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研究论坛--《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作者: 迈克尔· 博恩斯-->阿修比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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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作者: 迈克尔· 博恩斯-->阿修比转移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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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作者: 迈克尔· 博恩斯-->阿修比转移
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判以终身苦役并流放外岛。事后虽经证实纯属诬告，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改判，引起左拉等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抗议，并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这就是法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书中大量饮用当时的文件、档案、书信与报纸，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近距离感受19世纪末法国的社会思潮。......

2007-4-23 10:42:42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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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前言

    德雷福斯事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对抗，个人与国家、文人政府与军方当局、议会政治与群众政治、对一般人性的信念(不论是宗教的或俗世的)与现代种族主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指出，反犹太主义的崛起是19世纪后期法国的一种政治武装，并且认为德雷福斯事件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上演的一出剧目的彩排”。最近，评论家斯坦纳(GeorgeSteiner)则界定此事件为“国家、种族、宗教接受它们现有冲击的第一刹那”HannahArendt，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NewYork：Harvest，1973),p.10；GeorgeSteiner,“TotemorTaboo”,Salmagundi89—90(Fall1990Winter1991)，pp.385—398.。
    然而，历史不只是乍现与象征，而是有关人们身处之时与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德雷福斯事件确实是法国第三共和历史中的一起重要事件，同时也是1789年大革命导致的内战一百年后仍得不到解决的明证。无论是支持或反对德雷福斯的公民，都以同样的热忱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法国的光荣——而相互攻讦。他们并非对爱国持有不同观点，而是对国家的过去与应有的本质、对检验归属认同的看法意见分歧。对德雷福斯阵营(即支持德雷福斯无罪者)来说，军队与教会代表的是现代及世俗国家中的反动堡垒；对反德雷福斯阵营来说，他们自身就有如国家处于社会动荡及内忧外患之际的安定要塞。当德雷福斯阵营把“质疑之责”放在“服从之责”之上时，反对者则敬重既有的秩序，并保护被丑闻削弱的军方。楚河汉界经常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内战——即使是较不血腥的——就不是如此了，而这起事件则打破了每一条成规。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都反对德雷福斯，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反神职人士都站在德雷福斯这边。有勇气、有所惧、有才能、有野心、不宽容及有善意的男男女女组成了双方阵营，有些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启蒙的阳光乍现，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混乱的长夜，然而大家都引用它来为自己的使命辩护。
    事件的催化作用非常深远。奥地利记者赫策尔(TheodorHerzl)在尚未目睹上尉被公开拔阶前，就已想象以色列以自治的形式重生;但是当群众在人权的摇篮里大叫“犹太人该死”时，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随即成形。虽然不少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已接受了议会体制，但是这起事件改变了他们不参与资产阶级政权的纲领，并且送了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进入第三共和的内阁。自1789年以来，政教分离已被列入国家议程，并且被德雷福斯阵营视
    为对抗反动过往的战斗，最后终于在事件的直接影响下成为法律。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一向为社会正义而奋斗，那么德雷福斯的案件表明他们已变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大批作家、艺术家、教授等离开象牙塔，以请愿书为武器，加入了事件的先锋部队。
    最后，德雷福斯案无法摆脱与新闻、政治漫画及电影史的联系。1899年，第一部系列电影(为时15分钟，算是最长的)在巴黎一间摄影室内的绘画背景前拍摄。从反犹太主义的滑稽漫画，到过分奉承德雷福斯阵营战士的描绘，数以千计原为传统艺术的石版画、素描、木刻及油画当时则具现代用途；不过，双方都将主力放在印刷上。一代以前的教育改革培养出更多识字的人，因而为双方提供了大量读者，他们同时接收消息与煽动。学者正在辩论新闻界究竟是历史的“制造者”抑或“产品”，但无疑地，19世纪末的记者改良了辩论法，使它成为一种“攻击艺术”，这种艺术协助谴责德雷福斯，同时协助拯救德雷福斯。JeanPierrePeter,“DimensionsdelAffaireDreyfus”，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16(NovemberDecember1961)，pp.1141—1167；RichardGriffiths，TheUseofAbuse：ThePolemicsoftheDreyfusAffairandItsAftermath(NewYork：Berg，1991)，p.3.
    当年不少人——包括极负盛名的小说家左拉——把德雷福斯案和一出马拉松戏剧相比，这出戏剧有许多幕、无数个中场休息，但永不落幕。在这些引人入胜、充满磨擦的永恒教训中，德雷福斯上尉的一位早期盟友说出最重要的一点：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重要的”BernardLazare,引自：Péguy,Notrejeunesse,p.286。。

2007-4-23 10: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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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时代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的惨重杀戮史无前例，只有在大战后，法国人才回顾起19世纪的日暮风华，并称之为美丽年代。他们怀旧反省所做的结论看来部分是对的。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屈辱战败后，欧洲列强维持着相对的和平，虽然帝国间的竞争预示了新冲突的危险，但19世纪末的全面战争只发生在遥远的地区，如东亚的半岛、太平洋与加勒比海岛屿、南非尖端一带等地区。19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经济蓬勃发展，这种盛况至少持续了12年，直至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宣布成立。法国战败赔款给德国的速度较其在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战场上行军为快，而法国的银行——在国外资助苏丹及俄国沙皇，在国内援助制造业与农民——很快便跻身于国际主要金融机构中。重建巴黎、完成兴建首都大歌剧院与巴黎林荫大道，这些文化成就造就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黄金时期，也同样持续到新共和时代。学术界与新潮艺术家描绘多姿多彩的闲暇活动，例如布洛涅(BoisdeBoulogne)的赛马、塞纳河畔的划船派对，以及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艾菲尔(GustaveEiffel)那座引起争论、强调法国革命百年纪念的铁塔所在地。巴黎赢得了“19世纪之都”的美誉。“巴黎，19世纪之都”这句话就如同“美丽年代”，皆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见：WalterBenjamin，Reflections：Essays，Aphorisms，AutobiographicalWritings，trans.EdmundJephcott(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8)，pp.146—162。
    然而，从法兰西第三共和诞生至德雷福斯事件达到高峰期间，法国实际上正与自己交战。在1870年至1871年的冬季与春季，法国的临时政府一方面与德国交涉，另一方面则与巴黎人搏斗。由极不安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市民叛乱、反德占领的爱国抗议和随意抢劫所组成，这场巴黎民众的暴动以巴黎公社闻名——令人联想到大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名字——在1871年5月以为时一周的血战收场。法国军队从附近的凡尔赛进军巴黎，就地处决至少两万名巴黎居民，而被关入监狱和放逐的人则将近两倍。类似的冲突也在其他省份的城市里发生，从里昂(Lyons)到波尔多(Bordeaux)都有。若说巴黎公社没有实现平等共和的愿望，却也留下一项重要的遗产：社会主义者从此尊敬它的回忆，而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君主主义者或温和的共和主义者，都害怕历史重演。巴黎公社，说它是圣人头上的光环也好，是使人不寒而栗的幽灵也好，它飞越了19世纪的终点。有关巴黎公社及其当时对后世的影响，请参见：SusannaBarrows，DistortingMirrors：VisionsoftheCrowdinLateNineteenthCenturyFran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1)，p.2andpassim。
    1875年，国会以微弱优势通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宪法，两年后修订选举总统的规定。5月16日的危机并未中止君主制度的命运(奥尔良派成员［Orleanist］与波旁［Bourbon］王朝继续声称保有王位)，但是这场危机标示着温和共和派的胜利与总统权力的式微。政府的领导人总理与其内阁日渐负起制定与施行公共政策的责任，而下议院国民议会则成为法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至19世纪80年代，中立派的共和主义者(被讥为机会主义者)要面对的不只是保皇派的不满，外国货物输入引起的竞争加上农业危机，显示出法国的经济发展不够平衡，新的民众抗议随之而起。社会主义派人数大增，有组织的罢工在1885年只有一百起，但是在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前夕已增至六百余起。
    当机会主义派政府受到日益严重的攻击时，一位野心勃勃的陆军部长布朗热(GeorgesBoulanger)将军以人民救星之姿出现。这位双颊蓄须、胸挂勋章、干劲十足的将军离开内阁(1887年新政府上台)，从事群众政治，他因替罢工的矿工辩护、答应军队民主化，获得激进派赞许；但同时，保皇派和拿破仑主义者正冀望对他们憎恨不已的共和做出致命一击，因而秘密大量给予将军援助，期望他进行一场军事政变。1889年1月，在布朗热将军笃定获选为巴黎代表进入国民议会的当晚，支持者大叫：“艾利赛宫！”怂恿“胜利将军”进驻总统府。但当他还举棋不定时(他比他的支持者更尊敬宪法)，政府便趁机整编。由于被控图谋推翻政府，布朗热将军于是跟着情妇逃往比利时；当情妇于1891年逝世时，布朗热将军便在她坟前饮弹自尽。
    布朗热主义就某部分来说是出悲剧也是喜剧，有着鲜艳色彩的游行、集会与泛滥的文字宣传，很难仅以法国政治美国化来形容。它加速了旧式保皇派与拿破仑主义者的式微，协助培育了新一代被群众政治接受的好战民族主义。一位史学家认为这是在慢慢导出德雷福斯事件的年代中使法国右派转型的“重大突变”之一，另一位学者则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雏形。为了和社会主义者在经济变动中争取盟友，布朗热主义者和其他新民族主义者组成政党，并且对国际关系与阶级斗争理论充满敌意。借助于爱国联盟之类的组织(爱国联盟是个涉猎政治的健身团体)，他们呼吁群众重振祖国的体育与德育，并谴责共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软弱的、分裂的，是已遭国内外敌人污染过的。法西斯主义也许不是诞生于19世纪末，但许多法西斯主义者却是，而从布朗热将军到德雷福斯事件之间的这段时期则提供了策略训练的根基与培养偏见的温室。参见：RenéRémond，TheRightWinginFrancefrom1815todeGaulle，trans.JamesM.Laux(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65)，pp.205—232；ZeevSternhell，LaDroiterévolutionnaire，1885—1914：LesOriginesfranaisesdufascisme(Paris：Seuil，1978)；andPatrickH.Hutton，“PopularBoulangismandtheAdventofMassPoliticsinFrance”，JournalofContemporaryHistory11(1976)，pp.85—106。汉娜·阿伦特同样将19世纪末的“暴民”与集权主义联系，参见：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NewYork：Harvest，1973），pp.106—120。
    就像航行在墨西拿(Messina)海峡与卡律布迪斯旋涡(ScyllaandCharybdis，编按：斯库拉，希腊神话中海上半人半兽的女妖怪，据说住在面对着西西里岛海上卡律布迪斯大旋涡的墨西拿海峡的洞穴中，躲避卡律布迪斯旋涡的船只一靠近洞穴，船员就会被吃掉)中的船只，共和派的温和政府设法在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开辟一条中间路线。同时，政府亦受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他们当中有些曾支持布朗热将军，但大多数则是追求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与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使用残暴的字眼和激
    烈的行动。他们用浪漫风格的短论思索着未来的启示，并宣称社会“已腐败堕落”；但是他们仍对一般大众缺乏兴趣，直到“炸弹在逐渐增强的不合理压抑与报复中开始爆炸”，而城市恐怖活动便在这美丽年代的摇篮中浮现。EugenWeber，France，findesiècle(Cambridge，Mass.：Belknap，1986)，p.115.
    1882年无政府主义者在里昂受审后的十多年间，“行动宣传者”袭击政府官员、炸酒店及餐馆，并从国民议会的旁听席抛掷炸弹。1892年至1894年间，巴黎发生了十一次爆炸事件，而1894年夏天，一名持刀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报复法国同志遇害，在里昂行刺了第三共和总统卡诺(SadiCarnot)。国会最后不顾左翼分子的抗议，颁布了一系列“恶棍法”(loisscélérates)，禁止鼓吹无政府主义。

