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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 "火神派的崛起：布什战争内阁史" 作者：詹姆斯·曼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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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派的崛起：布什战争内阁史" 作者：詹姆斯·曼
这是一群自称“火神派”的人，他们是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赖斯、沃尔福威茨、切尼和阿米蒂奇，都曾经或仍是布什政府中的显要人物。通过追溯这些人物的经历和思想历程，力图展现给我们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来源——在“9•11”之后的美国重大外交决策中，诸如伊拉克战争等，其决策出台的前因后果可以一直追溯到30年前。..........

2007-4-28 10:42:00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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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

　　通常在美国人的记忆当中，60年代是美国转向左派知识分子的年代。那些形象依然历历在目：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那是反战示威游行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教授占据讲台的年代，是大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的年代。在一些精英大学的校园里，最保守的学生似乎加入了青年民主党组织，而真正的左派分子成了革命者。流行于校园的书籍，如查尔斯?赖克的《不成熟的美国》、赫伯特?马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弗兰茨?法农的《世界上不幸的人》等等，主张必须对邪恶的美国实力加以限制。

　　就在这场校园动荡中，在竟然几乎没有被人们察觉的情况下，知识界出现了一种独立的运动。按照字面上的意义，这是一场保守运动；它接受(实际上是崇拜)过去的传统价值、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当时，这场运动对美国政府和政策没有什么影响，至少与努力争取——并且最终成功地——使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政治左派的潮流相比是这样。

　　然而，在30年的时间里，这场看似微不足道、内容五花八门的校园运动，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比反战运动更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到了21世纪初，越战时代的“新左派”早已被埋葬。而60年代保守的校园运动却在蓬勃发展。其拥护者们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身居要职。处在这些知识界逆流中心、也就是处在保守派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的连接点上的，是乔治?W.布什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如果说有某位公共官员总是受人保护的话，那就非沃尔福威茨莫属。他天性聪颖，善于创造性思维，且很勤奋。甚至连一些坚决反对他的结论的民主党头面人物，私下都承认为他的聪明过人而折服，这在共和党外交政策官员里，只有他一个。同时，沃尔福威茨又忠实于与他共事的那些上级，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位又一位学者或政府领导人把他作为门徒精心地栽培。多年来，沃尔福威茨的恩师既有学术界的理论家艾伦?布鲁姆(他本人是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也有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学者兼官僚弗雷德?埃克雷，还有高级内阁成员乔治?舒尔茨、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过了一段时间，沃尔福威茨开始培养自己的一群门徒，他们是由他介绍进入政府的年轻的保守派，如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还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在某种意义上，沃尔福威茨的经历符合一位欧洲教授的知识传统；他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他的同辈人而是与他的导师们、继而又是与他的学生们的关系。

　　他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对于他在学术界的导师们，沃尔福威茨代表着连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纽带。对于政府里的恩师们，他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决策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从未反对或者背弃过其中的任何一位恩师。他既不努力争取，也没有人去请他担任最高层的领导职务。尽管沃尔福威茨低调的个性和善于思考、毫不浮夸的风格使他成为理想的大学校长人选，但并不太符合在华盛顿一位内阁部长应有的外表和举止的标准；沃尔福威茨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强硬、果断，不是科林?鲍威尔那样干练的管理者，也不像康多莉扎?赖斯那样有政治头脑。结果，到了沃尔福威茨年近花甲、原来的一头黑发渐渐花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下属——然而，由于他创造性的智慧，他是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一位下属。

　　沃尔福威茨的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华沙出生，10岁时跟随父母定居纽约市。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大萧条期间，为了挣钱，曾在高中教书，获得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最终成为美国统计学理论的著名专家。他毕生都是一位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了晚年，还积极组织了反对苏联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民族的示威游行。①

　　40年代初，老沃尔福威茨在哥伦比亚任教期间，参加了学校的统计学研究小组，为美国军方进行战时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的1943年，保罗?沃尔福威茨诞生了，排行老二。

2007-4-28 10:43:00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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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雅各布?沃尔福威茨于1951年加入了康奈尔大学的教师队伍，把夫人和子女从纽约市合家迁到了纽约州令人愉快、宁静的大学城伊萨卡。保罗?沃尔福威茨虽然随父亲在休科研假的学期里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教书而搬过家，但他青少年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14岁时，他的父亲接受了在以色列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工作，并将家一起搬了过去。(许多年后，保罗的姐姐劳拉，一位生物学家，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并在以色列定了居。)

　　他最初的志向是上哈佛大学，但是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父亲明确说这个条件太好了，不应该拒绝。在本科生期间，他开始步父亲的后尘，主修数学和化学。但到了毕业那一年，他开始偏离自然科学，进入其他领域。他注意到，自己的业余时间用在了阅读历史和政治书籍上，而他的主课数学课的同学，则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解额外的数学题上。②

　　在校期间，沃尔福威茨加入了“碲化物协会”。该协会是一位名叫L.L.纳恩的科罗拉多商人在1910年建立的，它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一群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学生都是男性，直到沃尔福威茨的姐姐在1962年成为第一位女性成员。被选中的学生集中住在学校一个大宿舍“碲化物大楼”里，他们在那里通过实践体会了民主的意义；学生们管理宿舍楼，雇清洁工，监督宿舍的维修，组织演讲、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方面的交流活动。③

　　“碲化物协会”这个概念本没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在1963年，一位新来的教员、名叫艾伦?布鲁姆的政治哲学教授来到康奈尔，一段时间里，他担任了住在“碲化物大楼”里的教员。布鲁姆推崇传统价值、名著和经典的重要性；他后来撰写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在1987年成为畅销书，书中具体论述了保守派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变化的不满。布鲁姆也是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好问，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充满了智慧，是布鲁姆的密友索尔?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中标题人物公开的原型。

　　“在他看来，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两个发源地……在他的课堂上，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他咳嗽、口吃，他吸烟、高声喊叫、大笑，他让学生站起来辩论，他唆使他们争斗、检查他们、向他们灌输，”小说家索尔?贝娄这样描述他笔下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教授，“他不会问，‘你们将在何处度过永恒？’就像宗教中鼓吹世界末日将近的纠察队员那样，而是会问，‘在当今民主社会里，你用什么来满足你心灵的需要？’……他会向你讲述你的心灵，它已经很薄，正在迅速缩小——越来越迅速。”④

　　布鲁姆很快在康奈尔发展了一个以“碲化物协会”为核心的学生网络。沃尔福威茨是其中一员。这个“碲化物协会”的其他成员在不同时期包括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总统候选人艾伦?凯斯、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还有中亚问题专家查尔斯?费尔班克斯。许多年后，在里根政府里，沃尔福威茨聘用了康奈尔“碲化物协会”网的几位成员参加了他在国务院的工作班子。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一些康奈尔大学校友，继续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布鲁姆，希望按照传统价值和理想，去理解华盛顿面临的困境。

　　布鲁姆与仍在康奈尔讲授数学的沃尔福威茨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在《拉维尔斯坦》一书中，贝罗描绘了一个名叫菲利普?格曼的虚构人物，他是拉维尔斯坦从前的学生，后来像保罗?沃尔福威茨一样，成为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小说里，格曼的父亲是和拉维尔斯坦同校教统计学的教授，很像真实生活中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和布鲁姆。

　　“格曼在学术界的父亲坚决反对菲利普选的拉维尔斯坦的讲座课，”贝罗写道，“受尊敬的政治学教授告诉老格曼，拉维尔斯坦太爱标新立异，他诱惑和腐蚀了他的学生。‘有人告诫一家之长，要小心那个同性恋色鬼，’拉维尔斯坦说。”⑤(布鲁姆是同性恋，这一事实是贝罗在书中首次公开披露的。他的一些学生认为他的性行为是个谜。“就像是‘别问，也别说’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告诉一个来询问布鲁姆情况的采访者。⑥)

2007-4-28 10: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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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沃尔福威茨认为，小说家的描述有失准确，要么就是部分根据布鲁姆其他一些学生和他们的父亲的故事拼凑的。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他想到他的父亲和布鲁姆互相之间既提防又钦佩着对方。布鲁姆认为，大脑的一生代表着最伟大的活动，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常常在康奈尔的四方院子里连续数小时在沉思中踱步，没有一支笔或一张纸来帮助他，让他印象极为深刻。但是，老沃尔福威茨研究的是数学，布鲁姆研究的是政治理论；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根本看不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看不起研究这些的人。布鲁姆刚好是这个子集的一分子。⑦

　　布鲁姆的思想和他的知识架构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本人是一位名叫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家的门徒和普及者。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纳粹镇压中离开欧洲，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布鲁姆的许多理论——尤其是他批判的在他看来弥漫着现代知识界生活的相对论情绪——都是直接来自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布鲁姆曾在施特劳斯手下做过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题献给了施特劳斯，曾经把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相遇说成是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⑧。

　　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大学念四年级的时候，决定申请研究生院，不是攻读数学或自然科学，而是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他的父亲做了最后的努力，想劝他改变主意，坚持说如果他打定主意放弃纯自然科学，应该至少学经济学，这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更接近数学。他的请求很快遭到断然拒绝。保罗?沃尔福威茨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因素是列奥?施特劳斯仍在该校任教。沃尔福威茨觉得施特劳斯是个特殊人物，是不可取代的资产。他希望更多地了解他。⑨

　　列奥?施特劳斯是现代保守派运动的一尊偶像。他的影响目前在研究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公共政策的保守派中间特别强烈。他在学术界的继承人包括新保守派杂志《旗帜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福山和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等学者，还有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不少官员。并非所有的施特劳斯主义者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曾经一度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工作的知识分子之一威廉?高尔斯顿也是施特劳斯的学生；像沃尔福威茨一样，高尔斯顿先是在康奈尔师从布鲁姆，接着到芝加哥大学研究政治学。⑩

　　施特劳斯的影响令人吃惊，因为他撰写的那些大部头的、深奥的著作，实际上没有具体探讨什么外交或者国内政策问题。和布鲁姆一样，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理解经典著作、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从洛克和卢梭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等欧洲先哲的重要性。施特劳斯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对道德宽容精神的批判，他认为，道德的宽容统治了欧洲和美国的知识生活。他描绘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自由主义放弃了其绝对主义的基础，并且正试图变成彻底的相对论者”。施特劳斯指出，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们有可能退化为“不严肃的信念，即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因此，哪一个都不值得进行热烈的辩论、深刻的分析或者坚定的辩护)，接着再退化为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信念，即凡是赞成某个独特的道德认识、生活方式或者人种至上的人，都有点像是精英论者，或者是反民主的——因此是不道德的”。施特劳斯谈到需要一群出类拔萃的顾问，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书中说的那样，他们能够使政治领袖和大众认识到，必须具备美德和正确的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

