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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推荐]国民党视角之三大战役 转贴说明：此系列原文应当是对岸军史学者写于80年代著作的节录，颇具参考价值，但失真之处也不少，敬请注意批判阅读。原文比较长，故以若干跟帖分帖。原出处帖排版混乱，且多错字，故草草编辑之；另原文中某些段落实在太长，故为便于阅读起见分割之。唯不知出自何书，难免有与原文错厄之处，有知道的烦请跟帖说明，谢谢！ 辽沈战役 东北战场──辽西战役影响作战诸因素：     抗日战争之缘起乃为丧失东北，誓志规复国土，戡乱战争东北战场之失败，就客观环境而言，首为无耻之雅尔达密约。当日本军阀已准备无条件投降之前夕，俄共兵未血刃进入我东北，林彪匪军在俄军俄共掩护下，亦星夜出关进入东北，继则俄共将接收日本关东军百万人之装备，无条件装备匪军，及在俄共卵翼下蔓延成长壮大；     次为美国之调处，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将林彪匪军残部压迫松花江畔哈尔滨附近，本可一鼓就擒，且匪军初进入东北，毫无民众基础及地下秘密组织，彻底歼灭匪军即可连根拔，无奈因政略关系，屈就美国调处，於六月七日下达第二次停战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将到达哈尔滨附近之先头部队後撤，使林匪於死里复生，此残炽星星之火，未久乃酿成燎原之势。     就主观条件而言，戡乱战争开始，采全面战略攻势，并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兵力不仅逐渐拉薄，且逐渐被城镇和土地吸收；而较此更坏者，不仅未动员即先用兵，且一面用兵一面裁军，而共匪则无限制裹胁民众，及无限制扩军，故戡乱战争至民国三十五年冬即到达攻势极限(顶点)，被迫於民国三十六年开始，调整全盘战略方针「东北战场采战略守势，彻底集中兵力，於关内采战略重点攻势(置重无於华东战场之鲁中及西北战场之陕北)」；最严重之错误，乃为当更北战场「采战略守势」时，因辽东半岛作战之小胜，贪图目前战术上之小利，忘记远大之战略目标，三令五申集结东北战场仅存之战略预备兵力，罔顾恶劣天候及严冬，面对长白山区之恶劣地形，对临江、抚松先後发动四次战略攻势，并到处抽调兵力向此增援，於最後攻势宣告挫败，亦即东北战场兵力枯竭之时，林匪乃乘势反攻，我毫无反击之余力。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於东北战场除放弃辽东半岛及到处竭泽而渔抽调兵力向此增援外，并由华北战场抽调第五十三军向此增援，最後难勉强将林彪匪军击破，确保四平。     於战争或作战中所最忌者乃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此际东北战场已至「三而竭」之危境，但我确对「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之胜利评估极高，乘战胜之余威，欲扭转东北战场战局，於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首先调整东北战场之指挥机构及人事，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其权职并於东北行辕之内，以收军政统一指挥之效，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去职，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兼掌东北军政全权，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为副主任，郑洞国一副之，并策定扭转东北战场之战局方案如下：     第一案：全盘战略方针不变，东北战场仍采战略守势，为缩短战线、厚积兵力、再断然主动放弃部份土地，而以沈阳为顶点，确实掌握辽西及辽南两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以及东地区，辽南确保沈阳至营口段之中长路及以西地区，彻底集中兵力击灭匪军，并阻止林匪入关，以待关内主战场之决胜。     第二案：适应关内外全盘战略之变化，即时调整全盘战略方针(因对四平战斗胜利评估过高)，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战场，以突破现况，恢复战场主动，寻匪主力击灭，贯彻规复东北国土之既定国策。     计划不尚巧妙及幻想，乃在其可行性，而能彻底付诸实施。就当时全国戡乱战争之情势及东北战场之实际局势，当以第一案为佳，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先立於不败之地；第二案不仅破坏戡乱战争全盘战略，且其可行性极为渺茫。参谋总长陈諴将军，於该年九月一日正式接任东北行辕兼主任，听取该行辕各主管不实之简报後，决心采取第二案。     为实施本案，一面抽调关内部队向东北战场增援，一面就地扩编新军。由关内抽调部队方面，勉强(此际关内各战场兵力已到处捉襟见肘)由华东战场抽调第四十九军，但於葫芦岛甫卸舟船，即被投入热辽边区山区中之杨家杖子附近，而遭全军覆灭；原由华北战场，抽调之第五十三军，十月间於西丰、开原地区遭匪军奔袭，亦损失过半。扩建新军方面，仅是将军队原来建制拆开，而增加番号，如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第六军等，而将地方武力行一网打尽地尽编入正规军後，又未能重建新的地方武力，犹如自动拔光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飞动不得，及整个战争面均为匪军区部队占领；故扭转东北战场战局，不仅未收其效，且江河日下。     西丰、开原之间地区战斗，匪军击破我第五十三军後，乘势对沈阳发动钳形攻势，经华北战场傅作义率暂三军、第九十二军，整编骑兵第四师等，於彰武附近始将林匪击破，使沈阳转危为安。因扭转东北战场战局无望，十月下旬最高统帅避寿於庐山时，经再三考虑後，乃决策「主动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将东北战场国军主动转进至辽南锦州、葫芦岛地区，以海上为後方，与华北战场切取连系，彻底集中兵力，阻止林彪匪军入关，及相机歼灭该来犯匪军，待肃清关内匪军後，再举全力进兵关外，歼灭林彪匪军，规复东北国土」。以当时东北战场情势，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为顾全大局，亦积极拥护本决策，为实施本决策，於十二月由范汉杰自华东战场青岛率第五十四军，经海运於葫芦岛登陆，并统一指挥锦州之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对大军向该地区转进预作部署。美国魏德迈将军於东北战场考察归来，亦曾向我最高统帅积极建议「暂放弃东北」，旋因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因忧国及积劳成疾，请辞东北行辕兼主任职，中央乃特派甫由国外归来之卫立煌继任东北行辕主任。     卫立煌其起家於民国二十一年豫、鄂、皖边区(大别山区)国剿匪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匪部时，彼率师背先突入徐匪老巢金家寨，为纪念其功勖，於削平徐匪後将该镇改名为立煌县，因此得名燥一时；抗日战争时，於云南昆明亦曾继任陈诚将军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之职，但自抗日战争胜利後，乃一直闲散在国外，不仅对国内戡乱战争之情势一无所知，而对东北战场实际情势以及当面匪情及我军实际状况等，复一无所知。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彼於二月一日到任，即坚决反对东北撤军之决策，复为盲目反对，及为反对而反对，并非以国家民族为念，或其对扭转东北战局有何「成竹在胸」；缘乃卫立煌於剿匪抗战中，亦曾为国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并以此而自负，但抗战胜利後中央对卫氏一直未予重用，至临危授命时，当难免有所怨尤；但最重要者乃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完全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其曾私语人曰：「既然决策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又何必要我到东北来」。     由於卫立煌之公开反对，东北籍人士及民意代表叫嚣喧嚷，以及新闻舆论之攻讦，故东北战场撤军之决策，早经泄露於匪方。正当卫立煌被任命及到任之伊始，林匪对中长路沿线发动先制攻势，而卫立煌将八个军控制於沈阳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各点之守军先後遭匪各个击破，至三月十二日四平复城陷兵亡後，东北战场仅残存长春、沈阳、锦州三点，於赤海中浮沉。林匪於最後攻占四平後，其主力即於四平附近地区整补及准备辽南会战(匪军称辽沈战役)，而我长春两个军及地方团队共约十万人，为匪一个纵队及军区部队围困；最可耻者乃沈阳八个军为匪一个纵队围困，而毫无作为，数十万大军之补给，坐等极其昂贵之空运补给；至於锦州、葫芦岛方面，其当面仅为匪装备寙劣、教养不足之军区部队，但该方面之我军，复为军事、政治、情报等均不出城门，坐等由大後方经葫芦岛送来补给品。以上之情势直至辽南会战开始，勉强可称之为「守株待兔、坐等匪军来攻；击破犯匪」，否则乃由死守到最後守死。     战地兵要：锦州夙称关外重镇，明末名将袁崇焕以锦州为关外攻势基地，迭败清兵於辽河流域，巩固边疆，惟袁崇焕与宋朝之岳飞命运相同，其遭奸臣谋害後，使清兵长趋入关。该城乃地处盆地，以其作攻势属地则可，如放弃周边瞰制高地，凭城固守而作消极防御，最後必遭全军覆灭。就战略战术而言，锦州地控山海关(临榆)至沈阳段北宁之咽喉，但该段北宁路已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段，已无咽喉可言。其对匪军而言，因当时之匪军作战，是依面的交通和面的补给(小後方补给制度)，我军即守住锦州，无论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能对匪军产生任何妨害；但对我军而言，当时之我军系依交通线作战，及采大後方补给制度，匪军如攻陷锦州，乃关上东北战场我军大门，退路遭匪截断。锦州之後方为葫芦岛，但由锦州至锦西间之高桥、塔山为隘路，且为大纵深之丘阜地，日据时期於此各要点筑有永久性工事，我军进入东北後再逐次加强，一般言之，为易守难攻。该地形要点如遭匪军攻占，不仅锦州之後方为匪军截断，我军如由葫芦岛及锦西附近采「直接路线」向锦州增援，极易遭匪军阻援。锦州东方大凌河、小凌河口及其间地区，有良好之滩头，有利於两栖登陆作战，我经由海上向锦州增援之部队，於此地区行两栖登陆作战，可直接围攻锦州之匪军背後，其势将犹如韩战时联军於仁川登陆作战。锦州西方之义县，为锦州通往承德、古北口、北平间之隘路及战略要地，华北战场兵力由北平附近出古北口、经承德、朝阳、义县向锦州增援，为最捷径最佳之间接路线，以义县为支撑则更易实施，并直接围攻锦州匪军之背後。林匪说；「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背後被敌抄」，匪军如攻陷义县，不仅截断我华北、东北两战场之连系，且可确保包围锦州匪军後方(兵力直後方)之安全。     沈阳为东北战场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但当时於沈阳以北祗剩长春一点并被彻底围困，政治已不出沈阳城门，鞍山之铁已失，仅存者为抚顺之煤及沈阳兵工厂，除此之外，已无任何战略价值。以重兵死守沈阳，不仅极不合理，且根本违反用兵原则。沈阳至锦州间之地形，新民通往锦州段之北宁路及公路，早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段，铁路以东地区，属辽河平原、沟渠纵横，作战时尚未届封冻季节，不利於重装备之大军运动，铁路以西为绵亘之丘阜地，多横断河流及横走廊、黑山、北镇、沟帮子各附近均为隘路。大军於沈阳附近沿北宁路及其以西北地区南下锦州，除须超越北镇亘其东西之横走廊及断绝地外，尚须首涉巨沭河，再涉柳柯(该河河幅极宽，流向不定，水浅但多淤沙，徒涉困难，两季泛滥，形成绝对障碍)，三涉绕晹河，四涉沙河及八道河，继即面对黑山、北镇之隘路、通过此等隘路後，最後仍须越过大凌河、小凌河，始能抵达锦州。大军投入该地区由北向南作战，不但运动及补给困难，匪军如以小部队配合当地之军区部队及民兵，分散於此广大纵深且地障重重之地带，对我行持久战或作迟滞作战，很轻易即可妨碍或迟滞我大军行动，若遭遇匪军主力包围攻击，极易陷入进退维谷之境。然战场之地形，仅为相对性，而非绝对性，不能因地形而削足适履，使战略战术服从地形。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於色当突破，其大装甲部队通过世人咸认为绝无法通过之阿尔登高地及森林地带，并轻易渡谬斯河。踏平此等地形端在作战前对此有无充分准备，以及通过此等地形在战略上究能产生何种价值，以决定值不值得从此冒险行动。本会战沈阳附近之我军，对该地区作战事前毫无准备，且多年来均驻守於各城镇而作消极防御，早已丧失野战之本能，又大军经该地区向锦州发动攻势，其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故不值得从事此种冒险，一经陷入进退维谷，将遭全军覆灭之虞，大军作战之成败，对全局将立即产生亟大影响，不可轻率从事或有赌博性之行为，其必胜之算远比必胜信念为重。     战争经纬，经为纵的统帅系统，纬为部队间协调连系及协同或联合作战。由於卫立煋之抗命，则经线巳断；部队间各保实力、或采应付主义、或采安抚主义，没有向炮声前进协同精神，没有牺牲自己协助他人达成任务之革命精神，则纬线已乱。战争至经线断、纬线乱，乃如纺织厂，决无法织成美丽纺织品。三军联合作战方面，当时我虽特具有海空军，各方面军至少有陆、空军，但我当时方面军大员，大多不仅缺乏三军联合或协同作战之智识，且亦缺乏此种观念，更不知以我之长击匪之短(当时之匪军尚无海空军)，仅知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就本会战而言，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具有陆海空三军，林彪匪军强攻锦州时，乃为我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有利目标区，极易发扬三军统合战力，但我无论在作战计划及军队指挥，始终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经由海上向锦州增援之部队，仍登基由陆路采直接路线向锦州攻击，从未曾考虑於匪军侧背(大、小凌河口附近)行两栖登陆作战。 