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研究论坛--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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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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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无自由生活的考验

　　斯大林第一次被监禁几乎有两年时间。他在巴统监狱里待了一年多。１９０３年４月１９日他被转移到库塔伊西监狱，与俄国别的关押犯人的地点相比，那里实行的制度是最严的。

　　那些年革命政党的成员通常的命运就是如此。后来，在苏维埃政权下，共产党头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定会讲一讲自己曾被捕几次以及在监狱和流放地待了几年，服了几年苦役。例如，１９１９年３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坐过沙皇的牢的占百分之六十，在流放地待过的占百分之三十五，服过苦役的占百分之六。平均每位代表被捕过两次，在监狱里关过一年，在流放地待过一年，服过苦役四个月。

　　斯大林要大大超过这“平均”数字。他曾七次被捕。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二十三岁第一次入狱，在监狱、流放地或在地下一直待到三十八岁。在第一次被捕后的十五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八年零十个月）失去了自由，在流放地待了将近五年，或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面，或在西伯利亚。斯大林在流放地受到公开监视，警察按照惯例，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爱吃奶食的人”。（大概是因为根据警察报告，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食谱里有许多乳制品。由于相似的原因，布哈林的外号叫“爱吃甜食的人”。）关于“爱吃奶食的人”的表现的报告定期送往上级。其余的五年他被关在巴统、库塔伊西、巴库、彼得堡的监狱里，或在被“押解”到某地途中待在羁押解送囚犯的监狱里。

　　在这十五年中，只有一次他处于自由状态时间最长，为四年三个月左右（从１９０４年１月５日到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５日）。通常他每次处于自由状态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从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４日到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３日约九个月；从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９日到４月２２日约两个月；从１９１２年９月１日到１９１３年２月２３日约六个月）。从１９１１年６月２７日到９月９日的两个半月内，他在索利维切戈茨克流放地服刑后被允许住在沃洛格达，但是在那里也受到警察的监视。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出后得到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他在处于地下的情况下，被迫改名换姓以躲避警察。他用过姓名为“奇日科夫”和“库塔伊西省马格拉基村居民卡诺斯·尼日拉泽”、“奥加涅斯·瓦尔塔诺维奇·托托米安茨”和“扎卡尔·克里科里扬梅利基扬茨”的假身份证。为应付调查，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甚至在国外时，他从来不知道他的这一次迁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是被捕还是被关进监狱。

　　不错，现在有人相当成功地向社会意识灌输这样的观念，似乎沙皇时代剥夺自由像是给人发放免费到旅游地、休养所或疗养院的证明一样。А．Н．戈尔季延科也为散布诸如此类的观念出了力。他在斯大林传记里写了如何用火车、马匹和轮船把囚犯送到流放地去的情况。囚犯们在那里给自己租房间或“整座房子”住，“可以自由地去看望熟人，经常进行几十俄里、甚至几百俄里的旅行。基本上没有看守人员，因此只有懒汉才不逃跑……一个流刑犯只要有几升可供饮用的酒精，就可组织逃跑”。

　　契诃夫根据实地了解对１９世纪末西伯利亚流刑犯的状况所作的描写，与戈尔季延科有所不同。开头流刑犯需要走一段很长的、常常长达几个星期的难以通行的路到流放地去。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修成后也是如此，因为流放地通常在离这条铁路干线几百俄里、要不就是几千俄里的地方。流放犯有生活津贴，但是与现在俄国的养老金相比更是微不足道，靠它无法生活。因此，据契诃夫说，“知识分子在来到流放地后最初都显出惘然若失和大为惊愕的样子；他们畏畏缩缩，仿佛受尽折磨一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头陆续卖掉自己的荷兰亚麻布衬衣、床单、头巾，最后，过了两三年，都死于极端的贫困之中……另一些人逐步找到一些事情来做，情况有所好转；他们做律师工作，给地方报纸写文章，去当司书等等。他们的月工资很少超过三十到三十五卢布”。

2007-6-19 15:36:11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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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譬如说，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和妻子一起在流放地时，曾给西伯利亚报刊写文学述评。可是所得的这点稿费不够这个刚生了孩子的年轻人家庭的开销。而斯大林到北极圈内的库雷卡村后，不可能找到哪怕是有点报酬的工作。他从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流放地写道：“钱都用完了……我没有富有的亲戚或熟人，我完全没有人可以求助……面包和糖都吃完了，这里一切都很贵，需要牛奶，需要木柴……但是没有钱。”

　　不管戈尔季延科怎么写，政治流刑犯无论何时何地都受到警察的监视。因此，托洛茨基的妻子索科洛夫斯卡娅为了掩盖丈夫已经逃跑，便做了一个草人把它放进床铺里，对每天都来查问的警察说，她的丈夫卧病在床。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看管斯大林的伊万·拉列京一天来检查两次，看看受他“保护”的人是否还在。斯大林有时可以离开库雷卡去看望别的村子里的党内同志，这是与另一个思想比较开通的警官梅尔兹利亚科夫商谈后得到许可的，因为这个警官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受他“保护”的人逃不到哪里去。（斯大林没有忘记这位警官对他的宽容态度，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应他的请求，帮助他加入了集体农庄，当时因他曾在沙皇警察局工作过而不让他加入。）

　　要使自己不灰心丧气，不陷入绝望，需要有不小的精神力量。契诃夫曾这样写到西伯利亚流刑犯的生活：“生活很枯燥。他们觉得西伯利亚的大自然与俄罗斯的大自然相比是单调的、贫乏的和无声的；耶稣升天节时天气寒冷，而在圣灵降临节时还下着雨夹雪。城市里的住宅很糟，街道肮脏不堪，店铺里什么都很贵，既不新鲜，质量又差，不管花多少钱都找不到一个欧洲人看得惯的东西……苦闷呀真是苦闷！用什么来让自己开开心呢？流刑犯读一本弄得脏兮兮的书……或者春天里碰到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穿上浅色的裤子——这就是所能做到的一切。”

　　然而，应当考虑到，流放只是在这之前关押在监狱的不自由阶段的结束。由于革命者认为俄国创造那样的日常生活条件就是残酷地压迫人和对人施加暴力的表现，他们甚至在监狱的条件并不那么艰苦时，也对个人自由的丧失作出强烈的反应。俄国革命者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在从事几年的地下反政府活动后第一次被关进英国监狱时，曾经想要自杀，因为他知道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很小的、开着设有两层或三层栅栏的天窗的”单人牢房将成为他常住的地方。

　　然而，在光线不好的牢房里关押一年半，需要经常织毛袜子以“挣得”在薄薄的褥垫上睡觉的权利，对人格的极端不尊重以及布尔采夫在英国监狱里受到的各种嘲弄，——所有这些与俄国监狱的犯人要经受的考验是无法比拟的。他们通常受到拷问和折磨。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的主人公的原型索尔莫沃工人彼得·扎洛莫夫在加入革命小组前，曾试图用钻子钻自己的腿，以便检验自己在被捕或甚至被扣留时能否经受住拷问，他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

　　В．М．多罗舍维奇在他的特写《拷问》的开头写道：“任何司法人员都会愤怒地回答道：‘俄国早在１８世纪末就废除拷问了。’”多罗舍维奇的这篇特写和其他特写的内容，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多罗舍维奇也讲述了在押的刑事犯在得到监狱领导许可的情况下对别的犯人进行拷问，以便得到所需的材料。（不过这位记者指出，当时在那些被认为是“法治国家”的典范的西方国家里也都利用类似的方法。）

　　被监禁的人要想活下来，需要有不小的意志力。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出色地经受住了无自由生活的考验。他从小就受卡兹别吉和恰夫恰瓦泽书中热爱自由的英雄人物的榜样的教育，记得教会学校上课时讲的受尽苦难的基督教圣徒的事迹，努力做到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经受拷问。根据回忆，有一次囚犯们集体被施以肉刑，让他们从两排看守中间经过，挨每个看守的毒打，在挨打时朱加施维里手里仍旧拿着书，聚精会神地读着（或者做出读书的样子）。

2007-6-19 15:36:31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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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革命者们称监狱的管理人员为他们所痛恨的当局的先头部队。因此他们把自己在监狱里为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而使用的巧妙手段，把发动大批犯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以及组织越狱和从流放地逃跑的工作，看做是他们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重要阶段。这场斗争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朱加施维里被关押在巴统监狱里时，开始写传单并将其送到外面。他在库塔伊西监狱里给政治犯们写条子，给他们打气。他成为抗议监狱条件太差的行动的倡议者。进行这样的抗议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当局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暴徒”打死，借口他攻击了警卫人员。朱加施维里在库塔伊西监狱时得知自己的同志和老师拉多·克茨霍韦利是怎样死的。克茨霍韦利被关押在梯弗利斯梅杰赫监狱时，有一次站在栅栏旁高喊革命口号。这就足以使一个看守开枪打死他。

　　然而无论是诸如此类进行惩罚的例子和头头们的威胁，也无论是监狱当局借刑事犯之手实行的恐怖，都没有使这个“革命事业中的学徒”屈服。朱加施维里在到了库塔伊西监狱后的三个月组织了一次罢工，此事引起了严重关注，以至于省长和检察长前来监狱解决此冲突。他们与朱加施维里谈判的结果是，囚犯们的许多要求得到了满足：政治犯与刑事犯分开关押，允许自己花钱置办沙发床，以免睡在水泥地上等等。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学会了如何给自己争取自由。他五次从受警察公开监视的流放地逃跑。逃跑前做了细致的准备。逃跑时他冒称另一个人，表现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特殊耐力。他从第一个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跑时，差一点没有在路上冻僵，当时冻伤了双颊，这对他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在这之后，他在逃跑前开始做更细致的准备。

　　然而无自由的生活不仅仅能使革命者养成新的技能。它在流放地使自由受到限制，在监狱里把生存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把人的志向降低到简单的求得生存的愿望，千方百计损害人的尊严，时而使人消除哪怕在短时间的孤独中与别人亲近的天然需要，时而又完全把人与别人隔离开来，——它就这样摧残一些人，锻炼一些人。经受住了坐牢和流放考验的革命者，通常都成为各个党最积极和最有经验的战士。被监禁者逐渐养成依靠自己力量的习惯，并加以合理地使用。

　　无自由的生活使得他们能更快地看清人。一个被监禁者应当迅速知道谁可以依靠，谁不能依靠。有时他需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另一个人。被监禁者的处境，常常包括他的生命，取决于周围的人是否打算帮他，与他分享必需品，是否愿意在监狱内外传递所需的消息。一个逃脱了监禁的人，需要完全依靠常常是他从前不认识的人的好心。这些人会告诉他安全的路线，给他准备必要的证明文件和逃跑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并且掩护他逃跑。与此同时，被监禁者需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警惕性，提防别有用心的人、胆小鬼或只不过是不可靠的人。他知道，警察尽一切可能麻痹他的警惕性，使他相信装成好心人的奸细。因此一个被监禁者常常在养成无限信任的能力的同时，也养成对周围的人较高的戒备心理。

