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文章提交者：noel 加贴在 网络批评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一、难解之谜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称赞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创建了一个“稳定之岛”［1］。可卡特刚离开伊朗，这个“稳定之岛”立即陷入伊斯兰革命的狂潮之中。翌年二三月间，不但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王冠落地，而且巴列维王朝也寿终正寝，在伊朗延续了2500多年的君主制的历史随之终结。
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在国王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此外，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革命是在几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减少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伊朗的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多，外债少，石油收入哪怕与4年前的情况相比也堪称丰厚。”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2］。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似乎不错时突然覆灭一时成为难解之谜，各种解释随之蜂起。第一类解释是所谓“阴谋论”：国王是美英等外国势力与霍梅尼共同策划的阴谋的牺牲品。这类解释在伊朗君主主义者中颇为流行。第二类解释是所谓“伊斯兰解释”：国王是“反伊斯兰的”压迫者，他被笃信伊斯兰教的革命群众推翻不足为奇。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乌拉玛多持此类观点［3］。第三类解释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支持巴列维王朝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步伐太快。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步伐太慢。阿伯拉哈米安等学者持结构主义观点，坚称推翻国王的伊斯兰革命之所以爆发，不是因为现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而是因为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平衡或脱节[4]。一些伊朗左翼人士则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伊朗的经济衰退和依附式资本主义的失败促使许多工人积极参加反对国王的运动，从而敲响了君主制的丧钟。第四类解释可以称为“多因说”，许多政治学家和伊朗问题专家的解释都可以归人此类[5]。
“阴谋论”过于牵强。实际上，从白色革命开始至1978年1月中旬，美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甚至1978年9月初军政府成立后，白宫还表示完全支持国王。只是到了1978年12月，卡特政府中才有人开始认真考虑改弦易辙的可能性[6]。
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伊朗社会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具有惊人的政治能量，但鲜有严肃的学者接受“伊斯兰解释”。要摧毁国王强大的国家机器，仅仅靠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政治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感召力是不够的。1963年乌拉玛领导的反对国王的运动被军方轻而易举地粉碎就是例证[7]。现代伊斯兰主义也并非无坚不摧。尽管它曾在伊朗和阿富汗过关斩将，但也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世俗民族主义政权统治的伊斯兰国家留下失败的记录。
将国王的垮台纯粹归因于现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都失之偏颇。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在反传统主义方面远远超过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大多数海湾君主国的现代化步伐几乎都落后于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但凯末尔政权和大多数海湾君主国的政权却比较稳定。
从长远来看，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平衡或脱节最终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危机与更迭，但仅仅从这种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诠释伊朗国王倒台或君主制覆灭可能失之简单化。实际上，在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一些后进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往往显得异常突出，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政治稳定并行不悖。二战后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证明了这一点。经济繁荣是双刃剑，它一方面为政治现代化变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威权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 regime）提供合法性。长期经济繁荣后突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对于威权主义政权才是致命的。伊朗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问题并未恶化到威胁政权生存的程度，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不足以解释国王的威权主义统治突然崩溃。此外，伊朗产业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受惠于国王的现代化运动，在政治上缺乏组织，其革命性和战斗性颇成问题。城市贫民也远不是推翻国王的主要社会政治力量。
“多因说”的解释力较强。确实，“伊斯兰革命的根源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涉及历史的原因和紧要关头的举措，涉及国内社会进程和国外的事态发展，不能归结为任何一个方面。”［8］但在这样复杂的问题上要避免简单罗列或泛泛而谈，提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既困难而又有吸引力的挑战。
