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兵者诡道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政治的变态？ 战争只有到了核武器时代，才真正显示出它的诡异来，以前它更多的是显示出它的狰狞。一如现代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说，“氢弹的出现给世界投下一道黑影，而于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⑴”。核战争改变了战争本身，但没有改变战争的诡异性，它看起来似乎更加嘲弄人。
美国哈蒙德上校（Grant T．Hammond）提出了核时代战争的诡异性，所谓战争的变态⑵。现代化与核武下的战争无可置疑变得更具有精神性、更具有平时性，战争由以空间为战场变态为以时间为战场、由硬件导向变态为软件导向、由有形措施变态为无形措施、由以工具为焦点变态为以认知为焦点、由战时暴力冲突变态为平时和平竞争、由毁灭行动变态为创造过程、由实质性的攻击变态为追求价值观与精神目标、由争取胜利变态为保持不败以至于不战而胜。不战而胜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命题。
哈蒙德上校所说的战争的诡异性、战争的变态，在孙子兵法看来，却是正常的，这正是战争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所谓兵者诡道，只是现代化的战争更具有诡异性而已。哈蒙德上校提出的战争由空间战场变态为时间战场极为准确，这抓住了当代新军事革命的实质，也表现出西方战争理论与远东战争理论的一种文化性的不同，即西方哲学与文化重空间的倾向，而东方哲学与文化重时间的倾向，我个人认为，这是东、西方哲学最大的差别。孙子兵法的特征是对时间战场的偏向，对战争准备的侧重与战后未来的考量，这正与现代化战争与未来战争的特点相合，所以在核武器时代，孙子兵法更得到人们的重视与理解。
在兵法第一篇计篇中，孙子提出了诡道，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并认为战争胜利的秘决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在兵法第一篇中，主要说战争的重要性、战争策划的重要性、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些其他兵家都会说，而且说得不比孙子差，孙子在此篇的真正的独特观点，就是兵者诡道之说。孙子认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战争的特质是诡诈。这种说法，引起不少的异议。儒家特别是宋代儒家，对这样的说法极为反对，称孙子兵法为“鼠蛇之智”。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则不重视欺诈，也不重视奇袭。克氏理论的重点是在会战，强调勇敢的精神与长远的眼光，而不是诡诈与弄智。日本兵圣大江匡房也对孙子兵法的诡道提出了异议，他强调“真锐”，勇敢与刚毅，认为孙子兵法就一个“惧”字了得。他认为勇武精进、刚强不屈才是日本的战争精神，而诡诈只是旁门左道。他对孙子的诡道中的奇正论与虚实论也提出了异议，表示“能战而已”。大江匡房多少有些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劲头。
老子对战争性质的看法与孙子颇为相近，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此，政治与战争性质不同，由此，其使用的手段也不同，政治要用正义与温和，老子极力反对治国用暴力与智力，简本老子甲开章明义，三绝三弃，绝弃的就是诡诈智巧伪辨，今本老子强调柔弱与卑下，反暴力与反智力是老子政治哲学的第一特质，但是相反，战争则必须要用暴力与智力。我们可以看见，老子与孙子对战争的性质的认识基本相同，但也有微妙的区别，老子认为战争的性质是奇，孙子认为战争的性质是诡。奇与诡有不同的地方。