　　经受锻炼，能使那些帮助一个人在无自由的不正常条件下活下来的品质得以保持。监禁和流放能把一个人锻炼成坚强的战士，但是他身上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无数品质却常常遭到削弱。作为“监狱锻炼”的反面的，是人的意识的严重的变形。无自由的生活不能不使被监禁者变得冷酷起来。朱加施维里知道，他惟一的“罪行”是希望劳动人民过幸福生活。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不同，不主张“为了正义事业”而进行暗杀活动。朱加施维里在巴统带领受到残酷剥削的工人进行斗争。他根据自己的遭遇感觉到现存制度的不公正，不能不无情地反对它。由于这个原因，他把他看到的人的大部分不幸看做是罪恶的国家制度造成的。格奥尔吉·捷里亚死于肺痨病，朱加施维里便就此宣告：“无产阶级会竭力向吞噬了我们的同志——工人捷里亚的可恨制度复仇。”

2007-6-19 15:36:52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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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一个革命者经常生活在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和反对法律的斗争中，这不由自主地使他与千百万人对立起来，这些人不是他个人的敌人，可是又与他准备要消灭的制度和平共处。向现存制度以及那些积极地或消极地支持这个制度的人复仇的渴望，不能不使他也对“胆小怕事的庸人”变得冷酷无情。在地下活动时期因有可能被逮捕而时刻保持的警觉和被流放时实现逃跑的可能性，是令人苦恼的精神状态的来源。一个人由于必须把人分为能帮助你的和会出卖你的两类，便自觉不自觉地变得铁石心肠。朱加施维里在谈到两年铁窗生活和流放生活后于１９０４年与他结婚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时曾说，她“温暖了我的变硬了的心”，他这样说并不是偶然的。然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捕、入狱和被流放，使夫妻不能相见。叶卡捷琳娜·朱加施维里在丈夫被关押时去世了。他的大儿子雅科夫也就失去了父母的照看。这足以使约瑟夫再次变得冷酷起来，他的心再次“变硬”了。（斯大林在这种场合以及在他青年时代的诗里利用“变硬了的心”这一概念，很可能有宗教的来源，因为它与其说表示“变硬”，不如说表示信念的丧失。《马可福音》里说，耶稣的门徒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无自由的生活不仅使革命者成为与现存制度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战士，而且可能使他们相互之间变得冷酷起来。在人们被迫聚居一处、相互接触的条件下，性格上微小的不同和习惯上的差别都可能成为容易动怒的原因，引起荒唐的、但持久的争论和怨恨。还在入狱前在秘密小组里产生的分歧，在监狱里变成了严重的冲突。“新手”与“老将”之间的小小的不和被描绘成异己的阶级影响的表现和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有时也描绘成自觉帮助专制制度的表现。

　　监狱常常用猜疑的毒药毒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监禁者反复琢磨自己被捕的情况或者回忆审讯的过程，经常绞尽脑汁地想，为什么警察知道他们的和地下组织的这么多情况。当一个组织的其余成员都被捕时，那些尚未被剥夺自由的人首先遭到怀疑。被捕的同志在受审讯时的表现也引起怀疑：他们是否经不住拷问出卖了秘密，是否同意与警察合作以换取自由和金钱的许诺。

　　某些怀疑有重要的根据：俄国宪兵学会通过派有经验的密探和奸细到革命组织内巧妙地“查明”这些组织的活动。就连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的领导人阿捷夫也是警察机构的奸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也有不少奸细。警察机构的奸细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混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杜马党团。某些警察机构的奸细为革命者所揭露（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被公认为进行揭露的专家）。然而在地下工作者的队伍里仍然出现暗探局的新的奸细，各种秘密明显泄漏，在各个地下党的队伍内引起了惊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

　　许多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遭到了诽谤，被指控与警察机构合作。某些人被逼得自杀，也有人被自己的同志以背叛的虚假罪名处死。后来指控与警察机构合作成为败坏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的常用方法。１９２０年，新罗西斯克白卫军报纸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提出了这样的指控。斯大林也未能免受这样的诽谤。

2007-6-19 15:37:32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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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

　　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构的奸细吗？

　　许多研究者肯定地说，早在革命前，就第一次对斯大林与警察机构合作提出了指控。可是，无论在革命前还是在斯大林在世的整个时间内，都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有过这样的指控。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３日，早已定居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工作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列夫·费尔德宾）在《生活》杂志上宣称，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事施泰因似乎早在１９３７年就在沙皇警察机构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个公文夹，其中有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呈送给警察厅副厅长维萨里奥诺夫的情报。奥尔洛夫引用了那些据说知道这文件夹内容的人的话，肯定地说，斯大林与马林诺夫斯基一起都是奸细，但是他“决定在暗探局的秘密工作中把马林诺夫斯基从自己道路上一脚踢开”，并给警察厅写了一封反对马林诺夫斯基的信。据奥尔洛夫说，在斯大林这封信的页边上“写有内务部副部长的批语，这批语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有利于工作，此情报员应送往西伯利亚。他恳求这样做……’几个星期后，斯大林和别的布尔什维克一起在圣彼得堡被捕，可是命运戏弄了他，他落入了马林诺夫斯基给他设置的陷阱”。然而奥尔洛夫拿不出任何文献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话。

　　在同一份《生活》杂志上，伊萨克·堂·列文发表了对斯大林的类似指控。后来他在１９５６年出版的《斯大林的重大秘密》一书中作了更为详细的叙述。他肯定地说，他拥有能证明斯大林与沙皇警察机构合作的文献资料。根据列文的说法，斯大林于１９０６年４月１５日在梯弗利斯被捕后就开始同警察机构合作。他似乎说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夫拉巴尔秘密印刷所的地址，这印刷所当天就被捣毁。由于给警察当局提供了帮助，他不仅立即被释放，而且被派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列文为证明斯大林与警察当局合作，引用了一封打印的信，据他说，这封信是他于１９４７年从三个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后移居中国的侨民那里得到的。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内务部

　　警察厅特别处主管

　　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第２８９８号

　　绝密

　　亲启

　　致叶尼塞暗探局局长А．Ф．热列兹尼亚科夫

　　〔“叶尼塞暗探局”印戳〕

　　〔叶尼塞暗探局来文印戳：〕

　　“来文第６５号，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３日”

　　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阁下！

　　被行政机关送往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在１９０６年被捕时，向梯弗利斯省宪兵局局长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１９０８年巴库暗探局局长收到了斯大林的一系列情报，后来斯大林到彼得堡后，成为彼得堡暗探局的侦探。

　　斯大林工作的特点是认真仔细，但时断时续。

　　斯大林在布拉格被选进党中央委员会后，一回到彼得堡就公开反对政府，完全中断了与暗探局的联系。

　　阁下，我报告上述情况，仅供您个人在进行调查工作时参考。

　　顺致敬意

　　叶廖明（签名）

　　列文写道，他没有满足于得到这封信，决定于１９５０年亲自到西欧作调查。他在巴黎近郊找到了前宪兵将军亚历山大·斯皮里多维奇。据列文说，这位将军不仅认出了他的同事叶廖明在信上的签名，甚至送给列文当年同事们送他的一个银质长颈瓶，在瓶上刻的赠送者的签名中，也有叶廖明的签名。将军向列文保证说，他也熟悉那封信的字体，并说这封信是用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使用的雷明顿或安德伍德牌打字机打印的。斯皮里多维奇还确认了收信人的身份，并且说，“美国有几个来自西伯利亚的流亡者，他们认识热列兹尼亚科夫本人”。

　　此外，斯皮里多维奇还建议列文到德国去寻找他认识的一个化名为“尼古拉·金边眼镜”的暗探局军官。这位将军说，革命后这个军官在柏林住了很久，曾以多布罗留波夫的假名在一个东正教教堂里当圣堂工友。他认为“尼古拉·金边眼镜”“也许是惟一负责斯大林与暗探局的关系问题的人，可能认识斯大林本人”。列文详细描写了他如何到西柏林去，如何找到了要找的教堂，那里的一个神甫对他说，多布罗留波夫搬到威斯巴登去了。据列文说，他来到了这个城市，在当地墓地找到了多布罗留波夫的坟墓，于是他寻找能证明斯大林与沙皇警察机构合作的活着的见证人的事就到此结束了。

　　列文的说法在他的书出版后几乎立即受到了著名的苏联学家大卫·达林的尖锐批评。他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１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证明为什么这封支撑列文的说法的“叶廖明的信”可以认为是伪造的。他提请注意，这封信注明日期为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２日，而这时叶廖明上校已不在圣彼得堡供职，调到芬兰工作去了。警察部门从来不用党内化名来称呼革命者，而使用“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一双姓对警察机构的文件来说是不寻常的。达林注意到在警察机构的所有文件、其中包括与斯大林有关的文件中，写的都是“朱加施维里”。此外，在这些文件里要求采取措施防止他可能逃跑。如果这里说的是警察机构本身的人员，那么未必会发出这样的警告。同时大家也知道，斯大林从１９１３年初才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上署“斯大林”这个姓，而在信中断定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从１９０８年起就与警察机构合作。（列文不顾事实试图为自己辩解，说斯大林在“叶廖明的信”之前两年就署这个化名了。）

2007-6-19 15:37:53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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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达林觉得非常荒谬的是，叶廖明居然在信中说一个警察机构的密探与它断绝了关系，成了革命者。同时达林指出，列文“并没有试图解释一下，此人如何令人惊讶地变为革命者，为什么警察机构没有阻止事情这样发展”。

　　达林熟悉大量诸如此类的伪造，他推测“叶廖明的信”很可能是在远东哈尔滨的侨民中制造出来的：“假信的炮制者可能是一个自己本人与俄国警察机构有联系并掌握正式信件和签名的样式的人。而在其余方面此人并不太有经验，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历史知识。”经验告诉达林，造这样的假的人，“通常是经济上发生很大困难、竭力想很快地赚上一笔日元或马克的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时间来进行历史研究，以便把文件造得比较合乎情理”。

　　当时西方出版的斯大林传记的许多作者，例如伯特伦·沃尔夫和鲍里斯·苏瓦林，也同意达林的意见。阿伦森证明“叶廖明的信”具有伪造的性质，他在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０日出版的《新领袖》周刊上写道：“这封信的文体与沙皇警察厅通常使用的文体有矛盾。例如，在这个假造的官方文件里在‘圣彼得堡’一词前省略了前缀‘圣’，这在１９１３年是不可思议的。而提到斯大林时不仅用他的真姓朱加施维里，而且也用化名斯大林，虽然他在不久前才用这个化名，并不广为人知。在那时，在地下工作者当中知道他……叫做柯巴、伊万诺维奇和瓦西里耶夫，而不叫做斯大林。在这封信里斯大林被称为‘侦探’，而当时暗探局的侦探实际上称为‘秘密工作人员’。此外，斯大林被说成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而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个党。１９１３年沙皇俄国存在过一系列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其他政党。”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人出来反驳列文的说法和他得到的“文件”。纽约州立纽约大学的工作人员、研究打字机字体的专家М．蒂特尔毫不费力地确定，“叶廖明的信”并不是用雷明顿或安德伍德牌的打字机打印的，用的是德国制造的、１９１２年才开始使用俄文字的阿德勒打字机。然而由于“信件”的字已有磨损和破裂，于是蒂特尔得出这封信写的时间要晚得多的结论。蒂特尔在叶廖明革命前工作过的赫尔辛基查阅他签署的文件的结果，使得他和芬兰的笔迹学家深信，叶廖明的签名不像列文出示的信件中的签名。蒂特尔到了西柏林，走访了那位“尼古拉·金边眼镜”似乎工作过的教堂，与神甫谢尔吉和米哈依尔进行了交谈，他们对这位美国人保证说，他们的教堂里从来没有一个叫“多布罗留波夫”的圣堂工友，也没有符合斯皮里多维奇描述的任何人。到威斯巴登墓地寻找，也没有能“找到多布罗留波夫的任何痕迹”。蒂特尔的调查结果使得列文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诚实态度以及他与斯皮里多维奇见过面和接受银质长颈瓶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不错，列文试图进行辩解，说威斯巴登墓地安葬着一位多布罗沃利斯基，他说，在俄罗斯人那里，实质上这就是多布罗留波夫。）