二、根本性的困境
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是现代伊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尖税复杂的矛盾。礼萨汗曾是共和主义者，力图效法凯末尔，却在传统势力的压力下成为新王朝的缔造者[9]。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在政治功能上面临现代化的任务，在政治权力结构上却坚持传统主义。王朝的两代君王积极致力于现代化，在法律上是现代立宪君主，在实际权力运作上却几乎与传统专制君主无异。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专制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10]。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君主制必然而且往往容易被现代政治体制所取代，但它何时被取代则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和精明的领导、渐进的改革、利用大棒加胡萝卜和诉诸民族主义情绪等手段延长专制统治的寿命；而君主昏庸无能、经济危机、对外战争的失败、反对派的强大等都会加速现代传统君主制的覆灭。在现代，特定国家的专制君主制维系时间的长短还取决于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朝的社会基础、国家是否拥有换取巨额外汇的自然资源等因素；外部势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就伊朗而言，专制君主制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强大的社会基础；巨额的石油收入可以成为缓和专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润滑剂。但俄、英帝国主义对伊朗的巧取豪夺和恺加王朝的卖国政策使伊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专制君主制的合法性逐渐受到侵蚀，于是引发了20世纪初的立宪革命。1906—1907年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从此，宪政主义成为伊朗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列维王朝是一个新兴的王朝，没有部族根基，其权力基础是以军队为核心的专制国家，其最初统治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改革。礼萨王致力于伊朗的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但宪政徒有虚名。宪政名不副实有若干社会原因。当时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在客观上需要中央集权。传统社会力量因礼萨王实行君主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主义而容忍了他对宪政的践踏。现代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一方面支持礼萨王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改革，另一方面希望维护宪政，但无力挑战专制王权。礼萨王在实现伊朗的民族主义目标和进行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的明显成功加强了他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1941年8月，伊朗武装部队在盟军的突然打击下溃不成军。礼萨王丧权辱国，威信扫地，其统治的合法性受重创。盟军随后分区占领伊朗，废黜礼萨王，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位。结果数年内专制王权式微，宪政主义原则获得前所未有的实施机会，尽管盟国对伊朗内政的粗暴干涉给这一短暂的宪政主义时期蒙上阴影。
在战后初期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依靠军队和美国的支持逐步重新实行君主专制。1948年，国王自持地位巩固，公开违宪干预首相人选，引起非议。翌年2月初，国王在访问德黑兰大学时遇刺受伤。他称此事是人民党和宗教反对派策划的阴谋，乘机在全国实行军管，驱逐或软禁教俗反对派领袖［11］。3月1日，国王下令召开立宪会议修改宪法。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王有权解散议会和参议院；如两院在立法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则国王可以批准议会通过的议案，也可以搁置该议案。6月，国王宣布进行参议院的选举，从而使1906—1907年宪法规定的立法机构两院制首次得以实施。参议院议员一半由国王任命，显然对他有利。1949年修宪和设置参议院极大地削弱了议会的立法权，直接和间接地增加了国王在立法中的作用［12］。反对派人士称国王将行刺事件变成了一次“保王主义政变”［13］。
然而，20世纪40年代末“保王主义政变”后，国王作为专制君主始终为合法性危机所困扰。
国王复辟专制王权的企图和在英伊石油争端问题上的保守立场激起了伊朗社会各界的愤怒。1952—1953年期间，摩萨台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民族阵线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愤怒情绪的体现。摩萨台政府不但致力于石油国有化，而且着手实施1906—1907年宪法，推行广泛的社会改革。1953年8月中当摩萨台的权力达到顶峰时，王室在政治、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实权被剥夺殆尽，国王再次沦为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只是由于担心左翼抬头的传统力量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勾结，于8月19日发动政变，颠覆了摩萨台政权，才使国王恢复了失去的权力，但巴列维王朝也因此进一步丧失了合法性。
政变后，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任命扎赫迪将军为首相，实行军事管制，取缔一切政党和工会。在美国国务院特别代表的撮合下，扎赫迪政府与西方国际石油资本进行谈判，于1954年8月达成协议。协议与石油国有化运动的目标相去甚远，美国石油资本成为最大的赢家。国王历来亲美，美国在推翻摩萨台的政变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国王更加依赖美国的庇护，美国则需要伊朗国王来维护自己在伊朗的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双方结成了反对伊朗民主进步力量的同盟。因此，政变后美国马上提供45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缓解伊朗政府的财政危机，为保王派打气。1954—1962年期间，美国共向伊朗提供6．8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4］。国王则对美国投桃报李，同意伊朗加入反共的《巴格达条约》。
