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我发个好心，帮人帮到底
……………………………………………………………………………………………………………… 收稿日期 2005205225
作者简介 汤开建(1949—) , 男, 湖南长沙人,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边疆民族史、明清史及港澳史研究; 吴艳玲(1980—) , 女, 湖北襄樊人,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研究生。
第45 卷第2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年3 月
Vo l. 45 No. 2 Journal of Huazhong No rmalU niversity (Humanit 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 ar. 2006 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华活动考述
汤开建, 吴艳玲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 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M agalhāes, Gab riel de) 1640 年入华以来, 先后前往四川、北京两地传教, 为促进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 他和汤若望、南怀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以及对当时西方科技的传播和17 世纪中国的介绍, 使其在传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 安文思; 耶稣会; 传教; 西洋科技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456 (2006) 0220075206
安文思(M agalhāes, Gab riel de) , 字景明, 葡萄牙人, 1609 年出生, 16 岁加入耶稣会, 后被耶稣会批准到东方传教。1634 年, 安文思抵达印度果阿,完成修辞学及哲学并晋铎。之后, 在修道院教授修辞学。1636 年, 安文思申请赴日本传教。途经澳门时, 视察员神父命他留在圣保禄学院教授修辞学。1640 年前往当时副主教的驻扎地——杭州。从此,
他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7 年的传教历程。作为极为虔诚的天主信徒, 安文思为17 世纪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然而, 在教会及教史学界, 由于耶稣会内部的档案资料长期未能公布, 故对安文思的评价颇多微词。国内的安文思研究则局限在对他的《中国新史》及与张献忠的关系上。本文拟搜集中西文献档案资料, 对这位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作一系统考察, 以补国内研究之不足。 一、四川、北京两地的传教活动 明中后期天主教传入中国后, 经利玛窦(M ath ieu R icci) 等一批西洋教士的努力, 天主教在中国已经获得了一定规模的发展[ 1 ] (p 214)。这正是安文思进入中国内地时全国天主教发展的形势。 1. 四川传教 天主教的四川开教始于利类思(Lou is Buglio) 神父。利神父1640 年进入四川, 在礼部尚书刘宇亮及四川省官员的帮助下创建成都传教区, 并在成都置“教堂及住院各一所”。1640 年经利神父受洗者有30 人, 其中有明朝皇族一人教名伯多禄者全家入教, 成为四川成都教区的基石。
1642 年8 月安文思来到成都全力协助利类思进行传教, 他们二人曾先后前往保宁、重庆等地开教,“在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 为教友领圣事、诵经之处”[ 2 ] (p5- 6) , “并且在附近城镇设立小学多所。”[ 3 ] (p 236) 经过安、利二神父的共同努力, 该地教
务出现一片兴旺景象。“受洗者日增, 有武官姓阎名J en2tou 者入教, 教名多默, 合家随受洗。阎某既入教, 复其他官吏数人随之入教”[ 3 ] (p 236)。据古洛东的资料:“当时奉教者不但在成都、保宁、重庆三处城内仅有, 即三城所属之州县亦有, 盖当时各处城厢已设有经堂故也。”然“成都教务较各州县尤为兴旺”[ 2 ] (p6)。四川在中国境区之中, 毕竟是一较为保守封闭的内陆省份, 再加上该地延续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 天主教这一异质文明的闯入及在四川腹心地区的逐渐兴旺, 顷刻间即变成洪水猛兽, 且天主教所提倡风俗礼仪与中国传统完全悖逆, 特别是与当地的佛道文化严重冲突, 一场由僧道阶层和部分官员发起的排教运动也就汹涌而来。