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世民其人
历史伟人总是时代背景和个人素质综合作用的结果，李世民也是如此。在前两章考察了隋唐之交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试图理解这种历史背景和个人素质是如何互相作用的。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前人的论述中探求李世民的个性的时候，却发现这绝非一件容易的工作。从主流上来说，对李世民其人以正面评价为主，但均集中于其文治武功，而在个性方面施墨很少，且往往空洞乏味。从这些主流描述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面目模糊的明君，而难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在主流描述之外亦有很多反面意见，它们一般标新立异，带有哗众取宠的色彩，但是却带有更多人身分析的因素，有时也不乏合理性，仅仅是过于夸张了某一因素而缺乏系统的分析。所以我们不妨从这些略显荒谬的言论入手加以剖析，然后通过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来了解李世民的个性。
一、对李世民的人身非议 对李世民的非议往往集中于道德层面，虽然对这方面进行集中批判的往往是一些档次不高的文章[1]，但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些观点其实都不难在著名学者们的著作中找到渊源。大体上，对李世民的道德非议可以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 1、玄武喋血 毋庸置疑，从通常的道德意义上来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人生最大的污点。这方面最猛烈的抨击来自于王夫之： “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而太宗命直书其事，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乃以自信其大恶之可以昭示万世而无惭。顾且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谁欺乎？……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至于自敕直书，而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矣。”[2] 但除了重视通过血亲关系维系道德的传统儒生之外，在熟知古代王朝宫廷斗争残酷性的后人看来，则玄武门之变中的杀兄逼父大体上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即使从人情层面上说，李世民当时需要负担的已不是个人的生死，而是背后整个军功集团的生死荣辱。血缘带来的兄弟情义固然重要，战场上结下的兄弟情义就可以弃如敝履了么？如果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失败，尉迟敬德、程知节等天策府嫡系将领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两个集团之间的生死斗争中，纠缠于个人的人身关系实在格局未免太小了一些。 实际上，王夫之这一段文字最怨恨的地方还不在于杀兄刃弟的“穷凶极惨”，而在于李世民“直书其事”而不加掩饰，并且自信这种恶行可以“昭示万世而无惭”。在他看来，李世民应该采用宋太宗式的“烛下斧影”的曲笔，这样才有利于世道人心的教化。有趣的是，这种看法却又正好和李世民的所谓“改史”争议颇有联系。 2、改史疑云 关于李世民改史的说法的最早记录来自于《唐会要》：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3] 在这次尝试失败后，李世民在贞观十六年夏和十七年初又做了两次尝试，并在最后成功了： 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4]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点，其一，李世民很重视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其二，改史的内容集中在玄武门有关的部分。但是既然开了这么个口子，就难免有人怀疑存在大规模和系统性的改史行动。 比如黄永年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集中笔力批评他“公然指使臣下改史”[5]。黄书中援引《大唐创业起居注》来说明新旧《唐书》在很多地方贬抑了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的功绩，并将李渊描写为一个庸庸碌碌因人成事的人物，而将建成、元吉形容为“残忍”、“凶狂”[6]的反面角色。而且，黄书中还多处采用“李世民及其御用作史者”[7]、“经窜改删落仅存的史料”[8]、“苦于史料多经窜改与删落”[9]等措辞，似乎意在暗示李世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改史活动。 更有甚者，某些史家暗指“贞观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出来或者说吹出来的，李世民也远非历史上那么英明神武。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中，认为史家夸大“贞观之治”，主要论据是贞观中人口经济比隋盛时差太远，“比之隋极盛时的户数，还不到二分之一”[10]。黄永年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也因袭其师吕思勉的说法，称“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至其能致治平强盛，乃“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11] 3、忤逆伦常 如前所述，玄武门之变虽然是人伦惨剧，不过由于涉及政治集团的生死斗争而多少可以理解。但是在玄武喋血之外，尚有不少涉及李世民伦常的攻击。 牛致功在《唐高祖传》中不但花大量篇幅辩析“李世民改史抹黑李渊在建唐中的作用”，更在第十八章“太上皇的岁月”[12]里把贞观之后史料上每一处对李渊的记载都解读为李世民对父亲的羞辱、虐待。例如，牛书中将平东突后父子一起开酒宴奏乐起舞视为是“李世民有意安排……当众对高祖进行羞辱”。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按这种说法，李治在平定高句丽之后去昭陵献俘，莫非也是对李世民的羞辱？类似的逻辑还有，高祖不和李世民一起去避暑说明李世民“不念父子之情、不允许父亲一同避暑”；李世民请高祖一起去避暑但是高祖病了，那是“有意为难”。诚然，在玄武门之后李渊父子之间的关系肯定相当的尴尬，但是以此背景来肆意推测人心并断言李世民存心不孝，似乎有做传时为传主代入过深的嫌疑。 类似的，还有葛剑雄等试图将太原起兵时李世民的积极态度解释为对李建成的一种陷害，认为他早已试图“借刀杀人”[13]。显然在这种解释中李世民必然是一个亲情淡薄，居心叵测的人。此外，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后纳齐王妃杨氏的行为也常常被指责为违背伦常。 4、渐不克终 对于李世民的另一个指责是认为他在执政后期表现开始明显下滑。这种观点可以上溯至魏征贞观十三年的《十渐疏》，其中列举了李世民“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14]。这种观点亦为现代史家所广泛接受，韩国磐、黄永年等人皆是如此。赵克尧的《唐太宗传》一书的目录中便直接使用了“贞观后期不如前期”、“渐不克终”[15]这样的小标题。不过虽然《十渐疏》列了十条，但是如果落到实处都是态度和心态方面的问题。可能由于贞观之治很大程度上以纳谏为人所知，所以对这种态度问题的指责更是集中于拒谏饰非方面。史家往往用魏征在贞观十二年一段谏言来说明李世民纳谏态度的改变： “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15] 吴枫的《隋唐五代史》里面更是用了“暴露了本来面目”这样的提法： “贞观中叶以后，李世民开始改变其即位初年的作风，譬如曾有人谏止厚敛赋税，强征劳役，他大发雷霆，甚至要治谏者以谤讪之罪。类似事实，史书屡见，说明他逐渐的暴露了本来面目。”[16] 其次一个主要的指责之处则是征高句丽。实际上，传统史家对贞观朝的对外征伐一向持不太热心的态度。《新唐书》更是用了“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17]这样的措辞。只不过由于高句丽之战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所以尤其成为了攻击的目标。此外，高句丽战前褚遂良等大臣曾经出言劝阻而李世民不听[18]使得这次失败带有拒谏的色彩，而李世民战后大兴水军激发四川民变，更是使高句丽之战成为李世民晚年好大喜功、大兴土木致使“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19]、“民不能堪”[20]的典型事例。 此外，在选择太子问题上产生的诸多波折以及家庭悲剧，乃至武则天借李治上台后对李唐宗室的屠戮，亦常被用来作为其教子不当、晚年昏聩的一个例证。 5、人格缺陷 改史、好大喜功这些外在行为，其内因都指向李世民的种种人格缺陷。较多为后世论者提及的，其一为虚伪好名，其二为骄暴猜忌。 身为帝王，除了抱“死后任凭洪水滔天”心态的路易十五之外，大部分人还是注重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李世民由于是通过玄武门夺取政权，在合法性上存在先天不足，所以难免其一举一动被人怀疑是心虚之下的违心所为。再加上李世民本人有喜欢“作秀”的倾向，这样更难逃“虚伪好名”之讥。比方说，贞观二年关中蝗灾，李世民当着大臣的面生吞蝗虫并祈愿“移灾朕躬”，清人林云铭便怀疑他是以“纸草剪作蝗形”搞“假吞”[21]。贞观六年，李世民将在押死囚犯390人假释回家忙农事，来年囚犯全部按期归狱。北宋欧阳修专为此事写了《纵囚论》，认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并认为这种做法绝非“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的圣人之法[22]。王夫之对此事后来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唐代人口控制严密程度远过宋朝，所以欧阳修不能理解这些死囚其实无处可逃的窘境，其指责落在空处。但他最终也认为归囚原因是“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23]，还是认为太宗君臣在上下串通作秀。 对于贞观之治中异乎寻常的纳谏行为，亦有人认为它并非出于李世民本心，而是求名的行为。尤其是李世民对于谏臣魏征的特别优容，如打猎前听说魏征要来就取消行动、为听魏征谏言活活把一只鹞鹰闷死在怀、当面夸魏征“妩媚”等，也被人认为是作秀表现[24]，甚至将魏征和李世民的唱和视为君臣联手作秀。而李世民在魏征死后翻脸，“仆所为碑”[25]，更是坐实了平时虚伪求名，死后一时本性暴露的指控。至于作为君臣唱和之集大成者的《贞观政要》，更是被黄永年定性为史官“给唐太宗脸上贴金”的“无聊之作”[26]。贞观后期，大将李世勣是第一号军事重臣，李世民表面上对其器重信任，曾经剪下自己的胡须为他配药，又曾解下自己衣袍赐之，但临死前却先将李世勣贬出京城而授意李治登基后再大用[27]，这种做法往好里说是帝王心术，但也容易被指斥为之前的恩遇乃是“虚伪作秀”。此外，如果李世民的确主持了全面而系统的改史工程，那么一个虚伪好名的头衔自然也是跑不掉的。
除了虚伪好名之外，李世民还因为其个性中的骄暴猜忌为人诟病。吕思勉就认为“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卒难尽免”，并用李世民“待苏威之无礼”以及怒杀孔德绍、卢祖尚、张蕴古等事例来作为例证[28]。而刘洎、张亮、张君羡的死，则被认为暴露出李世民的多疑猜忌之心[29]，侯君集的死以及李靖、李世勣的一些遭遇亦可以做这方面的解读。在河东之战中在夏县的屠杀，也常被用来作为他嗜杀的依据。 6、指责的若干偏颇之处 以上分五小节罗列了对李世民的主要非议，虽不能说是全无遗漏，但是也勉强可以算是一个全面的概述吧。这些非议来自不同的人，基于分散的各个例子，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自然难以构成一个自洽的整体。比方说，王夫之认为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的记载上应该采用曲笔，秉笔直书是不对的；相反，改史说的主张者则指责李世民改史行为是虚伪和可耻的。类似的，认为李世民渐不克终的往往以他晚年倾向于拒谏为依据，这么说贞观初期纳谏是好的；相反，人品虚伪论者却指责贞观初年的纳谏是好名动机下的作秀，而虚伪作秀是不好的。这么一来，在这些批评面前李世民难免陷入一种左右为难，咋做咋错的局面。 而且就某个指责而言，也常常不乏立场偏颇之处。比方说，黄永年的主要论据是《大唐创业起居注》，将其作为可信度极高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强调李渊和建成、元吉绝非庸才。但却忽视了《起居注》写作于武德年间，其时李渊掌权而李建成的地位亦较为稳固，所以其叙事态度上必然会倾向于李渊和李建成。但是在《起居注》的行文中几乎是“大郎”、“二郎”相提并论，两人的地位等同几乎一目了然。考虑到《起居注》本身的偏向性和建成的年龄优势，自然不难得出在李唐开国定都的过程中李世民必然有超出其兄长的表现方会如此的结论。由此，简单地依据《起居注》来论证李世民改史攘父兄之功自然多少会有些问题。例如，黄书中基于《起居注》霍邑之战前的记载认为“建议暂回太原的只是某些文武官人，李渊并未有此主张”[30]，并指责《唐书》中采用曲笔。但是只要细看《起居注》原文，就能发现黄书在引了“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之后，竟然瞠然无视紧接着的“三占从二，何籍与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31]。很明显的，持反对撤军的正确意见的是李建成与李世民，“三占从二”已经确实地表明李渊是倾向于撤军的，由此才会有“几败乃公事耳”的感叹。这么看来，此处《唐书》作者的曲笔嫌疑倒是远不如黄永年的选择性失明来得明显。而且，就李渊在起兵反隋过程中的功劳被李世民“攘功”来说，相比于五代后晋时期修成的《旧唐书》，宋人所做的《新唐书》、《通鉴》更倾向于将李渊描述成一个怕事的大隋忠臣，而突出李世民的主动造反精神[32]。莫非，司马光、欧阳修也是被李世民指使的系统改史工程的一部分？实际上，黄书中的举出例子更多地接近作史者自发进行了传统的成王败寇式处理，而这种情况在史书中是非常常见的，并非贞观朝有何特出之处。所以，要说存在一个李世民指使的系统性的改史工程未免显得严重地证据不足和夸张其词。[33] 再比如说，李世民在贞观十四年攻克高昌之后拒绝魏征、褚遂良等人恢复高昌麴氏王位的建议，坚持采用建立州县的管理方式。到了后来西突厥入寇，他又表示“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34]。这个例子常常被用来作为拒谏的例证。但是如果事后从大唐对西域的整个开拓战略做一个系统分析的话，直接控制高昌而非羁縻就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这个例子可以表明是否纳谏不能仅看纳谏行为本身或者当事人一时的态度，而应该从政治和战略决策是否正确的高度来做分析。毕竟，谏言可能是正确的亦可能是错误的，有时候甚至会同时存在两方面的谏言。例如高句丽之战虽然有褚遂良等人劝阻，但是同样亦有李世勣等人持支持意见[35]，在做出战略选择时李世民显然不能以纳谏与否作为考虑的依据。