匪我双方兵力及作战构想： 匪军兵力：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 副司令员刘亚楼 政委罗荣桓 後勤部长钟赤兵 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参谋长解方 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黄志勇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辖第一、第二、第三师)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第四、第五、第六师)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辖第七、第八、第九师) 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元茂、政委莫文骅(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 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师) 第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辖第十九、第二零、第二十一师) 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辖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０师)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锺传、政委袁升平(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 铁道部队司令员黄逸华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政委邱创成 独立第一师至第十一师大车七百五十辆担架一万三千八百副民夫九万六千名     匪军作战构想：     作战方针：对长春围而不攻，沈阳隔而不围，彻底集中兵力，强攻锦州。     作战指导：     东北林彪匪军为截断国军东北及华北两战场兵力之连系，截断锦州至葫芦岛之後方连络线，并阻止国军由华北战场向锦州增援及由葫芦岛向锦州增援，於攻略锦州之前，先攻占义县、兴城、高桥、塔山等要点，将锦州完全陷於孤立及完成彻底包围，然後彻底集中兵力，实施强攻。     以运动战结合阵地战：即当强攻锦州时，若诱起沈阳附近国军主力向锦州增援时，对锦州可以一部暂予围困，彻底集中兵力以运动战，先打由沈阳方面来援之「敌」人，并乘其於运动中将其歼灭。     华北聂荣臻匪军以四个纵队兵力并配合军区部队，对平汉路、平绥路发动全面攻势，以牵制及钳制华北傅作义部队向锦州增援；另以三个纵队兵力，向察东及热河地区前进，配合当地之军区部队，准备阻止傅作义向锦州增援之援军，并相机敢於打援。     作战训令：     如先打长春，可能将沈阳、锦州的国军吓跑，打下锦州，可以关上东北战场国军的大门。     为了彻底集中兵力，就要置长春、沈阳两「敌」於不顾，但在打锦州时，要准备歼灭由长春、沈阳来援锦州之敌人，并敢於同他们作战。 我军兵力：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 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孙渡、马占山、万福麟、梁盛华、陈铁、张作相 参谋长赵家骧 陆军： 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副司令官曾泽生、彭杰如) 新七军军长李鸿新 三十八师(原属新一军)师长 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 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 许庚扬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第一八二师 暂二十一师 暂五十二师 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参谋长蒋希斌) 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副军长赵国屏 第一一六师师长张儒彬 第一三零师师长朱鸿勖、副师长夏时 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参谋长杨昆) 新三军军长龙天武 第十四师师长许颖 第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维 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 新六军军长李涛、副军长舒适存 新二十二师师长罗英 第一五九师师长张羽仙 暂编第六十二师刘梓泉 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参谋长董汉三) 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 暂十八师师长景阳 暂二十师师长王世高 暂二十二师师长李长雄 第一八四师 新五军军长刘云翰(後改为第八十六军) 暂编第六十师(後改为第二八四师师长罗先之) 第四十三师师长王洽熙(该师後拨归九十四军建制) 第二九三师师长陈膺华 第一九五师师长(不详) 新八军军长沈向奎 第八十八师师长黄文微 暂五十四师师长黄建镛 暂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 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 第八师师长周文韬 第一九八师师长张纯 第二九一师师长廖定藩 暂编第六十二师 新一军军长潘裕昆 新三十师师长文晓山 第五十师师长杨温 暂编第五十三师 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 第二十六师张越群 第七十九师 第一零五师 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 第二师师长平尔鸣 第二十五师师长李运成 暂编第五十四师黄建镛 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第八十七师师长黄炎 第八十八师黄文徽 第九十一师师长(不详) 第六军军长赵家骧(未到差由副军长戴朴代军长，该军由青年军二0七师扩编而成，辖第一、第二、第三旅) 第三十九军军长王伯勋(於十月十日由烟台海运葫芦岛) 第一零三师 第一四七师 新骑兵司令部司令官徐梁 骑兵第一旅 骑兵第二旅 骑兵第三旅 沈阳警备司令部司令官胡家骥 炮兵团计三个团 装甲车队 注：以上各部队，由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新七军及第六十军固守长春；冀热辽边区剿匪总司令兼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第六兵团辖第九十三军及新八军位於锦州，其一个师在义县；另第三十九军位於葫芦岛，第五十四军位於锦西附近外，其余兵力均位於沈阳附近。     我军之各军，因三师制及两师制之编制不同，且因人员补充之状况不同，故各军之人数亦各异，每军约为二万五千人或三万五千人不等。     以上各部队均曾多次遭受重大损失，补充及补给亦均不理想，新成立之部队装备训练均不足，故较戡乱战争开始时，其平均战力约降低百分四十以上。     海军：特编混合舰队 战舰：重庆舰、太康舰、永胜舰；永堂舰、永泰舰，永兴舰，永宁舰、战嵋舰、逸仙舰、美乐舰。 炮艇：海澄舰、第一零三炮艇、一零四炮艇。 登陆舰：中基舰、中建舰、中鼎舰、中练舰、联利舰。 运输舰：中字第一零一舰、中字第一零二舰、中字第一零八舰、中字第一一一舰。 商船：海菲、宜怀、渤海。 机帆船。     空军： 空军第一军区 沈阳基地 空军第一大队B-25型机六架 空军第四大队P-51型机二十三架。 空军第十二中队F-5型机【是P38的侦察改型】一架。 空军第十大队C-47型机三架、C-46型机十架。 锦州基地 空军第四大队P-51型机四架。 空军第十大队C-46型机一架。 空军第二军区北平基地空军第八大队B-24型机二十架。 空军第一大队B-25型机五架，FB-26型机十三架。 空军第四大队P5-1型机十五架。 空军第五大队P5-1型机十七架。 空军第十二中队F-5型机四架，F-10型机【为B25的侦察改型】一架。 空军第十大队C-47型机三架，C-46型机十架。     纵观以上我军之兵力，仅就陆军之兵力，亦非处於劣势之地位，若就我陆、海、空三军兵力，如能发挥此统合战力，则处於绝对优势之地位。无奈我在戡乱战争中，只见到单纯之军事力量，而忽视全民众力量之伟大，而在纯军事战争中，战场最高指挥官，又只见到陆军之力量，而未见到海、空军之力量，只知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从不知什么叫做三军联合作战，即连陆、空协同作战，陆、海、空协同作战也仅知此名词，对空军运用，通常是高空之茫无目标轰炸、高空之空投、及以空军单独的对匪军行机枪扫射等，在大规模攻势作战中，亦从无计划更从未实施过以空军掩护及以空军行密接支援作战。当时虽有空降部队，亦有空降作战之能力，亦从不知以此战略性部队对匪军实施垂直包围作战，而将此战略性部队作为一般之陆军使用，从事一般性之地面作战或作据点防御，如黄泛区会战时，部队为快速第三队作步兵使用。当时我海军拥有足够之舰艇及大量之登陆艇，有能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但亦仅知用为运兵至我後方卸船上岸，仍从事直接路线之陆上战斗。海、空军是攻击性之军种，由於战场高级指挥官予以忽视及不知予以正确运用，遂亦陷於消极防御思想。就本会战而言，无论客观环境或主观条件，我军乃为三军联合作战之态势，但我并未实施三军联合作战。即陆、海、空协同作战，因缺乏详细计划及协订，结果也是「鼓响锣不响」，打得七零八落，以北进兵团对塔山、高桥匪军阵地攻击为例，空军轰炸、海军舰炮轰击、陆军炮兵轰击，无论在时间、地点(攻击目标)上均未能配合，及与地面部队攻击行动未能配合，或地面部队未能利用此轰击成果，故不仅未能发挥陆、海、空军统合战力，且使战力在「鼓响锣不响」之状况下完全浪费。 我军作战构想     作战方针：锦州兵团固守待援，并先挫匪军之锐力，迅以葫芦岛为基地之北进兵团、沈阳为基地之南进兵团，行南北对进夹击，包围林匪主力於锦州附近予以彻底歼灭。     作战指导：     陆军：     1. 锦州兵团，利用既设坚强工事、火力及反击，摧毁匪军之攻势及削弱其战力，以挫其锐力，固守待援。     2. 尽速由华北、华东战场抽调精锐兵力，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并统一指挥该岛及锦西之兵力，编组北进兵团，配合南进兵团之行动，沿北宁路附近向锦州附近之匪军包围攻击。     3. 沈阳附近兵力，配合北进兵团之行动，倾全力沿北宁路附近南进，向锦州附近之匪军包围攻击。     海军：迅速向葫芦岛附近海面集中主力舰艇，临时编组混合舰队，掩护葫芦岛之海上运输，及以舰炮支援北进兵团之地面战斗。     空军：沈阳基地及北平基地之空军第一、第二军区兵力，倾全力支援锦州兵团、北进兵团、南进兵团之地面战斗。     陆、海、空三军行密切协同作战。     纵观我军作战构想，都不难发现其中最大之缺失：首为本会战中之锦州兵团、北进兵团、南进兵团於战场上缺乏统一指挥，形成一国三公。所谓东北剿匪总部，实际仅指挥沈阳附近之兵力，因此不能构成会战之统一行动，若由远在南京之国防部行统一指挥，不仅是不切实际，且过於操切。次为在本会战中陆、海、空三军在战场上缺乏统一指挥，故在作战行动上乃陷於「鼓响锣不响」，而在陆军之锦州、南进、北进三兵团於战场又缺乏统一指挥之状况下，所谓陆、海、空军密切协同作战，不是无所适从，就是难以适时适地选择最适当之对象。再次为作战计划首重其可行性，当时我军最大缺失之一，乃为没有「时空」因素之观念，不问两军相距如何遥远——常相距数百公里以上，在作战计划上习惯於行「南、北对进」或「东、西对进」夹击敌人，结果敌人乃利用此「时、空」因素而各个击败我军。因外线作战各军分进之「时、空」因素，乃有其一定之限度 (使敌人尚无各个击破我军之时间，即已完成合击之势) ，超过此限度将遭敌人各个击破，本作战构想就「南、北」两兵团相隔之「时、空」因素，再考虑其间之地形及敌我态势等，其可行性不大。次重对计划之彻底执行，法国福熙元帅曾说：「即错误之计划，若能拼命予以执行，亦可获得赫赫威功。」，本会战一开始，卫立煌即抗命按兵不动，不管该作战计划是如何卓越，实际也仅是一个跛子。     锦州被围，因卫立煌抗命按兵不动，原作战计划无法立即付诸实施，最高统帅当时於北平曾电令锦州范汉杰「正督饬华北及沈阳方面抽调大军，分由葫芦岛、沈阳行南北对进前来解锦州之围，一鼓围歼该犯匪；但尔须估量本身力量，如能守得住则固守待援，若自量守不住，则可相机转移至葫芦岛地区，以取得海上之连络及後方」，最高统帅此训令一面乃是修正原作战计划，使其具有充分之弹性，俾能适应状况；另一面乃使锦州之范汉杰，能依据前方之实际状况，而有临机独断之余地，此就大军统帅而言，实极为至当。无奈锦州之范汉杰，乃具存当时国军之一般陋习，於作战中不重视与友军间相互协调连系，故不仅匪情常在不明中，即友军状况亦常在不明中，亦即范汉杰此际尚不知沈阳方面卫立煌抗命按兵不动，臆测该方面大军早已在行动中，故接奉前记之电令後，深信由葫芦岛及沈阳方面前来解围之大军不久即可到达，且亦为聚歼林匪主力，扭转东北战局之真机，故决心固守锦州待援。     当锦州范汉杰决心於锦州固守待援，最高统帅乃一面星夜调集华北、华东战场兵力，於葫芦岛及锦西附近，编组强有力之北进兵团、一面再严令沈阳方面卫立煌星夜倾全力南进。九月十七日令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亲飞沈阳再面达该命令，卫立煌仍抗命按兵不动，十月二日最高统帅率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军，联勤总司令部郭忏将军、侍卫长俞济时将军等，亲飞沈阳巡视，并召集东北高级将领会议，了解沈阳方面实际状况後，於三日返北平，即令第三厅(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将军向卫立煌再面达命令，饬卫仍遵前令，速举全力南下锦州，继再令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随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飞沈阳重申前令，卫立煌仍抗不听命。八日最高统帅率国防部高级幕僚由北平再度飞沈阳，召集卫立煌，东北剿总高级幕僚、兵团司令、各军长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讨沈阳附近国军增援锦州之作战方案，当时所提之各案如左：     1. 第一案(为最高统帅案)：仍维持原作战方针不变，即沈阳附近国军举全力(仅留极少部队守沈阳)取捷径南下锦州，乘围攻锦州之匪军正伤亡惨重及已陷入胶著之际，与锦州兵团及北进兵国合力围歼林匪。     2. 第二案(为卫立煌案)：沈阳兵团仍固守沈阳不动，待匪来攻，利用沈阳坚强工事迎战匪军。沈阳兵团南下之时机，须待葫芦岛方面之北进兵团与锦州兵团会师，并继续向北进出大凌河之後，此际沈阳兵团开始南下，合力围歼林彪匪军。     3. 第三案(为以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为首之各部队长案)：沈阳兵团采间接路线，举全力沿中长路附近南下营口(该方面匪军已向锦州彻底集中，匪军於此正陷入兵力空虚状态)，先行取得海上为後方，经海运至葫芦岛，与该岛附近之北进兵团协力，向北攻击解锦州之围；或依托海面为後方，由营口经盘山迳由陆路向锦州攻击前进。     4. 第四案(为国防部高级作战幕僚所提之折衷案)：沈阳兵团一面固守沈阳，一面分兵(为总兵力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向彰武攻击，截断攻锦州之匪军後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     因在此紧急军事会议中，最高统帅之意志不能贯彻，以上三案复相互坚持不下，当时国防部高级作战幕僚，实亦非基於以战略为主眼，而是为了落得个皆大欢喜，乃提出此折衷方案，不幸最後乃一致决定采取第四案，复不幸因此使数十万生灵涂炭，及因此而断送国家民族之命脉，能不悲哉。     