2007-4-23 10: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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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一如巴黎公社的结果，政府的压制很有效，但是痛恨法国的政治分裂仍残存延伸至文字和讽刺画的战场——这也是德雷福斯事件所引发的内战的重要战场。1881年的新闻法案解除了不少政府的限制，一场新闻革命便跨过19世纪。识字率的提高和新印刷术改变了传媒企业，数以百计的日报及周刊(《小报》［LePetitJournal］每日印量超过一百万份)吸引了大批迫不及待的新读者，其中不少读者相信他们所读到的信息。在19世纪90年代，报刊的销售量急遽增加，以致纸张批发商需要每日增加一百吨原料以应付市场所需。当时报刊价格低，随处都可买到，乡村农庄也不例外。支持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的报刊都有(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直至1894年才停刊)，并且刊登广告、富于娱乐性的长篇连载以及轰动社会却牵强附会的头条新闻。在这个依靠人民的忧虑而兴旺的时代，报刊大肆利用丑闻并搜寻代罪羔羊。有关当时大量的报纸与宣传的研究，参见：JohnGrandCarteret，LAffaireDreyfusetlimage(Paris：Flammarion，n.d.［1898？］)，p.7andpassim。
    法国并不缺乏丑闻或代罪羔羊。在布朗热逃亡到德雷福斯被捕这段期间，另一首“芳香的插曲”揭露政治的腐败——一如在帝国时代——已在共和扎根。这个名词来自GordonWright，参见：FranceinModernTimes(NewYork：W.W.Norton，1995)，p.240。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巴拿马运河公司试图重演创办人雷赛布(FerdinanddeLesseps)二十年前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成就，但是热带疾病及资金短缺扰乱了整个计划。受人敬重的雷赛布用合法的渠道(大部分)筹募资金，但巴拿马运河公司的一群说客则向政客恐吓，逼迫国民议会批准利用奖券贷款。贷款起初进行顺利，接着失败，公司宣布破产，成千上万的小额投资者血本无归，当局开始追捕巴拿马公司那些衣冠楚楚的大盗。新闻报告将注意力集中于两位职员，他们被控贿赂百余位议员并幕后策划掩盖事实真相。虽说赫茨(CorneliusHerz)及雷纳克男爵(BaronJacquesdeReinach)确实行贿，但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是另有目的的。此时法国不单在巴拿马计划上失败，也遭逢西方工业国家因罢工而导致的第一波经济衰退，而赫茨和雷纳克男爵正好适合扮演内贼的角色。雷纳克男爵的祖先来自德国，而赫茨虽然生于法国，却已入了美国籍；然而，对于喜欢以简单答案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犹太人。
    19世纪下半叶，反犹太主义者由于近代接受的谴责而加剧了他们对犹太人长久以来的偏见。一百年前，有两道具有革命性的法令取消对法国犹太人的一切禁制，有史以来头一次任何犹太人“只要以公民身份宣誓效忠并服从宪法”，便可享有完全的公民自由权。有位法籍犹太人在获得解放后写信说：“法国，是洗刷犹太耻辱与解开所有俘虏脚镣的第一人，她是我们的以色列，她的山是我们的锡安山，她的河是我们的约旦河。”参见：PaulMendesFlohrandJehudaReinharz，eds.，TheJewintheModernWorl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p.44—46，103—108；andMichaelBurns，Dreyfus：AFamilyAffair，1789—1945(NewYork：HarperCollins，1991)，pp.10—13。
    这几句话写尽了犹太人的感激之情，这份感激至下一世纪仍强烈不已。
    然而，新法令并不能铲除根深蒂固的偏见，人们仍相信犹太人构成了“国中有国”，是一群不愿被同化的神的选民，并且不太可能放弃那些“耻辱的标记”；如同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些标记)标明了他们是犹太人”。到了19世纪末叶，过去顽强的偏见加上了种族歧视的新元素。“反犹太主义”这个名词虽是在此时期由一名德国人创造出来的，却是由法国人普及流传开来。有位史学家说：“当种族歧视在各地蔓延之际，法国……像是注定要成为种族歧视影响国家政治的其中一员。”GeorgeL.Mosse，TowardtheFinalSolution：AHistoryofEuropeanRacism(NewYork：HarperandRow，1978)，p.150.
    当圣经、神话、艺术、文学把犹太人描绘成叛徒、杀害耶稣基督的人与贪婪的放高利贷者时，当代的反犹太主义者则重整这些刻板印象，以对应到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和种族研究的假科学；他们辩称犹太人只效忠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并且只信奉礼拜财神。自图斯内尔(AlphonsedeToussenel)在19世纪中叶抨击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family，编按：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后，不论右派或左派都一致谴责“四海为家”的犹太人掌控了社会的上层经济。其后，在德雷福斯事件的严峻考验中，左派的反犹太论调渐渐沉静下来，但是在此之前，左派人士坚信一如马克思所说，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的“小贩”；而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则说，犹太人是“人类”大敌普鲁东的部分转引自：DavidCohen，LaPromotiondesJuifsenFranceàlépoqueduSecondEmpire(AixenProvence：UniversitédeProvence，1980)，p.653。另请参见：KarlMarx，“OntheJewishQuestion”，inKarl
    Marx：EarlyWritings，ed.T.B.Bottomore(NewYork：McGrawHill，1964)，pp.3—40。，从该世纪的政治、工业及经济等变革中获利。事实上，不少犹太人确实获利匪浅，但许多天主教徒也一样。反犹太分子不仅漠视这个事实，更喜爱引述一间由天主教徒管理却破产的联合通用(UnionGénérale)投资银行为例；经济危机使得这间银行在1882年宣布倒闭，但人们谣传是犹太人密谋摧毁了基督教对手。
    轶闻需要散播者，当神职人员继续在圣周礼仪中象征性地鞭打犹太人时，专业反犹太主义者则应用连篇累牍、短篇社论、荒谬漫画及竞选宣言。身为小说作家、布朗热主义政客的德雷福斯敌人的巴雷斯(MauriceBarrès)以“对法国国魂及国土构成威胁”来形容犹太人，他这句话是在竞选活动时说的，这时恰好是德雷福斯事件的高峰期；实际上，他只是复述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制式言辞。

2007-4-23 10:47:13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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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

竞选演说

   (巴雷斯，1898年11月1日)
    各位选民，为了反对那些从政目的仅为满足憎恨之心与其动机仅因统治欲望的政客们，我今天再次带着那些一向赞赏而今天亦不会否认的“国家”与“社会”观念来到这里……
    在社会的顶层如同各省内地，在伦理常规上一如物质秩序，在商业、工业、农业及建筑营造上，法国工人面临有如寄生虫、正在毒害我们的外国人的竞争。
    新法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元素应是在外来侵略中保护所有公民，并且防止极端世界主义者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极端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将会削弱祖国的防御。
    犹太问题是与国家议题有关的。法国大革命时，犹太人借着正直可靠的法国人提高地位，但他们保有他们的特性，一度曾受迫害的他们现在反成了恶霸。我们支持良心的完全自由，但我们认为给犹太人特权去诉诸大革命宣扬的公民自由原则——并可依其诉请保护——是非常危险的。犹太人违反这些原则……因为他们惯于独占、投机并以四海为家，而且在陆军、司法部门、内阁及所有行政机关中，他们的人数远远超出一般人口比例所规定的名额。他们曾被任命为行政首长、法官、财政官、警官，只因他们有钱行贿……(我们)必须铲除这种危险的不平等现象，获得更多对我们正直的公民即高卢而非犹太子孙的尊敬……二十年来，机会主义者的政治制度施惠给犹太人、外国人及世界主义者，犯了这大错的人辩解说，外国人为法国带来冲劲活力。某些好的元素……使我们堕落了!事实的真相是：法国社会所需的冲劲活力可以在法国自身找到，我们可以扶助最穷、最潦倒的人，给他们提供专业训练，协助他们享有幸福福祉。
    民族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我们界定社会主义为“使最多人与穷困阶级得到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改善”。
    经过多个世纪的努力，法国已经有能力为她的人民提供政治保障，现在她必须在经济不安中保护他们。
    本文译自：MauriceBarrès，Scénesetdoctrinesdunationalisme(Paris：FélixJuven，1902)，pp.432—434。
    另一位法国新民族主义的代表是德吕蒙(EdouardDrumont)，他是欧洲19世纪末最有力的反犹太主义者。
    1892年，他通过自己的畅销报《自由言论报》(LaLibreParole)发表了《为了法国人的法国》，批判巴拿马事件幕后的“犹太阴谋”，并协助将赫茨驱逐出境，将雷纳克逼得自尽身亡。早在六年前，德吕蒙即写了一本当时最畅销的书——《犹太法国》(LaFranceJuive)，这本书第一年便卖了十万本，到了19世纪末已是第二百版，连最保守的家庭都将这本书连同圣经一起放在书架上。这本书写得极其详细、生动，上下两册巨著的攻击焦点围绕在所有的外来威胁上——不分教派的憎恨，从普鲁士的贵族地主、英国的零售店老板、到“越过阿尔卑斯山来窃取法国人工作的意大利人”(在19世纪末的法国，意大利人是所有外籍人士中最易被攻击的箭靶，而新闻界更是助长此种气焰)，而德吕蒙则是针对“有史以来”犹太人一直在毁灭法国加以批评。
    详细分析了亚利安人与犹太人的冲突后，德吕蒙将叙述转移到当时的情况。借由革命的解放与从工业资本主义中获得实力，犹太人掌控了共和。东欧与中欧的“鹰钩鼻民族”——多半是为了躲避1880年至1881年的大屠杀而逃到法国的正统犹太人——污染了国家，德吕蒙写道，“就像宿主上的细菌一样”。而在法国成家立业的犹太家庭虽然有很好的掩饰，实际上与那些“为了某些仪式谋杀而聚集，并且当牺牲者的伤口正为普珥节的小牛(原文如此)流着基督徒纯净鲜红的血液时仍谈笑风生、留有卷曲刘海的加利利犹太人”德吕蒙的作品中充斥了这样的言辞。参见：LaFranceJuive：Essaidhistoirecontemporaine，2vols(Paris：MarponerFlammarion，1886)。有关“加利利的犹太人”的描写转引自：DavidS.Landes，“TwoCheersforEmancipation”，inTheJewsinModernFrance，edFrancesMalinoandBernardWasserstein(Hanover，N.H.：UniversityPressofNewEngland，
    1985)，p.298。德吕蒙指的应该是逾越节而不是普珥节(犹太教的节日)的面包，但这并不会模糊他的观点。没什么不同。
    为了强化犹太人的威胁，德吕蒙及其追随者更设计出他们自己的人口统计学。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他们知道在仇视外国人的场所中，“虚构总是较事实更为重要”。RobertByrnes，AntisemitisminModernFrance(NewBrunswick，N.J.：
    RutgersUniversityPress，1950)，p.93.德雷福斯事件前夕，在法国的犹太人大约只有八万，或者少于法国人口的两千分之一，但是《犹太法国》将数字提高到五十万(德吕蒙的一位助理还把它提高到六十万)。当大多数在法国东部大城小镇中和在巴黎市中心的犹太人都很贫穷或仅在中产阶级边缘时，反犹太人士把焦点集中在犹太金融人士及政客身上。
    同样有效的方法是歪曲事实，尤其是当大多数读者无法进行验证或无心这样做时。自从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以来，犹太人即以优异的表现在法国军队中服役，他们毕业于法国最著名的学府如圣西尔军校(SaintCyr)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EcolePolytechnique，包括1880年的毕业校友德雷福斯)。从那时直至19世纪末叶，犹太人占军队人数的比例就比其他人口的比例高。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祖籍是东部省份的阿尔萨斯，德雷福斯也是，他们从军的目的是替法国1870年的战败雪耻，并将祖地回归法国。然而，反犹太主义者把鲜明的爱国热忱曲解为渗透的迹象，他们警告犹太人渗透军队是叛国阴谋中的一环。
    如果法国革命早期富有人道主义，视不容忍为禁忌，德吕蒙及其追随者则将此革命的敌人转变成一种图腾，一个相信《为了法国人的法国》的神秘象征。在新闻自由法的纵容下，他们有如脱缰野马般追逐着猎物。法国普通大众对这些活动虽然残存敌意或无动于衷，但是当反犹太人士把焦点放到法国军队上时，他们的态度便转变了。据学者调查，法国军队是唯一不少法国人仍然信任的世俗阶级组织。当法国进入与德国冷战的第三十年，全国报刊都在报道德国的间谍活动及德国如何买通法国特务，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巴拿马事件后销售量即下滑的《自由言论报》，企图抓住报道某位史学家所谓法国“间谍”瘟疫的机会提升销售量参见：MauriceBaumont，AucoeurdelAffaireDreyfus(Paris：DelDuca，1976)，chap.1；Weber，FranceFindesiècle，p.121；AllanMitchell，“TheXenophobicStyle：FrenchCounterespionageandtheEmergenceoftheDreyfusAffair”，JournalofModernHistory52(1980)，pp.414—425；andD.W.Brogan，TheDevelopmentofModernFrance，1870—1939(Gloucester，Mass.：PeterSmith，1970)，pp.310，343。，趁机以《军队中的犹太人》重燃恐惧的氛围。

2007-4-23 10: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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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的犹太人

    (《自由言论报》，1892年5月23日)
    军队避免受犹太人影响的历史比起其他同时代的团体来得早，这是基于军队的传统精神与军队使命的本质使然。
    犹太人在军队中做些什么?当买卖股票、做做不能见光的生意、不费心力与风险就能致富是如此容易的一件事时……为什么要忍受衣着不入时，为什么要备尝艰辛，为什么要口袋空空?
    犹太人若真的有意从军，军队仍然不愿接纳他们。姑且不谈宗教信仰，大部分军人见到以色列子孙便会作呕。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彻底摧残负债军官的高利贷者、仔细盘算士兵们需求的投机商人、不顾廉耻出卖国防机密的间谍。不论何时何地，和平时期或战争期间，军队都可看到犹太人的抵抗——违背它的本分，违背它的福祉，违背它的荣誉。
    自1870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度以来，情形已有所改变。以色列人已不能利用平均2000法郎的代价便获许免役，免除为国服务的义务……
    几乎一踏入军营，他们便用各种方法寻找影响力，他们明白军队是扩展权力的良机。他们已在财经界与行政界逞威风，已能左右法庭的裁决；一旦从军，必能成为法国的主人。罗思柴尔德将会策划动员计划——各位可想象结局会是如何。
    幸运的是，我们尚未到那种地步。犹太人的入侵有如细菌繁殖：环境若不利，生长过程便会受阻。军队虽显露出一些弱点，却以强劲的反抗力道加入这场战役。我们希望借着这一系列的文章，鼓励军队从事这神圣的斗争。同时，我们要揭发那些会立即危害国家利益的罪行。
    1870年以前，大部分犹太人在技术部门工作，尤其是工兵团。他们大多进入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并希望成为工程师，可是毕业后并无法保证他们能在民间找到工作，因而会暂时屈就炮兵队或军事工程。一旦在民间工业或商界找到工作，他们经常立即辞职……
    1870年以前，他们大多避免从军，但后来情况有所不同了。然而，仍有相当多因找不到政府职位的犹太人转而投入民间企业、商业及银行界工作。
    进入军方的犹太人都有方法找到合意的职位。若有二十个符合资格者同时竞争一个职位，犹太人都能打败其他十九名基督徒……
    难道这些惊人的数据尚无法证明以色列子民所享有的眷顾?
    但是其中一名犹太人，即雷纳克(约瑟)，几年前居然敢指责骑兵团的组合，并且佯称好职位都分派给反动人士了!陆军出版物的统计数字显示，这类指责是绝对错误的……
    如果有人有权抱怨军方重用亲朋，那绝对不会是犹太人：因为我们刚刚已证明犹太人是如何聪明地抢夺大饼。
    本文译自：LaLibreParole，May23，1892。
    攻击法国犹太军官的形式老套，却有新的范围和仇恨形态，激发起即时的反应。1892年5月29日，《自由言论报》在首页刊登了一封第八骑兵团一位犹太军官写给德吕蒙的信。克雷米厄福阿(AndréCrémieuFoa)写道：“侮辱现役三百名信奉犹太教的军官，等于侮辱我本人。我呼吁你停止这种令人讨厌的活动。你若不理会这封信，我要求和你决斗。”受到挑战的刺激与喜爱公开宣传的机会，德吕蒙做出这样的响应：“我们的文章若使犹太军官感到受伤，那么请他们派出代表，我们将以等量的法国军刀迎战。”LaLibreParole，May29，1892；另请参见：ErnestCrémieuFoa，LaCampagneAntisemitique：Lesduels.Lesresponsabilités(Paris：AlcanLévy，1892)。
    决斗用枪取代了剑，双方相距二十五步。克雷米厄福阿挑选了他的副官埃斯特哈齐(FerdinandWalsinEsterhazy)参加决斗。埃斯特哈齐祖籍匈牙利，是天主教徒，他的忠诚度颇为可疑，是德雷福斯事件的中心人物。克雷米厄福阿与德吕蒙的决斗正如19世纪末大部分的决斗(有人统计一年约二百余起)一样，双方仅受轻伤。可是三个星期后，另一名反犹太人士德莫雷斯侯爵(MarquisDeMorès)与另一名犹太军官马耶尔(ArmandMayer)决斗，结果马耶尔被德莫雷斯刺死了。JeanGarriques，“MourirpourDreyfus”，LHistoire，Jan.1994，pp.52—53.同样的主题可参见：PierreBirnbaum，“LArméefranaiseestelleantisémite?”，pp.22—27。有篇报道宣称，侯爵拿的是战场用军刀，其重量超出一般决斗用军刀。一看德莫雷斯的背景，他这种将反犹太主义推到极致的做法就不令人意外：他责怪犹太人将他逐出美国西部的牧牛市场，所以在法国全力“驱逐我们之中的每一名犹太人”引自：LArchivisite(pseud.)，DrumontetDreyfus(Paris：P.V.Stock，1898)。。身为德吕蒙的同事，德莫雷斯一如德吕蒙毒辣，但缺少德吕蒙的政治见识。被他刺死的马耶尔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教授，德莫雷斯此举激起人们广泛的同情心，不仅同情受害者，更同情所有爱国社群和已被同化的法国犹太人。
    德雷福斯被捕前两年，马耶尔与德莫雷斯两阵营之间的对峙可以说是德雷福斯事件的前兆。一份名为“晨报”(LeMatin)的报刊说：“反犹太主义者四五年来天天攻击、诽谤犹太人，意欲使人对他们反感，谁知一天之内，他们反使人们更同情犹太人。”《世纪报》(LeSiècle)谴责德莫雷斯及德吕蒙的“反爱国运动再度掀起宗教战争”，而《国家报》(LaNation)则声称反犹太主义者杀害了一位“献身服务法国的军官……希望他的热血会终止这场令国家和我们的时代蒙羞的丑恶战争”。在国民会议中，卡米耶·德雷福斯(CamilleDreyfus，与本书主角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并无关系)两年前曾与德莫雷斯决斗幸免于难，他向陆军部长弗雷西内(CharlesFreycinet)质问“军队中是否有两种剑”，议员得到的回答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以及国家承诺保护军人的重申。
    PatriceBoussel，LAffaireDreyfusetlapresse(Paris：ArmandColin，1960)，pp.19—23.另请参见：NewYorkTimes，June24—27，1892。

