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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讨论区[理论研究] → 一《大规模战争何曾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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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规模战争何曾离去》
                                      导      言
   人类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这在科学界尚存在争议。但从考古学的成果来看,至少我们不难确定的是,自上古时代起,战争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
   直至公元1945年广岛上的蘑菇云腾起,人们似乎看到了大规模战争的终结与和平年代的到来,然而这一结论,多少未免有些失之仓促和草率了。
   以现实而论,从1945年核武器出现至今。人类历史上尚有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越南战争(1959年-1975年)、中东战争(1948年-1982年)、阿富汗苏阿战争(1979年-1989年)、两伊战争(1980年-1988年)、海湾战争(1990年1月-1991年2月)、波黑战争(1992年-1995年)、车臣战争(1994年-2000年)、、格鲁吉亚战争(2008年8月8日-8月16日)、伊拉克战争(2003年-2011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2月-10月)等较大规模的战争,同时还有古巴导弹危机、台海危机、钓鱼岛事件等等国家间的摩擦。
    这些距离我们长不过50年,短不过数年的战争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整个地球并不太平。
    有人说,那与我们有何关系?
    当15-17世纪的世界各地发生着文艺复兴和世纪大航海等惊天动地的事件时,当时的中国人也这么看:与我们有何关系?
    其结果,随着1840年的炮声响起,整个中国却陷入了百年的战乱和疲软。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弱肉强食,这就是与我们有何关系。
   

   也许,人们也会认为,在大规模热核武器的威慑下,战争在今天实在是非常遥远的事。然而非常讽刺的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却告诉我们,各国并未将核武器视为和平大使,相反倒是在各种武器领域内突飞猛进。这似乎证明了一点,明智的国家对于核武器下的和平,其实并没有那么自信。
    而事实上也的確如此。
与一般人们所想象的不同,即便是从今天由官方所公布的核武数据来看,亦可看出全面性的毁灭战争从来就一直是缠绕着人类的僵梦。比如冷战中的美苏双方,就各自拥有高达300枚以上的战略导弹,近万枚核弹头,这意味着可以把彼此灭亡个好几十遍。可见苏美双方对核武下的和平其实并不自信,只能通过不断加大核武的毁灭力量来提高威慑效力。而如果我们再去回顾一下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与1983年的Able Archer演习,我们就不禁会感慨,人类曾经离彻底毁灭是多么的近。
综上所诉,实际上无论我们从历史角度出发,亦或是从战争的本质起源来说,即便我们从近20年来人类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来讲,我们都不难看出,现当代人类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变小了,而是大大的提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假使我们说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大国间战争的可能性变小了的话,那么反过来这是否意味着:当某件足以在核武器使用前即可决定胜负的新武器出现时,就不会导致大国战争的重新爆发?
对此,英国著名学者霍金于公元2001年10月的一段发言可谓一种很好的诠释:“从长远来看,我更担心的是生物武器。核武器的生产需要庞大的设备,而生物武器的制造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就能完成。人们根本就无法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也许有意或无意之中,我们就制造了某种可能彻底毁灭人类的病毒。 ”
    

   当然了,未来战争的新武器究竟是否一定是生物武器固然尚值得商榷,但却也引出了一个自古以来的命题,即:战争因何而起?如何进行?如何结束? 
   一般而言,学者们往往更多关注的部分在于如何进行战争,而甚少有涉及到战争的起源与结束。如此而言,其战争观可以说是不全面的。
不全面的战争观对于我们究竟有何危害呢?
历史上这类例子可谓并不少见。
满清帝国崛起于17世纪初的中国东北,北为荒原,西有蒙古,东连朝鲜,其最早的国土甚至不及大明帝国的一个布政使司(省)。然而凭借着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等几代优秀统治者审时度势的苦心经营,满清最终得以入主中原并取明而代之。值此天下大定之余,清帝国的后继者们遂认为威胁帝国存亡的战争将永远不会在出现。而即便有,大清历代先王用于征服大明帝国的作战方式已经是武功之最。是故而,武器不需要再发展,军制不需要再变化,战略战法不需要再改善。这种落后的战争观一直延续到1894年的甲午惨败。直至在这场战争中拥有不逊于日军装备的大清帝国军队的最终惨败,方才使满清的最高统帅们真正认识到,曾经被他们引以为豪的优良传统已经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
而究其根本,正在于像历代很多统治者一样,他们缺乏一套完整的战争观。因为不知道战争究竟因何而起,故而对于后两个要素的认识就不免不足,甚至于无知。
为何如此说呢?
就像著名学者富勒在其名著《战争指导》中的序言所提到的一样:“战争指导,像医道一样,是一种艺术。因为医师的目的是预防(prevent)、治疗(care)或缓和(alleviate)人体的疾病,而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亦为预防、治疗或缓和危害国际体(international body)的战争。 ”
黄帝内经也有类似良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及此,设若人们不知道战争这个病因究竟因何而生,那么又如何能有效预防和治疗它呢??? 
在此还必须特别备注一个问题,就像人类的疾病一直在不断变化一样,战争同样是因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而就像优秀的医学研究者必须一方面时刻关注新疾病和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必须精通疾病史一样。对于从事于战争指导和战争研究的人们来说,其实道理同样成立。
 
                                                                                                                      怀雨       QQ 514805329
                                                                                                                                                                          公元2014年4月16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5-2 22:48:1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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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的缘起》
[B][/B]战争的缘起
古往今来,由于大多数伟大的军事统帅一生戎马,而军
事理论本身的目地又更多注重运用,故而系统分析和论述战争起源的作品历来并不多见。而事实上,倘若我们不知道战争的根本缘起,那么我们又如何能确定战争已经结束了呢??
是故而,在探索战争如何进行和结束之前,对于战争缘起的探讨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千年来,在众多兵书中,《孙子兵法》《五轮书》《战争论》被公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兵法巨著。而其中,有关战争起源方面的探讨,则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有所涉猎。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克劳塞维茨本人英年早逝,并没有来得及完成對其巨著的修正。
也因此,像《战争论》中很多值得商榷的段落一样,克劳塞维茨在其书中关于战争起源方面的论述仅仅只留下了一句:“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罢了。”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延续手段固然没错,然而政治的延续又是什么呢??
在这点上古希腊哲学家们其实早有一番鞭辟入里的见解。柏拉图指明出来战争其实是文明的风土病。从一个最简单形式的城市为起点,当文明进步之后,人类的要求也随之而增加了,而当那个足以支持一个原始化文明的土地,遂不足以支持一个高级的文明时。战争的种子也就悄然埋下了。 

不理解吗?
苏格拉底与格劳孔下面的一段对话则为上述说法的最好诠释。
苏:于是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有健康的国家已经不够大……并且要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兽类,以供人民的食用。 

 

格:一点都不错。 

 

苏:所以过去足够支持其原有居民的国家现在会是太小了,和不够大了。 

 

格:一点都不错。 

 

苏:于是我们想要获得我们邻国的一片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和我们自己一样,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而企图对于财富作无限制的累积,那么他们也就会同样的想要我们的土地么? 

 

格:苏格拉底,那是无可避免的。 

 

苏: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绝对是如此…… 

 

苏:所以姑不论战争的利害如何,我们现在却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国家中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是一样的。 

 

格:毫无疑问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的根源却源于利益。也因此,可以说一切战争的根本起源,实源于彼此间利益的冲突。
及此,换而言之,设若不通过军事手段既能达成利益目标,那么何尝又不是赢得了战争呢?人们不应忘了,人类从事战争的目地并非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利益。为此可以说,任何能达成后者的手段其实都可以称为战争。至于武裝冲突或者说军事对抗只不过是实现目的一种最为激烈的手段罢了。
 

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利益因素的构成越来越复杂。从领土安全到国家形象,从稀有资源到技术专利,从产品生产到产品销售,从销售渠道到定价权,每一个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实都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在这之中,安全因素可以说是国家最为敏感的部分,然而却往往又最容易被人们所误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人性而言,人生来具有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弱点。故而尽管历代都不乏有识之士呼吁:忘战必危。然而真正被世人明白和接受的却并不多。
在这点上,宋朝可谓典型。
宋立国于公元960年,灭亡于公元1279年,历时三百二十年。尽宋朝一世,国家经济与科技的进步可谓空前,中国人倍感骄傲的四大发明就有三个是在宋朝开始大规模普及和成熟的,而宋朝的经济实力按现代人的推算最少占据当时世界经济的60%。后世著名史学家陈寅格先生对此感慨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强盛、文化繁荣、科技空前进步的强国却何以在公元1125年的战争中迅速落败呢??这是因为它的敌人西夏、辽国、金人比宋朝还要强大吗??
答案说来其实即简单也复杂,三个字:打不过。
宋朝在军事上的积弱到什么程度?
公元1118年,眼看着辽国被金人打得不行了,宋朝于是草率的决定撕毁宋辽檀渊和约,派出大军意图与金人对辽国实施夹击。燕京一战,15万已经属于当时宋军之最的精锐部队,被由金国打剩下的不足3万辽国残兵打得丢盔弃甲、哭爹喊娘。
公元1126年,金人南下侵宋,一路打到黄河边上。按常理说,宋朝即使再不济,凭借着黄河天险防御总该是可以的。对此,金人也这么想,然而当金兵一路忐忑不安的摸到黄河南岸时,眼前的场景却令他们不尽放声大笑。原本认为的抵抗完全没有,整个黄河南岸就没有一个宋兵!有的只是宋军溃逃留下的各种物件。金兵不尽嘲笑大宋天朝上国的狂妄而又愚昧的无知:“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辈岂能安渡?”无怪后人读史到此,不尽评价金兵一夜战鼓,就吓跑了自命天威无边的大宋。
 

往事已矣,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又在于它的教训,即为什么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综合国力的对比上均远远超过它的对手(西夏、辽国、金国),而其军事上却总是屡战屡败呢?
事实上有关这点,不仅仅是在今天,即使是在继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也早有过无数人做过精辟的分析与见解。然而从宋灭亡至今,可说是宋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
当然了,之所以会造成這種循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这其中却也有一个历代很少指出的共同因素,此即为对战争的无知,亦或者说是战争观的缺失。
 

正是因为始终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本质起因源于利益,以及战争从来都是一个伴随着人类不断变化的永恒主题。故而才使得一代代愚蠢的误识自身的实力与环境。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时势来说,也可谓是至理名言。诚固然我们今天的社会风貌也好,国际环境也好,与宋朝以至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都已大大不同。然而这却又并未改变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战争本质。
几年前,英国《卫报》和德国未来研究技术评估所曾经不约而同的刊登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报刊的例行发文,另一篇则是专项学术报告(其文长达401页)。两篇文章都指向了稀土等资源,由于其需求量和供给量的不均,其最终结果将直接引发人们对于这些未来资源的强烈分歧,在这种剧烈分歧下,战争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而事实上,与此报告相同的,还有美国的《铁山报告》。
基于此,事实上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武力崛起,本质上都离不开发展和资源消耗,而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土最庞大的国家则更是站在风口浪尖上。
须注意的是,此一说并非是在反对人们对于和平的追求。
事实上,本章最大的结论莫过于以下三点。
1、        战争的缘起,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彼此利益的冲突。在这点上,尽管当今各国业已建立了广泛的对话机制来调节和处理突发事态,然而却尚达不到彼此完全透明,整个世界再也无须武备的境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诚如今天各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高速发展所展示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完全相信“电话的另一头”。
 

2、        如果说核武器的出现是制约大规模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事实上人们根本无法预测,一件能在核武器发挥其效力前就决定战争胜负的新型武器(或新战法),就不会让大规模的战争重新上演。
 

3、        也在前两点的基础上。人类的战争究竟会在哪一天终结,那是谁也无法确定的事。但有一点却是我们所能确定的:“此即,战争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变化而又永恒的主题。当一个国家忘记了战争的本质,而不再研究和准备战争时,那么这个国家必将毁于战争。”
 

       无论我们对和平有多少憧憬,战争终究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不知道战争的可怕,就不知道和平的可贵。
       不去准备和研究战争,那么和平也将随之离去。
       为此,始终保持对战争的研究与准备实在是每一代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铁律。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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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谋全局而非谋一域》
[size=4][/size][I][/I]谋全局而非谋一域
《孙子兵法》有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本段话意味着,任何战略,均应以服务全局为宗旨。
什么叫全局?
全局在于始终着眼于对目标的把握。
以一个会战的指挥官来说,取得该会战的总体胜利是他的目标,故其全局就在于为这个目标而运作。
而以一个国家来说,由于这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目标,故而军事也好,政治也罢,均从属于以这个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全局。
 

   这个看似废话的说法在今天其实有一个很值得考究的问题,诚如何新先生所指出的,尽管对高技術条件下的现代化战争强调了很多年,但人们往往仅仅是从个别武器发展的角度,例如某种飞机的新性能,某种坦克的新性能,某种导弹或新型炸弹的性能提升等角度而孤立地看待当代军事科技的演进。也因此,有关战争的定位也就多在强调局部战争上。
   然而诚如历代兵家所一再告诫人们的,明智的用兵家通常更多会着眼于全局。表面上看来,由于人们很难保证战争的必胜,而核武器的发明又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成本,故而核大战尤其是大国间的全面大战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但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妥当。
   其首要的原因,我们在开篇论述战争的缘起时业已提到。战争最本质的缘起在于彼此利益的冲突,而如果说核武器作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超大规模毁灭性新武器的出现,保障了人类这几十年来的和平的话。那么事实上任何人也无法保证,当某一种能在核武器发挥威力前即决定战争的新技术发明的出现,就不会导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重新回归。
   对此可以想见的是,大多数人在首次听到这一概念时的反应,必然会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的荒唐故事。
   比如从逻辑上讲,核武器的威力已经大到现代国家所不能承受之重。那么,能比核武器更早决定战争的武器岂非不会更加剧战争的成本?
 