而且，如果细究魏征、褚遂良等人的谏言，我们会发现其内容大多是一致性地反对扩张和对外征伐的，这就又涉及一个对贞观朝对外战争是否“好大喜功”的态度问题了。 对于贞观年间的对外征伐，主流的传统史家多不持赞赏态度，前引《新唐书》中的评论就是一个例子。但若以现代的视角，若无贞观初年的征服，则“汉唐余烈”难保不成为一句空话。具体到非议众多的高句丽之战，之前由于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36]中提出的基于1840年国界为基准的理论，史家对容易导致纠纷的高句丽之战的态度难免暧昧。随着现在中韩之间对高句丽历史的争夺，中方学界日益倾向于将高句丽看做中国边疆政权[37]，对作为统一战争一部分的高句丽之战其正义性和必要性就会有全然不同的解读。而且，如果将唐王朝与高句丽的整个战争采用一个长期的视野的话，李世民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挫折。相关的具体分析留待后续章节展开，这里仅仅想指出，以往很多限于战争成败而来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是过于肤浅的。 另一方面，所谓渐不克终的批评一般是针对李世民个人的态度问题，但如前所述，是否应该纳谏需要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辨明是非。如果采用对唐王朝整个国家而非纠结于人身的视角或者某些事例，那么就不难看出贞观后期唐王朝的国势依然承接前期的势头蒸蒸日上，而此后高宗朝初期亦继承了贞观时期的主要政策而取得了永徽之治。若以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对李世民渐不克终的批评更像是道德性质的攻击而缺乏真实的意义。至于那些对纵囚、纳谏等事迹的“作秀”指责，亦未免过于诛心。不务实不尽责而好面子工程，可以算做作秀，但李世民大多是切实纳谏，而贞观之治时期的政绩更是实打实的，所以应该说他行事夸张则容或有之，说作秀未免责之过切。而且关于纵囚，清人赵翼有一篇《纵囚不始于唐太宗》[38]，共举后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正史和笔记所记官吏、皇帝纵囚之事共二十余条。可见纵囚此事并非“虚伪好作秀”的李世民独家为之，而且很可能也并非欧阳修所断定的“此岂近于人情？”。 以上仅仅是通过几个例子表明这些指责亦存在不少偏颇之处，不可简单地接受之，并非想要全然否定其中亦存在一些合理性。而且由于本章乃至本书的目的并不在此，限于篇幅也难以做全面的分析辩驳，姑且就此打住。 7、论迹也论心 本章想要关心的，是建构一个全面而有血有肉的李世民形象，或者说，对其性格乃至人格做一个尽可能全面系统的解析。所以上述指责虽然不乏偏颇之处，也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但是所有这些指责基本上还是有脉络可循的，而这样一个脉络正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建构的出发点。这些指责大体上可以按两个范式总结出来。 第一个分析范式是典型的封建帝王+历史局限性的范式。吴枫的一段评价很经典的表达出了这种范式： 范式一：“应当肯定，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适应着新的历史任务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李世民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本质上和历代帝王没有区别，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外侵略弱小民族，对内镇压人民群众。他的一切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作为，严重地受到阶级属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39] 显然这种评论肯定是政治正确的[40]，但是也是面目模糊的。上述引文中的“唐太宗李世民”几乎可以随意替换成曹操、赵匡胤、朱元璋等任何较为成功的封建帝王而不出现什么错误，可见其中模板化程度之高和内含信息量之少。形象的说，如果我们有幸和李世民面对面交往，这样一个评论对于我们了解其为人、性格、行事作风，并决定如何和他打交道不会有任何帮助。这种不足是先天的，由于在这一模板中，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英雄人物的作用是次要的和适应性的，从而其人身特征只有通过历史潮流的筛选机制之后才是有意义的。这样，千人一面性质的评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将道是一个带有极大个人色彩的混合体，不去试图深入地了解李世民的个性、心理等人身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其进行判断和做出决定时内在驱动力。 事实上，早有大陆之外的历史研究者指出过这一问题。香港学者黄约瑟在评论三本唐太宗的个人传记便提到： “不论李世民的功绩有什么可以商榷之处，三书作者均没有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正因如此，论者在分析研究对象的阶级性之余，更应兼顾其个人特殊性。三书在不同地方，曾数次触及李世民的性格。例如胡著认为唐太宗“可以放下国君的架子……关心下面的生活和疾苦”（120页）。赵、许著觉得他性格豪放、意志倔强（6页）。袁、王著以为李世民不拘小节（7页），有人情味（214页）。将这些君主个人特质、作风及与当时政治现象关系同时考察，是饶有趣味和意义的。……如何在个人特殊性与普遍阶级性间划出界限，不是易事。这些疑问不会有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唐太宗虽然是个政治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都要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去考察。 如果说揣摩李世民的个人特点，有助了解其行为本质，则最困难的部分，莫过于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否定这方面的探索，对古人有欠公平，政治家没有理由不可以和文学家受到同等对待。唯其明白他的思想、感情，读者才得到一个有血有肉，有立体感而非平面图的唐太宗形象。”[41] 而美国学者黄仁宇在论及贞观之治时亦提到： “现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者，可称为“生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下，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super-ego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时受父母这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ego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会价值。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42] 虽然两位黄姓海外学者早已提到了这一问题，但在李世民的性格和心理分析方面的前人成果依然寥寥无几。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分析又大多以前述的道德指责和人身非议为基础，从而形成了第二个带有一定人身攻击性质的分析范式。这个分析范式中，李世民被描述成一个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人： 范式二：由于通过血腥的玄武门政变上台，使得他的政权缺乏合法性，而血亲相残又使他背负了道德罪名，这两者的综合作用给他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必须通过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才能摆脱这种心理阴影。在这种心理驱动下，他压抑自己的本性，做出了大量虚伪好名的行为[43]，并通过系统性的改史来粉饰自己。这种对本性的压抑是违背自然的，所以其“骄暴”、“奢侈”和“好大喜功”的本性依然时不时显现出来，尤其是到了晚年更是如此。与此同时，虽然他目标特质突出、行为指向性强，表现出强大的自控力，但内在的心理压力亦给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很可能患有神经衰弱和焦虑症。[44] 8、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存在一些缺陷，应该说前述两个范式并非没有合理性，也在试图将李世民其人的功业和性格结合起来做一个整体分析。以黄约瑟的引文为例，其中亦会提到李世民“性格豪放”、“意志倔强”、“不拘小节”等等性格特质。但是应该说，第一个范式未能将性格分析和伟大人物+历史局限性的逻辑构成有机联系，所以难免显得面目模糊。第二个范式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首先指出了玄武门带来的心理压力和驱动力，其次建立了一个“生理之自我”和“社会之自我”之间的作用机制，对于理解李世民的内心世界有着很大的帮助。 然而第二个范式亦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很难想象贞观之治的开创者是一个躲在自己虚构的外壳下有着严重心理问题的可怜虫。除非如某些极端的改史论者那样认为贞观之治是一种改史之后的虚构，或者如吕思勉那样认为贞观朝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客观因素，只需要有“中材”即可办到，所以李世民的人身因素是次要的。然而，如前所述，认为存在一个系统性和大规模的改史工程无疑是太过偏颇的；而吕思勉的客观因素论则忽视了人身的因素的重要性，本质上是第一种范式的极端化和庸俗化罢了。吕思勉所谓“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45]，莫非唐太宗面对的客观形势之好能好过隋炀帝不成？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如果李世民的确如第二套范式所言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如非议者所言存在严重的性格缺陷的话，那么他何以能够团结名将贤臣于身侧，以隋末板荡之后的残破中原，在实现国内政治经济高速恢复的同时取得辉煌武功？可能的解释无非有二，其一为分析范式基于偏颇性甚大的人格指责，本身对心理压力的影响亦有所夸大；其二为李世民本身尚具有大量的优秀个性品质，足以扭转范式所指出的不足。而这两个可能，均意味着第二套分析范式存在着对李世民心理的某个侧面过度解读的倾向，而对另一些侧面则过度简化或者忽视了。 第二个范式的过度解读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在玄武门的心理影响的分析上显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它过于夸大了其影响，将其错误地将其放到分析的中心位置。玄武门之变肯定对李世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其力量是否能深远地改变他的长期行为是值得怀疑的。对于一个敏感柔弱的人或许是如此，但是对于一个粗线条的人则可能抑郁一阵子就没心没肺地丢到脑后。李世民就性格而言是应该是接近于后者的，所以武断地认定玄武门会产生深远而长期的心理影响，有无视个人特质强套模板的嫌疑。其次，过度强调玄武门在李世民的“社会之自我”的同时，它虚构了一个“骄暴”为主的“生理之自我”。实际上，李世民的“社会之自我”绝非等到玄武门方才形成，在秦王时期他也并非是依靠骄暴本性行事的人。如果玄武门在“社会之自我”的形成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的话，我们就会观察到秦王时期与太宗时期存在明显的性格断裂的现象。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李世民的诸多性格特质是始终如一的，这种性格断裂并不存在。 总而言之，第二个范式和它所基于的人身非议有着相同的缺点，就是对某个因素或者侧面进行过度解读，并以偏概全地认为这是解开一切疑问的钥匙。但是在它所侧重分析的层面所做出的分析和结论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只需注意不要进行过度解读和过度简化。而且它对心理因素和个性因素的强调是很具有启发性的，正可以作为后续考察的出发点。
二、李世民的性格特征 前述第二个范式的分析中心是玄武门的心理影响，我们也不妨由此开始。显然喋血玄武、杀兄逼父对于任何人都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心理冲击，但是不同性格的人面对这种心理冲击会采用不同的措施来度过，有人会陷入自怨自艾之中，有人会迁怒他人，有人会自暴自弃，有人会自欺欺人。那么李世民到底是如何处理玄武门产生的心理挑战？应该说，他采用了一种接近自欺欺人的心理暗示式的做法，那就是将自己的暴行视为“周公诛管蔡”一样的义举。所以王夫之才会在《读通鉴论》中痛斥他“谁欺乎？”。 1、自信过剩 李世民的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到底有没有成功地欺骗到旁人或许很难说，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成功地欺骗到了自己，并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而对于玄武门之变的细节秉笔直书就说明了他自己是相信这一点的，而且自信这一说法亦能为旁人所接受。王夫之哀叹他“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乃以自信其大恶之可以昭示万世而无惭”，正说明了他这种自欺欺人较常人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这种自欺欺人乃是基于一种“天命在我”式的自信而来。 是的，李世民就是一个自信过剩的人。在武德元年成功击破薛秦雪洗了浅水原之败的耻辱后，他相信自己能收服薛仁果以补充骑兵实力之不足，故“与之射猎，无所疑间”[46]，这是自信。在武德二年刘武周席卷河东，李渊在屡战屡败下考虑放弃河东地区时，李世民上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47]，这也是自信。武德四年，师老兵疲的唐军在虎牢面对驰援而来的10余万窦建德军，大部分人恐惧犹豫提出退兵，李世民却力排众议取得了奇迹性的战果，这还是自信。在该次战役中李世民只带少量骑兵前去探查窦军营寨，对尉迟敬德说出的“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48]，满溢其间的依然是自信。而且，这种亲冒矢石以寡敌众的情况在秦王时期绝非一次而是屡见不鲜，他坐下的骏马因而战死的便有数匹之多[49]。对于一个方面统帅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一定冒这种生命危险，但是李世民却是乐在其中。这除了体现出李世民过人的胆略之外，亦可以认为他有着“天命在我”，自己定能平安无事的自信。 玄武门之后，李世民从秦王变成了太宗，这种自信并未稍减。武德九年，李世民刚上台不久，突厥趁唐王朝由于政权交替边防出现混乱，兵锋直逼长安陈兵渭水。面对十分险恶的形势，李世民轻骑独出与颉利达成“渭水之盟”，其中体现的个人素质除了勇气之外又怎能少得了自信。尤其渭水之盟后，李世民还对萧瑀大言不惭“虏若奔归，仗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50]。