2007-4-23 10: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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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楼

国民议会中的对话

    (卡米耶·德雷福斯与弗雷西内，1892年6月25日)
    卡米耶·德雷福斯：各位……我生为以色列人，在此受人欺负的时期，能与和我祖先有同样信仰的人团结一致，我引以自豪……若有人来此要求我们做出必要的解释，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看来我必须亲自做这件事(“非常好!非常好!”)。
    我不会详谈宗教问题，也不会谈及那场在巴黎与议会中引起一致怜悯情绪的恐怖决斗(掌声)。我想问问陆军部长，那几句话能否置之不理……那几句引发遗憾事件的话。
    有人把它写了下来——我不想引述原文，你应该知道全文——说法国军刀将与犹太军刀对峙(反应不一)。
    嗯!我想问问部长，陆军中是否有两种军刀：一种由我们正规军的同志佩带，另一种则在祖国呼唤我们时才自豪地佩带。后者是属于法国还是其他?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了。我充满信心地等待你的回应(左派鼓掌)。
    陆军部长弗雷西内：各位，我们对可敬的德雷福斯先生所传达的情感皆感同身受，尤其对看见对陆军满怀希望、却在人生黄金阶段殒逝的军官的陆军部长来说，更是如此……
    各位，在军队中，我们不知道有以色列人，也不知道有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掌声)，我们只知道有法国军人，不论出身(再鼓掌)。
    我们只认得尽忠报国和随时准备好为祖国牺牲的军人(“非常好!非常好!”)。
    我们谴责不当的议论(鼓掌)、过时的狂热激情(“非常好!非常好!”)以及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被驳斥的偏见。因此，我对那些深感受辱的军人说：这些侮辱无法伤害你们，它们丝毫无损你们的勇敢与庄重。从这些责难中振作起来，因为政府、议会及公众意见都全力支持你们……请在谬论中保持镇静，若有新的事故发生，陆军部长会全力制止。我们不会容忍、亦不能容忍这种对陆军挑拨离间的挑衅(“非常好!非常好!”)。
    挑拨人民互相斗争是件坏事，煽动军人分裂则是一项国家罪行(热烈的鼓掌声)。
    本文译自：JournalOfficiel，June26，1892。
    在马耶尔上尉的出殡日，一连来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穿着全套制服，带领上万名送殡者。军乐队奏乐，政府官员及社会名流加入游行行列，群众大喊“陆军万岁”。
    一年前，法国犹太人庆祝解放犹太人敕令颁布一百周年，这项敕令使法国成为第一个保证给犹太公民完全平等权利的国家。有关国民议会1791年9月28日的决议与相关文献，参见：PaulMendesFlohrandJehudaReinarz，eds.，TheJewintheModernWorld：ADocumentaryHisto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p.118。弗雷西内在国民议会中提到该项法律的精神，而在马耶尔的坟前，法国犹太拉比也重申此项遗产的意义。

2007-4-23 10: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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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楼

悼词

    (犹太拉比卡恩，1892年6月26日)
    在难以形容的哀伤中，我们至少得到一项慰藉……法国用她与生俱来的慷慨、对正义的热忱、对受害者的怜悯、对军人的热爱，展现了自身的精神，而陆军……则是她的力量、荣誉与希望。我们的心皆因情绪激动而震荡，我们的嘴唇发出同样的哀声。我们的国魂从未如此坚决，祖国的同心同德圣洁和弦从未如此出色。
    这些丧礼有其动人之处，因为它们是由法国自身主持的，而且有道声音由棺柩传出，正如由我们四周的坟墓传出的声音一样。在这严肃的安息之所，分裂、憎恨、暴力皆已消逝……请将这种容忍、互敬、仁慈的精神带到你的工作场所，带到你每日往来的人际互动中，
    这正是亡者带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
    啊!……我只是在传达一个愿望，为此我肯定我是马耶尔上尉的忠实译者：自他坟墓生长出的智慧开花结果了——那些有能力影响民意的文人认为鼓励团结而非分裂是他们的神圣职务，并且证实煽动公民互相仇恨、使同样爱国的公民彼此不信任，是危害祖国的罪行；富有思想的人、社会知名人士、尤其是教士……运用他们的影响力——以陆军为楷模——使法国子孙成为同心同意的大家庭：捍卫祖国的光荣伟大与声誉。
    我们衷心追悼这位年轻殉道者。对心胸狭窄、怀有不容忍与憎恨情感的人来说，他是陌生人，但就像其他那些佩带法国军刀的人一样，他完全献身于责任与荣誉。他的死亡若能泯除严重的误解，使那代表正义、和睦与友爱的法国国旗得以飘扬，他就没有白白牺牲。
    本文译自：ZadocKahn，Souvenirsetregrets：ReceuildorasionsfunèbresprononcéesdanslacommunautéisraélitedeParis，1868—1898(Paris：Durlacher，1898)，pp.330—331。
    其他观察者与卡恩(ZadocKahn)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马耶尔并未枉死。在其他各省，《鲁昂报》(JournaldeRouen)宣称德吕蒙及其追随者“已清除了法国的反犹太主义”Boussel，LAffaireDreyfusetlapresse，p.21.。在巴黎，当《以色列全球报》(UniversIsraélite)警告“敌人尚未缴械”时，由政府赞助的法国犹太团体委员会总宗教会议表示它希望“对我们的攻击能代以较健康及公平的意见”。引自：MichaelR.Marrus，ThePoliticsofAssimilation：TheFrenchJewishCommunityattheTimeoftheDreyfusAffair(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p.199—200。一位学者研究总宗教会议决定不与反犹太主义的记者发生正面冲突后指出，这个错误将会“日益明显”Ibid.，pp.200—201。，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法国大革命为犹太人带来解放的记忆因为政府最近承诺不分宗教保护所有公民而得到加强，因此大部分犹太人仍深信反犹太主义只是这个仍遵守诺言的国家的一时脱轨。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一名步兵上尉，19世纪90年代初期正准备进入参谋部而不需任何游说。他尊重法国的司法制度，诚心效忠祖国。他的祖父是个遵从犹太戒律礼仪的肉贩，父亲在法国东部的米卢斯(Mulhouse)从事纺织制造业。1870年德雷福斯10岁时，普鲁士进军法国，经过他家门前，后来他指出这“第一次悲伤”燃起他的爱国热忱，促使他从军。对德雷福斯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家乡米卢斯的气氛，它是“阿尔萨斯最富法国韵味的城市”，在这里，基督徒和犹太人同是制造业的精英。同样身为遭受迫害、“两个流亡民族”的后裔，这些家庭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同样感激在心。在整个19世纪期间，他们因开发法国市场而致富。他们学习法文不单因为它是实用工具，同时也因为它是效忠的象征。德雷福斯的父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也是热情的爱国者；他们是神与国结合的象征，而他们在阿尔萨斯的宗教导师也鼓励他们与当时人们所称的“法国大家庭”同化。有关德雷福斯家族史，参见：Burns，Dreyfus：AFamilyAffair。
    普法战后条约容许阿尔萨斯居民选择法国籍。德雷福斯家的长子留在德国占领的米卢斯和法属贝尔福(Belfort)的邻近地区管理家族工厂，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七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则到巴黎就读寄宿学校。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勤勉好学，擅长语文、数学和科学，并且顺利通过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严格的入学考试。1880年毕业后，他依照惯例在各省驻军服役。80年代末晋升为炮兵上尉，并在1890年与芳龄二十的露西·阿达玛(LucieHadamard)结婚。露西比他年幼10岁，是巴黎一位钻石商的女儿。犹太拉比卡恩在法国的犹太大会堂为他们主持婚礼，这与德雷福斯的祖先在阿尔萨斯的窄巷中兜售杂物不过相差两代。
    德雷福斯从军生涯的另一阶段便是进入高等军事学校(EcoleSupérieuredeGuerre)，该校在普法战后创立，是为改善旧帝国军方官僚作风的环节之一。该校师法德国制度，吸引法国最有天赋的军官，把他们训练成一批精英，优异的毕业生将得以进入参谋部。在由一系列高级军官撰写的德雷福斯的军方人事记录中，我们可看到德雷福斯在高等军事学校得以成功的轨迹与才能，德雷福斯的表现常有“非常好”的品评，同窗的反应是既羡慕又嫉妒。

2007-4-23 10: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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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楼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军方人事记录

    (1882年至1892年)
    1882身体状况与体格良好——稍有近视——会成为好军官……
    1883德雷福斯是一位聪明的军官，而且自动自发。他……富有服务热忱……但仍须完成不少军事教育。他的声音非常差；可是，他做事有始有终，会成为好军官。
    1884热心良善……训练良好，聪明，生气蓬勃。
    1886亲切的军官，勇敢的骑士，有教养，聪明，教导新兵骑术课表现优异。可惜，声音欠佳。
    1887非常聪明，技术熟练。尽管声音欠佳，却具领导才能。是一名优秀的炮兵中尉，只是欠缺守时与准确。
    1888本师中最优秀的中尉。知识丰富而好学，记忆力极好，领悟力强……
    1889仍然是一位杰出的中尉……非常优秀的教师……或许能稍微改善他的声音……德雷福斯刚晋升为第二十一炮兵团上尉。
    1890忠于职守。被录取入高等军事学校。
    1891—1892高等军事学校评语：体格良好，近视……学识好，才识广博，品行、举止非常好；消息灵通，通晓军事理论、实践与管理；精通德文；卓越的骑师；努力认真。入学考试81人中排名第67，毕业时81人中排名第9，获参谋部颁发的优良证书。优秀的军官，活力十足……非常适合在参谋部服务。
    本文译自：ArchivesNationales，BB／19，Feuilletdupersonnel。
    1892年，高等军事学校考试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向当局
    提出一项申诉，但德雷福斯的正式记录却从未提到该委员提出的任何资料。当《自由言论报》攻击军中的犹太人时，博纳丰(PierredeBonnefond)将军宣称“不要让任何犹太人加入参谋部”。为了降低德雷福斯及另一名犹太军官的成绩，他就他们的“个性”递上一份负面报告。1892年11月，当德雷福斯得知自己成绩优异(虽然博纳丰曾写过负面报告)而当局也决定派他到参谋部任职时，便请求与高等军事学校的指挥官见面。不过，几个月前克雷米厄福阿才向德吕蒙挑战，德雷福斯与军官的会晤也表露了刚强的自豪，因为德雷福斯面对偏见时拒绝缄默。他“以以色列军官之名”向迪翁(LebelindeDionne)将军提问：“犹太军官为国服务的能力是否不如其他士兵?”迪翁重申陆军部长的意见，向德雷福斯保证军队并不因宗教信仰而有所区分，并且进一步保证犹太军官得到的“高度评价与其他人相同”。德雷福斯这时才感到满意，并且相信博纳丰只是军队公平管理中的一个例外。JosephReinach，HistoiredelaffaireDreyfus(Paris：LaRevueBlanche，1901—1911)，p.168；JeanDenisBredin，TheAffair：TheCaseofAlfredDreyfus，trans.JeffreyMehlman(NewYork：GeorgeBraziller，1986)，p.22；andBurns，Dreyfus：AFamilyAffair，p.91.
    清除了挡在前方的所有障碍之后，德雷福斯上尉便准备进入参谋部工作。他有一份相当好的薪酬，一个成长中的家庭，舒适的中产阶级军官生活正要开始。他后来回忆说：“一个闪耀而舒适的生涯在我眼前展开，未来看似充满了希望。下班后，我在家休息并享受温暖的家庭乐趣……我们的生活十分美满，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为我们带来了欢乐。在物质上，我没有任何挂虑。我感受到来自我自己和妻子的家庭对我的爱，人生中的一切似乎全向我微笑。”AlfredDreyfus，Cinqannéesdemavie(Paris：LaDécouverte，1994)，p.50.
    翌年夏天，德雷福斯跟随新上任的参谋长布瓦代弗尔(RaoulFranoisCharlesLeMoutondeBoisdeffre)将军到法国东部搜集数据时，觉得自己的生涯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德雷福斯对炮火现代化问题的掌握能力与建议给布瓦代弗尔将军留下很深的印象，将军于是邀他一同沿摩泽尔河(MoselleRiver)畔漫步畅谈一个小时之久。德雷福斯不像大部分的同僚，他在军队中从未得到任何长官的特别关爱。害羞加上沉默寡言让德雷福斯在社会上交游不广，军方高层人士就更少了；如同多位史学家指出，当时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及贵族背景的军官很少欢迎外人加入他们的圈子。但是，与前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也是最近俄法联盟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的布瓦代弗尔将军会晤，燃起德雷福斯认为军方高层非常欣赏其才能的希望。DouglasJohnson，FranceandtheDreyfusAffair(London：Blandford，1966)，pp.42—43.另请参见：Burns，Dreyfus：AFamilyAffair，pp.106—107。
    可是，就在同一时间，德雷福斯顶头上司所写的人事报告却透露了混杂着反犹太主义与陆军“特权关系”的偏见。在参谋部的职员中，德雷福斯是个一心一意求取成功、擢升快、有点钱而生活舒适的新人，光是投资所得就超过一个上尉的年薪。再者，他一点都不愚蠢，察觉到同事的妒忌与顽固(大部分隐藏在暗语和冷酷的姿态中)，看来他们似乎正用无声的蔑视对待他。他不是第一个获准在参谋部工作的犹太人，却是在德吕蒙的攻击活动后不久唯一在此至圣之所任职的犹太人。同僚桌上摆满了《自由言论报》，德雷福斯成了众矢之的。EugenWeber，“ReflectionsontheJewsinFrance”，inTheJewsinModernFrance，ed.FrancesMalinoandBernardWasserstein(Hanover，N.H.：UniversityPressofNewEngland，1985)，p.22.有关陆军“军阶关系”的部分，参见：HannahArendt，“FromtheDreyfusAffairtoFranceToday”，JewishSocial　Studies4(July1942)，p.210。
    十多年后，德雷福斯几乎受到一致的称赞，但是在1893年年底，一位名叫法布雷(PierreFabre)的上司写了一份报告，形容德雷福斯是“不完美的军官……非常聪明而有才能，但从性格、正直及服务态度来看，便显得装模作样，缺乏上述为军队参谋部服务的必要条件”。数个月后，另一名军官说德雷福斯“有点太自信”。在1894年秋天所写的另一份报告——德雷福斯五年军人生涯的最后一份——中只有一行：德雷福斯“有叛国之嫌，为军事法庭处置的对象”ArchivesNationales，BB／19，Feuilletdupersonnel.。

