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研究论坛--"火神派的崛起：布什战争内阁史" 作者：詹姆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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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 "火神派的崛起：布什战争内阁史" 作者：詹姆斯·曼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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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楼

　　不论拉姆斯菲尔德的初衷如何，他在福特政府后期信奉的鹰派观点后来证明是长期的。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派犯了错误；在拉姆斯菲尔德看来，1975和1976年反对缓和不仅仅是一时所为。几十年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主张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他深深地怀疑军控和其他形式对苏妥协究竟有什么意义。拉姆斯菲尔德在前后左右、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段已经结束。此处两个换段福特政府的档案可以证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娴熟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削弱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对基辛格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民主党主要批评者杰克逊，详细质询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就缓和提出非常尖刻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谨慎地应付了参议员们的质询，任命获得通过。

　　对多数被提名的人来说，故事到此便结束了，但拉姆斯菲尔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听证会结束时，他将一份听证过程的副本外加一张请总统特别注意某些段落的私人便条直接交给了福特。这些段落包含了前几任国防部长对基辛格不让他们参与军控谈判、被剥夺了亲自向总统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不满。杰克逊问道，国防部长为什么被贬低到在国家安全机构里面给基辛格唱配角的地步？他们为什么只能向基辛格提交备忘录，然后由他再改写进他的“意见文件”？拉姆斯菲尔德告诉福特，参议员们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对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运作的一种关切……我认为，要使国安会在实际当中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做出最大努力”。拉姆斯菲尔德的潜台词十分清楚：总统不能让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把国防部长们排斥在决策会议之外。

　　宣誓就职几周后，拉姆斯菲尔德便成功地使基辛格企图与苏联谈判一份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努力搁浅。基辛格试图获准向莫斯科提交一项新的军控建议。拉姆斯菲尔德设法将建议搁置了几个星期，并提出要更仔细地研究。“他［拉姆斯菲尔德］实际上允许和鼓励让官僚机构的程序搁浅，”基辛格说。

　　1976年1月，福特允许基辛格去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列昂纳德?勃列日涅夫递交一份新的谈判建议。拉姆斯菲尔德头一回成功地把五角大楼的一位文职官员代表、一个能向拉姆斯菲尔德汇报的人安插进了基辛格的随行人员。基辛格返回时认为自己在达成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他却在华盛顿遭到反对。“反对的是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我清楚他们手中握着王牌，”福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参院必须批准新的协议。如果拉姆斯菲尔德或者参联会在作证时表示反对，参院是绝对不会批准的。”福特政府提出了更容易为五角大楼所接受的新建议，但勃列日涅夫拒不接受，这样，当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公开场合，拉姆斯菲尔德开始告诫要警惕苏军不断增长的实力，他提出，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权力转移，”他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如果不能阻止对我们的利益有害的趋势，这便意味着，在未来，我们会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它与我们没有共同的最基本的信仰，它具备威胁或恫吓世界许多地方的能力。”

　　基辛格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讨论苏联军备问题，福特本人则希望用委婉的话来掩盖分歧。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毫不退让。在有关1976年3月29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会议的已经解秘了的副本里，有这段关于美苏间军事平衡的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基辛格：如果说趋势对我们不利，这就够糟的了。我们在走下坡路的印象正在全世界产生很坏的影响。

　　拉姆斯菲尔德：但是情况的确如此！

　　基辛格：那我们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60年代以来，我们的水准一直在下降。我们是要维持1960年的水准？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军力？

　　拉姆斯菲尔德：可那的确如此！60年代以来，我们从优势地位下降到了均衡地位，如果我们不制止势头，就会落伍。

2007-4-28 10:56:30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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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楼

　　总统：我认为总统不能说我们在走下坡路。我可以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我不想说我们在落伍。我要说我们面临着挑战，我们总体是平衡的，必须保持住这种平衡。拉姆斯菲尔德离开白宫，意味着新任办公厅主任切尼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福特总统的竞选。切尼从共和党在各地的民调人员和政客们那里听到的，符合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直觉：他甚至比拉姆斯菲尔德更不情愿支持基辛格的苏联政策。

　　“缓和是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特别不欢迎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字眼更糟糕，”民调人员罗伯特?蒂特在切尼担任办公厅主任后两周给切尼提交的一份私人备忘录写道，“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个字眼。”福特的演讲撰稿人罗伯特?哈特曼1月初呈上“国情咨文”讲话稿的时候，切尼加了批注后，把讲稿退了回去，他的批注写道：“鲍勃——外交政策部分针对国会的措辞太强硬，对俄国则不够强硬。”

　　福特曾一度驳斥过批评者。“我认为缓和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世界和平，”他在1976年1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道。但是，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初选中加大了抨击的火力，称缓和使得苏联利用了美国，在军事上超过了美国，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不到两个月，福特便全面退却。“我们要忘记使用缓和这个词，”他在皮奥利亚对听众说，“……谈判中发生的事情……是会造成后果的。”

　　那年春天，切尼和福特的政治顾问们都让总统不要反驳里根对他的外交政策的挑战。使基辛格不悦的是，他们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不值得与里根纠缠；福特在秋季选举中需要保守派的支持。

　　现在，切尼在他的政府生涯当中第一次不再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助手，而自己身处权威的地位。助手们向福特开玩笑说，关于他的内阁重组，媒体最大的问题将会是：“理查德?切尼究竟何许人也？”但切尼迅速巩固了他对白宫工作人员班子的控制。白宫新闻记者们很快给了他一个绰号“大条顿人”(Grand Teuton)古民族，现指日耳曼人。——译者，这既借用了切尼的老家怀俄明州的“大泰顿斯”(Grand Tetons)一词的发音，又巧妙地点到了在H.R.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尼克松白宫办公厅的普鲁士人风格。

　　1975年12月，福特乘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与毛泽东举行峰会，在此前的四年当中多次造访北京的亨利?基辛格发现，有一件事令他大吃一惊。“我手下的(总统)先遣组，给我安排了一间比亨利更大的卧室，一个更大的套房，”切尼在20年后的采访中回忆道，“我的套房离总统更近。亨利很不高兴。”切尼时年34岁。

　　里根的挑战，远比福特或者基辛格预想的要严峻得多。里根在北卡罗来纳州击败了福特，这是任期内的共和党总统第一次在预选中败北。里根在整个春季加强了对福特外交政策的攻击。然而，随着预选的结束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福特似乎有足够的代表人数支持他获得提名。

　　代表大会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第一天，里根的势力开始了最后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在党纲中加入一个题为“外交政策的道德”的政策要点。这等于直接向福特和基辛格的苏联政策直接开火。

　　共和党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依照法律实现自由”，关于道德的政策要点这样写道。它特别赞扬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的“我们面对世界时绝不能对暴政的本质存有任何幻想的强有力的信息”。它还保证将奉行“绝不背着我们的人民搞秘密交易的”外交政策。

　　福特后来称，他大发雷霆。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和副总统洛克菲勒则更为愤怒；他们坚持，福特必须进行斗争，击败那条道德政策要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它等于是在谴责政府。起初，福特发出通知说，这正是他想做的。与此同时，福特的谈判者们试图起草削弱那条政策要点的修正案，包括删除涉及索尔仁尼琴的语言。

　　然而，切尼令福特改变了立场。在福特的政治顾问的支持下，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争辩道，如果福特跟“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对着干，并在与里根进行象征性力量较量中败北的话，就有可能影响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切尼对福特其他的助手说，“但是，假如你得不到提名，原则便毫无用处……党纲是一纸空文。”

2007-4-28 10: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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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楼

　　福特让步了。为了避免冲突，他接受了“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接着他获得了提名，但是，那年夏天他赖以竞选的共和党党纲，代表的却是里根和其他批评政府人士的观点。这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的惨重失败。

　　诚然，切尼极力主张接受里根的提法，此举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行为。作为忠实而有奉献精神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在努力确保福特能够获得共和党的提名。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解释：观点保守的切尼，在心底里可能远比福特、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更能接受里根的外交政策要点。切尼本人在私下曾经挑战过福特和基辛格对待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在个人关系上，切尼是福特值得信赖的助手。但在外交政策的抽象原则问题上，他似乎更接近共和党内的挑战者里根，而不是福特和基辛格。

　　正当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在福特政府和共和党的最高层面上抽取基辛格的对苏政策精髓时，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在美国情报部门内部进行着同样的努力。

　　每年年末，在起草新的国防预算时，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会制定一份关于苏联的意图和能力的秘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到70年代中期，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有争议；国会里持批评态度的人抱怨，情报部门提出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和军队的观点过于宽厚和乐观。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是否为了支持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而有意修改了情报，或者根本就不够重视从更消极的角度来解释苏联的意图，从而低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

　　1976年，中情局新任局长布什采取行动反击了这种批评。他任命了一组外部专家，取名叫“B组”，负责审阅保密的数据，撰写关于苏联及其意图的独立报告。“B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俄国历史教授理查德?派普斯。沃尔福威茨当时仍在美国军控和裁军局工作，是小组的10名成员之一。

　　该报告于1976年底提交，就苏联的动机提出了与美国情报部门明显不同的分析。该小组的结论是，根据可得到的情报数据，可以认为苏联正在努力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将缓和视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苏联决心实现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这个所谓的胜利，实为苏联在全球称霸。”该报告批评中情局过于依赖卫星和其他技术，而未能对苏联领导人的讲话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种使用“B组”的做法代表了沃尔福威茨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他第一次认真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专注于在情报界干巴巴的、所谓不带偏见的研究之外所暗含的假设和逻辑跳跃上。多年之后，在接受中情局内部的历史学家的采访、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沃尔福威茨说，他的结论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运作的方式就像是一位神父，发布结论时仿佛它们是写在石板上的“十诫”似的。“‘B组’证明，关于苏联的意图，有可能得出与分析人员的一致意见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与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沃尔福威茨说。

　　“B组”的做法创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时起，只要国会议员认为中情局在尽量掩盖某个外交政策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便要求成立一个“B组”，重新研究情报并进行独立评估。90年代中期，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成立了一个“B组”式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对情报重新审查之后，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得出结论：导弹攻击的危险远大于美国情报界的报告。该导弹防御委员会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牵头，主要成员之一是保罗?沃尔福威茨。

　　沃尔福威茨在“B组”的工作似乎对其思想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自那时起，美国情报部门的不健全便成为沃尔福威茨经常谈论的主题。他个人认为，情报部门缺乏怀疑精神；它太容易满足于获得能够证实其预想的情报。批评者对他提出相反的指责；有人抱怨他太想获得符合他自己保守观点的情报。

2007-4-28 10: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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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楼

　　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逐步走向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开战，沃尔福威茨是布什政府中向美国情报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拿出更有说服力的情报来证明伊拉克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官员之一。在五角大楼里，沃尔福威茨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进行独立分析，并根据有关伊拉克的情报，得出自己的结论；该小组由老资格的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牵头，他是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的同窗好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沃尔福威茨在建立自己的内部“B组”。

　　到70年代中期，沃尔福威茨不仅对基辛格的苏联政策，而且对他更广泛的假设、他的世界观和他对历史的理解都产生了疑问。沃尔福威茨年纪还轻，他的观点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是，他的观点代表着政治右翼正在形成的对基辛格的挑战。