这一排教案持续了三个月, 最后在奉教武官阎多默及汤若望的朋友成都知县吴继善的保护及辩护下, 再加安、利二神父撰写为天主教辩护书, 并将京城徐阁老(光启)、杨翰林(廷筠) 早年完成的为天主教辩诬之书,散发宣传, 这场仇教风波才日渐平息, 后官府还将滋事之人治罪, 使“圣教在川略享太平”[ 2 ] (p14)。不过这种短暂平静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1644 年9 月, 张献忠进入成都称大西王。在成都知县吴继善的举荐下, 张献忠“强以官职、衣服、俸禄授二神父(安文思、利类思) ”[ 3 ] (p237) , 且赐“天学国师”[ 2 ] (p21) 称号。从此, 安、利二人一边为张献忠提供各种服务, 一边在四川开展传教活动。但是他们经常遭受仇教者的攻击, 有时连性命也受到威胁。[ 4 ] (p 325) 然而,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安文思也从未弛于教务。他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 进行传教。他曾利用偶遇献忠岳丈父子的机会向其宣教,父子二人遂被感动。不久以后, 便主动请求为其领洗入教。二位领洗以后, 便能“遵守教规, 善尽职守,不特为善教友, 亦且立好榜样。”[ 2 ] (p 26) 此外, 安、利二人在随张献忠行军的途中, 也多次拯救教友及一些异教徒。因之四川传教业绩十分显著:“所奇者两神父在成都遭此大乱, 犹能传教救人, 授洗至一百五十之多。内有某大员, 举家三十二口, 同日授洗。”[ 5 ] (p 128) 但因他们在四川的传教工作是属于开创性的, 所以这一时期四川传教事业从规模到建制均处于原始阶段。 2. 北京传教 1647 年1 月, 张献忠死于清军的箭簇之下, 安、利二人被肃王豪格部下俘获, 幸肃王豪格与汤若望相善, 在俘获过程中亦受“善遇”[ 6 ] (p 43)。1648 年随清军进入北京[ 7 ]。安、利二人因在张献忠政权担任伪职的关系, 为安全起见, 进京
后即留在肃王府中当差一年。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 肃王府变成了他们宣教的场所。肃王之妻妾们见二位神父品行端正, 超凡脱俗, 且觉得所讲教理颇有道理, 因之逐渐被感化。“妃与仆婢多人, 遂领洗入教”。此后, 肃王府中的人更加敬重两位传教士, 以礼相待, 不再把他们当作奴隶看待, 并且准许他们在京城各处随便传教, 只是规定不准离开京城。[ 5 ] (p 155) 1649 年, 二神父又被送到光禄寺固山佟国纲家中供职。佟国纲与其弟佟国维对他们宣讲的教义也深信不疑。佟氏兄弟虽迫于压力“不肯遽尔受洗”, 但却“家中供圣母像, 像前常燃烛致敬, 累年不懈。”[ 5 ] (p 155) 二神父一方面宠辱不惊、完全忘我地投入到北京的传教事业, 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利玛窦传教时采用的上层路线, 即利用自己深居宫苑的条件对满洲上层贵族传教, 并获得了成功。“两神父在京传教, 数年以后, 教友渐多。”[ 5 ] (p 155)
安、利二神父在京的事迹逐渐传入皇宫, 受汤若望影响极大的顺治帝在汤若望多次请求下, 于1655 年恢复了他们的自由。据《安文思传略》: “他们在京城一直住了七年才为皇帝所知。但当皇帝知道他们的身份后, 以极大的善意对待他们, 赐给他们一所房屋、一座教堂、薪俸及金钱。”[ 8 ] (p 184) 教堂并非顺治所赐, 据《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皇上赐给房宅一所( 原注: 或即建堂之处) , 银米若干。”[ 5 ] (p 155) 而安、利二神父的上书则称:“赐银米养赡, 房屋虔修。”[ 9 ] (p 487) 安、利二神父即在顺治帝所赐房屋基础上, 由肃王侧福晋Simon 之母Ju staTchao 与一位宗室出资修建一座教堂[ 3 ] (p 241)。这里提到的宗室很可能是指佟家。另据鲁日满的记录,安文思修建教堂还曾获郑芝龙的帮助:“(郑芝龙)一到京城, 此时, 正好有两个我会的宗教人士安文思和利类思来到京城。⋯⋯尼古劳(郑芝龙的教名) 对二人特别尊敬、友善, 亲自登门拜访他们。他眼看二人一贫如洗, 首先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住处,还在里面为他们建妥一座教堂。最后, 还友善慷慨地为他们配备了仆人和一切用具。”[ 10 ] (p 23) 此教堂供奉中国主保神圣人若瑟, 故名圣若瑟, 即后之东堂。关于1655 年安、利二神父修建地东堂情况, 中外资料均未见报导。葡萄牙学者巴斯多(JoauoBasto ) 提到东堂时称:“这座礼拜堂只知道是爱奥尼亚建筑风格, 是供奉圣约瑟的。[ 11 ]安文思所建之东堂于1720 年的地震中倒塌, 后由奥籍教士费隐(Xavier2Eh renbere F ridelli) 神父主持重建, 于1721年落成。重建后的东堂是十分壮观的欧式教堂, 堂有“自鸣钟楼”, 楼下有“日晷石一双”, 还有一三层楼的观星台, 内置各种西洋仪器, 堂内还有郎士宁所绘壁画, 当时人称:“此堂置于罗马, 亦无愧色。”[ 3 ] (p 619) 东堂在建成之后, 成为安文思、利类思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同时管辖京师及近畿地区的教务。在二位神父的努力下, 该地区的传教形势一片良好。“一六六三年京师受洗者五百人, 近畿受洗者千人。次年受洗者七百人。”[ 3 ] (p 257)
