，里面说，基洛夫被害后接踵而至的是取消配给卡，斯大林被害后跟着来的是解散集体农庄。斯大林了解到这些情报后便得出结论，促进出现新尼古拉耶夫的环境还存在，因此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摧毁“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的窝”。

　　在斯大林与叶努基泽电话谈话基础上异常仓促作出的决议规定，要加快（不超过十天）侦查恐怖主义组织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案件，要加快递交这些案件的控诉意见（一昼夜之内），不用旁人参加听取这些案件的审理，禁止上诉并在作出极刑判决后立即执行。这个决议的结果是，在列宁格勒枪决了三十九人，他们被控为属于恐怖主义组织的人，在莫斯科——二十九人，在基辅——二十八人，在明斯克——九人，而在全国开展了反对“阶级异己分子”的运动，与此同时在列宁格勒则大规模地迁走了“过去被推翻阶级”的代表。

　　但是很显然，斯大林不仅仅是看到了因杀害基洛夫而幸灾乐祸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危险性，在他以中央名义写的信中要大家注意党内所有的反对派成员。不久过去参加过其他反对派的人便成为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许多政治案件中的角色。１９３５年审理了莫斯科反革命组织——“工人反对派”，该案牵涉过去反对派的首领——А．Г．什利亚普尼科夫、С．П．梅德韦杰夫等人。１９３５年５月４日斯大林在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证明，他曾认为过去的反对派分子有可能走上搞阴谋和恐怖的道路。在讲到与反对加速工业化的反对派作斗争时，斯大林指出：“这些同志不会总是局限于批评和消极抵制。他们以起来反对中央委员会来威胁我们。更有甚者，他们用子弹来威胁我们中的人。”

　　同时，中央的信中提到“右倾分子”，这意味着可能也会给布哈林及其过去的追随者以打击。而在“右倾分子”中就有亚戈达。与契卡人员的谈话以及参加审问尼古拉耶夫没有改变斯大林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因玩忽职守而有罪的意见。根据А．И．米高扬所说，从列宁格勒回来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了党的领导人，对他们讲了侦查进展和凶杀情况。“他很气愤：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米高扬在这次会议上也表达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亚戈达的气愤和怀疑。他回忆说：“我当时对斯大林说，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谁应该对这事负责？难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主席对保卫政治局委员不负责任吗？应该追究他的责任。”但是，米高扬继续说：“斯大林没有支持我。更有甚者，他还庇护亚戈达，说从莫斯科很难对这一切负责……现在想起来，斯大林在这一切方面的行为——对亚戈达的态度，不想调查事实——都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2007-6-19 16:05:50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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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楼

　　米高扬竭力想把怀疑的阴影投到斯大林身上，值得怀疑的是，一切是否就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同时也不排除某些有影响的人物要斯大林相信亚戈达是无辜的。确实，斯大林没有轻易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冒自己的名利甚至生命的险而姑息纵容尼古拉耶夫。但随后的事件却表明，斯大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不信任增强了。

　　斯大林从历史中知道，反对被颂扬的国王的阴谋，通常都是最接近他的人策划的，往往是那些负有保障他们安全的使命的人。他能回忆起拿破仑的历史经验：他的警察部长曾两次背叛他。他也能回忆起俄国专制君主的历史，包括彼得三世和保罗一世都是被沙皇近卫军推翻和杀死的。斯大林现在可以用另一种看法来解释发生在莫洛托夫身上的交通故事，那是１９３４年９月他在全国巡视期间，事故差点要了这位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命。斯大林把这事故以及杀害基洛夫看做是一根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他未必会忘了托洛茨基发表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反对派简报》上的话：“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假如亚戈达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那么托洛茨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帮助下会有可能实行这一“警察行动”。

　　不久斯大林又一次可以确信，他自己的安全保障是多么不可靠。斯大林的个人警卫长Ｈ．Ｃ．弗拉西克回忆：“１９３５年夏天发生过谋害斯大林的事件。那是在南方，斯大林同志在离加格拉不远的别墅休息。亚戈达从列宁格勒的涅瓦河驾驶小汽艇到黑海，斯大林同志就乘汽艇作海上游览。有一天在游览时从岸上传来了枪声，是向我们开的枪。我立即让斯大林同志坐到椅子上并用身体掩护他，命令驾艇者驶向公海。我们马上朝岸上打了一梭子弹。朝我们汽艇的射击停止了。”

　　弗拉西克觉得被拘捕的向汽艇开枪的边防军人的解释是值得怀疑的：他要人相信，汽艇的号码是陌生的……他就开了枪。弗拉西克认为，开枪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弄清楚一切，在我们抵达海湾的岸边前，他也不可能不看见我们”。亚戈达派来的汽艇本身也令人怀疑，因为，照弗拉西克所说，“遇大浪它不可避免地会翻船，但是我们对海洋方面的事一窃不通，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相信弗拉西克的话，那么就像杀害基洛夫时那样，不能说有内行的人参与组织谋害斯大林。但是可以认为，玩忽职守（可以把有人向汽艇开枪也看做是这一行为）和汽艇会在大海里覆没都只能是精心策划的。没有及时通知边防军人斯大林游览一事就足以说明问题。本来只要命令他在岗时遇到出现陌生船只应保持高度警惕就可以了。没有注意汽艇只适于在涅瓦河上而不适于在黑海上行驶也足以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禁止在报纸上刊发任何有关他在黑海遇险的消息，对能置他于死地的这起事故也没有作出组织结论。显然，斯大林竭力要装出样子，仿佛他对海上的遭遇不太放在心上，但实际上未必是这样。

　　И．С．伊萨科夫元帅对作家西蒙诺夫讲的事可以证明这一点。伊萨科夫说，“基洛夫遇害后不久”元帅就成为“与军事建设有关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有一次在斯大林办公室开会。会后安排了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厅里用晚餐。“去这个厅……有相当长的通道而且有几个转弯。在整个通道和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值勤军官，”伊萨科夫说，“我记得，会后我们来到这个厅，还没有坐到桌旁，斯大林突然说，你们注意到那里站了多少人吗？每次你在走廊里走时就会想，他们中谁会开枪？如果是这个，那么是朝背开枪，如果你拐了弯，那么下一个将正面朝你开枪。就这样在走廊里，你走过他们身旁时这么想……”在这个极不愉快的玩笑中隐藏着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它的领导以及随时准备执行自己上司的任何命令的工作人员的潜在的不信任。似乎斯大林被困于又密又黏的宫廷阴谋网中。

2007-6-19 1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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