1957年，军事管制结束。为了防止反对派东山再起，国王开始采取一系列强化专制统治的措施。首先是加强情报安全部门，建立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机构”，即臭名昭著的“萨瓦克”。其次是下令召开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修改宪法。修宪后，议会的议员人数从136人增加到200人，议会的任期从两年延长到四年，议会法定人数降至议员总数的一半。新规定赋予国王搁置议会通过的任何财政议案的权力；被搁置的议案须经议会以与会人数的2／3多数再次通过后方能成为法律[15]。修宪削弱了国会两院的权力，有利于国王操纵国会两院，控制财政资源的分配，对付反对派。第三是搞御用“两党制”[16]。五六十年代之交，国王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权独揽的专制君主。
1960年，经济危机不期而至，伊朗财政濒临破产，不得不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施“经济稳定计划”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却使经济更加萧条，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许多商人破产，20％以上的劳动力失业。1960年一共爆发了100多次罢工和反政府示威[17]。于是国王许诺1960年举行自由大选。但第20届议会选举舞弊狂獗，反对派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迫于公众的压力，国王于9月“建议”新议会的议员辞职，并启用无党派的大臣艾马米任首相。
1960年底，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给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注入了新的因素。翌年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在给肯尼迪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王本人是伊朗目前“潜在的领导人”，但他必须采取一系列行动满足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其中包括起用温和的摩萨台主义者担任财政大臣之类的职务。报告最后建议，在提供足够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经济崩溃和财政破产的同时，美国应该劝导国王设法增加城市中产阶级对政权的参与和认同。此外，美国应该密切关注伊朗的政治发展，注意物色一旦国王垮台后可以替代他的“能干和负责任的”领导人［18］。此后美国开始改变长期以来举行的无条件支持国王的政策。
鉴于伊朗国内危机加剧和美国对伊政策的变化，艾马米内阁仅维持数月，一度似乎异常稳固的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始动摇。
注释：
［1］M. M.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从君主制到伊斯兰共和国》（Mohsen M. 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威斯特维（westview）出版社1988年版，第xxi、112页。
[2] S.巴克哈什：《阿亚图拉的统治：伊朗和伊斯兰革命》（Shaul Bakhash，The Reign of the Ayatollahs：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纽约 1984年版，第 9页。
[3]“乌拉玛”是复数名词ulama的音译（单数是a’lern），指伊斯兰教法学家或掌握伊斯兰教知识的穆斯林宗教领袖。
［4］ E.阿布拉哈米安：《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Ervand 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427页。
[5] J.佛兰：《脆弱的抵抗：伊朗从1500年至革命的社会变迁》（John Foran，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牛津 1993年版、第 362页。
[6] M.阿姆贾德：《伊朗：从君主独裁到神权政治》（Mohammed Amjad，From Royal Dictatorship to Theocracy），纽约1989年版，第129页；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123—124页。
[7] 关于运动的情况，参见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37—56页。
[8] 转引自佛兰：《脆弱的抵抗》，第362页。
［9］乌拉玛将土耳其式的共和制等同于凯末尔的世俗化政策，因此强烈反对礼萨汗在伊朗实行共和制。礼萨汗成功建立新王朝有赖于军队、乌拉玛和英国的支持。参见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32页。
［10］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7月第1版，第153—154、161、169页。
［11］阿布拉哈米安：《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第245－246、249－250页。
［12］ 参见乔治·伦乔夫斯基编：《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George Lenczowski，ed.,Iran Under the Pahlavis），加利弗尼亚1978年版，第434—438页。根据1906—1907年宪法，国王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通过复杂的程序才能解散两院；至于修改宪法，则完全取决于两院联席会议，并至少需要2／3多数票。
[13] 阿布拉哈米安：《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第250页。
[14]阿姆贾德：《伊朗：从君主独裁到神权政治》，第64页。
［15］伦乔夫斯基编：《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第438页。
［16］国王授意在议会组织的两个党是多数党“民族党”和少数党“人民党”。
［17］阿布拉哈米安：《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第421—422页；阿姆贾德：《伊朗：从君主独裁到神权政治》，第67页。
［18］Y.亚历山大、A．南斯编：《美国和伊朗：文献实录》（Yanah Alexander ＆ Allan Nanes，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A Documentary History），阿勒西娅丛书 1971年版，第 315—329页。