   事实上未必一定如此。
   英国TJ甘德曾于1987年写过一本名为《核生化NBC战争》的书,该书所主要阐述的内容为如下:“对核武器常识的普通缺乏经常出现在高层决策与行政部门中,当然,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公众从情感上讲不能容忍人类自我毁灭以及为地球上一切生灵掘墓的惨景,最近,新闻界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强烈反映正是这种情感的表露。目前,在这种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死”就是“核战争决不能发生”的笼统观念笼罩下,一切有关核武器的讨论都被束之高阁。当然,任何人都赞同后一种态度,但是单凭愿望是不可能避免核战的,必须退一步客观地探讨核武器,真正了解核战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中包括,如果使用核武器(假如需要再次使用),它具体能达到什么目的,达不到什么目的,它怎样才能传递到目标,以及它的后效将是什么。另外,还存在着防护前景的问题。
   这种解释似乎没有必要,但实际上却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多年来,公众已耳濡目染了有关核战的一切形式的新闻报道,其中的一部分是出于善意,但也有一部分却是蓄意混淆是非,引起混乱甚至通篇失实报道。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报导中,这些善意准确的报道往往湮没于大量的其它报道之中。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NBC的其它两个侧面——生物和化学战。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源于公众对这两种战争通常持抵触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的使用所造成的踉跄跌撞、双目失明的士兵的惨象已使西方人刻骨铭心。但是,他们有所不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使用的化学武器仅只是目前的军事指挥官们所能支配的化学武器的一个极小部分。公众尚未意识到等待着士兵(包括平民)的未来化学战的恐怖性,其中甚至可能还会掺入部分形式(或各种形式)的生物战。目前,对这两类军事武器常识的缺乏程度相当令人吃惊。而且,同样,有关化生战的资料,只要人们去找,是能够得到的,但大多数人未必会情愿地去阅读。
   还不仅仅是公众普遍缺乏有关常识,许多政界和军界人士也同样一直对这个问题持反感态度,甚至于反对讨论有关NBC战争的一切论题。在近数十年中,由于NBC防护课题已不得不被列入各国军队的训练大纲中,这种反感也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似乎仍然有许多人并不情愿了解它。此外,有观点认为,一旦NBC战争爆发,除了投降和受难,任何其它努力都将无济于事,这种观点甚嚣尘上。于是,轻而易举地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NBC战争问题似乎已无须深入研究,因此,对NBC战争问题的讨论理所当然也是不必要的了。
   但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事实更说明问题的,假如存在某种能阻止NBC战争发生的条件的话,那就是更多更全面地了解NBC战争;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和拒绝讨论它。当然,这种态度绝不能误解为是接受NBC武器或容许它们使用以及保留它们的托辞。作者与任何一个鼓吹全面拒绝NBC武器的人一样,强烈反对NBC武器,但不幸的是,NBC武器一直实际地存在着,它们就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能够被全面拒绝。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步认识到,NBC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只有更全面地了解NBC战争的残忍性,才能更有效地应付NBC战争。”
 

   距今大约1个世纪前(1910年),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杰克 伦敦曾发表过两部在今天来看颇值得玩味的小说:《黄祸》以及《史无前例的入侵》。
   该书发表的时代背景距离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差四年,而距离满清王朝覆灭还差两年。可以说,杰克伦敦当年写作时的世界中心,并不在亚洲。然而这个一生经历颇有些奇特的作家却以小说的形式向人们提出了不少合乎逻辑的大胆推演,其中很多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在以下,笔者将原文大要节选了一部分。
 

   “世界和中国之间的麻烦,在1976年达到其顶峰。因此,美国自由女神像屹立二百年的庆祝活动被延期。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的其他计划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被取消,改变或者推迟了。世界冷不丁醒来,发现了这个七十年来未被察觉的危险,但事态已经不可控制地向着它必然的趋势发展。
 

实际上,1904年的变局已经揭开了这一巨变的大幕,并在七十年以后,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恐慌。1904年当日俄战争发生的时候,历史学家曾严肃地指出,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国际大家庭。实质上,它其实标志着中国的觉醒。人们曾经期待过这种觉醒。西方国家曾试图唤起中国,但最后失败了。出于他们天生的乐观骄傲和种族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这任务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中国永远不会醒来。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他们和中国之间没有共同的心理内核。他们的思维过程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没有任何共同的词汇。西方人的头脑试图进入入中国人的心灵,但还没有进入多远,就发现一条深不可测的迷宫。而中国人的心灵同样进入西方的头脑很短的距离,就碰上了一堵不可逾越难以理解的墙壁。本质上这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导致由于没有任何办法将西方的思想传递到中国人的心灵中去。中国人仍然是沉睡着的。西方的物质成就和进展对中国人完全是一本合拢的书,西方人也打不开中国的书。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的胸腔深处,有一种吼出喊出撒克逊语言的能力;而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是说出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能力,但中国人的心灵却吼不出撒克逊语,而讲英语的心灵也难以理解象形文字。他们心理的质地是这样的完全不同。使得这两个民族精神上的差异犹如外星人一般。所以西方的物质成就和进步,并没有给沉睡的中国留下任何印痕。
 

直到日本在1904年对俄罗斯取得了胜利。日本民族从此成为了东亚民族中的异类和榜样。日本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接受了所有西方的知识。日本迅速吸收西方的思想,并消化它们,并干练地将其应用于实践,于是她突然迸发,全副武装,成为了世界权力的一极。没有办法解释这种日本特有的对西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正如我们也没法解释在动物王国中的任何生物的突然运动一般。
 

在决定性的击败了俄罗斯帝国之后,日本立即着手实施自己的帝国梦想。 韩国成为了她的一个粮仓和殖民地; 利用条约特权和老奸巨猾的外交使她得到了满洲的垄断权。但日本并不满足。她转身向后看,她的眼睛盯住了躺在那里的幅员辽阔的,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文明的支柱——铁和煤的储备的中国。除了天然资源外,决定工业发展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而在该领土上有着四万万人口,占地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中国人不仅是优秀的工人,而且他们的宿命哲学(或宗教)和他们顽固的神经特点使他们在合适的管理之下可以成为极好的士兵。不用说,日本准备进行管理。
 

但最妙的一点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他们的亲族。令人费解的谜语般的汉字对日本人并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日本能够理解,西方人永远无法学会,或希望了解的内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日本人与中国人一样具有相同的思想符号,有同样的细微之处。日本人看中国人的心灵时可以轻松越过我们犹豫不理解的障碍。也可以在我们无法感知的转折点转折,翻越周围的障碍物,并达到我们无法进入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他们是兄弟。不久前,一方就借用了对方的书面语言,以及在这无数代之前,他们从共同的蒙古人种之根分开。虽然曾有被不同的环境条件带来的改变和其他血液的输注,但在其生命的底部,是一个共同的遗产,一种时间没有抹煞的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之处。
 

于是日本开始了她占领中国的计划。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之后不久,她的代理人涌进了中国帝国。她的工程师和间谍在边境1000英里外艰苦工作,穿着像苦力,打着流动客商或是传教僧人的幌子;记下每个瀑布的马力,建工厂的可能地点,山的高度和位置,战略优势和弱点,山谷中的农场积累的财富,在一个地区或可以强制征收的劳动者人数和公牛的数量。从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普查,因为可能已没有其他人比日本人更顽强,更耐心,更爱国。
 

但在很短的时间内秘密行动就被弃置了。日本的人员开始重新训练中国军队,她的训练官将中世纪的士兵变成了二十世纪的战士,习惯了所有现代战争的机械并获得了高于任何西方国家的士兵平均水平的枪法。日本工程师深化和拓宽了中国复杂的运河系统,建立工厂和铸造厂,用电报和电话将整个帝国联系起来,开创了铁路建设的时代。这些机器文明的曾经的反对者,现在在他们的国土上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铜矿和铁矿,生产着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气的天然气井。
 

在中国的帝国议会充满了日本的使者。在政治家的耳朵边上低声诉说。日本人重建了帝国的政治。他们驱逐了中国的传统学者,并斥之为反动暴力分子,而选派要求进步的革命的官员进入办公室。并在每个乡镇和城市开始发行帝国报纸。当然,日本的编辑按照直接从东京来的政策负责这些报纸的导向。正是这些文字教育了巨大的人口并使他们获得进步。
 

中国最后终于清醒了。西方在这一点上失败了,而日本却成功了。她已经将对西方文化和成就的理解传递给了中国。日本自己突然惊醒时就已经震惊了世界。但在当时她只有四千万人口。中国的觉醒,与她的四亿人口和世界科技的进步加在一起,就更为惊人。她成为了国家中的巨人,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听到她的尚不明朗的声音。日本怂恿着她,骄傲的西方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
 

中国在迅速和明显地上升着,可能仅仅因为她的高质量的劳动者。中国人是完美的工人,而且一直如此。在纯粹的工作能力上,世界上没有工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工作于中国人就像呼吸那么自然。工作对于中国人就像远洋旅行和冒险对于西方人一样。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就集中体现在辛苦的劳作。辛苦的耕作和没完没了的劳动是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权力。而中国的觉醒不仅给了其庞大的人口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劳作手段,而且是最机械和最科学的劳作手段。
 

中国返老还童了!这时的中国离完全失控只有一步。她发现了自己新的自豪感和意愿。在日本的指导下,她开始自作出新的主张,但并没持续很久。在日本的建议下,她一开始已驱逐了所有的西方传教士,工程师,训练官,商人,教师。她现在开始驱逐来自日本的代表。后者被中国政治家接见,获得荣誉和勋章之后被送回日本。西方惊醒了日本,日本也补偿了西方,但日本却没有被中国补偿。中国感谢她的好心的援助,并把她的背包和行李甩到了门外。西方国家笑了。日本曾经的梦幻已经化为泡影,她大大地生气,中国嘲弄了她。于是武士刀拔了出来,日本贸然发动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1922年,满洲,韩国,和台湾在七个月的血腥后离日本而去,日本再次回击,结果却是彻底破产,并只好龟缩在她的峡小,拥挤的岛屿。日本从此推出世界舞台。此后,她致力于艺术,她的任务变成了像世界展示她创造的奇异和美丽的世界。
 

与预期相反,中国并没有被证明是个好战国家。她并没有拿破仑一般的梦想,而只是积极投身于和平的艺术。在世界惶惶不安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中国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战争,而是商业。虽然,后来还会知道这并非中国真正的危险之处。中国继续开始享受她的机器文明。中国并没有建立一个庞大的常备军,她建立一个非常出色高效的民兵组织。她的海军是如此之小,并成为世界的笑柄,她也没有试图加强她的海军。世界的通商口岸也从未有中国的战舰访问过。
 

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繁殖力,于1970年开始,第一次有人提出预警。而一段时间之后,毗邻中国的所有领土已经开始抱怨中国移民,但现在世界突然了解到,中国的人口是五亿。因为她的觉醒,中国人口又增加了几亿。博彻特公爵呼吁关注中国人的数量已经超过白人的事实。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他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相加。结果是四亿九千五百万。比中国人口少了五百万之多。博彻特的数据传到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颤抖了。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一直不变。她的领土与人口已经饱和,这是说,她的领土,与原始的生产方法,已经支持了人口的最上限。但是,凭着她醒来时开始实施的机器文明,她的生产力已大大增加。因此,在同一地区,她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上升,死亡率下降。在此之前,当人口过多生活资料过少时,过剩的人口会被饥荒扫除。但现在,由于机器文明,中国人的生存手段已经大大增加,再没有饥荒,她的人口持续地增加。
在这段过渡和发展力量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征服世界的打算。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种族。而是勤劳,节俭,爱好和平的。战争被中国人看成一个不愉快的,但有时必须执行必要的任务。而西方种族却在不停地争吵和战斗,在整个世界冒险,中国则完全冷静下来,在她的机器上工作和成长。现在,中国开始派出大量移民,在所有的边境上,中国移民以一种可怕的冰川一般的缓慢而坚定的势头蔓延到邻近的领土。
 