2007-4-23 1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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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楼

逮捕

德雷福斯事件的开始只是一张薄到几乎透明的纸，有人在上面留了一个讯息，没有签名，没有日期。一开始，这份备忘录便布满疑云布勒丹仔细研究了备忘录的相关争论及其出处，参见：TheAffair：TheCaseofAlfredDreyfus，trans.JeffreyMehlman(NewYork：GeorgeBraziller，1986)，pp.58—65。，负责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参谋部统计处——成立于普法战争之后，该单位名称相当暧昧——经由“正常渠道”收到这份文件，很可能是由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守门警卫传递的。有一位以“奥古斯德特务”闻名的巴斯蒂安女士(MadameBastian)自19世纪80年中期开始便受雇于法国情报局，她的任务是在废纸篮、信箱及衣帽间找寻可疑的文件，找到后便把战利品带到圣克洛德(SaintClothilde)和巴黎其他教堂的壁龛，但通常会交给富有经验的亨利(HubertJosephHenry)上校。亨利出身农家，后来转入从事间谍、双面间谍、线人和伪造信件等工作，并为参谋部窃取文件。
这份备忘录是在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MaximilienvonSchwartzkoppen)的文件中发现的。被发现时，这份文件已被撕成六片，并在1894年9月底交到亨利手中。经过黏贴后，这份文件显示法国军中有个叛国者。

2007-4-23 10: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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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楼

备忘录

    (1894年)
    虽然没有接到任何您要见我的指示，先生阁下，我还是寄些有趣的资料给您。
    一、有关120毫米口径野战炮水力闸及其运作方式的字条。
    二、有关掩护军队的文件(新计划可能会有部分修改)。
    三、有关炮兵队形调整的文件。
    四、有关马达加斯加的文件。
    五、有关野战炮发射手册的草稿(1894年3月14日)。
    最后一项文件极难弄到，但我只用几天的时间便得手了。陆军只发给军团一定数目的副本，而军团必须对这些副本负全责，持有副本的军官在演习后必须交还。这份文件若有引起您兴趣之处，而您又想拥有一份副本的话，我会想办法要到一份。您若要我把它放大，寄一份给您，我亦可照办。
    由于大演习的关系，我会离开一阵子。
    本文译自：BernardLazare，UneErreurjudiciaire：LaffaireDreyfus(Paris：P.V.Stock，1897)，p.253。
    虽然间谍及叛国行为是统计处五位职员每日面对的问题之一，但此等罪行仍然令人震惊。亨利立即让他的两位同事
    及上司桑德赫尔(JeanConradSandherr)上校看这份备忘录，从此消息就传开了。桑德赫尔警告其他高级军官，包括最近接替弗雷西内的陆军部长梅西耶(AugusteMercier)将军。各部门首长均收到备忘录的照片，10月的第一个星期，另一位参谋部军官达伯维(dAbboville)中尉开始设法找出这个叛国者。由于这份备忘录提及多项军事主题，达伯维认为这份文件必定是最近开始接受参谋部训练——为期六个月并分别在部里四个部门见习——的一名实习军官所写。只有几个人有这个机会，而且其中一人在最近的人事档案中有负面评语。最不利的负面评语来自法布雷上校，正是法布雷上校建议比较备忘录的笔迹和最近接受训练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笔迹。
    骤然一看，德雷福斯那斜而紧凑的字体的确有点像备忘录的笔迹，但并不像指控者所说的那么相似；然而，不少参谋部军官都认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份文件的笔迹一致。根据多项报告，成长于阿尔萨斯而原本即对犹太人心有疑虑的桑德赫尔上校看到笔迹的比较之后便大叫：“我早该想到!”TheodoreReinach，HistoiresommairedelaffaireDreyfus(Paris：Liguedesdroitsdelhomme，1924)，p.23；andEricCahm，LAffaireDreyfus：Histoire，politiqueetsociété(Paris：LeLivredePoche，1994)，p.23.参谋部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几个月前还很赏识德雷福斯，现在觉得德雷福斯之所以那么熟悉炮火问题，可能是因为叛国者消息灵通之故。由于对各项线索仍感困惑并为谨慎起见，布瓦代弗尔请一位亲戚帕蒂(ArmandMercierduPatydeClam)司令分析这些线索。帕蒂是参谋部的贵族军官之一，戴着单眼镜，蓄八字须，态度浮夸，资质不错，嗜好亦多，在圣西尔军校名列第二，并且毕业于高等军事学校；闲来若不玩男扮女装，便从事业余笔迹研究。帕蒂比较字迹样本后，除了指出几处差异之外，证实了同事们的疑虑，他认为备忘录出自德雷福斯的手笔。
    陆军部长梅西耶继续推动调查，他相信德雷福斯是有罪的，但是为了尊重法律程序，他向共和总统、总理及其他高级官员简述了调查梗概，但没有指出被告是谁。有几位同事提议梅西耶就此打住，他们觉得证据不够充分，而且万一找不到害群之马，法国军队便声名扫地。但是梅西耶对同僚的建议并未多加理会，很快便将外交部长阿诺托(GabrielHanotaux)的意见置诸脑后。阿诺托认为，整起指控根基于一纸从外国大使馆偷回来的未署名文件，其合法性不仅大为可疑，还可能会引发国际事件。他要梅西耶答应，若没有发现更确切的证据，就要停止调查；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周及数月，参谋部已接到通知，并且建立专案搜集证据。
    然而到目前为止，备忘录是唯一的证据，仅有帕蒂那次业余评估是不够的。参谋部于是从法国银行请来一位专业笔迹鉴定家，但是当那位专家说那些文件中有“多处且重要的差异”时(某些军官怀疑那位法国银行专家可能与犹太银行界有瓜葛)，梅西耶便求助于在司法警务处兼职的笔迹鉴定家贝帝荣(AlphonseBertillion)。贝帝荣在人体测定学和指纹分析方面颇负盛名，同时自称是反犹太主义者，被共和总统称为“难以抗拒的理智狂人……完完全全的疯子”。不过，当他宣布德雷福斯的笔迹与备忘录吻合时，梅西耶却对他表示赞赏。引自：Bredin，TheAffair，pp.68，74。
    尽管如此，决定逮捕德雷福斯并非因伪科学和反犹太主义，至少不单单来自这两个因素。这个决定与整个军方阶级体系有关，大多数军方人员都照章行事，同时也相信德雷福斯有罪。或许因为曾在夏天与德雷福斯有过接触，布瓦代弗尔将军从未乐意追查这位犹太军官，而且似乎因此有些难过，但他还是未能使他对此项指控有所质疑。至于梅西耶，他虽不是德雷福斯支持者所描写的恶魔罪犯，心中却充满了偏见、野心与恐惧。他曾深切感受到来自右派人士的愤恨指责，尤其是《不妥协者》(LIntransigeant)主编罗什福尔(HenriRochefort)的讥讽漫骂；德吕蒙则一向怀疑部长是反教权主义者，并且斥责他容许犹太人渗透军队。德雷福斯事件初期，在反犹太主义的右派分子视为英雄之前，梅西耶只是个深受困扰的官僚。在他手下发现一个犹太间谍让他感到相当尴尬，为此，他蓄意平息批评者，以证明自己的爱国热忱并保住自己的职位。
    若说德雷福斯是个内应间谍，则参谋部便要应付一大堆有利于德雷福斯的证据：他的家族可以选择做德意志帝国的子民而成功发达，但他们选择了当法国公民；他可靠红利过安逸的生活，却选择了严谨的军事训练与兵役；德国给法国间谍的报酬少到连购买雪茄都不够，对德雷福斯来说，从事间谍活动是无利可图的。甚至备忘录本身也是个大问题：备忘录最后一行显示作者将出外参加军事演习，但德雷福斯驻守巴黎已超过一年。当然，运用一点想象力，参谋部可以辩驳说，出外参加军事演习是指德雷福斯在夏季前往法国东部搜集资料的工作，而且德雷福斯访问德国占领下的米卢斯可以解释为间谍活动(表面上，法国人不准到米卢斯，但是不少有亲人在阿尔萨斯的法国人例外)，德雷福斯深谙德语也被指为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技能。德雷福斯若是真的卖国，他所赚的比犹大的三十银币还少，可是根据他的控诉者所言，那已满足了他的背叛欲望，而这背叛因子早已污染了整个犹太族裔。
    以上所说，不论是备忘录的存在、命运、反犹太主义，或是同僚充满敌意的竞争，对德雷福斯的命运来说都不重要。德雷福斯的字迹若卷向另一方，就不会成为标靶——当然，除非有人刻意伪造那份备忘录去陷害他，将这不受欢迎的犹太人踢出军队；这种看法不久即慢慢浮现，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要陷害德雷福斯有更容易的方法，假设那份备忘录真的是被安排设计的，它的题目、时间和字迹应当更精准地吻合德雷福斯的情况。事实上，当局在1897年发现另一名军官以更符合德雷福斯笔迹的手笔写了一份文件，这份重要证据显示，捏造案情延误真相大白、进而诬告德雷福斯是精心、任意、孤注一掷的罪行。
    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传唤到陆军总部，他虽感错愕，但并未因此而心烦意乱。传唤的理由是参谋军官审查，但他觉得时间不太对劲，因为在上午9点便进行“一般审查”不免有点过早。同样不寻常的是穿着“便服”的指示。德雷福斯后来得悉这一切都是由帕蒂司令策划的，而帕蒂是参谋部用来逮捕、审问德雷福斯的指定人选。10月15日清晨，一位军官递给巴黎的谢许米迪监狱(ChercheMidiPrison)一封前一晚写好的命令，通知监狱当局，德雷福斯将会因涉嫌叛国被捕，并下令监狱单独监禁他。一切准备就绪，有关人员亦受命保密，参谋部人员便与德雷福斯对质。

2007-4-23 10: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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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楼