　　至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施特劳斯的思想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他的思想强调，一个领袖人物，行动果断，信仰坚定，敢于与“暴政”作斗争(施特劳斯经常使用暴政这个比较老的词，而不用专制这个更现代的词)，这非常重要。施特劳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尤其崇敬温斯顿?邱吉尔；在里根政府时期乃至其后很多年，华盛顿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们每逢邱吉尔的诞辰日便会举行集会，一起啜饮白兰地，吸雪茄。邱吉尔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他敢于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纪念邱吉尔的悼词里，施特劳斯写道：“那位暴君正处在权力的巅峰。不屈不挠而又宽宏大量的政治家与疯狂的暴君之间的差别——这种明白无误的展现，是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汲取的一个伟大的教训。”

2007-4-28 10: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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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

　　其次，在冷战期间，施特劳斯的思想，为坚定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部分知识基础。施特劳斯主义者们并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样，他们不受限制，不需要迟迟不做道德判断，不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敏感的事物。

　　对于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罗纳德?里根总统谴责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这是一座伟大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艾伦?布鲁姆特别提到了里根的这番话，并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对里根的话感到反感。“里根总统使用‘邪恶’一词使同时代人听起来反感，其原因在于这个词在文化上的傲慢，在于假定他和美国知道什么是善；在于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严；在于它对那些与我们意见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视，”他解释道。然而，里根对文化相对论的抨击，正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所喝彩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相信，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包含了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价值的深深怀疑。“这些机构要么是通向人类普遍平等的阶梯，要么是我们对自己的公正和实力丧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实例，”施特劳斯的一位门徒在一篇论述他的哲学的政治意义的论文中这样写道。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并不包含这些思想，但是，它们显示了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意义。

　　最后，包括沃尔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尔斯基在内的其他一些施特劳斯主义者，将施氏理论的含义延伸到了情报搜集领域。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曼?坎特创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风格，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内在的联系。情报官员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员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为过程和模式(比如，企图继续掌权，维护国家利益，维持获得经济资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预测另一个政府未来将如何行事的最佳方法，是研究经济产出等客观标准；安插特务和窃取情报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情报搜集的不同观点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暴政国家的表现从根本上会与民主国家不同。因此，施特劳斯主义者认为，美国情报部门更需要重视虚假现象。极权政权可以把国内发生的真实情况掩盖起来不让世人了解；要想搞清独裁者掩盖的现实，特务便是重要的。

　　到达芝加哥大学后，沃尔福威茨与施特劳斯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这位教授在芝大的执教生涯已近尾声，沃尔福威茨还没念完研究生，他便离开了。沃尔福威茨修了施特劳斯的两门政治理论课，一门是关于柏拉图的，另一门是关于孟德斯鸠的。他曾一度考虑跟另一位教授、正在将施特劳斯的思想用于美国政治的赫伯特?斯托林写论文。不过，按照沃尔福威茨那时结识的朋友彼得?威尔逊的说法，沃尔福威茨当时并不怎么谈论施特劳斯；此外，沃尔福威茨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甚至没有自认为是保守派。当时在威尔逊眼里，沃尔福威茨似乎是一位中间派，一个很能适应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传统的人。

　　在随后的年代里，政府和学术界的同事都逐渐把沃尔福威茨看做是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统的继承人。“沃尔福威茨仍然是主要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评论道。沃尔福威茨在谈论外交政策时提及的一些论点带有明显的施特劳斯思想的色彩：他强调要推翻暴政、谴责邪恶；他认为专制制度的运作从根本上不同于民主制度；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及其情报机关有可能受到专制者的有意蒙蔽等等。沃尔福威茨最初在冷战时期将这些思想运用于苏联，接着在若干年后，又用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

　　随着他自身事业的发展，沃尔福威茨开始拉大与施特劳斯的距离。“我不太喜欢这个［施特劳斯主义者的］标签，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标签那类的东西，”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实际上，从一开始念研究生，沃尔福威茨便开始受到一个新的领域——核战略——的吸引，开始投到一位新的导师的门下，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名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

2007-4-28 10: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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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1965年夏季，在为新研究生举办的第一次教职人员茶话会上，沃尔斯泰特曾经询问过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杰克?沃尔福威茨”的人。“那是家父，”沃尔福威茨答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跟他念过数学，”沃尔斯泰特说。在康奈尔大学短暂造反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开始浪子回头了。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能够得到数学家雅各布?沃尔福威茨称许的那类学者，如果他允许自己称许政治学界的任何人的话。沃尔斯泰特的经历显示，人们是可以将数学、自然科学和公共政策有用地相结合的。他在纽约市长大，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50年代初，他已经在位于圣莫尼卡、承接美国空军合同的独立智库兰德公司安顿下来。在这个位置上，沃尔斯泰特崭露头角，成为美国在核战争理论与战略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50年代初富有开创精神的研究显示，当时，作为发生核大战时美国的战略支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海外基地，有可能遭受像日本袭击珍珠港那样的来自苏联的突然袭击。从那时起，沃尔斯泰特便潜心研究美国有可能遭受打击的概念，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一群研究国防问题的观点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这些人包括赫尔曼?卡恩这个被认为是同名影片中的主人公斯特兰格罗夫博士的原型的人。

　　60年代后期，沃尔斯泰特开始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学，吸引了不少像保罗?沃尔福威茨那样的学生，他们不仅潜心于理论，也渴望在实际应用上有所作为。沃尔斯泰特主要推动的是防止核扩散。6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期，沃尔斯泰特访问以色列归来，他对他所看到的核计划可能扩展到中东地区的危险感到焦虑不安。

　　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讨论在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边界建立核能脱盐站，以此来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在水和灌溉等问题上形成一种合作精神。这些脱盐厂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是，它们也会制造出一种副产品——钚。沃尔斯泰特担心，钚终究会被用于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到60年代中期，一家美国公司——凯瑟工程师联合公司具体建议在以色列搞一个大型核脱盐项目。沃尔斯泰特带回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文字材料。他问沃尔福威茨懂不懂希伯来语。沃尔福威茨说他懂。这些材料便成为沃尔福威茨博士论文的起点。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详细地驳斥了建立核能脱盐站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建立脱盐站的好处被夸大，核扩散的危险太大。他论述了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困难、秘密转移核材料的风险，以及帮助一个国家改进核科学的技术和科学能力的危险，所有这些问题在未来数十年里一再出现。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对核扩散提出的警告，在当时既适用于色列，也适用于阿拉伯国家。沃尔福威茨尤其反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以色列的核力量都将不得不相对地依赖于运载系统，这些运载系统甚至会受到常规武器的攻击，”沃尔福威茨在论文中写道，“……以色列对阿拉伯城市的核威胁将削弱以色列的常规军事实力，因为它会割断以色列与西方友好国家的联系，鼓励甚至是逼迫苏联替阿拉伯人进行更积极地干预……以色列的核武器会迫使阿拉伯人竭力获取核武器，如果不是从苏联那里，也会在以后从别国那里获取，或者依靠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果不其然，70年代初，沃尔福威茨的论文完成之后，以色列的确发展了核武器。它的阿拉伯邻国开始考虑效法以色列，某个阿拉伯政府也就是伊拉克开始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正像沃尔福威茨预言的那样。在以后的年代里，至少在公开场合，沃尔福威茨很少承认他反对过以色列发展核计划，也不承认以色列起了刺激中东其他国家与之较量的作用。

　　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他主要关注的是中东核武器计划的危险问题。在当时，这还是不太引人注意的议题，但在后来30年里，正是这个议题一直纠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消耗了沃尔福威茨本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007-4-28 10: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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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又一个夏天，热情的青年学生们走出大学校园，云集美国的首都，为当时五花八门的目标几乎是不计报酬地工作着。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华盛顿市杜邦环岛的周边地区，在那里，许多名称含糊、预算更不明确的非政府组织在破旧低矮的办公楼里安营扎寨。就是在那里，1969年夏天，“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开张了。

　　该机构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在1969年夏天里，它的办公室成为开展特殊指导活动的场所。在那里，美国冷战的两位主要设计师、处于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迪安?艾奇逊和保罗?尼采，将他们有关华盛顿的深奥的学识和他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强硬观点，传授给了两名好学的年轻研究生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

　　艾奇逊曾经官至国务卿，尼采则是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司长。这两个人一直是美国主张对苏联采取不妥协政策的主要倡导者。

　　艾奇逊和尼采建立了“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为了长期提供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支持而游说国会。随着越战日益失去民心，国会开始用更加批判的眼光审查美国的国防预算，反弹道导弹系统是提交给参议院审查的最昂贵的一项开支。参院两党的自由派——如爱德华?肯尼迪、威廉?富布赖特、老艾伯特?戈尔、查尔斯?珀西和雅各布?贾维茨等政治领袖——联手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些持反对意见者做了一件以前国会在就国防问题的斗争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请来支持他们的科学家，其中包括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对新的武器系统是否有效提出质疑的著名专家。

　　艾奇逊和尼采试图反驳这些科学界的反对者，他们挖苦地称他们为“查尔斯河帮”。他们的主要同盟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他吸收了这些分文不取的年轻研究生们到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工作。沃尔斯泰特从芝加哥大学派来了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彼得?威尔逊。沃尔斯泰特另外吸收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念研究生的珀尔，自从毛头小子珀尔在洛杉矶与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约会，他就认识了他。珀尔在名义上负责着办公室，虽然该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层级结构。

　　整个夏天，艾奇逊和尼采经常到办公室来坐坐，为他们支招。艾奇逊此时已基本上听不见了，但是那些年轻学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在两位年长的政治家的指导下，珀尔、沃尔福威茨和威尔逊撰写研究报告，向参议院散发支持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介绍材料。他们还组织人到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为重要的参议员、带头为该系统争取资金的亨利?M.(斯库普?)杰克逊起草材料。当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画了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明反弹道导弹系统行不通的图表时，沃尔福威茨也画了一张同样抢眼的图表供杰克逊反驳对方时使用。

　　到夏天结束时，鹰派取得了重大胜利，参院以51票对50票一票之差，批准了反弹道导弹系统。“他们(沃尔福威茨、珀尔和威尔逊)帮助我们写的文件，大大超过了好争论和自负的科学家们撰写的内容失实的文件，”尼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参院的投票结果使总统在与苏联谈判中有了筹码：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提出以限制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来换取莫斯科做出类似让步。尼克松最终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了今后几十年中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该条约延续到2001年12月，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该条约。

　　1969年的那次较量，标志着国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是自1941年众院以微弱多数延长了和平时期征兵制以来，有关重要国防项目投票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投票为国会围绕军控和武器系统的发展畸形的数十年的斗争搭建了舞台；在这些摊牌中，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请了科学家和其他学术专家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围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辩论也是后来围绕着战略防御计划的政治斗争的先驱；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关键问题是反导弹系统造价是否过高，是否有效。

2007-4-28 10: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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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夏天后来被证明也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的一个转折点。他俩都发现，与学术界那些抽象概念相比，自己更喜欢涉足公共政策。通过与艾奇逊和尼采的联系，这两位研究生体验了华盛顿政治斗争的惊心动魄和未来在政府里发展的可能性。后来，珀尔和沃尔福威茨成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位最主要的鹰派人士，就像艾奇逊和尼采在20世纪中叶成为冷战的领军人物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年长者向沃尔福威茨和珀尔灌输了对同苏联搞军控的强烈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做出这种努力本身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甚至会从心理上削弱美国。