乍一看，这种豪言壮语似乎只是想为耻辱的盟约遮羞，但如细究当时的战场形势便会发现李世民其实并无一字虚言[51]，那么大言不惭自然就变成了冲天的自信。贞观四年灭亡东突厥之后，大胆地信用阿史那王族诸人为将乃至担任宫廷宿卫，而在之后的征伐中亦多有信重[52]，这也不可能没有自信的支撑。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决意征伐拥兵近三十万的高句丽[53]。面对着隋炀帝出动数十万乃至百万大军都多次惨败而回的敌手，李世民仅仅带了十万人就御驾亲征了[54]。当然这一次他是过于自信了，唐军虽屡战屡胜却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而就在出征辽东的前夕，西境的薛延陀却有不稳的迹象，李世民的做法是写一封信给真珠可汗：“今我父子东征高丽，汝能为寇，宜亟来！”。结果最后薛延陀被这种匪夷所思的自信吓得“遣使致谢”，后来面对高句丽“啖以厚利”的诱惑，薛延陀依然“慑服不敢动”。[55] 的确，在有些时候这种自信在常人看起来像是一种偏执狂。坚信只有自己才能拯救危局完成伟业，相信万事万物皆备于我，这似乎都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性格特质。但是如果这样的自信能够得到实绩的支持，却能够给身处相同阵营的友方以极大的鼓舞。实际上，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伟人大多会带有偏执狂式的自信，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开创伟业。富勒在论及亚历山大时便提到： “亚历山大也的确相信他自己是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的后代，是真正承受大命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天纵之圣。他的动机是真诚的，虽然他的任务是征服，但是他却希望能够尽量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他保留着对方的宗教，亲自到他们的神庙中去祭扫，因为他们的神也正像希腊的神是一样的，都是‘万王之王’。 ” “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种神意的使命，要使这个世上一切的人类都能和平共荣，共享太平之福。这当然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却比他一切的征服都更伟大。”[56] 虽然李世民在血统方面没有亚历山大的那种自信，但是在相信自己是“天纵之圣”或者带有“神意的使命”这方面应该颇有类同。有唐一代，基本上对外来文化和非汉族人员采用了宽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态度，这种宽容性应该说正是从李世民这里开始滥觞[57]。其中固然有五胡乱华后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但李世民个人的“天命在我”式的强大自信应该是这种开放包容态度的内在驱动力。 李世民多少应该是相信甚至敬畏天命的。武德七年，在一次艰苦地制服驽马之后他就得意地说“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后来还闹出一场风波。而从贞观三年某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李世民对天命的态度。当时有一个叫刘恭的人因为脖子上有个“胜”字，就自称“当胜天下”，结果被官吏抓了起来。李世民表态“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就把他放了。贞观二年，他亦对侍臣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尤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58]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出他对天命说所持的正面态度之外，还可以看到对“天命在我”的强大自信。没有这种自信的话，相信天命图谶的人反而会对刘恭的事格外敏感吧。当然，这种相信“天命在我”和“听天由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于李世民这样的人，他们大多会将遇到的困难视为上天给予自己的挑战，而通过努力来战胜这种挑战就是实践自己天命的最好方式。他们享受这种自信，并以此为傲，甚至可以说，其人格体系往往正是以这种超人的自信为基础的。 对于李世民而言，他同样会将玄武门带来不利影响视为上天的挑战，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励精图治克服之。其间可能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因素的存在，但绝不会如某些改史论者想象地那样躲到谎言构筑成的蜗牛壳中。因为这样的懦弱行为是他自己心理上无法接受的，可能反而会形成比杀兄逼父更大的心理冲击，甚至会导致自我厌恶与人格崩溃。这一点通过上述心理分析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么？ 2、倔强任性 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归”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遇到机会时会当仁不让，毫不退缩。正是这种当仁不让使得李世民在太子之争中最后没有选择放弃权力以全亲情，而是不惜兵戎相见。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种当仁不让就像是一个任性的小孩认定了什么玩具该属于自己的话那么就算撒娇耍赖也要拿到它，而如果被迫放弃的话就会死活咽不下不平之气。如果从李渊的角度来看，李世民很多时候真就是一个倔强任性的坏小孩。比方说，李世民在后来回忆武德末年李渊数次考虑要“黜退”这个次子的时候用了这样的措辞： “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59]。 正面看，这是李世民对受不得委屈的强烈个性的自我认识，正可以作为他倔强性格的注脚。反过来，知子莫若父，李渊显然也是熟知次子的倔强个性，并为此犹豫不决，不能下决心将他投散闲置。从家庭的角度来说，似乎也可以说当时李世民似乎是摆出了一幅“不如意就死给你看”的赌气架势。对李渊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又任性又喜欢撒娇的棘手孩子啊。 类似的例子，还有前述的“驽马”风波。在李世民说了那句话之后，李建成等人便唆使妃嫔诬告他妄言天命，李渊于是把他们兄弟召集起来，怒斥李世民：“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李世民的反应却是“请下法司案验”。即主动请求李渊把这个案子交给大理寺、刑部等执法部门公开审理。在当时的年代，贵族如果进入公开司法程序那是被视为受辱于“刀笔吏”，是对整个家族的严重侮辱，更何况李家此时已是皇族。其实，此时李渊更多是从父亲角度私下警告儿子，而非真要处理他。而李世民也是明知父亲宁可当场赐死自己也不会把自己送去“下法司案验”，他才提出这种方法来表示“我不服”，也可以说就是成心和父亲顶牛对着干了。这就反映出了李世民倔强任性的性格，一旦他自觉占理，那么即使面对君父也不肯委屈自己表示退让。作为一个下属，这种性格显然难以获得上位者的欢心。所以，在武德末年的宫闱斗争中，李世民基本上是一败涂地，最后才不得不在玄武门铤而走险。反过来，他上位之后对魏征这样喜欢忤逆上颜的人却颇为宽容，或许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吧。 倔强任性的人往往容易表现出认死理的性格特征，对于他们重视的原则往往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也容易走极端。吕思勉用李世民慢待苏威，怒杀孔德绍、卢祖尚来证明他有“骄暴之习”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细究这些例子不难发现其中却有微妙的差别。 首先是卢祖尚。李世民决定派卢祖尚去交州做刺史，但卢以交州偏远太辛苦，先答应去后来又反悔，李世民几次三番劝说不起作用，最后终于大怒当场斩了卢祖尚。这应该属于一时的脾气失控，事后李世民马上表示悔意和做出弥补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个人的死。这两个人，一个叫孔德绍，一个叫薛德音，都是大世族的子弟和名士，分别依附于依附于窦建德和王世充，掌管的都是文檄写作。李世民在一举消灭王、窦两大割据势力之后，立刻就把孔德绍和薛德音抓来以“为檄不逊”的罪名杀掉，其中孔德绍还是被扔下汜水楼活活摔死的[60]。孔、薛二人的死和卢祖尚之死很不同的地方在于：李世民不是一时怒气过头杀人，而且杀了以后他也不曾后悔。要说孔、薛二人最多也就是“文人无行”，对他没有实质上的伤害，如果像曹操对陈琳、武则天对骆宾王那样处置的话，不难留下一段佳话，然而李世民坚定地要杀掉这两个人并表示不后悔，究其原因除了咽不下这口气之外，应该还是切齿痛恨这种“卖文为生”的行为。 再一个例子是苏威，苏威是隋文帝时期的两大名相之一，治绩卓著、名重天下。在隋炀帝时期也算是重臣，但是年纪老了愈发怕事，表现得畏首畏尾甚至谎报平安。洛阳城破，这位老丞相来见李世民的时候摆了下谱不肯下跪，结果被秦王殿下拒不接见，还派人数落他一顿：“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最后回长安之后苏威抹下面子再去求见秦王，李世民依然不见。李世民态度如此坚定，唐廷也就没人敢出来拉苏威一把，最终苏威“既老且贫，无复官爵，卒于家”。[61] 现在看来，这两件事情多少让人觉得“没必要”或者“犯不着”的感觉。稍微给对方一点面子，然后让自己有礼贤下士、心胸宽广之名有何不好，何必闹得两败俱伤呢？以秦王之智难道会不及于此？所以，这件公案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并非是“骄暴”而是略显幼稚。因为看不惯对方的行为，就宁可自己名誉受损也不让对方好过，往好里说这是“爱憎分明”，往差里说这就是不成熟，或者说是“任性”、“认死理”的表现。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恩怨分明、以直抱怨的做法体现了一种豪侠般的骄气，清人王夫之评价李世民“侠烈之气，荡乎天性”[62]，说的其实也是相似的问题。 3、纳谏而好辩 问题来了，如果李世民是一个倔强任性、认死理的人的话，那么为何贞观朝的他是一个以宽容纳谏形象出现的帝王呢？这难道不能说明分析范式二所指“伪装”的合理性么？其实这很简单，对于一个认死理的人来说，如果你能通过讲道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么他往往转弯比谁都转得快。而史料中也正好反映了这种情况，李世民在勤于纳谏的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质，那就是好辩。也就是说，他登基之后更多的给对方以讲道理的机会，并且乐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变化表明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地位的稳固，他的自信心不断上升而任性的人格特征逐渐减退，但是倔强认死理的特征则并未消失。 贞观十六年，散骑常侍刘洎就上书告诉他做皇帝的和臣子辩论，不仅容易使臣子不安不敢说话，也有损帝王的威严，“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认为李世民对不称旨者“面加穷诘”令其“无不惭惧而退”，这种态度不利于广开言路。不过李世民一方面接受了刘洎的建议，表态说自己会在辩论中克制不去“轻物骄人”，另一方面他还是很认真地认为“非言无以述虑”[63]，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可不行。而且，刘洎的指责并非偶发事件，在《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中均记载了大量李世民好辩的例子，以下节录贞观元年的几次[64]：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在这些例子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纳谏，而是李世民用犀利的语言想驳倒对方，所以难怪他要自我检讨“轻物骄人”了。除刘洎之外，魏征等人也在贞观元年和贞观七年等不同时间多次指出类似的问题，强调李世民在交接臣下的时应该“借之辞色”，而李世民亦往往会短期内“辞色愈温”[65]。但从这种谏言的一再出现，就可见时间一长他又会故态复萌而继续用激烈的言辞来诘问自己不解之处。李世民不但不接受君王好辩就是降低身份、有损威严的看法的，相反他还得意地认为这是贞观朝和隋炀帝不同之处：“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66] 从李世民的好辩这一特点就可知那些指责他勤于纳谏乃是作秀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仅是为了作秀，又何必经过辩论诘问，甚至让对方下不了台。实际上，作秀论其实是将朝政看成了一件太过简单的事情，认为君王只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采纳谏言就能完成职责。从而忽视了皇帝面对的谏言来自四面八方，本身就是立场殊异正误参半的东西。如果只是为了作秀而纳谏，那么如何做选择与判断呢？事实上纵观历史，大部分得位不正的帝王没有压抑个性去“虚心纳谏”，而是变成所谓“雄猜之主”，倾向于独断专行、杀伐决断。比如之前欺负孤儿寡妇起家的隋文帝，比如之后靠造反登基的明永乐帝。可都没听说过他们从此埋头委屈自己，去当一个成天被大臣念叨的皇帝。 此外，从李世民好辩而善纳谏的个性中，我们倒是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地方。比方说，他一定有着强大的自信和良好的判断力，才能保证正确地纳谏而不是迷失在谏言中，或者因为自己的好辩阻塞言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略显复杂的个性其实更加凸显出他在认死理的同时，尚有虚心好学的一面。纳谏本身就代表虚心自不用说，好辩且以争口舌胜负为乐意味着他并未采用一个居高临下的俯视心态看待群臣，而是多少抱有一个平等的心态。因为如果不是双方至少有一个大体平等的心态的话，辩论根本就不会发生。当然，李世民的实际地位是在群臣之上的，虽然他自己可能在辩论时不太在意，但是他如果采用激烈的态度是肯定会影响臣下的发挥的。所以虽然李世民可能是试图采用一个平等的心态，但是这种辩论本身肯定不会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魏征和刘洎的劝谏其实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点。 除了平等的心态之外，李世民好辩的特点还体现了他大胆敢说不怕露怯的一面。李世民基本上算是一个马上皇帝，至少在贞观初期他对国政是相当缺乏经验的，经验不足的李世民如果就内政问题和经验丰富的文人官僚辩论的话，是很难讨得了好的。而当时唐王朝刚刚初具规模，很多事情并无前例可循，所以可辨之处又尤其的多。就记载来看，实战的结果显然还是李世民败多胜少，也成就了他勤于纳谏的美名。某种意义上，《贞观政要》便可以看做一个好奇而无知的学生被众老师教训的课堂笔记[67]。但是，敢于暴露自己的不足而不惮于在辩论中被群臣驳倒而丢丑，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应该值得赞赏。当然，随着李世民内政经验和个人威望的积累，而且贞观后期随着国力恢复强盛，他所擅长的军事行动在国政中所占比例也逐渐升高，所以他在后期辩论中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态度也没有那么虚心谨慎，所以难免要经常被老师们敲打“渐不克终”了。