被捕与问讯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94年10月15日)
    美丽、清凉的早晨，旭日自地平线升起，驱散薄雾，一切都指向美好的一天。我很早便抵达陆军总部，在外边散步几分钟才进去。皮卡尔(Picquart)上校在门口接我，好像正在等我似的，他立即带我到办公室。对于没有见到任何一位同僚，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一般审查通常是军官集体进行。寒暄几分钟后，皮卡尔上校带我进入参谋部部长办公室。我并未看到部长，反而见到穿着制服的帕蒂司令。我大吃一惊，在场还有三个我不认识、穿着便装的人……
    帕蒂司令走近我，以哽咽的声音说：“将军马上就到了，等待他时，我想写封信，但我的手指有点痛，你可以帮我写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要求有些古怪，但我马上答应了。我在一张早已预备好的小桌旁坐下，司令坐在我身旁注视着我的手。当我填好审查表格后，
    他口述一封信……口述时突然说：“你在发抖。”……他那激烈且敌视的态度令我相当意外……我的手指冰冷是因为刚从寒凉的外边进入有暖气的房间……
    继续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帕蒂突然激动地叫：“注意，这是很慎重的!”他的粗鲁及不寻常行为使我惊讶，但我不作声，尽力写得好些……
    口述完毕，帕蒂司令站起来，把手放在我身上，声音如雷地大叫：“我以法律之名逮捕你，你被控叛国。”就算雷电击中我的双膝也不能使我产生更剧烈的情绪，我语无伦次地反驳那不名誉的指控。有生以来，我从未做过什么能惹来这样控诉的事。
    那几个穿便衣的人冲上前来搜我的身，我并未做出任何反抗并大叫道：“拿我的钥匙吧，去我家搜查所有的东西吧，我是无辜的!”我又说：“请给我一点点证据，证明我曾犯了这些无耻的罪行。”他们回答说，控诉太严重了，但没有指出具体罪状。
    在刑事调查部人员的陪同下，亨利上校把我押解到谢许米迪监狱。
    抵达后，我被关在一间有窗户可看到监狱庭院的牢房。我被关在单人牢房，不许和家人接触，没有纸、笔、墨水。最初几天，他们把我当成已判刑定罪的囚犯看待，后来这不合法的举动才停止。
    来送饭的人常由守卫的中士及看护长陪同，只有看护长才有我这间牢房的钥匙，他们都被要求严禁和我说话。
    当我明白自己已被锁在阴森的牢房里时，仍因稍早的经历和那些对我荒谬的指控而感到颤抖、震惊不已。当我想到被迫离开的事物时，想到几个钟头前仍享有的快乐与幸福时，不禁精神崩溃，悲伤地大叫。
    我在牢房里来回踱步，用头撞墙壁，典狱长及看护长只能帮助我平静几分钟。
    本文译自：AlfredDreyfus，Cinqannéesdemavie(Paris：LaDécouverte，1994)，pp.52—54。
    典狱长福尔齐内蒂(FerdinandForzinetti)是第一名“德雷福阵营分子”(Dreyfusard)，当时的法律字典尚未有这个名词；后来会有更多知名人士和这起案件扯上关系，但是那天早晨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福尔齐内蒂听到这名囚犯做噩梦并大叫：“我唯一的罪过是生为犹太人!”德雷福斯要求和家人接触(参谋部担心消息会传到“犹太高层”)，福尔齐内蒂受命拒绝他的要求并设法使他镇静下来。福尔齐内蒂将对这些事件的回忆发表在《费加罗报》Nov.21，1897。当帕蒂计划深夜潜入囚室用强烈的投射灯照射囚犯，逼迫囚犯撤去防备，福尔齐内蒂禁止他这样做；然而，福尔齐内蒂无法制止审问者的其他手法：先以咆哮愤怒恐吓，接着许诺只要认罪就仁慈对待，或是不停地要囚犯做口供，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或坐或躺或站。根据法律，当局应当告诉犯人被控的罪状，但是当德雷福斯质问究竟所犯何罪时，帕蒂拖延了足足两个星期，不理不睬。
    这段期间，福尔齐内蒂深信德雷福斯是清白的，但是他怕德雷福斯熬不过这种折磨，于是提醒陆军部长及巴黎的陆军首长。他在10月27日写道：“德雷福斯上尉奉您的命令被捕入狱，关在单人牢房，目前的精神状况实在难以形容……他时哭时笑，不断地说他快发疯了。他不停地抗议说自己是无辜的，大叫说未还他清白前他可能就已发狂了。他不停地请求会见妻子和小孩，我有足够的理由害怕他会做出绝望的行为；我们虽然已经有所戒备，却仍害怕他会发狂。”ArchivesNationales，BB／1975，Oct.27，1894.
    审问中虽然曾用镇静剂，德雷福斯的审问记录却还是透露出审问者的策略，也显示囚犯尽力自制，清楚地答复问题。帕蒂及第一军事法庭检察官多尔梅切维利(BexondOrmescheville)运用每一种和卖国及叛国有关的陈腐说法，指责德雷福斯与不少外国妇女有染，是与妓女为伴的双面间谍，并且在赌场和赛马场上欠下巨债。审问期间，统计处雇用前警察特务调查德雷福斯的私生活，得到的大部分数据不是错误百出，就是毫无用处，少部分较正确的数据——赌马、与阿尔萨斯的接触、与女人的关系——都与叛国无关。德雷福斯的私人收入比军队的薪水多十倍，也足够偿还赌债；而作为年轻军官在巴黎及其他省份曾有的放荡生活，他承认与露西结婚后便结束了。

2007-4-23 10: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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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楼

审问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1894年10月18日至11月29日)
    问：你相信你是一个阴谋下的牺牲品，这个阴谋是否可能来自某个女人的报复?
    答：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我只能这样说，某个和我没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在7月或8月给我写最后一封信时，用“不论生或死”结束她的信。
    问：你是否和一个住在比才路(RueBizet)一号的人有密切关系?你对她认识多少?
    答：我从未和她有过密切关系。我曾去她家拜访过两次或三次，1893年年底之后便没有再去……
    问：你是如何在马场与克龙女士(MadameCron)结识的?
    答：我在马场跟她搭讪……
    问：除了上述两个女人之外，你还认识其他女人吗?
    答：不认识……
    问：有封信宣称，将有一些秘密文件会被传送到某外国大使馆，而那些文件只有参谋部军官才拿得到，同时我们认出那封信出自你的手笔。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解释?
    答：从第一天开始，我便否认我曾写信给任何外国情报人员。我不认识任何这样的特务，也从未和任何特务说过话。我唯一能想到的是有人模仿了我的笔迹。
    问：这是你那封信(备忘录)的照片。这封信是用袖珍相机在外国拍摄的，我们也有底片。你承认这封信出自你的手笔吗?
    答：首先，我声明我从没有写过那封不名誉的信。有几个字像我的字迹，但那并不是我写的。大体来说，那封信的字迹根本不像我的，他们甚至没有试着模仿我的笔迹。说到信的内容：(1)我不可能就120毫米口径野战炮水力闸提供准确的数据，因为我甚至没有在高等军事学校见过这个东西。(2)由于我在参谋部工作，关于掩护队我确有所知。(3)至于“有关炮兵队形调整的文件”，我不知其所指为何；如果是和新的炮兵组织有关，那我对此的确够熟的。(4)至于有关马达加斯加的文件，我从未经手过有关此主题的事宜……(5)我从未听过任何有关野战炮发射手册初稿的事……
    问：在上次审问中，你希望陆军部长能听到你的陈述。为此你愿意被送到任何地方，并由陆军指挥的警方监视长达一年吗?
    答：对……
    问：只要你肯招供，部长随时会接见你。
    答：我再次告诉你，我是无辜的，没有什么可招。身在监狱，我无法了解这可怕的谜题。请让我和刑事调查主任见面，我会用我所有的财富和生命解释这起事件……
    问：你第一次提到一个名叫德里(Déry)的女子时，说她接待过间谍，对吗?
    答：我从没有这样说过。可能是我被捕之后一怒之下说：那个肮脏的间谍是否在陷害我?
    问：德里是不是个高级妓女?
    答：是，我相信她是，非常肯定她是。
    问：你为什么中止和德里的关系?
    答：我爱我的妻子，我怕她不会明白……
    问：你有没有用德文写信给一个或更多的人?
    答：没有，但有一两次我在妻子给我父亲的贺年信上加上几个字。
    问：德雷福斯夫人会说、写德文吗?
    答：她德文说得非常好。我知道她也会写德文，因为我父亲去世前，她曾给他写过几次信。
    问：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些印有几句德文的吸墨纸碎片，你怎么解释?
    答：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常在家翻译德文，要查字典的字句，我会写在废纸上，以便学习……
    问：你是不是“华盛顿俱乐部”(WashingtonClub)的会员?你的赞助人是哪些人?
    答：我并未加入任何俱乐部。
    问：你是否加入巴黎的赌博会(BettingClub)?你的赞助人是哪些人?
    答：没有……
    问：你是不是赌徒?有没有输过钱?
    答：从来没有，我不是赌徒。
    问：但是，1893年7月1日，你银行户头的开支项目上写着：补助阿尔弗雷德，150法郎(包括……赌债50法郎)。你的说法是……
    答：我常拜访我的姻亲和我叔叔，可能某个晚上我们小赌了一下，但从未在家里以外赌博……
    问：昨天审问结束时，你说你会给你的律师十万法郎甚至全部的财富，去查出那封备忘录的作者。你又说，你若获得释放，你会顺利地找到他。你要如何找到他?你还说，那份备忘录是伪造的。你刚才又看了一次那份文件，你的想法有什么根据?
    答：对于那份备忘录的由来，我有一千种假设。无疑地，我无法独自解决这起事件……但是，我很愿意用我所有的财产和生命去找出这个卑鄙的坏蛋……他是伪造者还是其他?……我不是这道谜题的解答者。
    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答：这六个星期来，我被关在单人牢房，受到的折磨并非一个无辜者所能忍受的。我来自抗议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离开阿尔萨斯来到这里为我的国家服务。今天，一如昨天，我足以带领我的士兵赴汤蹈火。
    本文译自：ArchivesNationales，BB／19128，CourdeCassation，1905；reprintof1894interrogation.
    六周前，德雷福斯被捕当天下午，帕蒂带了一名警探到位于托卡德鲁大道(avenueduTrocadéro)德雷福斯居住的寓所。露西·德雷福斯起初以为丈夫遇到什么意外，大为震惊，后来只得悉丈夫被捕了。帕蒂威胁她：“一个字，只要你说一个字，后果便是战争。”而你的丈夫“将遭毁灭，拯救他的唯一途径是保持缄默”。拿走德雷福斯的军事笔记本、私人书信及家里的银行存折之后，帕蒂及其伙伴便往德雷福斯的姻亲家哈达玛氏住所搜查。以后的两个星期，露西只从丈夫那里收到一张获帕蒂许可的字条，上面写着：“我向你担保我的声誉和我的爱情。”MichaelBurns，Dreyfus：AFamilyAffair，1789—1945(NewYork：HarperCollins，1991)，p.113.
    从发现备忘录至德雷福斯初步受审的两个星期，参谋部对这起事件保密到家，但是10月底这个秘密已开始走漏。根据一项推测，亨利少校私下写信给《自由言论报》说德雷福斯已被捕，并说“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感到焦虑不安”。不论消息出自何处或如何被夸大，风声已经走漏。哈瓦斯通讯社(HavasPressAgency)报道：“一名法国军官涉嫌与外国有所接触。”《晚报》(LeSoir)则是首先指出德雷福斯名字的媒体。PatriceBoussel，LAffaireDreyfusetlapresse(Pads：ArmandColin，1960)，pp.35—36；Bredin，TheAffair，p.76.11月1日，《自由言论报》直接在其刊名“为了法国人的法国”下刊载这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叛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捕。”

2007-4-23 10: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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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楼

叛国

    (《自由言论报》，1894年11月1日)
    陆军当局最近一次极为重要的逮捕行动是否属实?
    被捕者的罪名似乎是从事间谍活动。这个消息若是准确，陆军当局何以如此严守秘密?
    给出一个答案是必要的!
    10月29日星期一，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陆军部拒绝答复。
    自星期日以来，我们就已知道逮捕这件事，但是在得悉指控罪项的严重性、犯人姓名及军阶之后，我们决定等到调查有结果后才透露此事，相信大家都会明白我们为何这样谨慎。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再等待的理由。其实，我们的同行《闪电报》(LEclair)已做出如下的报道：
    “有一名军官——但不是高级军官——正被囚禁在谢许米迪监狱。
    他犯了军队中最卑鄙的罪行。为了金钱，他出卖他的祖国。
    秘密调查已经有结论，资料已经搜集好，证据确凿……”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做任何保留。
    这名下流到要出卖国防机密、卑鄙到要背叛祖国的军官就是第十四炮兵团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
    昨晚，我们获得进一步确认这项叛国罪的消息。
    “他在十五天前被捕，承认了所有的指控。我们已得到‘绝对的证据’证明他出卖机密给德国。
    无论人们怎么说，他确实被关在谢许米迪监狱，‘但并非以他的真实姓名’；有人想将他藏匿在他家人居住的米卢斯。”
    我们拜访了那名军官的家……
    吸烟室桌上放了一份东部铁路的时刻表，一切都很整齐，看来警察似乎来过。上尉的书桌上一张纸都没有。
    我们并不主动调查，因为我们明白我们的任务很敏感。我们进入一间灯光昏暗的休息室，注意到角落处有个婴儿的小气球，这种情景令人心碎。
    昨晚，我会晤了我们的朋友克拉格尼(GauthierdeClagny)，他是塞纳及瓦兹区(SeineetOise)的议员。
    “我们有这么多的规则及法律，是不可能判那个坏蛋死刑的。我早就提议了一项与此问题有关的法案，但是议会到今天仍未采取行动，我感到相当遗憾。”议员如此说道。
    无论这个发现多么令人难堪……有一点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犯下这起罪行的不是真正的法国人。
    本文译自：LaLibreParole，Nov.1，1894。
    德雷福斯的名字既已被公开，露西就不顾帕蒂的命令，联络丈夫在阿尔萨斯的家人，召集了第一批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其后五年，较德雷福斯年长两岁的哥哥马蒂厄(MathieuDreyfus)投入到拯救弟弟的运动中。这位哥哥自幼便是阿尔弗雷德的保护者，他和上尉一样热心爱国，但是没有弟弟那种超然耿直的仪态。他的手腕圆滑而富魅力，能应付性格刚强、意见不同的人，并把他们引入自己的阵营。正如某位历史学家所说：“拯救德雷福斯的阵营能成立，大部分有赖于马蒂厄的勇气与忘我的精神。”他的角色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这起事件根本无法继续”AlainPagès，EmileZola：UnintellectualdanslaffaireDreyfus(Paris：Seguier，1991)，pp.202—207.另请参见：MichaelBurns，“LHonneurincarné：MathieuDreyfusetlaffaire”，　LesCahiersNaturalistes69(1995)，pp.292—301。。即使因他在“犹太联盟”(JewishSyndicate)的领导地位而受到敌人讥讽，他们还是敬重他的诚实与魄力，认为他是一位“可钦可佩的兄长”。
    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人批评他，而且还不只是反犹太主义者。马蒂厄阵营内的激烈分子设法动摇他对政府权威、秩序与法治的尊重，一如自己的弟弟，马蒂厄深信现代法国政府开明的传统与卓越的司法制度。虽然对犹太主义没有兴趣，他仍然遵循犹太拉比康恩所说的“以宗教热诚尊重法律”引自：MichaelR.Marrus，ThePoliticsofAssimilation：TheFrenchJewishCommunityattheTimeoftheDreyfusAffair(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145。。这种态度使得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企图把这件事扩大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革命。犹太复国主义者及犹太民族主义者大力协助争取德雷福斯的释放，但马蒂厄的信念也把他和这些人的关系搞得不太愉快。
    可是，这些冲突大部分都在事件的后期发生，尤其是当盟友云集、拯救德雷福斯的运动渐渐成形时。1894年最后几个星期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种“死寂的沉默笼罩着”德雷福斯家。从米卢斯抵达巴黎时，马蒂厄听到报贩大叫德雷福斯被捕的头条；与帕蒂会晤时，只得悉不利于上尉的“恐怖”指控。帕蒂不许他与弟弟会面，同时语无伦次地形容他弟弟是一头“玩女人、过着双重生活的怪兽”。马蒂厄听到之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名军队首席审问官已经发狂。他说：“得知弟弟在这种人手中，我相当害怕。”MathieuDreyfus，LAffairetellequejelaivécue(Paris：Grasset，1978)，pp.22—24，47.
    德雷福斯和哈达玛两家人不惜投入他们的财富，尽力使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获得释放并恢复家族声誉。他们设法找一位好律师，首选是瓦尔德克鲁索(RenéWaldeckRousseau)，这名日后成为法国总理的律师只接民事案件，因此推荐了一位知名的刑事律师德芒热(EdgarDemange)，其诉讼记录及经验对一个被控叛国的犹太人来说尤其有利。德莫雷斯与马耶尔上尉决斗后，他担任德莫雷斯的辩护律师。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法国陆军的大力支持者；可是，他同时也是技艺高超的专业人士，一点反犹太的痕迹都没有。他同意接受德雷福斯的案子，但警告说：看过军事法庭的档案后，若对德雷福斯的清白有所怀疑，他便拒绝为德雷福斯辩护。然后他告诫道：“民众……将会做出结论，认为被告是有罪的。他的罪过将难以补偿。”Ibid.，p.25.马蒂厄同意了这些条件。
    1894年12月3日，多尔梅切维利军检宫递交了审问报告，翌日军方当局宣布，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将于12月19日开庭。现在德芒热首次可以见到当事人，并审阅军方的档案。他获悉除了贝帝荣及法国银行专家戈贝尔(AlfredGobert)所做的笔迹分析之外，另有三位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判断；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也不肯定。除了笔迹问题之外，军方的档案还涉及其他数据。德芒热看了之后大为震惊，立即将档案的内容告诉被告的妻子和哥哥。