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涉及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是古代兵家与现代战争理论的一个课题。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对此有他独到的见解，克氏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氏与老子不同，克氏强调政治与战争的联系，而老子强调的是政治与战争的区别。用克氏的方式说老子的意思，那就是，“战争是政治的变态”。老子认为政治要在温和与妥协，最忌暴力与智力，“强梁者不得其死”，“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但战争恰恰是以暴力与智力为特征的，所以政治与战争不同性、不同庭。克氏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仍是政治的形式、政治的手段。克氏强调，战争与政治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而老子恰恰最重视手段，政治如果采用了暴力与智力的手段，就已经不是政治了，而是走向了政治的反面，它变态了。
这里老子与克氏并不矛盾，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已。中国古代司马法与老子的观点相同，司马法本简洁，但其中先后三次强调政治与战争的不同，所谓军容与国容的不同，司马法名言，“国容不得入军，军容不得入国”，这话的意思简单明确，政治的那一套不得进入军界，而军队的那一套则不得进入政治生活。这是千古名句。古代斯巴达人，军容入国，成为军事化国家，斯巴达国家成为一座军营。近代普鲁士国家也是如此。二战的德国也是如此。国家成为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二战后俄罗斯经济长期偏重于军事工业。这长不了。而国容也不得入军容，如果政治与国民生活形态进入军营，把军营弄成一个集市，这也不叫话。
现代西方战争理论则比较强调战争与政治的联系，并因此出现了一战后的总体战理论与二战后的大战略理论。总体战始于拿破仑战争，特别表现在一战、二战中，其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一战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鲁氏认为，克氏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还不够，“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⑶”，因此政治应该为战争服务，政治是战争的仆人。与之相反，是大战略理论，这是英国现代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提出，李氏认为，战争在政治之下，战争应为国家政策服务，人们的眼光应该看到战争地平线之后⑷。李德哈特先生的大战略无疑含有道德因素与政治因素。二战后，总体战已成为过去。大战略，美国人称之为国家战略，在核武器与现代化战争条件下，成为最为现实的问题。
中国历代兵家喜欢讲政治与道德，但是孙子兵法除外，孙子兵法似乎屏蔽了政治，这受到儒家的批判。但是实际上，孙子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的认识极为深刻与现实，这与批判他的儒家大不同。孙子的政治观点表现在简本孙子佚文中的《吴问》。吴国的国王接见孙子，并问孙子，晋国分裂成为六个国家，范国、中行国、智国、韩国、魏国、赵国，这六个国家谁先灭亡？孙子回答，范国与中行国最先灭亡，而赵国最后灭亡，原因是范国与中行国的财税政策，田小税多，使公家富、兵多，使民贫，即政府富裕、军队庞大、民众贫困，而赵国的财税政策，田大税少，使政府穷、军队少、民众富裕。孙子的政治标准极为简单，他认为国富民穷必亡，国穷民富则兴。历史反复证明了孙子的观点。一如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国富民穷是一种暴政”，也是最为危险的政治，一如现在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所鼓吹的“藏富于民”，一如汉文帝的“不与民争利”的基本国策。孙子的后裔孙膑也是一位著名的将军与兵家，齐威王问孙膑战争胜利之道时，孙膑的回答是国富⑸。这多少有些令人不解，孙膑与孙子的观点似乎是相反的？
成吉思汗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典范。成吉思汗治国可以说是正之至，其国内的政策颇为温和，如果说节制是成吉思汗个人性格的第一特征⑹，那么温和则是成吉思汗国内政治的第一特征。成吉思汗国内政治排斥暴力与智力，而诉求于宗教与传统，他的国内政策极为温和，他是蒙古战国时期的改革家之一，但他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都带有妥协的特征。在政治上，成吉思汗是妥协之主。本书只讲战略，关于成吉思汗政治的妥协特征⑺，可见本章后面注解中的具体论述。