　　夏季结束时，珀尔留在了华盛顿，在参院里为领导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斗争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做办公室助手。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生院。在70年代，凭借着杰克逊的强有力支持，珀尔成为国会反对与苏联搞军控的主要推动者。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珀尔“在追求自己更远大的目标——阻止政府的军控政策——时，既显示出足智多谋，又表现得立场坚定”。

　　沃尔福威茨没有像珀尔那么快就放弃了学术生活。他返回了芝加哥大学，为沃尔斯泰特完成了学位论文，在耶鲁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然后，在1973年，他得到一个在政府的军控和裁军局工作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接下去的20年，他基本都是在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里度过的。

　　沃尔福威茨能够获得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间接受益于亨利?杰克逊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了与苏联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在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受到来自协议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是，尼克松为了维持国会对他的脆弱的支持，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国会批准这项军控条约。1973年初，在杰克逊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换美国军控和裁军局的大多数高层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内，13名高层官员被解职。杰克逊认定，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军控班子过分热衷于和苏联签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愿意换掉第一任期内使用的军控谈判者，这些人对基辛格不允许他们参加在莫斯科的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人做出的让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选了与沃尔斯泰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共事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担任军控局的新局长。与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对军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够带来什么益处，要清醒得多。实际上，杰克逊是在负责进行军控谈判的机构里安插赞成自己观点的人。

　　埃克雷则把一个更保守的班子带进了军控局。他带来的新人之一是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沃尔福威茨。“沃尔斯泰特把他推荐给我，”埃克雷许多年后回忆道。沃尔福威茨刚满30岁，但他很快便成为埃克雷最信赖的顾问之一。他撰写关于导弹发射和早期预警问题的文件；参与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军控谈判；陪同埃克雷到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旅行。1974和1975年，年轻的沃尔福威茨积极参与了美国成功劝说韩国不提炼钚的工作，这个项目可以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数十年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劝说朝鲜不要做类似的事情。

　　沃尔福威茨显然喜欢自己在政府里的工作。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一点不错，但是，他在本性上也是一个了解内幕的人，他喜欢撰写政策文件，乐于为了他信奉的思想在官僚机构里进行斗争。多年来，沃尔福威茨多次返回政府任职，有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他们偶然对他如此频繁地加入政府并且在政府里呆这么长时间感到不解。

　　在这方面，沃尔福威茨与他的朋友珀尔十分不同，珀尔好斗的风格更适合在国会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里工作。珀尔做参院办公室人员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这使他非常开心。而沃尔福威茨却是尼克松政府的成员，因此有义务支持总统的政策。不过，在政府内部的位置上，沃尔福威茨能够在政府的决策被确定之前对其施加影响；他可以设法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或者对这些行动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

2007-4-28 10: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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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楼

　　在官场上，在涉及尼克松政府内部许多关于军控问题的辩论中，珀尔和沃尔福威茨经常处于对立面，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相似。事实上，他们的特长是互补的。珀尔的风格是在媒体和国会发动连珠炮似的攻击，挑战对手的动机和品格。与之相比，沃尔福威茨则是在美国政府内部，通过撰写论证严密的政策文件，抨击对手的逻辑。

　　这种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部、珀尔在政府外部的搭配，在后来30年里的其他情况下也出现过。诚然，珀尔偶然也会在联邦政府里任职；他曾经在里根政府里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在那里仍然表现出在做议员助手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风格。总的看，珀尔不像沃尔福威茨，他不具备在政府里长期服务的持久性；珀尔在里根时代结束之前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在后来任何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再也没有担任过全职的正式工作。

　　即便如此，珀尔一直非常活跃。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在高级官员们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时，毫不奇怪，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两员大将又是政府外部的珀尔和政府内部的沃尔福威茨。

　　的确，2002年、2003年珀尔和沃尔福威茨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思想，多少与最初从他们的导师沃尔斯泰特、艾奇逊和尼采那里学到的东西有相似之处。他们反复谈论的一个主题是“易受攻击的窗口”。美国被说成面临某个迅速推进的敌人的突然威胁：冷战期间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的军事力量，或者2002年和2003年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根据如此推理，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应对威胁，因此，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没有人在思考美国霸权的可能性。到了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在一个美国没有了军事对手的世界里，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重弹易受攻击思想的老调，他们把这些思想加以更新，并得出与60年代他们的导师提出的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艾奇逊和尼采是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但在伊拉克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和珀尔不再赞成使用以往的遏制或者威慑方法。他们赞成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赞成先发制人的战争。

　　注释

　　① 见 “Bibliographical Note on Jacob Wolfowitz”, Jack Kief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acob Wolfowitz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0)，和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1970), vol.18, supplement 2, pp.996?997。

　　② 2003年6月19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③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④ Saul Bellow, Ravelste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5,19?20.

　　⑤ Ibid., p.58.

　　⑥ D.T.Max,“With Friends Like Saul Bellow,”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6, 2000, p.70.

　　⑦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⑧ Walter Nicgorski,“Allen Bloom: Strauss, Socrates and Liberal Education”，见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ed.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1999), pp.206,208。

　　⑨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⑩ 见William Galston,“A Student of Leo Strauss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29?437。

　　Thomas Pangle,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7.

　　Ibid., p.xxv。该引语出自潘戈尔而不是施特劳斯。

　　Jacob Weisberg,“The Cult of Leo Strauss”, Newsweek (August 3, 1987), p.61。多年来，沃尔福威茨曾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施特劳斯学生的一些聚会，其中包括2003年的一次。

2007-4-28 10: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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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Harry. V. Jaffa,“Strauss at One Hundred,”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3?44。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7), pp.141?142.

　　Mark Blitz,“Government Practice and the School of Strauss”, in Leo Strauss, loc. cit., 429?430.

　　Gary J. Schmitt and Abram N. Shulsky,“Leo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 in Leo Strauss, pp.407?412.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2002年4月24日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采访。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3), pp.89?110 and 117?124页，清楚地描述了沃尔斯泰特的工作。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Paul D. Wolfowitz,“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Proposals for Nuclear Desal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972, pp.32?33.

　　这段叙述根据对两位不愿披露姓名、对该委员会有直接了解的人的采访。关于办公室的细节和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辩论情况，保罗?H.尼采在From Hiroshima to Glasnot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1989)第294—295页中也有叙述；见Kaplan, op. cit., pp.342?355；另见Jay Winik, On the Brink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6), pp.52?53。

　　Kaplan, op. cit., pp.349?350.

　　Robert G. Kaufman, Henry M. Jackson: A Life in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211.

　　Nitze, op. cit., p.295.

　　Max Frankel,“The Missile Vote: Both Sides Can Claim a Victo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69, p.22.

　　Kaplan, op. cit., pp.354?355.

　　我在此指的是尼采在1969年的观点。尼采本人后来担任过美国的军控谈判代表。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114.

　　关于军控和裁军局的情况，见Raymond L. Garthoff,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p.273?274; Kaufman, op. cit., p.258;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p.559?560。

　　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珀尔曾一度担任过一个顾问机构——国防政策理事会的主席，但是没有在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

2007-4-28 10: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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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楼

士兵和水手

　　1968年1月，北越发动“春季攻势”，理查德?阿米蒂奇正在越南海岸附近的一艘6门炮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上服役。短暂的“春季攻势”令美国人措手不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在舰上，阿米蒂奇焦虑不安，闷闷不乐。在无线电里，他听得见枪炮大作的声音：美国陆军来回冲杀；海军陆战队在交火；要求增援的紧急呼叫。在阿米蒂奇与战斗行动之间，是一片汪洋，他鞭长莫及。

　　阿米蒂奇一年前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他在亚特兰大长大，是个头发黄中带红、胸脯滚圆的青年，他总是喋喋不休，身体特别健壮，参加四种体育活动，是皮尤斯X学院高中班里的联合班级主席。他的计划是拿足球奖学金，上肯塔基大学或者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但是父亲成功说服海军的足球教练招募了他。①

　　一到安纳波里斯，却发现阿米蒂奇虽然体格健壮，速度却不足以加入校足球队。在高年级的时候，他担任了新生足球队的教练。他还参加举重，每周在这项后来变成毕生的业余爱好上花许多小时。他的同班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里奇”，有时候又叫他“骡子”。毕业时，海军学院的年级年鉴《幸运口袋》用这番话总结了阿米蒂奇在校期间的情况：“里奇翻开一本书的时间从来超不过一小时，但他总能在学业上名列前茅。由于个性杰出，里奇是全大队的知名人物。”②
　　毕业时，阿米蒂奇打算参加海军陆战队。他最要好的朋友、足球队的中锋把他介绍给了自己未婚妻的室友、一位名叫劳拉?桑福德的姑娘，使他改变了计划。她是一家保险公司经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最显赫、最成功的商人的千金。阿米蒂奇坠入了爱河，于是，他决定不参加海军陆战队，而是到一艘海军驱逐舰上去服役，然后回家结婚。这些计划一直持续到“春季攻势”使他意识到就在附近的战争离他有多么近。“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时代的这些重要事件而不去更积极地参与其中，”阿米蒂奇许多年后解释道。③

　　他极想离开舰艇，因此，他志愿去南越，给那些乘坐小型船只在那个国家的热带丛林和内陆地区的混浊的河上巡逻的“浑水海军”担任顾问。他接受了四周的越语培训，然后仓促地投入了战斗。阿米蒂奇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作战，而不愿享受呆在舰船上的安全。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他一再志愿参战，宁愿去面对危险而不愿贪图安全，并且参加了越战中一些最艰巨和最秘密的行动。

　　对于科林?鲍威尔来讲，在越南执行作战任务，更多的是出于义务而不是个人的选择。鲍威尔选定了美国陆军作为自己的职业，于是，陆军派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1962年，在肯尼迪政府卷入越南的最初日子里，陆军派遣鲍威尔去驻扎在老挝边界附近的一个南越步兵师担任顾问。美国在越南的顾问人数从 3 200 名增加到 11 000名，他是其中一员。

　　鲍威尔的父母是牙买加移民，定居在南布朗克斯，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了学校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发现自己喜欢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纪律、结构和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于是便把训练团的项目作为大学生涯的核心，最后升任管理由上千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团的学员队长。④1958年毕业后，他按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要求服了三年兵役，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陆军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我是个黑人青年。除了当兵之外，其他我一无所知，”鲍威尔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我能干什么呢？在成衣工厂区跟我父亲一起干吗？……对于一个黑人来说，在美国社会中，没有能比此提供更多机遇的道路了。”⑤