2007-4-23 10: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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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楼

军事法庭档案

   (马蒂厄·德雷福斯，1894年12月)
    黄昏时，弟媳和我到德芒热家去。经过六个星期的担忧、心灵痛楚、对所谓国家秘密档案的疑虑，我们终于获悉梅西耶将军提及的严重指控。
    德芒热进入他的书房时毫不拘束，连招呼也免了。他很激动地说：“德雷福斯上尉若不是犹太人，就不会被关在谢许米迪监狱中。”
    “指控的根据”，他继续说道，“是一封附函，写在复写纸上，没有签名，没有日期，列出五项要递送的文件。起诉书没有说明信的来源……
    起诉书表明该信的收信者是外国人，而且已经送到收信者手中，却没有提及该信是如何被发现……
    有五位专家曾分析过那封信，两位……认为那并不是出自你弟弟的手笔，另外三位……则说是。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指控。
    检方证人已就你弟弟的性格提出证言，却没有提供支持指控的事实。
    这件事很丑陋，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档案。如果有公义，你弟弟就会获判无罪。”
    本文译自：MathieuDreyfus，LAffairetellequejelaivécue(Paris：Grasset，1978)，pp.31—32。
    马蒂厄写道：“我们的希望现在全放在军事法庭上。”他对“七位忠心、诚实的军官”相当乐观，相信他们不会根据一张可疑的文件就判同志有罪。他开始亲自调查，并为辩方召集性格证人，可是只有几位阿尔萨斯的朋友及少数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和高等军事学校的同学答应出庭作证，大部分军官拒绝出庭。Ibid.，pp.34—35.
    德雷福斯在被捕后近七个星期才获准与妻子联络。12月5日，他写道：“我不会叙述我的全部遭遇，但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我是噩梦中的受害者。”不过，他补充说：“我相信神与正义，真理终将得胜。”AlfredDreyfus，Lettresduninnocent　(Paris：Stock，1898)，pp.20—21.稍后，在军事法庭开庭前夕，他再次表达这些信念，并试图安慰年轻的妻子及幼儿。

2007-4-23 10: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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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楼

给露西·德雷福斯的信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94年12月18日)
    我最亲爱的：
    我的苦难、殉道终于来到终点，明天我会昂首阔步、心灵平静地面对我的法官。
    我遭遇到的折磨虽说可怕，却洗净了我的灵魂。回到你的怀抱时，我将会是更完美的人。剩下的生命我将奉献给你、我的子女、我们亲爱的家庭……
    身为无可指责的军人，我会问心无愧地面对同僚。他们会从我的面孔、我的灵魂看到我的清白，正如其他认识我的人一样。
    我已将所有的精力、才能献给了我的国家，我无所畏惧。
    亲爱的，安静地睡吧，不要担忧，只要想着我们即将在彼此怀中享有的喜悦……
    在我们等候快乐的时刻来临时，让我给你千万个吻。
    本文译自：AlfredDreyfus，Lettresduninnnocent(Paris：Stock，1898)，p.33。
    德雷福斯无须对他的国家感到忧虑，却必须防范它的公务员。军事法庭即将开庭，统计处把德雷福斯的相关档案弄成愈来愈厚的叛国专卷。桑德赫尔及亨利带领参谋部官员仔细查阅所有由外国大使馆偷来的或由双面间谍送来的字条，他们得到某名前警察密探的协助，从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某武官的书信中断章取义地引述武官的言辞。这名武官实际上是个线人，他警告参谋部(没有任何佐证)提防“羊栏内的狼”。他们更改文件的日期，以符合备忘录的日期；又修改了德国大使馆武官施瓦茨科彭及意大利大使馆武官帕尼扎尔迪(AllessandroPanizzardi)的往来信件。毫无意外地，施瓦茨科彭和帕尼扎尔迪手下都有一群法国线人，他们两人的书信经常间接提到间谍特务。一封涉及法国国防计划、后来成为德雷福斯事件中著名文件的信函是经由一个叫做“无赖D”的人送给帕尼扎尔迪的，虽然这名外交官可能是指一位名叫迪布瓦(Dubois)的平民制图员，但统计处却特别强调“D”字。统计处官员尚未昏庸到乱插入被告姓名或伪造文件的地步，他们让军事法庭的法官自己去想象。这起案件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检方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让被告律师知道这份秘密档案的存在。DouglasJohnson收录并英译了“无赖D”的全文，参见：FranceandtheDreyfusAffair(London：Blandlord，1966)，p.228。另请参见：LouisL.Snyder，TheDreyfusCase：ADocumentaryHistory(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73)，pp.83—87。

2007-4-23 10: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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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楼

审判与流放

    监狱距离军事法庭只有几里之遥。12月19日星期三日出前，德雷福斯上尉从监狱被押解穿越谢许米迪路，抵达军事法庭。他没有看到日出后聚集在那狭窄街道两旁的群众和趴在窗口观看的旁观者。中午，德雷福斯在有高耸天花板的前善牧修女院(ConventoftheGoodShepherd)厅堂面对法官，六名步兵军官及一名骑兵少校将会决定一名炮兵上尉的命运，而这名炮兵上尉是因一张大部分与炮火问题有关的文件被捕。在这里，专业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迅速了结此案。法官席背后墙上挂着一具十字架，直接对着被告。19世纪90年代的民事法庭已没有了宗教圣像，但是在1905年国家与宗教在法律上正式分离前，法国的军事法庭仍然捍卫着天主教的传统(政教分离的主要导因是德雷福斯事件)。
    由于意识到秘密审讯的危险，德雷福斯的律师随即在开庭之前通过政治途径诉请总统仲裁，但是佩里耶(JeanCasimirPérier)总统拒绝介入军事案件。同时，巴黎和各省的报纸争辩着这个问题，有些记者认为需要采取秘密审理以维护“欧洲和平”，有些记者则赞同公开审讯。《以色列档案》(ArchivesIsraélites)则希望“在这可悲事件上投射最强的光束”，反犹太的报刊则希望祛除空气中的叛国臭气。LEclair，Dec.13，1894；PatriceBoussel，LAffaireDreyfusetlapresse　(Paris：ArmardColin，1960)，pp.58—60；andJeanDenisBredin，TheAffair：TheCaseofAlfredDreyfus，trans.JeffreyMehlman(NewYork：GeorgeBraziller，1986)，p.92.
    第一天开庭的上午，法官已阻止辩方辩驳。当辩护律师德芒热指出整个指控仅系于“一纸证据”时，首席法官命令辩方律师进行陈述时不得看稿。当德芒热表示“七个星期以来，一位法国军官的声誉备受多方无理攻击而全无辩护的机会”时，法官立即打断他的发言，宣布退庭，然后投票决定进行秘密审理。
    在三天审讯期间，参谋部各部门总共有超过二十多名官员出庭作证，证词都对德雷福斯不利，只有十来位同事为他辩护，而且没有任何一人是高级官员。即使如此，最初几次开庭仍让皮卡尔上校担心不已，他是梅西耶及布瓦代弗尔派来观察庭讯并随时向他们报告的人。实际上，连检方证人在宣誓作证时也承认德雷福斯的优点(某位高等军事学校同学相信德雷福斯“没有叛国能力”)，这起案件仅是基于那似是而非的备忘录而开始变得明显。此外，笔迹专家贝帝荣还向法庭陈述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新理论。他在庭上展示了备忘录的放大照片和一大堆图案，说德雷福斯将自己的笔迹与妻子、哥哥的笔迹样本混合，构成所谓“自动伪造”的一部分，更宣称德雷福斯将叛国佣金改为暗码编在备忘录的拼字中(不下50万法郎)。
    德雷福斯在回忆录中提到贝帝荣的幻想，以及审讯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即亨利少校的作证。

2007-4-23 10: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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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楼

检方证人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94年12月)
    我听着帕蒂司令和亨利上校那虚假而令人憎恨的证词……我积极有力却镇定地驳斥着。尽管如此，亨利再次步上证人台，严肃地宣称他从一个“绝对正直”的人那里得知，陆军第二局有一位军官犯了叛国罪。他获得该项消息时……我正被派驻在第二局。我愤慨地站起来，用极严厉的词句要求法庭传唤亨利所说的人出庭，亨利夸张地用手捶胸说：“当一个军官把秘密藏在脑袋中时，他的军帽亦无从得知。”他随即转身对着我说：“这就是那个叛国贼!”我虽然激烈地抗议，也无法迫使他再做解释，并且让我有机会指正他们的错误。
    我听着专家们相互矛盾的报告：两人说备忘录出自我的手笔，其他两人则说不是，但他们都说我的字迹和备忘录的字迹有许多差异。我无法看重贝帝荣的证词，在我看来那犹如疯子的行径。
    在这些开庭审理中，其他的指控都被撤销，没有任何动机足以解释这些可鄙的罪行。
    在第四次审讯中，即最后一次，军检官撤销所有轻微的指控，只保留备忘录作为证物。他高举那张纸大叫道：“就算我没有提供这起严重罪行的犯案动机，就算我没有其他证据，这封信——最重要的呈堂证物——仍然能够给被告致命的一击。请拿起你们的放大镜，你会确信这封信是德雷福斯写的。如果他真的写了这封信，就犯了最无耻的叛国罪。”
    辩护律师德芒热精彩地驳斥那些专家……他的结语是，若无犯案动机，这样的指控无法成立。
    我觉得，我必定会无罪释放。
    本文译自：AlfredDreyfus，Cinaannéesdemavie(Paris：LaDécouverte，1994)，pp.60—61。
    不过，德雷福斯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及亨利上校最夸张的姿态。当首席法官要他以自己的声誉确定被告的确出卖法国时，他将手指举向十字架大叫：“我发誓!”事情很清楚了：这起案件已因亨利上校的声誉变成与法国军队神圣信仰有关的事情了。有关亨利证词的部分，参见：JosephReinach，HistoiredelaffaireDreyfus(Paris：LaRevueBlanche，1901—1911)，pp.417—420；andArmandCharpentier，LesCtésmystérieuxdelaffaireDreyfus(Paris：Rieder，1930)，p.70。
    审讯第三天，当法官开始审议案情时，帕蒂司令代表梅西耶将军把密封的秘密档案呈递给法官。没有任何文人政府官员知道这个档案的存在，辩方亦一无所知，这严重违反了军法与民法。如同几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就算没有意大利大使馆武官那封“无赖D”的信件以及由统计处搜集的其他文件，德雷福斯也很可能被判有罪；毕竟首席法官后来也承认自己几乎连看也没有看过那些文件，他“早已做出决定”引自：Bredin，TheAffair，p.96。。
    12月22日，法官宣读判决。依照军法，德雷福斯不能出庭。几分钟后，德雷福斯上尉在审判室旁立正聆听检察官在烛光下宣读判决。

2007-4-23 1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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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楼