继勃彻特的数字提出报警后,法国在被长期威胁后,于1970年作了一个决定。那时法属印度支那已完全被中国移民占领。法国人要求停止。却无法阻挡来自中国的人流。法国在她不幸的殖民地和中国之间的边界集结了十万部队,中国派出了一百万民兵战士。后面跟着战士的妻子和儿子,女儿和亲属,以及他们的家庭行李,组成第二集团军。于是法国部队像一只苍蝇一样被拍死了。然后中国民兵战士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共超过五百万人冷静地在法属印度支那落户并计划停留个几千年。
 

法国愤怒了。她派出一艘又一艘舰队开往中国沿海,并为此几乎倾家荡产。中国没有海军。她撤回到内陆并拒绝回应。对于法国舰队封锁她的海岸并轰炸暴露的城镇和村庄。中国并不介意。她对这个世界无所要求,也不在乎他们。平静地撤离法国枪炮的范围后,中国继续工作。法国哭了,绞着她的无能的双手,呼吁其它惊呆了的国家支援。随后,她派遣一支队伍大胆地深入中国,计划到北京兴师问罪。这支队伍由二十五万强大的战士组成,是法国之花。这种队伍的登陆和进入内地都没有遭受任何抵抗。但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它。在第二天这支队伍就失去了联络。没有一个幸存者回来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它已被中国的血盆大口吞噬,这是人们知道的所有消息。
 

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在所有的边境的方向,在快速地扩张。暹罗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并且缅甸,马来半岛也被侵占,而沿西伯利亚南部边界,俄罗斯被中国人一步步推进。这个入侵的过程很简单。首先出现中国移民(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人已经在那里,不知不觉地居留和扩张长达数年)。接下来出现是武装冲突和扫荡所有反对派的民兵战士大军,以及他们的家庭和家庭行李。最后作为殖民者在征服的领土安定下来。从未有这么奇怪和有效的方法可以征服世界。
 

中国人进入尼泊尔和不丹,和整个印度北部边界。在西部,布哈拉,南部和西部,阿富汗,甚至被吞噬。波斯,突厥,与所有中亚都感受到这种洪水一般的压力。正是在这个时候,勃彻特修改他的数字。他已经错了。中国的人口,必须是7亿,8亿,没有人知道多少亿,但无论如何,这将很快成为十个亿。勃彻特宣布世界上的每一个白皮肤的人类后面都有两个中国人与之对应,于是世界颤抖了。中国的增长应该已经开始很久了,可能始于1904年。有人记得自该日起,中国再没有发生一次饥荒。并以五百万一年的速率增加,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总人口会增加三亿五千万。但谁知道?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的人口。谁会知道这个陌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返老还童的中国,富有成效的中国,咄咄逼人的具有威胁性的新中国会怎么样!
 

1975年全世界在费城举行了大会。所有的西方国家,以及东方的几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没有达成任何结论。有国家建议奖励生育提高出生率,但被算术家嘲笑着指出,在这一方面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超过中国。没有人能提出应对中国的可行的办法。用联合国权力谴责和威胁中国,是这次费城会议和国际力量唯一做到的事情,中国笑了。李唐福,皇座背后的力量,屈尊回复。
 

“中国为什么要为什么国际大家庭的和谐负责?”李唐福说。 “我们是最古老的,光荣的,高贵的种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天命要完成。抱歉我们的天命与你们不同这一点不令你们感到愉快,但是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你们曾经也饶舌过什么高人一等的种族啦,全地球是你们的财产啦,对此我们只能说,还得走着瞧。你们侵入不了我们。你们的海军无足轻重。不要大喊大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海军规模是很小的。我们的海军仅有治安的用途。我们不在乎海样。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人口,将很快成为十个亿。多亏了你们,我们配备了所有现代战争的机械装备。把你们的海军送过来啊。我们不会注意到它们的。你们也可以向内地讨伐,但要记住法国的前车之鉴。你们可以驻扎50万士兵在我们的海岸,这将消耗掉你们的大量的资源。但我们亿万人会将你们一口吞下。发一百万过来;发五百万过来,我们会一样吞他们下来。哈哈!灭掉你们的部队简直不足一提,小菜一碟。我们可以发动一千万苦力到你美国的海岸,像你们曾经威胁我们一样灭掉你们,而这一千万仅仅是我们的每年人口增长数额的一半。“
 

对于李唐福的发言。世界不知所措,无助,害怕。他说出了真相。没有办法打击中国的惊人的出生率。如果她的人口为十亿,并在二十五年内一年增加二千万,最后将是十五亿,等于世界总人口在1904年的总和。而且。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恐怖的如滔天洪水般的人口过度繁衍和蔓延。战争对此是徒劳的。中国嘲笑着打算封锁她海岸线的计划。她欢迎入侵。在她宽敞的肚子里容得下集全世界之力派出来的队伍。在此期间,她的黄色人种的洪流会席卷整个亚洲。中国笑了,并通过他们的杂志阅读学习心神不定的西方学者贡献的专著。
 

但有一个学者中国人未能注意到,这就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学者。实际上他被称为是一个学者也是很勉强的。雅克布斯.兰宁道尔是一个科学家,而且在那个时候,也还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在纽约市卫生局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的头脑和其他人区别不大,但在这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想法。此外,他的智慧足以使他为这个主意保密。他没有为杂志写任何的文章。相反,他专门为此休了假。 1975年9月19日,他于傍晚抵达华盛顿,接着直奔白宫,一次与总统的密谈已经被安排好。他与总统莫耶是密谈了三个小时。密谈的内容直到长时间之后才被世界各地所了解,而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对雅克布斯.兰宁道尔感兴趣。第二天,总统召见他的内阁。雅克布斯.兰宁道尔出席了会议。会议内容完全保密。但是,当天下午,国务卿,鲁弗斯考德里离开华盛顿,并在第二天早上坐船到了英国。之后这个秘密开始蔓延,但只在政府首脑之间传播。这个国家只有不到六个人被信任并告知这个想法。之后这个想法开始在所有的造船厂,兵工厂,海军码头实施。法国和奥地利的人们开始怀疑这些不正常的行动,但政府对此未知的项目进行保密的呼吁是如此诚恳,最后这些活动得到了默许。
 

这是伟大的休战时间。所有国家都庄严承诺自己不与任何其他国家打仗。俄罗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军队开始逐步动员,第一波行动开始。力量集结后开始向东移动。所有铁路上都充斥着到亚洲的部队的列车。中国是这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过了一段时间后,庞大的海上行动。来自各个国家的远洋军舰远征而出,舰队随后,一直到中国沿海。国家清空了他们的海军码头。他们派出了预算官,工兵,和灯塔守护者,他们派出了过去陈旧的巡洋舰和战舰。同时他们开始招募商船加入。统计表明,共有58640艏商船,配备探照灯和速射火炮,由各国开往中国。
 

中国在微笑地等待着。在她的土地边,沿着她的国界,驻扎了以百万计的欧洲战士。她动员了五倍于此的民兵等待入侵。这次看来与上次一样。但中国突然感到困惑。因为这支庞大的队伍并没有开始入侵。她无法理解这一现象。广大的西伯利亚边境一切都归于平静。她的海岸城镇和村庄甚至没有遭到炮轰。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强大的战争舰队的聚集。世界上所有的船队,百万吨的战舰聚集在她的海岸线上,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尝试。他们想使她离开她的地盘吗?中国笑了。他们以为能够厌倦死她,或饿死她吗?中国又笑了。
 

但是,1976年5月1日,在京师那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一位市民将目睹一个奇怪的景象。他看到喧闹着的黄种人民众挤满了街道,每一个排在一起的头都向后倾斜,每一双吊梢眼都转向天空。在蓝色的天空中,他会看见一个黑色的小点,小点越变越大,可以确定是艘飞艇。这个飞艇盘旋在城市上空来回飞行,降下奇特而无害的“导弹”:易碎的玻璃试管,在街道和房子的顶部粉碎成数以千计的碎片。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因这些玻璃试管丧命。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爆炸。虽然三名中国人被掉在他们头上的试管砸死了,但对于每年增长两千万的中国来说这算得上什么?一个试管掉在花园中的鱼塘里,并没有破裂。这家的主人把它捞上岸。但他不敢打开这管子,于是,他在他的朋友的陪同下,通过数量不断增加的围观人群,将试管交给了所在地区的长官。长官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群众的注视下,他用他的黄铜烟管打碎了试管。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比较靠近的一两个人声称他们看到一些蚊子飞了出去。这就是全部的情况。人群大笑后四散而去。
 

不仅是北京,整个中国都在被这些玻璃管轰炸着。小飞艇从军舰上出发,每艇仅有两人,他们盘旋着经过所有城市,乡镇,村,一人指挥船,另一人投掷玻璃管。
 

六个星期后,如果有人再次在北京出现,他会发现一千一百万人大都不知所终。他也许会看到其中的一少部分,大约几十万人,他们的尸体溃烂,分散在房屋和无人的街道上或是堆积在被丢弃的堆得高高的运尸车上。而其他人会分布在帝国各个公路和小道上。所有人都在逃离鼠疫灾区,远离北京,成千上万的人撇下未掩埋的尸体,火速撤离。但瘟疫不仅仅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帝国所有的城市,城镇,和村庄。瘟疫毁掉了这个国家。不是一种两种瘟疫,而是十几种的瘟疫。各种致命的传染病都在大地上快速蔓延。直到此时,中国政府终于理解了之前的准备工作,来自世界的舰队,锡制飞艇,和玻璃试管的含义。政府文件是徒劳的。他们无法阻止人口从鼠疫灾区逃离,把疾病从北京一个城市传到所有的土地。医生和卫生官员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切都已经被死亡征服了,无视皇帝和李唐福的法令。李唐福死在第二个星期,皇帝隐藏在里,死在第四个星期。
 

如果当时只流行一种瘟疫,中国有可能应付。但当时流行了十几种瘟疫,没有生物对此全部免疫。从猩红热前逃脱的人被天花带走了。对霍乱免疫的人被黄热病带走了,如果有幸免疫,黑死病也能把他带走。这些细菌,病菌和微生物在西方的实验室被培养,又通过玻璃试管送到中国。
 

然后所有组织消失。政府崩溃了。当签订条款的人几天后就会死去的时候,法令和宣言毫无用处。数以百万计的逃亡者在这片土地上狂奔,什么都顾不上。他们把传染病从城市带到农村,,无论他们逃到哪里,就把灾祸带到哪里。届时正值炎热的夏季,这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精心挑选的日期,因此瘟疫到处肆虐。人们已经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故事中了解只言片语。生物袭击使整个帝国充斥着逃亡者。广大军队在从中国的边界消失了。农场充斥着被糟蹋的庄稼,无人下种,地里生长的庄稼无人看管,也无人收获。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流民。他们集结成几百万的群体,冲向被西方的巨大军队封锁的帝国边界,与其遭遇,并被驱赶回去。这场在边界线上的屠杀是惊人的。防卫线再次后退二三十公里以躲避众多死者的传染。
 

但瘟疫还是爆发了,守卫边境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以及土耳其士兵被击倒。虽然已经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做了准备,依然有欧洲的六万名士兵因此倒下,但疫区随即被国际医生集团免疫隔离。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鼠疫病菌,它来自于鼠疫病菌之间以及与其他病菌之间的杂交,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且可怕致命的菌种。首先由温伯格发现,并怀疑其为致病菌,后来被史蒂文斯分离,并被海恩法特,诺曼和兰德斯研究。
 

这是对中国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入侵。对于这十几亿人来说,他们毫无希望。只能蜷缩在停尸的房子里面腐烂和发臭,失去所有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只能等待死亡。他们无法逃脱,被从自己的陆地边界驱赶回来,也被从海洋边界驱赶回来。因为有七万五千艘军舰在沿海岸线巡逻。白天,军舰排风口的烟雾的使海面暗淡,夜间,闪烁着的探照灯扫过黑暗,找到每一艘逃跑的中国帆船。数量庞大的帆船船队没有一艘能逃得了的。没有人能越得过巡洋舰的范围。现代战争机械阻碍了中国人的杂乱无章的逃亡,而瘟疫继续做它该做的事。
 

但旧的战争模式在这里已经被彻底的笑话和嘲弄,除了巡逻执勤之外它似乎也只值一晒。中国曾经嘲笑战争,于是她得到了战争,但这是超现代的战争,二十世纪的战争,来自战争科学家和实验室,是雅克布斯兰宁道尔的战争。几百吨的和实验室制造的可供投掷的微生物制剂相比,就如玩具一般,后者才是真正的死亡使者,横行在十亿人口的大国上空的毁灭天使。
 

在1976年的夏季和秋季,中国是一个地狱。微生物武器到达了每一个最偏远的藏身地,无处躲避。未掩埋的尸体繁衍着细菌导致传染能力翻倍,最后,每天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此外,饥饿削弱了受害者的身体,并摧毁他们对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整个国家陷入了自相残杀,谋杀和疯狂之中。至此,中国灭亡。
 