以上四案，抛开一切先入为主及论事不论人，以客观之立场就事论事：第一案当须克服地障及有遭匪侧击、阻援、打援之虞，但救兵如救火，而为以上各案之最捷近路线，只要作战有准备，有备无患，及益之以冒险难犯牺牲奋斗之革命精神，以及孙子说「兵贵速」，神速出兵，地面部队在空军密接支援下，采神速之行动——因高速运动，可辗平前进路上一切障碍——与夫万众一心，誓死达成任务，拼命去执行，定可获得「赫赫之威功」，而绝非为不可能之事，且在中外战史中，诸多震惊全球之战例，均产生於变不可能为可能之中。亦只有变不可能为可能，始能获致真正之奇袭效果。若再就本案之害而论，以本会战为例，林彪匪军主力由四平附近经彰武南下锦州，为何不怕遭受我沈阳附近大军侧击，而置我沈阳附近大军於不顾，及不考虑其大军通过该地区之地障困难，故匪我作战之胜败，实乃由此分野，事实任何作战计划及在作战行动中，绝不会没有困难和危险，在作战准备及作战行动中能克服此困难和危险，始为真正之胜利者。     第二案「固守沈阳不动，待匪来攻」，其对战争全局言，乃破坏全盘战略构想，其对友军言，乃标准之「隔岸观火」，其对其所统率之数十万大军而言，乃置此数十万生灵之生死於不顾，最後亦仅能由死守而到守死。     於本会战开始之前，卫立煌一再反对「毒蛇在手，壮士断腕」之东北撤军，乃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於国家民族危难时，更无史可法，文天祥之民族正气，而完全依其个人主义而固执私见。本会战开始後抗命按兵不动，除前述外乃主由於其个人心理作祟，因主力南下锦州後，其本人恐怕於沈阳「唱空城计」，且卫立煌自量不如诸葛亮，而林彪又不是司马懿，最後怕落得城陷被俘，临时开溜又怕落得个丧失名城的罪名。形成卫立煌此种心理，持平而论，当时之国防部实亦难辞其咎：因既令沈阳附近国军举全力南下锦州，便应按原计划主动放弃沈阳，仍留置一部兵力予以固守，亦应令卫立煌亲率主力南下锦州。匪军围攻锦州，林彪乃亲随匪军行动，亲临锦州前线指挥，卫立煌为何不能亲随部队行动及亲临前线行统一指挥本会战。如此卫立煌当不致坚持固守沈阳之下策，因常人之心理多存有求生欲及不平之感，卫立煌乃为常人而并非超人，廖耀湘率主力南下锦州後，令卫立煌坐守沈阳之空城，在卫之心理上乃视为对其不重用并视为是死路一条。     第三案依当时之实际状况，乃不失为极可行之方案，立案之精神，在表面看来，似乎与最高统帅之意志相左，但在达到作战目的及达成作战任务，实为异途同归。再就「时、空」因素而言，在表面看来，似乎不若第一案之捷近，但在实际上乃「以迂为直」，在无匪情及困难之地形妨碍下，必较第一案早到达锦州；再次以安全原则而论，第三案乃最为安全，在依托以海上後方之状况下作战，不仅可经渤海、空军之最有效支援，万一即有难达锦州解围之目的，所损失者亦不过仅为锦州之两个军，决不致使数十万大军全军尽墨，因大军作战如彻底失败，将对全局立起重大之影响，故统帅大军，切戒赌博性之行为。但本第三案亦非尽善尽美，首为「由营口经海运於葫芦岛登陆，再向北攻击解锦州之围」，乃不若於「大、小淩河口及其间滩头行两栖登陆作战，直拊林匪之背」，则更为积极及具创意；次为当最高统帅已决心采第一案时，即应立部放弃本第三案，并万众一心拼命去执行，而决不应该再有任何争议或坚持，此始为军人武德之最高表现，及革命精神之高度发扬。     第四案亦即所谓折衷案，实为最庸劣之一案，其与第二案相比较，最多亦不过是半斤八两之分。所谓「进兵彰武，截断围攻锦州之匪後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此实令人难以思议：其一，乃我军进兵彰武，一拳打下去都是风，歼灭不了一个匪兵，此与「围魏救赵」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其二为自戡乱战争开始迄今，与匪军已恶战三载有余，而国军首脑部之高级幕僚，尚不知匪军作战系实施「小後方制」，依「面的交通」，行「面的补给」，而根本不要大後方，竟对匪情是加此疏忽，实难思议，战败又复何言：试想彰武距锦州达二百公里以上，匪军作战亦为根本不要大後方，我军攻占彰武，对围攻锦州之匪军即连「隔靴抓痒」之程度均不足，又何能间接解锦州之围；其三，林匪曾说「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背後被敌抄」，其所称之「背後」乃是指其兵力之直後方及小後方而言，故对国防部高级作战幕僚所提之第四案实无法加以解释，唯一之解释，乃主管作战之第三厅长郭汝瑰为多年潜伏之匪谍，次长刘斐後经证实亦为匪谍。至於卫立煌为何同意采第四案，因在卫立煌当时构想中，对最高统帅不能不应付，第四案正是采应付主义，其次乃为分兵一部向彰武进击，若状况不利或沈阳方面情况告急，此等进攻部队之後方有新民之据点为支撑，可迅速向沈阳行安全撤退，依原计划於沈阳固守，故在卫立煌之心目中，第四案乃不失为两全其美，乐於接受。     最後一致决定采第四案，并决定於十月九日开始，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五个军兵力为南进兵团，先向新民附近集中，继以新民为支撑，向彰武进击；最高统帅同时决定由华北抽调之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由华北抽调之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及原在锦西附近之第五十四军，於葫芦岛及锦西附近编组为北进兵团，沿北宁路附近及以葫芦岛为後方向锦州攻击；以上作战方案及部署已定，当日最高统帅坐机飞往上海，九日飞回南京。 作战经过概要： 第一阶段：     作战前匪我双方态势：东北林彪匪军於民国三十七年三月攻占我四平後，其主力部於该地区从事整补，并积极从事於本会战之作战准备，至八月底完成其整补及作战准备，以第十二纵队及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我长春，九月一日林匪彪亲率其主力，由四平附近地区经法库、彰武南下，五日窜抵阜新附近，此际辽南方面匪第四纵队、热辽边区匪第九、第十一纵队，亦分别向锦州外围地区集中，七日林彪依其既定计划发布作战命令：第五、第六纵队於彰武附近，第二纵队於新立屯附近，均保持机动，监视国军沈阳兵团行动。     第十纵队於黑山亘大虎山间地区，控制各隘路口及於该山区以小兵力配合该地区军区及游击部队，占领大纵深阵地，彻底隔离国军锦州、沈阳两兵团。     其余部队依原计划向锦州周边地区前进，分别先攻略锦州周边国军各外围据点，对锦州国军先完成四面包围，然後准备强攻。     我军於民国三十七年当匪军结束春季攻势後，因丧威失地，损兵折将，直至八月底匪军发动会战前，始终局限於几个残存据点之内，成静止状态，虽曾从事於部队之整补，及新成立之部队整训，但因孤悬於此一片赤海之内，补给补充全赖空运，人员、装备、物资均极缺乏，故效果不彰。锦州方面以葫芦岛为後方，其当面匪情亦不严重，本可开创一番新的局面，为未来作战创造有利形势，奈因该方面高级将领消极无为，亦始终局限於各据点之内，而成静止状态，故该方面情势与沈阳方面大致相同，此乃所谓无独有偶。总结来说，於本会战前我军不但无作战计划，更无作战准备，乃是过一日算一日，唯一之作战计划也就是卫立煌所说「待匪来攻」，但亦无破匪之策，唯一破匪之策，乃完全寄托於其他部队前来增援解围，否则由死守到守死。     十二日入暮，匪第七、第九纵队及两个炮兵师，开始向锦州外围据点义县发起攻击，守备该县城之部队为我第九十三军所辖之暂二十师，匪军为截断我义县守军之後方连络线，先以约一个师兵力，行以大吃小向义县至锦州间据点葛文碑发起攻击，守备该据点部队亦为我军九十三军所辖暂二十二师之一部，因匪我兵力众寡悬殊，经一夜激战於拂晓前被匪攻占，义县至锦州间连络线遭匪军截断，而陷於四面被围状态。当匪军向我义县守军发起围攻之同时，另以由辽南窜达之第四纵队，及冀、热、辽边区匪独立第三、第四、第六师以及该地区之土共等，分向秦皇岛、榆临、绥中、兴城、锦西等我各据点发动全面攻势，彻底破坏该段北宁铁路，以及关内通往关外各公路，截断我关内、关外之连系，阻止我华北战场兵力向锦州增援。     第一阶段作战：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匪军以两个纵队及两个炮兵师兵力，开始向我义县守军暂二十师发起攻击，激战至十六日晨，匪军因连日强攻，伤亡惨重，於拂晓前攻击中止，除留小部队监视外，主力後撤至义县周边山区整补；我军为解义县守军之围，乘匪军攻击顿挫之际，以锦州之第九十三军主力并指挥八十四师(属第六十军，於锦州整补)，在战车及空军支援下，向义县发动攻击，十七日攻达辛龙台、沈家台附近，与匪正规军第三、第八纵队遭遇，经激战匪我双方均伤亡甚众，我军攻击顿挫，入暮前後撤进入锦州西区既设阵地，匪军亦乘势迫近锦州西北郊区，义县至此解围无望，锦州遂亦告急，围攻义县之匪入暮後再兴攻击。     锦州方面因情况告急，由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统一指挥第九十三军、新八军、第一八四师、星夜部署城防，当以第九十三军守备锦州西、南两正面及机场，暨该两正面之郊区外围据点，新八军(欠)守备锦州东、北两正面及该两正面郊区之外围据点，第一八四师(欠一团)及第八十八师之一个团为预备队，置防御重点於西正面；匪军主力亦连夜陆续向锦州周边地区集中，大有狂风暴雨即临之势，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匪军虽活动频繁，但前线仅有零星战斗，其主力乃作攻城部署及攻坚准备，我军除积极备战外，最高统帅部令海军迅调集主力舰艇，向葫芦岛附近海面集中，支援锦州方面作战，空军轰炸匪军集结部队及炮兵阵地，先期摧毁匪军攻势准备。廿三日匪军集中山、野炮四十余门，向义县城内行疯狂轰击，城内居民死伤惨众，继则匪军人海在其炮火掩护下向义县发动总攻，激战至二十四日拂晓，匪军攻势被我摧毁；锦州方面，林匪主力亦於该二十四日开始向锦州西北正面之郊区据点帽山、观音洞、四方台发动猛攻，该正面我守军第九十三军暂十八师，暂二十二师，与匪军人海浴血奋战至二十五日，因伤亡甚众，且工事遭匪军密集炮火摧毁，以上各据点先後均遭匪攻占，机场亦受匪军炮火威胁。     因锦州情况告急，匪军强攻锦州且势在必得业经判明，该日最高统帅电令东北剿总卫立煌立遵前令，令沈阳附近国军，举全力沿北宁路附近地区，星夜南下，直拊匪後，解锦州之围，另电令锦西附近第五十四军，以锦西为支撑，沿北宁路附近地区向北攻击，协力南进兵团，围歼匪军於锦州附近地区，同时电令华东战场由胶东半岛抽调第三十九军，华北战场於平津地区抽调三个军兵力，经海运於葫芦岛登陆後，立向北驰援锦州。     锦州方面经连日激战及丧失西北郊区据点，於该二十五日为调整防务，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令原驻锦州之独立二九六师开往高桥，接替原守备高桥据点之新八军暂五十四师防务，该师於交防後开回锦州归建，惟该暂五十四师未待接防之第二九六师到达，即先离开防地开赴锦州，待第二九六师到达时，该高桥之坚强据点已被匪军抢先袭占，匪军据坚强工事顽抗，经我第二九六师激烈反攻，终未能收复，我该第二九六师遂转进至搭山，锦州後方唯一之连络线因高桥之失而被匪军截断，至此遂陷於四面被围状态，且因高桥据点之失，直接影响尔後北进兵团之作战；二十六日锦州西北正面之匪军为扩张战果，於大凌河西岸激战终日，围攻义县之匪军，亦抽调其主力纷纷东窜，参与锦州方面之决战。     我沈阳方面卫立煌抗命按兵不动，使锦州方面情势更为恶化，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由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及炮兵第十三团(美美式一零五榴炮)向锦州增援；自二十七日起，我空军以C-46型机四架，由沈阳至锦州往返运输部队，同时以自平、沈、锦州基地起飞之战斗机、轰炸机，炸射锦州外围之匪军，二十八日机场即遭匪军炮击，落弹八十余发，但我空运机仍冒匪军炮火穿梭降落及起飞外，为掩护空运，由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指挥预备队第一八四师(欠一个团)及第八十八师之一个团，在我空军及炮兵支援下，反攻帽山、观音洞、四方台等瞰制机场之各高地，激战至黄昏，因我使用之兵力过少，故反攻未获成功，撤回锦州城厢，同时调整部署；当以第九十三军之暂十八师守备机场及城西北正面，暂二十二师守备城西，第一八四师守备城南；新八军之暂五十五师守备城东南郊区及汉王店，暂五十四师守备城东，第八十八师守备城北；当我反攻部队於黄昏时向锦州城厢撤回，机场乃陷入匪军炮火控制，黄昏时空运停止，计运达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欠一个团)及炮兵第十三团之一部，共计为五千四百二十五人。     二十八日原袭占高桥之匪军第十一纵队，续犯塔山，守备塔山我第二九六师，在匪我众寡悬殊下，经激战後转进至锦西。二十九日起，匪军除继续围攻我义县外，由义县抽调之匪军第七纵队及炮兵亦到达锦州郊区，乃举全力向锦州发动总攻，依林匪之「一点两面」战术攻击重点置於锦州东、西两正面，我军凭半永久工事奋勇抗击，激战至三十日，锦州西北郊之青龙眼瞰制高地复遭匪军攻占，机场全入匪军炮火控制，我飞机冒匪猛烈炮火起飞，转进至沈阳基地，此际卫立煌隔岸观火，仍抗命按兵不动；但匪军连日以人海猛犯，及遭我空军炸射，伤亡惨重，攻击顿挫，主力暂向锦州周边山区後撤整补及行战场检讨；围攻我绥中、兴城两据点之匪军独立第六师及第四纵队，於该三十日攻占我该两据点，我守军暂六十师残部向榆临突围，匪军第四纵队亦星夜北进，参加匪军锦州方面作战。义县我孤军自九月十二日遭绝对优势之匪军围攻，血战达二十昼夜，最後粮尽弹绝，官兵伤亡殆尽，民众家毁人亡，更不忍目睹，十月一日油乾灯熄，城陷兵亡，该师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赵景高等，於最後核心据点力战後被俘；匪军攻陷我义县後，除以其军区部队据守外，其余匪部星夜东进，加入锦州方面决战。     东北战场因卫立煌抗命按兵不动，情势益恶化，最高统帅於九月三十日飞北平巡视，十月一日於北平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勉以严遵命令出兵驰援锦州，努力达成使命，二日率高级将领飞沈阳，召集东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了解实际状况，三日飞返北平，同日林彪匪军倾全力在其百数十门炮火掩护其人海分向我锦州外围据点薜家屯、何家屯、百板沟、女儿河猛犯，战况激烈，华北聂荣臻匪军为策应东北林匪作战，除向平绥路东段猛犯，牵制我华化战场兵力外，归绥附近三个纵队，亦开始东窜。此际我海军各舰艇巳先後到达连山湾、锦州湾各海面，除以一部巡戈警戒海面及掩护海上运输外，并以舰炮轰击高桥、塔山之匪军，协力地面部队战斗；六日我辽阳附近第五十二军，乘辽南方面匪军兵力空虚，一举击破匪南满独立第一师；攻克鞍山，锦州方面与匪激战至八日，城北一二七高地、城东之大紫金山等瞰制要点，均为匪军攻占，此际我锦州守军乃完全处於匪军居高临下瞰制之内，情势极为不利，机场早经在匪军炮火控制之下，粮弹完全依靠空投，每日投下弹药约百吨。该(八)日沈阳兵团决定采第四案准备行动，即一面固守沈阳，一面分兵向彰武攻击，其兵力部署为：     守势兵团：第五十二军守备鞍山、辽阳；东北第二纵队守备本溪，第六军守备抚顺、营盘，第五十三军守备沈阳，东北第一纵队守备铁岭。     攻势兵团：     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四十九军(欠)、第七十一军、骑兵旅、炮兵第十三团(欠)为攻势兵团，於十月九日前於新民附近集中，并完成攻势准备；该兵团之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如左：新三军(在左)与新六军行两军并列为打击兵团，左翼依托柳河，向彰武攻击前进。     第四十九军向法库方向扫荡，并掩护打击兵团右侧背安全。     第七十一军沿北宁路及以西地区，向绕阳河进出，并掩护打击兵团左侧背安全。     新一军控制为第二线兵团，待打击兵团攻烙彰武後，该军预定曲新三军及第七十一军之间加入战斗，向绕阳河右岸进出。     