　　他在布雷格军营的非常规作战中心学习了五周，然后于1962年圣诞节那天到达西贡。能够参战使他感到兴奋。这是分配的而不是选择的任务，但分配的任务不错，说明陆军是重视他的。“我成为职业军官同僚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凡是被选中去南越的人，都被认为是有前途的，是被送去经风雨见世面、前途光明的人，”他后来写道。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作战经历最终使他们不同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中身居高位的其他大多数人。不少越战老兵后来进入了美国的参院，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麦凯恩。一些越战老兵曾经在里根政府里与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共过事。不过，总的来讲，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担任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要职的，是诸如乔治?舒尔茨、卡斯珀?温伯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詹姆斯?贝克这些属于上一代的人。在上一代人中，有些曾经参加过二战，但都没有越战老兵的经历，没有感受过那种参加了一场美国没能打赢的战争的强烈的挫折感，那种看到美国人为了一个并未得到美国人全心支持的事业献出生命的痛苦。

　　到了21世纪开始时，这老一代人已经退休。乔治?W.布什启用的“火神派”代表的是外交政策领域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大多数人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成年的。然而，在这代接班人里，越战老兵的影响并不太强；事实上，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少数派。在小布什政府里，像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等一些官员，因为岁数太大或者太年轻而没有参加过越战。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其他人，岁数虽然合适，但却没有参加越战；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得以缓服兵役，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业和职业生涯。⑦最高层的情况最能说明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变化。乔治?H.W.布什总统二战中在海外作过战，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总统在越战期间是在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中服过役。

2007-4-28 10: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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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楼

　　罗伯特?廷伯格的著作《夜莺之歌》研究了越战的战争经历对里根政府中的官员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廷伯格引用了一位越战老兵的话：“在我们这些参战者和未参战者之间，矗立着一道十英里高、五十英里厚的墙，这堵墙永远不会消失。”⑧15年后，在小布什政府里，这堵墙也许没有以前那么高、那么厚了，但是它肯定依然存在。

　　2002年夏，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国务院的负责人，美国当时正在考虑是否攻打伊拉克，越战那代人中原来就有的严重分歧重新冒了出来。越战老兵认为，一些像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那样最主张对伊拉克动武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战争的，而不是由于有过藏身在热带丛林里、或者在散兵坑里目睹朋友被炸掉脑袋的经历，”越战老兵查克?哈格尔参议员这样说道。⑨

　　切尼和沃尔福威茨的辩护者以同样的激情回敬道，并非只有越战老兵才是明智的。“90年代中，那些亲历沙场的将军们一次又一次对美国参战的后果判断失误——而没有战争经验的文职官员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新共和》杂志的专栏作家彼得?贝纳特写道，在他看来，鲍威尔等领导人对海湾战争和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干预过于谨慎。⑩

　　那么，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作战经历？他们在那里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事实上，尽管他们的越战经历使他们两人之间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但他们的经历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鲍威尔在陆军中服役，阿米蒂奇则在海军中服役。鲍威尔是被派往越南作战的，而阿米蒂奇则是自愿去作战的。鲍威尔在海外服役的经历成为他漫长军旅生涯的晋身之阶；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服役，则是导致他放弃军队生涯的转折点。鲍威尔参加越战是冷静的、超脱的，以此为职业；阿米蒂奇则对那个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和感情上的依恋。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鲍威尔已经获得了提升，到其他地方担任新的工作，有了新的任命。越战最后的日子给阿米蒂奇带来的，是几天的英雄风光，然后是若干年没有根基的不确定的生活。

　　鲍威尔到越南服过两次兵役，每次历时一年，第一次是1962—1963年，第二次是1968—1969年。第一次派往越南，鲍威尔被直升机送到南越偏僻的阿绍山谷，在那里，他是美国顾问，周围是南越军人、山民、鸡群、猪、蚂蟥和几乎每天袭击他的部队的越共。他经历了敌人炮火的恐惧。他不得不依赖毫无规律的邮件(如果邮件送不到，就依靠无线电)来获取妻子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且是个儿子的消息。参战六个月后，鲍威尔踩上了陷阱，这是一种隐藏在地下的大竹钉，竹钉刺穿了他的脚。在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在位于顺化的一个师部里服役。

　　鲍威尔怀着对华盛顿的文职领袖愤世嫉俗的心情，结束了第一次海外服役的任务。他的回忆录里到处是形容词——“麦克纳马拉手下拿着计算尺的突击队”、“拿着计算尺的奇才们”、“五角大楼的高技术武士们”——表达了一个士兵对那些远离战斗的决策者的不信任。鲍威尔还带着认为战争的许多方面极为荒唐的感觉回到了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他共事的南越上尉告诉他，阿绍基地很重要，因为它保卫着飞机场，飞机场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要给基地补充给养。“我常想，我们是否真能有所作为，”鲍威尔后来反省道，“我们怎么跟混在当地农民中间的敌人作战？这些农民不是吓破了胆，就是同情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出卖他们。”然而，在回国时他仍然坚信“帮助南越人保持独立是正确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反对共产主义是正确的”。鲍威尔坚信，美国人仅仅需要向越南增兵就可以了。

　　鲍威尔在越南的第二次服役是从1968年7月开始的，此时，他已经从上尉升到了少校，美军在越南的人数也已经从 11 000 人增加到50万人。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担任营长，负责向部队提供补给和其他支援。这一回，他不是在农村的前线作战部队里，然而，他的营却经常遭到伏击和火箭、榴弹炮火的攻击。

2007-4-28 10: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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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楼

　　鲍威尔被派往越南两个月之后，阿马里克尔师师长查尔斯?M.盖提斯少将在《陆军时报》上看到一张鲍威尔的照片，旁边的文章提到他是利文沃斯军营一个指挥参谋班中军衔第二高的军官。他把鲍威尔召到阿马里克尔师位于朱莱的师部，任命他担任该师负责作战和计划的参谋。

　　这个新职务发挥了鲍威尔的才干，使他兼有的组织和政治技巧以及个人魅力有了用武之地。在接下去的几年里，鲍威尔一再被任命担任参谋或负责行政的军官。不过，鲍威尔的新工作也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阿马里克尔师企图打掉关于后来被称作“梅莱大屠杀”的指控的种种努力。

　　1969年3月间，鲍威尔在阿马里克尔师师部工作，西贡美军司令部监察长办公室的一名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要他在部队的档案中查找关于某个死亡人数特别高的日子的纪录。鲍威尔翻查了日志，为调查员找到了1968年3月16日的日志，那天，美军一个排记录他们在巴唐安半岛上击毙了128名敌人。据鲍威尔的叙述，直到几个月后，独立记者西摩?赫什的新闻报道披露了“梅莱大屠杀”的细节，他才明白监察长当时调查的是什么。阿马里克尔师一个由威廉?卡利上尉指挥的排开枪打死了347名手无寸铁的越南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鲍威尔是“梅莱大屠杀”三个月之后到的越南。但是，有证据显示，他并非像他的叙述所暗示的那样，对阿马里克尔师向平民施暴的指控一无所知。1968年11月，在与卡利同一个旅但不同的排里服役、正在回国途中的专业技术四等兵汤姆?格伦，给驻越美军司令官克莱顿?亚伯拉姆斯上将写了一封信，称美军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他说，有的部队“任意向越南人的住宅射击，在没有受到挑衅或者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便向人群开枪……［这些行为］部队各级官兵都这么干，因此说明这是得到批准的政策”。格伦的信没有具体点出梅莱或者卡利排的名。

　　该信被转到阿马里克尔师师部，鲍威尔被指定进行调查并考虑如何回复。鲍威尔很快就把信给处理了。4天后，鲍威尔跟格伦的指挥官谈了话，然后起草了一封回信，信中称指控并不属实。鲍威尔写道，有可能发生过美军施暴的“孤立事件”，不过都已经进行了惩罚。“……阿马里克尔师的士兵与越南人的关系非常好，”他补充道。格伦很快收到一位美国将军写的内容完全相同来信。

　　格伦提出的指控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因为它缺乏细节。作为一名有前途的年轻参谋军官，鲍威尔对调查关于美军胡作非为的含糊但却令人不安的指控并不热衷。直到后来另一名士兵、专业技术四等兵罗恩?莱登诺尔给他家乡的国会议员写信并因此引发陆军对此进行调查之后，“梅莱大屠杀”的细节才传出阿马里克尔师。

　　在海外第二次服役的过程中，鲍威尔营救了他的指挥官盖提斯将军，在将军和另外两名美国人搭乘的直升机撞上一棵树并坠毁之后，他将他们拖到安全地带，因此被授予功勋奖章。乘坐同一架直升机的鲍威尔摔断了脚踝。1969年夏天，他结束了在海外的服役期，动身离开越南。

　　鲍威尔仍然怀着对文职官员不珍视自己的自由和安全那种传统的反感。林登?约翰逊在1968年宣布不竞选连任时，鲍威尔认为这是一个颇具“政治家风度的姿态”，但是“收拾行装，打道回府，重归牧场［原文如此］，这并不是职业军官或者应征入伍的美国人能够做出的选择”。

　　然而，第二次海外服役结束，鲍威尔从越南回国时，对战争本身和美国打这场战争的方式，也有了更广泛、更冷峻的判断。鲍威尔的一些结论为后来几代美国人所熟知，因为所谓的“温伯格主义”(鲍威尔时任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军事顾问)和后来所谓的“鲍威尔主义”(当他担任参联会主席之后)的国防部方针里都包括了他的这些结论。最主要的观点是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有美国公众的支持，运用压倒敌人的力量。“战争应该是政治的最后手段，”鲍威尔在第二次派往越南服役之后这样认定，“在我们走向战争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的人民理解并且支持的目标；我们必须动员国家的资源来完成这一使命，然后去打赢这场战争。”

2007-4-28 10: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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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威尔从越战中还汲取了其他一些教训。美国的军事领袖们需要恢复元气，美军的文化需要改变；高级军官满脑子都是奖章、晋升和诸如死亡数字一类虚假的统计数字。军事领袖们需要对文职领袖讲真话，而不能支持那些“缺乏支持、并非全心投入的战争”。20年之后，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得以将这些关于需要强有力和独立的军事领导的思想付诸实践。

　　最后，鲍威尔是怀着对打仗和送死的主要是那些比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现象深深的不公平感离开越南的。“这么多权贵子弟，这么多职业运动员……设法挤进了后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我深感愤慨，”他写道。

　　在与世隔绝的南越，并肩作战的南越士兵给理查德?阿米蒂奇起了个越南名字——“陈万富”。这个名字有它自己的意义。“Phu”是“福”或者“富”的意思，多少跟阿米蒂奇的名字有点联系。“Van”指的是男性。“陈”是伟大的越南海军英雄陈兴道的姓，这位将军曾在1287年击败过蒙古人的入侵。阿米蒂奇的越南名字大体意思便成了“富有的海军大兵”。

　　在主动要求从海军驱逐舰转到参战部队之后，阿米蒂奇便在越南境内服役，参加了在湄公河和其他内陆及海岸附近的水道巡逻的部队。根据他本人和官方的叙述，在第一次派驻越南的过程中，阿米蒂奇曾在沿海地区的一支南越伏击部队里任顾问。一年后，他离开越南，在加州的克罗纳多军事基地担任反暴乱教官，教授伏击和审讯的技巧。接着在1971年5月，他志愿第二次返回南越再服役一年，在柬埔寨边界附近的西宁给另一支部队担任顾问。这一年结束后，他立即主动要求从1972年5月开始再干第三个任期，在沿海地区给一个伏击队当顾问。他已经和大学的女友结了婚，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一再返回战场。