成吉思汗用兵如神，以奇用兵，但在战争中，成吉思汗对于阴谋与诡计的使用颇为节制，但正是因为这种节制，所以当他使用阴谋与诡计时颇令人感到突然与意外。成吉思汗在蒙古内战中只使用过一次阴谋，这次阴谋让他成为蒙古的老大，这就是伟大的者者格儿山之战⑻。
十二世纪晚期，蒙古战国进入晚期，在蒙古草原中，存在着三大传统部落集团联盟，其下是十三个部落集团⑼，以达旦人为首的东部联盟已灭，以乃蛮人为首的西部联盟已残，以克烈人为首的中部联盟最为强大。中部联盟是克烈人与蒙古人的联盟，即王汗与成吉思汗联盟。王汗是克烈部可汗，草原基督教皇，占据着草原的中央草原鄂尔浑河、土拉河、上色格楞河地区，还占有哈勒哈河以南、克鲁伦河以南的东部草原。成吉思汗是蓝眼蒙古部可汗，占据着不儿罕山地区、鄂嫩河、克鲁伦河与呼伦贝尔地区。王汗是成吉思汗的宗主与义父，成吉思汗是王汗的附庸与义子，两人联盟二十多年，先后击败草原其他联盟。在进入十三世纪时，王汗、成吉思汗联盟在草原几乎没有对手，这使联盟注定要产生分裂。
为了制止这种分裂，在联军远征北乃蛮人回国后，成吉思汗要求与王汗家族联姻，王汗家族先是不同意，最后则答应了这门婚事，即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与王汗的小女儿察兀儿公主订亲，成吉思汗的大女儿豁真公主与桑昆公子的大儿子秃撒合订亲。王汗的儿子桑昆公子请成吉思汗去他的牧地吃订婚的喜宴，计划在宴会上杀掉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完全不知情，带着十个从人高高兴兴去吃喜宴，走在路途中，因为天黑，就住宿在他家族的旧人蒙力克长老的家中。蒙力克长老觉得不对劲，提醒成吉思汗，这其中可能有诈。成吉思汗便派两个从人去桑昆公子那儿赴宴，而带其余的从人返回老营。成吉思汗由此逃过一劫⑽。
王汗见事发，便召集各部兵马，准备第二天出兵去捉拿成吉思汗。不想有两个牧马人无意中听到消息，便连夜去成吉思汗营地，把这个情况告诉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时竟不敢相信，他忠心耿耿跟了王汗二十年，如今竟被王汗一脚踢开。于是成吉思汗抛弃辎重，分散老幼，带部落向东方逃跑。王汗带大军追来，成吉思汗逃无可逃，返身与王汗作战，双方在合兰真沙地决战。成吉思汗军队崩溃。成吉思汗逃跑到西伯利亚大沼泽里，最后身边仅剩下十八骑⑾。
成吉思汗在北方大沼泽中，招集逃散的旧部，联合东部的弘吉刺人，又派两名使者去王汗阿兰塞行宫，公开指责王汗的背信弃义，这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成吉思汗的控诉⑿”。成吉思汗要求王汗给他一个说法，认为王汗不配作国王与父亲。成吉思汗表示出他的愤怒，但更多的是委屈，这是一种附庸对宗主、儿子对父亲、臣子对君主的抱怨，成吉思汗显然对王汗留有余地，同时也给他自己留下余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王汗的一种欺诈。成吉思汗又派出使者去离间中部联盟的另一个成员札木合与王汗的关系，札木合是黑眼蒙古人的元首，与成吉思汗一样是王汗的附庸。不用离间，札木合见成吉思汗势力已灭，王汗独大，心中颇为不安，因此计划偷袭王汗老营，不想王汗先走一步。王汗带兵袭击札木合营地，札木合军队崩溃，札木合逃往西部阿尔泰山。此时，王汗独大，草原群雄皆残灭，只余下西部阿尔泰山地区的南乃蛮国太阳可汗，王汗离统一草原、建立帝国，只有一步之遥。
成吉思汗失败后，隐藏在北方大沼泽中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弟弟合撒儿的妻子与三个儿子来找他，他们是在合兰真沙地大战中与成吉思汗失去联系，被王汗俘虏了，趁王汗与札木合打仗，逃了出来，不想在大沼泽中找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由此心生一计，让合撒儿假装投降王汗，说是因为妻子与儿子们在王汗那里，所以要投降王汗。当时成吉思汗的许多部下因为儿子与妻子被王汗俘虏，而离开成吉思汗，去投降王汗，这是人之常情，草原中的常事。于是成吉思汗派合撒儿的两位使者去见王汗，表示合撒儿投降的意愿，同时探明王汗营地的情况。在两位使者出发去王汗营地之后，成吉思汗随即带兵出大沼泽，一路沿山林荒野潜行千里，最后到达克鲁伦河边，埋伏在河边的牛粪湾。
合撒儿的两位使者去了者者格儿山，来到王汗的营地，向王汗说明合撒儿投降的愿望，说是合撒儿没有找到成吉思汗，在荒野里流浪，听说妻子与儿子在王汗那儿，所以想投奔王汗。王汗同意了，就请合撒儿来。两位使者离开王汗的营地，来到克鲁伦河的牛粪湾，向成吉思报告了经过，说是看见王汗与他的长老们、主教们、贵族们与军将们正在营地里摆金帐宴，庆祝胜利，防备十分松懈。成吉思汗由是带军连夜前往者者格儿山，埋伏在山中的斑点盘陀峡地，白天从山谷中突然杀出，袭击王汗的老营。王汗措手不及，带人逃往者者格儿山的山口，成吉思汗带人紧追不舍，经过三天三夜的追逐激战，最后把王汗的近卫军失烈门太子军与中军只儿吉军消灭了，王汗在逃往西方的途中被乃蛮边境兵杀死。