以上攻势兵团之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乃以新民为基地(支撑)，而作一八０度之扇形展开，不但无法捕捉当面匪军(林匪第五、第六纵队)歼灭，及无法达解困锦州之目的，且因愈攻击前进，兵力愈为分散，易遭匪军各个击破；令第七十一、新一军进出绕阳河右岸，置该军於背水之情势下掩护打击兵团左侧背，更违反战术战略原则；以上之错误，因林彪匪军正集中全力及全部注意力强攻锦州，耀湘始幸免於难，否则恐难免出师不利之灾。     当(九)日廖耀湘兵团之新六军击退匪军搜索部队，进抵秀水河子、叶茂台各附近，新三军亦击退匪军搜索部队，进占彰武合门，第四十九军及第七十一军，各分别派出搜索部队，向北及向南搜索；为配合廖耀湘兵团之行动及解锦州之围，锦西附近第五十四军亦集结完毕，准备沿北宁路附近向锦州攻击前进。该(九)日林匪第一、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等纵队及炮兵纵队，继续向锦州四面发动猛攻，我守军在空军支援下激战至暮，毙匪万余，我军伤亡亦众，入暮後全线突告沉静，判断为林匪对我南、北两兵团之行动有所反应。十日林匪判断我廖耀湘兵团行动後，决心不变，依原计划强攻锦州，拂晓前再燃战火，以锦州南正面及女儿河一带战况最为激烈，匪我往返冲杀，喊声震天，我空军由平、沈两基地出，协力地面部队战斗；攻击匪军人海，及炸射匪炮兵阵地，激战至暮，我守军因伤亡过众，阵地稍向後撤，继续战斗。该(十)日拂晓我北进兵团第五十四军，在我海军重庆(六寸主炮)、太康等舰舰炮支援下，沿北宁路附近向北发动攻击，利用舰炮轰击之成果，进占打鱼山，继在舰炮支援下向塔山攻击，林匪第十一纵队利用塔山既设之坚强工事顽抗，激战至十六时许，进展困难，为防匪军利用夜暗反扑，遂主动撤回锦西原基地，待增援部队到达後再与攻击。     该(十)日廖耀湘第九兵团亦继续攻击前进。其中央之打击兵团新三军依新六军有力一部协力，向彰武突进，当面匪军第五、第六纵队，各以其一部与我军稍经接战，即主动向彰武西北撤退，企图诱致我军向该方向深入，我军於午刻进占彰武，新六军另各分兵一部，分向康平、杭家堡扫荡，当日进占杭家堡，右翼之第四十九军续向法库方向扫荡，左翼之第七十一军，沿北宁路及以西地区，续向南扫荡。十一日锦州方面我守军终日陷於苦战，该(十一)日廖耀湘第九兵团之新六、军、新三军，各以主力向後新丘、彰古台、大庙等目标行广正面扫荡，新三军另以一部渡过柳河，於高台山附近占领桥头堡，第四十九军向北扫荡，一部进占登仕堡，第七十一军主力越过柳河，进抵绕阳河左岸，入夜後原由彰武附近後撤之匪军第五纵队，复利用夜暗及山地之掩护，沿绕阳河左岸向东迂回我军後方，首袭击我第七十一军右翼第八十八师，竟夜激战於两家子、东坡台、西坡台各附近，经我新一军增援反击，於十二日拂晓始将该匪击退。十二日锦州方面终日均在激战中，匪军复集中炮兵向市区内轰击，居民死伤惨众，房屋被毁无数。我由华北战场抽调向锦州增援之兵力，由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欠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军(欠)、独立第九十五师，由塘沽登船经海运於该(十二)日到达葫芦岛登岸後即向锦西附近集结，准备沿北宁附近地区向锦州攻击前进，作战计划如左：     守势兵团：以甫经山东半岛、烟台经海运到达之第三十九军，在海军协力下守备葫芦岛及维护攻势兵团後方之安全；第二九六师守备锦西。     攻势兵团：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第五十四军(原在锦西)、第九十二军(欠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军(欠)、独立第九十五师为攻势兵团，以锦西为基地、葫芦岛为後方，左海、空军密切协同下，於十三日拂晓开始，沿北宁路附近地区向锦州攻击前进，攻击第一目标为塔山匪单阻援之坚固阵地。     该(十二)日廖耀湘第九兵团继行左旋回向南攻击，新三军於高台子附近、新一军於大荒山附近，第七十一军於腰堡附近各分别强渡绕阳河，新六军暂控制为第二线兵团，当日新三军之一部攻占海伦营子，主力攻占泡子桥头堡，新一军攻占稍户营子，第七十一军攻占大民屯及一二八高地；当我军兵力正半渡，陷於前後及左右分离之际，当面匪军第二纵队及第十纵队之一部，举全力向我第七十一军反扑，情况紧急，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令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统一指挥第七十一军，并以新一军由稍户营子，经小三家子，对该匪军由其侧背行反包围攻击，激战至暮，始将该匪军击退，分向西北及西南山区窜去，我军进占小三家子并重行进占大民屯。     十三日林匪主力对锦州发动最後总攻，首为机场遭匪军攻占，我飞机两架遭匪击毁，机场我空军勤务人员一百零三人，在空军第一军区参谋长孙仲华指挥下，破坏机场遗留器材後退入城内；郊区其余各据点先後相继遭匪攻占，入暮前主力退守城厢，由於机场失守及防区收缩，空投补给益增困难。     该(十三)日晨我候镜如第十七兵团，在海、空军协同下，由锦西基地沿北宁路附近向塔山匪阵发起攻击，遭匪军第十一纵队凭坚固工事顽抗，继以第四纵队之一部向此增援，且因我陆、海、空三军协同不良，致使攻击进展极为困难；入暮前中止攻击，是晚召集陆、海、空军作战会议，除检讨当日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之得失外，并决议「於十四日晨七时，海军舰炮与陆军炮兵密切配合，一齐炮击塔山匪阵，空军亦同时开始对塔山匪阵实施群炸，地面部队利用轰击成果，务於午刻一举攻占塔山」。该(十三)日廖耀湘第九兵团新三军击溃匪第五纵队之一部，进占五家子、那立伞、大板营子之线，新一军於午刻击溃匪第二纵队之一部，进占新立屯，第七十一军击溃匪军第十纵队之一部，进占无梁殿、茶棚奄、厉家窝棚之线；第九兵团各部队进占以上之线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认为进占彰武，截断林彪匪军主力後方连络线之作战任务已达成，遂令廖耀湘第九兵团订於该线停止前进；该日我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正开始向北攻击前进，而沈阳方面则下令廖耀湘兵团停止前进，故就本会战我南、北两兵团之行动言，乃「鼓响锣不响」，此起彼落，欲求会战胜利，只有祈求天佑；辟开东北剿匪总部其没有国家民族存亡观念，置锦州友军安危而不顾，忍作隔岸观火等而不论，仅就其本身而言，置第九兵团之大军於背水(背後为绕阳河及柳河)死地，既不前进，又不後退，而於该地区强征粮食、物资，自弃於民，凡此均为其自陷绝路，而为其第二阶段作战之覆灭预作准备。     十四日林匪主力对锦州继续总攻，拂晓时东郊之南山阵地遭匪攻占，继则满山遍野匪军人海蜂涌越过女儿河，旋突入锦州东关，匪军大小炮火。齐向市区轰击，市内秩序混乱，位於中央银行之范汉杰冀、热、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被匪炮击中，一时炮弹破片齐飞，继则浓烟、火焰冲起，指挥遂告中断，位於胜利大厦之卢浚泉第六兵团司令部，与中央银行相距咫尺，卢浚泉悉范汉杰总部中弹起火，即乘装甲车亲往接范至其司令部，继续指挥战斗；匪军继以大量烧夷弹向市区轰击，城内一片火海，激战至十六时许，见向锦州南进北进之援军均巳成绝望，且官兵伤亡殆尽，业陷於各自为战无组织战斗状态，大势已难挽回，至此经范汉杰、边区总部参谋长李如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炮兵指挥官黄永安等紧急会议後，遂决心突围，入夜後范汉杰、卢浚泉、盛家兴、李汝和等，率特务团之一部，由第六兵团司令部北面坑道，先行向东门前进，各城防部队之突围，按预定计划行动，范汉杰、卢浚泉等抵达东门时，已不见守城部队之踪影，出城後进抵南山北麓之农场附近，亦不见防守该地区第九十三军部队之踪影，此即所谓「将帅有偷生之念，士卒当无敢死之心」，盖此等地区之部队，已早范汉杰等开始行动，而各自突围而去，匪军乘我突围动摇混乱之际，全面发动人海猛冲，首由南门突入市区，继由东门、西门涌入，此际我军主力尚在市区，未及突出城外，在无指挥无组织之状态下，各自为战，到处发生激烈巷战，中央银行地下室、胜利大厦、青年戏院、铁路局、火车站等坚固建筑物，均成为我军临时之抵抗岛，此际已突围抵达郊区之范汉杰、卢浚泉等，各分首寻找已突出城外之部队，范汉杰行抵松山以东之山区，仍未发现有我军，此际回首锦州市区，到处大火冲天，机枪声、轰炸声，声声震破云霄。     该(十四)日我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在海空军密切协同下，九时许攻占二道桥，午刻攻克塔山，继向高桥搜索攻击前进，廖耀湘第九兵团仍停止於原地未动。十五日拂晓时分，锦州市区之枪声及轰炸声已遂渐稀少，惟火车站方面战斗正激烈，我守军与葫芦岛及沈阳方面仍保持无线电连系，此际范汉杰及少数人员进抵松山以东之一家小窝棚暂作掩蔽，计划以昼伏夜行继续突围，该(十五)日我侯境如第十七兵团在海、空军协同下攻抵高桥附近，突遭匪军第四、第十一纵队反扑，激战於高桥、塔山之间地区，匪军有力部利用北宁路以西山区向我後方迂回，我军为改变不利形势，乃主动退守塔山；入夜後锦州火车站守军对外电讯亦告中断，唯远处乃闻浓密之枪声，夜间我空军除对突入锦州市区之匪军继续实施轰炸外，并以c-47型机八架，续继盘旋於市区上空，惟因度不良，且匪军亦惯於夜战，故炸射之效果不彰，且造成我机两架於云层中互撞完全坠毁。     十六日十六时许，锦州车站及市区内枪声完全停上，锦州陷匪；该(十六日)日范汉杰及少随从人员，由松山附近循山区偏僻小径向塔山我第十七兵团方向前进，於西海口附近当穿越高桥往锦州之公路时，为匪军发现遭劫持，但其身份於当时并未为匪军发现；辽西行辕主任贺奎、第六兵团司令卢浚臬、副司令杨宏光、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以及师长景扬、李长雄、黄建镛、安守仁等，或於突幽之乱军中军中被劫持，或於市区巷战经力战後遭匪军所劫持。该(十六)日我侯镜如第十七兵团与匪军对峙於塔山附近，廖耀湘第九兵团仍於绕阳河右岸之背水停止未动；林匪攻陷锦州後，除以第十一纵队及第四纵队之一部，於塔山、高桥之间利用大纵深阵地，阻止我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北进外，其主力星夜利用夜暗及山区之掩蔽，马不停蹄的秘密北进，准备击破位於绕阳河右岸我廖耀湘第九兵团，以匪军之行动积极和主动，我军行动之消极和被动，本会战之胜败，於此即可分野。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29 11:33:3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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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技青冷笑话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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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第二阶段作战：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匪军攻陷锦州後，即继以连续作战，由林彪亲率其主力星夜北进，并统一指挥原地区之匪军第二、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实施打援，围歼位於绕阳河右岸正陷於进退失凭之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当时之我军，因锦州甫城陷兵亡，南方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因恐复遭匪军各个击破，已南撤锦西、葫芦岛，北方廖耀湘第九兵团，仍停止於绕阳河右岸，进退失凭；全盘情形，是士气低落，将无斗志，故对尔後之作战，复陷於大敌当前，一国三公，意见分歧，又产生如左各案。     第一案：东北剿匪总部以卫立煌为首，力主廖耀湘第九兵立即撤回沈阳，按原计划於沈阳固守。     第二案：各部队长以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为首，力主沈阳附近国军，乘辽南方面匪军兵力空虚，速向营口进出，先取得以海上为後方，再作後图；必要时由海上撤退，以保存战力。     第三案：为最高统帅部案，决策以廖耀湘第九兵团及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即日沿北宁路附近地区行南北对进，夹击溃退之匪军予以歼威，收复锦州。     大敌当前，在此一国三公之情势下，最後由最高统帅部决策采第三案；最高统帅部采第三案之原因，乃再度的对匪情判断之错误，此首由於前方将领之夸大及谎报战果，至林匪攻陷锦州为止，统计陆、海、空三军所报之战果，陆军为毙伤匪军八万余人，海军为毙匪二万余人，空军为毙匪三万八千余人，马八千二百四十二匹，根据以上战果之统计，匪军已伤亡惨重，以及匪军经月余之战斗，粮弹亦将消耗罊尽，当无力再继续作战；次为当时最高统帅部主管情报及作战人员，为了安慰最高统帅或藉机邀宠，其前方所报之战果，不仅不加审核，复多方再加油添酱，而予以夸张，及如何巧词将真实之匪情掩饰，愈将匪军说得如何不堪一击，则其本领愈大；再其次为一切匪情判断均先入为主，往日匪军攻陷我城鍞，从不固守，防我军之报复，通常即迅速脱离战场，基於此先入为主，此次攻陷我锦州後，当亦不致例外，根本就未考虑到於三月间林匪攻陷我四平後，即未脱离战场，以及此次匪军之强攻锦州，是为的要关上东北战场之大门；基於以上原因和心理；同时接获空军之侦察报告「匪军攻陷锦州後，其大部业已星夜纷纷北撤」(实际为向廖耀湘兵团正面集中)，匪军之「进攻」遂乐观的判为「溃退」，至少也是脱离战场行後撤从事整补，於作战中畏惧敌人和轻视敌人；均为犯同样之错误；就本会战而言，第一阶段作战中，将匪军「先强攻锦州」误判为「先强攻长春」，第二阶段作战中，又将匪军之「进攻」误判为「溃退」；因此，本会战在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其败已定。     於任何作战中，所谓「知彼、知己」，既不「知彼」，则已蝓了一半；又所谓「成於一，败於二、三」，在一国三公之情势下，则又输了一半。於此一国三公之情势下采第三案，其中关键人物乃在实际执行此命令之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杜聿明於临危授命任监督最高统帅命令执行，(当面实际匪情杜的心中明白)但实又处於左右为难之苦，为了使最高统帅之命令能付诸实施，不得不一面敷衍卫立煌「廖耀湘兵团向锦州攻击如受阻，准备於必要时撤回沈阳」，又不得不另一面安抚廖耀湘「向锦州攻击如受阻，即退守营口」，同时令第五十二军乘辽南方面匪军兵力空虚，先行沿中长路南下攻占营口，以安定廖耀湘心理，在彼虽有向锦州攻击之行动，但无打下锦州之意志和决心，实际上又等於再赔上了一半。作战方案既定，最高高统帅部作战命令於十七日夜正式下达，我南、北两兵团之作战部署如左：     北方兵团：     第九兵团：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军(原青年军二零七师)第三旅、骑兵旅，炮兵第十三团(欠)等，为主攻兵团，以现态势沿北宁路及以西地区，向锦州攻击，攻击重点指向黑山。 注：黑山隘路乃为林彪包围歼灭廖耀湘兵团之口袋底，攻击重点指向黑山，不仅为攻坚，且正自动投入林匪之口袋；其攻击重点所以指向黑山，乃廖耀湘在表面可敷衍最高统帅命令，其腹案为「打通黑山、大虎山、盘山之通路，向营口转进」，此亦即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指挥该军为助攻，於辽阳鞍山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向南攻击，先期攻占营口，巩固此海运补给基地，并尽早与第九兵团取得连系。     