法庭的判决

    (1894年12月22日)
    今天，1894年12月22日，在听过官方检察官的质询与结论后，巴黎第一军事会议一致裁定第十四炮兵团队长、陆军参谋部见习生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有罪。1894年，他在巴黎将一些涉及国防的机密文件交给外国或其特务，使该国能对法国进行敌对活动或着手备战。
    因此，上述法庭依照军法一致裁定判决德雷福斯至武装监狱服刑并公开拔阶……本法庭命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从现有及未来的资产中向财政部缴纳庭费……共计1615法郎70生丁。
    本文译自：ArchivesNationales，BB／1995，Dec.22，1894。
    从国民议会的每一个单位到左派、右派、中间派报刊的编辑部，每个人都松了一大口气。《时代报》(LeTemps)宣布：“案件已获公平裁决，而且判决得合宜。”LeTemps，Dec.24，1894.该报进一步指出军事法庭并未引发一场欧洲大战，保护了法国的安全。人们起初怀疑梅西耶的领导才能，现在则赞美他明智的谨慎与毅力，而胜利的喜悦更是直达外交部所在地凯道赛(QuaidOrsay)。判决宣布后的翌日早晨，一位与参谋部有密切关系的外交官帕莱奥洛格(MauricePaléologue)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欢腾的反应。正如其他大部分观察者一样，他被当时的景况左右，夸大了公众对这起案件的关切。其实，不少人对这件事不理不睬或一无所知有关德雷福斯审讯案对全法国及其后继诸事件的影响，参见：NancyFitch，“MassCulture，MassParliamentaryPolitics，andModernAntiSemitism：TheDreyfusAffairinRuralFranc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97，No.1(Feb.1992)，pp.55—95；andMichaelBurns，RuralSocietyandFrenchPolitics：BoulangismandtheDreyfusAffair，1886—190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只有在巴黎和某些州镇，在政府部门和街角咖啡店，才有人谈论这个消息。
    有关德雷福斯案件的私人秘密日记
    (帕莱奥洛格，1894年12月23日)
    法庭宣判的当天上午，全巴黎的新闻界，由极右至极左，由教会、君主主义者的报刊到极端社会主义者的喉舌，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安心、满足、喜乐——一种胜利、复仇、凶猛的喜悦。
    由于我很想知道其他地区的报刊如何报道这件事，所以到凯道赛的政府新闻处查看它的电报大纲。该处报道亦和其他报刊一样，表达了一种猛烈、激动的喜悦，好像我们刚躲过一场国家浩劫……
    毫无疑问，这起事件深切地激起了法国的良心。
    德雷福斯的定罪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说在人们眼中，他一旦被控，便足以被判有罪。某个虚张声势的民族主义者在初步调查开始时，便以锐利的眼光写道：“当局若证实陆军部长没有绝对的证据便揭发军事丑闻，德雷福斯上尉若无罪开释，则梅西耶将军便成为叛国者。”因此，判决只是程序细节，指控已间接暗示有罪。
    但是，最料想不到的是判决一致，恐怕连猖狂的《自由言论报》也不敢存有这种奢望。
    因此，最谨慎的人也能毫无顾忌地高兴，因为若没有足够的证据——即使他是个犹太人——七名军官也不会判一位同事有罪。
    无论如何，整个国家如此议论纷纷是很容易理解的。罪行重大、法国对陆军的爱护、军旗上的污点、被告的社会地位、戏剧性的情节、犹太人的私下营救、德国那胁迫的态度、德皇个人可能扮演的角色——这一切已足够激起人们的想象与狂热了。
    本文译自：MauricePaléologue，“Sunday，December23rd，1894”(excerpt)fromMySecretDiaryoftheDreyfusCase，translatedbyEricMosbacher(London：SeckerandWarburg，1957)，pp.34—35。ReprintedwiththepermissionofLibrariePlonandRandomHouseUK，Ltd.
    对“犹大二世”的憎恨——如某一省报对德雷福斯的称呼——不单来自反犹太媒体，许多记者及国民议会代表都对1848年禁止判政治犯死刑的法令感到相当可惜。《公正报》(LaJustice)一位名叫克列孟梭(GeorgesClemenceau)的激进派政治领袖把德雷福斯的人性也剥掉了：“他没有亲戚，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爱，没有人与人或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只有污秽的灵魂、一颗卑鄙的心。”在国民议会中，社会主义派的饶勒斯(JeanJaurès)接受判决的结果，同时认为司法制度只在这资产阶级卖国贼的手腕上打了一下。他说：“德雷福斯上尉被法官一致裁定叛国罪成立，但并未被判处死刑；相反地，某些士兵只犯了轻微的错误或行为暴力便被枪决，毫无宽贷与怜悯。”议会中极左分子报以如雷贯耳的掌声。LaJustice，Dec.25，1895.饶勒斯的部分转引自：Boussel，LAffaireDreyfus，pp.67—69。
    当社会主义者利用德雷福斯案件攻击法国的司法制度时，海峡对岸的时事评论员则指出法国反犹太主义者的势力和法国人喜爱秘密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外国的反应，包括英国，多把焦点集中在司法程序与文化差异，而不在于德雷福斯有罪或无罪。在海外一如法国本土，大多数观察者都接受法官的判决。

2007-4-23 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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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楼

伦敦《泰晤士报》

    (1894年12月24日)
    隶属陆军参谋部的炮兵团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控“为外国势力窃取和国防有关的机密文件”，而由军事法庭开庭审理。这个案件轰动了巴黎和整个法国，经过四天的秘密审讯，军事法庭在星期六晚上一致裁定德雷福斯有罪……
    我们无意批评法国人在这起犯法事情上表现出的敏感度，因为这起事件不仅涉及到军事强权的安全问题，同时也和神圣的服从义务有关——对军人而言尤其如此。可是，我们必须指出，罪行愈惹人憎恨，其证据与惩罚愈需要得到公共正义的保障。在所有的正义保障中，公开性是最重要的。这个国家绝不可能允许由任何一群官员采取秘密会议的方式裁决控诉刑责，尤其对有荣誉感的人来说，处以拔阶较死刑更为残酷。的确，如果以相同的方式沿用先例——得自大革命与拿破仑专制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就毫无理由质疑何以死刑不应经由秘密会议决定，并且借口托辞——法院独占裁判权——公开将会“危害治安”。德雷福斯被控偷窃军事秘密文件，禁止公开讨论重要文件——例如那些声称被德雷福斯所偷的——的内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法庭可以不提内容而透过文件的性质，查问文件如何被偷取或谁是所有人。我们反对的不是禁止透露被窃文件的内容，而是没有偷窃的证据——在公开法庭上和宣誓过的证词下——便判被告有罪。无疑地，军事法庭的成员都是正直的人，他们都希望做到司法公正。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指控德雷福斯上尉的人有意在军方及民间的心目中营造对德雷福斯的偏见，而公开辩护的论点和交叉盘问证人是有效预防这种偏见的唯一方式。同样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法国的反犹太宣传助长了对德雷福斯的敌视。德雷福斯来自有名的犹太家庭，巴黎犹太拉比曾被法院传唤为他的品格作证。当然，前提是军事法庭的裁定是只依据呈堂证据，可是在此同时涉及拔阶和严厉惩处的重大指控案件中，因案情保密而使人产生的种种怀疑应当予以澄清。对法国人而言，保护陆军机密或许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民更要捍卫公共正义，防止不义之嫌或是受民众一时激情的影响。
    ……德雷福斯上尉若是真的窃取机密文件并出卖给外国势力……无疑犯了一名军人所能犯的罪行中最可耻的一种。对于人们在街头起哄抗议刑罚过轻，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我们不应期待法国大众思索军事法庭判决背后的意义。德雷福斯上尉有权上诉——他已被告知这样做对他有利——但是在上诉尚未有结果之前，视他被控的罪状为真并不恰当；然而，不利于他的判决已经将他清白的假设给完全转变了。
    然而，当我们细看审讯的过程之后，我们实在无法抑制我们的讶异之情，因为不只巴黎的民众，包括新闻界也早已认定被告有罪。听说社会舆论及新闻界都一致赞同军事法庭的判决，但是正如我们所说，审讯是未公开进行的，因此巴黎民众根本不可能对于庭讯里的任何主张表示赞同。上周开始审讯时，军检官即已代表政府宣称审讯不公开。在法国，根据军事法庭的一般规则，审讯若非公开进行则为无效；但是，若法庭认为公开审理会危害治安或伦理道德，审理便可秘密进行。德雷福斯案件便遇到这种情形，辩护律师德芒热为此抗议，试图辩驳。当他间接提及指控所依据的事实——那“单一文件”——时，首席法官立即打断他的发言。那是什么文件，为何需要隐瞒它的性质与来源，这些都是军事法庭决定留给公众猜测的问题。据报道，德雷福斯窃取的文件已经被送到德国大使馆，再用同样的方式从使馆档案中偷回来。虽然军事法庭审讯的过程是保密的，但是检方与辩方的证人姓名已被公开。很显然地，双方提到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和德国大使馆或其他外国使节有所接触。
    本文译自：Time(London)，Dec.24，1894。
    审讯的最后一天早上，辩护律师德芒热对马蒂厄·德雷福斯说，上尉“今晚会获判无罪”，除非法官接到“判决他有罪的命令”。MathieuDreyfus，LAffairetellequejelaivécue(Paris：Grasset，1978)，p.43.德雷福斯的家人被禁止列席秘密审讯，而是通过电话得知法官的裁决。得到典狱长福尔齐内蒂保证会预防德雷福斯企图自杀之后，马蒂厄当晚便与德芒热会晤，并得知辩护律师怀疑法官在审议案情时握有辩方不知情的资料。马蒂厄同意让弟弟立即提出上诉之后，随即去找露西，并答应她会留在巴黎，直到真相水落石出。
    元旦前夕，帕蒂司令通知被告，上诉已被驳回，但是帕蒂暗示他们可以交涉协议：德雷福斯若供出递给德国的全部文件，即可获判较轻的刑罚。当德雷福斯提出异议时，帕蒂随即恼羞成怒，并暗指卖国贼的妻子也可能与叛国阴谋有关。被告大叫说：“够了!我是无辜的，而你的责任是继续你的调查。”帕蒂回答：“你若是无辜的，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殉道者。”同一个晚上，德雷福斯写信给梅西耶：“帕蒂司令奉您之命来看我，我向他重申我的清白……我已经被判有罪……但是，我以我希望终有一天会重获的声誉之名，恳求您继续您的调查。请在我离去之后继续调查，这是我唯一的请求。”AlfredDreyfus，Cinqannéesdemavie(Paris：LaDècouverte，1994)，p.68.另请参见：Bredin，TheAffair，pp.99—100。
    德雷福斯已经七个星期没有见到妻子了。1895年1月2日，他们隔着一道铁栅栏在冰冷的监狱地窖相见，会晤后所写的信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沮丧与相互勉励：
    给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信
    (露西·德雷福斯，1895年1月2日)
    我最亲爱的：
    我们终于见面了……当我得以再见到你那温柔的眼睛，听到你的声音，我感到无限欢乐；可是，近在咫尺却有铁栅栏相隔，这是多么令人难受……我非常高兴有那么多的事要向你诉说。我想要鼓励你，安慰你，但是，我已无多余的力气告诉你我的感受了；对于你这么大的牺
    牲，我甚至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你的钦佩。你才是给我鼓励的人，你的情感才是最崇高的。
    离开你之后，我到迪塞(Tyssère，福尔齐内蒂的上司)将军的办公室要求允许……和你私下见面，没有证人在场，没有铁栅栏。我只希望他是有人性的……
    再见，亲爱的。我全力拥抱你，一如我对你的爱。
    本文译自：AlfredDreyfus，Souvenirsetcorrespondance(Paris：Grasset，1936)，pp.54—55。

2007-4-23 1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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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楼

给露西·德雷福斯的信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95年1月2日)
    亲爱的：
    我需要再写信给你，好让你明天一起床便得到我的音讯。
    我们的谈话虽然隔着铁栅栏，但对我有好处。我沿着走廊步行到我们会晤的地方时，我的腿在颤抖；我尽量保持身体挺直，以免情绪崩溃。即使是现在，我的手仍在发抖，我们的会面是如此令我震颤。我没有让你停留得久些，是因为我精疲力竭，而且我需要隐藏我的眼
    泪。不要臆想我的精神是否软弱了……衰弱的是我的身体，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使它虚弱了……
    如今最让我受用的是你的勇气与毅力，它们是如此充满情感。我亲爱的妻子，让我们透过我们的耐力与勇气继续争取世界的尊敬。说到我自己，相信你已经知道我决意恢复我的声誉，而我会做到的，没有什么能阻止我。
    请代我向所有人致谢，谢谢德芒热为一位无辜者所做的一切……告诉他，我依赖他助我奋斗到底，争回我的声誉。
    本文译自：AlfredDreyfus，Cinqannéesdemavie(Paris：LaDécouverte，1994)，p.70。
    两天后，在给家人和律师的信件中，德雷福斯保证在游街示众时会“抬头挺胸”。“行刑游行”原定于1月5日星期五举行，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忽然改到翌日上午九时。某些观察者认为改变日期是适当的：叛国者将在犹太人的安息日受罚。公开拔阶仪式是在德雷福斯母校高等军事学校的莫兰庭(CourMorland)举行，就在凿刻“高等军事学校”碑铭之处。军方当局下令巴黎每区军团派两队人列席，将近四千名士兵静默列队站立在广场四周。《纽约先驱报》(NewYorkHerald)记者估计围观的群众超过两万人，他们都挤在莫兰庭与丰特努瓦广场(PlacedeFontenoy)之间的铁栏后观看，有些人更爬上巴黎残老军人院的金色圆顶和机械陈列馆的楼顶。那时刚下过一场大雨，广场上用鹅卵石砌成的窄长小径两旁满是泥浆。达拉斯(PaulDarras)将军骑在马上，拔剑大喊：“举枪致敬!”有关《纽约先驱报》报道全文，参见：LouisL.Snyder，TheDreyfusCase：ADocumentaryHistory　(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73)，pp.38—40。
    这场羞辱仪式为时十分钟，其间群众不时大喊：“犹太人该死!”报刊、私人日记、回忆录、插图和几张罕有的照片，都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而它也成了许多在场观众和读者后来回忆这起事件时的经典画面。巴雷斯称之为“犹大的游行”，是比“断头台更刺激”MauriceBarrès，Scènesetdoctrinesdunationalisme(Paris：FélixJuven，1902)，p.134.的奇观。对记者都德(LéonDaudet)来说，这是一场向“可鄙”的犹太人报仇之后的狂欢大会。都德为《费加罗报》(LeFigaro)撰写的报道《惩罚》，文笔练达且充满恨意，是这起事件最恶名昭彰的事迹之一。

2007-4-23 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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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楼