　　看来列文的伪造似乎已被揭穿了。然而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就连认真的研究者也准备牺牲自己的职业道德。达林在真正“从根本上”批倒了列文的说法后，令人惊讶地不认为今后不必再利用它，他在书评的结尾写道：“对斯大林什么手段都可用，对他的猜疑愈肮脏，就愈有根据认为它是真实的。”实际上，这“真实性”只表明“肮脏的猜疑”外表上好像是真的，而这是借助于肮脏的宣传方法达到的。

　　达林的这一想法被人接受了。虽然包括罗伯特·塔克尔和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内的研究斯大林活动的所有著名学者都承认“叶廖明的信”是伪造的，但是过了三十年，在我国反斯大林运动的高潮中，Г．阿鲁秋诺夫教授和Ф．沃尔科夫教授在其发表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０日的《莫斯科真理报》的《在历史的审判面前》一文中肯定地说，文章的作者之一（阿鲁秋诺夫）在中央国立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里发现了一封信，从中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构的奸细。这封信署名叶廖明，它一字不差地与列文在１９５６年公布的“信件”相符合。这两个作者除重复已有的谎言外，还转述了奥尔洛夫的说法和О．Г．沙屠诺夫斯卡娅的言论，后者断定说，根据邵武勉的说法，“斯大林从１９０６年起就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

2007-6-19 15:38:19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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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楼

　　确实，想在莫斯科档案馆里找到“叶廖明的信”的种种做法，由于这封信保存在美国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结果都白费力气。然而有人在积极利用这封信，这就促使我国的研究者们研究起这份伪造的文件来。Б．卡普捷洛夫和З．佩列古多娃在其发表于《祖国》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５期）上的《斯大林是暗探局的奸细吗？》一文中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叶廖明的信”的写法极大地违背了当时的公文程式：“文件的直角印戳……与印刷的印戳有重大的区别。本来应该是‘警察厅特别处主任（заведующий）’，却写成‘内务部警察厅特别处主管（заведывающиий）’。在我们查阅的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３年的特别处的材料中，没有碰到一个就词的排行和字体来说与信中的印戳完全相同的印戳。”根据研究者的看法，“来文印戳也令人困惑不解”，“特别处不会发一份编有上述发文号码的文件”。另一封关于“三个不明身份的歹徒”对待警察的“粗鲁行动”的信才有这样的编号。两位作者肯定地说，“根据革命前的拼写法，在警察厅的材料中，父名不写成彼得罗维奇、瓦西里耶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等等，而写成伊万·伊万诺夫、米哈依尔·彼得罗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夫。而在所谓的叶廖明的信里写的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指出，从“信件”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参加者，虽然大家都知道，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他是缺席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他们也指出这样一点，即“叶廖明的信”发往的“叶尼塞暗探局”，从来没有存在过。虽然这个边疆区的宪兵中有热列兹尼亚科夫其人，但他的名字和父名不像“叶廖明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而是“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他工作的机关不是暗探局，而是叶尼塞侦查站。这两位作者还确定叶廖明的签名不像“信件”里所签的。两位作者找到了叶廖明在从圣彼得堡调往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的旧称）前于１９１３年５月１０日写的请假报告和警察厅长С．别列茨基由于叶廖明调任芬兰宪兵局局长而解除其职务的通令，通令是在６月１９日发布的，即几乎在“叶廖明的信”里注明的日期之前的一个月。这两位作者很有把握地下了这样的结论：“这些文件证明，叶廖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２日签发第２８９８号文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文件不是真的。”

　　文章的作者们发现，列文在提出斯大林转而为沙皇警察机构服务的说法时，显得自己缺乏最起码的常识：他没有考虑到格里戈里历和儒略历（即新历和旧历，在２０世纪相差十三天）之间的区别。根据列文的说法，斯大林于１９０６年４月１５日被捕，随即供出了阿夫拉巴尔印刷所的地址并开始与警察机构合作，可是被捕的事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时斯大林早就在斯德哥尔摩了，在那里从４月１０日到２５日举行了党的四大。问题在于列文是按照旧历指出阿夫拉巴尔印刷所被查封的日子的（４月１５日），而党代会开会的时间是新历４月２３日到５月８日。我国学者阿鲁秋诺夫和沃尔科夫也没有注意到这一极端无知的情况，他们不仅重复了列文的说法，而且还给自己戴上了伪造的“叶廖明的信”的发现者的桂冠。

　　然而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并没有限于揭露列文的伪造。由于上世纪８０年代许多报刊刊登过似乎是邵武勉说过的斯大林与沙皇警察机构有联系的话，这两位作者指出，“关于斯大林与内奸活动有关的传言早在１９１０年就出现了。这些传言是由巴库的组织遭到破坏引起的，这样的事通常都在组织内部引起相互的猜疑……而且受到怀疑的不仅是斯大林，还有该组织的其他成员。这一点我们是从负责了解当地委员会活动情况的情报人员的报告中得知的。从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１４年，巴库暗探局有十名暗探，他们提供社会民主运动的情报，而且是相当了解情况的”。

2007-6-19 15: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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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楼

　　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列举了警察机构的奸细的姓氏，举了他们的情报的例子。他们也摘引了以化名“菲库斯”为掩盖、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巴克拉泽·达维德·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奸细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叶里科夫的报告（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发表的А．阿达莫维奇的中篇小说《讨伐者》中肯定地说，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构的奸细，化名为“菲库斯”）。叶里科夫菲库斯在１９１０年３月的报告中说：

　　“巴库委员会的工作尚未走上轨道。与‘库兹马’（邵武勉的化名。——作者注）的关系复杂化了。他不知因为什么生几位委员的气，宣称要离开组织。而中央委员会送来的配备重要技术设备的一百五十卢布在他手里，暂时还拒绝交出来，这使工作还处于停顿状态。‘柯巴’几次请他交出，但是他固执地加以拒绝，显然表现出了对‘柯巴’的不信任。”

　　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在说明“菲库斯”的这份报告时指出：“关于邵武勉不信任斯大林并且似乎认为他是奸细的流言，正是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产生的。”很明显，只有在对巴库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的历史只知道一点点皮毛，或者完全不愿意尊重事实的情况下，才会根据“菲库斯”的这一报告提出斯大林就是那个把党的机密出卖给警察机构的“菲库斯”、而邵武勉似乎对斯大林进行了揭露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曾广泛地散布开来。

　　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也摘引了“菲库斯”十天后提供的另一份报告：

　　“在月度报告（我于去年８月１１日提交的第２６８１号报告和今年３月６日提交的第１０１４号报告）提到的化名为‘爱吃奶食的人’，党内都叫他‘柯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党内最积极的工作人员，现在取代普罗科菲·贾帕里泽起着领导作用（后者于去年１０月１１日被捕——见本人１０月１６日第３３０１号报告），现根据我的命令，此人已于３月２３日为外部监视的人员所拘捕。

　　“拘捕‘爱吃奶食的人’的必要性，是由今后完全无法对他进行监视产生的，因为所有的密探他都知道了，甚至新从梯弗利斯派来的人也马上被暴露，而且‘爱吃奶食的人’在每一次骗过监视的人的同时，还把他们指给他碰到的同志们看，这当然对事情有明显的害处。”

　　根据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的意见，“菲库斯”的这份报告证明所有指控斯大林与沙皇警察机构有联系的说法都是谎言。他们并不排除邵武勉在一段时间内不信任斯大林的可能，不过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被捕消除了这些怀疑：“我们看到，就连像邵武勉这样有经验的革命者也不能保证在复杂的条件下对自己的同志不作出错误的判断。”

　　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也证明了利用沙皇警察机构的其他档案材料指控斯大林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指出了在解释马林诺夫斯基在与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根本没有怀疑对方是警察机构的奸细）的基础上写的报告方面的不当之处。美国的一位研究者爱德华·史密斯的臆测，也建筑在这样任意解释斯大林给马林诺夫斯基的信的基础之上。史密斯在其《青年斯大林》一书中写道，斯大林离开梯弗利斯教会中学后立即成为警察机构的奸细。他根据斯大林在被教会中学开除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这一点推测道，这时宪兵队可能招募了他。史密斯不顾事实地断定说，从１８９９年５月到１２月，斯大林并没有居无定所地借住在各位朋友家里，而是在一个秘密的警察机关里，在那里受如何当一个密探的训练。这么说来，也可以很容易地断言，这半年斯大林是在传说中的西藏的沙姆巴拉度过的或在德国的间谍学校受训。史密斯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的推测，大概他有的只是败坏斯大林名声的强烈愿望。

　　想要证明斯大林与警察机构合作的图谋还不限于此。有的作者常常拿出两个指望没有经验的读者能接受的论据，来弥补没有任何证据造成的欠缺。第一，各种诽谤材料的制造者提醒人们注意斯大林曾从流放地频繁地逃跑，断定说，没有警察部门的帮助他做不到这一点。同时却避而不谈这样的情况，即斯大林并不是从法庭判定的服刑地点逃跑的惟一的革命者。例如，从流放地逃跑的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其他许多著名的活动家。第二，为了说明为什么警察仍然还是多次逮捕斯大林，某些诽谤材料的制造者（例如Ф．沃尔科夫）写道，“逮捕朱加施维里是为了遮人耳目，以便掩盖他所起的奸细的作用和接踵而来的对革命的地下活动的打击”。然而斯大林在首次被捕后的十五年内有不到六年的时间是在自由中度过的，这一点可以证明，沙皇警察机构利用自己的密探的效率很低，为他们创造了最不利的条件来回报他们的服务。

2007-6-19 15: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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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楼

　　此外，应当考虑到，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全国都知道了沙皇警察机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人员的名字。阿伦森宣布关于斯大林曾与沙皇警察机构合作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他指出：“从１９１７年３月到１１月，临时政府特别侦查委员会在会上确定了警察机构密探的详细名单，并听取了警察厅主要官员——马卡罗夫、别列茨基、维萨里奥诺夫等人——的最坦白的供词。为什么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假如斯大林真的是奸细，为什么革命后不像其他许多奸细那样躲起来以避免逮捕，却公开地住在彼得格勒，并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给《真理报》写文章？为什么圣彼得堡暗探局的头头格拉西莫夫……在国外发表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斯大林？为什么像斯皮里多维奇和扎瓦尔津那样的非常熟悉情况的警察部门官员没有援引他的话？”还可以给阿伦森提出的这一连串问题再加上一个：“为什么那个据说与斯大林一起与警察机构合作过的马林诺夫斯基在１９１８年受审判时避而不谈他？”此人似乎可以利用公开审判的机会来败坏苏维埃国家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的名声。

　　关于斯大林与沙皇警察机构合作的指控毫无根据，这对任何客观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一而再固执地重复同样的谎言和提出同样的臆造的论据，证明斯大林的整个一生早就成为造谣诽谤的对象。同时还力图使这些谣言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由于现在在沙皇警察机构供职已被认为是可敬的事，关于斯大林曾是警察机构的奸细的说法也就不再是对他的名声的损害了。看来一个叫亚历山大·奥布拉兹佐夫的人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便在他的刊登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１日《独立报》上的题为《敌人》一文中断定说，斯大林是一个密探，不过不是俄国情报机关的，而是英国情报机关的。