第八兵团：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东北第一及第二纵除，固守沈阳。     新六军(欠第三旅)：军长戴朴代理，守备抚顺及浑河一带，状况不利时向沈阳转进。     南方兵团：     第十七兵团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五十四军、第六十二军(欠)、第九十二军(欠)、独立第九十五师等为攻势兵团，沿北宁路附近向锦州攻击，攻击重点保持於铁路附近，在海空军协力下，先一举攻略塔山、高桥匪阵，继向锦州及以北地区进出。     第三十九军及独立第二九六师为守势兵团，守备锦西及葫芦岛。       海、空军协力南、北两兵团作战。     林彪匪军攻陷锦州後，毫未经休整，而行连续作战，该作战目标，为各个击破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其所视之成败关键，乃在能否截断我军之退路，故其作战指导为「以冒险坚决行动，及采阻击先头，拖住後尾，截断退路，拦击腰段，四面包围彻底歼灭。」；     其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之一个师，配合冀、热、辽边区匪独立第三、第四、第六师，於白昼向锦州西南方向急进，沿途准备大军粮草及虚张声势，行战略性机动，并散布伪情报，扬言林匪亲率主力入关，以欺骗及牵制我南方兵团及华北方面兵力；以第四纵队之一部及第十一纵队，於塔山、高桥之间地区，利用既设工事及绵亘之山地，占领大纵深阵地实施阻援，彻底隔离我南、北两兵团。对我廖耀湘第九兵团之攻击，以原在我第九兵团当而之第二、第十纵队，利用黑山亘大虎山间之隘路及丘阜地，占领广正面及大纵深阵地，以行「阻击先头」；以原在我第九兵团侧後方之第五、第六纵队及蒙古骑兵师，向我第九兵团後方迂回攻击，以行「拖住後尾」，及截断通往沈阳退路；以第一(欠)、第三、第四(欠)、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炮兵纵队等，由锦州附近，利甩夜暗及山区之掩蔽，秘密分向我第九兵团左、右两侧背迂回急进，以行「拦击腰段」；最後对我第九兵团完成四面色围，彻底歼灭。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九日，正当辽南会战再燃战火之前夕，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匪政治攻势下率部叛变投匪，新七军军长李鸿此际正患恶性疟疾及痢疾，呻吟於床塌时，而为其战地鸳鸯女匪谍马如芳所挟持，下令该军缴械投降，此均事出郑洞国之意外，且均事发突然，只有临时指挥其特务团两个营，於中央银行大厦其司令部，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孤军奋斗，最後仍兵败被俘；长春为满清时之陪都，伪满时之伪都，由於长春陷落，对当时东北之民心影响甚大。     二十日晨，我南方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在海、空军协同下，沿北宁路附近地区，向塔山高桥匪阵先期发起攻势，遭匪第十一纵队及第四纵队之一部顽强抵抗，我面对此大纵深阵地行正面攻击之攻坚战，经整日激战，不仅未能突破匪阵，且遭受重大伤亡损失，入暮前除留一部与匪军保持接触外，主力撤回锦西附近地区，暂改取守势，故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我南北两兵团行动，又陷入「鼓响锣不响」，任由匪军予我各个击破。     二十一日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开始向前发动攻势，攻击重点指向黑山，廖耀湘当时对最高统帅部命令「夹击溃退之匪军」亦确信以为真，认为匪军攻陷锦州後，其主力已脱离战场，其当面所残留之匪军兵力不会太大，亦仅为掩护其主力撤退而已，故仅令第七十一军担任攻击，且预料一举即可攻略，但经第七十一军发起攻击後，乃完全不是那回事，该匪第十纵队，乃为「阻击先头」，以小部队死守我军各接近路线及各地形要点，控存强大预备队於其後方便於机动之处所，适时投入我军主攻方面，而行主动反击，此即匪军所谓「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故第七十一军对黑山经整日之攻击，进展甚微；但至此亦并未能提高廖耀湘和各部队长之警觉，林匪主力亦已秘密迂回近抵其侧背，暴风雨式大战即将来临，似乎乃在梦中，不特毫无预感，即连各种徵候亦予忽视，沈阳剿匪总部方面复大梦正酣，故廖耀湘於当睌对其当面之情况，仍仅依一般性之情况予以处置，即令新一军之炮兵归第七十一军指挥，以增强该军攻坚之火力，於明(二十二)拂晓对黑山再兴攻击，并令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率该军军部及各师之必要人员，前进至第七十一军指挥所，该军各部队於原地待命，适时加入第七十一军战斗。     二十二日拂晓，第七十一军在空军及炮兵支援下，对黑山再兴攻击，激战至午刻仍无进展，午後令新一军自第七十一军右翼加入战斗，并令第七十一军归新一军军长统一指挥，对黑山强攻，该新一军常以新三十师自第七十一军右翼加入，第五十师之一部配属军骑兵团，自新三十师右侧向黑山背後迂回攻击，激战至黄昏，新一军攻占芳山镇，第七十一军攻占邱屯、胡家窝棚，该(二十二)日拂晓第五十二军，於鞍山、辽阳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地区，向营口方向开始攻击前进，侯镜如第十七兵团主力仍於锦西附近暂取守势，待後续部队到达再兴攻击。     本会战无论第一阶段作战或第二阶段作战，当开始时均成为一国三公，相互争执不休，但每至决胜最紧要关头，又成为三不管情势，本第二阶段作战至此亦已成为三不管状态，陆、海、空军没有一贯作战方针和统一作战计划，更缺乏统一指挥，正当此作战进入决胜之最紧要关键，空军反自决胜之战场分离兵力，而远去轰炸「通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与本会战无直接关系之处所，实际等於浪费战力，而海军主力舰队又调离离葫芦岛附近海面，我南方兵团之支持舰队向营口附近支战摥集中，至於陆军之本身，其情况更为严重，南方侯镜如兵团，北方廖耀湘兵团、沈阳里膈成兵团等，真正成为三不管状态，自生自灭，各自为战。     二十三日廖耀湘第九兵团续向黑山攻击，并令第六军之第三旅，自七十一军左翼加入战斗，激战至旁晚，新一军攻占白土厂、边门、八道沟之线，第七十一军在第六军第三旅协力下，攻占耿宅，且当面匪军之抵抗及反击逐渐增强，此际廖耀湘始警觉到对匪情判断有所错误，且发现匪军第二纵队亦正向其当面增强兵力，似非为掩护匪军主力脱确战场，而是死守黑山，以待匪军主力到达与我军於此决战，由於情况之突显严重，其战斗意志和信心亦随之动摇，遂先以电话先向卫立煌具曲「放弃南进收复锦州」之意见，卫立煌当时同意廖耀湘之意见，并令其「於不得已时，撤回沈阳」，晚上二十一时许，廖耀湘以电话向各部队下达口头命令如左：令新六军军长李涛，并由李祷转知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於二十四日拂晓，按「原定计划」开始行动。 注：「原定计划」，即十六日晚廖耀湘面授新六军军长李涛、新一军军潘裕毗、新三军军长龙天武等，「经黑山、大虎山、盘山、大洼，向营口转进，以第四十九军及新六军为先锋」。     令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以先头师紧接第四十九军後尾前进，主力於二十五日由新立屯附近开始行动，後卫行逐次抵抗，到达黑山、大虎山之间地区，於此选择地形要点占领收容阵地，以待新一军到达。令原位於彰武附近之骑兵旅，於二十四日拂晓，向彭武至新立屯之间及以西地区行广正面搜索及行佯动，以掩护兵团主力行动。令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统一指挥该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三旅，於二十四日拂晓，依原计划对黑山实施强攻，务於二十五日以前攻占，以利兵团之行动。另电沈阳东北剿匪总司令部，请即电令已到达牛庄、海城附近之第五十二军，即转向大洼、盘山、沟帮子攻击，策应该兵团作战。     大军作战，乃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在上级全盘战略统一下，战场高级指挥官有临机决定「打」与「走」之全权，孙子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因大军作战之胜败，对全局立将发生重大之影响，甚至影响国家民族之存亡，故在不利状况下之决战，务需坚决的避免；就事论事并作持平之论，廖耀湘当时处比最不利之状况下，「临机独断」避免兴匪军进行不利之决战，事实上是并没有错，且值得予以鼓劢，其错乃在其冬烘头脑，仍固执向黑山攻击，因既决定避免与匪军进行不利之决战，一切均以迅速与敌人脱离为著眼，以战场之地形及当时匪我情势而论，大军向营口转进，实非为必须通过黑山不可，；廖耀湘最初之腹案通过黑山，乃完全是在应付最高统帅部之命令，现处此危急存亡之状况，当不应仍保守其应付主义，故该兵团之存亡，乃完全在一念之差。该(二十三)日沿中长路附近南下之第五十二军，击破匪南满独立第一师，攻占海城、牛庄，准备续向营口攻击。     二十四日拂晓，廖耀湘第九兵团各部队，遵廖命令各开始行动，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统一指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三旅等，在空军及炮兵支援下，强攻黑山，因匪军之兵力及顽抗均逐渐增强，经整日激战，进展困难；廖耀湘为督导对黑山攻击，及指挥其他各军经大虎山、盘山，向营口转进，下午将该兵团指挥所推进至胡家窝棚，新六军军部率第一九六师亦进抵胡家窝棚附近，我军新二十二师已进抵大虎山及铁路以东之七台子、八家子附近；第四十九军主力进抵半拉门附近，其先头两个团进抵桑林子附近，惟新二十二师及第四十九军之先头部队於以上地点，已与正向北急进之匪军第四纵队主力及第八纵队各先头遭遇，继即发上激战；当时(二十三日晚)廖耀湘既决心向营口转进，以新六军及第四十九军为前锋，若非其冬烘头脑乃强攻黑山，主力随其先锋後(北宁路及以东地区)向营口转进，即与匪军遭遇，所遭遇者亦仅为匪军之一部，亦不难打开一条血路，此即成败常在一念之差。入夜後对黑山暂停攻击，并作如左之部署调整，准备二十五日拂晓再兴政击。     令新六军以胡家窝棚附近之第一六九师，於二十五日拂晓，支援第六军第三旅续对黑山攻击，新二十二师於二十五日拂晓续向大虎山攻击，务於日没前攻占。     令第四十九军指挥新三军第十四师，为兵团先锋部队，在新六军支援掩护下，击破当面匪军，速经盘山、大洼向营口转进。     令新三军主力於二十五日由新立屯附近向胡家窝棚前进，俟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击破西山之匪军或与该匪脱离後，该军主力接第四十九军之後向大洼及营口地区转进。 注：廖耀湘当时之腹案为：於二十五日黄昏前，击破黑山及大虎山之匪军，否则亦於二十五日黄昏停止对黑山攻击，以新一军为兵团之後卫，第七十一军接替新六军及第六军第三旅之任务，任兵团右侧背之掩护，使新六军附第六军第三旅，随新三军之後向营口转进。     令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继继前任务，於二十五日拂晓对黑山再兴攻击，务於黄昏前攻占。     该(二十四)日我南进之第五十二军，在海军重庆、永胜、永泰、永康四舰之舰炮火力支援下，向盘踞营口匪南满独立第二、第三师发起攻击，九时许我先头部队第七十三团首先突入营口市区，其他各部队亦先後到达，逐次加入战斗，东昏前完全占领营口市；该军当日以急行军向营口转进，日行一百五十华里，约八十公里。当时我军如均能以此此种速度从事作战，则何匪不摧。因高速运动可辗平前进路上一切障碍，及自然产生奇袭之效果，奇袭又是打开胜利之一把万能锁钥；於本会战第一阶段作战中，沈阳兵团始能贯彻最高统帅意志(倾全力沿北宁路附近南下锦州，直拊匪後)，以此高速闪击之行动，拼命去执行，则本会战之战史，完成光辉之一章，於第二阶段作战中，廖耀湘既决心向营口转进，若能星夜以此高速运动迅速与匪军脱离，则本战史亦决无後面悲惨之一页，此乃所谓「祸福无门，惟人向招」。     二十五日拂晓，廖耀湘第九兵团主力，对黑山再兴攻击，空军亦临空协力攻击，右翼之新一军以第五十师行迂回及钻隙渗透，首先攻占黑山背後之羊肠河，截断黑山附近匪军第七、第十纵队之退路，中央第七十一军由正面行攻坚战，伤亡甚众，攻势顿挫，左翼新六军第一六九师并统一指挥第六军第三旅，由左翼对黑山行包围攻击，午刻先头部队突入黑山城内，遂即与匪军发生激烈巷战，空军亦临空扫射市区内匪军及向黑山增援反扑匪密集部队。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向大虎山攻击，攻击开始後颇有进展，旋因第四十九军主力行动迟缓，其经到达桑林子附近之两个团，遭匪第四纵队主力及第八纵队各个击破，该匪即乘势向我新二十二师左後方迂回包围，致我该师反陷於进退维谷之不利情势。正当黑山、大虎山方面激战力酣之际，廖耀湘第九兵团全盘情势巳陷入危境。     原位於彰武附近骑兵旅，遭匪骑兵师及第五、第六纵队压迫，退至新民附近，使兵团之侧背及後方完全暴露，该匪乘势南下，袭占厉家窝棚，半拉门，截断廖耀湘第九兵团通往新民，沈阳之退路。新三军主力由新立屯附近向胡家窝棚前进时，其後卫并未实施逐次抵抗，复疏於搜索警戒，原位於该兵团右侧阜新附近匪第二纵队跟踪前进，且其一部已渗透至第九兵团指挥所所在地胡家窝硼附近。匪军第四纵队主力及第八纵队除向我新二十二师右侧背迂回包围外，其有力一部已直插台安、辽中，截断我第九兵团通往营口及沈阳之退路。匪第一、第三、第九等纵队已分别进抵我第九兵团右侧背及南正面。匪第十二纵队另三个北满独立师，攻陷我长春後即星夜南下，於二十四日窜抵铁岑并已与我守军接触。     以上之匪势、我势，及地势，匪军已完成分进合击之势，我军已陷於四周被围之势，重要地形及交通线亦为匪军控制，入夜後匪军发动全面攻势，四周均为匪军之人海，满山遍野而来；我军为稳住阵脚，遂由攻势转为守势，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新六军、第六军第三旅、第四十九军主力等，以胡家窝硼兵团指挥所为核心，於无梁殿、前杏山、甘山镇、耿宅、十里岗、义合屯、长岗子、姜家屯等各要点，占领四周防御阵地，置重点於西正面；另以控存之预备队新三军及第四十九军之一部，沿北宁路附近向北反攻，击破面匪军第五、第六纵队，打通至新民之後方连络线。     注：面对匪军两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之强敌，我以此单薄之兵力反攻，打通至新民之连络线，实为自欺欺人之事，当绝无成功之可能。当时乘匪正包围尚未及压缩包围圈及尚未及进行有组织战斗之前，如能当机立断，以破釜沉舟之精神，举全力於一点，南向营口成北向沈阳突围，不难打开一条血路，於此突围中即遭受重大损失，亦绝不会全军尽墨，当面临生死关头，冀图保全或敢於牺牲，究选择何者，乃为一念之差；但敢於牺牲，仍以向营口突围为上策，如向沈阳突围，即或突围成功，亦仅於沈阳稍拖延时日而已，最後由死守到守死。     自入夜匪军发动全面攻势，连夜恶战至二十六日过午，南正面匪军第三纵队之一部，循我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防御正面之间隙渗入，配合原已渗入胡家窝棚附近之匪第二纵队之一部，实施其挖心战术，奇袭位於胡家窝棚我第九兵团指挥所，冲散兵团司令部之特务营，劫走有、无线电之全部通信器材、卡车十余辆，以及油料、弹药等，破坏所有通信，位於胡家窝棚附近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之指挥所，亦同时被匪冲散，一时各部队均失去指挥连络，情况一直混乱至十五时许，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到达新一军新三十师之指挥所，利用该师之通信，始逐次与各部队恢复连络，战况暂告稳定，但防守十里岗附近阵地之新六军第一六九师及第六军第三旅，正陷於腹背受敌，伤亡甚众，情势告急，仅控存之预备队新三军及第四十九军之一部，已早经使用於向新民反攻，再无兵力可供抽调向十里岗方面增援；而新三军及第四十九军之一部向新民反攻，又未告成功，直至该(二十六)日黄昏前，新三军攻达二道镜子、厉家窝棚附近，第四十九军之一个团，攻达厉家窝棚东侧即均与匪军对峙。