三、白色革命
美国成为帮助国王克服伊朗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唯一希望。肯尼迪政府同意向伊朗提供巨额贷款，条件是国王任用自由派人士和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国王后来回忆道：“美国想要石油和它的人当首相。这个人就是阿米尼。最终压力太大，我无法抗拒，尤其是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1］作为出任首相的条件，阿米尼要求拥有不受立法机构制肘的权力。国王别无选择，于1961年5月上旬任命阿米尼为首相，并宣布解散议会和参议院，以便“被任命的强有力的政府能毫无阻碍地进行至关重要的改革”［2］。
阿米尼上台后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但执政仅14个月就被迫辞职。国王本来
就对阿米尼耿耿于怀。美国认为阿米尼士地改革的步子太快，且担心他控制不住局势，遂生改弦易辙之心。一些学者推测国王在1962年春夏之交访美时同肯尼迪政府达成默契：美国抛弃阿米尼，国王则亲自主持社会改革。无论是否存在默契，历史的事实是：1962年7月，阿米尼以美国拒绝向他提供伊朗急需的贷款为由辞职，国王任命宠臣阿拉姆组阁［3］。
阿拉姆的主要任务是设法重振阿米尼严重削弱的王权。到1963年1月时，国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自出马执掌政权。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兰召开的全国农民大会上，国王宣布发动包括六点改革计划的“白色革命”。这六点计划：（1）土地改革；（2）森林国有化；（3）出售国有企业以筹措土改基金；（4）工人参加公司分红；（5）让妇女享有选举权；（6）组建到农村扫盲的“知识大军”。白色革命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城乡社会改良方面的政策内容［4］。
国王发动这场以土地改革为重点的社会改革运动有诸多考虑。首先，伊朗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王权处于危险之中，需要获取新的政治资源来巩固王权。其次，美国肯尼迪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国王对中产阶级让步和进行土地改革。第三，夺过土地改革这面旗帜，可收一箭数雕之效；使土地改革不那么激进；争取农民对王权的支持；削弱反对现代化运动的传统阶级——教俗地主和部族酋长的权力，扩大王权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加强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第四，现代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改革有助于加强王权的合法权。总之，发动白色革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维护专制王权。
最初六点改革计划是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的。在议会已经解散的情况下，为了使该计划合法化，国王采取了伊朗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于1963年1月26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据政府统计，公民投票的结果是5，598，711票赞成，4115票反对，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99．9％以上［5］。尽管反对派抵制公民投票和存在舞弊现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支持国王的现代化改革计划显然是不争的事实。
白色革命遭到以乌拉玛为代表的传统保守势力强有力的抵制和反抗。国王仗着美国撑腰和公民投票的胜利，对反对派采取强硬的态度。阿拉姆政府血腥地镇压了1963年6月乌拉玛领导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大肆逮捕和驱逐教俗反对派领导人，为国王实行专制和实施白色革命计划铺平了道路。
1963—1977年期间，正当白色革命轰轰烈烈之际，伊朗的石油收入急剧增长。白色革命和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的迅速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几乎与白色革命同步，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划。
白色革命和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的结果，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国家权力日益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同时，国王进一步强化自己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控制。1963年举行公民投票和血腥镇压反对派以后，国会沦为国王手中的玩物。连亲国王的西方学者伦乔夫斯基也承认，1963年1月的公民投票标志着摩萨台下台后国王所进行的长达10年的加强和巩固权力的时期正式结束。此后国会虽然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与大权在握的国王相比，在政治上已降到次要地位［6］。
1975年3月，国王宣布两党制不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下令实行一党制，于是御用政党——“伊朗复兴党”粉墨登场。
在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国王淡化伊朗的伊斯兰特性和君主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联系，同时强调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国开创的君主制传统。将巴列维王朝同民族的历史特性和古波斯的伟大君主联系起来显然是为了使王权神秘化和合法化。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是大搞全国性豪华庆典。此外，议会于1976年3月通过决议，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以古波斯帝国创始人居鲁士大帝登基之年为元年的新历［7］。
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国王不但高居伊朗政治体系之颠，而且完全控制了伊朗的政治体系。一切重要决定都源于国王，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军队、萨瓦克、内阁、复兴党和官员不过是供其驱使的臣仆。为了保持绝对的控制和消除对王权的潜在威胁，国王对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牵制，竞相邀宠效忠。这样就形成系一国之命运于国王一身的政治局面。