　　在1976年夏季里，沃尔福威茨继续在军控局工作，他邀请了两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去给他做实习生。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一天晚上，沃尔福威茨在家里一边吃晚饭，一边为实习生们分析基辛格写的学术著作《重建的世界》，这本书怀着崇敬的心情，描述了19世纪初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欧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势的经历。沃尔福威茨告诉学生们，这是部好书，是基辛格的杰作，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点：这段历史的英雄人物不是现实主义者梅特涅，而是极力主张对拿破仑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代表的是道德和宗教原则。

　　基辛格显然认为自己与梅特涅相似，他赞同他在主要大国间建立稳定的平衡的目标。基辛格追求对苏联的缓和，基础似乎就是这种模式。在《重建的世界》里，他以厌恶的口吻论及了对道德的关切。“道德的种种主张涉及对绝对事物的追求，对细微差别的否定，对历史的摒弃，”基辛格争辩道。

　　相比之下，在沃尔福威茨看来，道德原则比稳定或者国家利益更重要。“我记得他说过，基辛格错就错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不懂这个国家信奉着某些普遍的原则，”福山回忆道。

　　比起维持现有的力量均衡，沃尔福威茨更重视的是政治自由。他是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里根派提出的“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纲要点的。许多年后，在小布什政府内，沃尔福威茨把这种重价值观和轻政治稳定的态度用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上。他的道理是，如果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会打乱中东现有的力量平衡，那又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追求他心中的价值观。

　　基辛格在他关于福特年代的回忆录里，对于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把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美国在斗争各个阶段的使命，是帮助击败挑战和平秩序的邪恶敌人……威尔逊主义反对通过力量的平衡来实现和平，赞成通过道德上的共识取得和平”的美国人颇有微词。这番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沃尔福威茨从福特政府起直到小布什政府的观点。与共和党外交政策层级结构中所有其他人相比，沃尔福威茨自认为是基辛格的反对者，是基辛格在思想范畴内的对手。

　　除掉基辛格和制止缓和，这代表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美国内部，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和辩论的焦点，正在发生着迅速和根本的变化。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均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些变化后来亦在他们的生涯中影响着他们。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战期间，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特别是美军——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力量。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主党的自由派强调的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主要斗争是在尼克松和乔治?麦戈文的势力之间展开的。

　　在福特年代里，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转向了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的新问题。其根本问题，是美国的实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说，越战对国家的总体军事和经济力量产生了多大影响。美国在军事失败之后是否在衰落？美国是否不得不减少在海外的卷入程度？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不得不接受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2007-4-28 10:58:18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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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楼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上的。他认为，在越战之后，美国必然要缩减力量、向莫斯科妥协。“他觉得，美国受到越战的削弱，这个国家的情绪是赞成军控和缓和，”弗雷德?埃克雷说道。批评他的人认为，基辛格对美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过于悲观；一些人拿他与悲观的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相比。“基辛格是斯宾格勒主义者，”在卡特政府里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说，“他认为美国正在衰退，苏联正在取得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之签订对他们的崛起有约束作用的协议。”

　　基辛格驳斥了这些指控，不过，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批评是公正的。他可能并未认定苏联真的会取胜，但是他的确似乎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77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基辛格最亲密的助手温斯顿?洛德说，基辛格认为美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基辛格的另一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基辛格认为，美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独自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基辛格本人则认为，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公众根本不会支持与苏联对抗。

　　这种观点似乎符合了7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氛，当时，国会正试图大幅度削减美国的国防预算，并且对美国的情报工作进行前所未有的仔细审查。然而，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共和党的保守派和民主党的新保守派批驳了基辛格的悲观观点。他们都在转向一种既不同于基辛格派、也有别于民主党的麦戈文派的世界观。据此观点，美国并没有衰退；不应该小视美国的力量，也用不着对苏联做出新的妥协。

　　在福特年代里出现的哲学分歧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讨论是否入侵伊拉克时，一群共和党内的批评者告诫说，美国必须谨慎，要承认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中，为首的是基辛格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而军事行动的主要倡导者则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

　　注释

　　① Richard Nixon: RN (New York: Grosset Dunlap, 1978), p.1042.

　　② 1996年12月6日对理查德?切尼的采访。

　　③ Memo to the president from Henry A. Kissinger re NSC Meeting, Saturday August 10, 1974,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NSC Meeting File, box 1, folder “NSC Meeting, August 10, 1974,” Gerald R. Ford Library.

　　④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p.325?326.

　　⑤ Robert T. Hartmann, Palace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p.283.

　　⑥ 对2001年12月13日罗伯特?T.埃尔斯沃思的采访。

　　⑦ “Gerald R. Ford?s Remarks on Taking the Oath of Office as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Library.

　　⑧ Ron Nessen, It Sure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Inside (Chicago: Playboy Paperbacks, 1978年), p.150.

　　⑨ Michael Medved, The Shadow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36.

　　⑩ Files of Jerry H. Jones, 1974—1977, box 10, Richard Cheney, Gerald R. Ford Library.

　　Ibid.

　　Cheney interview with Stephen Wayne, Hyde and Wayne collection, Gerald R. Ford Library.

　　Handwritten notes from Richard Cheney, May 29,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6, folder“Intelligence—New York Times Articles by Seymour Hersh (1),” Gerald R. Ford Library.

　　John Hersey, The Presid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5), pp.120?121.

　　Nessen, op. cit., p.132.

　　John Osborne, White House Watch: The Ford Years (New York: New Republic Books, 1977), pp.142?143.

2007-4-28 10:58:49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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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楼

　　Hartmann, op. cit. pp.321?323; Nessen, op. cit., 108?9;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p.534?535.

　　Nessen, op. cit., pp.112?113.

　　Kissinger, op. cit., pp.98?99.

　　Ibid., p.105.

　　Ibid., p.175.

　　Hartmann, op. cit., p.283.

　　Memorandum for Don Rumsfeld from Dick Cheney, July 8,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10, folder “Solzhenitsyn, Alexander,” Gerald R. Ford Library.

　　Callaway memo to Cheney, November 3, 1975, in Callaway papers, box 5, Gerald R. Ford Library.

　　1996年12月11日对温斯顿?洛德的采访；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 p.671。

　　Osborne, op. cit., p.xxiv.

　　Ford, A Time To Heal (New York: Harper Row, 1979), pp.320?327.

　　Medved, op. cit., p.337.

　　Osborne, op. cit., p.11.

　　Ibid., pp.xxiv?xxv.

　　2001年12月12日对莫顿?阿布拉莫维茨的采访。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1年12月10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Kissinger, op. cit., p.850.

　　Ford, op. cit., 357?358; Raymo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p.540?543.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by Donald Rumsfeld, James E. Connor files, box 1, folder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3),” Gerald R. Ford Library.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resident Ford, Dr. Henry A. Kissinger, Donald Rumsfeld and Brent Scowcroft, Oval Office, March 29, 1976,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collection, box 18, Gerald R. Ford Library.

　　Teeter memo to Cheney,“Analysis of Early Research,” November 12, 1975, in Robert M. Teeter papers, box 63, Gerald R. Ford Library.切尼对哈特曼的评论见Hartmann Papers, box 120, Ford Library。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12, pp.22,350, quoted in Garthoff, op. cit., pp.547?548.

　　Ford, op. cit., p.374.

　　Medved, op. cit., pp.337,339.

　　1995年12月6日对切尼的采访。

　　Republican platform,“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1976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Nessen, op. cit., pp.229?231: Ford, op. cit., 398; memo from Mike Duval to Dick Cheney, August 17, 1976, Gerald R. Ford Library.

　　见Don Oberdorfer,“Report Saw Soviet Buildup for War,” CIA Declassifies Controversial 1976 “Team B” Analysi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2, 1992, p.A11。

　　Jack Davis,“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Uncertainty: Paul Wolfowitz on Intellidence Policy?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39, no.5 (1996).

　　见Robert Dreyfuss,“The Pentagon Muzzles the CIA” American Prospects, vol.13, issue 22 (December 16, 2002), 及Seymour M. Hersh,“Selective Intelligence,” New Yorker (May 12, 2003), p.44。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316.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97.

　　对埃克雷的采访；2001年11月26日对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采访。
A. James Reichley interviews with Winston Lord and Brent Scowcroft, Gerald R. Ford Libra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652.

2007-4-28 10: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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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楼

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

　　在80年代里，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每年至少会有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切尼仍然在国会山上勤奋工作，拉姆斯菲尔德仍然是芝加哥的一位对雇员要求苛刻的公司总经理。不过，有时一连三四天，国会的人谁也不知道切尼的下落，拉姆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人也找不到他。就连他们的夫人都被蒙在鼓里；她们只得到一个华盛顿的神秘电话号码，以便有急事时通过这个号码传话。①

　　完成了白天的工作之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通常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从那里，趁着夜色，他们各自与由40到60名联邦政府官员组成的班子外加罗纳德?里根的一名内阁成员，分别悄悄来到美国某个偏僻的地方，比如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或者一个地下掩体。一个由运载着先进通讯设备和其他装置、四周涂了铅的卡车组成的车队，也会驶往同一个地点。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是里根政府一项绝密计划的主要成员。根据计划，政府秘密实施着具体的计划演习，在美国宪法的具体规定之外，委任一位新的美国“总统”和他的工作班子，以便在同苏联发生核战争期间和之后，能够维持美国政府的运转。多年来，有关里根政府这项计划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披露出来，但是计划如何运行、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其中起的主要作用却仍然不为世人所知。

　　80年代的这项秘密计划，为我们了解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之后的数小时、数日以及数月中小布什政府的运作，提供了神秘的背景。那一天，当副总统切尼督促布什总统不要回华盛顿，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命令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离开华盛顿，后来为了一旦发生新的袭击时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而将其他联邦政府官员送到首都以外去工作的时候，这些行动的根源都是里根政府的那项秘密计划。当切尼本人在“9?11”之后从一个“未经披露的地点”转移到另一个“未经披露的地点”的时候，他从未承认他在80年代里也经常到未经披露的地点躲藏起来。

　　在里根政府任期的最初几年里，美国政府比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了与苏联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中曾经谈到，需要建立平民防务计划来帮助美国在核交战之后能够生存下来。上任之后，里根政府不但着手推动平民防务，还批准了一份包括了与苏联进行“持久”核战争计划在内的新的防务政策文件。②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与的保持政府延续性的演习，成为这些公开的核备战工作的秘密组成部分。

　　基本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迅速行动，防止被“斩首”，即一旦华盛顿遭受核打击而文职领导出现中断的局面。实际上，里根政府进行核战争的新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通过打击政治和军事高层领导及其通讯线路，对苏联领导层实施“斩首”。③里根的班子希望确保苏联无法效法美国核战略家的计划。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美国政府在弗吉尼亚州蓝岭山脉的威瑟尔山和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州州界的戴维营附近修建了庞大的地下设施，一旦发生战争，这些设施可以用作美国总统的军事指挥所。然而，这些设施的修建，并没有解决如果美国总统没能及时躲进地下掩体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关键性问题。假如核打击同时击毙了总统和副总统怎么办？哪一位文职官员可以向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下达反击的命令？这位领导人如何与军队联系？一旦发生连续的核交火，谁有权与苏联签订停战协议？