入夜後匪军攻势增强，并加强包围圈之压缩，此际廖耀湘兵团欲全军向营口转进或撤回沈阳，均为不可能之事，就地防御固守待援，亦仅是稍拖延时日而已，不会有任何奇迹出现。     当廖耀湘正陷於进退维谷之际，二十一时许，无线电台忽送来由卫立煌发来之电报，其大意为「在当前危急状况下，贵兵团应迅速撤同沈阳」，廖接此电报後，羞愧与痛苦交集，羞愧是「向营口转进，乃为廖耀湘及各军长自始至终所坚持之主张」，而今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痛苦是「在现状况下，欲期全军撤回沈阳，已为不可能之事」，廖沈思再三，最後祗有选择遵照卫立煌命令向沈阳突围，战败在历史上亦可由卫立煌分担一部份罪名；廖决心既定，乃命令第四十九军并指挥新六军之新二十二师，沿北宁路以东地区向沈阳突围，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新三军、第六军之第三旅，及新六军主力，依各军现态势，沿北宁路及以西地区向沈阳突围。二十七日二十一时许，各部队分别开始突围，匪军乘我动摇撤退之际，倾全力实施猛打、猛冲，同时以各独立小部队钻入我军阵势之内部，实施穿插分割及到处袭击。未几我指挥连络及各部队阵势、队形等，均遭匪军打断打乱，而到处混乱一团，溃不成军。最後之悲剧为北宁路及以西地区第九兵团司令部、新一军、新三军主力、新六军主力、第六军第三旅等，被阻於绕阳河之右岸，全军尽墨，北宁路以东地区新三军第十四师、新六军之新二十二师及第四十九军等，其人马车辆等，亦均陷入辽河沼泽，其命运与前述部队同，仅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及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两人只身脱险至沈阳。以上各部队均为当时国军中之精锐，新一军在抗日战争中於缅甸曾翻越世人认为绝无法通过之野人山，而进入印度，今竟全军覆没於此丘阜地带，此为谁之过欤，依据依据前述史实，由赞史或後人自行评论。     沈阳日据时期为东北第一大都市，其兵工厂屈指全国，当廖耀湘第九兵团率沈阳附近国军主力南进，以第五十三军为基干，另第六军(欠第三旅)，及东北第一、第二纵队等，编组为第八兵团，由原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升任第八兵团司令，守备沈阳，沈阳警备总司令为胡家骥，第五十三军为张学良之东北军系统，原军长为万福麟，後由周福成继任，抗日战争後期，该军在滇缅边境编入卫立煌远征军序列，在此段时间，卫、周二人有一段历史渊源，该军迭经抗日、戡乱战争中之伤亡损失，虽已早失去东北子弟兵之本质，但就其历史渊源，在东北人民之心目中乃未失去此偶像，故以周福成任第八兵团司令，及以第五十三军为基干守备沈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人和」方面已占了优势。奈以「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时至此刻，不仅难以扭转东北危局，自锦州陷匪、廖耀湘第九兵团兵败後，如欲确保沈阳，即华陀、扁鹊再世，亦回天乏术。     十月二十七日当廖耀湘第九兵团情况不明，卫立煌为增强防务，电令南进至营口之第五十二军，令该军星夜同师沈阳，并限於三十日前到达，归第八兵团序列，此在用兵上固然是「将乾柴投入烈火」，仅是再赔上一个军而已，且在事实上亦仅为纸上谈兵或望梅止渴而已。二十八日由长春南下之匪军第十二纵队及北满独立第六、第七、第十师，攻陷铁岭後，其先头已窜抵文官屯、东陵等地区，廖耀湘第九兵团突围之零散官兵，亦纷纷入城，民心士气极为敏感而随之成为连锁性反应。下午沈阳外围防线已发生战斗，因防广兵单，旋北侧遭由长春南下匪军之先头部队冲开缺口，由第五十三军赵副军长立即派兵前往堵塞，直至三十日晨，前线虽不断有零星战斗，但市区内秩序尚能维持，唯东北各机关人贝，则纷纷向沈阳警备总司令部要索撤退之机票，至下午三时，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各办公室内，已空无一人，警备总司令至卫立煌官邸请示飞机事宜，适卫立煌等正下楼准备乘车赴机场，胡见状遂即乘车珵随其後，此际东塔机场，已在匪军炮火射程控制之内，飞机不能起降，车驶浑河机场，见仅有运输机廿一架，然欲登机者却达千人以上，且箱笼什物杂陈，争先恐後，大小践踏，秩序异常紊乱；卫立煌见状，立令驾驶改驰北陵机场，冲入北陵机场後，即与该机场地勤人员作耳语，嘱迅调机来此，旋由空军大队长邬钺亲自驾驶一架飞机盘旋而下，著地甫经停定，即由卫立煌副官把守机门，卫立煌、赵家骧、董文琦、高惜冰、王铁汉、王家祯、吴福等几十位军政大员鱼贯登机一飞了之，时机场候机尚有四百余人，祗有翘首望青天，当卫立煌等专机起飞後，浑河机场之运输机相继起飞，八年抗战所欲规复之东北国土，继以数十万大军与共匪於此血战三年之久，主持东北军政大员最後竟一飞了之，其对阵亡之先烈、国家民族、尚在孤守沈阳欣城之官兵，以及後代子孙，不知彼等作如何交代。     三十一日林匪第一、第六、第十二纵队，及独立第三、第六、第七、第十师，以及炮兵师等，发起向沈阳市区猛攻，同时展开政治攻势，激战至十一月二日，第五十三军及东北第一、第二纵队等，终为匪统战诱降，我空军因事前应变得宜，迅将档案焚毁，及破坏遗留器材物资後，由空中撤离；防守沈阳南正面浑河一带我第六军(欠第三旅)，继续与匪军战斗至十七时二十分，乃向营口突围，亦即「沈阳日落」；该军突围抵达营口後，原在营口之第五十二军巳转运至葫芦岛，祗见茫茫大海不见船只，乃继转往榆临突围，经秦皇岛转运来台整补，三十八年冬大陆陷匪，台湾亦正风雨飘摇之际，该军遂为确保台湾两大基石之一(南部为第八十军，北部为第六军)。突围与逃命乃完全不同，为了逃命而突围，一遭敌人猛追，必各自争相逃命，立即溃不成军，终将被敌人彻底消灭，真正之突围，乃於状况不得已时，而作勇敢之牺牲，及作光荣战死之决心而突围，亦即「存心时时可死，作战步步求生」，基於此大无畏之牺牲精神和光荣战死之决心而突围，在战史上实鲜有不成功之战例，太公兵法上说：「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敌)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万人弗能待也，万人必死，横行於天下」，第六军於沈阳突围後，横行於数百公里之匪区，最後还能到达台湾，此无他，乃具有必死之革命精神；廖耀湘兵团其当时南距营口，北距沈阳，均为百公里之遥，其突围为何全军尽墨，因廖耀湘「自始至终坚持向营口转进」，其旨乃在「避难」，最後向沈阳突围亦仅为逃命，故此两者之成败，乃由此分野，此亦即所谓「敢死未必死，偷生未必生」。     葫芦岛撤军：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全军尽墨，林匪即以第一、第六纵队北进沈阳，另以第八、第九纵像分由大虎山、台安、辽中各附近南犯营口，我军为制敌机先，先将营口之第五十二军由海上转运至葫芦岛，该军在我海军舰炮支援下，且战且撤，自二十九五夜开始，先撤退非战斗人员、伤患、车辆，及少数骡马，各战斗部队一面与匪军浴血奋战，一面按计划逐次登轮撤退，三十一日五时许，全军逐次登轮完毕，在海军舰艇掩护下，驶出港口，惟第二师所乘之宜怀轮起火，除甲板上人员得临时弃船复行登岸，一面战斗一面临时另觅小舟外，未及逃出火海者丧身二千余人，十一日一日午後最後一艘运输船抵达葫芦岛，乘小舟之官兵亦於二日抵达。该(二)日亦正「沈阳日落」，林匪乘势正准备倾其全力入关，华北局势紧急，会战亦正风雨即至，当时负责葫芦岛国军指挥之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接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统一指挥该地区之陆、海、空三军，负责葫芦岛撤军。     当时在葫芦岛之陆军，计有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司令部、第六十二军(辖第九十五、第一五七师)、第九十二军(辖第二十一、第五十六、第一四二师)、第五十四军(辖第八、第一九八、第二九一师)、第五十二军(辖第二、第二十五、第二九六师(新编入))、第三十九军(辖第一0三、第一四七师)，总计十四万余人，另军品二万余吨，大军於敌前撤退，实非易事，杜聿明奉命後，召集陆、海、空、勤负责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密商三军联合作战及地面部队撖退事宜，当决定运输方面，由联勤调集停泊於塘沽及秦皇岛海轮二十四艘，青岛海轮六艘、上海海轮十四艘，合计四十四艘，克日葫芦岛待命，另加海军特编混合舰队之运输舰艇，撤退之掩护，陆上掩护，第五十四军在海、空军密接支援下担任掩护，海上运输掩护，由海、空军协同担任，十一月四日，首批船只到达葫芦岛，因平津方面情况紧急，决定先撤运由华北方面抽调之第十七兵团司令部，与第六十二、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於塘沽登岸，参加平津方面作战，其余船只亦陆续到达，至七日撤出七万余人及军品约万吨；此际青岛及上海之船只亦先後到达，继续撤运第三十九、第五十二军，最後撤运掩护部队第五十四军，直驶上海登岸，准备转用於徐、蚌方面，六日夜除掩护部队外，其余部队及军品均已上船，继撤退掩护部队，第五十四军最後一艘船只，於九日夜安全驶离葫芦岛，杜聿明等高级负责人员於所有部队及军品均撤退完毕始登舰，因此各部秩序及纪律均非常良好，此即所谓「将帅无偷生之念，士卒当有敢死之心」。     东北战场最初由杜聿明率军经强攻出关始，於葫芦岛经紧急会议後，打下锦州，西攻承德，规复热河，进兵察北，继挥师转北宁路、中长路北进，收复沈阳，攻占四平、长春，直捣哈尔滨，右席卷吉林，左席卷扶余，兵逼齐齐哈尔，於第二次停战令後再规复辽东半岛，雄师耀马鸭绿江畔，但几经变故，及人事沧桑，锦州不守、长春易色、沈阳日落，最後杜聿明临危授命，复於葫芦岛经聚急会议率军撤入关内，但当年所率之雄师，仅剩迭经创伤之第五十二军，同人同地仅不同时遇此两种不同之情景，就杜聿明而言，其感慨何止万千，後人读史至此，亦能无感慨。葫芦岛撤军，诸多史家常喻之为敦克尔克，作者对此实难苟同，因英军之敦克尔克乃丢甲弃盔而逃，我军於葫芦岛为全军撤退，自不可予以相提并论。此次撤军成功之主要因素，乃自戡乱战争以来，我战场第一次出现统一指挥，第一次出现三军联合作战，第一次出现方面大员亲临前线，第一次出现依计划作战；若问戡乱作战为何挫败，由此反面论证必可得一二。 经验教训：     东北战场最後一役辽南会战，若以此来观察戡乱战争之全貌，实有「见一斑而亲全豹」之弊；但「一叶落而知秋至」，以辽南会战为例而举一反三，戡乱战争为何挫败，亦可知其梗概，且当时我各战场之情势亦概略相同，故就此来总结经验教训，概不致有误。     一切操之在我则存：共产匪徒最狠毒之一手，就是控制人民的胃口，以其粮票、布票等，使人民不辨青红皂白，成为有奶就是娘；而美国最狠毒之一手，就是以美援控制弱国的生命，依其财大势大，以美援如鸦片，先使其对方吸上毒瘾，然後以此毒瘾控制对方之生命。八年抗日战争，当时我以东方弱国，抗击东方头等之强国日本军阀，争取最後胜利，世人均讥之为神话，在八年抗战中，我虽没有一切外援，但一切操之在我，全依自力更生，终於打倒日本军阀。我全国军民，於抗日战争中，忍受不可名言的物资缺乏，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夕，实已至民穷财尽，於抗日战争胜利後，忍受不了美援的诱惑，并误视其为「雪中送炭」，欣然接纳，殊不知此美援犹胜过鸦片；一经吸上毒瘾，则一切操之在人，操之在人则亡。故戡乱战争尚未开始，即被美援染上严重之毒瘾，以停止美援强迫我和共匪和谈，并於我军专行动决定性之关键，以美援为撤手，强迫我先後下达三次停战令，东北战场失败之根本，即为第二次停战令；另以美援强迫我国军裁编，军改为整编师，师裁撤一个团，改为整编旅，除裁撤三分之一以上番号与兵力及打破我军团队精神外，最狠毒之一手，乃为强迫我「政治」退出军中，此不仅是解除我军精神武装，且使我军民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相反的，匪军则以「政治挂帅」，及无限制裹胁民众，无限制扩军，美国於调处中合作「掩耳盗铃」。待我军事已处於极端不利，民心土气业经痪散之际，亦部美国调处终止之时，再来一个落阱下石，停止一切美援，最後於我辽南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均相继失败，整个大局之败局已定，再以「白皮书」对我想来个「赶尽杀绝」；此不仅我中华民国於抗战胜利後误上「美援之贼船」，遭此破国之痛，越南、高棉遭亡国之痛，世人均知乃是受美援之祸，若非民国五十四年美国宣布对我停止经援，恐时至今日我仍仰美国之鼻息，又何来今日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又若非长中美共同防卫条约束缚，就事论事，我早超越台湾海峡，踏上大陆国土。满清未季当我民族吸染英国鸦片之毒瘾，欲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乃必先根绝烟毒，今日欲中兴复国，则必须喝下最後一剂苦药，彻底根除美援之毒瘾，将国家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心理等均建设起来，一切操之在我则存。     永勿忘精神与智能之真理：法国福煦元帅在其战争内说：「一八七0年普法战争，法军之溃败，乃由於忘记最平凡的精神力和智能之真理」，我戡乱战争之挫败，及本书以前各章所论及，和本款以後所论及，莫不由於忘记最平凡的精神力和智能之真理所致，而万流乃源於一本。国父说：「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也」、「精神诸力，实得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又说：「我们被满清征服了以後，四万万人都是在睡觉，不但道德睡觉了，智能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能也应该唤醒他」。     抗日战争胜利，为世人讥为东亚病夫之弱国，一跃而成为上界五强之一，而一步登天，祗顾虚荣，不问实质，其後果乃因福得祸，使抗战之精神遂随胜利而涣散，以胜利之姿态争相接收，祗管升官发财，作威作福，根本忘记在日本军阀八年铁蹄蹂躏下的民众疾苦，如何去安抚流亡，协助其重建家园，如何去复兴农村，恢复社会秩序，如何去实践三民主义，使全民共享胜利之果实，如何将国家迅速建设起来，能名符其实成为五强之一，此等问题恰为我当时接收人员将其置诸脑後，而共匪乃大肆宣传我各方面接受大员为「五子登科」，在共匪恶毒宣传下，匪又乘机高唱「分田、穷人翻身」等口号，及以「小米加步枪」为号召，由於民心之向背，精神遂之痪散。     次为接受美国调处与共匪和谈，抗日战争由於民族意识所产生之精神已不复存在，在此和谈之乌云掩口下，我一切政治主张及宣传均失去主题，复无为全民所关心之实质政治绩效可昭示於全国，因此，全国国民对战争目的不明，政治意识模糊不清，敌友难辨，而共匪及国际与共匪同路人，国内为共匪所利用之在野党派和标榜中立人士等，对政府无所不加恶毒侮蔑和攻讦，以及共匪职业学生到处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之游行示威，致全国民心瘫痪，今日之士气须植基於民心之中，因此士气亦随之瓦解。     再次为除前节所述美国以美援强迫我政治退出军中，解除我精神武装外，乃我为美援之物质所迷惑而走上歧途；自恃美式备优势而唯力是视，而忘记国父所说「物资能力，仅得其一」，当时就会夸下海口「祗要大军一动，在三至五个月之内，即可彻底削平匪祸」，於实战中经接连之失利，损兵折将，又完全丧失信心，由轻视匪军而转变为畏惧匪军，土气亦随之直线下降，军队之士气乃为精神之代表。