在北京传教期间, 安文思神父除在宣教时口述讲道之外, 还同样勤奋地用布道和文字使灵魂得到皈依。他曾写过几篇文章, 并把圣托马斯·亚基纳的《复活论》译出, 因此而受到极大的赞扬[ 12 ] (p289)。目前所见安文思这一期间的天主教教理著作仅两种, 一是《超性学要》神学简编两卷; 一是翻译圣多玛斯的《复活论》两卷[ 8 ] (p184)。
1677 年5 月6 日, 安文思于北京逝世。康熙帝为他安排了隆重的葬礼:“⋯⋯二十四名吹鼓手携带种种乐器跟随他们, 为写在黄缎上的圣谕作前导, 圣谕用担架运送, 用各种色彩的二十四匹缎子包裹⋯⋯”[ 8 ] (p 186) 这是一场将天主教教徒的葬礼同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揉合在一起的中西合璧式葬礼仪式。它不仅意味着对死者的尊敬, 更意味着基督信仰在北京的复兴。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康熙治内, 对于继续留京的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来说,希望的曙光终于出现, 天主教的信仰不但很快又恢复了她的生命力, 而且在此时期, 传教士能自由而公开的传播基督福音。”[ 13 ] (p5) 二、掀起耶稣会内反对汤若望和南怀仁的风暴 自1648 年安、利二神父进京后, 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耶稣会内刮起, 这场风暴直到汤若望逝世后才基本平息。随之, 又对汤若望的追随者南怀仁进行猛烈攻击。而这场风暴的主要制造者就是安文思神父。为什么安文思要制造这场风暴? 1. 先谈安文思与汤若望的矛盾 安、汤之间的矛盾起源于两点: 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安、利二神父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 二是安文思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
关于第一点, 根据邓恩(Geo rge H. Dunne) 公布的资料:“(汤若望) 第一次得知, 利类思和安文思因为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 而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汤若望将这些事实报告给傅氵凡际(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长) , 他以他坦率的个性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一旦落到暴君手中, 他们应该宁死也不接受官职。”[ 14 ] (p310)
安、利二神父接受张献忠的官职完全是迫于无奈, 他们当时没有任何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据安文思自己称, 他在张献忠政权中两年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 14 ] (p 309)。在极度痛苦状态中煎熬出来的安文思当然忍受不了汤若望直率的批评。另外他看到汤若望得到顺治帝的各种特殊优待, 而自己虽然在北京有自由活动的权利, 但名义上仍是阶下囚, 充当满洲贵族的奴隶。这种地位悬殊所带来的心理不平衡, 再加上汤若望直率且没有考虑实际情况的批评, 必然引发安文思对汤若望的反弹。于是, 安文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不依不饶地紧咬汤若望在清廷任职之事进行攻击。邓恩称:“安文思极端地憎恨汤若望对他的指责。他认为, 他在被迫的情况下, 为张献忠服务与汤若望在北京为满族人的政府服务没有任何区别。”[ 14 ] (p 311)
关于第二点, 汤若望营救安、利二神父不尽力之说, 应该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是安、利二神父被俘后, 豪格询其是否认识汤若望, 文思答曰:“是我长兄也, 由是被善待, 命部将妥为看护。”[ 3 ] (p 256- 257)
这就是说, 安文思在当了俘虏后, 由于汤若望的原因, 并没有受到清军的虐待。
第二, 1647 年, 汤若望得知安、利二神父被俘的消息, 立即写了一份奏折, 要求释放二位神父。但是当时耶稣会中国北方传教区负责人傅氵凡际考虑到汤若望在当时提出营救二神父之事是不合时宜的, 故阻止了汤若望将奏折递呈摄政王多尔衮[ 14 ] (p 311)。作为耶稣会整体考虑, 如果当时提出对叛军官员的营救, 很可能会影响到汤若望在清宫刚建立起来的地位, 而不利于耶稣会的发展。