　　里根政府的秘密政府延续计划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这个概念很简单：一旦美国受到(或者认为自己受到了)核打击的威胁，三个不同的小组将被派往华盛顿之外分布在美国全国的三个不同地点。每个小组必须随时准备宣布由一位新任美国“总统”来接替国家的指挥权。假如苏联以某种方式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小组并且对其进行核打击的话，第二个小组将接手，必要时第三个小组再接手。

2007-4-28 11:00:22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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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楼

　　这不是抽象的、教科书中的计划，而是具体、详细和周密地进行过演练的计划。里根政府指派专人参加这三个小组，每组以一种颜色命名，如红色和蓝色等。每组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领导，他可以充当新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角色。显然，选择的都是在行政部门高层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部门有工作经历的人。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就是这样参与进来的，他俩都曾在福特政府担任过白宫办公厅主任。除了经常参加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之外，多年来其他担任过组长的人还有后来出任中情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以及一度实际担任过里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尼思?杜伯斯坦。

　　每次一个小组离开华盛顿，都会带上里根内阁的某位成员，他被指定为下届美国“总统”。这些阁员中，有的人毫无国家安全方面的经验；比如，在不同的时候，参与秘密演习的人包括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和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重要的不是外交政策的经验，而仅仅是因为这位内阁成员有时间跟这个小组一起飞离华盛顿。一些这样的美国“总统”给像切尼或拉姆斯菲尔德这样更有经验的办公厅主任装点门面，似乎是合理的。不过，内阁成员是将要发号施令的人(或者是以他们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人)。

　　该计划超越了法律，超越了宪法——它建立了在美国宪法或者联邦法律里没有授权的指定新美国总统的程序——这个问题远非一位法律教授或者里根政府的反对派杜撰出来的批评。相反，这是里根时代的这项计划中内在的问题，是整个演习的部分理论基础。

　　这些演习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小组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向美国公众、美国的盟国和苏联领导人表明，现在领导美国的是“约翰?布洛克总统”或“马尔科姆?鲍德里奇总统”，他应该被视为美国合法的领袖?这些小组研究过的一个选择，是由这位内阁部长下令让一艘美国潜艇从大洋深处上潜，因为能调动潜艇上潜，就能证明像布洛克或鲍德里奇这些此前被认为仅仅是农业部长或者商务部长的人，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军队。(是否控制着军队，也是美国政府用来判断一个外国政府在发生政变之后是否应与某位外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相同的标准。)

　　美国宪法及其第25条修正案规定，一旦总统死亡或者失去工作能力，由副总统接任，但都没有对一旦副总统死亡或者失去工作能力的继任顺序做出规定。联邦法律，特别是最近的1947年《总统继任法案》，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如果副总统死亡或者无法工作，由众院议长担任总统。按照继任顺序，在他之后是参院临时议长(一般由多数党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担任)，然后是内阁成员按照他们的内阁职务设立时间的先后来排序，排在最前面的是国务卿，然后是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

　　在某些情况下，里根的秘密计划将这些宪法和法令的规定搁置一旁；它越过法律规定的总统继任的层级结构，建立起自己一套产生新任美国总统的过程。总的想法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速度和政府的延续性上，尽量避免冗长繁琐的程序。

　　“我们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在遭受核攻击之后，是否应该重组国会，”一位参与者解释道，“最后的决定是不重组国会，没有国会运作起来更容易些。”(这位参与者指的是设计该计划的官员们的讨论内容；没有迹象显示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或者其他的组长在这些讨论中起过作用。)首先，大家认为重组国会需要的时间过长。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国会真的复会，就有可能选举一位新的众议长，这个人就会比按照里根的秘密计划指定为“总统”的农业部长或者商务部长更具有合法性，可想而知，他很可能对总统的职位提出挑战。选举新的众议长不仅需要时间，而且会造成潜在的混乱。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西弗吉尼亚州白色硫磺泉的格林布莱尔休养胜地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设施，以便在遭受核打击期间和之后，给国会议员提供藏身之地。④虽然里根政府没有弃置这个为国会建立的设施，但它决定集中研究制定一旦出现核危机，在国会议员、甚至包括众议长和参院临时议长的作用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如何产生新任美国总统的计划。

2007-4-28 1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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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根是根据一项秘密行政令设立他的政府延续计划的。根据曾经一度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罗伯特?麦克法兰的说法，是总统本人最终决定由谁来担任每个特别小组的组长，比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里根的国安会里，该项秘密计划的“行动官”是后来在伊朗反政府武装丑闻中的核心人物奥利弗?诺斯。⑤乔治?H.W.布什副总统被授权负责其中部分行动，负责具体管理计划的是名为国家计划办公室的新政府机构。该办公室在华盛顿地区有自己的办公楼，受一位二星将军的领导，每年还有一笔高达数亿美元的秘密预算。其中大部分经费被用来购置先进的通讯设备，供这些新成立的小组与美国军事指挥官们安全地进行对话。实际上，关于这些秘密计划的零星细节之所以被披露出来，是因为有人指控由于这些通讯设备合同给了私营公司因而造成了浪费和舞弊，另外，设备也出现过故障。⑥

　　演习的时间通常选在国会休会期间，这样三个小组组长之一的切尼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耽误国会的工作。虽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的组长们参加了每一场演习，但是，扮演新“总统”的里根内阁成员却根据他们在某个特定时间是否能抽出身来而变换。一次，司法部长埃德?米斯参加了演习，那是在1986年6月18日的凌晨，他们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那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辞职的第二天早晨。一位官员记得当时看着米斯，心想：“先是最高法院有人辞职，现在是美国打起了核战争——真够倒霉的。”

　　除了指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和他的“总统”，每个小组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以及各个国内政策部门的代表。这是为了演习在核战争中如何运行整个联邦政府。一度曾考虑过让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州长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也参与进来，但是，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因为这些官员没有必要的安全许可。

　　演习有意设计得非常紧张，因为处在核战争边缘的美国可想而知不会是一片宁静。参与者们匆忙集合，在凌晨时分工作和活动，居住在军事基地，吃的是部队那种大批量生产的干方便食品。整个一次政府延续性演习要持续两个星期左右，但事实上每个小组参与的时间仅为三四天。一个小组离开华盛顿，完成演习，然后与第二组进行交接，按照设计，就仿佛他们真的处在“核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然后，第一组的成员退出演习，他们可以健康地、不受放射性污染地回家了，第二组接着进行他们管理美国的演习。

　　演习是在精心设计的掩护措施下进行的，目的是确保苏联的侦察卫星无法发现这三个小组在美国的去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三个小组都是在深夜派出，每次演习都使用一个不同的设施。除了运送通讯装置的真车队外，有时会派遣假车队去不同的地点，以蒙混苏联的卫星。其中的基本逻辑是，一旦发生核战争，苏联可能以火箭攻击威瑟尔山和戴维营附近的永久性掩体，但是它无法瞄准散布在美国各个临时地点的这几个里根小组。

　　所有其他保持机动性的设计中，最主要的是一架特殊的飞机，即国家紧急事件空中指挥所，这架波音747的基地是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上特别装备了一间会议室，还有特殊的通讯装置。一旦发生核摊牌，总统可以在这架飞机上滞留在空中指挥国家。在里根政府实施的一次演习中，一组官员乘坐这架飞机一连在空中停留了三天，靠着定期在空中加油，做纵横穿越美国大陆的巡航。

　　1988年，乔治?H.W.布什当选总统，着实让里根这项秘密计划的成员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老布什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了计划，无需再向他介绍错综复杂的计划，可能也不需要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事实上，尽管美苏关系的大气候大有改善，但布什继续了这些政府延续性演习，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切尼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不再担任组长。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之后，演习的理由和基本前提发生了变化。苏联似乎不再可能发动核攻击，但是演习按照另一种噩梦式的想定继续进行着：如果携带核武器的恐怖分子攻击了美国、打死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怎么办？最终，在克林顿政府初期，这种想定被认为似乎过于牵强，因此，官员们决定放弃这项作为冷战时期过时的遗产的计划。⑦世界上似乎已不再有能够攻击华盛顿并且对美国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的敌人。

2007-4-28 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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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乔治?W.布什政府在震惊当中，开始重新检讨对撤销该计划起了关键作用的、以为安全已有保证的假定。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熟知里根时期那些善与恶大决战的演习，他们本人参加过以前所有的演习。

　　必须强调的是，这项秘密政府延续计划的灵感来自里根政府内部，而不是来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或者伍尔西、杜伯斯坦等其他协助执行计划的小组长们。这些组长们都不是超越宪法或联邦法律的设计去指定美国“总统”这个新奇想法的设计者。实际上，拉姆斯菲尔德除了曾经短暂担任过中东特使之外，他和切尼都没有在里根政府里任过职。然而，作为组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该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加里根时期这些演习这件事本身，证实了关于他们的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在过去30年当中，从福特政府开始，即便在他们离开政府的行政部门时，也从未远离过它；他们与政府的国防部、军队和情报官员保持着联系，这些官员也经常拜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美国秘密和永久的国家安全部门的一部分，在他们生活的世界当中，总统会交替更换，但美国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斗争着。

　　在为核战争做这些秘密准备的同时，里根展开了一场公开谴责和诋毁苏联的运动，这场运动使用的语言远远超出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里根最著名的谴责即他关于“邪恶帝国”的讲话，是1983年3月8日他对福音教派全国联合会发表的演讲。当时，总统是在对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正在萌芽的要求冻结核武器的运动做出反应。里根敦促他的听众不要受诱惑去“宣布自己超越这一切之上，采取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无视历史事实，置一个邪恶帝国的侵略冲动于不顾，将军备竞赛称为巨大的误解，从而把自己置身于正确与错误、善与恶的斗争之外”⑧。里根反复使用“邪恶”一词，成为后来的乔治?W.布什总统效法的榜样。

　　许多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认为，里根似乎过度使用了华丽的词藻。他们认为，苏联理所当然是国际舞台上一个不幸的但是将永久存在的东西。在这些头脑冷静的专家中，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位年轻有为的苏联军事问题专家，在里根政府中期曾来到五角大楼，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一年核战略规划技术方面的工作。她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

　　她对苏联的看法并不特别与众不同。她的观点与美国的主要大学和美国政府内不计其数的苏联问题专家的观点相似。她在一部著作中指出，苏联在维持对东欧的控制中所冒的风险，正在超过从中得到的好处，假如苏联是一个企业，它的领导人有可能会决定降低亏损、抽身退出。不过，她接着说：“谁也不会说苏联会这样干的，无论东欧变得多么昂贵。国家，特别是大国，不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这番话发表的时间是1986年，仅仅三年之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便让人拆掉了柏林墙，结束了苏联对东欧的统治。⑨

　　如果说赖斯的观点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的话，她本人的背景、个性，她的贵族风度以及她的才干，都使她成为佼佼者。在苏联问题学者的学术精英聚会上，或者是华盛顿的军控官僚机构中，她通常是唯一的黑人，或者是唯一的女性，并且始终是唯一一位黑人女性。她和别的专家一样知识渊博，并且往往更善于表达。她性格活跃、外向，但生性又极有控制力和训练有素。对于有权势的人，对于那些身居美国外交政策最高领导层的人来说，赖斯令人耳目一新，与众不同，她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