　　奥布拉兹佐夫作为证据提出的，是“苏联著名特工机关的秘密部门之一的工作人员”、一个叫雅科夫·普罗科菲耶维奇·伊万诺夫的人的一段文字。（无论是奥布拉兹佐夫所说的两个供学生用的笔记本还是伊万诺夫这个人，从来都没有人见过。）这篇文章像是对公布历史文献的拙劣的模拟，其中肯定地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早在１９０１年就在巴统与“英国和土耳其的间谍头子”发生联系。奥布拉兹佐夫提出的证据是这样的：“可证明斯大林是英国情报机关而不是俄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的，有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在最后一次被流放前他可以轻松自如地从流放地逃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这一招就没有行得通。他之所以滞留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原因只有一个，即战争开始了，英国干脆忘了他们的这个间谍。”

　　这就是说，在俄国像在自己国家里一样发号施令的是英国情报机关而不是俄国的情报机关，如果英国有什么事没有做成，那只是由于奥布拉兹佐夫在英国特工机关的工作中发现的极端的疏忽。文章作者说，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第一次与丘吉尔秘密见面，然而在国内战争年代他与英国人的联系中断了，只是“到３０年代斯大林才恢复同英国人的接触”。照奥布拉兹佐夫的说法，从那时起，斯大林的所有行动，因而也是苏联政府的所有行动，目的都是为了消灭“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而讨好英国人。只是在波茨坦会议后，斯大林似乎决定与英国情报机关断绝关系，而这成为丘吉尔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在富尔敦宣布“冷战”开始的起因。

　　各种旨在败坏斯大林的名声的说法虽然有很大差别，但是它们都力图证明，他几乎从革命活动一开始就不是他冒充的那种人，而是他所参加的党的敌人，当然也是列宁的敌人。这样的说法对斯大林的敌人解释苏联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很有帮助。

2007-6-19 15: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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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楼

　　斯大林与“没收行动”

　　拉津斯基断定斯大林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躲到了阴影中”，力图证明，斯大林这些年真正的活动只是抢劫银行，而正是这些事成为他在党内地位上升的原因。他的书中“柯巴之谜”这一章，由一些带有“柯巴的秘密”、“党内犯罪集团”之类的刺眼的标题的部分组成，他在这一章里对斯大林从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０７年的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说法。读了这一章后有这样的印象，拉津斯基也许是为了赌气，也许是出于对早已写成的正式历史的仇视，有意地歪曲所有很容易验证的事实和资料。看来，他对真正的地名和姓氏很反感。这个首都的剧作家好像要显示一下自己对“边远的西伯利亚”的轻视似的，说什么斯大林第一次被流放到“下乌达”，虽然就连可能把他们不习惯的地名搞混的美国历史学家也竭力把这地方写成“新乌达”。

　　与此同时，拉津斯基对历史和地理的高傲的轻视，有某种一贯性。他任意地玩弄地名和日期，把一些人放在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而把另一些人从他们所在的地方赶走。照拉津斯基的书中的说法，斯大林于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０７年接连三次参加了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写道：“‘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发言。在会外也没有表现自己。’后来托洛茨基这样正确地指出。但是列宁又叫他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来，‘没有表现自己的’柯巴被邀参加又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这里要指出一点：对欧洲几个国家首都的访问没有给这位前诗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从来没有回忆过……伦敦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列宁立即去了柏林，而到那里去与他见面的是……柯巴。这一点是斯大林许多年后在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自己说的。但是他在柏林与列宁谈了些什么，就没有说了……”

　　实际上斯大林在成为斯德哥尔摩党代会的代表前，参加过坦默福斯的代表会议（不是拉津斯基所说的党的代表大会）。由于这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当时与布尔什维克敌对的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参加，他也就无法对斯大林参加大会的积极性程度作说明。至于斯大林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情况，托洛茨基的说法虽得到拉津斯基的肯定，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斯大林（代表登记时用化名“伊万诺维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了三次言。斯大林只是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上没有发言，仅限于同邵武勉和卡霍扬一起对策烈铁里的声明集体提出抗议。与拉津斯基的断言相反，斯大林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３日在与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没有讲到在柏林与列宁的会见，但是回忆了他自己１９０７年在柏林的逗留，据他说，他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月。这就可以很容易地推翻拉津斯基断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回忆过对欧洲几国首都的访问的说法。而由于伦敦的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７年５月底结束，而１９０７年６月上半月他已到了南高加索，这就不难猜测，他在离开伦敦后不可能在柏林待两三个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在柏林待两三个月是在伦敦代表大会前，而不是在它之后。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之所以没有对路德维希谈到自己在柏林与列宁的谈话，是因为没有过而且不可能有这样的谈话。

　　既然斯大林和列宁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每天都在伦敦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见面，为什么他们还需要跑到柏林去见面呢？如果列宁和斯大林想要远远避开代表大会的代表谈谈话，那么斯大林只要在英国首都多住几天就行了，因为列宁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后没有立即离开伦敦，而为了参加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留了下来。列宁离开伦敦直接去的地方不是柏林，而是芬兰，他就住在那里的斯提尔苏甸。他在那里处于地下状态，因为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８日彼得堡宪兵局特别处提出“从芬兰引渡乌里扬诺夫的问题”。他于１９０７年８月才到德国去参加斯图加特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但是这时斯大林早就在巴库了。

　　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拉津斯基之所以决定让列宁和斯大林不在伦敦而到柏林去见面，大概是因为他把柏林看做某种连续剧的情节发生的地点，在那里经常安排各种会见，产生各种阴谋和反阴谋。此外，拉津斯基抹杀或歪曲历史真实后，就为他编造的侦探故事扫清了道路。

　　拉津斯基朝轻信的读者头上扔了一大堆离奇的谎言后，又说：“在柯巴平安地回到梯弗利斯后……就变得很清楚，他和列宁商量了什么。”在这句能引起好奇心的话后，紧接着讲了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６日梯弗利斯埃里万广场发生的事：“五十来个劫匪”拦住运钞车的路，“一片爆炸声和一股股硝烟”，“被打死的哥萨克，炸得血肉横飞的警察和士兵”，“倒在炸得粉碎的马车中间的血肉模糊的过路行人发出的呻吟”，“歹徒”“在烟雾和呛人的气体中抓起了装钱的口袋”。

2007-6-19 15: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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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楼

　　是谁在背后策划这次大胆的抢劫和恐怖活动呢？拉津斯基引用了他认为最“可靠的材料”，他说：“后来托洛茨基写道：‘当时党内都认为，柯巴毫无疑问参加了这次血腥的行动。’”我们的这位富于同情心的剧作家给这个空口无凭的说法只加了一句：“这个黑黑的小个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流血，流很多血。”

　　拉津斯基在说明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６日抢劫的内幕时说：“流亡者在国外的舒适生活和俄国地下革命者的活动——这一切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他又一次求助于托洛茨基，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话：“用暴力抢钱在这种情况下是惟一的办法。”拉津斯基力图使人相信，列宁为了在国外过“舒适生活”需要钱，因此他“想到在这‘炸弹工作’中利用这个忠诚的格鲁吉亚人”，即斯大林。

　　照拉津斯基的说法，为了实现列宁想出的这个弄钱支付伦敦和柏林旅馆的费用的计划，斯大林吸收捷尔—彼得罗相参与共事。拉津斯基毫无任何根据地写道，“卡莫（捷尔—彼得罗相的化名）这个勇敢无畏、惊人地骄傲的人在柯巴在场时一声不吭，令人奇怪地惟命是从”。“埃里万广场的抢劫……这场好戏从头至尾是柯巴策划的，而按照规定作准确表演的则是卡莫。这是柯巴导演的第一出轰动全欧的戏。”

　　如果相信拉津斯基所说的属实，那么也不是戏中的一切都策划得很好或者一切都是“按照规定”表演的。根据他的说法，戏的导演奇怪地出现在群众场面的演员中间，显然冒着生命危险，并受了重伤。拉津斯基引用了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作家巴甫连科似乎对他的父亲说的话：“斯大林在一次特别事件中伤了左臂，他灵巧勇敢。在梯弗利斯抢钱时他是扑向马车的人之一。”正是为了不与这说法相矛盾，拉津斯基曾起劲地证明，在索索童年时被冲向他的轻便马车撞伤的是他的腿而不是手臂。

　　有人现在经常重复拉津斯基的这种说法，并且添加了新的细节。《约瑟夫·斯大林》一书的作者戈尔季延科肯定地说，从１９０６年年初开始，“柯巴积极地着手组织没收行动，很快成为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战斗人员的领导人”，“正是由于‘没收行动’，斯大林才第一次得以接近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这位作者引用“某些”匿名者的话写道：“索索·朱加施维里第一个向哥萨克护送队扔炸弹。”

　　根据拉津斯基的说法，斯大林逐步搞掉了所有参与“强盗袭击的同志……与他一起干这些大胆的事的主要战友卡莫最早离开了人世”。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５日骑自行车的卡莫被一辆卡车撞死。拉津斯基指出，卡莫的被撞死正是在他准备写回忆录的时候。拉津斯基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甚至不惜牺牲那个流行于莫斯科知识分子当中和写入尤里·鲍列夫的《斯大林颂》一书的童话。这个童话讲的是：卡莫之所以“被斯大林除掉”，是因为他想要“赶到哥尔克去解除列宁的软禁”。许多人相信这件事，虽然大家都知道，１９２２年９月列宁没有被软禁，而是身患重病在哥尔克养病，而且从梯弗利斯骑自行车“赶到”哥尔克是愚蠢的。现在拉津斯基说杀死卡莫是为了不让他进行滔滔不绝的回忆，许多人又相信这种说法。

　　如果把拉津斯基费很大力气制造的烟雾吹散，让爆炸停止下来，那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拉津斯基以首次发现者的口气讲的许多情况，其实在我们国内早已广为人知。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６日梯弗利斯埃里万广场发生的事件，在苏维埃时代并没有隐瞒起来，而是多次在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中进行了描述；这些事甚至搬上了银幕。革命者抢银行和运钞车的活动被放在革命斗争的环境中来考察。这样的行动（它们被称为“没收”，缩写为эксы）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的高潮中发生得特别频繁。抢来的钱被看做革命斗争的战利品，用来购置武器。

　　１９６５年出版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６卷写道，卡莫“于１９０６年３月前往彼得堡，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列宁。他按照列宁的委托，到国外去购买武器并将其秘密运回俄国。为了保证党有必需的资金，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组织了多次没收沙皇政府的金钱的行动，其中包括１９０７年梯弗利斯埃里万广场的那次行动，当时得到了二十五万卢布属于国库的钱。这些钱被送到彼得堡，交给党支配”。与此同时，卡莫“于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不止一次地把武器和弹药从彼得堡送往梯弗利斯”。在清楚地看到革命已遭到失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决定放弃“没收行动”，虽然像克拉辛和卢那察尔斯基那样的著名布尔什维克对此决定持有异议。

2007-6-19 15: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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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楼