第三, 分析顺治六年(1649) 汤若望的奏折亦可看出其中原委:“望有同教友二人见在光禄寺, 蒙皇恩留养, 系大兵从四川带来者, 望不知其情节, 从未到寺往看, 因遵朝廷法禁故也。今外省教友徐徐来京, 欲与望同居, 望不知其缘来, 又不能阻彼, 望是以小心谨慎⋯⋯”[ 7 ]从汤若望所说的“因遵朝廷法禁故也”、“望是以小心谨慎”这番话可看出他并不是无心营救安文思、利类思, 而是当时耶稣会逐步适应清王朝的一种谨慎对策。他的谨慎是建立在对中国当时混乱局势分析基础上的。当时正是清政府建立初期, 局势很不稳定, 已经跻身于朝廷的少数传教士也是朝不保夕, 受耶稣会指令进入清廷任职的汤若望虽开始被顺治帝信任, 但握有清廷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仍对西洋教士持怀疑态度, 稍有不慎, 耶稣会所做的努力将会功亏一篑, 甚至整个教会都会受到牵连。所以他认为应该遵守大清的法令, 争取一个合法进京的机会,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全在华耶稣会的安全, 巩固他们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基于当时形势, 汤若望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安文思对汤若望的不断攻击与诽谤在当时的中国教区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 这场风暴甚至影响到耶稣会的上层。1649 年5 月20 日由傅氵凡际起草并有安文思等人签名的攻击汤若望的报告, 寄给当时在杭州的传教会副会长阳玛诺。这封信的主要
内容是:“汤若望神甫为已经宣誓守四诫的耶稣会士, 如果预先根据教规向他所下的一个警告再要无所裨益时, 他便要认为不知悔悟与不服会规, 开除于耶稣会之外。”[ 15 ] (p404) 并且列举了包括接受为教会及修会所禁止的官差职位等11 条罪状。同年8月, 安文思完成了用拉丁文写的反对传教士出任钦天监正并编写中国历书的文章, 赢得一部分耶稣会
士的支持。
由安文思为其在张献忠府中任职的辩护可以看出, 他并不反对传教士在中国担任世俗职务。为了将汤若望赶出北京, 还提出让卫匡国作汤若望的替补,“其后, 利类思和安文思竟致自行向朝中, 推荐他们自己充任数学与天算之职务。”[ 15 ] (p 401) 这与他用天主教四戒的信条来攻击汤若望的做法自相矛盾, 所以反对担任世俗职务只不过为他解决与汤若望之间的个人恩怨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另外, 安文思还在对汤若望的私生活上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关于安文思攻击汤若望私生活之事, 美国学者邓恩披露了一部分资料, 但未公布原文。近年, 金国平、吴志良则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们翻译了L e pere Gab riel deM agalhāes,un jesu ite Po rtugais en Ch ine au XV II siécle (十七世纪在华耶稣会安文思神甫) 一文中披露的安文思
资料,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认识。
最早揭露汤若望私生活内幕的是与他同时期在清廷中供职的传教士安文思和白乃心, 尤以安文思为甚。安文思曾指责他“不仅仅喜欢女色, 还沉迷男色”。就在这一份文献中安文思还揭露了汤若望很多淫秽生活的具体事实。而且, 在同时代的教会
人士中还有很多人均对汤神父的私生活表示不满。
当时在北京的郑芝龙也说:“汤若望神甫根本不像其他神甫们那样是一位耶稣会神甫, 就连一个澳门世俗葡人都不如。”①
对于安文思所披露的汤若望私生活的情况, 教会内部一直都有争议。虽然, 安文思与汤若望有矛盾。但是, 安文思素有“正直诚实”的品质[ 16 ] (p 237) , 且是一持戒严谨的传教士, 天主教戒行之一就是不许说谎。因此, 教会中邓恩等人攻击安文思凭空捏造事实诬陷汤若望, 这是对安文思评价失实。安文思有可能存在心胸狭小的一面, 但捏造事实, 诬陷汤若望则不可能。邓恩虽然为汤若望进行全面的辩护, 我们认为, 完全有可能是出于教会的立场, 出于维护在华传教事业及其教会的整体形象。一言以蔽之, 过去教会对神职人员私生活缺点方面向来均以不公开、默认或掩盖的态度, 完全是一种护教心态。 2. 再谈安文思与南怀仁的关系 1660 年南怀仁(Ferdnand V erb iest) 作为汤若望的助手而调进北京, 故南怀仁与汤若望的关系十分密切。当安文思等人攻击汤若望时, 南怀仁是站在汤若望的立场说话的:“他忍受了如此恶毒的诽谤与中伤。仅此一项, 我就认为他应该得到这个荣誉。我毫不犹豫地请求给他这个荣誉⋯⋯”[ 14 ] (p 320)
南怀仁对待汤若望的立场也许是安、汤门户之见所引发的安文思对南氏的意见, 但清廷起用南怀仁继汤若望之后为钦天监正而不起用他这位也懂得“数学与天算”的西洋人, 则可能也是引发安文思对南怀仁攻击的原因。据费赖之神父称:“他(安文
思) 曾给南怀仁神父造成不少内部纠纷和麻烦。关于南怀仁神父就任钦天监监正一事, 原无抵触耶稣会典精神之处。但安神父喋喋不休, 谁也无法说服,一再向上级指控南神父贪图爵衔, 有违四大显愿。[ 12 ] (p288- 289) 南怀仁曾说, 尽管他与安文思、利类思一同工作, 一起给人送礼, 但常常是人们把他们三个人共同所做的事都归到他一人身上②。