　　“1985年的某个时间，我到了利弗莫尔(旧金山东南部的国家实验室)，然后我到斯坦福那边去吃晚饭，见到了他们搞军控的那帮人，”曾经担任过基辛格的副手和福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回忆道，“他们大约有50个人。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个本科生，那就是康迪?赖斯。在这群军控迷当中，她会就军控这个深奥的话题大胆发表意见。她富有思想，有教养，不惧威吓，我想，这个人我一定要认识认识。”⑩

2007-4-28 1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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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楼

　　赖斯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长大，是教导顾问约翰?赖斯牧师和小学教师安杰丽娜?赖斯的独生女。赖斯夫妇是该市黑人中产阶级自豪的、受过教育的成员；他们在女儿3岁时就让她开始学习钢琴，还让她上舞蹈、长笛、小提琴和法语课。

　　伯明翰本身并不像赖斯一家那么优雅。在著名的火神雕像下，该市实行着种族隔离，白人社团里的一些人不惜使用暴力来维护现状。1963年，在该市的种族骚乱高潮中，一座浸礼教教堂被炸，在4个被炸死的孩子当中，有赖斯上小学时的一个朋友。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时，赖斯和她的父母第一次走进了伯明翰一家考究的餐馆，并在那里用了餐，这是他们此前被拒之门外的地方。

　　康多莉扎11岁时，和全家一起先是搬到图斯卡鲁萨，在那里，她的父亲当上一所大学的校长，两年后，又搬到科罗拉多，在那里，约翰?赖斯开始在丹佛大学担任行政管理人员。康多莉扎进了私立天主教学校圣玛丽学院，这是她上的第一所白人和黑人混校的学校。一位教导顾问想跟她说，她不是上大学的材料，但是赖斯对他的忠告不予理睬。她进了丹佛大学，攻读音乐专业，希望成为能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钢琴家。大学第二年，她断定自己不如其他一些音乐天才那么出色，如果坚持下去，她将来的命运很可能是“教13岁大小的孩子去亵渎贝多芬的作品”。

　　赖斯在考虑转换专业时，恰巧遇到了约瑟夫?科贝尔教授，一位移居国外的捷克外交官。科贝尔，未来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劝说赖斯改学国际关系，特别是苏联问题研究。“我深为苏联政治的拜占庭式的本质所吸引，为权力、权力如何运行和如何被利用着迷，”赖斯后来解释道。

　　她19岁大学毕业，接着到圣母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返回丹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论文论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苏联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文职领袖。学业一结束，她便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在当时，斯坦福是现实主义鼓吹者的天下，这个学派认为，支配国家间关系的是对权力而不是对道德的考虑。赖斯接受了该学派的许多信念和假设，后来一直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她信奉现实政治，认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均势政治，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成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斯坦福的教员中一位研究俄国问题的同事迈克尔?麦克福尔解释道。

　　她在1976年投票赞成卡特担任总统，但是在1980年，赖斯在认定卡特的对苏政策过于软弱之后，离开民主党的队伍，投了里根的票。“康迪一直比较保守，”赖斯在学术界年纪最长、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另一位斯坦福大学同事科伊特?布莱克评论道，“她对卡特处理阿富汗问题的反应，使她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民主党人。从这时起，她便开始自认为是共和党人。”赖斯的父亲是共和党人，这部分是由于对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反感造成的，这些白人民主党人统治着南方，并且竭力阻止黑人投票。

　　但赖斯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她信奉现实主义，这使她有别于她在政府里的一位未来的同事保罗?沃尔福威茨，后者认为理想和价值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观点更接近亨利?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而不是共和党内的里根右派人士。

　　的确，赖斯在当时并不为里根所擅长的对苏联的谴责所动。“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对冷战时期所谓的美国是一座‘民主的灯塔’的说法总有些怀疑，”赖斯后来解释道，“美国总统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把它归咎于讲稿写得太糟糕，太夸张。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美国充其量是个并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我的祖先曾经是属于别人的财产——都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在那些涉及人民有权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选择统治者的不朽的宪章名句里，是不包括妇女的。”但是，赖斯承认，她在1989年和1990年在东欧和苏联旅行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在她看来曾经像是陈腐的话，都变成了真理：尽管美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一直起着民主的灯塔的作用。

2007-4-28 11: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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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楼

　　她受过无数次演奏会的训练，并擅长花样滑冰，因此她无论在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8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具备了形成个人魅力的全部要素，”麦克福尔说，“她有这种素质。就像比尔?克林顿走进一间屋子时的那种魅力。”此外，她似乎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大量的工作。在80年代中期，赖斯的一位研究生基伦?斯金纳，对赖斯承担了这么多耗时的工作和责任感到吃惊。赖斯同时兼任着她那个系的研究生办主任，斯坦福大学军控项目的助理主任，还要讲课和著书，同时她仍然在为母亲新近过世而哀伤。

　　对于那些曾与她共事的同时代人来说，即便是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些最初阶段里，人们对她的前途毫不怀疑。曾经得到共和党任命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80年代初结识了赖斯，他对一位同事说：“要知道，我们大家总有一天会在康迪手下工作的。”当赖斯来到华盛顿在里根政府的五角大楼任职的时候，这不过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职务。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一年仅仅是第一步。

　　注释

　　① 这段关于里根的计划以及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其中扮演了主角的描述，是由参与了这些秘密行动的三位知情者提供的。这些采访的时间是2002年。

　　② Robert Scheer, With Enough Shove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2), pp.232?234,250?251; Richard Halloran,“Pentagon Draws Up First Strategy for Fighting a Long Nuclear War,”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82, p.A1.

　　③ Halloran, op. cit.

　　④ Ted Gup,“The Ultimate Congressional Hideaway,”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May 31, 1992, p.W11.

　　⑤ 2002年12月17日对罗伯特?麦克法兰的采访。

　　⑥ 见1991年11月17日和19日CNN特别报道节目的整理稿。

　　⑦ Tim Weiner,“Pentagon Book for Doomsday to Be Closed,”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94, p.A1.

　　⑧ 1983年3月8日里根总统对福音教派全国联合会发表的演讲。

　　⑨ Condoleezza Rice,“The Soviet Alliance System,” 见Alexander Dallin and Condoleezza Rice,eds., The Gorbachev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Alumni Association, 1986), p.158。

　　⑩ 2002年1月3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Dale Russakoff,“Lessons of Might and Right: While Others Marched for Civil Rights,”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September 9, 2001, p.W23.

　　“From Not College Material to Stanford?s No. 2 Job,”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93, p.B7.

　　Jay Nordlinger,“Star?in?Waiting: Meet George W.?s Foreign?Policy Czarina,” National Review, vol.50, no.16 (August 30, 1999), p.35.

　　2002年2月14日对迈克尔?麦克福尔的采访。

　　2002年2月14日对科伊特?布莱克的采访。

　　Condoleezza Rice,“Small Steps, Giant Leaps,”见A Voice of Our Own, ed. Nancy M. Newma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6), p.226。

　　对麦克福尔的采访；2002年2月11日对基伦?斯金纳的采访。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2007-4-28 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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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伊拉克战争

　　“邪恶轴心”讲话把伊拉克带到了舞台中央，它也一直是在那里。从2002年1月到2003年开战，布什政府应该如何处置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全部美国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其他国家和其他问题也会偶尔飘进人们的意识，但过不了几天就被人淡忘，主要原因是布什政府不想让精力和资源从伊拉克分散开来。例如，当朝鲜证实它正在实施的核武器计划时，布什政府坚持说不存在危机或紧迫感。布什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后不久，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指出：“关于伊朗和朝鲜，没有对这些国家发动战争的计划。”鲍威尔干脆把伊拉克从那份不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名单上省略了。①

　　那年晚冬和2002年春天，布什政府连续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进行内部检讨。参加者是各主要外交政策部门的二、三把手。五角大楼的代表是沃尔福威茨和负责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菲斯。国务院来的是阿米蒂奇和副国务卿马克?格罗斯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包括赖斯的副手斯蒂文?哈德利，以及负责伊拉克的中东地区专家扎尔梅?卡利尔扎德；有一段时间还有国安会反恐专家的韦恩?唐宁将军。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参联会副主席彼得?佩斯也都参加了。②

　　该小组同意，遏制已不再是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的可行策略。即便是克林顿政府，在其最后几年里至少在理论上也公开倾向于更迭伊拉克政权。现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已经推翻，布什班子的成员决心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更迭政权不仅是个目标，而且成为事实。

　　但怎么干呢？有三种可能。第一种选择称为飞地战略。这个主意是流亡的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人及沃尔福威茨和卡利扎德等美国支持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来的。如果采纳这个办法，伊拉克反对派将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伊拉克南部、北部或南北同时建立飞地。美国将承认这些飞地的领导人为伊拉克合法政府并提供军事支持。反对派可以从这些飞地挑战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对其发起军事行动，直到该政权倒台。

　　第二种选择是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尝试，但没有成功。第三种选择是美国以地面部队全面入侵伊拉克。当然，这也是老布什政府1991年海湾战争时拒绝采纳的办法。

　　政府官员排除了飞地战略。那种方法太慢，不可能奏效，而且让人担心肯尼迪政府在古巴搞猪湾入侵时那样的灾难重演。伊拉克反对派靠自己不可能在军事上打败萨达姆?侯赛因，到头来还得美国派兵干涉去救他们。③即使事情进展顺利，飞地战略也会把局面搞得很混乱，参加这项研究的人想要的是更快、更果断的办法。

　　于是，剩下的选择就是政变或入侵。参加者不排除政变的可能，实际上，中央情报局一直被鼓励继续尝试。但布什的官员们也意识到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布什政府实际上不能依赖这一策略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而且，政府官员们认为即使政变成功，它本身也不足以达到他们的全部目的。政变之后，仍然可能需要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某种形式的军事干涉，以确保伊拉克的某些新领导人不能控制并重新恢复萨达姆?侯赛因多年前开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第三种选择随之凸现出来，即美国全面入侵。这种方法看起来最可能成功地更迭伊拉克政权。早在2001年秋，五角大楼就开始起草计划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2002年初，该军事计划变得更认真、更具体了。拉姆斯菲尔德开始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密切合作，制定入侵计划。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军事干涉伊拉克的进程在2002年春天，也就是战争爆发一年前就计划好了。

　　毫不奇怪，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加强关注的事开始泄露到新闻界，有关军事计划也走漏了风声。一则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致力于一场大规模空中作战和地面入侵”。最先由战略家哈伦?厄尔曼提出，意指大规模、毫不掩饰地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震慑战”一词，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大众词汇的。④

　　在政府之外，若干位前政府官员在理查德?珀尔和詹姆斯?伍尔西的率领下，整个春天至夏初都在力陈对伊战争的理由。“之所以要打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化学和生物武器，”珀尔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说，“我们知道他恨美国。我们知道他正在搞核武器。”珀尔与伊拉克流亡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比关系密切，特别反对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策，警告说这一策略几乎必定会导致侯赛因政权内部的某位高级军官而不是沙拉比之类的流亡人士，成为伊拉克领导人。他说：“如果推翻萨达姆只是换上另一个独裁者，那将是一场悲剧。”⑤