　　非常清楚，在苏维埃时代布尔什维克参加“没收行动”被认为是光明正大的英雄行为，因此谁也不试图隐瞒对此类行动的参与。这些行动的领导人和参加者捷尔彼得罗相（卡莫）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他的业绩在苏维埃时代曾广泛宣扬。写了几本关于他的书和拍摄了几部电影。马克西姆·高尔基也于１９３１年写了一篇关于卡莫的特写，因为卡莫曾在１９２０年对高尔基讲过他的几次“没收行动”的情况，讲过他如何在柏林的监狱里假装发疯，以避免被交给在埃里万广场袭击事件后正在搜捕他的俄国警察。无论在电影和高尔基的特写里，还是在其他的书籍里，都没有提到所谓的卡莫的同谋者或他的行动的组织者的斯大林的名字。

　　应当考虑到一点，即许多作者竭力强调这些或那些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参与了“没收行动”。例如，杜宾斯基穆哈泽在《邵武勉》一书中断定说，埃里万广场袭击事件的主要组织者是邵武勉，他从１９０５年起是梯弗利斯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这本书的作者讲这件事是为了再一次强调邵武勉在革命中的功绩，而不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然而书中只字未提斯大林与此事有关。

　　不错，１９１８年孟什维克首领之一马尔托夫曾宣称斯大林参与了“没收行动”。这是他在提到革命前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似乎曾因斯大林参与了“没收行动”而把他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说的。斯大林在回答马尔托夫时指责他进行诽谤，要求孟什维克拿出证据来。但是使斯大林生气的不是马尔托夫说他参与了“没收行动”，因为这只能提高他在革命的俄国人眼中的威望，他生气是因为说他似乎曾被开除出党。

　　虽然多伊彻显然想要损害斯大林的名誉，但是他仍然写道，“柯巴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准确地确定过”。多伊彻只限于作这样的推测：斯大林“在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与战斗队之间起过联络作用。他从来没有直接参加过袭击活动。他对战斗队的行动计划表示赞同或反对，给他们提建议，采取保证行动的各种措施，并从一旁监督执行情况”。然而多伊彻没有拿出有利于他的推测的任何证据，只说沙皇的警察机构和党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说：“沙皇的警察机构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参与‘没收行动’。他伪装的本领是那样的高超，甚至连他所起的作用也躲过了党的眼睛。”因此多伊彻只能重复马尔托夫的指责。

　　罗伯特·塔克尔重复这一说法，说他是从托洛茨基、多伊彻和武尔夫的著作中得知的。他无法举出另一些证据。厄拉姆的书中也缺乏斯大林参与“没收行动”的证据。

　　然而，多伊彻以及其他重复他的话的作者们说斯大林巧妙地躲过了“党的眼睛”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所有“没收行动”是按照党的领导下达的任务进行的。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应该事先都是知道的。斯大林既不可能隐瞒自己对“没收行动”的参与，也不可能扮演隐姓埋名帮助党弄到资金的善人的角色。在谈到马尔托夫的指责时应该指出，１９１８年在党的领导人和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当中没有一个人会隐瞒对“没收行动”的参与。在这时，所有参与反对沙皇制度的最大胆的行动的人，其中包括谋杀沙皇的大臣和皇族成员的人，都被视为英雄。杀死谢尔盖亲王的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两条街道——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各一条。包括卡莫在内的“没收者”享有很高的荣誉。

　　试图确定斯大林参加了“没收行动”和参与了埃里万广场的事件的做法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因为这些调查者没有掌握任何文献资料，有的只是含含糊糊的推测。同时应该指出，与美国的那些斯大林传记作者以及拉津斯基不同，俄国警察机构在侦查埃里万广场事件以及别的“没收行动”时，却依靠大量的罪证，并根据新留下的痕迹采取行动。因此它相当快地确定是谁在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６日进行了袭击。许多参加这次大胆的行动的人很快被逮捕。

2007-6-19 15: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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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楼

　　逮捕既在俄国进行，也扩大到国外。这是由于被抢走的每张面值五百卢布的纸币都有号码。布尔什维克刚要在国外兑换这些纸币，与俄国警察机构协同行动的当地警察便对他们进行监视。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参加袭击的人和他们的帮手被逮捕了。未来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以及Ф．扬波利斯卡娅、Я．马斯捷尔斯、С．拉维奇（季诺维也夫未来的妻子）等人在法国试图使用这些纸币时也被捕了。卡莫本人１９０７年１１月在柏林被捕。可是，斯大林在１９０８年３月被捕后，没有对他提出参与埃里万广场抢劫的指控，虽然警察部门不断在努力寻找抢钱的人。在后来的几次被捕后，也没有向他提出类似的指控。

　　因此，戈尔季延科断定斯大林和邵武勉把卡莫的战斗队抢来的钱（戈尔季延科把数额增加到三十万卢布）中的一万五千卢布据为己有的说法就显得特别荒谬了。他这样写道：“需要在增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从在梯弗利斯抢来的钱中分到的一万五千卢布变得极其不够了，尤其是斯大林和邵武勉还把党的钱用于个人目的。”

　　如果说，在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能很快地发现企图兑换抢来的钱的人，那么为什么却没有在俄国本国离抢钱的地点较近的地方抓到这两个长时间地使用这些有号码的钱的人呢？

　　甚至那位从不放过揭发斯大林的机会的康奎斯特也不敢冒险走得像拉津斯基和戈尔季延科那么远。他写道：“毫无疑问，卡莫和他的战斗队是根据列宁个人及其‘委员会’下达的指示行动的。没有直接的证据可证明斯大林直接参加了这些行动。”然而他注意到几乎所有参加者都是格鲁吉亚人，便认为很可能斯大林至少是知道这次行动的。

　　这样的说法并不缺乏逻辑，即使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保守秘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样的事。也应当考虑到，斯大林在卡莫进行袭击前在梯弗利斯只待了几天，实际上不可能成为这一行动的组织者，更不用说参加了。大家知道，他于１９０７年６月初在参加伦敦党代会后到了梯弗利斯，不久就去南高加索各地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果。并且大家知道，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０日在巴库出版了《巴库无产者报》创刊号，这是斯大林编辑付印的。从这时到１９０７年１１月，斯大林常在巴库。

　　当然，既不能否定也不能肯定斯大林像南高加索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一样不知道“没收行动”。很可能他知道卡莫和“没收行动”的其他组织者的活动。而且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像当时绝大多数革命者和俄国居民中同情他们的那部分人一样，完全赞同这些行动。

　　然而也很清楚，不是斯大林可能参与了“没收行动”这一点，而是他的实际革命活动（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地下的和非法的出版物，与政治上的对手的论战，在地方党的机关的工作等等）使得他在党内的地位明显上升。

2007-6-19 15: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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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如何“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在国内战争末期，斯大林在短期的休假后，回到了民族人民委员、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的岗位上。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党内进行了关于工会的争论。党的许多活动家赞成给予工会以最高权力（“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纲领）。托洛茨基认为“和平的间隙”是短时间的，相信必须保持“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管理方法，要求“整刷工会”和照运输工人工会的样子实行全面军事化。

　　在争论的进程中，托洛茨基把自己的纲领同布哈林的纲领结合起来。在这个新的纲领里，许多集团之间的原则性分歧被抹掉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纲领草案规定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应该合而为一，著名的中央委员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科夫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在上面签了名。（后来斯大林回忆道：“捷尔任斯基不仅投了票，而且在列宁在世时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列宁……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他想发动整个国家政治保安局来卫护托洛茨基。他未能做到这一点。”）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８日，《真理报》发表了与反对派的纲领对立的“十人纲领”。十位签名者当中有九位是中央委员，他们是：列宁、谢尔盖耶夫（阿尔焦姆）、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斯大林、托姆斯基。其余十名中央委员没有签名，这证明多数中央委员不准备支持列宁反对托洛茨基。有根据认为，列宁也不能指望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问题在于各个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书记处控制，而书记处成员（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都是拥护托洛茨基的。

　　托洛茨基除了在最高权力集团得到广泛支持外，还可以指望普通党员的赞同。这时大多数党员都是在１９１７年以后入党的，并不知道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多年来思想政治上的对立。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当时托洛茨基正享有盛名，领导着红军在许多战线的作战行动。国内有的城市和工厂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而改用他的名字，到处挂着他的像，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其中声称要燃起“世界的大火”，宣布红军“比谁都强大”，最后以这样的话结束：“和海军的队伍在一起，托洛茨基同志带领我们去进行最后的战斗！”托洛茨基在党员和苏维埃政权拥护者当中的名声可与列宁一争高下，而由于他的战功和口才，许多人觉得他比列宁这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袖更有魅力。甚至从未听过托洛茨基讲话的人也知道，他善于用有煽动力的演说扭转在场的人的情绪。

　　广大群众不仅仅可能在工会问题上支持托洛茨基。后来，在２０年代中期，一个匿名的记者（有人怀疑是布哈林）曾在给侨民伊里亚·布里坦的信里这样写道：“记得吗，那场关于工会的轰动一时的争论使得党有发生分裂、托洛茨基取代列宁的危险（这场用理论争论的破布掩盖起来让不知情的人看不清楚的讨论的实质就在于此）……”这是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首次向列宁发出挑战。

　　然而接着未见托洛茨基为夺取权力采取坚决行动。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得冲突缓和下来。由于发生了这次叛乱，反对列宁的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前去进行镇压，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两天才回到会上，这时党的这次最高级会议的主要决议已经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内幕使人可作这样的推测，水兵们闹事是受人挑拨的。引起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粮食上的困难是人为地制造的，在暴乱前几天，水兵开始提出完全正当的要求，而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胡搞》一文，指责喀琅施塔得驻防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起了暴动的起爆器的作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动开始前的两个星期，巴黎的三家报纸就作了预告。与此同时，以危言耸听出名的季诺维也夫，这一次却没有敲警钟。看来有人竭力想事先告诉全世界关于暴动的事，甚至赶在它的主要参加者下决心之前这样做。

　　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喀琅施塔得叛乱是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挑动的，目的是为了把代表大会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尖锐问题上，迫使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前去解决。应该说，从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列宁谴责他的“工贼行为”后，季诺维也夫已不被列为有影响的国务活动家。从１９１９年３月到１９２１年３月，他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工会问题争论”的过程中，他起劲地捍卫列宁的纲领。他的努力得到了酬报：十大后季诺维也夫进入了政治局。到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复了革命前他们在党的领导集团中的地位。列宁患病期间，季诺维也夫曾代替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而加米涅夫则接替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不排除季诺维也夫在挑起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上所起的作用的同时，不能只以此来解释发生的事件。那个给伊里亚·布里坦写信的人肯定地说，托洛茨基本人也害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的搏斗，意识到将会有很多代表跟着列宁走。也可能托洛茨基还没有为依靠党内会跟他走的那部分人夺取国家政权做好准备。由于这些原因，托洛茨基可能乐意进行幕后交易。在叛乱前，托洛茨基在美国认识的一些美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现在喀琅施塔得，这会使人觉得托洛茨基可能插手了挑起叛乱的事，目的是为了以镇压“反革命叛乱”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离开代表大会，扔下自己的支持者。而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和镇压他们的叛乱的红军战士当中一些人却为这些政治投机牺牲了生命。

2007-6-19 15: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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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述这个说法没有说明托洛茨基为什么突然决定放弃夺权斗争的所有原因。看来，托洛茨基不进行决定性的搏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担心党内斗争会导致苏维埃政权垮台，这个政权随着国内经济问题的增加变得愈来愈不稳固了。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前的几个月已可清楚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管理的方法已经不能再实行了。