由於革命精神之丧失，见怪不怪之事亦均层出不穷，例如：方面军人员以及地方高级党、政大员，永远是坐镇或迷恋於後方几个大城市，而养尊处优，各战区、各部队互不协调，互不呼应，互不策应，见友军危急而不挺身赴难，各保实力，隔岸观火，对上级命令不是公然抗命，就是敷衍或阳奉阴违，一切上级均成为包办；下级亦成为算盘珠，不拨不动，以及如何谎报战果、谎报匪情，反视为能事，始创获得补给及补充，许视有无神通广大之本领；以上种种乃均为史实，於辽南会战之史实中即可概见一般。於戡乱战争中亦不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仁人志士，创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迹，而使我革命先烈之革命精神，得以一脉相传於我台澎金马复兴基地，而我扬光大，如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之於孟良崮、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之於开封、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之於宜川瓦子街、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鏖之於易县、郭景云之於新保安，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之於辗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之於陈官庄，以及太原五百完人等，均永远活在我中华民族心坎中，求仁得仁，留芳千古。     战争当以武力战为代表，在武力战中不可唯力是视，而全凭斗力。楚汉之争，刘邦曾对项羽说：「舍宁斗志而不斗力」，所谓「以一当百」、「以寡击众」、「以弱敌强」，此不是全凭斗力，而主在斗智，若全凭斗力，就科学上一加一祗能等於二而言，则一不能当百，寡不能敌众，弱不能敌强，然在战史上其所以「一可当百」、「寡可击众」、「弱可敌强」者，乃全为斗智之工夫，所谓战略战术，说穿了就是斗智。戡乱战争我军之挫败，并非我军「力」不如匪，更非败於斗力方面，乃完全败於匪军的阴谋诡计，是凡亲身参与戡乱战争者，对此必一致肯认；以越战为例，美国出动陆海空军五十几万精锐，飞机遮日，舰满海洋，除核子武器外，其余所有最新式武器均统统出笼，但为何竟被几个饿得要死之越共打得焦头烂额，最後仅落得个不光荣撤退，美军此绝非败於斗力，而在败於斗智，乃智不如人。     在戡乱战争中我为何忘记智能之真理，此首为轻视匪军，咸认为匪军乃是一群草莽、土匪，最多也是一群老粗，根本不懂什糜战略战术，而忘记匪军具有三十年的实战经验，每战又必彻底的总结其经验教训，此即所谓「经过千年山洞中煎熬，虽不成圣果，也成妖精」，匪军即为此种妖精，亦即所谓「盗亦有道」。     次为我军之智能通常是被动的由上而下，一般自负心为「官愈大，学问愈大；升了官其学问也升了，及司令部愈高，学问也就愈高」，不了解个人的智慧永远是有限，不相信「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喜欢个人单打独斗，及闭门造车，或仅凭个人之直觉，而刚愎自用；匪军恰与我完全相反，其智能通常是主动由下而上，每一战役或战斗，由其最基层之班或小组先提供意见或方法，逐级向上反映及逐级再补充提供，最後由其最高阶层作成总结，交由其下级去实施，此即共匪其所谓「由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实践」；共匪其所标榜的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其强调的是「唯有大众之智慧，才是无穷无尽」，其提倡的是「依据大众环境、经验，及大众的智慧，不断的表演各式各样和多彩多姿的大众战术」，因此匪军的各种阴谋诡计，随之乃层出不穷，越共亦师其衣钵。革命者是永不承认有无法打倒之敌人，敢於打倒敌人，敢於取得胜利，但必须有打倒敌人之方法，保证一定能打倒敌人，一定能取得胜利，此打倒敌人之方法，乃就是最平凡的智能，在抗日战争中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今日的口号应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所谓「众志成城」，而「众智必成」。     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共产匪徒之人民战争，乃系窃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民战争」之理论，因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永远是人，而将人的思想予以毒化，即其所谓人民战争，马克思说：「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国家，不可墨守传统的作战法则，必须以全国国民武装，而行集体反抗」，此即为克劳塞维茨国民战争理论「唯有全民众力量，始足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所谓「以敌为师」，其本旨乃在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毛匪其所谓人民战争匪其所为人民战争，另一为「走群众路线」，毛匪在「国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务」一文内说：「挽救这危机唯一的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目的」。二为「武装斗争」，亦即其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匪在武装斗争里说：「孙中山先生说：今後之革命，非以战为师，否则断无成就。」；这也是抛弃我国民革命的战争本实，窃取战争力手段。在戡乱战争中，毛匪不仅窃取我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战争的手段，还窃取了国父四十年经验及我八年抗战经验，再「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来击败我们；而我们不仅在整个戡乱战争中都在睡觉，直到今天恐怕还有人在睡，对毛匪此凶狠毒恶之阴谋尚未发现。简单说来，戡乱战争中，共匪是窃用我对日本军阀的战争方法和手段来对我进行战争，而我恰抄袭日本军阀对我的战争方法和手段对匪进行战争，胜败乃由此而定，兹再扼举要例如次，期能借以惊醒梦中人。     全民战争方面：抗日战争，乃我「国民革命」延续。人无分男女老幼，以全民众之力量，来抗击日本军阀之单纯军事力量；戡乱战争，我「国民革命」都在睡觉，共匪则以「人民战争」，无限制欺骗利诱、屠杀恐怖裹胁民众，抗击我单纯的政府和军队力量。     全面战争方面：抗日战争，日本军阀汝恃其装备优势，沿我主要交通线行长驱直入进攻，我军则避其锋芒，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放弃重要城镇，占领次要城镇和广大乡村，「地无分东西南北」，行全面抗战。戡乱战争，我军依恃装备优势，沿主要交通线行长驱直入之进攻，匪军则避我锋芒，让大道，占领两厢，放弃重要城镇，次要城镇和广大乡村则行面的占领，以乡村包围城市，战争的全貌，乃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之分。     战略持久和速决方面：抗日战争，日本军阀采战略速决，其会夸下海口，以三至五个师团兵力，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我军则采战略持久，以空间换取时间，否定日本军阀战略速决；戡乱战争，我采战略速决，当时我亦曾夸下海口，祗要大军一动，在三至五个月之内，即可彻底消灭共匪，而匪军则采战略持久，否定我战略速决，依其「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到「战略进攻」三部曲，走完其叛乱战争全过程。     决战方面：抗日战争，日本军阀因采战略速决，企图寻求我主力决战，但到处均以兵力换取我空城，我军因采战略持久，与敌进行有利之决战，不利之决战坚决避免，未至战争最後决胜阶段，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淞沪会战看准风头，适可而止，主动转进，首都南京及徐州、武汉重镇主动放弃，保存主力，直至最後日本军阀败局已定，我军於滇缅边境反攻开始，始与日本军阀睹总成总败之决战；戡乱战争，我军因采战略速决，企图寻求匪军主力决战，但到处一拳打下去都是风，匪军采战略持久，与我进行有利之决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我军，不利之决战根本避免，以空城换取我兵力，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沈阳、长春、张垣，以及其巢穴延安亦均主动放弃，以保存主力，直至戡乱战争我败局已定，於辽南会战开始，始与我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接看便是平津会战、徐蚌会战。     彻底集中兵力方面：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训练等处於劣势，祗有在兵力上造成优势，故每战通常彻底集中几个军兵力，打日本军阀一个师团，亦即每战在乓力上对敌造成五至十倍的优势；戡乱战争，匪军因装备训练处於劣势，而在兵力上造成优势，实施「以大吃小」，毛匪在其十大军事原则内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造成四至六倍以上之优势」，实际常达十倍以上之优势，此即通常所称匪军之「人海战术」；实际此战术并非匪军所发明，仅为窃用抗日战争中我军之战法而已，在全民战争中，以全民行集体反抗，亦为必然之结果。     後退包围歼灭方面：前进包围歼灭，必须装备及军队之速度远优於敌人，否则乃为可期而不可求之事。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处於绝对劣势，两腿敌不过车辆四轮，故对日本军阀通常采後退包围歼灭，如台儿庄会战，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桂柳会战等；戡胤战争，匪军亦因装备处於劣势，且便於其兵力集中，及得民众条件与地形之利，对我军通常采後退包围歼灭，即匪军所谓「撇开双手，诱敌深入，彻底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以及匪军所谓「口袋战术」。     夜暗及特种天候地形作战方面：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火力、空军等均处於绝对劣势，军队运动及作战，为百分之一自於夜暗进行，并选择恶劣天候、地形状况下与日军决战，以及广泛的实施交通破坏战；戡乱战争，我军处於装备优势，且因由轻视匪军而转变为畏惧匪军，故无论军队运动及战斗均在白画，通例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入夜暗除非为被动应战，否则完全进入静止状态，而军队无论是运动或作战，习惯是走大路不敢走小路，但在共匪广泛而又彻底的交通破坏战下，又到处是寸步难行；匪军装备、火力均处於劣势，根本即无海、空军，且轻装便於运动，故其军队运动、作战，百分之百均在夜暗，除非为扩张战果或看破最有利之战机(如伏击战)可能为例外，并选择或诱致我军於恶劣天候、地形状况下作战，特别是利用夜暗及山区之掩蔽，秘密运动其兵力，突然於我军侧背和後方出现强大兵力，使我尚未见到结果之前便已知战败，辽南会战林匪对我廖耀湘第九兵团作战即为一例。     总结说来，戡乱战争，我军自恃为五强之一，且因美援装备之优势，抛弃了抗日战争中的一切，而采用日本军阀在抗日战争中经失败之方法对匪从事战争，此诚如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内所说：即「有一个码头苦力，原靠一枝竹贡和两条绳子过活，後来以积蓄的十几块钱实了一张吕宋彩券，收藏在竹贡内，至开奖时一见号单，果然中了头彩，可发十万元大财，今後再也不要靠竹贡和绳子过活，因此一高兴把手中的竹贡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也就一切都完了」。这竹贡和绳子乃我在抗日战争中打倒日本军阀的工具和方法，吕宋彩券的中奖乃抗日战争胜利和接受美援，因这彩券还藏在竹贡内，一高兴把竹贡和绳子都投入海中，不仅抗日胜利的果实和美援都沉入海底，而往日靠以过活的竹贡和绳子也没有了。可是这竹贡恰被共匪检去，以我在抗日战争中打倒日军的方法对我从事战争，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在战争中因战胜而兴奋或自大，其战胜之经验教训，在战胜者通常最易忽视或忘记，但旁观者清，故此战胜之经验教训通常为他人或被新敌人而加以利用；相反的，战败者所遭受之痛苦最深，战败所得之经验教训，其即象最为深刻，若能据此而卧薪尝胆，则失败为成功之母。     欲制其人必反其道欲制其人，必反其道，此决非研究对策，因对策乃为「兵来将挡，水来土堰」之消极被动，一切主动均操之在敌，一切有效之对策亦将均成为无效；在戡乱战争中我一切均为研究对策，但没有一个对策是成为有效，其理在此。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以人类(敌人)的弱点为前提」，故欲制其人，必反其道，乃是找到敌人「阿契勒斯的足踝」致命弱点，主动的予其致命之一击，即可轻易的使粕颔命。共匪的一切邪恶渊薮，均在其所谓「人民战争」；其「人民战争」，乃窃取我国民革命之方法，此方法即为「以全民众之力量，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此力量确可使「高山点头，流水让路」；而抛弃我国民革命之本实，此乃为其「阿契勒斯的足踝」致命弱点；毛匪人民战争的基本论点，乃为「突出的政治」、「走群众路线」、「武装斗争」，其「突出之政治」，也就是在共产主义下所施行之暴政，此暴政乃为其人民战争之本实，其所以「批孔扬秦」，因为其人民战争之本实。国民革命之本实，乃如国父所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国父所说这个道统，就是皆以仁为本，全部三民主义，无一字一句而不是「以仁为己任」，国父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动机在救人，其本务在行仁，其方法在唤起民众，以全民众之力量，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毛匪人民战争之本质如再略详为说明，乃系遵循列宁之教条「为了革命，不惜采任何手段，也不妨杀死人类一半」、「奴隶必有主人，我们便是主人」，再加上毛匪疯狂、仇恨、自私、残暴、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的毛泽东思想，而总其大成，在共匪人民民主专政之暴政下，乃共产党徒为主人，人民为奴隶，共产党徒为刀俎，人民为鱼肉。故欲消灭共匪，必须以我国民革命，覆灭共匪人民战争，在此整个练条中最重要之环节，乃在以仁制暴，亦即以仁胜不仁；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此即「欲制其人，必反其道」；孟子又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毛匪死後尚尸骨未寒，毛妻江青被捕入狱，毛侄毛远新被杀，此乃「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之明证，今日匪区高唱「政治学台北」，乃为其人民战争已亮起红灯。     