四、酝酿中的风暴
在阿米尼内阁短暂的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国王在美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以白色革命的名义进行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和由巨额石油美元支撑的经济现代化运动成为专制王权赖以生存和强化的合法性来源。
社会经济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引发社会变迁。在社会动员过程中，“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承诺被弱化或背弃，同时人们能够采纳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伊朗的人口数量和结构。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年人口增长率高达2．3%。1976年时，伊朗人口已超过3370万，其中55．3%不到20岁。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50年代，城市居民仅占总人口比例的31．4％，1976年时，这一比率超过47％。识字的人大幅度增加。1956年，10岁以上的伊朗人中识字率仅14．9％，1976年时，这比率也超过47％[8]。
社会动员和社会变迁的结果，政治参与的要求对政治系统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社会经济的迅速现代化增强了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他们支持国王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政策，但强烈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实行宪政。农民支持土地改革，城市工人阶级从经济繁荣中获益，但他们经济地位脆弱，对国王的官僚现代化造成的腐败和贫富悬殊十分不满。鉴于传统君主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政治参与的压力越大，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危机就越严重，而国王为了维持专制王权就越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与日俱增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就会导致危机与变革。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外部世界以人权的名义要求国王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开放政治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严重的是，在197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卡特以人权卫士的形象竟选，特别提到美国应在保护伊朗人权方面更有作为。卡特当选使伊朗国王不胜沮丧，反对派却备受鼓舞。
白色革命后期，反对派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处境艰难，四分五裂，似乎成不了气候，国王因此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实际上，这时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已空前尖锐，反对派囊括了几乎所有在政治上活跃的社会集团，革命的风暴正不知不觉地在伊朗的上空形成。
有几个因素使白色革命后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潜在的爆炸性。
第一个因素是历次大革命前夕通常都会出现的“戴维斯J曲线”（Davies’s J—curve）即一段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后突然下滑。1973年，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两番。国王被突如其来的巨额石油财富冲昏了头脑，试图在短期内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和军事强国，并向伊朗人许诺“伟大的文明”。第五个发展计划的指标一再加码，远远高出实际可能。人们对未来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期望值也随之急剧上扬。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一种无须努力即可迅速致富的畸形心理。
然而，在短期的空前繁荣之后，伊朗经济在1975年开始出现明显的失调和混乱。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缩，伊朗石油收入低于预期。结果，政府的财政从上一年尚有20亿美元的盈余一下子变为高达73亿美元的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对工薪阶层的税收从1975年的40．2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58．6亿美元［9］。大量的石油美元突然注入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生活费用1975年上涨9．9%，1976年上涨 16．6%，1977年上涨 25．1%［10］。
国王试图用平民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于1975年宣布了两项新的白色革命措施：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吸收雇员和公众入股；稳定物价，反对投机倒把。结果适得其反。资本家如惊弓之鸟，纷纷将资金抽往国外。许多巴扎商人因物价原因受惩处，但并未遏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1977年，政府实行紧缩政策，国家的开支在1977年和1978年分别削减69亿美元和120亿美元。这使不少城市中下层民众在经济上蒙受进一步打击［11］。对“伟大的文明”的高期望值同令人失望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不满。