者者格儿山战役，决定了谁是蒙古王，进而决定了谁是欧亚王，如果成吉思汗失败，我们今天知道的不会是蒙古帝国，而是克烈帝国，不是成吉思汗，而是王可汗、约翰教皇，而成吉思汗将默默无名。这是成吉思汗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战斗。此战的特征是诡异、欺诈与突然性。成吉思汗在合兰真沙地大战中遭到惨败，并遭到王汗军与札木合军的联合追杀，最后他身边只剩下十八骑，他的部下与民众大都投靠了王汗与札木合。可以说，成吉思汗已经退出了草原政治角逐，但是他却突然出现在王汗的面前。
当时成吉思汗手下共有二千六百人，即使后来有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斤及其他三圈子的人马来投奔成吉思汗，这三个牧地圈子都是小圈子，所以成吉思汗手下的战士不过三千人。而王汗当时的战士可能超过一万人，仅他的近卫军就有一千人，还有他的三大王牌军，中军铁血只儿吉军、左翼军暴躁土别格军、右翼军森严董亦合军。成吉思汗一生谨慎，竟敢如此弄险，攻击比他强大得多的王汗。王汗与成吉思汗合作了二十多年，他对成吉思汗极为熟悉。所以，这完全出乎王汗的意外。简单地说，者者格儿山战役，既是战斗上的突然性，而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突然性。一如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千般诡谲，万般机诈，最后归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正因为这种突然性，王汗的左、右翼军来不及参战。王汗左、右翼军人数众多，其中有王汗的两大王牌军，土别格军与董亦合军。如果这两只强大的军队能及时赶到战场，成吉思汗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蒙古秘史与其他蒙古史籍，没有交待当时这两只军队的情况。还有，王汗的弟弟札合敢不亲王的军队也没有参战。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这是者者格儿山之战的谜团之一，也是蒙古历史的谜团之一。
另外，是者者格儿山之战的历史突然性。在此战之前，人们只知王汗，而不知成吉思汗。王汗是十二世纪后半叶亚洲草原的头号人物。而成吉思汗的名声不大，外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只是王汗的附庸之一，一如太阳可汗所说，成吉思汗只是王汗身边的箭筒士之一。成吉思汗跟了王汗二十多年。王汗在剪灭蒙古群雄，将要统一蒙古之际，却突然发现身边的成吉思汗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对手。蒙古战国五十年，在结束之时，却突然发生翻盘。 ⑴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原序》，1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7月。
⑵Grant T.Hammond,”Paradoxes of War”, pp.6-16. 1994.”
⑶鲁登道夫，《总体战》，1—7页，北京理工科大学，2007年4月。
⑷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357—370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7月。
⑸孙膑，《孙膑兵法•强兵》
⑹关于成吉思汗个人性格中的节制，无论是赞扬成吉思汗与批判成吉思汗的史家，都承认成吉思汗个人的超凡的自我节制能力。
⑺成吉思汗政治妥协特征简述：
成吉思汗是一个改革家，但是他又是传统主，在改革与传统之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的妥协特点。蒙古战国时期，牧地贵族分封制度动摇，草原各部落集团的元首们纷纷求变，着手内部改革。成吉思汗也不例外，他的改革主要指向是加强王权、削弱贵族自治权，如设立横帐近卫军、征收固定税、军政中大量起用平民与奴隶等等。但是成吉思汗的改革是保守的、消极的，他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都带有向传统妥协的成份。成吉思汗对牧地分封制度触动最大的改革是拆散部落分封制，这是他的杀手锏，部落分封制是草原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可谓根本性的改革，但是这种根本改革严格局限于对敌人的部落，而成吉思汗的部落与其盟友部落仍保留部落制度。