4、直率外向 从魏征和刘洎关于李世民好辩的批评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点，就是李世民有点辩风不良，比较倾向于首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而且一般人在他面前也很容易被他的凌厉的辞色压倒，张口结舌而发挥不出自己的水平。这方面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那就是和程名振的问答。在出征高句丽之前，李世民接见洺州刺史程名振时借对方失仪的机会“试责怒，以观其所为”，结果程名振“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李世民于是大加赞叹，回头对心腹大臣们说“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68]。这个例子一方面表明了程名振确有特出之处，另一方面也表明李世民一旦发怒甚至做势欲发时，会给旁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同一段话里面提到的“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馀年，每见朕谴责馀人，颜色无主”，固然其中可能有房玄龄迎合太宗虚荣的做作之处，但是依然可以证明李世民的气势迫人。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气势迫人的效果，原因也只能往李世民的人身因素中去寻找。 李世民其人的相貌应该不俗。“龙凤之姿、天日之表”[69]固然肯定有史官对帝王的美化在里面，但是如果注意到这个形容词是自李世民之后才开始为后人所沿用，那么显然李世民的相貌有特殊之处才会让史官另寻新词来夸赞。另一个关于李世民相貌的形容词是“神采英毅”，结合“龙凤之姿”的形容，我们应该可以想见他一定是一幅英气勃勃的外貌。这方面亦有事例为证：“彦博善辞令，每问四方风俗，胪布诰命，若成诵然；进止详华，人皆拭目观。高祖尝宴近臣，遣秦王谕旨，既而顾左右曰：‘何如温彦博？’”[70]显然，如果李世民长得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话，李渊肯定不会有这种举动。 此外，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提到过“太宗虬须”，段成式是太宗重臣段志玄的裔孙，所以这条传言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虬须指的并不是络腮胡子，而是上唇蓄有弯弯的两撇胡子，正如很多后世所做的李世民的画像中描绘的那样。说到太宗的画像，应该目前最早的版本是阎立本的《步辇图》，其他的画像都是基于它再辅以想象而成。阎立本活跃的时代和李世民大体重合，所以其描绘应该不会太过失真[71]。如果从《步辇图》来看，是看不出棱角分明的英气勃勃的相貌的，反而是一个富态的大圆脸，只有斜向上挑的剑眉和眼角露出少许峥嵘。不过据我一个搞美术的朋友说，之所以会有这种富态的感觉是因为中国画传统上不打阴影，所以缺乏立体感。如果把《步辇图》上的李世民脸部按骨骼打上阴影的话，轮廓就会显得比较明显，应该还是能想象出李世民“神采英毅”的相貌的。 当然，想要以气势迫人，拥有一个英气勃勃的相貌只是基础。除了外貌之外，一个人的气质很多时候还源于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经历。李世民是依靠军功和暴力手段登上皇位，本人又是多经战阵、身先士卒的勇将，加上身居至尊的皇位，本身亦拥有政军两方面相当高的才能，这些因素都会进一步放大其表情动作的效果，使得一般的人面对他发怒的时候难免战战兢兢。 从程名振的例子中我们还不难发现一点，那就是李世民的发怒并非出自真心，而是带有试探对方深浅的用意。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在上面论及好辩个性的时候所引的“佞臣”事例中，李世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上书者用发怒来鉴别是否佞臣的建议，但是在实践中他似乎却很喜欢使用这个手段。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用气势压人来试探对方的做法？是某种阴谋诡计，或者帝王心术？似乎都算不上，倒是让我想到了草原上的猛兽碰面之后互相伸量的场景。就人类来说，这还真是一种粗糙和低水平的技艺。而这种猛兽式做法所体现出的李世民的个性，显然不会是诡计多端、心机深沉，相反应该是简单直接、直率外向。实际上，李世民广为人知的一次“帝王心术”就是死前对李世勣的降职处理。但是细究的话，这种小伎俩实在是过于简单直接，李世勣轻松地就识破了它。细究的话，与其说它是“帝王心术”，不如说它是一次另类托孤的君臣默契戏可能更为准确。 一些带点恶作剧或者玩笑性质的故事也能体现李世民的直爽外向性格。比如，李世民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武将薛万彻，李世民曾经有一次随口说“薛驸马村气”，这句评语传扬开来，严重伤害了丹阳公主的自尊心，觉得丈夫让自己没有面子。李世民得知此事后哈哈大笑，专门开酒宴召集众人，席上与薛万彻下棋赌佩刀，故意输给薛万彻，亲手解下自己的佩刀给薛系上。这一举动当然使薛驸马大长面子，丹阳公主“悦甚”、“重之逾于旧”[72]。类似的恶作剧还有不少，例如著名的关于房玄龄夫人的“妒妇”故事和逼魏征赌棋然后故意输钱给他等等。 基本上，李世民应该还是一个喜欢直来直去，开朗外向的人。就李世民的个性而言，玩阴谋诡计既不是他所擅长的，也不是他所喜爱的。杨文干事变可以算一次，但是最后没有成功。玄武门应该算是他人生中少有的成功阴谋了，在局面不利时先诬告李建成秽乱宫廷争取时间，然后迅速制定计划采取行动。不过玄武门政变得以成功，也并非是由于经过了长期的谋划，而是应归功于仓促之间的决断力和行动力，而这正是作为军事统帅的李世民的长处所在。 5、情绪冲动 外向性格的人情绪往往比较容易波动，李世民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史书中看到很多他出现极端化情绪的事例，比如大喜大悲。 贞观四年李靖奇袭灭东突厥后，李渊父子在凌烟阁开宴庆功，酒酣耳热之际，“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73]。黄仁宇评论说：“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74]但事实上，李世民大喜之下当众“手舞足蹈”的事例并不止这一例。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不久的李治生下一子，在东宫开宴庆祝。当了爷爷的李世民不请自来，还跟东宫僚属们开玩笑说：“顷来生业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会者，朕初有此孙，故就公为乐”。大家一起山呼万岁喝酒作乐，“酒酣，帝起舞，群臣并舞，乐极而罢”[75]。应该说，这种用舞蹈表达兴奋心情的做法显然带有胡化的色彩，但是作为中原王朝的帝王，李世民其时显然是已经高兴得忽视仪态和礼法了。 说了大喜再来看大悲。李世民爱女晋阳公主十二岁夭折，当时他家庭内部变故连连，多重压力之下，李世民“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几乎搞垮了自己身体。群臣劝说他节哀，他回答“朕渠不知悲爱无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76]李世民的另一个女儿豫章公主也是年轻夭折，他为此“久著素服”，服丧日期超出常规，以至于弄得“群情悚栗，咸不自宁”，魏征特地上书劝谏[77]。如此心痛爱女之死，除了可以说明李世民绝非亲情淡薄之人外，还可以发现他也容易悲而忘形，失去分寸。 当然最容易失去分寸的情况是大怒，前面已经列举过一些他怒而杀人的例子，就不重复说了。此外，李世民还有很多次当众大哭的记载，比如之前提到过的霍邑的哭谏，固然当时李世民年岁尚小，但是“哭于军门”这种行为依然可以表明他情绪容易冲动的特质。实际上，他当众大哭并不止这一次。比如杜如晦死后，“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在诸王就藩的时候，“流涕嗚咽不能止”；在思念亡母的时候，亦“歔欷流涕”；在和尉迟敬德交心的时候，都“上為之流涕”；高士廉死后出殡的时候，更是“南望而哭，涕下如雨”、“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78]。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李世民这个“爱哭鬼”的帽子是带定了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情绪变换有时会很快。贞观六年，他刚刚还恨魏征恨得牙痒痒地，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经过长孙皇后一劝，转眼就化怒为喜。对于情绪化的人来说，他们的怒气或者其他情绪波动往往是来得快、来得猛，但是往往也去得快，事后往往也不在心里挂念。这一点往往为个性深沉的人所难以理解，比如魏征这个例子，就有人认为有夸张作秀之嫌。但是对于李世民来说比这夸张得多的情况也是有的，例如在废立太子前后做势要自杀：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79] 乍一看，做势自杀之后马上又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讨论起立李治为太子的事，不免让人怀疑他的自杀诚意。但是对李世民这种威望甚高的帝王，立李治为太子根本是可以一言而决，无须这么麻烦的。所以无论是他存心还是一时失控，都可以证明他情绪一来容易行事夸张、不顾体统。其实，前述诸多事例也都表明了他容易行事夸张的特点。 6、重情恋旧 从前文中不难看出李世民是一个重情恋旧的人，例如上节的例子中为爱女和高士廉、杜如晦的死而大哭都是如此。而且，李世民和贞观朝的功臣集团一直保持了相当良好的关系，设置凌烟阁并挂上功臣的画像以供怀念也说明了重情恋旧的性格特征。凌烟阁功臣之中，不得善终的仅有张亮和侯君集两人。其中张亮是因为搞巫卜之术，这在中古社会是犯大忌的；而侯君集则是直接参与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更是罪无可赦。但即使如此，李世民在侯君集事发后表示“不忍置之于法”、“将乞其性命”，而为群臣谏止。到侯君集临刑前诀别时依然依依不舍，叹息“但见公遗像耳”并“歔欷下泣”[80]。此外，贞观朝的官僚集团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架构，房玄龄、高士廉、萧瑀、魏征、李世勣等人的长期活跃，亦可以作为恋旧性格的注脚。 既然李世民如此重情恋旧，那么为何他在玄武门时如此心狠手辣，以致给人留下了他多半亲情淡薄的猜疑呢？当然，最主要的是其时面对生死关头并无太多选择，但是事后不见追悔而是将之比作“周公诛管蔡”，这亦能说明他和李建成、李元吉的关系多半并不太好。须知，豪门大族之中血亲之间的亲情有时往往会比较淡薄。所以就感情而言，对于李世民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并非是血亲关系，而是在交往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亲情和友情。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李世民可能和他的天策府功臣集团之间有着更多的亲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世民开始担负起重责大任时实岁还不到十八岁，之前亦缺乏独当一面的工作经验，所以无论他再怎么天才亦难以全靠自己将事情办妥，而是必然要依靠更为成熟的长辈。在李唐太原起兵时起重要作用的这一批人大都和李家关系亲密，按年龄也大多都是李世民叔伯长辈，即使一些兄弟辈的也往往大他十几二十岁。但是在李世民和这些人的交往中却似乎并无“代沟”的存在，而是相处得很好，其中刘文静、温大雅、唐俭、殷开山、许洛仁这些人后来都变成了秦王死党。可以想见，他们之间的这种良好关系必然建立在李世民尊重众人、虚心求教的基础上，而这些人亦多半对李世民抱有一种孺子可教的亲切感。概括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不限于公对公的工作关系，而是带有相当的亲情色彩。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从太原起兵到李唐立国的过程是李世民初次进入“职场生活”，所以肯定会对李世民之后为人处世的手法和态度产生长远影响。我们不妨假定，这种影响使得他在碰到意气相投的年长者时往往会倾向于在工作关系之中混入个人感情。或者说，李世民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似乎较少考虑血亲这样由社会传统所强加的因素，而更为看重自己在朝夕相处中培养起来的感情，并赋予其一定的亲情色彩。从李世民对功臣集团的态度以及诸多重情恋旧的表现来看，这种假定应该是靠得住的。 7、艺术家气质 李世民的一些夸张行事除了因为他情绪冲动的性格之外，其实还暴露出他的另一个性格特征，那就是带有艺术家气质。更确切地说，是有自我表现欲和表演欲。李世民基本上是一个有虚荣心、追求华丽、爱出风头的人。例如武德四年，李世民在一战平两王之后回长安献俘的仪式上，“世民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81]，耀武扬威地进入京城。而如果结合前述诸多他行事夸张的例子，则不难发现他似乎有意无意的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戏剧性”或者“镜头感”，或者说，他享受别人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感觉。细读《通鉴》里贞观朝的事迹，这种感觉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 随便再举一个例子。党仁弘因为“赃百馀万，罪当死”，而李世民对这个贪官却产生怜悯之心，“哀其白首就戮”，结果“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李世民自己知道这是“乱其法，上负于天”，于是表态“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结果群臣劝他没必要这样他还不同意，非要“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他才最后下罪己诏，并将党仁弘黜为庶人，徙钦州。[82] 在这种虚荣而好戏剧性的性格驱使下，再加情绪化的气质，李世民自然容易做出一些带有表演性质的“华丽”行事来，《秦王破阵乐》似乎就可作为这种风格的形象注脚。这些夸张的作为难免被很多人指责为虚伪、爱作秀。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其中存在微妙的不同，那就是他的夸张行事很可能并非带有好名这样明确的指向性，而主要是基于他个人的某种恶趣味。硬要说他作秀的话，或者可以称为“真心实意的作秀”，以区别于之前非议中提到的那种带有虚伪色彩的“作秀”。 说到艺术气质，就顺便提提他在艺术方面的作为，正好艺术亦是最能体现个人性格气质的地方。李世民可以算初唐时二流的诗人和书法家，尤其诗歌方面，张申平认为“历代论家多给予极高的评价”。明代胡震亨品评说，太宗诗从技法上效法庾信，“视梁陈神韵少减而富丽过之”，但“其雄才自当驱走一世”。从性格角度上看，由于他中意华丽的风格，所以对六朝绮靡诗风很是喜爱并进行模仿，但是其个性中直爽刚健的特质却同时也流露出来，所以形成了“贵于清绮”和“重乎气质”相结合的倾向。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促使初唐诗向“清新明朗”而具阳刚之美的方向转变。[83]书法方面，李世民更是抱有浓厚的兴趣，留下了多幅颇得好评的书法作品，被誉为“有疏朗古澹、俯视一切的气魄”，《使至帖》更是被称为“风韵遒润”[84]，在豪迈中也不失丰润之美。