　　有关阿米蒂奇在越南的经历的这些官方记载并未讲述完整的故事。阿米蒂奇的几个朋友和同事在采访中主动说出了他在越南是情报人员。“他在那儿干的是秘密工作，”1980年第一次见到阿米蒂奇的理查德?艾伦说道。帮助聘用阿米蒂奇加入里根政府并且成为他在五角大楼的上司的弗雷德?埃克雷说，他认为阿米蒂奇一直是为中情局工作的。这是什么样的秘密行动呢？熟悉阿米蒂奇在那个时期的活动的其他人说，他与名声欠佳、多有争议的“凤凰计划”有关系，这是由中情局指挥的、目的是通过除掉越共在农村的政治机构来瓦解它的美国行动。

　　“他参加了越战中风险最大、最艰巨、出手最狠的‘凤凰计划’。他们不是暗杀队；而是反游击队小组，”拉里?洛普卡说。洛普卡是一位空军军官，70年代曾在越南和伊朗与阿米蒂奇共事，后来在五角大楼又做了他的助手。当被问及他能不能肯定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洛普卡答道：“我认为这是事实。我们在后来的年代里很长时间都在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交火的情况。听起来就像是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场景一样……他们在夜色中乘坐小船悄悄驶往上游，摸进越共的村庄，找到负责人住的茅屋，把茅屋给端掉，然后返回小船，再撤出那个地方。”

　　持批评意见的人指责说，“凤凰计划”其实是一个暗杀计划，通常由南越特务来执行；替它辩护的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恶战的合理组成部分。中情局负责该项目的威廉?科尔比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在执行“凤凰计划”中的确有一些“过火行为”。该项目相当成功；科尔比称，“凤凰计划”除掉了6万名越共特务，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把这些人给干掉。1969年一年的时间里，在西贡的美国使馆声称，“凤凰计划”“除掉”了 19 534 名特务，并打死了其中 6 187 人。

　　当被问及阿米蒂奇是否参与了“凤凰计划”时，在西贡担任过中情局情报站站长、协助负责“凤凰计划”的老牌情报官泰德?沙科利答道：“是的，他可能是外围人员。”沙科利说，他在越南时并不直接认识阿米蒂奇，但阿米蒂奇与美国的情报行动有“关系”。

2007-4-28 10: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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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楼

　　阿米蒂奇本人坚持说，他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凤凰计划’，”他在就本书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支越南伏击队的顾问。”他解释道，有时候，他的部队在搜集情报时，会把情报交给一位海军情报联络官，这位情报联络官再将情报转给“凤凰计划”的负责人；因此，“凤凰计划”的军官们有时会到阿米蒂奇所在的越南农村来寻求咨询或帮助，他会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凤凰计划’干过，”他说。至于执行夜间突袭任务，阿米蒂奇说：“这就是我当突击队顾问的原因。这就是我干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生活！”

　　阿米蒂奇不仅仅是像鲍威尔那样通过在越南作战来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阿米蒂奇爱上了这个国家，他珍视它给予他的机遇，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国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越语，特别喜欢呆在乡下。一次，有人试探他愿不愿意到西贡给一位美国海军上将作副官，他提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必须穿袜子。当被告知可能得穿袜子的时候，阿米蒂奇拒绝了这份工作。

　　“我太太会告诉你，我第一次结束海外服役回国之后，精神头十足，”许多年后阿米蒂奇告诉一位采访者，“我喜欢越南的文化。第二次，我感到心灰意冷。我希望越南人能出来战斗。到了第三次，我找到了平衡。有些日子里，你希望有仗打；有些日子里，你就想睡大觉。”

　　1973年初，尼克松政府的对越政策发生剧烈摇摆之后的几个月，阿米蒂奇的军旅生涯出现了危机。按照做具体工作的阿米蒂奇的观点，他相信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底对河内和海防的猛烈轰炸终于使美国在战争中占了上风。“我在1972年12月意识到，……我们距离胜利已有多么近，”他后来声称，“……我们把那帮混蛋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又饶了他们。我认为亨利?基辛格慌了阵脚，总统也慌了阵脚。”仅过了几个星期，尼克松政府就签署了《巴黎和约》，接受了美国同意从越南撤军的解决方案。

　　巴黎协议激怒了阿米蒂奇，使他不知所措。“他对战争的结束非常反感，”他的朋友理查德?奇尔德雷斯说，“我想我们谁都没有料到，军队和美国就这么撤了。”数年后，阿米蒂奇发泄了自己对巴黎和平协议的愤怒，他打了一个恰当的比方，这个比方使人确信他个人与越南、越南军队和越南人民有深深的联系。

　　“我觉得［美国从越南撤军］很像把一位女人的肚子搞大之后便撒手走人似的，”阿米蒂奇宣称，“这可不是什么好形象，但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个逃兵父亲。”

　　阿米蒂奇第三次派驻越南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但他仍然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根据巴黎协议，美国在撤军之后，只允许在南越保留50名军事人员。阿米蒂奇向海军上司申请成为这50人之一，他要求在西贡这个他以前一直回避的城市工作。他的请求遭到拒绝。海军的军官们向阿米蒂奇建议，他在越南待的时间已经足够了，证明他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这对他的军旅生涯更有利。

　　“海军的调配人员说的话大意是，‘我们觉得你已经开始落在你同辈人的后面了’，”阿米蒂奇的朋友詹姆斯?凯利说道，“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那些海军的人谈了他对这个体制的想法，在这个体制里，本来积极参战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可你与同辈人相比却因此而落了伍，如果他们是这样看的，那海军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当即就辞了职。”

　　阿米蒂奇选择了放弃他的海军生涯并且留在南越。他成为西贡美国武官处的文职雇员，在那里，他继续充当南越军队的顾问。他在海军司令部工作，为南越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担任作战顾问。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了解南越军队如何作战，监督他们如何使用美国的军事装备。

　　阿米蒂奇把夫人劳拉带到南越待了一段时间。他们与许多其他美国人不同，因为阿米蒂奇越语非常流利，并且大部分时间跟越南人呆在一起。“里奇认为不值得与泡在西贡的部队小卖部周围的人为伍，因此他不到那个地方去，”凯利说，“他们生活在越南人中间，到越南人的市场去买东西。”

2007-4-28 10: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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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楼

　　在此期间，阿米蒂奇被派去接待一位到访的名叫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五角大楼官员，并担任他的向导，后者后来在他的生活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冯?马博德是文职人员，是国防部负责管理越战后勤、资金和武器的官员。在五角大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以能办成事、办事效率高而迅速、有办法绕过繁文缛节而闻名。如果你想向某个外国卖武器，冯?马博德是你必须拜访的人。“他是所谓的国防安全援助局的审计员，这使他掌握了有关东南亚各种没有登记造册的资料，”冯?马博德的海军助手凯利解释道。凯利认为马博德是他见到的最优秀的官员，他拥有着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们在国防部长之外很少赋予文职人员的权力。一次，冯?马博德和凯利在五角大楼里沿着走廊走着，这时，一位四星海军上将打旁边经过，向冯?马博德热情洋溢地打着招呼。将军离开后，喜欢造些警句格言的冯?马博德告诉凯利：“千万别把畏惧和爱戴混为一谈。”

　　1973年，参院军事委员会的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抱怨说，五角大楼给他的关于南越需要多少经费和美军装备的报告很多竟是互相矛盾的。他要求五角大楼用一个声音讲话。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任命冯?马博德担任负责南越问题的主要副手。第二年，冯?马博德访问了越南，去亲眼看看战争的进展情况。

　　在西贡，分配给阿米蒂奇的任务是领着冯?马博德到处转转。他不太高兴。“有一天，我接到［驻西贡美军军官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这要来一个大人物，他想请你陪他转转，带他到前线去看看，”阿米蒂奇回忆道，“我挺恼火，我被留了下来。到了新山［机场］的指定地点，我见到了埃里希?冯?马博德和吉姆?凯利……冯?马博德想看作战情况。因此我把他们带到战斗激烈的地方，我们坐直升机进不去，于是，我又带他们到其他一些地方去。他［冯?马博德］非常高兴。他是个地道的爱打仗、爱闻火药味的怪人。他就喜欢那个，并且老是记得。”冯?马博德当然印象深刻。“他非常勇敢，”他这样评论阿米蒂奇，“我对挨枪打不习惯，可他却非常放松。我们很难能说动别人带我们到某些［危险的］地区去，可是他通过美国航空公司和某些越南组织安排我们去成了……他似乎全然不担心自身的安全。”

　　阿米蒂奇巧妙利用自己的作战经验吸引了没有像他那样在越南服过役的华盛顿重要官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接下去的几年里，在阿米蒂奇试图在海军以外建立起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曾仰仗冯?马博德安排工作和提供帮助。此处两个换段1974年12月，阿米蒂奇辞去在西贡的工作回到美国。他认为这场仗打得很糟糕。他去了华盛顿，希望能给南越不断恶化的局势敲敲警钟，但是毫无结果。似乎没有人听他的话。阿米蒂奇飞回圣地亚哥的家，与妻子家人短暂团聚。之后，他变得烦躁不安，便于1975年3月飞回越南，访问了岘港，到越南南方和北方到处旅行。当时和后来他都坚持说，他完全是自己在旅行，尽管他还似乎在执行评估军事形势的使命，可能在向冯?马博德汇报，后者仍负责向国会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阿米蒂奇发现南越似乎正在出现内乱。回国后，他再次试图引起对帮助防止南越政权垮台的兴趣。“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回忆道，“我找不到一个能够明白那个国家正在自己垮掉的人。”

　　在这个时候，阿米蒂奇对南越状况的了解，远远超出他对美国人的情绪的了解。美国人不愿意在签订了撤出美军、结束美国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的协议两年之后，再为挽救南越政权做出新的努力。福特总统提出向南越增加7.22亿美元援助款的最后请求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4月末，阿米蒂奇正坐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冯?马博德。“里奇，你小子到华盛顿来，”冯?马博德说，“我给你找了份工作。”他要阿米蒂奇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因为他在一段时间里会看不到他们。阿米蒂奇和家人一起飞到华盛顿，住进双桥万豪酒店的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步行去五角大楼。在冯?马博德的办公室里，凯利注意到阿米蒂奇穿着他唯一的运动衫，可能还戴着他为数很少的一条领带。

2007-4-28 10: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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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楼

　　冯?马博德解释了他想要阿米蒂奇做什么。此时，五角大楼已经意识到南越即将垮台。美国政府希望防止南越的军事资产——它的飞机、舰只和其他有价值的军事武器装备——落入北越手中。冯?马博德第二天要飞往西贡，并且要带阿米蒂奇同行。他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东西来从南越运出来，其余的设法销毁。