透过上述细节, 我们多少会看出, 安文思与汤若望、南怀仁之间的矛盾冲突, 除了他们各自对于天主教神职人员戒行认识的不一致外, 双方在清廷中的地位悬殊而产生妒忌的个人狭小心胸应占有一定成分。因此, 如何准确评价安文思与汤若望、南
怀仁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之事, 既要抛开教会立场的价值评判标准, 又不能离开当时天主教中国传教的历史环境; 更不能因为汤若望为当时中国天主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为伟人讳”。 3. 历经杨光先教难、为汤若望昭雪 顺治帝的逝世, 使西方传教士们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不久, 各种反教势力就联合发动了一场政治风暴——杨光先教案。这是安文思在中国遭受的一次更大的来自官方的排教运动。钦天监官员杨光先在鳌拜等守旧大臣的支持下, 向汤若望、安文思等人发起进攻, 遂“将汤若望锁拿问罪, 其会友利类思(字再安) , 安文思, 南怀人(字敦伯) 三人, 亦俱囚禁刑部,以议处。”[ 17 ] (p365) 1665 年, 刑部判处汤若望凌迟刑,安文思等人各应杖一百, 驱逐朝外。后因孝庄太后的干预, 汤若望、安文思等四人得以留京。1664 年,杨光先又发表《不得已》攻击他们。为了应战, 安文思和南怀仁修订了由利类思撰写的《不得已辩》[ 18 ] , 公开出版。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中,安文思、利类思始终同南怀仁站在同一条战线。杨光先教案被粉碎后, 康熙帝下令在此期间受迫害的人都可以直接上述, 陈奏冤情。此时, 安、利二人虽然对汤若望仍心存芥蒂, 但是为了捍卫其共同的事业, 仍能以大局为重, 不计前嫌, 同南怀仁共同商讨、起草奏疏, 极力为汤若望申辩“⋯⋯况若望乃先帝数十年勋劳荩臣, 罗织拟可, 使忠魂含恨。⋯⋯思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 狐死兔悲, 情难容已⋯⋯”[ 19 ] (p995- 1002) 可见, 为了共同的传教事业, 安文思更多的是考虑大局, 故极力要求给予汤若望“恩赐昭雪”。再从“思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 狐死兔悲,情难容已”之言语来看, 安文思等要求平反汤案之冤屈确是出于真情, 且将自己与汤若望置于同一立场上。最后,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 汤若望案终于得以昭雪, 恢复了生前的荣誉。 三、传播西洋科技及对17 世纪中国的介绍 利用西洋奇器的进献, 吸引中国统治阶层及上流社会人士的注意, 并满足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心与好奇心, 从而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这是明后期利玛窦以来制定的天主教传教路线的最重要方策之一。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进入明清
宫廷的成功, 完全验证了这一方策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相吻合。
安文思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西洋传教士,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 他不仅懂得天文学、算学, 还精通机械制造技术, 而且他也是利玛窦路线的积极推行者。
安文思入华后在四川传教, 竭尽全力地为张献忠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主要体现在: 第一, 数学知识。张献忠曾多次向安文思、利类思二位“询(问) 西学”。其中“问算学之事甚多。”[ 2 ] (p 22) 第二, 天文历法知识。安、利二人曾奉张献忠之命为他“制造天体仪、地球仪、平面日晷各一具”。“天体仪上著录恒星、行星、黄道之部位、中国之二十八宿附焉”[ 3 ] (p 237)。1646 年, 张献忠又命二神父再“造天球一具, 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 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 2 ] (p48) 安、利二人还把望远镜献给张献忠看。“献忠每仰视天上, 俯察四方, 常用千里镜照之。此时此镜罕有, 百官皆视为至宝。”[ 2 ] (p33)
第三, 世界地理知识。安文思、利类思在为张献忠造地球仪时, 也向他传授了世界地理知识。“司铎详明地体浑圆之理, 并引证多据以明之。”[ 2 ] (p33) 他们在球上绘出了五大洲的位置, 标有经纬线, 并著录各国及城市的名称, 还附各种重要遗迹的说明, 使张献忠大开眼界, 因而对二人大加赏赐。