直到次年2月,在最寒冷的天气中,各国开始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次远征。这支探险队伍由科学家和专职部队组成,他们从各个侧面进入中国。尽管采取了最详尽的抗感染预防措施,依然有数位士兵和医生染病致死。但是远征勇敢地继续了下去。他们发现中国满目疮痍,到处都是萧瑟的旷野,只有成群的野狗和和绝望的幸存者们像土匪一样地徘徊。所有发现的幸存者都被当即处死。然后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彻底地把中国打扫干净。五年的时间内,亿万珠宝被找到并搜走,然后全世界人民都迁入了中国,不是分区居住,而是杂居而处——这是阿尔布雷希特男爵提出的想法,并根据美国的民主程序实施。 1982年及其以后,大批兴高采烈的各个国家民族在1982年和随后的几年里共同落户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且成功的民族混合实验。并产生了在机械,智力和艺术方面的辉煌产出。
1987年,全世界的联盟已经解散,法国和德国再次因为阿尔萨斯 - 洛林地区的古老争议争敌对起来。”
http://london.sonoma.edu/Writings/StrengthStrong/invasion.html

   

 

   也在阅读完这个近乎耸人听闻的小说后,笔者提醒读者们注意,该小说的出版时间距离我们今天有100年的时间差。
   同时,尽管这本近乎科幻的小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漏洞(比如作者不可能预见后来核武器的发明),但如果我们联系起今天世界对于中俄这样拥有庞大领土与人口的国家的种种担心(譬如熟知的中国威胁论),那么实际上杰克伦敦小说中关乎这种战争逻辑的推演,并不全就是空穴来风。
   也在该文中,杰克伦敦在小说中提到,由于崛起的中国具有强大的人力与广阔的国土纵深,故而传统的打击往往只能归为失败。为此,入侵军采用了主要是飞艇和生物病菌两种武器构成的联合打击。如果我们联系下今天的一些并不是特别为人所关注的新闻,则事实上人们很难说这种战争是不具备可能性的。
在生物武器领域,还在大多数人回味着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的摧枯拉朽之时,美国却已经开始在悄然推行其生物国防计划“布萨特”( BSAT,“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缩写,似可译为“特定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同时于该年更有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下属的基础研究委员会生物技术研究分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21世纪生物技术:新前沿》的长篇报告。而在2010年7月2日更再次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特别行政命令“优先控制布萨特系统部署”。美国关于生物技术在战争领域的重视可见一斑。
   值得备注的是,一般来说,所谓生物武器大概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化学武器。由于化学武器一般只针对有机体,同时还有广泛的传播性,故而往往会作为首选武器。其好处很明显,究其本,战争发动者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占领一片废虚,而是企图获得能够继续使用的工业设备和劳动力,亦或者是获得立即能使用的港口、交通工具或可以利用的土地。因而,不破坏物质财富的生物武器,对政治家和军事家而言具有更特殊的意义。
就这一点,对当代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2003年的非典事件。回想这段往事,我们禁不住会心有余悸的假设,
倘若在当时传播的是致命性病毒,以我们后来应对非典时的各种反应机制来看,我国将蒙受多大的灾难,这恐怕是没有人能估算得清的。
而以上,我们仅仅说到的是致命性病毒,对于一个高明的投毒者来说,直接杀死物主其实并非首选。毕竟对于能直接威胁人们的事务,人们总会明智的选择避让,而往往却会忽视于潜在危险的存在。这正如一只青蛙在触及沸水前会一下子跳起来,但在不断加热的温水中却会悄然死去。可见,投毒并非一定是需要立刻杀死物主的,甚至于也并非一定是要向物主本身投放。在物主生长的环境中暗自植入毒素來诱导其成长同样是高明的手法。设若通过某种方式能导致物主的身体或心理发育有所缺陷,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可怕的生物武器呢??


除此之外的第二种生物武器则是军队性质的。广大的人类官兵固然能加固阵地以防备同类的进攻,但对于蛇虫鼠蚁則恐怕就未必都能妥善防御吧??
以体型微小的小型生物来说,其个体的能力是不足道的,但当这支军团的数目高达数百万以至于上千万时则恐怕无人敢以轻视。人们不应忘了,公元14世纪中叶几乎导致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其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土拨鼠。
公元2012年1月14日,美国媒体报道了由以色列理工大学所带来的惊世之作。即仿生物设计的科技尖兵“机械蛇”。

 

而更为形象的则要属2007年7月份所披露的美国哈佛大学杰作“苍蝇间谍”。

   试想一下,假设未来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外表并不出众、身材普通、肥胖甚至于还高度近视,履历中找不到他们服务于任何军事机构的信息,却以个人名义来到假想敌对国的领地谋求一份名不见经传的职业。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假想敌对国腐败而愚昧的保卫局并没有看出这群外来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和时间里,这群人却凭借各自出众的头脑秘密繁殖、培养、改良和装备苍蝇、老鼠或者是一切你平常很难在意的小型生物。当有关这些东西的非正式报导出现时,或许只是人们茶余饭后一个随意的笑话。然而当这类军团的规模高达数千以至于数十万时,即便它们未必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一定能使你理解什么叫绝望。
关键武器的电力系统遭到破坏,侦测手段全面失效,通讯尽乎断绝,各机构收到来至四面八方的信息-------你将恐怖的发现,你失去了近乎所有可用于指挥和辨别态势的现代化系统,在下属海一般的报告中更无从了解哪一个攸关生死,哪一个其实并不重要----------------。
 

除此而外,诚如TJ甘德在《核生化NBC战争》所说的,大多数人对于核武器的概念其实并不完善。自1945年的广岛原子弹由B29战机投下以来至今,人类在核武器的投射领域里已经有了很远的发展。但无论是战略轰炸机也好、洲际弹道也罢,大部分的发射却几乎都有以下三个主要制约要素。
其一,投射平台必须始终保证电力及导航的准确。
其二,大部分的投射均需要一定的投射空间(当代主要依赖空天与行星轨道)。为此,发射过程中必须保证对手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
其三,长期保证有足够灵活的应急机制与出色人员。
  

也就前两点来说,当今各国在空天领域新型航天器的努力可谓兴致勃勃、与日俱新。
除了各种航天飞船、轨道卫星以及空天飞机外(如美国的X-37B)。新型飞艇、滞空战机以及无人机也已经逐步走向了实战装备和量产阶段。
公元2010年末,美国就F35战机成功进行了垂直滞空降落实验。(http://www.56.com/redian/MTQ3OTQ2Mw/
公元2013年初,美国新型空艇成功起飞(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3/0201/c1011-20402689.html
      这些已经披露的新科技发明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这告诉了我们,各国关于控制空天与行星轨道的心情是多么的急迫。
 

而在上述这些人们并不算陌生的信息里,其实隐含了一个潜在的事实,即我们人类这几十年来赖以避免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支撑---核武器,其威慑效力正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发明而不断降低。
也在大部分关于这些新技术发明的评述中,大多数人尽管注意到了这些新型技术发明的性能很可能将改变整个战争,但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种改变最大的趋势将是全面性的毁灭战争。
颇为讽刺的是,其首要原因正在于今天热核武器所具有的强大毁灭性。正因为人们将大部分安全感寄托于此类武器的强大毁灭性上,故而可以说,任何一个明智的核武国家,都会敏感于任何一种可能在核武器使用前就决定战争的新技术。及此,各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宿命”。倘若己国对他国的这类追求视若无睹的话,那么无异于将整个国家的安全与民族存亡受制于人。然而一旦世界上大部分主要的国家都在做此种努力的话,那么新技术的出现事实上又正好刺激了彼此更进一步狂热的发展。于是乎,我们的世界就近似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列国军备竞赛。
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公元1914年),地球上的人类尽管也经历了无数次战争,但这种跨以洲际的全球大战尚属于首次。即使以当时世界的中心欧洲来说,称得上最大范围内的战争“拿破仑战争(1799年-1815年)业已离人们近一个世纪了。20世纪之初的人类社会与我们这个世纪之初相比起来,无论是科技发展还是生活品质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倘若我们留心比较20世纪初的人类社会与19世纪初的对比,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与20世纪初跟我们今天相比何其相似。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如此,当1815年拿破仑皇帝于滑铁卢战败时,聚集在维也纳的欧洲各大列强均认为,凭着这次会议所形成的均势将避免类似欧洲大战的再次爆发。直至20世纪之初的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似乎也预示着,随着如铁路、洲际大航船等等新技术的发明与人类文明进一步的相互了解,战争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然而不幸的是,以人类整体来说,某种意义上正如阿诺德汤因比的名言:“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新技术与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并未促使20世纪初的各国在相互理解之余转向永久性的和平,反之倒是因新技术所带来的新战争能力促使各国越发恐惧于对其彼此利益的潜在威胁。使相距甚远的人们联系更紧密的跨时代发明“铁路”,为大规模快速调动全国兵员和物资提供了契机。使远洋航行不再是畏途的蒸汽轮机为大规模的远洋舰队提供了基础。 
于是乎,在1815年还流行的战争传统如今只会存在于愚昧的国度。紧随着1870年的普法战争、1894年的清日战争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再是愚蠢的人也无法否认了:曾经令19世纪初的欧洲人所镇痛的拿破仑战争,在20世纪已是小巫见大巫了。好比18世纪代表着英国战列舰之最的“胜利号”风帆舰,其排水量为2162吨,整体航速8节。而100年后,英国的骄傲却是拥有远超“胜利号”10倍排水量、2倍航速以上的大型无畏级装甲战列舰。  
然而与其说人们这种认识是理性的,倒不如说是对既定现实的默认。新科技的发明并未使得当时的各国走向和平,反之因为恐惧于新技术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各国均自觉或不自觉的走向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公元1914年正式爆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中,据不完全统计,参战各国共动员人数高达6500万,其中死亡失踪约1000万,各种伤残近2000万。
联系及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星球大战计划、火星计划,以及从最近20年来各国在航天、生物科技、无人机器技术领域的发展来看。事实上各国均自觉或不自觉的在进行着新时代的军备竞赛,而比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恐怖的是,这一次的竞赛因核武的存在将使得战争趋向于再一次的史无前例。因为比之以往,人们会更恐惧于彼此的核武力量所具备的毁灭性,故而不战则已,战则必定事关种族存亡。也故而我们的战略指导,也就必然需要保证对这种全面性的毁灭战争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诚所谓结党营私,所以不管它叫什么党,总归是要营私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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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天飞机还是新型飞艇》
[size=4][I]新时代多重手段的组合运用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等国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有更直接的意义。
早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的20年,英法两国作为坦克等新技术兵器的诞生地,可以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1918年的康布雷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富勒、霍伯特、利德尔哈特、戴高乐等等为首的学者也一再向英法军政当局呼吁,坦克等新科技的发明并不仅仅意味着为刚刚结束的堑壕战提供了一个“可移动的炮台”。更重要的是,倘若把这些新科技组合起来使用将打破当前的战争传统和经验。可惜,尽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角度来讲,这个假设均具有相当的可能性。然而却也只有少数真正具备战略远见的人能认识到其潜在价值。于是乎,当顽固的英法军事当局愚昧的守着他们的“必胜传统”时,苏德两国的坦克战先驱古德里安、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却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用木头模型推演着他们的新战争设想。 其结果,就像1991年世界震惊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摧枯拉朽,直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人们才渐渐认识到,战争原来还能这么打。
这一在今天可谓被人列举了无数次的历史典故,其实质含义大要有三。
其一,诚如历代的军事改革一样,究其改革根本,均在于更好的增强战争能力,至于用什么手段其实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二,新技术角度下的战争,其本质在于多重手段的组合运用。如此,我们不应单纯的认为美国在对抗中俄时会愚蠢的照搬对付伊拉克的办法。
其三,千言万语,因为任何一个误判即可能给民族带来决定性的落败甚至毁灭。故而,作为战争指导的主体,人的作用在当前比任何一个时代所要求的都还要多(包括道德与学识)。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将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还要重要。
 

有关于第二点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提到了今天人类正在积极发展的不少革命性技术兵器,但一场可能的假想战争究竟将是什么样子,尚还令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
由英国学者诺曼佛里德曼所著的《无人空中作战系统》指出了一个极为浅显的事实,新时代下利用大量具有长久滞空能力的新型航天兵器,其作战效能非常近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纵横驰骋的机械化部队。
 