　　冯?马博德、阿米蒂奇，还有两位美国空军军官，于1975年4月24日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最后一架商业航班在西贡降落。阿米蒂奇的任务是协助将美国的舰只和快艇弄出越南，而冯?马博德和空军军官主要负责飞机。第二天，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拜访了南越海军司令钟新刚中将，告诉他北越部队正在快速推进。他们向钟将军提交了撤退计划：首先，所有越南海军人员将奉命携带家属，把舰只驶到基地。然后，一接到信号，越南人将驾船出海，前往昆山岛附近海域的集合地点，美国军舰将搭载他们和保护他们。

　　该计划预备在一周后，也就是在5月1日或者5月2日左右执行。这个日子是根据中情局对北越到达西贡所需的时间确定的。但是，北越人并没有执行中情局的时间表；他们提前很多就到了，影响了美国人的行动，限制了美国人能够营救出的飞机、舰只和人员的数量。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提起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那个混蛋”站长托马斯?波尔加，阿米蒂奇仍耿耿于怀，他认为波尔加过于依赖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来获取关于北越人意图的情报。

　　4月28日，冯?马博德派阿米蒂奇前往位于西贡西北的边和的大型美国基地，要他们打点行装，运走贮存的军事物资。阿米蒂奇乘坐直升机飞过去，他发现基地几乎是空荡荡的，只有三四十名南越维修工人。他跟他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们帮着打包，同意开枪打死所有企图翻墙过来的人，阿米蒂奇就带他们去西贡。不到一小时，他们就捆了15个货盘，这时，阿米蒂奇接到马博德打来的电话。“马上撤出来，”他说，“我现在不能对你解释。”在西贡，美国国防部官员监听到北越的一条无线电消息说，他们已经包围了边和的基地，决不能让敌人逃走。阿米蒂奇说，他必须带上那些他答应一起走的南越人。边和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火箭和迫击炮火的攻击，冯?马博德派来的一架中情局的飞机着了陆，搭载上阿米蒂奇和他的南越维修工人，把他们运送到首都安全的地方。

　　两天后，随着北越军队向西贡逼近，美国的撤退计划开始了。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到了美国海军蓝岭号。阿米蒂奇在混乱中丢失了他的身份证件，不过他说服了该舰舰长唐?惠特迈耶将军让他登上了一艘美国驱逐舰，驾驶驱逐舰向南驶向昆山岛。

　　接下去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使阿米蒂奇在南越的服役有了一个英雄壮举般的收场。在昆山岛附近，南越海军集结了大约90艘舰船。船上有至少2万名外逃的南越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钟将军。这些舰船没有食品和水，其中一些基本不能出海。阿米蒂奇是美国海军在越南人这支船队里唯一的代表。

　　阿米蒂奇决定将船只和难民驶往约一千英里以外的菲律宾。大多数船只的状况都做不了这次航行。至少60艘船被凿沉了，有的是被炮火击沉的。2万名越南人挤进32艘船；有3艘原来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使用的船，每艘通常搭载170名水手，现在每艘船塞进了 1 500 名越南人。阿米蒂奇向国防部拍发了急电，结果派人给船只送来了食品和饮水。从5月2日至7日，阿米蒂奇的越南船队在3艘美国军舰的保护下，驶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由于过度拥挤，船上发生了打斗甚至交火。

　　当船只抵达苏比克湾时，费迪南?马科斯总统和菲律宾政府企图阻止这些仍然悬挂着南越旗帜的船只进入菲律宾水域。在美国官员、菲律宾官员和越南难民参加的紧张的谈判中，阿米蒂奇再次充当中间人和翻译。终于在5月8日找到了解决方法：在阿米蒂奇协助安排的正式仪式上，船只降下它们的越南旗，悬挂上美国旗，然后驶入苏比克湾。对于阿米蒂奇，在七年多之后，越战终于结束了。

2007-4-28 10: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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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楼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越战的惨败对那些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所有“火神派”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在越南的失败，导致他们致力于重振和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理查德?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科林?鲍威尔和理查德?阿米蒂奇的职业生涯都无一例外。明显地重视从军事角度分析外交政策问题，这是在小布什政府里掌权的这个班子不同于他人的主要特点。

　　冷战初期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智者们”并不缺乏处理军事问题的经验。比如，他们中的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二人，曾在二战中担任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的高级副官。但是，在更早的这代人看来，军事问题上的经验并不像具有更广泛的外交、国际法和商务经验那么重要。那么，毫不奇怪，二战后那一代人的领袖人物，对建立能够进一步拓展美国利益的永久性新国际经济、法律和外交体制和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马歇尔计划等)的兴趣，要浓于对建立新的军事机构(如北约)的兴趣。相比之下，“火神派”在美国军事实力的问题上精力充沛，富于创新，而对建立新的外交或经济体制和机构则热情不足。

　　一方面，“火神派”对军事实力有共同兴趣；另一方面，他们中间在什么时候使用军事实力和如何最好地保持这种力量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源于越战时期他们的不同经历。

　　美国撤出越南30年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对那场战争和那场战争究竟应不应该打，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越战当时像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指出，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领导人坚信，美国迟滞了共产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从而“挽救”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沃尔福威茨接着说，美国牺牲的人数这么多，战争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这么深的分歧，那么打这场战争是否值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美国似乎“超支”了美国的实力。

　　沃尔福威茨能够超脱出对越战的强烈感情，这反映了他自身的背景。越战期间，他大多数时间在学术界。他在研究生院的导师、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是越战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沃尔斯泰特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总是把越战看做是精神错乱，是一次错误的行动，它消耗了美国的能量，把美国的注意力从重要得多的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上转移开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没有沃尔福威茨那样超脱。他们帮助在东南亚打的这场战争，成为他们对认识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核心因素。

　　越战使鲍威尔始终对有可能削弱美军的实力、名声和作战能力的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换言之，在鲍威尔看来，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的主要办法，是少用和慎用。于是，越战的经历便产生了温伯格主义和鲍威尔主义：先要有明确和集中的目标以及强有力的公众支持，然后再发动战争；一旦开始战争，必须动用压倒优势的力量迅速夺取胜利。鲍威尔往往不信任那些在华盛顿而不是在战场上获得国防问题经验的官员们。当文职领袖要求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时，鲍威尔有时会把他们视为越战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现代翻版。

　　鲍威尔在与五角大楼的文职领袖打交道时，经常会想到他们的越战经历或者缺乏越战经历。在谈及他在老布什政府里与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似乎很和谐的合作关系时，鲍威尔在自传中写道：“这个没有穿过一天军装、在越战中以在校就读和有了孩子借口获得了缓役的人，立刻控制了五角大楼。”

　　阿米蒂奇从越南汲取了许多与鲍威尔相同的教训。他也信奉温伯格—鲍威尔主义包含的谨慎和压倒优势力量的原则。

　　阿米蒂奇还从越南获取了其他一些教训。教训之一是，美国特别是在亚洲必须保持盟国和自己的承诺至关重要。美国从南越撤军激怒了他，因此，他迫切地要确保美国不再有“逃跑的父亲”那类的行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阿米蒂奇成为华盛顿对强大的盟友和美国在亚洲永久驻军的一位主要支持者。除了迈克?曼斯菲尔德大使外，过去30年中，没有一位美国官员像阿米蒂奇这样与日本保持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2007-4-28 1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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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楼

　　其他“火神派”对盟国的看法要消极得多，只要有必要，他们宁愿美国独自行动。尤其是拉姆斯菲尔德，他在70年代初出任了美国驻北约大使，他怀着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做决策时采用的冗长、乏味、繁琐的协商过程的偏见卸了任。“拉姆斯菲尔德似乎不喜欢北约，在北约，你得彬彬有礼，得对意大利国防部长客客气气地说话，得应付欧洲人对苏联的错误观点，”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过的一位前官员说。

　　阿米蒂奇在越南度过的日子使他对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了一点体会。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和网络，而不是官僚机构正式运作的方式。阿米蒂奇的第一位文职上司埃里希?冯?马博德，在整个华盛顿建立起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广泛的私人朋友网，使他掌握了实权。阿米蒂奇在华盛顿建立起类似的网络，根据他在越南参加小部队作战的经验，他重视信任、忠诚和友谊的个人价值。像切尼这样的其他高层官员对工作助手有所保留，保持着职业距离。切尼通常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个人色彩并不重，他的助手也随着政府的进退而改换门庭。而阿米蒂奇却培养了一小群忠实的助手，他们跟着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阿米蒂奇则对高层朋友——特别是对鲍威尔——表现出特殊的个人忠诚。

　　最后，越战的混乱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发展太快，这是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战争结束时，阿米蒂奇与至少2万名越南人乘船到了菲律宾，尽管菲律宾总统并不愿意接受难民，而且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

　　回忆起那个时刻，阿米蒂奇说：“我学到一个永恒的道理——宽恕比允准更容易得到。”

　　注释

　　① 这段叙述根据2002年8月21日对理查德?阿米蒂奇的采访。

　　② Lucky Bag yearbook note，由美国海军学院档案馆提供。绰号和举重房的情况由海军学院一同学在采访中提供。

　　③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④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p.27,34.

　　⑤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59.

　　⑥ Ibid., p.66.

　　⑦ 切尼先是由于在校就读后又因有了孩子而缓役。沃尔福威茨因在校就读而得以缓役。

　　⑧ Robert Timberg, The Nightingale?s Song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95), p.91.

　　⑨ Michael Hirsh,“Hawks, Doves and Dubya,” Newsweek (September 2, 2002), p.24.

　　⑩ Peter Beinart,“First Serv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 2002), p.6.

　　Powell, op. cit., pp.77?101.

　　Ibid., pp.78,86,100?101,127.

　　Ibid., pp.126?145.

　　Ibid., pp.138?139.

　　Charles Lane的“Anatomy of an Establishment Career”一文，引用了格伦的信，见New Republic (April 17, 1995), p.20，该信由一位名叫迈克尔?比尔顿的英国记者公布于众。

　　Ibid.

　　Powell, op. cit., p.120.

　　Ibid., pp.143?145.

　　Ibid.

　　2002年9月17日对詹姆斯?凯利的采访。

　　2001年12月21日对理查德?艾伦的采访；2001年12月10日和2002年7月23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2002年10月22日对拉里?洛普卡的采访。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p.601?602; Eilaine Sciolino,“Cloak and Dagger Retired, Ex?Chief of CIA Remains Hard to Predict,”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92, p.10.

　　沙科利2002年11月23日回答作者通过另一位前中情局官员李洁明转问的问题。

　　2003年6月23日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J. Edward Lee and Toby Haynsworth, White Christmas in April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5), p.85.
Ibid., p.84.

　　Ibid.; 2002年10月16日对理查德?奇尔德雷斯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70年代曾在国防部担任高级官员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洛普卡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2003年3月4日对埃里希?冯?马博德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和凯利的采访。

　　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书面声明；对阿米蒂奇的采访；Lee and Haynsowrth, op. cit.。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Frank Snepp, Decent Interv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p.459; von Marbod statement.

　　Von Marbod statement to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Walter Slocombe, April 26, 2000.

　　见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6)。

　　2002年3月12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Powell, op. cit., p.393.