　　虽然国内战争的胜利者为胜利而陶醉，但是他们无法躺在成就上睡大觉。他们得到的是一个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破坏和社会的混乱使俄国在它的发展中倒退了几十年。农产品产量只有１９１３年的６５％，而大工业的产品则只有１０％稍多一点。到１９２０年底，国家的工业生产的产品极少，生产的只是最简单的东西。冶金工业每年只能供应俄国每个农户六十四克钉子。假如工业发展此后一直保持这样的水平，那么一个农民在１９２０年买了犁和耙后，一直要到２０４５年才能指望再一次买到这些东西。七万多公里的铁路停运和一半左右的列车无法使用。三年兄弟残杀的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人（根据大致的估算，约在七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之间）的生命。除了作战行动、当局实行的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盗匪的不法行为的牺牲者外，还要加上死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２１年的伤寒的两百万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家南部其他地区饿死的五百多万人。

　　在经济崩溃的条件下，国家再也不能用余粮征集制来保证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了。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由于粮食生产急剧减少，一切用来满足需要以及满足俄国各个无产阶级中心和饥饿地区需求的粮食，要从农民自己通常的口粮中获取……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谁也不会不经过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而让别人夺走他嘴里的食物。”对余粮征集制的反抗采取了武装的形式。瞿鲁巴说道：“到处人心涣散，一片混乱，明目张胆地消灭我们的机构……单是在乌克兰粮食战线上，就牺牲了一千七百名采购人员。”在西伯利亚，“由于机构内人心浮动，革命法庭随便抓人，杀人案件时有发生和盗匪猖獗，因而工作毫无进展……负责的工作人员和技术干部完全不知所措，有的地方的人员逃离工作岗位，任何威吓措施，直到立即枪决，也无法把他们留住……一方面，暴动者杀人，另一方面，也根据苏维埃的法律枪决人”。

　　在国内战争时期，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常常导致农民暴动。国内战争结束后，暴动更加频繁。最大的一次暴动由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领导，发生于１９２０年８月，到年底已遍及坦波夫省的大部分地区。为镇压暴动，投入了两个步兵旅、一个空军支队和科托夫斯基的独立骑兵旅。对暴动者使用了毒气，俘虏被投入集中营，实行了抓人质的办法。

　　苏维埃政府担心类似的暴动会席卷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土，担心国内战争将会继续进行下去，而这一次敌人将是全国大部分农民，于是决定改变与农民的关系和本身的经济政策。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列宁认为，“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于是余粮征集制为粮食税所取代。它已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喀琅施塔得叛乱前一个月在坦波夫省实行，通常把新经济政策的开始与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过渡到粮食税和市场关系的决议几乎没有什么争论就通过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受到所有普通党员的赞同。他们在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和决定性的战斗”的过程中遭受的牺牲和艰难困苦现在看来变成不需要的了。许多人在绝望之中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几万党员宣布脱党以表示对“投降资产阶级”的抗议。远不是留在党内的所有人都同意新经济政策，人们希望这种转向资本主义的做法是短时间的。

2007-6-19 15: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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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认识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支持这个方针，暂时不再在工会军事化的口号下进行积极的争权斗争。托洛茨基的暂时退却，是由于他的纲领显然与新的现实相矛盾，而得到斯大林和其他的人支持的列宁的纲领更加符合在国际舞台上和在苏维埃国家里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情况。代表大会支持列宁和他的纲领，并且通过了禁止在党内成立反对派的决议。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分子在国家领导集团中的地位大大减弱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因此托洛茨基分子失去了对书记处的控制和在组织局里的多数。在组织局新的组成人员中，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是委员的只有斯大林一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的纲领，因此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进入了政治局和组织局。

　　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看做必要的喘息。他在发表于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８日《真理报》的文章《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里写道：“请想一想从落后的殖民地到先进的美国这条广阔的社会战线，后来国际无产阶级的俄国部队强有力地突破了这条战线，这一突破威胁了帝国主义的生存……从那时起，我们党就从一国的力量变成了主要是国际的力量，而俄国无产阶级也就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落后部队变成了它的先锋队。从此以后，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扩大俄国这个缺口，帮助走在前面的先锋队，不让敌人包围这个勇敢的先锋队和使它离开基地。相反地，国际帝国主义的任务是要堵塞，一定要堵塞俄国这个缺口。”

　　斯大林高度评价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十月革命也有它的阴暗的方面”。他提醒人们注意“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同时他又强调指出，“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

　　斯大林认为，要克服不利的客观条件，一方面必须努力改善俄国的国际地位：“一、利用包围我国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和各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一切矛盾和纠纷来瓦解帝国主义。二、不惜人力和物力帮助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三、采取一切办法加强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四、巩固红军。”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列举国际任务时特别提出要帮助东方的民族解放力量，即帮助殖民地和附属国。而大多数苏维埃领导人只把希望寄托在西欧的革命上，斯大林与他们不同，从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起他就强调指出：“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

　　此外，斯大林提到首位的不是“帮助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利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的矛盾。在国际活动中这样安排先后次序，是由于斯大林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必须“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自然，与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关于租让制和贸易的协议，使得不可能公开地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方面，斯大林认为必须“‘放纵’我国的小生产和小工业，在国家政权控制下容许资本主义局部恢复和吸引租赁者和股东等等”。

　　斯大林断定说，俄国共产党（布）“已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根据党的国内政策的任务是和平建设工作的任务这一点，斯大林指出必须“巩固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其方法是：（甲）吸引农民中最主动和最有办事能力的人参加国家建设工作；（乙）在推广农业知识和修理机器等等方面帮助农民经济；（丙）发展城乡间正常的物资交流；（丁）使农业逐步电气化”。

2007-6-19 15: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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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斯大林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他建议：“（甲）集中最大限度的力量掌握各基本工业部门和改善这些部门的工人的供应工作；（乙）发展对外贸易以输入机器和装备；（丙）吸引股东和租赁者；（丁）储存即使是最少数量的机动粮；（戊）使运输业和大工业电气化。”

　　和平建设的任务与他在当“革命事业中的帮工”的年代党要解决的任务有着原则的区别，因此他强调说，“党在无产阶级的武库中取消了现在俄国已经不需要的罢工、起义等斗争形式”。斯大林承认，为解决新的任务，要求从质量上提高党的工作水平：“从前，没有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行家也过得去，因为当时党的工作主要是批评性的，而批评是容易的……现在党不能没有各方面的行家了；党除了利用旧专家以外，还必须培养自己的行家，如编制工作人员、供应工作人员、作战参谋人员（军事方面的）、粮食工作人员、农业工作人员、铁路工作人员、合作社工作人员、工业和对外贸易的行家（经济方面的）。不这样做就不能进行建设。”

　　和平建设要求保证苏维埃国家内部的稳定和边境的安全。这些任务的解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苏维埃国家边境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的状况。因此斯大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负责的调整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

　　斯大林从国内战争前线和短期休假回来后，立即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一文，他在文章里强调指出：“俄国三年来的革命和国内战争证明，如果没有俄国中部和俄国边疆地区的相互支持，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俄国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铁爪下解放出来。”斯大林特别注意到俄国和它的边疆地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他说：“如果没有富产原料、燃料和食物的边疆地区的援助，俄国中部这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就不可能维持长久。同样地，如果没有比较发达的俄国中部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援助，俄国边疆地区也必然要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虽然斯大林也承认少数民族从俄国分离出去的权利，但是他谴责各种使用这种权利的企图。他写道：“要求把边疆地区同俄国分离作为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这种要求应当摈弃，因为它不仅同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建立联盟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是抵触的，而且首先因为它同中部和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抵触的。”斯大林认为对民族边疆地区来说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和俄国在一起，那么边疆地区的劳动群众就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或者和协约国在一起，那么必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奴役。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

　　亚美尼亚于１９２０年底“苏维埃化”，后来格鲁吉亚也于１９２１年春实现了，这证明斯大林对这些从俄国分离出去的共和国的看法是苏维埃国家领导集团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在这些事件后，苏维埃国家在高加索的疆界基本上同１９１７年革命前一样。在中亚也恢复了革命前的疆界。只有在西部，在成立了波兰、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等独立国家后，国境线大大地朝俄国中部推进了。

　　１９２１年７月，斯大林来到了不久前“苏维埃化”的故乡，他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梯弗利斯党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格鲁吉亚同俄国和邻近的南高加索各共和国实行联合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号召“消灭民族主义这条九头蛇，造成国际主义的健康气氛，以便在保持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的条件下促进这些国家经济活动方面的联合”。

　　与此同时，斯大林指出，在边疆地区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保存和发扬民族特点，他说：“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同样成为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所亲近和爱戴的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要成为人民群众所亲近的政权，首先应该成为他们所了解的政权。”他提出首先应推举当地居民的代表参加各个国家机关的领导。他特别强调发展民族语言的重要性，说道：“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乌克兰、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巴什基尔及其他民族的语言是真实的现实，因此，这些区域绝对需要发展本民族的学校和由当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和政权机关，那么苏维埃自治在这些区域里就应当无条件地彻底实行；或者乌克兰、阿塞拜疆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是凭空臆造，因此也就不需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和其他机关，那么苏维埃自治就应该当做废物抛掉。想找第三条道路，不是不明事理，就是可悲的轻率。”斯大林提出坚决放弃“使落后人民群众‘立即共产主义化’的骑兵式袭击”，主张“采取谨慎小心和深思熟虑的把这些群众逐步引入苏维埃发展总轨道的政策”。亚当·厄拉姆就斯大林那些年就民族问题发表的主张说：“有这样的印象，好像这些主张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提出的，这人发表了合情合理的议论。”

2007-6-19 15: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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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天起，斯大林负责制定它的民族政策。他所作努力的最高成就，是成立了存在了六十九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斯大林在苏联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苏联的成立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今天是苏维埃政权历史的转折点……同军事破坏作斗争的时期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基础之一红军。后一个时期，即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时期，将赋予我们新的国家形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联盟无疑地会推进苏维埃经济的恢复事业。”

　　他说：“有人常常骂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没有能力从事建设……今天开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使命是批准昨天全权代表团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让这次联盟代表大会向那一切还没有丧失理解力的人们表明：共产党人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当苏联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建立“新的国家形式”时，他所领导的国家监察系统（他从１９１９年起开始领导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已改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根据他的设想，应当建立管理国家的机关。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他在全俄工农检查院负责工作人员第一次会议上确定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时，明显地扩大了他所领导的这个人民委员部的职能。他正确地指出，“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会或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人”。他强调说：“如果工人阶级真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不仅应当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工农检查院的基本任务在于吸引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参加自己的工作，培养和训练这些干部。工农检查院应当成为这种工农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给工农检查院提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任务是对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建立有效的统计和监督。他号召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在中央和地方上执掌政权的同志建立最合理的国家财产统计制度，帮助建立合理的报告制度，帮助整顿供给机关、和平时期的机关和战争时期的机关以及经济机关”。

　　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任何计划工作，没有正确的计算是不可想像的，而没有统计，计算是不可想像的”。与此同时，他经常谈到应保证收集的材料的可靠性：“整体的各个部门是互相衔接的环节，如果有一个环节弄坏了，那么整个工作就会有搞垮的危险，统计工作就是这样。”与此同时，斯大林嘲笑党内形成的对“资产阶级专家”的高傲态度，指出他们具有像职业上认真负责态度这样的品质：“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统计人员具有某种起码的职业荣誉感。他不会撒谎。他可能有某种政治信念和政治倾向，但是涉及事实，即涉及数字，他宁可牺牲自己，不说假话。这样的资产阶级统计人员，尊重自己并且具有某种起码的职业荣誉感的人，我们最好尽量多一些！”

