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上将的报告：关于新军事变革问题
关于新军事变革问题
作者：熊光楷 来源：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n/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要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又进一步提出“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这是江泽民同志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深入发展，对我们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目前，世界新军事变革呈加速发展的趋势，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反映了这一动向。对此，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剖析，更要紧密联系我国实际，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情况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被称之为“新军事变革”。这场新军事变革兴起的主要背景，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仍时起时伏；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新军事变革具有划时代的特征，实质是信息化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反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的：“人类战争经过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几个阶段后，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
“新军事变革”这个概念是从英文翻译而来，原文为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1991年的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及战略学界开始大量出现关于RMA的论述。1994年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批准成立一个“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美军有关RMA的研究工作。这是美国官方最早承认和使用RMA这组词汇。RMA过去曾被翻译为“军事革命”，但随着我们对该问题认识的深化，特别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认为译为“军事变革”更为确切。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的，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概括起来，这场新军事变革主要具有五个特征，即武器装备智能化、编制体制精干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空间**化、作战样式体系化。 一是武器装备智能化。其重要标志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PGM，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在历时14年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只占使用弹药总量的0.2%，当时使用的只是命中精度较高的灵巧炸弹（Smart Bomb）。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增至8%，当时主要使用的是“战斧”（Tomahawk）式巡航导弹。而这一比例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更分别上升到35%和60%。 二是编制体制精干化。提高质量、减少数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趋势。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1985年全球兵力总额为2794.66万，1999年降为2187.59万，减少607.07万，减幅达22%。通过裁减数量、调整编制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等措施，军队规模更趋精干，战斗力普遍增强。 三是指挥控制自动化。自20世纪60至70年代起，为使指挥控制实时高效，世界主著要国家军队纷纷着手开发CI系统（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把情报系统获得的信息通过通信这条生命线用于指挥部队和控制武器装备。8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CI加上了Computer（计算机），变成了CI。90年代后又进一步发展为CISR系统，增加了Surveillance（监视）和Reconnaissance（侦察）。目前这一系统又发展为CKISR，增加了“Kill”（杀伤）。指挥控制自动化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水平，要得益于Data Link（数据链）的发展。它是整个指挥自动化的“神经中枢”。 四是作战空间**化。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表明，谁拥有制信息权，谁就能掌握高技术战场的主动权。而制信息权又离不开制天权。据统计，美国等国在海湾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33颗，在科索沃战争中共动用军事卫星50多颗，在阿富汗战争中也先后动用军事卫星50余颗。 五是作战样式体系化。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已发展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在机械化战争阶段有陆、海、空的协同作战，但它只是协同。随着信息化战争阶段的逐步到来，“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便向着真正的体系对体系的“联合作战”（Joint Warfare）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诸军兵种之间形成完整体系的粘合剂。 马克思曾指出，“随着新的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整个的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够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正由于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受到信息化技术装备为主的影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队建设变化都出现一些新的趋势。首先是提高质量、减少数量。保持适度缩小的军队规模，战斗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由于广泛增加了信息化技术装备，战斗力不断提高。其次是调整军兵种建设力度。各国陆军裁减比例较大，同时优化陆军结构，增加高技术兵种。此外，各国军队还普遍加大海、空军的建设力度，在经费投入、装备更新和人员编制方面予以较多倾斜。第三是突出天、电（磁）等高新技术部队的发展。军事航天力量、导弹部队及导弹防御部队、电子战和信息战部队等成为军队建设新的重点。俄罗斯不久前将战略火箭军一分为二，分别组建火箭兵和航天兵两个兵种。预计到2015年左右，美国还可能考虑组建天军。这些军队建设变化的情况，都值得我们在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时深入探讨。 二、从伊拉克战争看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动向 3月20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35分左右，在伊拉克发生了冷战后又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众所周知，我们不赞成用战争解决伊拉克问题。但是既然伊拉克战争发生了，研究这场战争还是很有必要的。与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及2001年阿富汗战争相比，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技术含量更高、信息化特征更为明显，反映了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趋势。 首先，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反映了武器装备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标志是精确制导武器得到更多应用、军事航天力量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及导弹防御系统有新的发展。