此外，李世民对音乐也很喜爱，除了对《秦王破阵乐》的推广之外，他自己也曾弹奏琵琶给臣子们听[85]。 8、兴趣与热情 李世民出身作为武家贵族的关陇世家，却对诗歌、书法这些文化贵族喜爱的东西抱有很高的热情。有人将之解释为从武功向文治转变的姿态，此言固然有理，李世民即位后的确做了很多文化方面的工作，比如《五经正义》的编撰等[86]。但是也不能无视其中个人兴趣所发生的作用。就一个武家贵族出身的而言，这应该算是一种对传统之外的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吧。如前所述，李世民对新鲜的外来事物往往抱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其中对不熟悉事物的好奇心显然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如果和前述本性不合，仅由好奇心所驱动的热情往往有着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特点。虽然有热情时往往能爆发出空前的干劲，但是一旦热情消退就会变得兴致索然。由于李世民的豪放性格，他在面对重复繁琐的日常工作时这一特点尤其明显。例如在文化修养方面，李世民对带有艺术气息的诗歌和书法的确保持了长久的热情和兴趣。但是就学习传统文化而言，诗歌和书法其实都是小道，熟习经典才应是内核所在。除了前述的弘扬文化的政策措施之外，李世民本人一度对“耽玩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读书用功的劲头让褚遂良不得不上书劝谏，请他“节劳”[87]。但俗话说“刚不可久”，李世民的这种热情显然很难维持下去。基本上他还是一个喜欢狩猎与出游等热闹的活动而不是安静地闭门读书的人。 李世民对狩猎和出游的热情倒是持之以恒的，以至于对其履行皇帝职责都产生了影响。虽然顶着贞观之治的光环，但李世民并非一个勤政的君王，而是多少有点贪玩怠政的倾向。他贪玩的几个主要方法就是宴饮、避暑、泡温泉、狩猎、旅游，玩性上来的时候甚至大半年不在长安的皇宫。《册府元龟》摘引了不少高祖太宗时期的起居注，其中便有不少李世民出游的记载。以下选若干年份简述之[88]。 贞观四年，二月己亥去泡温泉丙午回来，然后九月乙卯又去陇州，至十一月甲子回来。贞观五年也就是出去泡了次温泉。贞观六年三月戊辰去九成宫避暑，到十月乙卯才回来，中间还被马周骂了次不孝[89]。贞观七年五月癸未去九成宫避暑十月庚申回来。贞观八年三月庚辰去九成宫避暑十月甲子回来。由此可见，从贞观六年到八年，每年出去避暑的时间都接近大半年，而不乐意老老实实在长安办公。 贞观九年和贞观十年，由于太上皇李渊和长孙皇后过世，他总算老实待在长安没出去玩。贞观十一年二月甲子李世民又起驾去了洛阳，十一月间短暂的去了次怀州又回了洛阳。贞观十二年二月又从洛阳去了河北县、蒲州、长春宫等地，绕了一圈之后在闰二月丁未才回了长安。这一次长达一年多的出游或许可以看成是连丧至亲之后的散心之旅。贞观十三年，李世民又是四月出去九成宫避了七个多月的暑。贞观十四年因为在策划高昌之战，只是二月去泡了次温泉。闷了一年之后，李世民贞观十五年正月辛巳就出发去洛阳泡温泉，中间十月去了次嵩阳后一直到十二月戊子才回到长安，出去了几乎整整一年。贞观十六年之后，由于易储、征辽东等诸事，李世民的生活节奏基本被打乱，就不赘述了。 由上面的行程表我们就可以看出，李世民从性格上应该是活泼好动的，所以对困在皇宫里处理行政政务肯定是不太乐意的。当然，李世民跑到洛阳去一待大半年，也不完全是个人原因。隋唐两朝所面临着政治经济中心从关陇地区东移的问题，所以常常采用长安、洛阳两都的设置。但是贞观朝的统治中心却一直是在长安，李世民出去避暑或者旅行又不可能将整个朝廷带在身边，这必然会增加政府的分权倾向，也减少了他的工作量。此外，在外旅居，各种礼法仪式上的约束显然也会比较少。所以他不安于长安的原因，显然也少不了对困在皇宫的约束感的不满，以及对繁琐的日常行政事务的厌倦。在前面笔者将热心学习政务的李世民形容为一个“好奇而无知的学生”，起初他还能靠学习热情克服惰性，不过后来随着好奇心的减退以及基础能力的提高，有趣的学习过程就难免会变成烦心的日常工作了。 9、多血质和胆汁质的混合气质 古罗马医生盖伦曾经将人类气质分成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四类，而作为理论基础的就是希波克拉底提出的气质体液说。虽然气质体液说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但是后来巴甫洛夫有用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重新诠释了这种分类法。直到现在，这种分类法以其本身的合理性也依然为现代心理学界所沿用。所以，现代的气质学说仍将气质分为四种典型的类型[90]： 胆汁质（choleric temperament）：这种人情绪体验强烈，爆发迅猛、平息快速，思维灵活但粗枝大叶，精力旺盛、争强好斗，勇敢果断，为人热情直率、朴实真诚、表里如一，行动敏捷、生气勃勃、刚毅顽强，但这种人遇事常欠思量，鲁莽冒失，易感情用事，刚愎自用。 多血质（sanguine temperament）：这种人情感丰富、外露但不稳定，思维敏捷但不求甚解，活泼好动、热情大方、善于交往但交情浅薄，行动敏捷、适应力强，往往热衷于感兴趣的事业；他们的缺点是缺乏耐心和毅力，稳定性差，见异思迁。 粘液质（phlegmatic temperament）：这种人情绪平稳、表情平淡，思维灵活性略差，但考虑问题细致而周到，安静稳重、踏踏实实、沉默寡言、喜欢沉思。自制力强、耐受力高、内刚外柔，交往适度、交情深厚；但这种人的行为主动性较差，缺乏生气，行动迟缓。 抑郁质（melancholic temperament）：这种人情绪体验深刻、细腻持久，情绪抑郁、多愁善感，思维敏锐、想象丰富，不善交际、孤僻离群，踏实稳重、自制力强；但他们的行为举止缓慢，软弱胆小，优柔寡断 按这个标准，再依托我们前面提到的李世民的诸多个性特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李世民的气质应该是属于胆汁质和多血质的混合，而且应该是胆汁质为主。如果按年龄变动来看的话，在年纪较轻的时候，似乎胆汁质的比重稍大，而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较为成熟，开始接触到更多的社会约束，在中年阶段多血质的比重开始增加，但是到了晚年，由于所受社会约束力的减弱，胆汁质又夺回了主导地位。 现在回头看，分析范式二认为李世民是一个行为指向性强、目的明确、意志坚强的人，所以才能勉强自己做违背个性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所以需要用谎言和虚名来抚慰自己。而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些特点都是倾向粘液质或者抑郁质的性格特征，李世民显然基本不具备这两种气质的基本特点。由此可见，分析范式二虽然号称是基于心理分析，但是却明显地犯了无视个人特质而乱套模板的基础性错误。
三、李世民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按巴甫洛夫对气质学说的解释，人的气质主要是先天的遗传，后天虽然也有影响，但基本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吕思勉在认定李世民的“骄暴之习”的时候，却是以“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为理由，强调关陇集团是一个胡汉融合之后的武家贵族集团，而这显然应该算后天因素。应该说这两种看法都是有其道理的，人的性格是在先天和后天因素的综合下形成的。 在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Raymond Cattell）提出的人格特质理论模型中，人格被分为四层，即个别特质和共同特质，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体质特质和环境特质，动力特质、能力特质和气质特质。[91]其中，个别特质、体质特质和气质特质显然以先天因素为主，而共同特质、环境特质、动力和能力特质等则应当后天的因素居多。而且从模型中也可以看出，人的性格结构是复杂的，气质特质仅仅是人格特质理论模型中第四层的三因素之一。所以李世民先天性的胆汁质和多血质气质对性格的影响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综合考虑其他诸多因素。 1、父母的遗传 先天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来自父母的遗传了。李渊有着“阿婆面”[92]之称，虽然这多半和他略显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但是他个性上应该也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李世民胆汁质为主的气质特征，应该和他直接关系不大。相比父亲而言，李世民母亲窦氏倒是一个带有刚毅和激烈色彩的人。 窦氏死后的谥号是太穆皇后，其中关键的乃是一个“穆”字。在谥法中，“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这都表明她应该是一个性格直露，乐于出头主持正义的人。史书中还记载了窦氏的一些逸事，例如从小就很聪慧，能过目不忘；相貌应该很出众，所以才有后来“雀屏中选”的佳话；善于书法，能模仿李渊的笔迹等等。这些特点，似乎都大体为李世民所继承。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乃是她在政治方面的见识和态度。 窦氏的父亲是北周大将窦毅，母亲是周武帝宇文邕的同胞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从小就被皇帝舅舅当女儿养，成长于北周宫廷之中。其时宇文邕的皇后来自突厥，宇文邕不喜欢她，年幼的窦氏于是劝他“抑情抚接”以取得突厥的支持。而后来杨坚篡位建立隋朝之后，时年十三岁的窦氏更是“自投床下”，表态说“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祸”。而在嫁给李渊之后，亦劝喜好养马的丈夫献马给杨广，以免获罪。李渊不听，结果“顷里坐谴”。这也表明了窦氏在政治上早熟与敏感性[93] 除了刚烈、有男儿气概之外，窦氏在这些事迹中还显示出惊人的早熟，尤其是在政治才能方面。李世民能以年少之身就开始挥军征战并一统中原，显然在豪迈的气质之外，还遗传到了母亲聪慧早熟的特点。此外，李渊和李世民两人都是早有异志，应该都对杨隋政权不报好感，这或许亦是窦氏的影响。 有趣的是，李世民的外祖母是元贞皇后独孤氏，据记载也是一个身体不好却性格严厉的人。李世民身体不好而脾气火爆，亦有隔代遗传的可能。说到身体，李世民和他的儿子们似乎都有健康上的问题，进入中年就开始疾病缠身，寿命也不太长，可能的确有遗传基因上的问题。至于源头是来自独孤氏还是长孙氏，甚至窦氏，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李渊作为父亲对李世民的遗传基因显然也不会全无贡献。由“雀屏中选”的典故看来，李渊应该有一手好射技，所以才能在关陇集团的青年俊彦中脱颖而出，抱得美人归。射箭这种技艺除了需要后天的苦练之外，手眼乃至全身的协调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多半取决于神经系统方面的先天遗传。李世民是一个著名的骑射高手，在这方面应该说是继承了其父的优良传统吧。 2、血统与家族 按李唐皇族自称的世系，他们号称是陇西李的一支。[94]隋唐之交真正的正牌“陇西李”是北魏以降的“山东高门”。其先祖据称是老子李耳，并且追溯了秦代大将李信、汉代名将李广、李陵等人。不过，陇西李氏比较可靠的近代祖先则是在陇西甘凉一带建立了短暂的西凉政权的李嵩，时间为南北朝初期，此时的陇西李氏还名副其实的是居住在陇西等地的关西大族。西凉政权昙花一现两代而亡，李嵩的子孙四散，他的孙子李宝归附新兴的北魏拓跋氏政权，成为公认的正牌陇西李的继承者。李宝之子李冲在北魏时期非常活跃,地位显赫，提升了自己家族的地位。到了北魏末年，陇西李便跃居山东高门第一流的“崔卢郑李”四姓之中。 但是，李世民的家族却并非来源于李宝-李冲一系。据李唐皇室宗族谱系自称，李嵩的孙子李重耳，在西凉灭亡后逃到南朝，后又返回北朝，一直做到北魏的弘农太守。李重耳的儿子李熙则为所谓金门镇将在六镇之一武川镇长住下来。李熙子李天赐混得更差，在武川镇当一个小小的幢主（类似于百夫长）。李天赐之子李虎，因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而起，最终伙着宇文泰等武川系军阀占据了关中，建立“西魏-北周”政权。李虎则成为西魏立国功勋最著的“八柱国”之一。 后人对李唐皇室的这一谱系多有怀疑。李重耳作为西凉末代君主李歆之子，据说后来还当上了北魏的弘农太守，史书里却没有一点记载。其次，李熙是六镇的镇将。北魏六镇的镇将镇兵有两个来源，一是鲜卑旧人，一是汉人中的“流刑户”、“平齐户”。其中只有汉人“平齐户”里，会出现李熙这样的高门子弟。但既然李重耳已经在北魏担任弘农太守一职，他的儿子就不应该再成为平齐户。即使是汉人的平齐户，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也被各族中有势力的亲戚们“捞”了出去，李熙作为陇西李氏的嫡系近支，居然没有显赫的亲戚来关照一下任由他流落六镇，实在非常可疑。 隋唐史大家陈寅恪就认为李唐其实出自赵郡李氏，本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北魏平齐时作为平齐户被发配到六镇，因已破落和显赫的族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只好一直留在了武川。支持陈寅恪的证据有两条。第一条是李熙、李天赐的坟墓居然就在河北赵郡，李唐时还在赵郡为他们修了陵。第二条是李虎在西魏建立时获得的爵位是赵郡公，后来才改封陇西郡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本人在李家起兵以后也一度被封为赵国公。因此，陈寅恪断定，李虎在西魏时本来追宗赵郡李氏，后因西魏以关陇为根据地，建立西魏的武川军阀们便纷纷改宗陇西旧有的大姓，拉拢本地大族，巩固政治基础。[95] 当然，也有人认为陈寅恪轻易否定新旧唐书等正史记录的李唐族谱是不正确的[96]。因为李唐号称的世系传承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依然不排除在历史风云的跌宕起伏中出现一些特例或者个案，比如因为李熙是犯罪贬落所以史书为尊者讳了，或者家族不睦所以没被“捞”出来，这样的可能都不能排除。至于李熙、李天赐的坟墓建在河北赵郡一案，亦可能是六镇之乱时北魏统治者为了免绝后患迁出六镇之民的结果。至于李重耳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亦可能是由于唐人认为李唐先祖的事迹统统属于本朝“国史”而在修前代史书时尽量加以回避。例如如李虎的事迹，在《魏书》、《周书》、《北史》中就几乎为零。 当然，以上各家所言都多揣度猜测之语，综合来说，李唐先祖不外乎如下若干来源：一定程度上汉化的胡人；本是汉人大世族（陇西李或赵郡李）的破落户，在武川镇胡化的汉人；本是汉人的贱民，在武川镇胡化。这几个各以的来源在根本上又有相通之处，应该说不管李唐的先祖到底是什么来头，到李虎的时候，李家的特点应该是：