由于汤若望等人前期所做的工作, 到安文思进京时, 清廷的最高统治者顺治皇帝已经开始对天主教抱有好感。安文思在自己获释后, 立即利用这一时机日夜忙碌制造各种新奇、精巧的西洋工艺品进呈顺治帝[ 8 ] (p184)。明清之际, 传入中国的西洋奇器中, 钟表和机械玩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擅长制造钟表和机械玩具的耶稣会士倍受恩宠, 往往被留在宫中为王室效力。安文思也因此之故而被顺治帝正式留在宫中修理制造钟表和各种机械。康熙继位后, 他还向康熙帝献一自鸣钟,“每小时自鸣一次, 钟鸣后继以乐声, 每时乐声不同, 乐止后继以枪声, 远处可闻。”[ 3 ] (p258) 还为他造一自行人,“像内置机械, 右手执剑, 左手执盾, 能自动自行, 亘十五分钟不惜。”[ 3 ] (p257) 清初统治者对这些西洋器物的爱好很大部分原因是个人兴趣使然, 而这一点正好为在宫中服务的传教士所利用。他们在为王室制造各种仪器的同时, 宣传基督教教义。但是, 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 外来宗教信仰是很难渗透进去的。这就决定了科技传教方式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
果, 不过这些长期为宫廷服务的受皇帝宠爱的传教士们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会影响统治者的宗教政策。
顺治、康熙同传教士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对天主教宽容的态度足以说明这点。还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 传教士制造这些西洋器物进献清廷, 对于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西方科技传入中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安文思不仅为传播西洋科技知识进入中国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完成了几部至今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关于17 世纪中国介绍的学术专著。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即《中国新史》。此书原名为《中国的十二特点》, 重点记述了明末清初的历史和社会状况, 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礼仪风俗、城镇特点、官僚贵族体制和皇城建筑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其中对北京的介绍最为详细。这部书的主要特色包括: 首先, 在早期汉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安文思优美的文笔尽显其深厚的语
言及文字功底, 且开了欧洲人研究中国地方志的先例。《中国新史》对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官邸民房及皇宫、寺院的详尽描述, 推动了早期汉学对地方志研究的发展。其次, 其学术性也大大增强。这些特色奠定了安文思在西方早期汉学研究史上的地位。
第二部是《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纪要》。此书原文为葡文, 安文思1651 年完成, 后由卫匡国神父将抄本携至欧洲, 一本存于科因布拉大学, 一本存于罗马耶稣会①。这本书主要叙述作者与利类思在张献忠起义军中的经历和见闻, 对于研究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的活动、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争及社会状况, 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原书不得见, 但1866 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曾称他在上海见耶稣会神父出示一抄本, 记载安文思、利类思二位神父开教四川的情况, 并据此写了《圣教入川记》, 因而《圣教入川记》保存了该书的主要内容。
第三部是《中国、鞑靼皇帝驾崩及继位简记》。安文思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揭露了关于顺治帝驾崩和康熙帝继位的一些内幕。其外, 他尚著有《中国文字与中国语言》、《从江南到四川行程中的见闻》(此书未见传世) 和《关于1664 年后的教难情况》。[ 12 ] (p2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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