　　斯大林也对报表制度的状况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他说：“任何经济工作没有报表就不能前进。可是遗憾得很，我们的会计员不总是具有普通资产阶级的诚实会计员的那种起码的长处。我尊重他们之中的某些会计员，在他们中间有诚实的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但是也有恶劣的会计员，他们会弄虚作假，他们比反革命分子还危险，——这是事实。不克服这些缺点，不消除这些缺点，我们就不能把国家的经济和国家的商业向前推进。”

　　斯大林在两个人民委员部岗位上的活动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赏。列宁在回答托洛茨基分子抱怨没有让他们担任管理职务时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轻率地指责说：斯大林身兼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试问，为了保持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目前的局面，为了处理突厥斯坦、高加索等等问题，我们此刻能够做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这类问题欧洲各国已经研究好几百年了，只有在民主共和国才解决了极小一部分。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都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细小的倾轧而不能自拔。”

2007-6-19 15: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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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在两个人民委员部里有成效的工作，使列宁相信他能同样有成效地进行全党范围的组织工作。１９２２年４月，在党的十一大后，斯大林被推选担任刚设立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与斯大林一起当选书记的有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从职务的名称可以看出，中央委员会书记领导的是党最高层的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亚当·厄拉姆甚至这样认为，“大多数党员如果听到有人对他们说，那些想担任书记的人有望成为党的领导人，他们就可能会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加上“总”这个字在一定程度上稍稍提高了“书记”的地位。斯大林本人也把自己的职务看得很低，这可由下列事实来证明：他在同女儿玩耍时称女儿为“女主人”，称自己为“书记”或者甚至“小书记”。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着手建立党的管理的复杂机制和组建机关。卡冈诺维奇在回忆在沃兹德维任卡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的办公室见到他的情况时写道：“斯大林友好地迎接我，从桌旁站起来，轻轻地握了握手表示问候，请我坐下，立即开始谈话。他说，‘我们想让您到中央委员会来工作，任命您为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当卡冈诺维奇对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表示怀疑时，“斯大林笑了笑说：‘没有想到您这样缺乏信心和表示怀疑。古比雪夫同志对我说过，您是一个勇敢的人，敢想敢干，某些人甚至说您有几分过于自信，现在却突然怀疑和缺乏信心起来。’”斯大林甚至没有让卡冈诺维奇回到他工作的突厥斯坦去报告和交接工作，要求他第二天就来上班。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他强调说：“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要求决议本身有很高质量，而决议通过后则要求明确性，确定日期和负责的人员，要求认真执行，——总而言之，要求高度负责，但是为了检查必须知道检查的是什么。”

　　据卡冈诺维奇说，区域委员会或省委员会的书记们应当定期用密信向党中央报告自己的区域或省里生活的各个方面情况：“在刚过去的一个月内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收成情况、粮食工作进程、主要企业的工作、运输情况、合作社的发展、地方税收收入）”，“工人和农民的各个不同阶层的情绪（根据可能讲一个或两个典型的事实）”，“关于和我们敌对的政党的情况（它们对居民中这些或那些阶层的影响，它们的工作方法等）”，“苏维埃机关的工作状况”，“党组织的生活，包括党员关切的问题”，“最重要的决定、党的影响的扩大、这些或那些运动的开展等”。关于“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群众”的情况的材料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意义。

　　卡冈诺维奇回忆说，“中央委员会强调，报告和密信汇报情况必须从省、区域和民族共和国的特点出发而有所侧重。在材料中，应当有区别地把该地区最重要的问题放在首位：在农业地区应当比较注意地和充分地说明收成、粮食工作、商业的问题，农民的情绪，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农村图书阅览室的状况；在重要的铁路枢纽所在的省份，党组织的书记在工作中和汇报时注意力应集中在运输上；在工业省份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说明工厂的情况、工人的情绪、孟什维克的影响等等之上；在从边疆地区来的报告中应该用一定篇幅讲民族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如同卡冈诺维奇指出的那样，关于报告制度的详细指示成为进行党的工作的指南。中央委员会要求在报告中反映以下方面：“对下级组织的领导以及和它们的联系”是如何实现的，党委成员到下级组织去多少次，有无有组织能力的指导员和针对地方组织的工作计划，过不过“党日”，党的力量如何分配，对党的工作人员有何要求，党员的动员和党员“地区内调动”是如何进行的，当地党代表会议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是如何贯彻的，如何使党组织有书报可读，政治学校、图书馆、阅览室、俱乐部的状况如何，扫除文盲是如何进行的，是否为少数民族出版书籍，妇女和青年的工作进行得如何等等。

2007-6-19 15: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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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冈诺维奇说，报告应该“不写成像对调查表的简短的、干巴巴的回答，而应该采用描述性的汇报的形式，其中要突出最重要的和典型的方面，它的各个部分相互之间要有因果联系，用事实、具体材料，甚至引用记录来说明一般的论点，避免讲没有事实和具体材料作为根据的空话和月月都重复同样的材料”。中央委员会派到各地的指导员也提供此类材料，这就使得有可能对各地的报告中的材料进行核对。

　　就这样，斯大林能得到关于国内情况的全面的和完整的材料。然而他并不限于通过正式渠道获取材料。他还建立了所谓的情报员制度，这些情报员的职责是提供关于苏维埃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的客观材料。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回忆，“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是我们的业务熟练的情报员之一”。（可能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并不是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的“业务熟练的情报员”的惟一的作家。）卡冈诺维奇说了中央委员会情报员当中许多人的名字，这些人后来担任了党的区委书记、高等院校校长等职务。

　　这种秘密监视政治情绪的方法，为处于社会不稳定和政治混乱时期的许多国家所常用。斯大林所建立的向政府秘密报告人们的情绪供政府采取对策的制度，与英国大臣哈利在作家丹尼尔·笛福帮助下为防止内战和国家分裂而建立的制度惊人地相似。尽管１８世纪初的英国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俄国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但是相似的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决定了对这威胁采取相似的斗争方法。而且刚刚经历世界大战和外国干涉的苏维埃俄国与四面环海的英国有所不同，经常受到新的入侵的威胁，这种经常性的紧张状态决定要在管理上采取比较严厉的和秘密的方法。

　　对执政党的各级组织的活动的监督制度为管理整个国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斯大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组织工作的第一次报告证明，这位总书记掌握了关于工会、共青团、合作社、妇女积极分子（女工代表会议的成员）、政治学习制度、党的报刊、军队的详细材料。斯大林所提供的关于党及其社会成分的材料同样非常详细。

　　斯大林也掌握了关于党的各级管理机关的状况的充分材料。他说：“我们党在机关方面的主要弱点就是我们县委员会的弱点，缺乏后备力量——县委书记。”造成这一“弱点”的原因之一是县级机关领导人的文化程度较低。１９２０年对党员的抽样调查，只有５％的人受过高等教育，８％的人受过中等教育，３％的人是文盲，而其余的人则受过“初等的、家庭的、监狱的教育”。由于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一般都担任上级组织的职务，因而这样的人担任县级领导的概率就小了。斯大林建议“中央委员会下面开办一所学校，训练农民和工人出身的最忠诚最能干的同志来做县委书记”。

　　对党来说另一个祸害是所有管理机关里的内部冲突。从斯大林的报告和所附的书面总结可以看出，领导党的“军队”的是一些陷入纠纷和争吵的人。组织总结报告确认：在阿斯特拉罕，“省委和省检查委员会之间关系不健康”；在伏尔加河沿岸德国人区域，“马尔克斯施达得分子”和“波克罗夫分子”进行着斗争；在勃良斯克，省委内有摩擦；在奔萨，省委书记和执委会主席之间发生冲突；在沃洛戈达省，检查委员会指责省委书记和省执委会主席缺乏党性；在图拉，省执委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也指出普斯科夫党组织内拉脱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库斯塔奈组织内民族方面的摩擦。在这些纠纷中，双方都相互指责对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偏离了党的总路线。结果党的上层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分为不同集团，分别支持各地相互对立的领导人。

　　斯大林并不限于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他在报告中特别重视培养可靠的和内行的各级领导人问题，他说：“在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建立的这个党的干部登记分配局，用他的话来说，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同时斯大林强调说，“党分配党员到企业中去，不仅要以纯粹党的考虑、以加强党在企业中的影响为指导原则，还要以业务考虑为指导原则。这不仅对党本身有利，而且对整个经济建设有利”。
　　关于中央委员会利用“登记分配”制度积极干预选拔地方领导干部的过程这一点，可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十二大的抱怨来证明，他说，３０％的省委书记和区域委员会书记是中央委员会“推荐”的。

　　斯大林还讲了在党内那些其中的“战士”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的“队伍”里进行清洗的情况。例如，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再次清洗”的进程中，有３０％的党员被开除出党。在１９２１年的“大清洗”和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３年的“再次清洗”中，突厥斯坦原有的三万党员只剩下一万六千，而布哈拉的一万四千党员只剩下一千，尽管如此，这个地区的状况仍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组织部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样的“清洗”的规模。

　　显而易见，斯大林由于掌握了关于党内和国家内的情况的全面材料以及拥有免职、任命和进行“清洗”的权力，开始在“无产阶级军队”的“司令部”里起最关键的作用之一。斯大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八个月，列宁就这样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可是如果不算那个“总”字，斯大林的权力与中央委员会“责任书记”斯塔索娃（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０年）、实际上的“第一书记”克列斯廷斯基（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１年）和莫洛托夫（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２年）的权力毫无区别。然而他们在党的领导中的作用与斯大林在总书记岗位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相比的。很明显，斯大林善于把这个看起来是做技术性工作的职位变成一个重要岗位。同时也很明显，斯大林不是暗中使用阴谋诡计，也不是违背党的领导的意志获得“无限的权力”的，他是通过公开的选举或任命、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列宁知道的情况下担任各种职务的。可以理解，斯大林在根据得到的材料采取坚决行动的八个月里，不能不树敌结仇，因此成了各种埋怨和责难的对象。对斯大林的批评也传到了列宁那里，列宁开始警惕地听取关于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的各种谈论。

2007-6-19 15: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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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的“遗嘱”

　　大家知道，列宁关于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话是这样结束的：“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样的批评也包含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或称列宁的“遗嘱”中。许多年来，斯大林的敌人制造这样的印象，似乎《给代表大会的信》是专门针对斯大林的，惟一的目的是要剥夺他的权力。

　　可是从《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使列宁感到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党内可能发生分裂。“工会争论”告诉列宁，党分裂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列宁的拥护者的危险依然存在，争夺苏维埃的奥林波斯山的权力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列宁建议通过把在生产部门工作的党员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方法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以此作为防止党的分裂的主要措施。列宁认为，“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根据列宁的意见，“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

　　斯大林也敏锐地认识到党的领导发生分裂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他在十二大的报告的结尾说，在二十七名中央委员中“有一个十人到十五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领导核心”内部形成的关系，党有发生分裂的危险。他注意到“近六年来，在中央内部的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不能不形成）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某些习惯和传统，这种习惯和传统有时造成一种不十分和谐的气氛”。