其一，自以为汉人，自称为汉人大族的后裔。其二，胡人色彩浓，地位低微，尚武无文，基本上没有汉家大世族特色。三，被那些正牌的汉人世家大族瞧不起。 上述第三点可以从李唐皇朝后来对所谓“山东高门”的不满乃至敌视态度看得很明显。李世民修《氏族志》就是因为对旧的世家大族不满，而到了李治的时代，更明诏禁止权贵和“崔卢郑李王”这山东五大高门通婚[97]。其中的“李”就是陇西李和赵郡李两家。由此可见，自居为陇西李氏的李唐皇室，和正牌的陇西李氏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亲切感。 另外，这里还要提一提李世民的母族和妻族。 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其家族自称源自西汉显赫一时的扶风窦氏。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在汉代就因避祸远遁匈奴，在草原上一直待到鲜卑兴起，才随鲜卑拓跋氏南下到了山西北部，并长期居留在六镇之地，并早就有了一个胡姓“纥豆陵氏”[98]。因此即使窦氏的自称是事实，李世民的母族的胡人色彩也可以说比父族更加浓厚。而李世民的妻族复姓长孙，是鲜卑拓跋氏的一支，也是非常明确的胡族，尚武少文。长孙氏是鲜卑上层贵族，早年的政治地位远高于六镇出身的李虎一脉。此外，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也和长孙氏一样是非常明确的鲜卑族。当然，无论是独孤氏、窦氏还是长孙氏，亦是多年和汉人通婚，血统上也早不是纯粹的胡人了。 所以到了李世民这里，他肯定是一个混合了多民族血统的混血儿，在他的血管里应该至少流淌着汉族和鲜卑族的血，或许，还有其他游牧民族的血也不一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汉族是狭义的汉族，也就是五胡乱华之前的汉族。鲜卑和当时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后来基本都融合到汉族之中了，如果以当代的汉族概念，李世民无疑是一个纯种的汉人。但是若以当时的视角，李世民则应该算是一个胡化的汉人或者汉化的胡人。可以说，民族融合的历史大背景正强烈地折射于他的身上。 而就李唐皇族而言，李虎以降，李家作为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确实拥有很不错的政治地位，这为李唐兴起奠定了基础。但总体而言，李唐之李，在李世民生活的年代里是世家大族中的“新贵”无疑。此时汉人的传统世家大族都是所谓“文化贵族”，重视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家法家礼”，重文职轻武职，亦难免和李家这种以武职为主业的“军事贵族”缺乏亲和感。 3、成长和教育 李世民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在他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公元599年1月）出生在陕西武功的李家“别馆”之时，他上面已经有了五个姐姐一个哥哥。而且，此时离他的长兄李建成出生已经隔了九年多。作为十年里唯一的一个儿子，李世民几乎是一出生就受到家里的宠爱，尤其窦氏“於诸子中爱视最笃”。在父亲方面，《全唐文》里收录了一篇李渊的《草堂寺为子祈疾疏》[99]。从文中可以看出，大约八九岁的李世民突然患病，时任郑州刺史的李渊便去草堂寺求佛，然后儿子病愈之后他就“敬造石碑像”还愿，疼爱儿子之心可见一斑。而且从武德年间的一些事例来看，李渊对次子亦是比较纵容的。 而且，和长子李建成不同，次子一般不会承担太多父母的期待。而且他出生的时候，李渊已经开始在州刺史这一级上转悠，仕途开始走上轨道，而窦夫人身体可能也已经开始变得不太好。所以在他的童年时代，家里对李世民的管束应该是比较少的。应该说，这种恣意和放纵的童年与李世民后来直率外向而略显骄纵的个性应该是颇有关系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父母对他采取了溺爱和放任自流的态度，从李世民后来的表现反推回去，他应该还是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的。当然作为一个军事贵族集团，关陇贵族的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必然是粗犷而颇有尚武之风的，包含诸多军事方面的技能。李世民在其晚年所作的《感旧赋》里回忆了自己少年时的生活，其文曰：“想飞盖於河曲，思解佩於芝田；挟弹铜驼之右，连镳金谷之前”[100]。其中前两句是描绘的是宴饮美女，而后两句则是纵马游戏，而且文中一股富贵气亦扑面而来，形象地表现出作为上层军事贵族的关陇集团子弟的少年生活。实际上，此时的关陇集团其实已经开始逐渐向文化贵族转型，所以李世民应该也接受了文化方面的教育，至少一些基础性的功课还是比较扎实的。显然，如果他少年时被培养成了一个赳赳武夫而全无文化气息的话，那么成年后对书法、诗歌乃至书史的爱好就没有基础可言，他更加不会在死后被谥为“文皇帝”。当然，据他自己回忆说，他年轻的时候好射猎博戏，对经籍兴致不高[101]。这也表明，在他的少年教育中，尚武之风应该还是占据主流的。 大业八年隋炀帝征辽失败，天下开始动荡。李世民时年十四岁，开始进入了少年时期。大业九年，在州刺史的位置上被冷冻了十多年的李渊亦开始承担起比较重要的军事职责。前面已经提到，李渊在郑州刺史任上时李世民是陪同于身边的，之前任岐州刺史也是如此。所以似乎可以认为，在李世民的成长过程中他基本是陪同于父亲身侧，而不是在老家长大。这样，对父亲军事生涯的耳濡目染显然对李世民军事才能的形成多有助益。 4、早期军事活动 首先是大业九年时，李渊在涿郡为二次征辽的隋军督运粮草。根据记载，窦氏就是此时在涿郡过世的，既然父母都在涿郡，此时十四岁的李世民多半也和他们在一起。在此之后又爆发了杨玄感的叛乱，隋军急急忙忙终止了高句丽战线的攻势，调兵回河南平叛。可以想见，当时作为后勤中心的涿郡肯定是鸡飞狗跳忙乱不堪。而目睹了这一忙乱场景的李世民想必会对大军的后勤产生一个直观的认识吧。然后是大业十一年，李世民十六岁时，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围困，他应募加入云定兴麾下，并出谋划策大张旗鼓而进。虽然突厥最终解围不一定与此直接有关，但是此事也表明他的军事才能开始崭露头角了。 此事之后，李世民又回到了时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的李渊手下。大业十二年李渊北上和王仁恭合兵抵御突厥，《大唐创业起居注》比较详细的记录了这次行动[102]： 李渊挑出两千骑射手，完全按照突厥骑兵的方式饮食居止，并使用它们的战术。如果遇见一些突厥斥候，便旁若无人的驰骋射猎而已。遇到突厥的分队，则以骁锐者为别队，戒备持满以便随时投入战斗。突厥人看到他们以后往往疑惑，还以为是自己这一方的某个部落。采取这种方式，李渊开始小规模地攻击突厥分散入侵的部队，取得一些小胜利以后，又和一些较大的部队遭遇会战，纵兵击破之，“斩首数百千级”。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李世民此时就在父亲身边作战，“帝手射杀特勒一人”。而《起居注》也提到“获其特勤所乘骏马”，这马很可能就是昭陵六骏中的特勤骠。 在李渊北上抵御突厥时，甄翟兒带着一股以历山飞为号的流民武装越过井陉等关口，从河北北部一口气打到了山西，一度围困太原，号称有十万人。所以在击退了突厥之后，李渊急忙挥师南下，应付这股盗贼。大业十三年，双方在绛郡地区展开决战，兵力方面隋军不足五千，而历山飞的作战部队应该超过两万。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李渊这里采用一种类似游牧民族“曼谷歹”战术的做法，那就是先用轻骑兵的骑射战术来破坏敌方步兵阵型的稳定，然后再用步兵进行冲击。在亲自带领轻骑兵冲阵时，李渊可能是一时不小心“陷其围中”，李世民“轻骑取之而出”救出了老爸，最终大破历山飞。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带有明显的突厥色彩。雁门解围是吓走突厥，北上是模仿突厥战术以夷制夷，而南下则是利用骑射战术击溃流民。李世民的军事生涯从突厥开始，而其人生的最大功业也系于突厥，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在这些活动中李世民接触到了强调机动性的游牧式战法，这对他之后能够完善中原的骑兵战术是意义重大的。此外，这些军事活动都带有以寡击众的特点，而且都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尤其李世民在其中又都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可以说，他的雏凤初鸣之声是非常清亮的，这应该就是他性格中那过人的自信心的最初后天基础吧。 5、标志性人物：杨广 在影响李世民的性格的形成的后天因素中少不了人与人的交往。除了家庭之外，有一些特别的人物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以下试选取杨广、魏征和长孙无忌加以简要论述。 就亲属关系来说，李世民的曾外祖父和杨广的外祖父都是独孤信，所以隋炀帝要算是李世民的表叔。在李世民的童年时期，正是杨广利用隋文帝的积累恣意创建个人“大业”之时，杨隋王朝其时正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在童年的李世民心中，这位表叔应该是一个令人仰望的高大形象吧。杨广这种喜欢华丽的性格，应该颇能抓住崇拜英雄的小孩子的心。李世民后来喜好戏剧性爱出风头的个性，或许杨表叔便是来源之一。但是烈火烹油、极盛而衰，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杨广的拙劣表现，显然亦为关陇出身的李世民所不屑。在少年的心中，很可能有着一种注视着童年偶像慢慢破灭的感情。与此同时，多半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要重蹈覆辙”的心理驱动力。李世民后来也在提到杨广时说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103]。说起来，李世民和杨广真的颇多相同之处。都是关陇出身，都是豪门次子，都是顶掉自己的哥哥上位，都是追求华丽爱出风头的作风，个性也都不乏倔强偏执之处。由此，在玄武门之后隋炀帝及其失败会成为横亘在李世民心头的阴影应该是可以想见的。不过仔细比较杨李二人的性格的话，还是会发现两点根本性的不同，一是李世民性格直爽外向，而杨广“沉深严重”[104]；二是李世民的性格更具韧性，面对挑战喜欢迎难而上，而杨广在挫折后则带有明显的逃避现实的倾向。这两个区别，前者可能更多是先天的气质不同，后者除了李世民的自信更为坚实可靠之外，可能也颇有以杨广为前车之鉴的影响。 基本上，隋炀帝是对李世民的心理成长起了一种远远的概念性压力，也构成了某种性格中的动力特质。对于自己心目中破灭的偶像，李世民会产生的除了前车之鉴的普通想法，应该还构成了额外的心理驱动力：我要做得比你更好。他在晚年坚持要征服高句丽，固然有其他因素，但是这种竞争性的心理驱动应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6、标志性人物：魏征 在通常的观念中，魏征往往是作为一个谏臣存在的；“文死谏”往往意味着此人乃是王朝的忠臣。但是魏征他偏偏不是一个忠臣，他也不想做一个忠臣。魏征先后历事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四主，如果按后世的忠节观念他显然在这一项上不及格。魏征本人也对李世民说过，“愿陛下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105]。还是俗话说，“良臣择主而事”，可见魏征心中并无忠于一人的执念。实际上，魏征的确是一个良臣，而不是简单的谏臣。魏征的确当过谏议大夫，但是在这个位置上仅仅待了不到三年，而且在其时他的本官乃是尚书右丞，谏议大夫不过是兼职。魏征在贞观朝担任的主要乃是门下省的侍中，从贞观六年起，他掌控门下省的时间长达十年零八个月。之所以魏征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谏臣，应该是因为门下省负责掌管皇帝御宝，对诏书和六部奏事有着审核和封驳之权。如果没有门下省的副署，皇帝的诏书是不能发挥效力的。换句话说，魏征之所以敢于大胆犯颜上谏，并非是其个人的胆略或者忠节，而主要是有着切实的贞观朝制度在背后撑腰。身为手握重权且有制度保障的宰相，他的劝谏才会格外有力。之所以要强调魏征并非忠臣，是因为忠臣的忠是针对个人的，带有人身依附性；而择主而事的良臣就没有这种依附性，他们在心态上往往和君王是平等的。在良臣眼中，天子与士人的关系是主辅关系而非主奴关系，而协助天子治理好国家是古代士人当仁不让的职责，而不是天子的恩赐。在天下人的利益面前，君主有选择臣子的权利，臣子同样也有选择君主的权利。秉持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魏徵正是一个坚信自己有这种权利的传统士人。 李世民将魏征比喻为镜子，而我们应该想到，每个人在镜子中看到的乃是自己。如前所述，李世民正是一个无视君父的权威、不喜欢礼法约束，不重视等级差异、不拘小节的豪爽之人，也即是说，他在天性中是带有一些平等待人倾向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欣赏和重用有着自己影子的魏征。实际上，李世民的天性中同时兼有平等待人和骄气凌人两方面的特点，正是在和魏征的交往中前者逐渐压倒后者，使得这种君臣平等的心态逐渐被强化和固化并最终构成贞观之治的重要性格基石。从诸多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宗在很大程度上是将魏征看做一个平等交往、亲切可信的朋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视为自己应效仿的道德典范。爱之深、责之切，李世民在魏征死后因为谗言做出激烈举动，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被至爱亲朋背叛的感觉吧。 不过，人的性格往往是复杂的。李世民和魏征相处时的心理应该也是复杂的。李世民一边欣赏魏征人格中的平等特质，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成为特别的一个。换句话说，他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来征服魏征的独立性，使其对自己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人身依附感。所以一旦他发现，魏征至死也保持着平等的心态[106]，而没有真正地将他视为自己的君王，最后就难免会恼羞成怒。 7、标志性人物：长孙无忌 的确，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李世民性格中固然直爽与粗疏的一面占主流，但是他也决不会是一个耿直到缺心眼的人。为了理解这种复杂性，我们可以从李世民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来做一个分析。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兄，和李世民“少相友”。长孙兄妹的母亲高氏是长孙晟的续弦，所以在长孙晟死后，他们母子三人被逐出家门被迫回到舅舅高士廉家寄居，应该说是尝到了人情冷暖的滋味。就性格而言，长孙兄妹应该是都是属于比较内敛而细致，善于揣摩人心的类型，和李世民直爽外向而略带粗疏的性格显然差异很大。而且，在高士廉的影响下，长孙无忌“博涉书史”。从日后他负责主编《唐律疏议》、《大唐仪礼》、《永徽五礼》等工作，还主持了《五经正义》的定稿工作，应可推断他的专长多文化方面而少有军事技能，李世民后来也评价他“总兵攻战，非所长也”。截然不同的性格和特长但是却能彼此相处融洽，这就在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补关系[107]。 这种互补关系对李世民的性格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影响。 其一，通过和长孙无忌从少年期就开始的交往，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不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李世民性格中隐藏在直爽、粗疏等特质之下的另一面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成长和宣泄的机会。从而在气质上会更细致沉稳，对文化上的事物亦会抱有更大的兴趣。能成就大业的人性格绝不会是单线条式的，而必然是复合的。从后世看来，李世民身上明显包含着军事贵族和文化贵族的复合性。当然这种复合性是基于关陇集团整体转变的时代背景的，但是就个人而言，李世民性格中这方面的成长应该在很大程度得益于与少年密友长孙无忌的交往。 