2007-4-28 11: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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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楼

　　珀尔也开始主张美国需要尽快对伊拉克动手。他声称，威胁正日益严重。“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在电视采访中说。⑥这是珀尔及其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保罗?尼采曾就苏联发出过的警告的修订版本。

　　在科林?鲍威尔的国务院内，珀尔被讥讽为“不拿工资的顾问”。珀尔之所以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经常被当作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成员，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职责。他唯一的正式头衔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一群前官员，每两三个月开一次会，给拉姆斯菲尔德出出主意。⑦有时，珀尔的左派政治对手和珀尔本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似乎夸大了珀尔对布什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

　　然而，尽管珀尔和伍尔西是圈外人，但把他们与“火神派”(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特别是沃尔福威茨)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是错综复杂和长期存在的。结果，当他们呼吁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时，人们认为他们反映的是政府内部的观点。沃尔福威茨和珀尔自1969年在大学就读期间来到华盛顿就结成了盟友，伍尔西在70年代后期结识了他们二人。这三个人不但是性情相投的朋友，而且是邻居。“我们在切维蔡斯住得很近，”身为民主党保守派的伍尔西说。他曾在一段短暂而不愉快的时期当过克林顿的首任中央情报局长。⑧伍尔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在里根政府秘密的世界末日演习中担任组长和未来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时结识的。90年代，伍尔西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导弹委员会工作；2001年后，他和珀尔都在国防委员会。

　　对于他在有关伊拉克的电视采访和报纸文章中替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吹风的说法，伍尔西嗤之以鼻。他曾在2002年春天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过，“没有秘密见面，也没有秘密握手、秘密会议这类事情”。自新政府上台，他和沃尔福威茨难得见面，即使见面也往往是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伍尔西解释说，他们——珀尔和伍尔西在政府之外，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关于军事干涉伊拉克的建议相似，只是由于他们的观点相像，而不是因为他们彼此进行过协调。⑨

　　政府的内部讨论和军事计划导致媒体对伊拉克作战的事继续猜测不休。“火神派”的朋友们公开呼吁采取行动，加强了媒体报道的力度。反过来，有关战争的持续报道又推动着内部的计划制定，因为假如真的要打仗，谁都不想打无准备之仗。到2002年仲夏，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采取行动已形成势头，问题似乎已不再是政府是否要打仗，而是什么时候打了。直到那时，关于伊拉克的公开辩论还非常有限，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

　　密切注视着事态走向战争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越来越感到惊愕。这位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无法相信小布什政府当时的走向。斯考克罗夫特至少和珀尔或伍尔西一样，与政府保持着许多私人联系。1989年，他在国安会起用了赖斯，并亲自挑选切尼出任国防部长。在整个老布什政府期间，他与参联会主席鲍威尔也有密切合作。

　　斯考克罗夫特已77岁高龄，依然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坚定倡导者。他以其观点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基本没有改变为荣。70年代，他被视为是主要的鹰派人物，而到了2002年，使他感到好笑的是，自己竟被描绘成了鸽派人物。⑩他一贯致力于通过与其他大国保持稳定关系来推进美国的利益，不论那些大国的政府体制如何。对把美国外交政策转变为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改革的十字军运动的企图，他心存戒心。最令斯考克罗夫特感到骄傲的，是老布什政府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国际联盟。他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地方经营着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与沙特阿拉伯及中东地区其他与美国一道参加海湾战争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小布什入主白宫的头几个月里，斯考克罗夫特就开始对在他看来是新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感到不安。但“9?11”后，他认为新的布什班子已变得更加务实，并开始承认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当布什政府在2002年春夏似乎全神贯注于对伊拉克开战时，他大为吃惊。他相信对萨达姆?侯赛因动武会把注意力从反恐斗争上转移开，并影响中东地区其他政府对美国的支持。斯考克罗夫特并不隐瞒这些观点；数月来，他私下也多次公开地对每一个请教他的人阐述这些观点。起初，几乎没人注意他说什么。

2007-4-28 11: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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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0楼

　　8月初，斯考克罗夫特在星期日电视节目里详细陈述了他的观点。他坚持政府在以巴和平取得进展前不应该对伊拉克开战。他也坚持政府应当首先到联合国去，让联合国坚持把武器核查员重新派回伊拉克。他说：“如果他(侯赛因)不同意，那就给了你开战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我们现在确实没有。”

　　讲话并没有立即引起反应。过了一周，斯考克罗夫特的助手阿诺德?坎特建议他把对伊拉克的看法写成一篇评论文章。斯考克罗夫特这样做了，该文章发表在8月1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这一回，他提出一系列关于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不祥预测，把论点提炼得更鲜明。萨达姆?侯赛因如果断定他什么也不会损失的话，可能会使用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可能会进攻以色列，而后者可能会以核武器回击，“在中东引发世界末日之战”。在中东其他地区会爆发对美国的愤怒，结果可能会动摇其他阿拉伯政府。

　　这一回，斯考克罗夫特的观点不仅在新闻界，也在白宫引起了注意。报纸对他的评论文章给予突出的报道，以其作为后续反战文章的开端。赖斯给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责备他不该给政府来了个突然袭击。“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赖斯这样问她以前的老板。斯考克罗夫特指出，他只是重复几天前在“面向全国”电视节目里所说过的话。他提醒她，他事先寄过一份评论版文章的复印件给她。然而，直到发表的那天早上，这文章才送到赖斯的办公桌上。

　　接下来几天里，詹姆斯?贝克和劳伦斯?伊戈尔伯格这两位老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发表了他们自己反对立即对伊拉克开战的警告。两人都呼吁政府放慢事件的节奏，提交联合国，寻求反对伊拉克政权的国际支持。“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自己单枪匹马地干，总统应当拒绝那些主张单干的人的建议，”贝克说。贝克曾在佛罗里达计票争议中代表小布什，在帮助其赢得总统职位上起过关键作用。

　　是什么造成了斯考克罗夫特与赖斯，这位老师与他精心举荐的女门徒之间在观点上如此巨大的分歧呢？如何解释老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中坚，为什么会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忠心于政府的反对派呢？

　　斯考克罗夫特往往把分歧归结于国内政治。他认为，小布什及其政治顾问卡尔?罗夫表述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方法，能够吸引共和党保守派，他们是共和党的支持基础。他们试图从布什的父亲在1992年竞选失败中吸取教训。斯考克罗夫特对外交政策的关心远超过政治，但即使是他，在那次竞选失败10年之后，也承认没有给予共和党保守派基础足够的关注是老布什政府所犯的严重错误。

　　然而，国内政治只能部分解释从第一个布什政府到第二个布什政府的变化。“火神派”对外交政策是认真的，并为其贡献了他们大半的职业生涯。他们正在改写半个世纪以来指导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正在干的远远超过了在国内政治中所必须做的，他们显然信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赖斯的一些同事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转变，反映了年龄差别和一代人的差别。按这种理论，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代表着上一代人，他们仍然信奉伴随了他们大半生的冷战时期的谨慎与克制。相比之下，赖斯及其一些助手，诸如国家安全副顾问斯蒂文?哈德利，是在老布什政府里获得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初经历的，那时，他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以年龄为基础的分析似乎是不充分的。小布什政府里起主要推动作用的还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三个人都不是在老布什政府时才声名鹊起的，而是更早，在尼克松—福特年代，几乎与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在同一时期。

　　实际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变化反映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共和党内自70年代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尽管每个人都接受了冷战强加的限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当时就比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更渴望试探这些界限。他们不那么愿意接受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他们更渴望用美国的理念和军事实力与之对抗。

2007-4-28 11: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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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长期的哲学分歧，又发生了“9?11”的猛烈冲击。确实，使乔治?W.布什的外交政策班子不同于他父亲班子的，不是他们在冷战中的经历，而是他们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后的经历。当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分子打击时，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并不负责美国的安全，负责的是“火神派”。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在政府的工作几乎完全在冷战结束以前。而“火神派”的突出特点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横跨这个重大变化的前后。对“火神派”而言，冷战的结束只是故事的一半，恐怖主义是后来的年代中最主要的主题。这造成了对未来看法的显著不同。例如，在1990和1991年那些事件的基础上，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可以合情合理地把沙特阿拉伯看做美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而从小布什政府官员同样正当的观点看来，沙特阿拉伯的作用，充其量也是成问题的。1991年后的十来年，断断续续地发生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本?拉登和其他沙特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赖斯和斯考克罗夫特就那篇评论版文章进行了不愉快的交锋后，仍然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但自那时起，只要斯考克罗夫特打算写篇文章，都会事先通知赖斯；有时她会要求和他先谈谈。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许多个月之后，当乔治?W.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开始筹划在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后建立一个统治伊拉克的美英临时当局时，斯考克罗夫特宣称，绕过联合国将激起穆斯林世界的“愤怒和敌意”。“我怀疑在任何现实的时间内把伊拉克改造为民主国家的能力，”他说。

　　斯考克罗夫特，这位老布什的朋友和合作著书的作者，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美国最意想不到的高层持不同政见者，向曾与他一同工作并受他举荐的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官员和小布什推行的政策提出了明确挑战。在他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后，华盛顿外交政策精英圈子的其他人注意到，他仍受到礼遇，但是距离却拉开了。当拉姆斯菲尔德之类的官员给前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们秘密介绍情况时，有时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到场。

　　在政府内部，科林?鲍威尔提出了许多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相同的观点。确实，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正好与沃尔福威茨和珀尔形成一种对应。每一对中的两个人，想法相同并在过去曾密切合作过，他们的道路是平行的，一个在政府圈外，一个在圈内。

　　鲍威尔向总统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强调，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坚持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干涉，什么时候干涉，和谁一起干涉，以及如何善后。鲍威尔说，美国不应该单干，而应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盟友组成联盟，共同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他还说不必过急；政府应该在自己选择的时机行动。

　　鲍威尔推荐了一项更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首先争取在联合国赢得对武器核查员重返伊拉克的支持。但在政府内部的讨论中，切尼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再从联合国争取任何新的授权；美国只需要通知联合国，由于伊拉克未能遵守安理会以前的各项决议，已经到对伊拉克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8月26日，切尼在纳什维尔对一群海外战争老兵发表讲话，公开直接批驳了鲍威尔发表过的一些观点。副总统首先拒绝了布什政府应寻求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返回伊拉克的观点。“萨达姆精通欺骗和退却的伎俩，也善于玩弄否认和欺诈的手腕，”切尼说，“核查员回去也根本无法保证他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他断言萨达姆?侯赛因已经重新企图获取核武器，并要加强伊拉克化学和生物武器能力。

　　副总统还简明地阐述了伊拉克石油与政府的考虑之间的关系。切尼指出，伊拉克拥有世界10%的石油储量，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预计，他将会寻求主导整个中东，从而控制世界很大一部分能源供应”。切尼批驳了斯考克罗夫特关于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将加剧整个中东紧张局势并削弱反恐战争的论点。相反，他说：“该地区的极端分子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圣战’策略。整个地区的温和派将会振作起来。”