　　对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一位前官员的采访，采访的条件是不要公布他的姓名。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2007-4-28 10: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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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楼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松地从尼克松政府进入福特政府。一次，还在“水门事件”正热闹的时候，他私下告诉尼克松，他愿意辞去北约的职务，回华盛顿来帮忙对付国会的弹劾。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这样想。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幸运的是尼克松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①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的前一天，杰拉尔德?福特任命了一个临时过渡小组，负责协助他接管白宫。该小组的三名成员之一是和福特一起在国会共事过的老朋友拉姆斯菲尔德。拉姆斯菲尔德迅速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打电话给他从前的副手迪克?切尼，要切尼到杜勒斯国际机场去接他，协助过渡期的办公室工作。

　　福特向过渡班子下达的指示是明确的：研究他该如何重组白宫办公厅，如何处理国内政策，但不要触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下达的命令是先干起来，对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白宫在国内问题上运行的情况、白宫和内阁之间的关系进行审查，然后向我报告，”切尼在许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回忆，“但是不要触及国家安全领域。”据切尼说，福特的意思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这些都不能碰”②。

　　新任总统不打算干涉基辛格。当时，基辛格的权力正如日中天。他身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个职务。在政府内部，所有有关外交政策和国防项目的部门间会议几乎都由他来主持；他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控制着信息和情报的流动；他们起草上报给总统的政策建议文件。在政府外部，媒体和全国都对基辛格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赞赏有加，是他一手制定了1973年的和平协定，为美军从越南撤军和结束越战(至少美国人当时这样相信)铺平了道路。随着尼克松丑闻缠身，基辛格被普遍视为美国对华开放和对苏缓和政策的设计师。在“水门事件”期间，基辛格的公众威信如此之高，尼克松竟希望通过与他的国务卿的关系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福特接手白宫后，他也试图通过保证留用基辛格来获取公众的支持。

　　基辛格本人则不失时机地确保自己在福特手下拥有至少在尼克松任总统时期后几年里相同的权力。福特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福特签署，备忘录将扩大他业已拥有的权力。根据这份备忘录，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外交政策的全部决策，基辛格继续主持最高层政府官员有关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的会议。③每逢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想让总统了解他比基辛格国务卿更强硬的观点时，他必须通过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福特上任总统的第一天，基辛格便会见了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他向对方保证，他本人和他推行的缓和政策都没有问题。基辛格的意思是“福特要他继续留任，要他特别重视与苏联的关系”，多勃雷宁事后这样写道，“……坦率讲，在福特政府的初期阶段，我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亨利?基辛格和他的观点上”④。

2007-4-28 10: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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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福特担任总统的两年半时间里，政府的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亨利?基辛格失去了他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显赫地位。他的权威在1974年夏季被削弱到似乎难以想象的程度。此外，基辛格试图与苏联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努力这个检验他所有政策的试金石，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福特甚至到了回避使用“缓和”这个字眼的地步。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这是一种思潮，它对美国是否应该与莫斯科做交易或者与其妥协提出了质疑。处在这些变化中心的，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门徒迪克?切尼。

　　福特宣誓就职一个月后，他把拉姆斯菲尔德从北约召回国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取代了亚历山大?黑格。拉姆斯菲尔德很快安排切尼担任他的副官，也就是切尼在尼克松政府里、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扮演的相同的随从角色。两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直到福特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长，任命切尼接替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整个福特政府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的二人搭档配合默契，牢牢掌握了政府的内部运作。毋庸置疑，拉姆斯菲尔德扮演的是上司的角色。切尼加入福特政府时年仅33岁，用当时一位同事的话说：“切尼成年后，精力全都投入了研究政治学和为拉姆斯菲尔德服务上。”⑤

　　罗伯特?埃尔斯沃思60年代曾在国会，后又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与拉姆斯菲尔德共过事，据他说，几十年来，共和党人中间悄悄传播着一句古老的名言。这句名言简单明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常胜将军。”⑥

　　诚然，此说法略显夸张。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拉姆斯菲尔德也曾在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受过挫折——其中包括他想当美国总统的抱负。然而，在官僚机构内部冲突问题上，埃尔斯沃思的说法基本准确地描述了拉姆斯菲尔德的经历；在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或者意志较量中，拉姆斯菲尔德很少棋逢对手。在福特政府里，拉姆斯菲尔德战胜了福特的白宫和外交政策机构内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不断证明了埃尔斯沃思的话的正确性。

　　首先，在1974年底、1975年初，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控制了白宫工作班子和国内政策，把总统在众院担任少数党领袖和副总统时期的助手们排挤到一边。接着，在1975年，他们开始削弱基辛格的权力以及基辛格的同盟和朋友、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权力。最后，在1975年底和1976年，拉姆斯菲尔德从正面挑战了基辛格与苏联实现缓和和军控的政策。每次冲突都造成更大的影响，争斗都更加激烈。在这些政府内部的较量中，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失败过，而切尼总是站在他一边。

　　最初的较量是福特随从人员中的争风吃醋。拉姆斯菲尔德的主要对手是福特的前国会助手和副总统时的办公厅主任罗伯特?哈特曼，尼克松辞职那天，新任总统说的值得纪念的那番话，就是出自哈特曼之笔：“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结束了。”⑦福特任命了哈特曼担任白宫顾问。在这个位置上，哈特曼反复敦促福特，担任总统就必须大权在握，要安插忠实的助手班子；在他眼里，拉姆斯菲尔德是尼克松时期的遗老，是企图继承尼克松政府衣钵的人。哈特曼搬进白宫西厢唯一与椭圆形办公室直接相通的办公室，使他随时可以走进去跟总统谈话。拉姆斯菲尔德对付哈特曼用的是管家的一招：他成功地坚持把哈特曼的办公室改成总统的私人书房。哈特曼搬了出来，失去了接近福特的机会，逐渐被边缘化了。⑧

　　在福特时期，特警局给理查德?切尼起了一个他们所起过的最为贴切的化名“老末”⑨。这个化名非常贴切地描绘了切尼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白宫工作人员的角色。

　　切尼在福特的白宫内的得势可以说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做那些更有抱负的人不愿做的琐事，从而获得信赖，并且摸清一个组织内部运作的门道，便可爬到顶层。切尼就像是变成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员，荣升为总编的校对编辑，接管了电影制片厂的会计。

2007-4-28 10:53:37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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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楼

那个时期的档案显示了身为办公厅副主任的切尼，是如何从负责诸如下水管道和马桶之类的不足挂齿的小事干起而最后在福特政府内起家的。备忘录致：迪克?切尼

　　发自：杰瑞?琼斯

　　1974年10月12日

　　我们无法很快解决一层厕所水池的排水问题。白宫的下水管道过于老化，我们已请总服务局用了一段时间来考虑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希望很快能够解决……⑩负责白宫圣诞贺卡和礼物寄送的是切尼。贝蒂?福特在白宫的直升机上觉得不舒服，给她的座椅加上头枕的也是切尼。切尼甚至要负责安排白宫餐桌的摆放。备忘录致：杰瑞?琼斯

　　发自：迪克?切尼

　　1975年2月19日

　　官邸似乎有供国会议员用餐的盐瓶(配有滑稽的小勺的小盐瓶)。小型早餐和小型男性宴会不使用普通盐瓶是何原因？旁人很快便发现，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早就知道的那样，你把一件事交给切尼，他肯定会把事情办了——虽然不花哨，但一定能做好。他是完美的工作人员。他工作的时间比其他几乎所有的人都长。“一个加入了办公厅工作人员班子、想从早上9点干到下午5点、也许还想在鸡尾酒会上凑点热闹的人，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早没影了，”切尼对一位采访者说道。

　　没过多久，切尼开始接手更大更重要的工作，拉姆斯菲尔德另有任务时，作为这位办公厅主任的知己，他便会代替他。切尼很自然负起责来的领域是情报领域：他为人可靠，不好抛头露面，总是非常谨慎。在福特年代里，中央情报局一直企图回避媒体和国会接连不断的调查，以及司法部、媒体和国会联手制订管理情报搜集工作的新规则和准则的努力。1975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西摩?赫什的文章，描述了美国情报部门企图把一艘沉没的苏联潜艇从太平洋海底秘密打捞起来的经过。切尼负责召开会议，讨论福特政府是否应该把那家报纸诉上法庭。从切尼手写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在积极考虑若干项对策，比如起诉赫什和《纽约时报》，甚至获取搜查证搜查赫什的公寓。切尼写道，这样做的目的，是“制止《纽约时报》和其他刊物采取类似行动”。在情报部门断定他们的工作并未受到严重损害之后，切尼和白宫才最终决定就此罢休。

　　1975年的头几个月，基辛格头上的光环开始黯淡。拉姆斯菲尔德开始挑战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某种程度上，基辛格的失势是在所难免的。1975年初，福特已在白宫站稳了脚，并开始考虑1976年的竞选。福特如果把外交政策完全交给基辛格，有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他身为总统权威不够的印象，而仅仅是继承已经下台的理查德?尼克松的政策衣钵。政府里其他人对基辛格权力过大多有抱怨，就连局外人都越来越多地对此有了微词。1975年初，小说家约翰?赫什在福特的白宫呆了一个星期，他报道说，总统经常与一大群各式各样的顾问商讨经济、能源和国内政策，但是讨论外交政策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基辛格。“这位总统在就职前很少接触外交事务，我听说，他只听一个声音，一个反复无常的声音，那就是亨利?基辛格的声音，”赫什写道，“是的，这是我整整一周都在思考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外交、安全、国外情报——怎么能每天只听一个声音？”

　　如果说基辛格即将失势的话，拉姆斯菲尔德则随时准备落井下石。一次，白宫新闻秘书罗恩?内森跟基辛格的下层助手发生了小摩擦，他发现，拉姆斯菲尔德把此事直接捅给了总统，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拉姆斯菲尔德在利用这件事，想把我扯进企图限制基辛格和国安会的幕后斗争中去，”内森写道。那年春天，报上开始出现报道白宫内部有人在打压基辛格的文章。“炮轰基辛格，”《新共和》杂志宣布道。

　　1975年4月23日，北越军队正向南推进，发动夺取西贡的最后攻击，福特在华盛顿外旅行。他的演讲撰稿人为他起草了一段讲话，准备向美国人民承认，战争终于结束了。起初，总统有些犹豫，说基辛格可能不会同意的，但他还是发表了讲话。“今天，美国可以恢复越战前的自豪感了，”福特对图莱恩大学的听众说，“但对美国而言，靠重打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演讲颇得好评，但是谁也没有找基辛格审核讲稿，基辛格大发雷霆。他坚持说，这次演讲使美国没有足够的时间从越南撤退难民。

2007-4-28 10: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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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后来写道，白宫工作人员不让他接触关于越南的演讲稿，是“策划了一场典型的华盛顿官场的胜利”。这一批评出自基辛格之口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本人曾策划过太多次这类华盛顿官场的花招。然而，随着拉姆斯菲尔德巩固了对福特白宫的控制，基辛格明显大势已去。