第二个因素是国王的专制官僚现代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以“白色革命”和“伟大的文明”的名义进行的现代化运动旨在为专制王权提供合法性。由于国王独断专行，这场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成了他的“独角戏”。在国王看来，官僚机构不过是贯彻他的意志的被动工具，而人民则是他的实验品。这种“独角戏”容易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问题丛生，效率低下，却没有合理的纠错机制，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不顾客观实际加速推行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计划，加剧了社会紧张和经济失调，造成巨大浪费。为了确保军队的忠诚，国王将本该用于建设的大量宝贵资源注入军事系统，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削弱了政权的经济基础。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是这类官僚现代化模式的通病。一家美国杂志声称，到1977年，伊朗官僚腐败的程度“已经达到沸点”。1973—1974年度的调查显示，伊朗人贫富异常悬殊，最富的20％的人占总消费的55．5％，而最穷的20％的人仅占总消费的3．7％［12］。城市化过快导致城市贫民人数激增，住房奇缺和房租飞涨成为困扰伊朗城市的尖锐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伊朗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的反抗性和革命性［13］。穆罕默德·礼萨的专制王权在丧失了传统的社会基础的同时没有获得现代的社会基础，面临日趋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只能靠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来维持。然而，伊朗社会却比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难于控制。
伊朗各族人民所遭受的长期的形形色色的残酷压迫——来自国内外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的压迫——举世罕见。这些压迫激起频繁的激烈反抗，近现代尤甚。部族主义、分离主义及列强在伊朗的争夺和干涉也是近现代伊朗反对当局的地区性和全国性运动此伏彼起的重要原因。来自邻国的政治革命思潮，如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土耳其式的世俗民族主义和在一些中东穆斯林国家流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成为伊朗政治激进主义的思想源泉。伊朗传统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含有社会正义、反抗主流教派的迫害、否认世俗政权的天然合法性、纪念殉教者和马赫迪（救世主）转世等思想，往往成为反抗运动或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伊朗古代长期受外族统治，近现代不少统治者形同列强傀儡，因而形成了伊朗人内心同当局权威逆反的传统民族心理。
人口爆炸、城市化、年轻化和教育的普及使伊朗社会动荡的系数猛增。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各大学是反对国王的学生运动的温床。著名伊朗问题专家克蒂称，在此期间，“国外伊朗学生运动规模之大，反政府之激进，远非任何此类学生运动可及”。
第四个因素是以乌拉玛为首的传统势力对专制王权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是，乌拉玛和巴扎商人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强大社会政治力量。保守的白色革命未能打断传统社会的脊梁。国王拨掉了农民革命的引信，却捅了传统势力的马蜂窝。清真寺和巴扎本来是专制王权的支柱，这时却成了专制王权的敌人。立宪革命期间乌拉玛与巴扎商人之间结成的反对专制王权的联盟在新的条件下又恢复了活力。乌拉玛不但长期在伊朗社会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威望，而且在近现代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白色革命期间，亲西方的专制君主对现代世俗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力量严厉镇压、惊人的腐败与两极分化、社会急剧变迁、大量思想保守的农民流落为城市贫民、异质的西方文化对传统伊斯兰社会的冲击和震撼，这一切为高举政治伊斯兰主义旗帜的激进派教士集团在伊朗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王朝寿终正寝
国王对他一度在西方享有的现代化改革者的形象受损深感不安。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视曾经帮助他保住王位的美国为靠山，因此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十分敏感。国王对美国民主党总统素怀戒心，高唱民主改革的肯尼迪曾通过阿米尼使他大权旁落，推行“人权外交”的卡特大概对他也不会客气。卡特上台后，美国对伊政策确有变化。伊朗糟糕的人权记录明显地成为美伊关系中的一个问题，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中都出现了限制对伊军售的呼声，美国财政部对一直鼓吹提高世界石油价格的国王更加不耐烦[14]。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国王于1977年初开始实行“自由化”政策，希望此举如1963年的白色革命一样使专制王权化险为夷。此外，白色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和反对派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使国王产生虚幻的安全感，认为自己得到大多数伊朗人的支持。甚至到1978年4月，反对派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时，国王仍然对自由化政策充满信心，声称：“所以这些人（指反对派领导人——引者）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像他们害怕我在1962年实行的改革一样。自由化政策砍断了他们的老根。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将继续前进。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15]
然而，国王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尽管反对派受“萨瓦克”重创，四分五裂，但社会的不满正在积聚升温，高踞于政治体系之颠的国王好像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实行自由化，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政治参与急剧膨胀，主宰一切的专制君主渐成为众矢之的，政治权威的资源一步步流失。国王对反对派越让步，反对派的要求就越激进，局势就越难以控制。