2007-4-28 11: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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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海外战争老兵发表的讲话，代表了切尼正在扮演某种新的角色，这让他过去的同僚们感到吃惊。切尼，这个典型的局内人，这个几乎从未在众院大厅发表过演说的前众议员，这个在五角大楼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让科林?鲍威尔唱主角的前国防部长，主动在一场公开辩论中领起头来。这在过去是他通常会留给别人的角色。这也表明了切尼对伊拉克问题感觉多么强烈，他在政府内部会议上会是如何力主开战的，内部会议原本是最适合他的地方。

　　到2002年夏末，共和党外交政策精英圈内关于伊拉克的争论开始变得带有敌意了。越战老兵和没有参加过越战的人之间原有的对立再次公开化。越战老兵内布拉斯加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向没有部队经历的珀尔发问，他是否愿意“随第一波部队攻打巴格达”。在网页上和互联网聊天室里，人们给切尼、沃尔福威茨及布什政府其他从军经历的人起了“雏鹰”的绰号，“雏鹰”指的是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而又主张打仗的人。主战派的一些人则向反战派进行同样针对个人的、恶意的攻击。有人提出，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关于伊拉克的观点不过是出于他们与沙特人的朋友关系以及获得咨询合同的需要，而鲍威尔则是被国务院这个官僚机构洗了脑。

　　布什迅速采取行动结束了党内和政府内的争吵。总统决定把伊拉克问题提交联合国。布什9月12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宣布，美国将提请安理会通过一项关于伊拉克的新决议。他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是一个不断扩大的严重危险”。如果伊拉克想要和平，就得“公开、清除和销毁”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的决定表面上是国务卿对副总统的胜利。在短时间内的确是这样。政府采纳了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建议的谨慎的方法，在战前寻求让联合国核查员返回伊拉克，而不是像切尼建议的那样跳过这一步。正如“9?11”后布什按鲍威尔意见决定集中对付阿富汗而不是伊拉克那样，这次总统又推迟了对萨达姆?侯赛因立即动手，同时寻求国际支持。

　　在更大的意义上，政府内外就伊拉克问题整整一个夏天的争论，结果是一个有利于鹰派的妥协。为了赢得提交联合国讨论的争论，鲍威尔和斯考克罗夫特感到不得不被迫提出最终有利于推动战争的论点。两人都强调他们并不反对伊拉克的政权更迭或美国最终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干涉的想法。斯考克罗夫特表示，如果伊拉克不与联合国核查员合作，就给了美国开战的理由。鲍威尔也坚持说问题不是要不要对伊动武，而是如何打。

　　实际上，布什决定把伊拉克问题拿到联合国，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在2002年9月时，美国反正还没有做好对伊作战的准备。五角大楼还没有为入侵部署好足够的部队。政府内部的假定是萨达姆?侯赛因不会服从联合国；他不会和盘托出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而且，当部队到达那个地区后，如果美国想甩开联合国，仍然可以这么做。

　　同时，联合国可以帮助布什政府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获得对战争的支持。那时的民意测验持续显示，美国民众只有在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时，才会支持对伊开战。“我们最新的民意测验结果是，64%的人总体上赞成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但如果我们的盟国不参加，这个支持率就缩小到33%，”皮尤民众和媒体研究中心的安德鲁?科胡特9月份这样写道。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布什政府最终入侵伊拉克时要不遗余力地宣称它是在广泛的国际联盟的支持下行动的，即使这个毫无价值的联盟包括了许多非常小的国家，而美国最老的一些盟友却不在其内。

　　回想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共和党人在2002年夏天的那场口水战是美国关于伊拉克战争唯一的一场严肃的公开辩论。民主党人分化严重，对就伊拉克问题挑战布什犹豫不决。他们关于是否开战的争论从未达到共和党内部口角的激烈程度。那年秋天，经过断断续续的辩论，参众两院高票通过授权布什“在他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时候，……对伊拉克造成的持续威胁使用美国武装力量”。布什和共和党在11月国会选举中赢得席位后，民主党就更不愿意质疑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了。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也把调门降了下来。布什一决定经过联合国，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老布什政府的其他老人对小布什政府的批评也变得谨慎多了。他们再也没就伊拉克问题发出直接的公开挑战。鲍威尔最终向政府的其他人靠拢，支持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行动。

2007-4-28 11: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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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布什2002年9月寻求联合国授权的决定是精明的政治手腕。不论是不是精心设计的，它都起到了在关键时刻改变伊拉克问题的政治作用。接下来的几个月，人人都等着看联合国将如何处置伊拉克，而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国内的激情消退了。到伊拉克问题的辩论再起时，参加的各方已经改变。主角已不再是在华盛顿的个人或派别(切尼对鲍威尔，珀尔对斯考克罗夫特，现实主义者对新保守主义者)，而是整个国家(美、英对德、法、俄)。布什政府成功地把辩论国际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瓦解了国内的反对派。

　　9月中，负责东亚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在华盛顿关注着日本首相小泉对朝鲜的访问，此次访问令他越来越兴奋。小泉受到热烈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多年否认后，终于承认他的政权在许多年前绑架过日本公民。“我认为小泉的民意测验分数会猛升，”凯利说。

　　凯利有理由密切跟踪这些事件。他本人正在准备作为布什政府的第一人访问朝鲜。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已经说服了布什政府，现在是尝试与朝鲜对话、看它是否有意放弃其核武器计划的时候了。五角大楼和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官员已经放出口风，对这种访问的价值表示怀疑，坚持说现在想取得进展还为时过早，为谈而谈没有意义。布什政府内部的根本分歧，要比凯利的日程问题深刻得多。“火神派”的一些人认为美国不应当做出可能会帮助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继续执政的妥协。

　　朝鲜在大大小小的事务上一直让布什政府头疼。有不少小危机从未见诸报章。美国一家私人企业的一组核专家几年来不断访问朝鲜，按美国能源部的合同，协助把该国的废燃料装进容器里。2001年秋，这个组里的一些人突然被禁止离开朝鲜；有些人交了不少钱才获释。经布什政府高层干涉后，这些人才获得自由。

　　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情报机构报告，朝鲜在继续进行其核武器项目。克林顿政府认为，这个项目已经根据1994年签订的协议冻结了。朝鲜在该协议中同意停止收集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成分——钚。然而，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从2000年起就做出朝鲜一直在秘密寻求浓缩铀的结论。这是制造核弹的另一种方法。

　　布什政府决定，凯利应该告诉朝鲜，美国知道这个浓缩铀的计划，并且坚持要它停下来。多数官员预计朝鲜会矢口否认铀计划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朝鲜如果这样否认，倒会使布什政府内部争论的各方都感到满意。鹰派之所以感到满意，是因为如果朝鲜抵赖，双方就朝鲜在干什么的争论将拖延下去。而鸽派则会将这种否认当作使朝鲜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冗长过程的第一步。

　　朝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10月3日，当凯利在平壤举行的谈判中提出铀计划的问题时，朝鲜官员不但没有否认，而且在第二天通知凯利“朝鲜有权拥有核武器”。

　　凯利带着这个消息返回华盛顿后，布什政府起初对此秘而不宣。有些官员希望美国可以马上请中国和俄罗斯劝说朝鲜放弃该计划。但是，帮助来得没这么快。不到两个星期，朝鲜承认有核计划的事就泄露了出去。

　　消息的走漏给布什政府带来一连串麻烦。此时，布什班子正试图在国内外赢得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而此事可能会把注意力从伊拉克转移开。更糟的是，朝鲜承认有核武器，可能让布什政府对伊拉克采取行动的合理性产生问题。朝鲜的核计划比伊拉克更先进也更危险，批评的人就会问：对一个国家非得动武，而对另一个却不打的道理何在。诚然，朝鲜先进核武器计划的存在并不能迫使美国接受伊拉克也有可能性。但是，如果美国对朝鲜的核计划采取宽容并耐心的态度，那么将如何解释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紧迫感？

　　根本问题在于，“火神派”发展的新学说对朝鲜不能像对伊拉克那样适用。朝鲜由于拥有进攻韩国和一旦开战便可摧毁其首都首尔的能力，因此不太可能成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候选国。朝鲜也不可能被转化为传播民主的示范项目。部分“火神派”希望，一旦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可以把伊拉克变成民主的典范，从而改变阿拉伯政治文化以及整个中东的政治。但在东亚，有些政府已经是民主政府，剩下的也不会效法朝鲜。伊拉克地处一个充满麻烦地区的中心并与之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而朝鲜则地处一个繁荣兴旺地区的中心，但却与之隔绝。

2007-4-28 1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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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楼

　　所以，在朝鲜问题上，“火神派”只得使用权宜之计。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往往大胆行事，推行快速持久的解决办法，而对朝鲜，则选择了等待，甚至冒允许危险的核计划继续进展的风险。他们仍然指望中国和俄罗斯最终能帮忙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施加压力；他们向往有这么一天，朝鲜绝望的经济问题能迫使它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有些“火神派”甚而希望平壤能出现崩溃和政权更迭。

　　布什政府在争取时间，坚持说情况并不紧急。科林?鲍威尔的“这不是危机”的说法成了布什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复表态。当朝鲜重新启动其核反应堆时，官员们说这不是危机；当朝鲜强迫国际监察员离开该国时，也不是危机；当朝鲜重新开始生产制造核武器的钚时，还不是危机。

　　作为一个群体，“火神派”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关注的是军事实力。但朝鲜看来是个不太好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这和伊拉克不同。布什政府似乎在寻找军事解决的可能，但没能找到。“朝鲜肯定是个威胁，但是一种不同的威胁，至少在现阶段，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做不同处理，”拉姆斯菲尔德说。

　　从2002年末到2003年初，当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动武，朝鲜的核计划继续推进时，拉姆斯菲尔德一番谨慎小心的话，归纳了美国举棋不定、见风使舵的朝鲜政策的实质；“至少在眼下”，布什政府把这事交给外交官来处理。

　　2002年秋，鲍威尔指挥美国在联合国开展了一场外交攻势，争取通过一项针对伊拉克的新的强硬决议。萨达姆?侯赛因突然宣布他将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四年来首次重返伊拉克，但他这最后一分钟的妥协没能阻止安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国寻求能授权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这是动武的委婉说法，希望保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政府在法国和俄罗斯的带领下并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他们希望联合国首先进行新的更严格的武器核查，然后再就使用武力的问题举行第二轮讨论。

　　在鲍威尔和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的斡旋下达成了妥协。美国放弃了在这个联合国决议之后就可授权诉诸武力的“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法国则同意，如果伊拉克不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以宣布其实际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承诺过解除武装的那项决议。这些措辞给美国留下了宣称因11年之久的停火被破坏而对伊动武的余地。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比0的票数批准了这项妥协。

　　当时，联合国的这项决议被广泛描绘为鲍威尔对布什政府内鹰派的胜利。人们说，他既在联合国成功地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赢得了一致支持，同时也在华盛顿为采用多边手段对付伊拉克赢得支持而得了分。人们说，鲍威尔已经再次成为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主导人物。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哈伦写道：“科林?鲍威尔在也许是布什任期内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的争论中已经获胜。”他的结论是，“现在，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一道争取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已经真正有可能了，这将重写关于高压外交的教科书，以及此前关于谁真正在这届政府里发号施令的历史”。