　　美国最终从越南撤退的时候，在福特的白宫里宣读这场战争的墓志铭的，正是拉姆斯菲尔德。

　　政府处理越战最后的混乱时刻时，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白宫向媒体宣布，美国人已经全部空运出西贡，结果却在几分钟之后发现，一百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仍然在美国使馆内等待直升机。几小时后，海军陆战队获得了营救，但是，问题是怎么对媒体讲第一次宣布的时候其实撤退并没有结束。“基辛格想把责任推给五角大楼的军事通讯中心，尽管宣布了错误的消息是因为他本人错误地断定(美国大使的)离开就意味着撤退的结束，”白宫新闻秘书罗恩?内森写道。

　　内森希望忘记这一切，就好像政府最初说结束了的时候，撤退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身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斯菲尔德拒绝这样做。

　　“这场战争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谎言、这么多的推诿，最后再用谎言来结束战争是错误的，”拉姆斯菲尔德说。他命令新闻秘书要对政府犯的错误“实话实说”。许多年之后，当美国与伊拉克交战时，拉姆斯菲尔德时任国防部长，他并不总是这么实话实说的。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对政治、对外交政策、对公众如何看待国家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当时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基辛格后来承认，他没能理解这些变化，相比之下，拉姆斯菲尔德的洞察力则更强些。

　　基辛格忙于应付来自政治左派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威胁——就是那些在反越战运动以及1972年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中产生出来的、企图削减美国军力和海外驻军的势力。按照基辛格的观点，与苏联缓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挫败左派；他希望，美国既能从越南撤军，又可以通过与苏联签订军控协议，在“和平问题上占据主动”，从而维护美国在海外的其他承诺。基辛格对来自政治右派的挑战远没有那么担心；他错误地相信，像罗纳德?里根那类的保守派和亨利?杰克逊那类的民主党新保守派，有着与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相同的总体目标，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是策略上的分歧。基辛格认为，右翼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不理解自由派民主党人的实力和危险。“尼克松和我认为，拒绝与克里姆林宫谈判，将把反越战抗议运动的毒素扩散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可能会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同盟关系中，”他解释道。

　　从近期看，基辛格对自由派民主党人势力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越战的结束的确导致国会企图进一步削减美国在海外的承诺、压缩军费预算、限制美国的情报活动。然而，美国从越南的撤退，也逐渐助长了出乎基辛格预料的情绪：一种认为美国今后不应该再蒙受类似失败、要更积极地向海外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和不能轻易向共产主义政权妥协的情绪。

　　被基辛格低估了实力的右翼，其实力大大加强了。在共和党内部，里根开始了对福特政府的挑战。在国会，杰克逊则加强了对缓和政策的挑战。到1975年夏季，福特处于退却状态。他决定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想法推迟到1976年选举之后，他放慢了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给巴拿马的谈判进程。

　　数十年后，基辛格承认，他没能觉察越战后美国的发展方向，而拉姆斯菲尔德则更好地把握了这个国家的情绪。“作为政治争斗的老手，拉姆斯菲尔德比我更清楚，“水门事件”和越战很可能引起保守派强烈和不利的反应，(1974年11月)麦戈文派在国会当选之后，这看上去像是自由派的潮流，事实上标志着激进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写道。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向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进行挑战的舞台已经搭好。

2007-4-28 1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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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6月底，被流放的苏联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访问华盛顿，在劳联—产联为他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共和党参议员们希望安排他到白宫去见福特。行政当局不同意，坚持说总统的日程已经满了。基辛格认为晚宴活动和要求安排索尔仁尼琴访问白宫，为的是惹怒苏联领导人，从而破坏缓和。

　　切尼显然愤怒了。白宫其他人早就发现切尼是非常保守的。“每当他个人的意识形态显露出来，他总是显得比福特、拉姆斯菲尔德或者成吉思汗的立场更右，”与切尼并不交好的哈特曼写道。不过，此时切尼仍然仅仅是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他很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意见。这一次，切尼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白宫内部，他发出一份私人备忘录，对基辛格对苏联的态度进行了严厉抨击：备忘录致：唐?拉姆斯菲尔德

　　发自：迪克?切尼

　　1975年7月8日

　　主题：索尔仁尼琴

　　……我本人强烈感觉，总统应该会见索尔仁尼琴，原因如下：

　　1. 我认为，决定不见他是由于对缓和的错误理解……缓和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突然之间变得一片甜蜜和光明。

　　2. 如果会见他，将有利于抵消对美国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的所有宣传报道。会见苏联领导人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再助长以为我们突然间成了苏联人的挚友的幻觉，这也同样重要。

　　……(苏联人)多年来可以随意批评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和政策，称我们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昵称，我不相信他们不明白总统为什么想见索尔仁尼琴。切尼的努力失败了。索尔仁尼琴最终也没有见成总统。这一事件后来让福特和基辛格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

　　那年秋季，福特突然宣布要进行比美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位总统更为广泛的内阁大改组，改组涉及外交政策和白宫的几乎所有的高层官员。主要受惠者是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

　　福特决定撤销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拉姆斯菲尔德接任。总统要求基辛格放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只做国务卿；基辛格的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特告诉洛克菲勒副总统，他如果在1976年竞选中做自己的竞选伙伴，将会在政治上造成不利，他从洛克菲勒那里获取了一份公开声明，宣布自己将不竞争副总统提名。总统用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H.W.布什，取代了威廉?科尔比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埃利奥特?理查森被任命为商务部长。切尼被任命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起初，这次人事改组被媒体和政治圈子里的其他人误认为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取得了胜利。按照这种解释(施莱辛格也接受此说法)，国务卿成功地搞掉了公开反对基辛格对苏政策的国防部长。福特的总统竞选主席霍华德?卡拉维在与共和党领袖交谈之后向白宫报告：“最初的反应是基辛格略胜施莱辛格一筹。对于一位了解苏联的实力、主张加强国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次失败。”

　　基辛格本人心里清楚得多。他失去了在政府里身兼二职的统治地位，失去了召集外交政策主要部门联委会的权力，失去了他在白宫的基础和接近总统的便利。此外，基辛格最密切的朋友、他在共和党政治中地位最高的同盟和保护人洛克菲勒变成了一只“跛脚鸭”。国务卿正确地感觉到，拉姆斯菲尔德凭借自己的政治关系、野心和过人的官僚技能，将成为比施莱辛格更难对付的国防部长。诚然，基辛格成功地安插斯考克罗夫特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同盟切尼，得到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一系列变化着实叫基辛格十分不安，他召集助手和朋友开了几个晚上的会来决定他要不要辞职。他甚至起草了一份辞职信，最后还是决定留任。

　　多年来，福特搞的这次有时被称作“万圣节大屠杀”的人事改组，成为拉姆斯菲尔德传奇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共和党人相信(并且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是拉姆斯菲尔德一手策划了改组，目的是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前途。洛克菲勒后来正式发表声明说，拉姆斯菲尔德曾希望成为福特1976年竞选的副总统人选。接近布什的人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解释。他们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安排任命布什出任中情局局长，这样就避免了布什成为竞争副总统提名的对手；根据这种理论，拉姆斯菲尔德心里明白，无论谁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都必须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向参议员保证不参与1976年的政治。

2007-4-28 10: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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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要比这些阴谋理论平庸得多。按照包括福特在内所有人的说法，内阁改组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总统本人对施莱辛格极为反感。福特觉得，他的国防部长对他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总统初次简单介绍这些调整时，拉姆斯菲尔德对担任国防部长有些犹豫，他提出容他晚上回去考虑考虑。他吃不准他是否愿意离开白宫。

　　的确，按照切尼后来的说法，总统不得不动用他来说服拉姆斯菲尔德接受国防部的职务。“坦率地讲，我不得不劝(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务——通过打长途电话，”切尼在7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中说道，“……这是一个奇特的情形。星期六我还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到了星期天，我已经在替福特劝说拉姆斯菲尔德接受总统要他做的事情。”

　　布什的一班人马对拉姆斯菲尔德的疑虑似乎被夸大了。拉姆斯菲尔德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在确定总统的竞选伙伴时必须考虑地理上平衡的习惯做法，因此他应该知道，来自密歇根州的福特，是不会选择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竞选伙伴的。假如说政府改组的目的是要使与拉姆斯菲尔德竞争副总统位置的人出局的话，为什么同样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却获得了一份好差事？福特不打算提名洛克菲勒做副总统候选人与拉姆斯菲尔德无关；相反，这是福特企图安抚共和党右翼所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就人们所知，拉姆斯菲尔德后来从未争取过获得1976年的副总统提名；第二年夏天，福特选择了鲍勃?多尔做自己的竞选伙伴。

　　不过，在内阁大变动某些方面的背后，可以发现拉姆斯菲尔德的手。一段时间以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在说基辛格权势过大，福特应该在外交政策上听到更广泛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在控制国内政策等问题上，拉姆斯菲尔德一年多来一直与洛克菲勒存在分歧。拉姆斯菲尔德也许在最后一刻表示了不愿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从福特政府一开始他就表示，与白宫办公厅主任相比，他更愿意担任像国防部长这样的内阁职务。

　　“万圣节大屠杀”在福特政府内部埋下了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敌意，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愈合。1976年大选后，《新共和》杂志驻白宫记者约翰?奥斯本采访了那届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他发现“基辛格、施莱辛格和财政部长威廉?西蒙……都和洛克菲勒一样，对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后任切尼手下的白宫办公厅深恶痛绝”。政府高层充满了“怀疑和仇恨——仇恨一词用得非常贴切，”奥斯本如此总结道。

　　虽然在尼克松政府内，拉姆斯菲尔德在越战问题上是鸽派，在福特时期，他逐渐变成政府的主要鹰派人物。作为国防部长，他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阻止了缓和，使美国对苏政策强硬起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使基辛格非常难堪，”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回忆道，他曾经担任过施莱辛格的助理国防部长，又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留任。

　　拉姆斯菲尔德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一个允许争论的问题。他对从1975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信奉的这些保守观点是否笃信不移？他是否仅仅在争取政治右派的支持？基辛格及其助手认为，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多半反映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拉姆斯菲尔德考虑的是以后竞选总统，”数十年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采访时断言，“我认为他在给自己定位。他希望站在保守派一边。依我看，这是战术和政治上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根据这种解释，拉姆斯菲尔德在尼克松时期提出的要求迅速结束越战的请求，也是建立在政治考量基础之上的：拉姆斯菲尔德暂时支持了公众的反战情绪。基辛格的班子估计，反对缓和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另一个近期招数。

　　然而，有迹象表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福特的国防部长时采取的立场，代表了更广泛持久的观点变化。至少从1973—1974年间担任驻北约大使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对苏政策上越来越倾向更强硬的观点。当时担任军控和裁军局局长的弗雷德?埃克雷在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大使期间访问了布鲁塞尔，他发现，仅仅由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便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他相当无礼，”埃克雷回忆道，“我是军控负责人，他不喜欢军控，甚至在当时就不喜欢。”埃克雷自己也不喜欢缓和，他和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在华盛顿联手抵制了基辛格的军控政策。

2007-4-28 10: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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