成吉思汗征收固定税，我们所知道的成吉思汗征税，大多是临时税，其固定税主要限于军队内，从军事人员战争所得财物中收税，这实际并不是严格意思上的固定税，它只能发生在战时。在军队之外的固定税，是用来救济贫民的，这是一种救济税，其税率大致是百分之一，相对文明地区的什一税来说是极低的。成吉思汗的政府与军队得不到固定税收的支持，所以其政府世界上最小的政府，其中央的官员只有十几人。成吉思汗创立了近卫军，这是最明显的加强王权的改革，但是成吉思汗近卫军与罗马近卫军、奥斯曼近卫军、现代军队大不同，成吉思汗近卫军的供养，不是由税收供养，而是由各近卫军战士的家庭供养。这样从根本上决定了近卫军不是成吉思汗的私人军队。如果一个牧地贵族反叛成吉思汗，他的子弟与属民将从近卫军中撤出。
属于成吉思汗的私人军队只有成吉思汗的千户与他的家庭奴隶千户。这是成吉思汗个人供养的军队，而成吉思汗的个人开支是他自己的千户供应的，也就是说，从根本来说，成吉思汗仍是吃自己的，穿自己的，用自己的。蒙古可汗只有一个千户，成吉思汗只有一个千户，这是成吉思汗对个人权力的自我限制。成吉思汗仍奉千户制度为蒙古基石。表面上，成吉思汗掌握军队，分配军队给他的儿子们，分封国家给他的儿子们，实际上，这些军队与牧地是属于世袭千户贵族的，只是用有限的王权联系在一起。一旦王权遭到削弱，则这些千户贵族就会分离出来，这就是蒙古前四汗时期以后的基本情况，草原历史很难避免这种情况。
成吉思汗虽然加强王权，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蒙古忽里勒台贵族议会，也就是蒙古议会的权力。蒙古议会仍是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决定蒙古军国大事，选举蒙古大可汗。成吉思汗遗言，凡蒙古大可汗，必须要得到蒙古议会的通过与承认，否则就不合法。这在前四汗时期得到较好的实行。成吉思汗起用了大量的平民与奴隶，但蒙古议成员与蒙古军将仍是以贵族为主，只有新增加了一些平民与奴隶成员，蒙古立国之后，这些平民与奴隶成员成为新的千户贵族。
统一蒙古后，成吉思汗进行蒙古大分封，从而确认了分封贵族制为蒙古政治基石，确认世袭千户制度不容侵犯，确认忽里勒台贵族议会为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大致说来，成吉思汗虽然改革了部分草原传统，但他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传统，说白了，他改革就是为了保持传统。成吉思汗的改革有无可置疑的消极性与保守性。
成吉思汗是忠诚主，蒙古秘史就是“忠诚”二字，“永不首先背叛”是成吉思汗的原则之一，“有话当面说”是成吉思汗的内部准则。成吉思汗在国内与联盟内从没有使用过所谓的帝王术，更不用说暴力与阴谋了。成吉思汗对背叛者非常的厌恶，以至于超越了敌我关系。即使是背叛他的敌人的人，他都要惩戒与杀戮，这多少有些让人意外与迷惑，比如王汗的儿子桑昆公子是成吉思汗的敌人。桑昆公子的牧马人阔阔出，在桑昆公子落难时，抢劫了桑昆公子，来投奔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令立即把阔阔出拖出去斩首。札木合是成吉思汗的死对头，札木合被成吉思汗打败后，札木合身边的几个亲信把札木合捆绑起来，送到成吉思汗营地。成吉思汗便令人在札木合面前，把那几个亲信给斩了。这些例子还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对背叛者的极其厌恶。但即使成吉思汗这样厌恶背叛者，他也颇为温和，一些人虽然背叛了主人，但并没有去主动害主人，攻击主人，只是离开了主人，抛弃了主人，对这种人，对这种消极的背叛，成吉思汗的处置并不严厉，可见成吉思汗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节制。这种消极的背叛的例子不少，比如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死前，把家中的寡妇孤儿托付给蒙力克，但是蒙力克不顾托孤之重，抛弃了也速该的寡妇与幼儿们，这非常用可恶，但是成吉思汗容忍了，因为蒙力克并没有攻击，只是离开了。牙纳阿劫持其主人塔儿忽台来投奔成吉思汗，但是在途中，放了塔儿忽台，来投奔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明白地对牙纳阿说，如果他伤害了塔儿忽台，成吉思汗会杀了他，但是他放了塔儿忽台，懂得不主动伤害的大道理，所以要重用他。驼背奎帖木儿离开成吉思汗，去寻找桑昆公子等等，成吉思汗也都容忍了。