　　这是对布什政府，对国务卿在其中的作用以及鲍威尔个人的错误判断。总统、所有的“火神派”，包括鲍威尔，都在继续追求更迭伊拉克政权的目标。诚然，布什政府虽已决定尽量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但从未放弃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更广泛的目标。政府的官员把解除武装和政权更迭看做不可分割的两个目标，因为他们假定萨达姆?侯赛因决不会放弃他们相信他一定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联合国辩论中间的某个时刻，布什宣称：“萨达姆?侯赛因必须解除武装，不然，为了和平，我们将带领联军解除他的武装。”这些模糊的言辞看起来给伊拉克领导人留下了一些避免战争并继续掌权的余地。然而，在布什政府的内部讨论中，从来没有明确过伊拉克政权究竟做什么才能算是解除了武装从而免遭武装进攻。有些人，包括鲍威尔在内，相信至少在理论上，萨达姆?侯赛因可以通过转变其政权来保住地位继续掌权；他必须服从国际上的要求，全面公开伊拉克发展武器的计划并拆除之。但布什政府的其他人认为，即使萨达姆?侯赛因走出宫殿，交出大量化学和生物武器，也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要萨达姆还在［当政］，他就可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出尔反尔，”在赖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伊拉克政策的扎尔梅?卡利扎德数月之后这样解释。当问到布什政府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条件是什么时，卡利扎德回答说：“萨达姆?侯赛因必须离开那个国家。”

2007-4-28 11: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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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整个秋天，布什政府慢慢地、悄悄地把部队和装备运往伊拉克周围地区，并进行其他军事准备。晚秋时，该地区已有近六万美军部队。法国等不同意对伊动武的国家并没有提出反对。他们认为布什政府派出这些部队只是在进行高压外交，动用部分武力支持新的安理会决议。

　　快到新年的时候，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鲍威尔和德维尔潘搞的决议案无法消除联合国安理会内部的分歧。伊拉克就其武器计划提交了一份 1 200 页的报告，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老生常谈且漏洞百出。法、俄、中、德等反战国的反应是要求进一步核查。然而在华盛顿，官员们则越来越担心核查可能会永无休止地拖下去。

　　12月下旬，五角大楼开始向海湾地区大规模派遣空军、陆军和海军部队。12月24日的部署令签署后，又下达了若干部署令。军事力量的集结在接下来的十周内一直继续进行，直到伊拉克周围集结了大约25万美军，外加4.5万英军及 2 000 澳大利亚部队为止。

　　到1月初，法国官员已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集结已远超高压外交的需要。美国在公开备战。这样的大规模武力集结看来确实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如果布什改变方向，不打仗就把部队调回国，他在国人面前就会显得很愚蠢，而美国在海外也会丢面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了一位高级助手到华盛顿私下会晤赖斯。这位助手，莫里斯?古尔道特?蒙塔内，警告说战争是危险的，有可能造成其他中东国家政局不稳，激发抗议的浪潮，使基地组织获得新的人员补充。赖斯逐项反驳了他的论点。她回应说，战争可能带来这些风险，但萨达姆?侯赛因还当权，还处在能威胁其邻邦的位置上，这样的现状同样不能容忍。

　　1月中旬，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要求联合国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表面上是讨论恐怖主义问题。在正式会议上，德维尔潘只谈这个议题。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激动地发出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警告。他说：“今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军事干涉合法化。”外交战线已经划出；法国正式表明反对战争，并会否决争取联合国战争授权的任何企图。

　　法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称为打埋伏。鲍威尔的助手指出，国务卿本以为联合国这次会议是谈反恐，被德维尔潘突然公开与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决裂打了个冷不防。接下来几天，鲍威尔关于伊拉克的调门明显变硬，非但不谈武器核查的重要性，他开始坚持说核查无效。他预告了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并表明他将支持开战。

　　新的传言开始猜测鲍威尔已转变为鹰派。这个说法在国内外都引起反响。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典型交锋中，一个中国记者问美国国务卿：“现在你在伊拉克问题上已经变成鹰派，说话和拉姆斯菲尔德如出一辙，请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鲍威尔的回答本可以对他的全部经历进行一次小结，但他反驳说：“用一个词的标签来框住一个人是很不明智的。”在法国方面，官员们断定鲍威尔利用德维尔潘事件作为采取强硬路线的借口。“科林?鲍威尔知道［开战的］决定已经做出，现在是向世界表明鸽派正在转变成鹰派的黄金机遇，”一位外交官说。

　　实际上，鲍威尔从来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鸽派。那些认为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属于自由派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历史：他曾为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里根总统效力，他在入侵巴拿马决策中的关键作用等。在鲍威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至少与其他“火神派”人士一样相信美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性。给人以鸽派形象是由于他非常谨慎，他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卷入时间长、伤亡大且代价高昂的军事干涉。但鲍威尔的基本理念是务实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通过避免另一场越战式的耗费巨大的冒险，他寻求的是保持并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鲍威尔确实曾质疑美国1991年对伊战争的明智性，并积极反对美国干预波斯尼亚。然而，2003年与伊拉克再次冲突的前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这些冒险，没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鲍威尔的军事专长使他了解，任何新的伊拉克常规战争都会以美国速胜而告终。

2007-4-28 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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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楼

　　除了他在战争问题上出了名的保留态度外，鲍威尔并不放弃大原则。他把自己看做解决问题的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他并没有可代替沃尔福威茨班子那种美国是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的观念的全面看法。对赖斯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他也没有任何替代提法。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经常扮演好军人的角色。他可能在官僚体制里打打边缘性的小战斗，但最终又会支持他所服务的总统。这位总统想把萨达姆赶下台，而从军事角度看，入侵的最佳时机是一年的前三个月，趁中东的天气还没变得酷热起来的时候。

　　鲍威尔已经说过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支持把联合国外交作为布什政府为武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在联合国协商的妥协是个模糊不清的东西。鲍威尔把联合国11月通过的决议看做争取国际支持在伊拉克更迭政权的一种手段，而法国及其盟友则把同一项决议看做战争和政权更迭的替代物。到1月中旬，妥协破裂了。法、德等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伊拉克动武。于是，鲍威尔开始转移重点。他明确表示，美国要和尽可能多的盟国一道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但无论怎样，必须采取行动。

　　2月，随着战争的临近，“火神派”在美国构建新外交政策中又铺下一块基石。布什政府接受了在中东推行民主的信念。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将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政治自由化的样板。

　　在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布什声称希望伊拉克的解放可以帮助改造中东：“伊拉克新政权将成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生动的、启发性的自由典范。说这整个地区，或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不会被这最基本的生活渴望所触动，是专横和侮辱人。”布什首次触及这个主题是在前一年专门对巴勒斯坦人提出民主建议的时候。现在，他明确地把这个主张扩展到应用于该地区其他非民主政府，包括几十年来支持美国政策但同时又在国内压制不同意见的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布什的讲话是沃尔福威茨等政府内新保守主义者的胜利。自1986年菲律宾“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以来，他们日益深信并一直倡导在海外推行民主的理念。尽管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支持强权政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新保守主义者反驳说，这种政策从长远看是有害的；民主政府更稳定。最初，随着菲律宾、韩国开放其政治体制，新保守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东亚的民主上。现在，新保守主义者在把同样的民主主张输送到中东。在思想上，新保守主义者受到著书论述了伊斯兰世界政治体制失败的伯纳德?路易斯的影响。政治上，他们在对“9?11”袭击做出反应，这些袭击反映了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等非民主政府的消极方面。

　　在呼吁中东民主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又回到了原位。70年代末，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新保守主义的带头人，曾对卡特政府迫使伊朗国王开放政权和推行民主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在那个时期，对专制政权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对新保守主义者不是可以含糊的微末小事，而是重要的具有长远政治意义的问题。当新保守主义在里根政府期间首次倒向共和党时，柯克帕特里克成为这场转变的先锋人物，而里根对柯克帕特里克关于伊朗国王的观点的赞许，是她愿意转换党派的一个主要因素。

　　20年后的今天，新保守主义者提议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他们曾反对用于伊朗的民主改革。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呢？首先，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应该为与苏联作斗争这一更大的事业而支持专制盟友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其次，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如此强大，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需要依赖专制政权的支持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者持之以恒的根本兴趣是打败美国的主要对手(冷战时期是苏联，小布什时期是恐怖主义及所谓的“流氓国家”)，推进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理想。70年代，战胜美国最大敌人的事业需要美国把伊朗国王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伙伴予以支持。在80年代，它意味着撤回对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的支持，因为他的专制引起了在一个美国有两大军事设施的国家出现共产党夺权的恐惧。2003年，它意味着把在中东支持民主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楔子。

2007-4-28 11: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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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楼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内原计划2003年2月初去中东，但鲍威尔不让他去。

　　国务卿正在为争取美国的欧洲盟友和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拉克战争进行最后一次协调努力。他定于2月5日向安理会介绍美国掌握的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综述。鲍威尔不愿意就这么到纽约去读美国情报界给他写的讲稿。他要求特内推迟其海外行期，到联合国来坐在他背后，这样可以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特内点头赞同鲍威尔的演讲。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特内不仅领导中情局，也领导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国务卿坚持要求特内对他给联合国的所有有关伊拉克的情报给予个人认可。

　　到了那一天，鲍威尔概述了美国情报的细节，又加上对伊拉克设施的侦察照片和监听到的伊拉克官员关于藏匿东西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找不到的通话记录。但这番演讲对海外没什么影响。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怀疑美国的说法，坚持说无论如何美国的情报证明联合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核查，而不是打仗。9天以后，德维尔潘对联合国安理会大厅里热情洋溢的听众的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中，夸口说法国“在历史和人类面前从不屈服”。法国并不是单枪匹马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法国一边牵头，一边与德国和俄罗斯密切配合。

　　美国的外交被国防部长搞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时期，拉姆斯菲尔德展示了他毕生好与对手针锋相对、挑战对方的核心价值观和假设的倾向。他似乎不会彬彬有礼地装糊涂、绕圈子、说车轱辘话这些常作为外交基础的本领。

　　在华盛顿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贬低法、德及其领导统一欧洲的愿望。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但它们并不代表欧洲，而仅仅代表“旧欧洲”。他指出，随着原属苏联阵营的新成员的加入，欧洲的重心已经东移。“(如果)你们看看，欧洲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跟法国、德国站在一起，而是和美国在一起，”他总结道。这番话只有些许真实(有几个欧洲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和大量夸张(“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讲话代表了从美国支持欧洲统一这一长期立场的重大偏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欧洲的新政策——企图鼓励内部分裂——不是由总统或国务卿提出，而是出自国防部长之口。

　　几周后在一次记者吹风会上，拉姆斯菲尔德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独自攻打伊拉克，用不着英国部队。“只要他们(英军)愿意参加……显然是欢迎的，”国防部长说，“要是参加不了，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他们用不着参与，至少在那个阶段用不着。”这些话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当时正极力以美国迫切需要老盟友的帮助为由，说服国会英国应该加入这次军事行动。那个月一直跟随英国首相的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下拉姆斯菲尔德的话对布莱尔的打击：“被英国传统的对手法国背后捅一刀是一码事。被大西洋彼岸的盟友踢一脚，被告知他在国内争取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的所有努力都是浪费时间，那可是另一码事。”在布莱尔半夜给布什打了两次电话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一份书面澄清，说他的本意不是他的话明确包含的那个意思。