在1991年42天的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共发射288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而在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共发射巡航导弹约800枚，总投弹量约2万多枚，其中精确制导弹药约占总弹药量的70%，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前三场局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军除大量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外，还使用了“高能微波炸弹”（HPM，High Power Microwave Munition）和“联合防区外武器”（JSOW，Joint Standoff Weapon）等精确制导武器。 与以往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相比，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动用了更多军用卫星，多达90多颗，为作战提供了不间断的情报保障，为指挥作战特别是精确打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这场战争初期，伊军向科威特发射了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其中7枚被美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拦截。这反映海湾战争以后美国重视导弹防御技术研发，在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有新的发展。 尽管伊拉克战争反映了美军武器装备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但是这场战争也暴露出美军武器装备发展中仍存在一些弱点。例如，在战争初期连续发生美英联军“误炸”自己人、美军“爱国者”导弹“误击”英军战机问题；美军由GPS定位的精确制导武器，一度受到伊军GPS干扰器的干扰问题；美军高技术武器装备在遇到沙尘暴等不利气候或者伊军制造烟障的情况下，其运用受到明显制约，等等问题。这些都说明，我们对高技术武器装备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与传统武器装备相比，具有作战效能极大提高的优势，同时也要看到，高技术武器装备也并非无懈可击。 第二，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反映了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的发展趋势。与海湾战争空袭38天后美军才发动地面战明显不同，这次美军在开战两天后就马上投入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并根据战场情况，采取了“南线长驱直入，北线空中机动”的方式，迅速向巴格达推进。在南线，以美军第3机械化步兵师和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等部为主，长驱直入；在北线，由于未能得到土耳其的过境许可，只好采取空投方式投送了第173空降旅，开辟“北方战线”；美军还在伊西部先期夺取的两个空军基地投送了第101空中突击师的部分兵力，加上由伊东南部北上的英军部队，对巴格达形成合围态势。而无论是南面的长驱直入，还是北面的空中机动，都反映了美军经过这十多年的编制体制调整，使部队更趋精干化、轻型化，具备了更强的机动能力。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从实战需要出发，较大地压缩了军队规模特别是陆军规模，通过调整编制体制，不断提高部队机动能力。据统计，美军现役总兵力从1991年的198.5万压缩到目前的139.8万。其中，陆军的减幅最大，从71万人减至48.1万人，减少46.3%；海军从57万人减至38.2万人；空军从51.1万人减至36.2万人；海军陆战队从19.4万人减至17.3万人。其中，美陆军将作为基本战术单位的现役诸兵种合成师由16个减至目前的10个。在继续保持装甲师、机械化步兵师等重装部队的同时，注重加强空中突击师、空降师和轻步师等轻装部队的建设。此外，美陆军还将第4机械化步兵师改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化师。该师原拟从土耳其进入伊拉克北部，担负“北方战线”的主攻任务，后因土耳其不允许美军过境而未能如愿，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才由科威特进入伊拉克参加扫尾阶段的军事行动。 第三，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反映了作战样式体系化的发展趋势。美英联军在这场战争中，按“先发制人”军事战略和“震慑（Shock and Awe）”作战理论的要求，更加突出地体现了陆、海、空、天、电（磁）五维一体的联合作战思想，力求在战场上形成各军兵种全方位、全时程的统一行动，达成“快速主宰（Rapid Dominance）”的优势，其行动包括空中打击、地面进攻、海上发射、卫星保障和信息对抗等诸多方面。 4月15日，美军宣布这场名为“伊拉克自由作战行动”的战争主要战斗已经结束。回顾起来，这场战争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具有明显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样式。 战争第一阶段是3月20日至22日名为“斩首攻击”的行动。美首先动用人力和高技术等各种侦察情报手段，对伊拉克领导人的藏身地点和行踪进行全方位的实时监控。在获得情报后，首次攻击就投掷了40多枚巡航导弹。尽管“斩首攻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美军的整个作战体系仍呈现出以信息化技术为主导进行精确打击的联合作战行动的特点。 从3月22日，战争进入名为“震慑”的第二阶段。美军在这一阶段更多地使用了精确制导弹药对伊进行打击，出动作战飞机的架次每天少则约1000架次，多则2000多架次，空袭强度非常之高。与此同时，还出动地面重型装甲部队多路进击，快速推进。在天、电（磁）力量支持下，这里有海空一体化，空地一体化，还有多种形式的心理战、情报战相配合。由于伊拉克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作战方式对美军进行反击，“震慑”行动初期美军的进展不太顺利。但经过调整后，美军很快恢复了进攻势头，并于4月6日兵临巴格达城下。4月7日美军又几乎重演了开战初期“斩首”行动的一幕。在得到伊拉克领导人在某幢建筑里的情报后，美军迅即动用B-1隐形轰炸机对这一目标投掷了4枚JDAM炸弹。4月9日美军坦克部队直插巴格达市中心，巴格达陷落。在这一阶段里，美军作战行动虽以地面进攻为主，但整个作战体系中陆、海、空、天、电（磁）联为一体，信息与火力紧密结合，作战样式体系化的特点非常明显。 从4月9日美军占领巴格达起，作战行动进入第三阶段，即“扩大战果和清剿”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军原来准备从土耳其进入的第4机步师从科威特进入了伊拉克。作为美军第一支完全数字化的部队，该师的各种作战平台，从单兵装备到坦克、装甲车、火炮、直升机等均实现了数字化信息共享和通联。而且通过数字化的指挥系统，该师还能与海、空、天等美军其他作战系统实现实时信息共享，作战样式体系化的能力更加突出。 此外，伊拉克战争还表明，高技术战争是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的结合。在高技术武器装备不断发展的条件下，非接触作战的效能及重要性日益明显，但接触作战仍不可忽视。美军虽然主要依靠的是远程精确打击这种非接触作战样式，但此次仍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一些接触作战。由于存在比海湾战争更多的地面接触作战，美英联军没有能够实现“零伤亡”。美军共有1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英军也有30多人死亡，70多人受伤。 总之，伊拉克战争是美军新军事变革成果的一次广泛的检验。通过这场战争可以看出，武器装备智能化的发展带来了更加精确的打击效果，更加精干的编制体制，使部队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作战行动在陆、海、空、天、电（磁）等**空间的展开使作战样式呈现体系化的特点。我们研究这场战争，要坚持辩证分析的方法，要注重用全面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既要看到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趋势，又不要因为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作用愈益突出，就否定人的作用。要防止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三、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江泽民同志自从1989年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和关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探索和研究军队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世界军事变革对我军建设的影响和启示。 1991年海湾战争刚结束，江泽民同志就敏锐地观察到了高新技术在现代作战中被更多运用这样一个特点，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军队重视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我军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1993年，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必须把我们未来防卫作战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既坚持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又把握时代变化的特点及时进行了调整，从毛主席所讲的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要准备“打核威慑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调整到要准备“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之后，无论是科索沃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江泽民同志都结合我军实际，强调质量建军，并先后提出了“科技强军”、“科技练兵”、“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等一系列新思想。