成吉思汗是诚信主，奉诚实为基本人格。人们喜欢引用成吉思汗的一句话，“一次不诚信，便永不可信”。在成吉思汗所说的话中，似乎找不到这句话，成吉思汗不会这样的极端。不过，这话反应了蒙古人对诚信的追求，与成吉思汗对诚信的重视。成吉思汗生平中，杀了几个著名的蒙古贵族，大都是因为其不守盟誓、不践诺言，比如成吉思汗杀他手下的贵族元老撒察、泰出兄弟，是因为两兄弟不守青海子的誓言。成吉思汗计划暗中杀害他的叔父“灶王”答里台斡亦赤斤，也是因为答里台违背了青海子的誓言。但对于消极的不诚信，非恶意的不诚信，非攻击性的不守信，成吉思汗尚能容忍，这与一般的蒙古人不同。蒙古民众对诚信有一种过分的追求与极端的珍惜，对不诚信的人极端厌恶，对不诚信的人的处置极为无情与残忍。如成吉思汗投奔札木合，但札木合不容成吉思汗，但是成吉思汗仍保持与札木合的友好关系，王汗在战场偷偷离开，把成吉思汗独自留给敌人，这严重违背了他们盟誓，虽然成吉思汗气得不行，但仍然奉王汗为宗主。真正令成吉思汗与王汗、札木合翻脸的是王汗与札木合对成吉思汗的主动进攻，成吉思汗保持着永不首先背叛的原则。
“共同富裕”也是成吉思汗的原则之一。成吉思汗的著名的班朱尼誓言，也就是沼泽中的誓言是，“打得天下，兄弟们分了”。统一蒙古后，成吉思汗即分土裂茅，分封牧地贵族。从答兰捏木儿格思战役之后，成吉思汗改变战时各人抢得的财产归各人所有的传统，而实行战后共同分配战争所得财产的政策，每人都有一份子。早先征临时税，以后征收固定税，以救济贫困的百姓。但在共同富裕的原则下，成吉思汗的分配制度与奖赏制度，仍重视差别与不平等，对于蒙古传统的家庭财产与遗产的分配制度、传统的战争财产分配制度，虽然这些传统制度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原则，但他仍是尊重与遵守。也就是说，他的共同富裕的政策是消极的、有限的，受传统限制的。
成吉思汗是宗教主。他的第一原则是宗教，这是无可置疑的。蒙古民族是说到底是一个宗教民族，成吉思汗说到底是一个宗教徒。英国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曾说过，“人是宗教动物”。宗教是保持人性的基本方式，说得明白点，宗教是人性之盐，宗教最能抑制金钱，也最能制止谎言，而法制与道德在这方面的力量要弱得多，法制与道德本身就是从宗教中来，并需要宗教的支持。成吉思汗可能并不知道宗教这些作用，他只是信仰上天，只是信仰而已。成吉思汗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不是国际通商原则，也不是外交豁免权原则，而是宗教宽容原则，欧洲经过千年的血与泪的教训，反复无尽的精神与心灵的苦难与挣扎，直到十九世纪，才真正地确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成吉思汗是一个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没有宗教狂热，他曾经与一个伊斯兰教长谈话，听了伊斯兰教长所说的穆斯林的几项功课。他觉得很好，只是认为其中一项“穆斯林去麦加朝圣”没有必要，朝圣在当地就好，因为真主无处不在，长生天无处不在。成吉思汗这种宗教的温和与宽容，是他的虔诚所致，是他的真诚所致。
我们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的几大原则，其中温和与妥协原则贯穿于其他的原则之中，贯穿于其他原则的始终，任何原则在成吉思汗都有其妥协的一面，而妥协更能保证原则的存在与延续。成吉思汗国内政治温和与妥协原则，使他国内政治极为稳定，也使他的部下与合作者有巨大的安全感，这是成吉思汗政治成功的主要因素，别无其他。
⑻无名氏著，谢再善译，《蒙古秘史》，103—106页，开明书店，1951年9月。
⑼蒙古战国时期十三部落集团：达旦部落集团、小弘吉刺部落集团、大弘吉刺部落集团、乌勒吉河蒙古部落集团、克鲁伦河蒙古部落集团、泰赤乌蒙古部落集团、乞颜蒙古部落集团、南乃蛮部落集团、北乃蛮部落集团、篾儿乞部落集团、克烈部落集团、汪古部落集团、斡亦刺部落集团。
⑽无名氏著，谢再善译，《蒙古秘史》，85—88页，开明书店，1951年9月
⑾《元史•太祖本纪》
⑿无名氏著，谢再善译，《蒙古秘史》，96—99页，开明书店，1951年9月。三大蒙古史籍，《蒙古秘史》、《史集》、《元史》对此都有记载，其内容大致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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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27 1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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