惩罚

    (都德，1895年1月6日)
    在那高高的铁闸后，在那广阔、方正、庄严的莫兰庭上，部队开始聚集。士兵一队一队在我面前走过，我听到数以百计整齐划一的步伐，也听到来福枪、皮革和军刀的声音……
    9时正，将军拔剑，鼓声响起，群众默不作声。持续低沉的鼓声似乎正在传达群众内心的战栗。门开了，四名炮兵围着罪犯，旁边是一名由共和卫队中士担任的执刑者。这令人悲恸的小队伍踩着军人的步伐，沿对角线穿过广场，在距离将军数米处停下。旁观者的心停止跳动，四周一片寂静，云雾中射出一线阳光，短暂而鲜红，给死亡一线生机。
    军方书记官上前宣读判决，但是他的声音一如将军的声音，消散在广阔的空间中。很快地，带头盔的高大执刑者走近罪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挺直的黑影上。执刑者毫不犹豫地走上前，扯下罪犯军帽上的徽章及金色穗带，以及外套和衣袖上的饰物。那愚笨的木偶对这残酷的动作已有准备，他甚至举起他的双手，嚷着几个字眼：“无辜!……清白!……法国万岁!”但是，他的叫喊难以穿透那沉重、凄惨的气氛。
    在外边的公共广场……群众愈来愈不耐烦，叫喊声愈来愈激烈。他们嗥叫，他们嘘嘘作声。那是一场刺耳、愤怒交加的风暴，愤怒战胜了沮丧与麻木。
    但是，没有任何事能动摇这些在场目击并有所评判的士兵。我拿出观看歌剧用的望远镜，它在我手中晃动着。在薄雾中，我看到拔阶的象征仪式，军服的纽扣及肩章掉下来了……我偶然瞥见罪犯那苍白、瘦长的脸，抬得高高以示不服。他那筋疲力尽的身体引起我的注意，那是说谎者的身体，一切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像皮肤一样，一片片地被剥掉……
    高大的执刑者将罪犯的军刀放在自己膝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拍，把军刀一分为二。军刀的遗骸落在地上，与它的主人同归于尽，永蒙耻辱。
    我们对这个机械人还能做些什么?这可憎可恶的卖国禽兽，这咎由自取的幸存者还昂首挺胸地站着……他在他的同僚——那些勇敢的军官、谦逊的士兵——面前受尽屈辱。在他们有着高贵灵魂的心中，即使面对着可恶至极的罪行，仍旧憎怒与怜悯交加。罪犯将从这些可敬的人面前，在正直、纪律、责任、英勇的帝国——这一切，对一个卖国贼是没有意义的——面前走过。
    夹在两名卫兵中的罪犯逐渐靠近，仿佛行尸走肉般地游行，外表瘦长，但罪孽深重……接近我们时，他似乎重新找回力气般地喊道：“无辜!”他在我面前经过，那冷酷的眼睛瞬间迷失在过往中，无疑地因为他的未来已随着名誉一同消逝。他不再拥有年龄，他不再拥有姓名，他不再拥有肤色，只有叛国的肤色。他面色苍白……没有悔过的样子，十足的外国人，一个犹太残躯……群众的叫喊已经停止，阳光已消失，我们的气力已被榨干，现在是这出戏落幕的时候了。拔阶游行仅十分钟，但我们的情绪似乎已激动了24个小时。那邪恶的游行队伍停在监狱守卫的黑色马车旁，在偏僻陋巷中，宪兵抬起这具尸体，放入火炉内，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生活重新开始，军队亦已解散。打鼓!奏乐!用那响亮、辉煌的斗篷盖住这场丑恶的葬礼……军队坚定地向前行进，刚才的情景永远深印在他们脑海中。祖国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与令人骄傲，因而即使是它的对立面或是对它的直接攻击，都能使它获得增强。在这么多信念的残骸中，有个独特信念仍旧真诚与正直：它护卫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语言、我们血液中的生命力，并且引领我们团结一致。我们紧密团结。那可恶的罪犯不是法国人，这可从他的行动、举止、脸孔上了解到。他阴谋策划着我们的不幸，但是他的罪行却使我们更显崇高。当我要离开这个被诅咒的地方时，在这激动的场面中，在指挥声中，在勇敢的行伍中，我看着我面前令人骄傲的军容，他们使我“想起为保卫祖国而献身光荣之地的海陆军官兵”。
    本文译自：LeFigaro，Jan.6，1895。
    另一位记者为奥地利的《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报道拔阶仪式。仅仅几个月之后，一名自1891年以来长期被派驻巴黎的维也纳犹太记者赫策尔完成了《犹太国》(DerJudenstaat)的初稿，十年后他宣称“德雷福斯案件使我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某学者写道，赫策尔看到该案根深蒂固的矛盾，即凶狠的反犹太主义正在攻击一个已被同化的爱国人士，而这种情形竟然在欧洲启蒙运动的摇篮里盛行。犹太人若是连在人权之国都会身陷险地，则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不过，赫策尔从这起案件中学到最重要、最令人吃惊的，是拔阶后几个月发生的事。DavidVital，“APrinceoftheJews”，TimesLiterarySupplement，June7，1996，pp.6—7.另请参见：AlainDieckhoff，“LeJouroùTheodorHerzldevintsioniste”，LHistoire173(January1994)：pp.106—111。在举行拔阶仪式的当天上午，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一如其他大部分同时代的人，并未公开表示他们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2007-4-23 11:04:19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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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楼

德雷福斯的拔阶式

    (赫策尔，1895年1月6日)
    在这沉闷的上午，德雷福斯的拔阶仪式吸引了一批好奇的观众。仪式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会址后方的军校举行，观看者包括好几十名军官，有些由女伴陪同，只有军官和几名记者获准进入军校内的广场。外边挤满了群众，不少围观者是凡行刑必来观看的。现场有一队警察维持秩序。上午9时，已经有一大队军人在广场上排成一个方阵，中间有一位骑马的将军。几分钟后，穿着上尉制服的德雷福斯被押解进入广场，四名士兵领他到将军面前。将军宣布：“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你不配佩戴军徽，我在此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将你拔阶，现在执行判决。”于是德雷福斯立刻举起右手，叫道：“我发誓你正对一名无辜者拔阶。法国万岁!”伴随着德雷福斯的呐喊，鼓声响起，宪兵扯下德雷福斯制服上已松开的纽扣与皮带。德雷福斯维持他那自傲的态度，整个仪式几分钟后便完成了。
    德雷福斯开始在军队的行列前通过，这是个不小的考验，他步行时像个深信自己清白的人。当他行经一队大叫着“犹大!卖国贼!”的军官时，他回应说：“我不许你们侮辱我。”9时20分，他已绕场一周。他被扣上镣铐，交给宪兵，从此便成为一个平民囚犯。军队列队离场，群众留在大门前等候囚犯，残酷无情的喊叫声充塞在空中，像是“如果他们现在带他出来，我们便会把他分尸”。群众白等一场，然而观看拔阶仪式的人离场时仍然情绪激动，许多人对犯人那种不寻常的坚毅态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本文译自：NeueFreiePresseaccountofDreyfusdegradation，January5，1895，asprintedinErnstPawel，TheLabyrinthofExile：ALifeofTheodorHerzl(New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9)，pp.206—207.Copyright○C1989byErnstPawel.ReprintedwiththepermissionofFarrar，Straus&Giroux，Inc.andRussell&Volkening，Inc.
    就连素描和精细石版画，也提供给巴黎及其他市镇的读者公开拔阶仪式生动的形象，可惜这些形象和新闻报道及社论一样极不准确。《画报》(LIllustration)和《小报》描绘德雷福斯在莫兰庭昂首立正，而《每日画报》(LeQuotidienillustré)则把“叛国者”描绘成低头弯腰的丧家犬。这种歪曲的形象不久便成为这起事件的象征，它描绘的却是一个从未发生过的时刻。有一张从军校窗口拍摄的远距离照片证实了这个看法。当有如鬼魂般模糊不清的“执刑者”折断德雷福斯的军刀时，德雷福斯上尉笔直地站着，他的头保持高昂。
    拔阶仪式后几天，据说德雷福斯曾向一名共和卫兵认罪的谣言开始传开了。据谣传，德雷福斯在等候步入军校广场时告诉雷诺(LebrunRenault)上尉，因帕蒂的固执，文件已被传递到德国。虽然当天的官方报告并没有提到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但是雷诺其后在红磨坊(MoulinRouge)向开派对的人详述了此事。喝过两杯之后，他宣称德雷福斯承认出卖文件是“为了获得其他更重要的数据”，当时不少记者正在巴黎的夜总会找寻轰动社会的新闻，怪不得翌日的报刊头版标题是“德雷福斯招供了”。不到几天，雷诺奉召到总统府，被共和总统斥责了一番。佩里耶总统希望这起案件尽快结束并放逐犯人，缓和因这起事件而呈现紧张的德法关系。招供的谣言就此退潮，但是反对德雷福斯阵营的人后来重唱雷诺的旧调。参见：Reinach，HistoiredelaffaireDreyfus，p.494ff；andSnyder，TheDreyfusCase，pp.43—44。
    从被逮捕至其后几年，德雷福斯在书信及日记中常用“基督受难像”和“殉教”这两个词；富有观察力且身为虔诚犹太教徒的露西，也用基督教的词汇形容丈夫的悲剧。1895年1月至3月，德雷福斯被放逐的第一阶段路程使人联想到耶稣基督走过的“苦路”——一段又长又苦闷的行程。德雷福斯先从监禁平民的桑戴监狱(SantéPrison)被押解到与法国西岸相对的雷岛(IledeRé)，再到距离南美洲法属圭亚那大约七英里的萨吕群岛(IlesduSalut)。他在“圣纳泽赫城”(VilledeSaintNazare)轮船上被扣上镣铐，囚在铁笼中，日晒雨淋。守卫向他抛掷过期的罐头食物，并且命令他保持安静。3月12日，轮船停泊在萨吕群岛主岛的海边，一个月后犯人被转送到邻近的魔鬼岛(DevilsIsland)，这里以前是麻风
    病人的聚居地，这群“害虫”最近才刚被“清除”。MarieAntoinetteMenier，“LaDétentionducapitaineDreyfusàlleduDiable，daprèslesarchivesdelAdministrationpénitentiaire”，RevuefranaisedhistoiredOutreMer44，No.237(1977)，pp.460—463.以后四年，岛上唯一的改变是当局盖了一间屋子给孤独的犯人居住，并且筑了一道高墙挡住房屋的临海视野。

2007-4-23 1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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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楼

魔鬼岛日记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95年4月14日)
    今天，我开始在日记上写下我可悲与令人恐惧的生活。其实我今天才拿到纸张，这叠纸都有编号并印上我名字的缩写，如此一来便不能从中抽走任何一张。我必须对这些纸张负责，但我能用这些纸张做什么呢?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会写给谁?我会对这些纸张透露什么秘密?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谜题!
    到目前为止，我信奉理智；我相信事物的逻辑，最后我相信人类的正义!不可思议、毫无道理的事物几乎很难进入我的脑海。哎呀!我的理智，我全部的信念，已经倒塌了。
    我度过了多少个恐怖的月份，还有多少个凄惨的月份在等待我?
    受到不公平的判决之后，我曾决定自杀。因一纸可疑的文件而获判最可鄙的处罚，已足够让一位视荣誉为一切的人陷入彻底的绝望中。在这场危机中，我那位有勇气、诚心服侍我的妻子使我明白，我虽然无辜，也没有权利遗弃她或故意放弃我的岗位。我知道她是对的，我确实有这些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害怕——对，我害怕——我即将面临的精神苦楚。肉体上，我还强壮，一颗清白的良心给予我超人的力量，但是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比我预料的更糟。现在，在肉体与心灵上，我是衰弱的人。
    然而，我接受了妻子的要求，并因此得到继续生存的勇气!……我的良心支撑着我，我的理智每天告诉我：真理终将获胜，处在像我们这样的世纪中，光明无法永远被隐藏。但是，哎呀!我每天都遇到令我失望的事：不只光明仍被遮掩，而且每件事都在阻止它发散光芒。
    我仍然被囚禁在单人牢房。不论在哪里，我的书信都被查阅。军方检查我的信，常常不把它们寄出。我不被允许写信给妻子询问有关我要她进行的调查，我根本不可能为自己辩护。
    开始放逐时，我以为就算得不到休息，也会找到宁静的心灵与生活，等待平反的日子来临。我从未想到荣誉一旦未被恢复，心灵就得不到安宁，这真令我失望!
    我被关在笼中横渡大洋，历时15天。船在萨吕群岛抛锚后，我在船上多滞留四天，被关在酷热的船舱内……上岸后，我被锁在牢房内，百叶窗也没打开，我被禁止和任何人说话。我开始孤单地过着囚犯生涯，只有我的思想与我为伴。
    我被关在单人牢房，这样的状态持续长达一个月……好几次几乎发狂……生活是如此恐怖，我想我会停止照料自己，这样，我的殉道式生活便会结束。这将是一种解脱，所有苦痛的结束，这样我会自然地死去，不用发假誓。
    想起我的妻子，我对子女的责任，我便获得力量抗拒这些念头。妻子决意找寻真相和那有罪的人，我不想辜负她。为此，我虽然不想看见任何新脸孔，但我要求见医生。
    最后，在被监禁了30天之后，他们将我转送到魔鬼岛，我在那里享受到一点点自由。白天，我可以在几百平方米的范围内散步，每一步都有狱卒跟着。夜幕低垂时(下午6点至6点半)，便被关在一间4平方米的小屋中，屋子的门是用铁栏造的，门外狱卒彻夜轮班守卫。
    有五名狱卒及一位队长负责看守我。我的配给是每天半个面包，每周三次吃300克的肉，其他日子有时也吃些罐装炖牛肉或猪肉。我喝的是水。
    对一个荣誉至上的人来说，无时无刻都被监视并持续遭受怀疑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本文译自：AlfredDreypus，Cinqannéesdemavie(Paris：LaDécouverre，1994)，pp.103—105。

2007-4-23 1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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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楼

叛国与阴谋

   德雷福斯的囚车离开军校不到几天，他的案件已从报刊的头条新闻中渐渐消失，雷诺上尉对德雷福斯“招供”的描述只轰动一时。德吕蒙、罗什福尔等人在攻击目标离开后觉得很无聊，他们发表了几篇关于德雷福斯放逐的文章，谈及囚犯到达沿岸市镇拉罗谢尔(LaRochelle)时，几乎发生暴动，那几篇煽动性的文章无法提起读者的兴趣。过去几年，共有六名法国公民因为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刑，德雷福斯这名犹太上尉的案件虽然较其他更具戏剧化，却也像那些案件一样渐渐被人忘记，只有他的家人、几位朋友和一批法国殖民地官员仍然放在心中。
    这种沉寂的情况持续了两年，直到新的证据指向真正的叛国者。在这期间，德雷福斯的同盟设法再次燃起公众对这起案件的兴趣，这时参谋部官员正在进行内部斗争。统计处处长桑德赫尔上校患了瘫痪症，在1895年7月接替他的不是他的亲信亨利上校，而是41岁的皮卡尔上校。皮卡尔毕业于高等军事学校，曾在非洲及东南亚服役，并曾为梅西耶将军撰写关于军事法庭的报告。桑德赫尔信任皮卡尔，他们同为阿尔萨斯同乡，反犹太主义的同志。桑德赫尔并且曾向皮卡尔指出那份秘密档案的用处，如果德雷福斯案件再浮出水面，新上任的情报局(即统计处)局长大可利用这份秘密档案。桑德赫尔没有机会后悔信任皮卡尔便死了，皮卡尔效忠司法的公平正义更甚于效忠军队同僚及对犹太人的憎恨。他几乎与马蒂厄同时发现备忘录的真正执笔人，他们的发现虽是经由不同的方式，而且未曾事先想到，但结果是一样的。
    新上任的处长很快便发觉统计处需要整顿，纪律正逐渐恶化，同时，该处没有一个有效的系统辨别重要情报与巴黎的线人从外国大使馆拾来、放在参谋部职员桌上的垃圾。皮卡尔赞赏亨利的侦查技巧，而非他的办公室管理，他下令所有收到的文件都要经过他本人检查。1896年3月上旬，仍然担任“奥古斯德特务”的巴蒂安女士从德国大使馆运来一批文件，包括已撕成碎条、用法文在蓝色薄纸上书写的简短电报。德雷福斯被押解出境不到一年，这张神秘的“蓝色便条”暗示着法国军队里又有一名叛国者；一如备忘录，这张便条也是从德国大使馆武官的废纸篓里捡来的。

2007-4-23 1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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