1995年又提出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要实现我军建设的“两个转变”，即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为此，继1985年百万裁军后，江泽民同志于1997年又宣布再次裁军50万的战略举措。在去年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我军要“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强质量建设”、“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这是江泽民同志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 今年3月10日“两会”期间，江泽民同志在十届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上更明确提出，“我们要积极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我军适应当代科技技术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趋势”。他主要强调了五点，即：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本质和核心；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要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重视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保证。江泽民同志还强调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必然给我军建设的各个领域带来深刻变化，也必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艰苦扎实的工作，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完成信息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为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适应世界军事变革、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思想，我们要做到“四个清醒认识”，即：对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世界新军事变革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军目前存在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化战争要求不相适应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要有清醒的认识。为使这几个认识付诸实践，我们还需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遵循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我们要把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作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切入点，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方面，我们要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适当增加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解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发展。“财大才能气粗”，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只有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才是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根本出路。没有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尽管这几年，我们的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有所增加，但这个增加是适度的。外国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为由说中国在扩军备战，甚至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完全是不符合实际的。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各国国防费用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4%左右，而我国只占约1.7%，还是比较低的。 第二，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和我军实际出发，突出这场军事变革的中国特色。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就意味着我们既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包括历次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又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军事变革模式。我军目前还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机械化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今后要在信息化的引导下实现机械化，坚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复合式发展，最终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双重任务。不能把机械化和信息化二者截然分开，不能脱离我们的国情和我军的实际。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我们既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又不能好高骛远。要发展一些有分量的武器装备，在强调科技强军的同时，注重科技练兵，不断提高我军官兵的素质。 第三，要坚持军民结合，重视在高技术条件下发挥人民战争的传统优势。军民结合，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的国防建设中，历来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毛泽东同志讲过，“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时要注意研究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现在的很多国防科研成果，都是军民结合、共同攻关的结果。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发挥这一优势，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进程中，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断探索新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新内涵、新特点。 关于军事上人与技术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讲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邓小平同志也讲过，“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江泽民同志在强调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时也强调，“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因素，不能忽视精神的因素，不能丢掉人民战争这个法宝”。今天，我是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讲新军事变革问题。人文精神说到底是人本主义，世间万事万物都应以人为本，军事上最后也是要落到人身上。一句话，人是决定因素。这就是我的结束语。 （这是作者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的专题报告） 原载：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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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5-24 13: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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