其二，从武德到贞观，长孙无忌大多数时间是隐身幕后，充当李世民的亲近的身边人和幕僚，虽然至亲至贵，却仅在少数时间里担任过真正掌握实权的职位。而在这少数时间里，他亦多是承担一些棘手而容易被攻击的工作，并在完成之后就借着亲贵之名撒手而去。可以说，长孙无忌大多数时间在李世民和群臣之间扮演了一种润滑剂的作用，给了李世民一个相对宽松和舒心的政治环境。这对于性格棱角分明的李世民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既帮助了他和外界磨合。 其三，反过来说，李世民的性格中能相对极端和猛烈地体现出某一方面的特质，也正是因为长孙无忌在另一方面替他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既包括实际的，也包括心理的；既包括前述的润滑工作，也包括一些阴谋性质的策划。某种意义上，长孙无忌扮演着一个年长者的角色，一面宠纵着任性的年幼者，一面默默替他查漏补缺。 总的来说，长孙无忌的作用是复杂的。对于李世民性格中的“骄暴”成分，他既起着宠纵的作用，也起着抑制的作用，还起着润滑的作用。这种机制看似复杂，却是人情之常。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机制并非仅限于长孙无忌一人。应该说，包括长孙兄妹以及高士廉在内的李世民的妻族，以及他们联系着的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关东文人，也都扮往往演着类似的角色。只不过这些机制似乎更为集中地体现在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的关系中，所以将他拿出来作为标志性人物加以分析。 8、性格中的复合性与平衡性 先天的胆汁质主导型的气质和后天的诸多影响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李世民复合性的性格。本节前述已经分项说明了这种交织过程，以下便结合人格特质模型做一概述。 若论吕思勉所谓的“骄暴”之气，基本上是源于作为关陇集团这一武家贵族的概略性印象，应归于人格特质之中的共同特质。而源于父母的先天遗传，则涵盖了气质特质、体质特质和部分能力特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李世民便大体形成了一种胆汁质主导的先天气质。而个人的家庭状况所带来的相对宽松的童年环境，使得这种天性并未在年幼时便遭到外界的摧折，而得以顺畅的发展其特质[108]。而且由于李世民的家庭此时已是累世贵族，所以这种骄纵之气也就没有暴发户式的张扬而是带有一种贵族气的内敛。而在李世民的童年期李渊的仕途可谓相当不顺，亦不可能提供一个过分张扬的平台。这样，度过了童年时期的李世民所形成的性格虽然会略显骄纵但并不会极端化，从整体上应该是构成了一个健康而平衡的人格体系。 如果说童年时期是形成一个模糊的基础的话，少年时期正是一个人个性定型最重要的时期。进入少年时期后，李世民所卷入的军事活动大多带有以寡敌众的特点，不可能简单地猛冲猛打来解决问题而必须做细致的谋划，从而强化了个性中本来偏弱的细致绵密的方面。此后，李世民在太原起兵的相关活动中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高危险性和高复杂性的活动亦要求他必须对自己的个性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谋反活动的高危险性正能刺激少年的激情与活力；而另一方面，在谋反活动中他需要倚赖年长者的帮助，还需要去从事“交结豪右”的工作，所以在接人待物时他必须做到谦和、虚心而非骄人傲物。这就要求他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来平衡冲动和绵密。唐军进入关中以后，李渊派他出去招抚各路流寇，李世民很快拉起一支十三万人的杂牌大军，“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109]。和这些豪族与盗贼打交道并令其臣服于己，世家公子型的温良恭俭让固然不行，自我中心的骄暴个性恐怕会更糟，但李世民却能很好地把握其中的尺度。 在此之后，杨广的失败所形成的前车之鉴，玄武门后政权合法性方面的挑战，妻族和长者们所起到的润滑作用以及与文臣集团形成的良好互动，这些因素都使得他能更为得心应手地保持这种平衡。所以我们在前述胆汁质主导型气质的诸多表现之外，还能看到一旦他投注了热情和关注，他亦能表现出常人难及的弹性和韧性。可以说，复合性乃是李世民性格的重要表面特质。我们不妨以他和萧瑀的交往为例来看看这一特质。 萧瑀从武德朝到贞观朝一直都是李唐王朝的重臣，李世民曾经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褒扬他。但是从个性乃至政见上他和李世民是存在很大分歧的，和李世民核心的执政重臣也颇有矛盾。所以，在贞观后期萧瑀基本上处于被架空的状态，只不过“其忠直居多，未忍废也”。到了贞观二十年，李世民终于和他翻脸，亲自手诏数其罪，声称“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110]。若以年份而言，这一忍二十年可见李世民的韧性；气愤之下亲手写出这样的文字，则又可见李世民的冲动和率性；而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又恢复了萧瑀的爵位，并在他死后“闻而辍膳”[111]，又体现了重情恋旧的一面。 所谓复合性，就是指性格之中存在着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特质，所谓平衡，就是要恰当地处理这些对立而统一的特质。李世民在前述的手诏一开始就提到，“朕闻物之顺也，虽异质而成功；事之违也，亦同形而罕用”。李世民其时指的是朝堂上的平衡，但这一点在他性格中的平衡上也是一样！重要的不是同质还是异质，而是能否“顺”而“不违”，物尽其用。所以在李世民的性格中，这种平衡并不是一种中和后消灭各方面特点的“中庸”，恰恰相反却是形成了两个互相冲突的个性同时存在共同作用的格局。实际上，如果是对立的因素简单地互相中和之后再作用于性格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个人也难以有什么成就；而如果是对立的因素并未湮灭而是共同发挥作用的话，虽然一旦失控可能会出现人格分裂这样的精神问题，但是如果能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将其兼收并蓄，那么这样磨砺而出的则往往是一个天才。具体而言，在李世民的复合性性格中胆汁质和多血质混合的天生气质依然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这一混合气质所存在的自制力和耐受力低的方面，则通过好奇心、责任感乃至迎难而上的斗志来激发出热情，并较为持久地调动性格中细致和绵密的一面以加以弥补。而居于性质相异的两个层面之间起到重要的粘合和协调作用的则是以其超人的自信心为代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正是李世民性格中的根源特质。 9、性格、将道与治道 同为人身色彩强烈的概念，性格无疑会影响到将道。具体的将道分析，将在稍后通过剖析实际战例来进行，这里仅结合前述性格分析浅论之。 首先，李世民是一个体贴士卒的统帅，而且这种体贴并非是传统的“爱兵如子”，而是一种带有平等待人、感同身受意味的体贴。比如在河东战役中的雀鼠谷追击战里，李世民亲自率领的先锋部队在狂飙突进地追击三天以后，后面的后勤线根本供应不上，“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112]。还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李世民在辽东之役的整个过程中，一直穿着同一套外袍。到秋天外袍穿破了，“左右请易之”，他表态说，“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113]。这些略显做作的举动固然出自他性格中行事喜夸张的一面，但是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的其实是感同身受的平等之心，也多少带有一丝现代的“官兵平等”的意味。而李世民自己亦常常身先士卒拼杀在第一线，这种表率作用也带有明显的平等性特征。在这样的统帅指挥之下军队往往士气高涨，而且在面对困难时有着格外的坚韧顽强。 其次，李世民既是一个充满活力、积极主动的统帅，同时又有着明显的追求大胜乃至全胜的倾向。在面对战争迷雾带来的不确定性时，积极主动的统帅会更倾向于采用自己的行动来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而对于下属在执行中的延误、懈怠等因素造成的摩擦，李世民亦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动性加以克服，从而其军队的行动往往迅捷而高效。这样的统帅一旦发动攻击，往往就会是猛烈而具有决定性的。另一方面，由于天性中带有追求华丽的个性，所以李世民在选择决定性打击时机方面反而具有格外的耐心。为了能在战场上夺取全面的胜利，李世民常常首先采用严密的防御态势，并采取各种积极手段夺取战场的主动权，等到时机成熟时再用迅猛的一击彻底摧毁敌人，使他们再无负隅顽抗的机会。“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正是李世民将道的典型特征，因为只有形成了胜兵之势后，才有可能通过一击瓦解对方，否则往往仅能获得有限的战术层面的胜利。 第三，李世民所拥有的超人的自信使得他敢于采用大胆而具有一定风险的军事策略。在夺取战场优势之后，李世民的大胆而猛烈地追击是他的将道中的鲜明特征。平薛秦之战，李世民在浅水原获胜后认为“破竹之势不可失”，仅帅二千余骑一直追到高墌城下并最终擒获薛仁果[114]，一举底定陇西局势。而河东之战的追击中，李世民更是一昼夜行二百里，大小数十战之后不顾疲惫继续猛烈追击，最终在雀鼠谷追上宋金刚军主力，一日八战皆胜，俘斩数万人。这次追击中，李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在稍作休整后，李世民继续追击至介休，再次击破宋金刚所部，并追击数十里直至张难堡，迫使刘武周、宋金刚逃往突厥[115]，河东遂平。“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李世民这种不顾疲惫不整阵形的猛烈追击，必然是要冒“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116]的风险的。实际上，李世民敢于冒风险的特点并不仅仅体现在追击之中，洛阳虎牢之战自不必说，在洺水之战中，为了将刘黑闼的主力牵制于洺水一带加以围歼，李世民也是大胆利用略显薄弱的已部担任铁砧，并冒着巨大的危险经过激战达成了战略意图。而在贞观年间，李世民虽然较少亲自指挥作战，但是在其战略指导中亦能看到这一大胆而带有想象力的特质。贞观朝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辉煌胜利，不能不说是李世民的这种风格深得“间接路线战略”的窍要。 第四，李世民性格是一个复合性而又平衡的系统，所以他亦极善于在军事行动中协调处理不同性质的兵种，使其各展所长而不曝其短。以步兵形成稳固的基础，而以骑兵执行大胆的突击和追击任务，这是常见的战术分工。李世民的特殊之处在于良好地在战役层面乃至战略层面将步骑协同的战法运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而这种运用方法得以实现，又是和前述几点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是得益于其性格中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包容性和弹性。概而言之，性格中的深沉细腻的一面使得他追求“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境界，而骄纵直率的一面又让他的决定性打击格外地迅捷而猛烈。 在李世民身上对立冲突而又互相融合并非仅仅是骄纵直露和细腻深沉的这两种个性，如果我们看得更加宏观的话，归根结底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军事贵族和文化贵族两个不同层面的四种要素互相冲击融合形成的时代洪流在其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而纵观李世民的一生功业，可以说正是在胡与汉、军事与文化这两体四面的冲击和融合中得到一种淋漓尽致的发挥。李世民拥有胡人血统却被视为汉人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武功显赫却得以溢为“文皇帝”，正是这一性格特征的最好证明。 李世民的年号是“贞观”，其中含义既可以解释其一生功业的基础，也可以用来解读其性格。《易大传》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天地之理主于正；观：以示人也。也就是说，贞观表明了在那个急剧冲击之后逐步融合走向定型的年代里，对各个方面有利因素采取开放宽容、兼收并蓄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是出于预设的中庸立场将各因素的锋芒磨去，而是要给予各因素锋芒毕露的空间，再以强大的自信所带来的包容性使其共存，并各展所长。这一点不限于李世民的性格，而是贯穿于贞观朝的始终。 [1]例如《文史天地》杂志近年来便刊出了多篇类似的文章，就不一一提及了。
[2]王夫之，《太宗》，《读通鉴论·卷二十》，中华书局1978年版
[3]《史馆上》，《唐会要·卷六十三》
[4]在《贞观政要·论文史》中，这两次被记录为贞观十三年和十四年，但是《资治通鉴》则记载为贞观十六和十七年，参考《唐会要·史馆上》和《旧唐书·褚遂良传》的相关记载，取《通鉴》所述。
[5]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113页
[6]《隐太子建成传》、《巢王元吉传》《旧唐书·卷六十四》
[7]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122页
[8]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137页
[9]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138页
[10]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115页。
[1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版，74页。
[12]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21-340页。
[13]葛剑雄、周筱赞，《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领导文萃2002年10期。可参见前章注24
[14]《论慎终》，《贞观政要·卷十》
[15]《直谏》，《贞观政要·卷二》
[16]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86页。
[17]《太宗本纪》，《新唐书·卷二》
[18]《褚遂良传》，《新唐书·卷一百五》
[19]《论征伐》，《贞观政要·卷八》
[20]《唐纪十五》，《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21]林云铭，《古文析义》，台北广文书局1985年版
[22]欧阳修，《纵囚论》，《欧阳修集·卷十七》
[23]王夫之，《太宗》，《读通鉴论·卷二十》
[24]宋斐，《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3期，61-67页
[25]《魏征传》，《新唐书·卷九十七》
[26]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158页
[27]《李勣传》，《新唐书·卷九十三》
[2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74页