传统意义上我们攻取一个城市通常需要地面部队的占领。但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一个对象国的整体,迅速的瘫痪和摧毁它才是战争的核心所在,相比起维持这个系统来说,破坏它往往只需要破坏其中几个关键节点就足够了。如是说,要破坏一条铁路的正常运行,人们并不需要对整个路基都进行爆破,而只需要对几个主要的核心地段进行瘫痪就足够了。
由此,对于一个城市,人们完全可以利用空中力量去进行交通封锁,而对其本身的征服则完全可以依靠病毒和饥饿去完成。试想一下,当一个城市的对外交通被完全封锁,而城市本身缺水断电、病疫不断、缺乏食物与药物,其境况将是何其凄惨。进一步的说来,人们又毋须对敌国的所有城市都采取这种方式,因为要就敌国尤其是中俄美这样的国家的全部领域都进行此类作战,其对资源的需求将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但在这点上,我们或可从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西征史中找到启发。
在蒙古西征中的几乎所有战役中,蒙古人的兵力往往都比他的对手小得多。倘若可能,每当遇到坚固的城池或要塞,蒙古人都会选择避免正面的进攻,转而通过围困来迫使敌人投降。在这之中,蒙古人更善于运用屠城来增加敌人对他们的恐惧。我们应注意的是,在蒙古人一系列的征服战中,尽管不乏屠城的例子,但就像历代许多统帅一样,蒙古人更多是在以此告诫他的敌人,不臣服即要面对屠城的下场。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说不通,至少得承认的是,很多地方因此放弃了抵抗。
近些年来各国对于空天轨道飞行器等新技术的追求,某种程度上也为“新型的蒙古军团”提供了契机。当未来一个大国决定以空中决战兵器对付另一个大国之时,它所必须首先要明确的几个主要任务为;
A:彻底摧毁或瘫痪对象国的战略反击能力(包括首脑机关、战略导弹部队、战略反击部队、通信枢纽等等),
B:彻底破坏国家结构内的各节点联系(比如战区间的指挥联系、部队间的联系、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的联系、发电厂与核反应堆的联系、粮产区与非粮产区的联系、普通市民与水源的联系等等)。
自古攻城,除了实兵硬战以外,事实上还有许多断水断粮等不常用的奇招。而在今天,设若一个城市被切断了电力、水源、粮食供应以及對外联系,那么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极度的恐慌中。除此之外,疾病更是天地之威,当一个城市在消无声息中感染了大规模传染疾病而又被切断了与外来的医疗援助之时,则这座城市哪怕是用最坚固的航天材料建成的,其最终也不过是一座漫漫死亡的死城罢了。而即使上述种种方法没有被予以实施,那么拥有高机动性的空中决战部队也完全有能力在传统的城市卫戍部队做出有效反应前,就迅速对城市的各个要害地段形成兵力、兵器和突然性上的巨大优势。
当然,也许人们也会对这种飞行器的能力表示质疑,因为按今天的看法,即便是直升机这样长久滞空的飞行器也不可能长期脱离地面接触。而如美国最新式的空天飞机X-37B也不过刚刚进入实战测试阶段。
 

但倘若是飞艇的话呢?
大部分人关于飞艇的认识,也许更多会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著名的齐柏林飞艇。在当时,尽管飞艇一出现就显示了其不凡的军事价值,然而因为同期技术的局限和作战飞机的出现,故而飞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并未成为各国的主流兵种。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在今天。一方面飞机的设计理念和材料已经趋于瓶颈,另一方面超视距的火力输出平台和侦测手段也意味着过往的空中格斗将渐渐不再可能发生。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制导导弹的威胁,列国都会力图控制其发射,比如AMD防御系统与激光武器的出现即是基于这个原因。新型航天兵器的一大作用也正在于通过其长久的滞空性、超视距的侦查与攻击手段来尽可能长时间的保证区域安全。而对此,空天飞机与轨道防御机制由于高昂的费用,目前却尚达不到这个需要。但利用新型材料所铸成的新型飞艇,将具有远比上个世纪飞艇所完全没有的稳定性和远比飞机更大的容载量,后者意味着可装载和拥有更大功率的侦测设备、火力输出、兵员物资以及超常的滞空时间。
天空对于这些新型飞行器来说,在未来就如同一望无际的草原,可预见的未来,一旦此类技术兵器成型,那么对于我们既往关于战争的理念将完全不同。
要理解这个必要,我们还需要去探讨一个史例。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稍有一定历史了解的朋友也许都会记得广岛上的原子弹,然而若具体论及导致2战中日本战争潜力崩溃的三大要素,则熟悉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这三个要素是:精心的跳岛作战、无限制的潜艇战、重型远程轰炸机的战略轰炸。而尤其以第三者来说,人们也许很少了解美国当年用于执行该项作战的B29“空中堡垒”远程轰炸机,其研发就曾经一度受到批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研发空中堡垒的费用甚至于比核武器还要昂贵,比如从零件上来说,生产一架轰炸机就需要上百万个。而一般说来,倘若我们已经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又何必再去花费巨大投入来生产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机呢??
对此,日本当年的高层如东条英机、近卫文、铃木贯太郎等人的回忆即是对上述最好的解释,事实上在原子弹投下之前,日本就已经因美国人上述的三大策略而失去了所有战争潜力。
今天看来,空天飞机与轨道飞行器固然可能要比飞艇的效能高,然而新型材料铸就的飞艇,极类似于美国当年的“空中堡垒”。因为它更接近于我们的居住地、更容易量产、更容易形成规模效应。
无论如何吧,在今天,各国在多种新型武器技术发展上的狂热,很大程度上也为我们的未来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而倘若我们对此完全无视亦或像2战前英法当局那样低估了“新型战争模式”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不过是再重复它们的错误罢了。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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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战略的非军事手段》
战略的非军事手段
与《孙子兵法》《战争论》齐名的《五轮书》中曾经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真正的兵法可以用于一切领域。”
换言之,一切领域内皆有兵法的存在。
如是我们在开篇所一再强调的,国家间战争的目地在于为利益服务。为此,事实上任何一种可以为国家带来利益的,均可以说是一种战争手段。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这方面的例子即可谓典型。
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主的管仲,其一生就非常善于运用非军事手段去达成国家战略目标。如是对鲁国的战争,齐鲁两国本是邻国,封地也相差不大,其中一个是周公的子孙,另一个是姜子牙的后代。鲁国的纺织技术发达,织出的缟又薄又细,天下闻名。管仲就让齐王穿鲁缟做的衣服,同时鼓励齐国人都穿鲁缟,并鼓励商人大量进口鲁缟。这样鲁国人看织缟有利可图,慢慢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田地种桑养蚕,大量的农人从事鲁缟的生产,农业生产就荒废起来。管仲看着时机成熟,让齐王一声令下,齐国人禁止穿鲁缟。这样一来,鲁国经济大坏,出口拉动型经济一落千丈,粮价大涨,鲁国迫于经济崩溃,不战而屈于齐国。
 

而与管仲相比,越王勾践灭吴的过程则更值得人们所关注。在一般论述勾践灭吴的文章中,人们往往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勾践本人卧薪尝胆、知耻而后勇的个人精神品质上。而事实上,从战略角度来说,勾践在十年恢复国力的同时,更还有他所采取的一系列诱发吴国君臣内斗、经济疲软,军政混乱的非军事手段。
比如关于著名的美女西施的故事,实际上即是勾践通过美色腐蚀了吴国最高决策者的心灵,而其他诸如借给吴国煮熟的种子以加深吴国的经济危机、钱财贿赂吴国权臣以乱其国政等等,事实上都不过是越国在灭吴大战略中的手段之一罢了。
在这之中,勾践灭吴的整个战争背景和时间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从战略背景来说,吴越两国的战争有当时大环境方面的因素。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尽管周天子已经不再拥有统制诸侯的能力与威信,然而各国间尚存有少许的“周礼记忆(或者可说是国际准则)”。如双方作战必须事先递交战书,开战后不得擒抓二毛等等均是各国的共识(即花白头发的老人与青毛小孩)。然而有趣的是,多元化的春秋国际社会并未使得华夏列国长治久安,反之倒是争霸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举国伐战,不胜则亡。
吴越两国的战争表面上来看仅仅是这两国的私人恩怨,而事实上却实源于当时的楚晋等国的战略较量。楚国地处南方,在当时并不属于正统的中原文明,虽然因文明程度较高,但依旧被中原文明视为类似北方戎狄的“外来势力”。故此,楚国又长期被称为“荆蛮(南蛮)”。多年来,楚国一直谋求北进以图制霸中原,然而却屡屡受到晋齐等国的阻挠。在这之中,晋齐等国虽然成功阻止了楚国的北进,但却也因为有楚国的存在而如芒在背。为此,晋国长期以来就奉行联吴制楚的地缘战略(吴国居于楚国南方)。而楚国为防受制于吴国,亦同样采取了联系越国在吴国背后以做牵制的长期国策。吴越两国的恩怨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这个大背景上的,直至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国主力,整个吴越两国的多年征战才第一次出现决定性转折。然而遗憾的是,吴王夫差或许是因为其本身的愚蠢,或许是因为顾虑当时国际上的灭国大战例子尚不多见,而吴国实力又不及当时的楚齐等国。总之,吴王夫差在有机会彻底将越国灭掉的情况下放弃了对越国的最后一击。
谁曾想,这一放却导致了吴国后来的覆灭。
 

从时间而论,自越王勾践在公元前494年兵败会稽山后卧薪尝胆,一直到公元前473年誓师灭吴,共计耗时了21年。这在当时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此之前,尽管列国诸侯战争不断,灭国之战也偶有存在,然而毕竟各国间尚勉强存有一定的“国际共识”。但勾践灭吴之战却与往昔决然不同,因为在此之前,如晋齐吴楚等大国,其战略均是以挟周天子而霸诸侯来定位的。各国间极少有能力,也极少认识到,可以利用多重手段覆灭敌国。 在这之上,假设《孙子兵法》及其作者孙武的事迹确如记载的话,那么孙武可说是首个在当时认识到“灭国大战”已经成为战争发展趋势的伟大军事家。
比如我们看《孙子兵法》开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句话事实上即已经点出了此前春秋各国为制霸的战争,由于多种因素的变化,已经演变成了更需要各国首脑重点关注的“灭国大战”。
而实际上在勾践谋划对吴大战略的同一时期,也正是国际上由春秋义战渐渐演变为灭国大战的当口。如秦国于公元前461年灭大荔,楚国于公元前461年灭蔡国,公元前445年灭杞国、公元前431年灭吕国,韩国于公元前375年灭郑国均为明证。
这一点对于今人来说,也可谓意义重大。
在一般看来,今天的世界由于彼此认识的加深以及核武器等技术装备的可怕杀伤力,战争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昂到难以为各国乃至于世界所承受。然而诚如春秋争霸最终演变为灭国大战一样。战争本质的起因“利益”并没有改变。
而诚如现代国家普遍的财政预算一样,当代明智的国家更会着眼于“长远的利益预算”。
表面上看来因战争成本的增加,而使得战争变得困难和不必要。然而当根本利益,如稀缺资源、石油资源、淡水资源、人口压力、大气环境等等出现变化之时,尽管战争未必就无法避免,但却一定存在相当大的可能性。而这之中,灭国大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核武的存在对于所有有核国家间的战争来说,都可谓是不战则已,战则必定事关种族存亡。为此,对于一个明智的国家来说,倘若它要保证有对有核国家的胜算的话,那么它将不会把战略单纯的局限在一种手段上。
而诚如勾践利用21年时间一方面加强自身,一方面诱导腐蚀吴国一样。在当今,假设有那么一个国家,利用一个民族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全部资源和精力,以最终将其敌对国彻底打倒和彻底消灭。此种战争之可怕,恐怕要远比核武器本身更为甚。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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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何谓战略》
前言
广义上来说,战争行为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群体,动物之间也存在战争。
不过仅仅就我们人类的战争来说,一般而论,其胜负的基础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组织结构(包括政治文化等等)。当代人对此更专门发明了一个名词 综合国力。
然而实际上,上述也仅仅只是“一般而论”。诚由于人因情感、学识等等的不同,而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故而战争的胜负事实上并不能单纯的以数学公式来进行笼统的计算。这就好比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正是因为兔子单纯的比较它与乌龟的实力,故而兔子才会采取了错误的对策,以致于最后输掉比赛。
那么,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还有些什么呢?
答案是 战争指导  亦或者说是我们更为熟悉的  战略。
 

何谓战略?
有关于战略的定义,自近代以来以此为专著的作品可谓不乏其文。其中影响深远的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利德尔哈特的《间接战略路线》、薄富尔的《战略入门》、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钮先钟的《战略研究》、小山内宏的《现代战略论》、富勒的《战争指导》等等作品。除此而外,还有很多类似《孙子兵法》那样虽没有明确指出战略,但实则包涵了许多战略本质的经典之作。
然而事实上,尽管战略一词在现当代可谓家喻户晓,有关著作更是多如牛毛,但流行之余倒是越来越有被曲解和误识的趋势。譬如现在随便打开军事频道,亦或者去书店看看畅销的军事书刊,我们就不难发现其战略表述的粗糙。
在这点上,著名学者何新先生下面的一段评语可谓一针见血:“关于现代高科技军事革命,人们在口头上已讲了多年。但人们往往仅是从个别武器发展的角度,例如某种飞机的新性能,某种坦克的新性能,某种导弹或新型炸弹的性能提升等角度而孤立地看待当代军事科技的演进。这种认知错误会导致对于未来新战争形态的战略性的误判。 在第二次大战前,最初只有德国的少数精英战略家(如隆美尔)天才地意识到,由于飞机与坦克这两种新式机械化力量的出现,如果对二者进行大规模集中使用,将可能导致战争组织形态的突变,这也就是后来席卷欧洲的德式闪击战的由来。 法国之所以在两个星期内被德军攻破,正如今天之伊拉克一样,并非由于法国工业经济力量不足或坦克、大炮、战机数量的缺少,而主要正是由于其政治家和军事领袖对新的战争组织形态的昧然无知。因此法国在战前投入巨资构建的“马其诺防线”,其战略思想仍是应对第四代战争模式的,但却完全无力应对军事力量具有极高机动性的第五代战争。”(何新,论第六代战争)
 

那么,究其本质,到底何谓战略呢??
诚如薄富尔所说,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
而依笔者的看法,所谓战略,实际上是一种立足于某个目标的总体性规划。
其本质为以下三个内容:
1、我要达成什么目标?
 2、我有何种实施条件?
 3、我该如何进行?
 