实行自由化政策后，政局并非一下子就发展到足以颠覆专制王权或君主制的程度。危机期间，国王不乏机会控制政局，或至少保住巴列维王朝。且不说国王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得到美国的支持，就是伊朗社会对专制王权和君主制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最先而且最激烈地反对白色革命的社会集团是什叶派教士，但大多数毛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赞成霍梅尼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主张。大批巴扎商人也只是在1976年反投机倒把运动后才开始同乌拉玛结成政治同盟。其他社会集团不但政治软弱，在经济上依附于国家，而且或多或少在白色革命和经济现代化中获益。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主张真正的君主立宪。直到1978年秋，狱中的人民党领导人获释后，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才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介入革命。伊斯兰革命前夕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普遍地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1979年革命后不久对5个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当满意，其中许多人敌视革命。在全国支持革命的示威中，发生在农村的仅占2％［16］。
政治参与急剧膨胀导致政治体系的危机，但它本身至多是推翻伊朗专制王权或君主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世界政治现代化历史上，不乏意志坚强、心狠手辣、政治经验丰富的铁腕强人平安度过更严重的专制统治危机的事例。国王也可以在为时未晚之前主动回归君主立宪，同温和的世俗及宗教反对派妥协或结盟，从而保住巴列维王朝。
然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既不具备奸雄素质，又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和远见。他生性懦弱，却又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贪恋专制权力，却又怯于在危机时亲自动用铁腕；他对西方大国有严重的依赖心理，却怀疑国际舆论对伊朗人权记录的批评和反对派运动的高涨是这些国家策划的阴谋［17］。伊斯兰革命期间，他的思想脱离政治现实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国王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是一种在政治上自杀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实行自由化政策，又试图抱着专制王权不放；面对自由化政策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诉求，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当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时，国王完全丧失了统治的意志。
国王在危机中无所作为令人困惑。据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披露，国王称，他只能在生前用武力“阻止革命的蔓延”，而在他儿子统治时期。被镇压的力量将会推翻巴列维王朝。米拉尼认为，国王有强烈的宿命心理，面临严重危机时一贯犹豫不决。1953年政变主要是美英间阴谋组织策划的，1963年血腥镇压反对派是首相阿拉姆做出的决定。许多学者都提到，国王身患癌症大概也是他丧失统治意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米拉尼猜测，国王平静地出走，部分原因是他盲目乐观，相信美国会使1953年政变重演，或至少安排将权力平稳地移交给王储礼萨·巴列维［18］。
国王出走后，庞大的国家机器，包括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迅速土崩瓦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反对派推翻了国王，不如说国王推翻了自己。
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霍梅尼与国王形成鲜明的对照。霍梅尼意志坚强，目标明确，政策和策略灵活而精明，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政治魁力。他利用什叶派教士和机构的政治能量、国内外形势提供的机遇和对手的软弱无能，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革命奇迹。他运筹帷幄，遥控指挥，联合各派反国王势力，分化瓦解政敌，稳住西方，使军队中立，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无往不胜。有西方学者认为，霍梅尼之于伊朗革命，犹如列宁之于俄国革命，毛泽东之于中国革命，不无道理。
国王的失败与霍梅尼的成功还同外部因素有关。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卡特政府执行的是“自我挫败和不连贯的对伊政策”。这种政策主要是由于卡特政府内部两派意见严重分歧的产物。一派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担心突然自由化会破坏稳定和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另一派以国务院为代表，认为自由化是伊朗长期稳定和抗拒共产主义诱惑的前提。起初，卡特专注于第二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和戴维营协议，无暇顾及伊朗，而他后来的对伊政策则是在两派对立的意见之间犹豫不决［19］。这对国王来说是灾难性的。国王怀疑美国想推翻他，一再向反对派让步以取悦于美国，并在局势恶化时希望美国明确表示支持他镇压反对派。然而，来自华盛顿的信息混乱不清。不但身患癌症意志薄弱的国王不敢轻举妄动，伊朗军方高层也对美国意图困惑不解，坐以待毙。相反，反对派受到卡特政府对伊政策的鼓舞。他们相信国王没有美国的明确支持不敢血腥镇压反对派，于是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同时密切关注卡特政府对国王的态度的任何微妙变化。他们将卡特没有明确支持国王动用铁腕解读为美国对国王感到失望和对反对派的鼓励，将当局的节节让步视为国王正在失去美国支持的证明，因而勇气倍增，要价越来越高［20］。结果，这种基于错误判断的策略取得了连反对派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成功。
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这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在现代伊朗，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君主专制主义迟迟未能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宪政主义深入人心，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尤其突出。除了40年代短暂的宪政主义时期以外，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一直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尖锐矛盾，即形式上采用现代君主立宪制，实际上却与传统君主制大同小异。君主立宪名不副实使巴列维王朝缺乏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因此，巴列维王朝尽管有时表面风光，其实异常脆弱，危机频仍，其突然崩裂实非偶然。