2007-6-19 15: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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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增加许多来自工人和农民的新委员的建议，完全符合斯大林从１９０９年起在党的巴库委员会工作时期就已坚持的主张。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发表了与列宁的建议相似的想法。中央二月全会（１９２３年）上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由于“来自地方上的人的干预”而使冲突得到缓解，斯大林把这一点作为补充的论据来说明“应当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拔他们”。他说：“我们需要摆脱个人影响，摆脱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习惯和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习惯和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有时还引起中央内部的不安。”斯大林像在开始进行革命活动时一样，把希望寄托于“最有能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他像通常那样，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没有进行独立的创造性工作的能力和不了解实践活动的人与这样的人是大不一样的。他说：“书本是培养不出领导人的。书本可以帮助人们进步，但它本身培养不出领导人。领导工作人员只能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他提议用吸收“新的”、“有生气的”和“独立思考的”党员的方法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四十人。（不错，斯大林又立即强调说，他所说的“独立思考的”新中央委员指的不是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

　　党的分裂的主要危险来自托洛茨基，这一点当时对谁来说也不是秘密。列宁力图吸引托洛茨基在平等的条件下参加共同的工作，但是遭到了后者顽强的反抗，他竭力想在顺顺当当地取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之前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当列宁在１９２２年４月１１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时，托洛茨基如同他的传记作者多伊彻所写的那样，“断然地和相当傲慢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显然，托洛茨基不愿成为列宁的副手之一，因为列宁的副手已有李可夫和瞿鲁巴。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力图保持对红军的领导。

　　托洛茨基不掩饰他对地位比他低的其他领导人的蔑视，经常处于与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对立之中。在１９２２年５月到９月列宁患病期间，托洛茨基挑衅性地表示不愿服从政治局的意志。当列宁恢复工作后于１９２２年９月再次建议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时，托洛茨基又一次拒绝了这一建议。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４日，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提议，把关于托洛茨基的行为作为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此事可能成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发起攻击的口实。虽然托洛茨基与中央委员会的整个领导处于对抗的地位，但是他作为有经验的政治家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由于对各个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各部进行监督，后来又当上了总书记，得到了关于国内情况的特别全面和准确的材料，已成为在作最有力的政治决定时的关键人物。大概斯大林在反对自己的这个老对手方面也表现得特别积极。

　　因此列宁有根据断定说，“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列宁指出的斯大林身上的那些不好的品质，只有从他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是这样说的：“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看来列宁为了缓和冲突，像在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１年一样，决定采取把这两个正在争斗的政治人物分开来的办法。现在列宁准备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放上五十到一百名来自工农的新的中央委员，让他们成为这两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首领之间的障碍物。这一次他大概认为在这场对抗中需要压一压斯大林。但是由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列宁准备一直纵容托洛茨基。

　　列宁对托洛茨基怀有戒心这一点，可由下面的情况来证明：他给托洛茨基讲的好话（“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为否定的评价（指出了他的过分自信和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所抵消。列宁未必忘记了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与他决裂，未必忘记了他从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１７年与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使党处于分裂边缘和使国家面临新的内战的工会争论，再一次向列宁展示出托洛茨基作为盟友是不可靠的，而作为敌手则是危险的。那个给布里坦写信的人在评价列宁晚年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时指出：“像任何时候一样，列宁采取不喜欢、不信任他的态度，这都是对的。”然而列宁这一次作出了妥协。他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主张，而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又同意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作某些让步，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的。

2007-6-19 15: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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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列宁要容忍托洛茨基的挑衅行为和作出让步呢？从《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可以看出，列宁预计国际局势将要再次恶化。虽然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年代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有过许多失误（而他并不是在领导军队方面犯过错误的惟一的人），但是他在红军中的威信是高的。列宁不仅不打算解除他领导工农红军的职务，而且显然指望他在发生新的干涉或西方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能继续领导苏维埃的军事机器。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列宁看重托洛茨基的国际联系，不打算在今后世界舞台上发生麻烦时弃而不用这些联系。

　　列宁最有可能是“为了事业的利益”决定再次与托洛茨基妥协的。不过他并不打算解除斯大林领导国家的职务，而只是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这个职位仍然被看做是纯粹组织的和技术性的职位。列宁也不打算把斯大林开除出政治局，很可能要把重要的工作部门委托给他。

　　可是列宁在提出关于总书记问题的建议时对斯大林作了不好的评价，斯大林的许多传记常常重复这些话，列宁当时这样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这样的评价未必是全面的和公正的。列宁只字未提斯大林的勤劳、对事业的负责态度、努力研究各种问题、具有钢铁意志等品质。根据斯大林的同事彼斯特科夫斯基的看法，斯大林与许多别的苏维埃领导人有所不同，对自己的同事难得地耐心和有诚意。有大量的证据说明，斯大林在工作上对同事特意表现得很有礼貌，甚至在极端气愤时也常常避免说粗话。

　　与此同时，列宁可以很容易地把他对斯大林提出的某些指责加到他的其他同事和他本人身上。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苏维埃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文章、命令和指示中常常可以见到粗鲁的话、威胁和侮辱人的比喻。苏维埃领导人的那些表现得很任性的行为也并不是例外情况。大家知道，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不仅是斯大林，而且还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列宁本人，都曾声明自己个人受了侮辱（这样说并不都是有根据的），演出过以辞职相要挟的场面。

　　不过，列宁同时提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的那件事”和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指出布哈林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而皮达可夫“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这样一来就与他对斯大林的某些性格特点的批评相抵了。

　　列宁并不限于批评斯大林的作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到３１日他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其中狠批了斯大林建立苏联的活动。列宁认为已建立的、就形式来说是联邦的苏联，体现了斯大林关于建立实行区域自治的单一制国家的思想。列宁对他“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表示遗憾。列宁认为，在建立苏联这件事情上“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列宁的文章的内容反映出他关于苏联的议论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说根据苏联的组织原则“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而另一方面他并不提议解散苏联。而且在文章的末尾他强调需要这个联盟“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与此同时，他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会“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

2007-6-19 15: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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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苏联的自相矛盾的议论与指责斯大林不重视发展民族语言这一尖锐而不公正的批评结合在一起。虽然斯大林反复地说需要鼓励民族语言的发展，但是列宁却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斯大林忽视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并对这些规章进行非常认真的检查。”

　　列宁并不限于谴责斯大林不重视民族因素，而且直截了当地指责他鼓励民族压迫：“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列宁不知指的是奥尔忠尼启则还是斯大林，这样写道：“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

　　列宁列举童年时记住的伏尔加河流域对各个民族的侮辱性的称呼，并将这些回忆与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反对格鲁吉亚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不合逻辑地联系起来，力图使人相信出现了某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他提出要让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为此“负政治上的责任”。列宁在容许对俄罗斯人进行攻击的同时，提出要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这么说来，“真正俄罗斯人”是“恶棍”和“暴徒”。）列宁吓唬说，“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的工人中，会有很小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他声称：“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布哈林在十二大上附和列宁的这些意见，他说：“我们作为过去的大民族……应当把自己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人为地把自己放到比其他民族低的地位，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取得过去被压迫的民族的信任。”布哈林根据这一点，提出从大会决议中去掉谴责地方沙文主义的条文。斯大林不同意他的意见，提醒说，不久前布哈林曾从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出发反对民族拥有自决权。“他在忏悔之后，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问题在于布哈林不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

　　尽管斯大林显然考虑了列宁的意见，在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是实质上他没有接受列宁对他提出的在民族问题上实行错误政策的指责。他在回答布哈林、同时也是回答列宁时说：“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委屈少数民族。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这一点，不应当委屈少数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必须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对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就是胡说八道了。在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只是文字上的一种表现方法，布哈林竟把它变成了完整的口号……应当记住，除了民族自决权以外，还有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自决权从属于后一权利。”斯大林从巴库时期起，早就承认俄罗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改造中的首要作用，他坚决反对怀疑这一点的任何企图，更不用说把俄罗斯工人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了。

2007-6-19 15: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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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斯大林虽然显示出不同意列宁的观点，但是很明显，他力图把列宁的那些尖锐的话说成“一种文字上的表现方法”。看来他认为这些分歧是暂时的，就像那些已不止一次地把他们分开的分歧一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反对列宁。甚至在历次危机的时期（在夺取政权前和革命爆发后的最初日子里，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时期，在“军事反对派”和党的十大前的激烈争论时期），当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反对列宁时，斯大林也始终站在列宁一边。

　　列宁同样不仅高度评价斯大林给予的支持，而且也赞扬他的工作能力，把他树为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榜样。越飞曾经抱怨把他不断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列宁在给他的信里提到了斯大林，说斯大林默默无言地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不抱怨，也不使性子。列宁认为斯大林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可由他在斯大林１９２１年５月首次要做手术时关心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来证明。列宁坚持要让斯大林在手术后很好地休息。

　　那么列宁为什么突然尖锐地批评他的忠实可靠的战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一看在写《给代表大会的信》前发生的事。列宁于１９２２年５月中风后，斯大林常去看望他。照谢马诺夫和卡尔达绍夫的统计，从１９２２年５月到１０月斯大林去看望的次数要比政治局所有其他委员多（为十二倍）。斯大林在发表于１９２２年９月２４日《真理报》副刊专号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里描述了他与列宁的谈话。列宁在１９２２年９月恢复工作后也保持着与斯大林的友好关系。

　　然而列宁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了。１１月２５日他摔倒在自己家的走廊里。医生们要求列宁全休静养，但是他常常违反规定的制度。１１月２７日他的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失去知觉几分钟。如同М．И．乌里扬诺娃所写的那样，列宁“容易疲劳，神经紧张，觉得脑袋沉重，时有轻微的麻痹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并没有放下工作”。在医生的坚持下，列宁被送往哥尔克休养，他在那里待了五天。１２月１２日他回到莫斯科，到１２月１３日他的病发作两次，每次延续了几分钟。列宁同意进行长期治疗，像福齐也娃所说的那样，“在长期治疗前开始清理各种事情，为代表大会做准备……在两三天内在家里口授信件，布置任务，接见了两三位同志（也顺便接见了斯大林）”。

　　列宁还是想在定于１２月２３日到２７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但是如同М．И．乌里扬诺娃所写的那样，“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１２月１６日麻痹变得更加顽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卧床不起了）使得他的这一希望也化为泡影，于是他请求转告斯大林，说他不在代表大会上讲话了。无法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他有罕见的自制力，还是忍不住痛苦地号啕大哭起来”。根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的说法，１２月２０日从国外请来的费尔斯特教授在诊察列宁病情的过程中确定：“动作不能充分展开，手臂无法垂直举起……舌头没有偏离，所有动作是缓慢的和迟疑不决的。”

　　列宁的病情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６日恶化后，政治局显然因为考虑到斯大林与列宁比较亲近，于１２月１８日通过决议，责成斯大林个人负责督促遵守医生规定的制度，把列宁隔离起来，不让他有个人的和事务上的接触。这个决议得到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的批准。参加全会的人特别强调列宁必须遵守医生关于停止工作的严格规定。了解斯大林的工作作风的人不能设想他在接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的这个任务后会不去检查医疗制度的遵守情况。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斯大林在进行这样的检查的过程中要求特别严格，这只能惹列宁的那些本来就焦急不安的亲属们生气。大概从１２月１８日起，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就开始把斯大林看做一个对他们发号施令、教导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亲人的行政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可能，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将对斯大林说话的口气和命令的内容的不满告诉了列宁。

2007-6-19 1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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