也在大部分论述战略的著作中,人们不仅仅试图将战略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加以固定,甚至于就战略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分类。譬如按时间人们将战略分为古代战略、近代战略、现代战略,按属性分为经济战略、军事战略以及政治战略,按用途则又分为威慑战略、进攻战略、防御战略等等等等。
然而实际上此类区分并无特别的必要,过分强调分支常常会让人忘记根本,这实质上已经违背了战略强调全局的特性。
 以国家为对象,事实上经济战略也好,军事战略也罢,大战略也好,总体战略也罢。说到底,究其根本不过是为国家利益目标而服务的一种思想方式。


 行文至此,也许会令不少人产生反感,照上面这个说法,是否意味着主张每一个国家都应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重,而完全无须顾忌其他国家的利益?
 事实上这二者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诚如历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外交一样。国家间采取结盟也好,战争也罢,究其根本均在于当政者基于己方利益的一种选择。于是故,战争还是和平,双赢还是利己,均属于手段,其是否合适取决于当事者的把握,而手段本身并不存在孰对孰错。
中国古代贤哲庄子对此有一句精妙的哲言:大仁不仁。
倘若所谓正义性能决定战争胜负的话,那么各国的军队恐怕都应该由刚出生的婴孩去组成,这世上还有什么人能比刚出生的婴孩更纯洁的??
所以,与其就战争正义与否争个没完没了,倒不如吸取:“忧劳可兴国,逸豫可亡身”的历史教训。
 

及此,有关什么是战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战略是一种思想性的指导。
其二、战略是立足于某个目标的总体性规划(在国家上,战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
其三、战略是一种准备,有准备未必就能保证战争必胜,但没有准备则战争必定失败。
其四、诚因为战争与和平就像一对孪生姊妹,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故而战略研究同样是一个人类永恒的必修课。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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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战略贵求势》
战略贵求势
诚如开篇所言,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大要有三: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以及组织结构。然而我们亦可从人类上千年的战史中得知,战争并不仅仅是双方数字上的对比,在一切战争中同样关键的,还有能将上述元素合而为一的战争指导(即通常所说的战略)。
那么,战略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呢?
 

自近代以来,关于战略的著作可说是非常丰富的,如利德尔哈特主张“间接路线往往比直接路线要更容易达到战争目地”,薄富尔将战略进行分级处理,富勒强调六大原则(目标、安全、机动、节约、集中、突然)等等等等。可以说,想要通过一本书或者一段话来将战略的方方面面说得尽善完美,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研究战略一生的著名学者钮先钟教授就颇有感慨,即令读书千卷,著作等身的钮先生,也常常会困惑于自己是否已经通晓了战略。
故此,笔者接下来的叙述,事实上也只能说是战略这门博大精深的学科中的其中一个点,而并非意图是说这就是战略,这就必定能赢得战争。
实际上,即令是历代打过败仗的将军们,也大都是读过《孙子兵法》《战争论》的。说到底,理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启迪智慧与促进人们更好的履行实践。
 

回归主题,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的汉字正如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一样,蕴含着深远的精神内涵。这其中可用于解释战略原则的,则当属一个“势”字。
从名词上讲,我国汉字就“势”有许多词汇,如兵势、形势、声势、气势、态势、趋势、势如破竹、势不可挡、鼎足之势、泰山压顶之势等等等等。
而倘若将之一一分解细细品味,则我们可以发现这与战略原则实际上是非常近似的。比如兵势,其意思有两个层面,其一可以理解为军队数量的多寡所形成的对比,其二则是该军队所潜在的破坏力。再亦如泰山压顶之势这个形容词,泰山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一处著名的自然风景点,由于山势雄伟挺拔更有“天下第一山”的美誉。而所谓泰山压顶之势即是形容双方的情况对比,已经造成某一方拥有如泰山一般难以抵挡的力量。
那么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呢?事实上,在以上关于“势”的分析中,我们都会发现,所谓“势”一般都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物质、人力亦或山川地势等本身所代表的能力,其二则意指“握有该能力的权利”。即譬如说,假设有甲乙两军,甲军在兵力数量上十倍于敌,故此甲军在一般情况下享有着包围敌人的权利。而乙军因为数量少,故而一般是无法反包围甲军的。这其中的道理在于,甲军的兵力优势本身蕴涵了包围的潜在可能与权利,但是否采用包围则未必就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而假使说双方都是此中的专家,那么事实上当某一方获得了这个权利时,则另一方也就明白将要战败了。
所谓“势”的本义也正在此。
兵力的多寡、武器装备的有效、作战技能的熟练、后勤物资的充沛、人心的向背、山川地势的优劣等等均是构成能力的主要条件,其深层上则意指它们所蕴涵的“权利”(即我具有而敌无的制胜基础)。我方拥有该“权利”越多,则可供我方行动的选择就越多,而反之则敌方就将因此而选择愈少,如此则我方的胜算也就远较敌方多了(因为它不知道我方将如何采取行动)。
而当然了,在战争中双方以上“权利”往往是相互交融的,故而战争也就有着极为复杂的一面,那么按一般我们所设想的,“势”在其中又有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非重要的呢?
事实上,《孙子兵法》的作者早已给人们指出了重点所在: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
战略求“势”,其根本即在于先寻求不可胜的基础,其次方才寻找可击败敌人的条件。
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关于《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解释,即之所以能屈人之兵,并非是现在普遍单纯的利用不战来达成目标。而是因为使得敌方已经知道战则胜利无望,故而才有可能促成双方选择谈判、妥协、合作等方式来解决战争的缘起。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可胜呢?
孙子在其著作的首章即有精辟见解: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所以不可胜的基础又正在于客观的收集、比较和分析双方的实力与潜在能力。
 

补充:也在最后还必须说明一下为什么没有用 “主动权”来作为解释。很大程度上,我们通常理解的“势”与“主动权”其实是一个道理,好比如毛泽东主席在其名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主动权是这么解释的:“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
然而咬文嚼字的说,因为我们中国人长期的文化习惯,比如围棋上的术语,主动权更适于说成是“势”的延伸。这就好比舍子取势,始终要比舍子取主动权来得顺口。所以从这里也可以说,全篇关于“势”的说法亦可以将其作为“主动权”来看。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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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制定战略的基础》
制定战略的基础
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战争论》,任何制定战略的基础均在于情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而诚如克劳塞维茨说到的,由于双方均会尽一切可能去隐蔽自己的力量与意图,故而对于战争中的统帅们来说,他们对于敌方的判断通常都充满了战争迷雾。当然了,这一点人们并不陌生,人们尤其会质疑,在大量先进卫星和导航定位技术的广泛使用下,战争迷雾还会永远存在吗??
实际上,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上述趋势的可能性,然而即使从近期的利比亚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来讲,完全精确的数字化地球模型尚属于一个实验阶段或者说发展阶段。
而情报尽管提供了战略制定的基础,但其本身却也常常带有欺骗性。譬如公元1941年的苏德战争,尽管此前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早就通过情报得知了边境上有德国大规模部队调动的迹象,然而直至6月22日战争的正式爆发,苏联的最高统帅部才如梦方醒。
此一则历史对于现当代最好的教训在于,诚固然今天人们的情报收集能力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分析却仍主要依靠人),然而与此同时诸多兵器的性能却也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为进步。而在这个基础上,地球上的陆地却并不比3000年前的大多少。
故此,倘若我们像苏德战争初期苏联那样盲目自信于对德国情报的了解,那么我们将遭受的“巴巴罗萨” 恐怕将远远超过公元1941年的苏联。
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对己方的了解以及对敌方可能行动的推演和准备也就更为迫切。
 

也在首章的叙述中我们即已了解,由于核武器、生化武器、无人机技术以及新型航天器的高速发展,传统意义上我们强调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多少有点需要重新审视。诚因为以上几大新技术所带来的毁灭速度与规模都超过了人类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故而理论上说交战双方的实际交战阶段通常也将要比以往短得多。及此,双方“决定性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交战前的准备阶段。
当然了,人们也许会说,这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啊。其实正如铁路的出现改变了既往调兵的常识一样,尽管调兵本身没变,但整个形态所代表的意义却完全不同了。比如在拿破仑时期,军队运动的基本常识是先将大军集中然后再开赴作战的预想地段。但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时,由于铁路的发明和广泛普及却使得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开创了令部队不必先行集中,而是通过大幅度利用铁路以使得各部队直接开赴作战预想地段,然后方才开始集中。须注意的是,此则事例并不代表老毛奇就优于拿破仑,亦或是分散合击就比先集中后交战要来得好,而实在是各有各的时代背景。也在拿破仑时期,人们的交通工具主要还停留在畜力阶段,故而要采取分散合击困难重重。但在老毛奇生活在的19世纪后半叶,由于欧洲早已被各种铁路网所覆盖,故而在军事上采取分散合击也就变得比较容易,同时也更符合时代。由老毛奇所主导的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在最后也验证了提倡此举的远见(值得备注的是,最早提出可将铁路用于军事的是德国的一位经济学者:李斯特)。当法奥两国在彼此的战争中死守着“曾经的辉煌传统”而按部就班的进行军队动员与集中时,普鲁士早已通过各项优秀组织与广泛的铁路系统将部队早早的完成了作战准备。
现当代,人们在地球上生活的基础,三千年来均在同一块并未有多大改变的陆地上,但交通工具、通讯器材与武器射程却在这三千年来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快(也因此才有所谓全球化的说法)。如此,几乎很难想象一场未来可能的战争,尤其是大国间的战争,会像八年抗战那样,有漫长的拉锯,有广阔的纵深可供人们再一次从容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而也因此,对于从事国防研究的人员来说,正因为未来双方实际交战的阶段往往很快就会结束(战争的规模与残酷性则会比以往更空前惨烈),当代就战争的准备阶段尤其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在准备期,倘若不具备远见,那么是很容易沉浸在这种很难见到硝烟但又至关重要的假象中的。
而及此,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预见呢?在后现代,明智的国家战略高层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是“假定威胁与等级评估”。即不再单纯的依托于既定发生的敌情,而是通过角色换位来推演对手能力的潜在可能性。
当然,诚如2003年美国正是假定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而发起对伊战争一样,很大程度上“假定威胁”并不是立足于对“犯罪事实”,而是就“犯罪可能”做出反应,这在道德上往往会令人难以接受。同时,对此人们很自然的会想到,倘若在未来两个有核国家因某个事件而彼此敌视,那么一旦他们在“假定威胁”阶段做了对对手能力的误判(比如抬高了对方的威胁)那么是否会导致双方更倾向于先发制人呢?而这又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事实上,想要通过某种固定模式亦或思想方式来完全100%的精确预测人们在战争中的行为,那几乎是一种奢望。故而,对于上面所列举的可能,其实我们是不可能存在一个确定答案的。毫无疑问的说,诚因“假定威胁“本身取决于战略指导层对事态的把握,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失误是必然存在的。然而这一点却瑕不掩瑜,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假定威胁”本身的正面意义以及完善这个机制的必要性。
很大程度上,尤其以我们今天所生活在的这个技术手段空前繁荣的时代,因为任何一个层面的误判即可能带来根本性的毁灭,故而对于“假定威胁”的研究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尽管并不能排除预判失误的可能,但其前景与初衷却又是很值得人们去坚持的。
公元1962年10月的地球,世界的气氛可谓是史上最为紧张的。在当时,苏美两国因为古巴问题而发生了严重分歧,双方的军力包括核打击力量已经利箭在弦,只需小小一根火柴即可以把人类推进毁灭的深渊。对此,苏美两国战略高层进行了多次研讨与推演。无疑,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导致双方在全面核战争中同归于尽,最后终于迫使双方对彼此进行了妥协。然而从事后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不少人(主要为古巴领导者)对于苏联的撤离是抱以遗憾的(格瓦拉就此对米高扬说到:美国人想消灭我们的肉体,而赫鲁晓夫的退让却毁灭了我们的精神)。因为在当时,即便是拥有最可靠情报的双方战略高层,其推演的方式仍旧是运筹法,考虑到人们往往并不笃信于数字,故而就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态势评估也往往不会是那么信任(当然,这一点也不无道理,战争是无法完全用数学统计来确定的)。总算幸而当时美苏双方的战略高层都非常出色,而其体制又没有2战日本下克上的异数,世界在紧张的13天后总算得以平静。然而我们大可假设,倘若当时的美苏双方再彼此强硬一些,亦或当时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因个人情绪而自我行事,再或是古巴当时具有自我操控导弹的能力,那么其结局将是令人很难想象的。
如果说我们认可以上假设的话,那么事实上一个高度拟真化的可用于推演“假定威胁”的平台,对于危机中的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高度拟真化的平台,尽管最重要的部分仍是其背后精密的数据支持与逻辑分析,但另一方面由于当代电子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其通过拟真图像所展现出来的画面又往往能直接触动大多数人的神经。及此,倘若把握得当,依靠拟真3D图像所模拟的假定形势完全有可能促成一个敌对国的民众抵制其战争行为。而即令该目标未达成,则仍将诱导其内部注意力的转移,以利于我方更容易达成既定目标。
无论如何吧,这将是我们在下一章所要谈到的内容。在这里,必须再次申明的是,诚由于今天的技术手段有了空前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知己知彼”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尤以从战略指导的角度来说,倘若不在战争准备期即着手设想与研究各种潜在可能并建立相关反应机制,那么当问题真正出现时,其迅猛程度恐怕将远超过我们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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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数字化革命的真正意义》
 导       言
一直以来的观点认为,人类历代军事的变革多源于新技术的发明。这一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却不够完整。因为它并未预见到,当人类在技术发展领域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类往往是优先通过“需要”来引导“发明”,而并非是单纯被动受制于科学家们的灵光一现。
为何这么说呢?
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坦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武器,仔细关注它们的出现,我们就会发现与既往的铁路、电话等等新发明不同。坦克与核武器的发明,始源于战争的需要。
也故而,当人类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时,事实上“需要”已经构成了科学发明的主要动力。
这就譬如世界各国都在倡导的建设绿色地球,本质上即是以需要在试图引导和规划工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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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数字化革命,或许在一般人们脑海中印象更多的是电影中高度科幻般的智能机器人、超级计算机,亦或是美国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的各种先进制导武器等等。
   但实际上,以上仅仅是数字化的一个突出表现部分亦或说是一个附带衍生品。这诚如无畏级战列舰与大和号战列舰都是工业时代的杰出作品,却并不能说这就是工业革命的精义或者说全部(其背后利用机械形成的工业体系取代传统的手工作业才是根本所在)。
 