　　布什和“火神派”在他竞选总统时曾保证要恢复美国的联盟的力量。随着伊拉克辩论在联合国达到高峰，美国与其欧洲一些主要盟国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2月17日是华盛顿的一个假日，切尼副总统在官邸会见法国大使让—达维德?莱维特并与其争论起来。“法国是盟友还是敌人？”他问道。莱维特坚持说法国仍然是盟友。切尼不同意。副总统说：“我们有许多理由得出结论，你们其实不是朋友，也不是盟国。”

　　在联合国最后几周的斡旋是自相矛盾、诡计和做戏的大杂烩。整个秋天，布什政府都坚持没必要再搞第二个安理会决议来授权动武。美国的立场一直是现有的联合国决议已经给予所有必要的授权。但美国在2月份决定改变立场，寻求批准专门授权动武的第二个联合国决议。布什政府这样做主要是应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要求。为消除国内的反对，布莱尔承诺在开战前，再到联合国去寻求新的批准。

2007-4-28 11: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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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一直坚持对伊拉克动武前必须通过联合国第二个决议的法国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法国大使按希拉克的指示秘密去了白宫。他坚持美国应当放弃争取赢得第二个联合国决议，而且，如果美国决心要打仗，打就是了，用不着这个决议。法国官员解释，他们希望避免在联合国里打一场激烈的、伤害巨大的争斗。法国人没说出口的是，通过秘密说服美国不经联合国第二个决议就打仗，他们就挖了需要返回联合国讨论的布莱尔的墙角。实际上，伊拉克战前最后几周的外交，是华盛顿与巴黎之间一场新的外交上的“不列颠之战”。美国要保住英国的支持，而法国则试图加强布莱尔国内的反对力量，从而离间英国和美国。

　　2003年3月6日夜里，鲍威尔和德维尔潘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饭店里秘密会见时，美法之间在战前摊牌了。德维尔潘表示，他是出于外交礼貌才要说下面说的话的。法国外交部长对美国国务卿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事出人意料。法国决定否决联合国关于伊拉克的第二个决议。他告诫鲍威尔不要以为这是谈判的策略。法国不是在讹诈；它决心要使用否决权。

　　“谢谢你，多米尼克，”鲍威尔回答说，“你要明白，即使你们否决这第二个决议，我们也会援引1441号决议(联合国的第一个决议)，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转向，我们就对他动手。”

　　法国人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不能转变，美国人也明确了要对伊拉克动武的决心。

　　布什政府继续加紧寻求新的联合国决议。鲍威尔一再对美国可以争取尚在犹豫不决的安理会成员的支持表示乐观。3月9日他还在说，安理会的15个成员中至少有多数支持美国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第二天，15个成员中还有6个仍举棋不定，希拉克公开宣布，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反对新的美英提议。希拉克宣布之后，美国和英国发现要赢得尚未做出决定的成员已经不可能了。一周后，美国和英国官员做了让步，承认他们无力为新的联合国决议赢得批准。

　　布什和布莱尔都谴责希拉克。他们指出法国总统公开站到联合国第二决议的对立面，实际上终结了美英赢得安理会尚未决定的国家的任何可能性，因为那些政府会得出结论，试图决定是否支持一个法国要否决的决议毫无意义。法国官员后来宣称，希拉克提出否决也是受到墨西哥的文森特?福克斯等领导人私下里施加的压力，他们不想被迫在联合国的摊牌中投票支持或是反对美国。

　　对美国外交而言，在联合国这六个月的冒险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失败。布什政府一上台就承诺要对与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的关系给予新的重视，但没能赢得墨西哥和智利这两个安理会拉美成员的支持。同样，赖斯一直想打造美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关系，但在联合国，俄罗斯和法、德站在一起反对美国。鲍威尔和阿米蒂奇为发展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牢固联系颇费心血，但巴基斯坦也没有站出来支持美国的立场。

　　“火神派”的某些最基本的假设是错误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沃尔福威茨一直坚持如果美国对伊拉克表现出更大的决心，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就会支持。当欧洲和中东的政府出言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时，沃尔福威茨争辩说，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不应该按字面去理解；盟国和朋友只是拿不准美国有多大的耐力进行一场成功的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斗争。但在现实中，随着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海外的朋友和盟国却没有立即站到美国一边。与沃尔福威茨的预测相反，更强硬的政策反而制造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布什竞选总统时曾按“火神派”给他起草的讲稿这样宣告：“我们在欧亚大陆的所有目标都取决于美国加强维持着我们影响的联盟。”布什政府在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如此严重地侵蚀了美国的欧洲联盟，如此严重地损害了它在海外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提出疑问：是否值得为这场在联合国的冒险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

2007-4-28 11: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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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火神派”而言，在伊拉克问题上做出的妥协和交易，都不会超过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对苏联的妥协。外交不是他们最厉害的一手牌。他们最终依靠的是美国的军事实力。

　　3月17日，美国承认其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失败后一小时之内，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审查入侵的军事准备情况。两天后，在3月19日晚上，他宣布开始“伊拉克自由”作战行动。总统宣布：“现在冲突已经开始，缩短冲突时间的唯一办法是使用决定性的力量。”

　　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动用了“火神派”自美国在越南失败后几十年里一手发展起来的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他们用这军事力量来为他们的理想服务：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美国，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将在全世界获胜，因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与之竞争的代价，甚至没有人会开始这样的尝试。

　　注释

　　① Michael R. Gordon and David L. Sanger,“Powell Says U.S. Is Weighing Ways to Topple Hussei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02, p.A1.

　　② 该选择方案的单子和内容介绍是由一位参加跨部门讨论的人士提供的。

　　③ 对飞地方案的讨论和分析，见Daniel Byman, Kenneth Pollack and Gideon Rose,“The Rollback Fantasy,”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1 (January—February 1999), pp.24?41。

　　④ Thom Shanker and David E. Sanger,“U.S. Envisions Blueprint on Iraq Including Big Invasion Next Year,”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02, p.A1; William Arkin,“Planning an Iraqi War but Not an Outcome,”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2002, part M, p.1.

　　⑤ 理查德?珀尔与雷奥?福尔斯的辩论，由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哈德逊研究所举办，2002年4月17日；Todd S. Purdum,“After Saddam, Wha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2002, section 4, p.1。

　　⑥ 2002年7月11日《广角》杂志对理查德?珀尔的采访录音整理稿。

　　⑦ 珀尔同意以 725 000 美元的代理费协助设在美国的电信公司Global Crossing争取国防部批准将该公司出售给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投资者控制的企业的事被披露后，于2003年3月辞去国防委员会主席一职。见Stephen Labaton,“Pentagon Adviser Is Also Advising Global Cross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03, p.C1。卸去主席职务后，珀尔留任该委员会成员。五角大楼监察总监后来查明珀尔没有违反道德法规，因为他在国防部的咨询职务只要求他每年工作8天，远低于这些法规要求的最低天数。Stephen Labaton,“Report Finds No Violations at Pentagon by Advis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3, p.B1.

　　⑧ 2002年3月29日对詹姆斯?伍尔西的采访。

　　⑨ Ibid.

　　⑩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2年8月4日Face the Nation电视节目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采访的录音整理稿。

　　2003年2月20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Brent Scowcroft,“Don?t Attack Saddam,”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5, 2002, p.A12.

　　见Todd Purdum and Patrick E. Tyler,“Top Republicans Break with Bush on Iraq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2002, p.A1。

　　James A. Baker III,“The Right Way to Change a Regim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02, section 4, p.9: transcript of Lawrence Eagleburger, Crossfire, August 19, 2002.

　　2003年2月20日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对泽利科的采访。

　　Walter Gibbs,“Scowcroft Urges Wide Role for the U. N. in Postwar Iraq,” New York Times, April 9, 2003, p.B6.

2007-4-28 1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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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鲍威尔一位高级助手的采访；对切尼一位高级助手的采访。

　　2002年8月26日切尼副总统对103届海外战争老兵全国大会的讲话。

　　Hagel quote in Purdum and Tyler, op. cit.“雏鹰”(chicken hawks)的说法,见名为 the New Hampshire Gazette的网www.nhgazette.com。

　　2002年9月12日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

　　Doyle McManus,“Poll Still Backs Military Move on Iraq,”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 2002, p.A1; Andrew Kohut,“Simply Put, the Public?s View Can?t Be Put Simpl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 2002, p.B5.

　　国会两院联合决议文本，发表于《华盛顿邮报》2002年10月11日，A12版。

　　2002年9月17日对詹姆斯?凯利的采访。

　　对一位参与朝鲜政策的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

　　Doug Struck,“Hints on N. Korea Surfaced in 2000,”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 2002, p.A19.

　　Don Oberdorfer,“My Private Seat at Pyongyang?s Tabl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Outlook section, p.B3.

　　见Barbara Slavin,“N. Korea Admits Nuclear Program,” USA Today, October 17, 2002, p.1A。

　　2002年12月29日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对科林?鲍威尔的采访。

　　2002年1月20日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预备役军官协会的讲话，国防部录音整理稿。

　　关于争取联合国决议的外交活动细节，见Tyler Marshall,“A War of Words Led to Unanimous U. N. Vot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0, 2002，及Karen DeYoung,“For Powell, a Long Path to a Victory,”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p.A1。

　　Michael O?Hanlon,“How the Hard?Liners Los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2, p.B7.

　　2002年10月7日总统在辛辛那提博物馆中心就伊拉克问题讲话的白宫录音整理稿。

　　2003年6月3日对扎尔梅?卡利尔扎德的采访。

　　Eric Schmitt,“Buildup Leaves U.S. Nearly Set to Start Attack,”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2002, p.11.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Ibid.

　　Glenn Kessler,“Moderate Powell Turns Hawkish on War with Iraq,”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03, p.A1; Steven R. Weisman,“Patience Gone, Powell Adopts Hawkish Ton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2003, p.A1；2003年2月24日国务卿鲍威尔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务院录音整理稿；对一位法国高级高级官员的采访。

　　2003年2月26日乔治?W.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讲话。

　　鲍威尔、特内的这些言论及联合国发言的介绍，由在政府内部辩论中总体持反对意见的两位布什政府官员提供。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France?s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2003, p.A13。

　　2003年1月22日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在外国新闻中心的吹风，国防部录音整理稿。

　　2003年3月11日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在新闻吹风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Karen DeYong and Colum Lynch,“Bush Lobbies for Deal on Iraq,” Washington Post, March 12, 2003, p.A1。

　　Peter Stothard, Thirty Days: Tony Blair and the Test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p.21.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见Gerard Baker, James Blitz, Judy Dempsey, Robert Graham, Quentin Peel and Mark Turner,“Blair?s Mission Impossible,” Financial Times, May 29, 2003, p.17。

　　对一位美国官员的采访。

　　NBC News transcript, 2003年3月9日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对科林?鲍威尔采访的录音整理稿。
对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采访。

　　1999年11月19日乔治?W.布什州长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的演讲,“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2003年3月19日布什总统对全国发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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