美国既是支撑战后巴列维王朝专制王权的支柱，又是导致巴列维王朝夭折的重要因素。国王依附西方大国疏离了伊朗民族主义，加剧了王朝的合法性危机。1953年政变就使巴列维王朝在许多宪政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丧失了合法性。对美国支持的过度依赖使国王失去了自主性，难以抗拒美国的压力，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调整对外政策的牺牲品。
国王的社会经济快速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暂时挽救和强化了专制王权，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与国家的矛盾，使国王在亨廷顿所说的“根本性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从而为政治体系的变革创造了必要条件。诸多因素使白色革命后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突然实行自由化政策，导致政治参与膨胀和统治权威的危机。危机期间，国王和卡特政府的自我挫败政策，加上霍梅尼的政治才略，最终锁定了巴列维王朝悲剧性结局。
总之，巴列维王朝突然覆灭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国王的个人主观因素——他的性格、禀赋、心理、健康、能力、判断和决策等，也是导致巴列维王朝统治夭折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注释：
［1］ 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44页。
［2］ 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44页；伦乔夫斯基编：《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第438页。
［3］ 参见P.达涅希瓦尔：《在伊朗的革命》（Parviz Daneshvar ,Revolution in Iran），伦敦1996年版，第51页。
［4］ 伦乔夫斯基编：《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第104、477页。
［5］ 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46页。
［6］ 伦乔夫斯基编：《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第446页。
［7］ 费雷敦·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广东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第93页；伦乔夫斯基编：《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第83页。
［8］ 参见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65—67页。
［9］ 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97页。
［10］ 关于伊朗社会政治文化的传统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参见 N. R.克蒂：《伊朗与穆斯林世界；抵抗与革命》（NikkiR．Keddie，Iran and the Muslim World：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纽约1995年版，第60—94页。
［11］ 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97—100页。
［12］ 阿布拉哈米安：《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第448—449页。
［13］ 关于伊朗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参见N.R.克蒂：《伊朗与穆斯林世界：抵抗与革命》（Nikki R.Keddie,Iran and the Muslim World: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纽约1995年版，第60一94页。
［14］ 参见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84－89页。
［15］ 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14页。
［16］ S.拉赫马、S.伯布达德编：《革命后的伊朗：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危机》（Saced Rahnema and Sobrab Beldad，eds，Iranafter the Revolution :Crisis of an Islamic State），伦敦1995年版，第30页。
［17］1978年，国王曾告诉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他确信英国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反对派闹事，并怀疑美苏已达成瓜分伊朗的某种协议。参见沙利文：《出使伊朗》，第118－119页。
［18］参见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128页。此外，米拉尼还认为，国王对美国言听计从，一直等待美国政府明确敦促他镇压反对派，但来自华盛顿的信号自相矛盾，国王因此坐失良机。
［19］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第108页。
［20］ 参见J.阿穆泽加尔：《伊朗革命的动力：巴列维家族的成就和悲剧》（Jahangir Amuzegar,The Dynamic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The Pahlavis’Triumph and Tragedy），纽约州立大学1991年版，第223－239页；沙利文：《出使伊朗》，第111－ 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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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16 19: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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