[29]汪大全、赵宗军，《唐太宗李世民阴暗面略论》，南昌高专学报2008年第3期，10-12页
[30]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119-120页。
[31]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实际上，在考古发掘出的《唐俭墓志铭》（见《昭陵碑石》）中亦有提到此事，不过说的是唐俭为主。大意为，李渊在霍邑前遇到霖雨不止打算撤军，唐俭在李世民引见下经过苦谏阻止了李渊的撤军决定。如果按黄永年的逻辑，这里唐俭莫非在抹黑李渊的同时又试图攘李世民的功不成？其实，墓志大多有溢美墓主的倾向，而且当时唐俭在右三军受李世民管辖，李世民劝说时拉上和李渊关系亲近的属下做陪同，乃是常见的说服技巧。从情理上判断，《唐书》在细节记载中或有夸张，但此事为李世民主导推动应无问题。
[32]《旧唐书·高祖本纪》里“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这两条都是很明显的李渊早有异志的证据，也跟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一致，到了《新唐书·高祖本纪》和《通鉴》太原起兵的部分里，这些史料就全都不翼而飞。对于晋阳起兵时李渊的态度，《旧唐书·高祖本纪》里只有一句很含糊的“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但是在《刘文静传》里却明确地说“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可见《旧唐书》里写明了李渊的“四方之志”。到了《新唐书·高祖本纪》里，这段历史就成了“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新唐书·刘文静传》则说将“四方之志”改为含糊得多的“大志”。《通鉴》对这一段的描述基本和《新唐书》类似：“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渊不之知也。”而在《旧唐书》里，即使是以李世民为主角来叙事的《太宗本纪》中，也根本没有“李渊不想造反全靠李世民推动”的说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举出了。《旧唐书》作于五代，应该主要照抄原始史料，也体现了唐代的主流观点；而《新唐书》、《通鉴》作于宋代，加入许多宋代史家的观点。两者一比，所谓李世民指使改史攘父之功的指控显然颇有可疑之处。
[33]个人观点，要证明存在一个系统的改史工作，其必要条件是史书记载在极大程度上扭曲了事实。但是只要对李唐建国史有一个全面的考察（本书将在稍后进行这一工作）就不难发现，李渊和李建成虽然不是新旧《唐书》中记述的庸才，而且的确起了相应的作用，但是也不过中人之才的水平，其才能和作用显然无法与李世民相比。这样，两唐书的叙述基调其实并未出现性质上的偏移，而只是进行了一些细节处理以适应贞观朝的“政治正确”，这一点和历代史书并无不同。
[34]《唐纪十二》，《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35]《东夷传》，《新唐书·卷二三六》
[36]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7]这方面的观点可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东北边疆研究》丛书，例如《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
[38]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九》，中华书局1963年版
[39]吴枫，《隋唐五代史》，86页。吴枫此书在1959年受到韩国磐等人的大力批判，罪名竟然是“把帝王将相等封建统治阶级当作历史的主人”，“贩卖资产阶级货色”。
[40]这种“政治正确”的庸俗化的最新版本则是引入普世价值，将封建帝王替换为封建独裁者。简而言之，它包括一切预先设定古代帝王们“原罪”属性的理论。
[41]黄约瑟，《读三本李世民传记》，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三本传记分别是袁英光、王界云的《唐太宗传》，赵克尧、许道勋的《唐太宗传》和胡如雷的《李世民传》。
[42]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第1版，91页
[43]史式，《一生沽名钓誉的唐太宗李世民》，文史天地2009年第1期，32-36页
[44]宋斐，《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3期
[4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版
[46]《唐纪二》，《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全文为“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罗、翟长孙等将之，与之射猎，无所疑间。贼畏威衔恩，皆愿效死。”当然，李世民的这个打算最后由于李渊坚持杀掉薛仁果而落空了，不过翟长孙后来为其所用，是所谓“玄甲军”的四大统领之一。
[47]《唐纪三》，《资治通鉴·卷一八七》
[48]《唐纪五》，《资治通鉴·卷一八九》
[49]所谓昭陵六骏中，便有拳毛騧、什伐赤、飒露紫、青骓这四匹中箭而死，出处见第二章注32。
[50]《唐纪七》，《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51]出处同上注。全文为“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仗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当时突厥内部问题甚多，斗志不强又无攻坚能力，只不过是抓了唐军一个空子罢了。劳师袭远而后方甚至没有拿下一座城池，突厥军的形势其实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有利。如果没有形成盟约而是真的打起来，虽然关中地区必遭涂炭，但唐军的胜面要比突厥军高得多。稍后本书战役分析时亦会分析此战例，到时不难发现，李世民的这一段话真可谓无一字虚言。
[52]《唐纪九》，《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终贞观朝，出身东突厥王族的名将就有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阿史那贺鲁、阿史那步真、阿史那弥射等多人，非王族的还有执失思力，契必何力等人。
[53]《北狄》，《新唐书·卷二一九》。原文为“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
[54]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的记载，李世民全军包括张亮率领的“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以及李世勣的“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总人数约10万有余，但是实际作战中走水路的张亮军几乎没发挥作用，故李世民大部分时间手中可用兵力只有6万上下。
[55]《唐纪十四》，《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56]富勒，《亚历山大的将道》，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44页、215页。
[57]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曾对侍臣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58]三件事分别见于《资治通鉴》的《唐纪七》、《唐纪九》和《唐纪八》
[59]《论忠义》，《贞观政要·卷五》
[60]孔德绍事迹见《隐逸》，《新唐书·卷一九六》；薛德音事迹见《薛道衡传》，《隋书·卷五十七》
[61]《唐纪五》，《资治通鉴·卷一八九》
[62]王夫之，《太宗》，《读通鉴论·卷二十》
[63]《慎言语》，《贞观政要·卷六》。《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记载此事为贞观十八年。
[64]《唐纪八》，《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65]《唐纪十》，《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66]《唐纪十》，《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67]陆志成的《唐太宗的奇谈怪论》（文史天地2010年第1期）从《资治通鉴》里面收集了一些李世民的“有趣”言论，虽然其文立意取材均嫌片面，但亦可参看。不过建议有兴趣的读者还是去通读《贞观政要》为好。
[68]《唐纪十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69]《太宗本纪》，《新唐书·卷二》。如果认为“龙凤之资、天日之表”在初次使用的时候是严格按原意的话，那么倒是可以做一番解释。“龙凤之姿”是所谓“金水之局”的相貌，面呈玉色，姿容清秀漂亮；“天日之表”为天表日表合称，指额头正中天庭位置的头骨合缝处较平，形成一个圆圆的印记的模样，如正午之日，所以是大贵之相。
[70]《温彦博传》，《新唐书·卷九十一》
[71]现在亦有说法认为传世的《步辇图》不是原作，而是宋人摹仿之作，但是应该也不会和原作差太多吧。
[72]引自刘餗的《隋唐嘉话》，《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亦有载，但删去了李世民失言的部分
[73]《唐纪九》，《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74]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第1版，87页
[75]《帝王部·慈爱》，《册府元龟·卷四十七》
[76]《诸帝公主传》，《新唐书·卷八十三》
[77]王方庆，《魏郑公谏录》，
[78]以上各事均《通鉴》有载，由于太多就不分列了，其相应年代分别为贞观四年、贞观十年、武德五年、贞观十三年，贞观二十一年。
[79]《唐纪十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80]《侯君集传》，《旧唐书·卷六十九》
[81]《唐纪五》，《资治通鉴·卷一八九》
[82]《唐纪十二》，《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83]张申平，《唐太宗的个性和生命意识与其诗歌创作》，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6-61页
[84]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版，亦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31。原文为“《使至帖》乃太宗少年时所书。太宗书法有疏朗古澹、俯视一切的气魄，惟独此帖风韵遒润，与诸帖不同。”
[85]《许洛仁碑》，《昭陵碑石》，昭陵博物馆编著，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86]《崇儒学》，《贞观政要·卷七》
[87]褚遂良，《请节劳表》，《全唐文·卷一四九》
[88]《帝王部·巡幸第二》，《册府元龟·卷一一三》
[89]《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十八》
[90]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435-436页
[91]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430-432页
[92]《芝田录》，《太平广记·卷一六三》
[93]《后妃传》，《新唐书·卷七十六》
[94]《宗室世系表》，《新唐书，卷七十上》
[95]陈寅恪在《金明馆重稿二编》（三联书店2007年第1版）中用了三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分别是“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二论李唐氏族之问题”。
[96]陈戍国，《唐代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2～18页。此外，李风华（《驳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的驳论更鲜明有力。
[97]李世民修氏族志见《新唐书·高士廉传》。李治禁止通婚见《资治通鉴·唐纪十六》。
[98]《窦炽传》，《周书·卷三十》
[99]《草堂寺为子祈疾疏》，《全唐文·卷三》。全文为“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鄣。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100]李世民，《感旧赋》，《全唐文·卷四》
[101]《贞观政要·慎终》：“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旧唐书·太宗本纪》：“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
[102]这一段的主要内容来自《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亦参见《新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太宗本纪》以及《册府元龟·帝王部·神武》。
[103]《唐纪八》，《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104]《炀帝本纪上》，《隋书·卷三》
[105]《魏征传》，《新唐书·卷九十七》
[106]《旧唐书·高士廉传》提到“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辄焚稿，人莫知之”，这才是身为臣子应有的心态吧。
[107]本段主要史料来自《两唐书》和《通鉴》，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六卷第八章第一节“长孙无忌”对于他的生平着墨甚多，推荐参看。
[108]李承乾就是一个反例。细究的话，李承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李世民的气质，可以说在他的几个儿子中真正最像他的应该还是这个长子。但是由于过早的被放到太子这样一个饱受期望的位置，过重的负担影响了李承乾的性格发展，而出现了畸形的性状。
[109]《隋纪八》，《资治通鉴·卷一八四》。另外尚有刘弘基、殷开山分兵西略扶风，有众六万。刘弘基、殷开山皆受李世民节度，故亦可算在他的名下，那就是十九万人。
[110]《唐纪十四》，《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111]《萧瑀传》，《旧唐书·卷六十三》
[112]《唐纪四》，《资治通鉴·卷一八八》
[113]《唐纪十四》，《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114]《唐纪二》，《资治通鉴·卷一八六》
[115]《唐纪四》，《资治通鉴·卷一八八》
[116]《军争篇》，《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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