    表面上看来,数字化意味着利用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而进一步加快和完善了人类在通讯、工商、经贸等等领域内的集体活动。而事实上,数字化还有一层潜在意义,意即发展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力。
    也在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事实上,严格意义上而论,数字化的本质在于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故此可以说,早在人类学会结绳记事之时人们就已经在进行原始阶段的数字化了(亦或说是逻辑思维的起源)。
    这就譬如一道小学三年纪的数学题:已知,王大婶每天售卖苹果5个,每个售价1元,请问10天后王大婶一共收获多少钱?
   事实上,上面这个例子并不代表就确实有一个卖苹果的王大婶,然而却不会有人因此而否认上面这条现代人都理解的逻辑换算。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亦可看出,数字化的本质精义即在于它强化了人类既有的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信息的分析通常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认识信息的构成,而另一种则是“对信息延伸的判断”。
后者简单来说可称为“联想力”。与一般认为的“想入非非”所不同的是,联想力的本质是建立在一定的逻辑基础上的。譬如俗话说的“观一叶而知秋”,人们正是通过叶子在四季的变化规律来反向判断当前的季节。
不过,人类往往又多会被表象所迷惑,故而历经了上千年的发展,人们才渐渐认可利用数学分析来推演事情的发展与变化。
 

那么,说了这么多,究竟于我们今天尤其就军事国防来说有何意义呢??
在当代,凡提及数字化对军事的意义,大部分的观点仍就停留在通讯、定位等等方面,而事实上利用当代电子信息技术,对人类同样重要的是它能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和高效的数字化分析平台。这即是常常被单纯误会成祸害无穷的“电子游戏”---虚拟仿真平台(二者其实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人们今天无视游戏平台对军事问题的潜在价值,正如几百年前人们对待“兵棋推演”的道理一样。
德国一代名将老毛奇最早在总参谋部将兵棋推演作为一种用于日常培训军官的教育方式来加以完善与制度化,这在当时可谓一大创举。因为在当时很多久经沙场的军人们看来,兵棋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如何能用来推演一国兴衰的战争?
而实际上,兵棋推演的实质在于其严谨的逻辑。在此之前,历代名将譬如拿破仑皇帝在决策其战略问题时,所主要依靠的是“跳跃在他们脑海里的智慧火花”。这方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人类在拿破仑战争前的时代里,所面临的战争规模与形势并不如工业革命时代那样空前。譬如中古时期,各国的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往往就鲜有超过10万人以上的。直至工业革命开始,由于生产力的空前进步与人口的激增,列国常备军的数量才急剧增加。这就直接要求既有的指挥体系必须发生改变,否则则无法应对日益庞杂的军事指挥问题(这就好比火器发明后,战斗队形不得不发生变化一样)。
德国人,或者说当时的普鲁士人在这方面首先认识到兵棋的潜在价值(尽管史载我国汉朝时期的马援将军早已利用积米成山做过类似推演)。也在公元1811年,普鲁士冯 莱斯维茨男爵发明了一套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兵棋,从此兵棋渐渐在尚武的普鲁士人中普及开来。然而直至老毛奇接手德国的总参谋部,整个对兵棋的定位和利用方才真正被确定下来(这也是老毛奇常常不为人知的重要贡献)。
有意思的是,直至1866年的普奥战争前,老毛奇并不曾有机会在战争中亲自独立指挥一个连级以上的单位,这在当时要算是非常少见的。然而这几场战争,却最后奠定与巩固了毛奇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也在大部分关于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的著作中,人们或许都会赞赏老毛奇“任务导向型”的指挥方式,甚至还可就此延伸到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官兵优秀的战术素养。而事实上,这并非是德军采取了“任务导向型指挥”才拥有那么出色的战术素养,而是德军在日常训练中就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战术素养,故此其上级才能大胆放手采用“任务导向型”指挥。在这之中,就像游牧民族可以很自然的把狩猎技能转变为战争本领一样,德军早在平常的训练中就已经拥有丰富的兵棋训练、战史教育、野外拉练等等内容,故此也就自然形成了其对于战术、计划的高度素养。
 

我国关于兵棋活动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杨南征先生与胡晓峰将军等几位的努力以及对1991年海湾战争情报解密的结果。在海湾战争的联军行动正式开始之前,美军统帅施瓦茨科普夫及其一干将校进行了一场名为“内部观察90”的兵棋推演,其主旨即在于推演海湾地区形势的演变及美国的应对方案(备注:这在当时离伊拉克军队正式入侵科威特尚有一段时间)。而若非这场战争颠覆了国内军方不少专家学者的看法,则我国关于兵棋的认识恐怕将会更为艰难。
不过事实上就我国来说,直至现今也很少理解兵棋推演的真正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情局限,导致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往往更多倾向于实战中的临场反应与判断,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庞大数据的逻辑分析与严肃性导致热衷研究的人员非常稀少,更兼有对装备数据保密的顾虑与狭隘的官僚作风。其结果,我国在兵棋活动领域至今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认识,比如至始至终就只有极少数内部人士对于民间的兵棋推演表示过断断续续的支持。而国外如上面所说的美军内部观察90却都是以民间极为成熟的兵棋活动为基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更是严禁对中国开放兵棋的传播。
当然了,小小的一个棋盘真就能代替现实战争吗??事实上,这诚如传统意义上人们想通过数学运筹方法来对战争进行预判的道理一样。很大程度上,兵棋所提供的并非是一层不变的计划,而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态势与对执行者的思维训练。
也在这个基础上,在今天,由于电子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由数字仿真系统所建立起来的兵棋体系(或者说游戏),远比传统的纸面兵棋系统更具有直观性与实用性。也就军方内部来说,减少了大规模人力运算,提高了决策效率。譬如和平时期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进行实际的全面战争预演的,而虚拟平台却能模拟各种突发情况以提供我们研究建立相关的反应机制。而就民间来说感观上的冲击亦能更好的吸引广大爱好者(尽管真正重要的仍是其背后的数据运算),变向的解决了产品的销售市场。至于说教育意义,实际上更多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态度。这正如现流行的兵棋推演本身也分严肃性兵棋与自由式兵棋。甚至于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人们还能更好的模拟未来的蓝图,相比以往如著名学者钱学森教授利用一系列复杂运算所得公式更为直接的是,它将更多以“景物”而非“原理”呈现在世人面前(尽管这背后的运算同样还是最关键的)。这一点最直接的意义在于可以更多更好的充实人们的信心,同时也更易形成普遍性的集体共识。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视之为玩物而未完全重视(仅仅想凭借几个挂着民营头衔而完全是中央资本运营控制的公司,实在是俗话说的挂羊头卖狗肉)。
也在前几章中,我们论述了未来可能的战争,极为可能的一种形态将是全民性的、全面性的举国大战,故此尽管一个国家内部的公民无论其职业身份有多少不同,但集体性的尚武精神与思维却永远是不可缺少甚至于在未来是至关重要的。现当代以至于未来可能的战争固然因技术的变化而使得一线作战人员越来越少,但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关于总体实力与全体公民的运作能力却要求越来越高。这正如《未来战争》的作者罗伯特 斯格尔思的由衷呼吁:在未来,人民的生活习惯即是战争。
 

人们或许也会对大幅度依靠虚拟平台或者说游戏来进行广泛训练提出质疑:说白了这不就是鼓励人们玩游戏吗?而若长期如此,岂不会导致玩物丧志,使人们沉溺于虚幻而忘记了现实?
老实说,此种担心实无必要。汽车造成的一系列现代交通事故固然惨不忍睹,但能说这是不应使用汽车的理由吗?
所以,作为一种工具,与其说是工具有缺陷,不如说是使用者缺乏必要的客观态度与驾驭能力。
必须指出的是,绝不应把虚拟平台中的设想作为唯一指导,这是很正确的。然而这一切却仍不能抵消虚拟平台在今天以至于未来作为研究与推演的意义。事实上在我们当前讨论这一技术是否必要时,国外早在很多年前即已经将其列为一种正式的训练与研究项目,同时还在不断完善它的性能与机制。
 

如果在今天还有人对此抱以疑问或不屑的话,那么我们大可再次重新温故一下“坦克”的历史。坦克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这场战争结束,除了极少数军方和民间的远见之士。绝大部分人,尤其是当时的各国军方高层都不认为下一场战争将是以坦克等机械化装备为核心的战争。而历史后来的发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也就在列国大多对此表示过分的谨慎与不信任时,德国却加紧不断完善着坦克等机械化装备的性能与作战理论(尽管其国内仍不免诸多阻力)。其结果,德国在1939年利用坦克等机械化设备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却震撼了整个世界。
 

而与坦克所不同的是,虚拟平台的意义事实上绝大部分并非是一种实际的作战装备。更多的,作为一种人类发展至今最为发达的数字化分析平台,它大大加强了人们的分析与推演能力,及此倘若运用得当,虚拟平台完全具有提供未来指导的重要意义。
 

回想一下我们祖先首次看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那摇摇晃晃的蒸汽机车时的不屑与迷惑,倘若我们今天未曾把握这个新时代的“蒸汽机车”,那么后世将会如何嘲笑我们的无知啊。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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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强国之本》
蒋百里先生曾言:“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原则,就是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则亡。”
如果我们纵览人类的战史,确实可以发现人类最早用于从事战争的本领,事实上与其平常谋生的能力是一脉相承的。譬如农耕民族,由于其生活基础在于土地,故而其领袖也就很容易通过井田制将其编组成生产与战斗单位(方阵)。再亦如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物资窘迫,故而其子民不得不日夜练习狩猎的技巧,不然则无法生存。潜移默化之下,游牧民族也因此从小就形成了一套可用于战争的本领与组织。
当然了,以上也属于老生常谈了。它对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启示何在呢?
尽管可预见的未来,战争的外貌将主要由少量的一线战斗精锐构成,然而诚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说的,现当代战争的胜负,更多的取决于谁能调动比对手更多的资源或者说战争潜力。以其中的人力资源来说,则民众的尚武精神和国防意识实为人力资源最根本的所在。
这二者矛盾吗?其实并非如此。
表面上看来,现代战争尤其是未来战争,军人(或者说战斗人员)理应是对质量的需要优先于对数量的需要,这一判断固然是正确的,但却并不代表就无可说的了。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除了精简的一线战斗人员外,未来一国的战争能力还取决于它的内在组织,比如为美国军队不断更新装备与作战方法的幕后研究团队(不少甚至是大学研究机构),在传统的定位上是很难将其算在军事力量内的,而这在今天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诚如我们在前几章所提到的,由于技术手段空前的进步,传统意义上的地理限制正在加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这也是全球化的重要理由之一)。也故而,未来战争的趋势将很可能是一场举国大战,而不是主流说法里“高科技下的局部战争”,因为后者对于解决大国争端来说即不容易操作,同时也往往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虽然这并不算是个好办法)。
当然了,还必须再一次申明的是,未来大国间的争端是否必须由毁灭性的全面战争来进行,那是我们很难确定同时也不希望看到的。然而这点却并不意味着下面这句话所蕴涵的历史教训就毫无意义了:“此即,倘若未来一个国家无视于这种战争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是利比亚战争、伊拉克战争即为其中一种已经发生了的范例。在此,大部分读者也许会说,以上战争完全是不对称的战争,强国的胜利是必然的。
无可否认,这句话是对的。然而让我们回想一下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美军的沙漠风暴行动正式开始前,尽管几乎所有国家的评论家也都认为美军的胜利是必然的。但重要的是,在当时,又有多少人预测到美军的作战样式、伤亡之小、战果之大呢??
利比亚战争、伊拉克战争看似无论如何都是强国必胜的战争,更重要的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战争速度。在这些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仅仅通过几个新型技术兵器的组合就迅速的击垮了一个国家,而其影响范围之深远又超过了我们既往的认识。也在这里,还必须特别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以上几次战争,长久以来的说法均称之为“局部战争”,事实上这句话多少是有待商榷的。以整个地球来说,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国家自然只能说是地球上的一个局部地域,但就战争中的双方来说则未必就是如此了。比如以伊拉克而言,1991年的海湾战争摧毁了它70%以上的军事力量,以其国力要重整这样的军备那至少需要30年。而当角度移向这场战争的赢家美国之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人打的这几场战争是为其全球战略布局所服务的。故而,海湾战争也许单从地域上看的确仅仅只是一个局部的、很小的地方,但于美伊双方乃至对世界的影响却未必就是“局部的”。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强调“局部战争”,似乎未来的战争与战场之外的人们完全无关,而实际上高效能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快速发展早已使得国家间的战争将其每一个民众都无可奈何的联系在了一起。至于说过去几十年来并没有看到大国之间发生大战,那事实上并非意味着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定理。其实,过去几十年来之所以未曾爆发毁灭性的大战,那是双方的能力所限而并非是他们的矛盾得到了根本解决。仅仅当我们回顾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历史就会发现那是一种多么难以确定的事。
可预见的未来,当某种能在核武器发生效力前就决定战争胜负的新型武器亦或作战方式出现,同时双方的根本矛盾无法有效妥协解决之时,则战争将是很难避免的。遗憾的是,诚如首章所言,这种战争的新武器与作战方法在最近这20年来已经渐渐走到了台前。
也由此,战争的全面性可说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当然,伊拉克与阿富汗模式是不能笼统的套用在大国间可能的战争模式之上的。毕竟正如首章所言,又有哪一个明智的大国会在未来对彼此生搬硬套对付小国的方法呢?
人类的战史本身也向我们阐述了这一很难反驳的事实。诚如火器的发明使得军队的战斗能力比冷兵器时代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包括作战范围与杀伤效率),但有意思的是,这却并未导致列国军队的规模因此而缩减。
如此,这就不禁令人好奇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军队是跟着社会组织变化的。举凡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均与其背后的社会组织是相联系的。每当军队与其社会组织紧密相连时,则这支军队就能发挥它的最大效能(与之相反则会变弱)。譬如古之游牧民族或者近代之红军,前者是因为其生存背景要求其成员必须日夜学习游牧狩猎的技能(战时可转化为战争本领),故而当其领导决定战争时它便能很容易的动员起适宜其社会组织的军事力量。而后者,则是后天优秀组织的代表。诚因当年的我党始终坚持以团结服务人民为宗旨(尤其是占当时社会人口80%以上的农民),故而才能拥有近似无穷的后备力量(人的潜力往往无法估量)。
而回到今天,由于可从事战争的手段早已变得极为多样化(乔良将军与王湘穗先生的《超限战》即做了很好的论述),同时不少还并不像传统手段那样马上立竿见影(比如生物技术),那么我们又应如何来定位和组织他们的潜在力量呢??
所以,现代以至于未来可能的战争,其实质取决于双方谁能更好的动员与组织其全民的力量。而欲达到这点,则又必须在平常就做好这个准备。这即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倘若等到危机爆发后才想到建立应急机制的可贵,那真是一种致命的愚蠢。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动员与组织全民的力量呢?
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均有其不同的国际环境、国家结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等,所以其假定的战争对象与国防战略构想也往往很难相同。但究其本,欲动员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与之利益相连、荣辱与共。倘若一个国家未曾使得其大部分的公民都深刻的理解自己的利益安危与国家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其公民是很难理解也许自己此时的一刻懈怠与马虎,就很可能导致这个国家在战争中落败。这正如西方的一句谚语: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在未来决定一国战争胜负最为关键的阶段,往往并不一定就是烽火连天的战场,而极可能是很难看到硝烟的“和平年代”。因为人总是在潜意识里,把战争与和平区别对待,所以始终未曾明白战争与和平往往是相互作用的,上千年的历史从来都只证明了一点:“国家的和平取决于其战争能力的维持,战争能力的维持取决于其民意的基础,而其民意的基础则取决于积极向上而公平有序的社会生存环境。”
有一种看法认为,民意就像随风飘荡的小草,在战时很容易就会被集中起来一致对外。事实上这种说法可谓大错特错,国家这种组织是后于人类出现的,其本质是力求建立一种积极向上而公平有序的环境以服务于其内部成员。民意并非天生与统治者荣辱与共,而实源于统治者发自真心的善意与智慧,此即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也因此,一个积极向上而公平有序的社会往往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建立的基础,而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就在我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里,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问题。比如元清两朝,在我们现代人来说会视之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对于当年的宋明两国来说则恐怕会对此嗤之以鼻。深恐会引起现代的民族问题与危及国家安全,我国的官版史书从来就不敢正视我们民族曾经两次被外族征服的史实。
当然了,现在谈到这些,更重要的是反思宋明两国沉重的灭国教训,后世关于宋明两国之所以亡国的原因有许多,但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则在于其民意的丧失。如近些年有一部并不著名的电影《大明劫》,其所反映的明帝国晚期社会的种种无奈即为其民意基础的崩溃。而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问题呢?因为其组织在坐定江山后即认为天下从此大定,危机不会再有,国民无须再重视,制度无须在改良。是故而,其社会的各项机能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僵化,以至最终无药可救。这一点与其说是天命,倒不如说是人为的缺失。
上古时代亚历山大大帝有一句极有深意的名言:“把世界当成自己的家乡”。
常言道,刀剑只能暂时征服人的肉体,而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却能永久征服人的灵魂。倘若我们客观的去回顾满清入主中原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每当作为征服者的满清统治层决意恩威并施、刚柔并用时,它总能很容易获得已经为明政权寒心透顶的广大民众的支持。
这些历史教训对于我们今人来说很大程度上要比对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因为我们的未来早已因技术手段的空前进步而使得可供一个民族犯错的机会越来越少。为此,设若我民族不重新客观、深刻的审视民族的历史,则我们的未来也将很难想象。     

除此之外,这一点也引出了一国未来动员与组织其力量的两大关键:此即,深刻的历史教育以及积极向上而公平有序的社会生存环境。
尽管从来就不乏许多杰出的人们一再提醒,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但在此我们还是必须再次不厌其烦的严正呼吁:“一个民族的精诚团结取决于其对社会的认同感,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向心力实源于对其民族历史的认识。”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由于今天人类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故而想通过在人们小时候就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其最大的原因是,科学进步对人类的知识涵养要求固然越来越多,但人类幼小的婴孩却与古代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故此,一味想在有限时间内强制填塞和扩大当代人的知识量,实在是一种无知。这一点,我国当代的教育失败可谓典型。
优秀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启发和诱导式的,它能在孩童幼年时期即诱发他(她)对知识一生的兴趣,如此则这个人即使未来脱离了学校也将自发的去学习和积累知识。
除此而外,教育还应具有塑人的能力,倘使一个国家的教育无法教导人们正确的是非观念,则这样的人恐怕对于社会国家来说未必有益。
 

而如果我们广泛阅读过中外古今的战争史,那么我们还将发现,大凡历朝历代的优秀军事统帅鲜有不重视历史的。
一代军事巨匠拿破仑甚至直言不讳的奉劝一切有志于成为名将的人们:“应该一读再读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屠云尼、古斯塔夫、尤金和腓特烈等人的八十三次战役的记载,并以此为范本。这是成为一个名将和发现艺术秘密的唯一途径。”
也就像今天不少人已经认识到的,一线战斗人员的精简化与结构分工,并不意味着以上教育不再重要。事实上,恰恰因为今天作战分队模块化、陆战兵种特战化等等,对于每一个分队成员的战略思维培养反倒越来越重要。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作战分队普遍依托于全面的信息系统共享,而其战场形势又往往会非常迅速,故而若再坚持照既往的战场指挥(逐级申报),那将是很难适应未来战场形势的变化的。
比如就此,我们大可假设这么一个场景。某日,步兵第14分队奉命侦查218高地,于行进途中A地偶然发现敌某战略火力编队正以极高速度进行秘密运动。若按既往的指挥条令,该分队必须在严密观察的情况下将该信息通报直属上级,然后听令行事。然而无疑,随着未来战场上双方机动性的必然提升,倘若还刻板着逐级报告,那战机也许早就错过。所以,对于未来战场的基层分队来说,他们同样需要享有一定的全局态势理解以及越级上报和指挥其他兵种分队的能力(包括特别权力机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近些年也在提倡的,甚至要使得一个基层步兵都能懂得如何协调与指挥一个炮兵集群、一个导弹集群的能力。
而当把这个概念拓展开来,则未来的全民国防教育与引导就无疑更是重中之重了。我们不能老是将未来的战场定刻在一线战斗人员那烽火连天的画面里,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大凡一个国家社会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早就已经成为了战争中明智一方会选择打击的目标。可预见的未来,一个明智的国家在对付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时,它首先会做的是通过各种潜移默化的甚至可能是友好的方式来诱导和腐蚀其组织(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然后再是以各种隐蔽手段扰乱其注意,等其内体虚弱而老眼昏花之时,则最后就可使用军事力量完成致命摧毁了。
 

无论如何吧,本章的重点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可预见的未来,由于战争所呈现的全面性,传统意义上的前线、后方已经越来越模糊,而技术手段的空前进步同时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非军方力量”正无形中成长为足以决定一国战争胜负的关键之一。及此,若要有效团结和组织这些力量,必须依靠更广泛的战略观教育与研究团队(包括军方与民间必要的沟通平台和机制)。事实上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教授就一直提倡应把军事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列入教育的必修课。
其二、 “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则亡”这段话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两点。A,大范围而论,若无一个积极向上而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则民众必然与统治者离心离德。B,生活习惯对于战斗力有很大影响。有关于后者,这里又有一个额外话题值得一谈。
美国学者马汉在其名著《海权论》中关于海军的建设曾经从民族特性探讨过一个临海的民族要比一个内陆民族更具有建设强大海军的强烈欲望和先天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临海的地形使得当地居民对海洋习性的掌握要远强于生活在内陆地区的居民。故此我们不难想象,假设我们要建设海军,那么以长年位居临海地区的居民作为海军兵员将无疑比用内陆地区的居民合适得多。
理解了上面这个说法后,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近些年我们一再强调的空中力量建设。无疑,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优秀空军除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外,还需要很多优秀的飞行员。而这之中由于飞行员的特殊性,年岁大的从身体机能上来说将不再适合飞行,但飞行员本身的经验又必须有良好的飞行驾龄。对此我们可以说,建设一支强大空军必定需要很多精力充沛、懂得并热衷飞行的年轻人作为后备。然而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何曾见过国内建立过广泛的飞行俱乐部?国立高校中又有多少学校曾经开展过飞行方面的知识讲课?
人们认为这不重要吗?
让我们来看看德国2战空军的例子。
众所周知,公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最终战败告终。协约国在随后的《凡尔赛和约》中给战败的德国以非常严苛的限制,其中关乎军事方面的主要内容为:“德国必须取消总参谋部,同时其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不得研究和装备飞机、潜艇、坦克等军事装备”。
然而德国人却在全国各地兴起大量半官方半民间的飞行俱乐部(包括青少年飞行俱乐部),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全国普及航空知识和培养飞行员,同时也为后来德国空军的重建储备了大量人才。直至1939年二战爆发,德国从无到有,迅速建立起一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精锐空军。
   有鉴于此,当我们今天经常都能听到专家大佬们虚谈空中力量的建设之时,我们不禁要反问,我们的飞行俱乐部何在?我们的空军人才储备何在?
 

 

                                                                                                   怀雨
                                                                                  公元2014年4月16日



(诚所谓结党营私,所以不管它叫什么党,总归是要营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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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写的?



生命里有这段当步兵的经历,骨子里将永远是一个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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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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