因此，我反共复国战争，在战争方面要「藐视共匪」，因以至仁伐匪之至暴，乃稳操必胜之算，故要敢於打共匪，敢於取得胜利；但在战略方面要「重视共匪」，亦即在「群众战」和「武装斗争」方面，保证确有方法、有能力一定能打倒共匪，一定能取得胜利。有关「武装斗争」，就其狭意言也就是「武力战」，留待以後各节内再予记述，关於「群众战」其范围至广且最为重要，包括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领导民众对敌展开斗争，以及统一战线等等，於此实难尽书，仅能就其中几个关键性问题加以记述。     首为民众领导统御问题，这个问题如不注意，所谓「唤起民众」，民众真正起来以後，又害怕民众，且会怕得要死，犹如叶公好龙，真龙果然出现，结果反被真龙吓死；如何领导统御民众，乃带民如带兵，必须恩威并济，有威无恩则民不服，有恩无威则民不可用，孙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又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故民众之领导统御，若有恩而无威，则民众将成为「骄子」，不是成为不可用，就是将成为法国革命时之暴民政治，亦即今日「民主」必须紧随「法治」之理；共匪裹胁民众，其「欺骗、利诱」乃示之以恩，「屠杀、恐怖」乃示之以威，虽其手段不同，但与恩威并济之理仍相通。次为民性似水性，堵塞将泛滥成灾，疏导可收百益，昔启治水，筑堤防水，水患益深，至其子禹治水，疏九洲导水大海，不但治平水患，且收沿岸灌溉等百利；全民关心国事，这是一件好事，代表看已唤起民众，民众的意见，对的立即照办或改革，不对的要耐烦的反复加以说服，特别的是要人尽其才，一切意见和一切力量，均将其疏导而纳入正流。     再次为「民众如水，政府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亦为敌我在群众战中最吃力之一环；其根本乃为「国民革命」必须建立在全民自愿支持上面；领导国民革命，须如国父所说：「今日之革命，立於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心者为民众之利益，所发抒者为民众之情感」。     最後总结的说来，反攻复国战争，必须唤醒国民革命，以我至仁的、至正的，及代表全民众利益的国民革命，伐共匪至暴的、至邪的，及祗承认一个阶级利益的「人民战争」，在战术上藐视共匪，在战略上重视共匪，保证一定能打倒共匪，一定能取得胜利。     没有战线的战争：无论是国民革命，或共匪其所谓人民战争，战争之方法均为全民参战，由於全民参战之结果，其武装斗争趋於无限，乃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形成「无人不战、无地不战、无时不战、无事不战」，战争的全貌，是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成为没有战线的战争。在我戡乱战争中以及越战，就从来没有一个「绵长连接不断的战线和正面」，也没有「敌我双方行面对面的攻防进退」的正面作战，在战场或在敌我的态势图上，祗有「红、蓝」两色的大块和小块，或是红圈和蓝圈，且敌我相互交错其中，作战乃是如同在下围棋，敌我双方在这整个棋盘上，乃是落子、部局、包围、做眼、叫吃，战场上动的一面，也祗见到运动和歼灭，此种新型战争，在戡乱中之我军及越战中之美军，事先无论在观念、心理，和部队训练都无此准备，故一临战场，不久无论在心理和物理方面均丧失平衡，由攻势转为守势，在守势作战中，确保心理和物理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四周防御，因此由守势遂转为纯消极防御。在此新型战争情势下，首为「攻势作战」与兴「守势作战」，已无俨然之区分，乃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相互渗透，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先总裁蒋公之「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军事思想，乃纯系基於戡乱战争之经验教训而产生，所谓「边边可自保，面面可制敌，各角互犄合击」，其原理即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相互渗透，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唯有如此在新型战争中，始是永保「心理」和「物理」之平衡，使一切战力始能充分发挥；亦唯有「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始是永保战场之「主动」和「行动自由」，於作战中祗要能将主动和行动自由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则必可战胜，无奈我国军各级干部对此一军事思想被科学引入歧途，不是在纸上画三角彩，成为纸上谈兵，就是将部队於实地上硬性部成三角形，而作机械式运用，如此使其精神於其躯壳中蝉脱，军事上之活的原理，亦成为科学上死的公式。如何去正确的了解和运用「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军事思想，实亦仅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欲加以阐述，亦祗有置身於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如何使「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去加以了解和运用。     次为军队指挥问题，问题之一，乃在此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之作战方式下，高级指挥官必须亲随部队行动及亲临前线指挥，始能把握战场瞬息千变万化之状况及瞬息即逝之战机，适时、适地、适切解决「打」兴「走」、「追」和「退」之问题，在戡乱战争中共匪之「五虎将」林彪、陈毅、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等，无一不是亲随匪部行动，及亲临前线指挥，直至窃取大陆为止，而当时我各方面军大员，是永远坐镇於徐州、北平、西安、沈阳等几个大城市之内，於共匪攻陷这几个大城市之前，从未出这几个大城市之城门一步，仅傅作义可能是一个例外。後令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奈为时已晚；问题之二，乃在此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之作战力式下，通常是由前向後指挥，正如炮兵前进观测员「有的放矢」由前向後要求射击，非为炮兵连连长於後方「无的放矢」下命令射击，此种由前向後指挥，一方面前方之下级一见有歼敌之好机，立即向上级要求，上级是随说随到，因情报来得及时准确，只要出兵必获全胜，另一方面因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随时掌握战场最新之状况，其所下达「攻、防、追、退」之命令乃是由前线向後方下达；简单的说；由前向後指挥乃「跟我来」，由後向前指挥乃「向前推」，此为「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与「被动性、消极性、落伍性」之分野；戡乱战争中之匪军及越战中之越共，通常系采由前向後指挥，相反的，我军及越战中之美军则仍固守由後向前指挥之传统，但以阿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则采「跟我来」之由前向後指挥，第四次以阿战争以色列军队如邓艾渡阴平东渡苏伊士运河，奇袭埃及军之背後时，其国防部长戴阳身先士卒渡过该河，其精神深值我高级将领所效法。     再其次乃为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乃「民众即战场，民众即後方」，所谓「军队如鱼，民众如水」，乃为千真万确的事，所谓「民众即战场」，即大学上所说「有人斯有土」，没有民众积极支持，也就没有土，军队成为两脚不若地与敌人作战，将被敌人一推就倒，通常所称之「战争面」，此乃仅是一个抽象之名词，这个「面」不是死的土地，乃是活的人，也就是广大的民众；所谓「民众即後方」，因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但实质的後方就是民众，军队祗要得到广大的民众积极支持和保护，到处均是安全的後方，到处均可得到补给；因此，我战地党、政要员，在观念上不是等待或依赖军队规复土地後，再去开展地方政治、发展地方党务，而是要「未收其土，先收其民」，在作法上不是坐在衙门内办公，而是要深入群众，昼夜不停的做民众工作，并努力使自己的宣传诺言实现，唤起民众，继则尽全心全力的将民众广范的动员、组织、武装起来，以支援军事及巩固既得胜利。     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国民革命或共匪其所谓人民战争，其所不同於一般战争者，乃在武装斗争中，区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主力兵团乃为正规军，执行正规战，解决战争中决定性问题，地方兵团乃为地方武力，此为民众自动参战之结果，以於原地方支援主力兵团作战，及保卫地方政治为主，除特殊情况外，不行超越地方性作战。地方兵团支援主力兵团作战，通常担任敌情、地形之侦察，补给及时准确之情报，为主力兵团担任内线及外线之警戒，使主力兵团获得充分之休息，及提供先期情报，防敌袭击或奇袭；担任先期作战、扰乱、消耗、疲惫敌人，使主力兵团达「先疲後打」，担任佯动、谋略作战，使主力兵团达「先惑後攻」，掩护主力兵团之进攻及转进，以及掩护运输和俘虏、伤患之後送等；总之，在此没有战线之新型战争及共匪以「人民战争」与我相对抗之状况下，地方兵团为主力兵团之丰富羽毛，没有丰富之羽毛，主力兵团将飞动不得，仅能猬缩於城市或据点中，作消极防御，即勉强采取攻势，不是「无的放矢」，一拳打下去都是风，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到处遭受敌人伏击、奔袭、後退包围歼灭等；国父说：「使用革命武力之方法，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因地力兵团乃为民众武装，亦为民众自己之武力，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即为武力与民众相结合。     地方兵团之保卫地方政治，因在战争及共匪以人民战争相对抗之状况下，政冶如无武力相随伴，则绝难产生效果，毛匪曾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有了枪就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匪所谓「有了枪就可以造民众运动」，也就以枪杆子、刀把子裹胁民众，进行其所谓「人民战争」，故在共匪以人民战争相对抗之状况下，唤起民众或争取民众对军队之友谊，此仅为开端，尚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戡乱战争，不仅战地民众均倾向於我，即连共匪其所谓「老解放区」内之民众，亦无不倾向於我，然每当我军事行动向民众询问匪情，民众明知匪军即身旁，但民众不仅是一问三不知，并多方掩护及协助匪军，或当我军尚未到达前，早就携带锅碗食粮避入山中，以坚壁清野以对我军；民众既倾向於我，为何又甘愿与我为敌而有利於匪军。此决非为民众甘心情愿，因无组织、无武装，而又无人领导之民众，在共匪枪杆子、刀把子屠杀恐怖下，乃如羔羊般之驯服，为共匪裹胁而任其驱驶。     故以国民革命抗击共匪人民战争，当唤起民众，必须乘机将民众迅速组织、武装起来，并领导民众，对匪展开武装斗争，民众有了组织，又有了枪可以自卫，并有人领导，更有主力兵团为其撑腰壮胆，不但不怕共匪屠杀恐怖，不受共匪裹胁，且将由恐惧走向无畏，敢与共匪展开斗争，此即国父遗嘱所说：「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但武装民众，并非每人均须拿枪，祗有战斗员始须拿抢，以村(里)为根本环节，向上组织各级之地方武力，此即谓地方兵团，其余民众，行分门别类组织，担任情报、情报封锁、运输供应、放哨盘查、锄奸肃伪，及积极展开生产，不疲不倦支援前线，使每一有枪之战斗员，均有一大群有组织、有任务之民众予以积极支持和保护，这样就可保证一定打胜仗。     最後说到地方兵团如何保卫地方政治，乃当强敌来犯时，不可采消极防御或固守城镇，而要与民众同生共死的结合在一起，以小武装帮助大武装，大武装支持小武装，於原乡原土内以非正规战法与敌行艰苦坚持，及与敌展开「党、政、军，民」联合斗争，竟管敌进我退，或是与敌旋回打转，或是化整为零，或是暂时融化於民众之内，但绝不丢弃民众逃跑，绝不流亡至他乡他县，有时敌不进我亦进，一有机会即迅行化零为整袭击敌人；真正之「党、政、军、民」联合作战乃在地方兵团，党乃各级地方的党，政乃各级地方的政，军乃各级地方武力，民乃广大的民众，亦即各级地方所辖的民众，亦唯有地方兵团始能真正与民众相结合。戡乱战争之初期，我对地方武力作错误之使用，使其固守城镇而作消极防御，地方武力因装备寙劣且教养不足，如固守城镇作消极防御，乃为自取灭亡，而遭匪各个击破，至中期我地方武力不是流亡至他乡他县，就是以正规军固守之城镇为避难所；乃完全与民众及地方脱离，至後期为应急扩军，而将全部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军，但又未能及时建立新的地方部队，此无异是拔除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行孤军战斗，地方政治亦全面撤退至正规军据守之城镇内避难。地方部队升级为正规军，本为战时扩军或於战地行应急之单位补充良好制度，但须迅速建立各级地方新的地方部队，使环绕在正规军周围，遍布在广大的乡村，永远是广泛的地方武力，及环绕在正规战周围、散布在广大乡村，到处仍是活跃的非正规战，共匪人民战争的方法之一为「乡村包围城市」，摧毁共匪「乡村包围城市」唯一方法，就是我各级地方与匪展开「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则功效百倍。     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阵地战结合运动战：这是匪军的战略战术名词，简单说：在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为确保侧背安全和彻底集中兵力，没有单纯的攻击或防御，乃攻防混为一体，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交互运用，以此去了解「三角形攻击战斗群」之军事思想，虽不中亦不远矣。共匪说：「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此为其阵地战结合运动战的一般解释和运用；运用於围点打援时，围点於分进合击时为运动战，合围之後为阵地战，打援为运动战；阻援打点时，阻援为阵地战，打点於开始时为运动战，待合围後行阵地攻击时又为阵地战；当实拖机动防御时，为争取敌我兵力平衡或优势，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控存强大之机动部队，待敌兵力已疲惫及预备队已用尽，实施主动反击，行以多胜少；於实施机动会战时，以少兵先与敌人对战，行以少胜多，控存强大机动打击部队；待敌兵力疲惫及预备队已用尽时，即以此控存之强大机动打击部队，行机动奇袭使用向战场突进，造成敌人突发事件，使敌人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即自认战败。就辽南会战而论，第一阶段作战，林匪以一部於塔山、高桥占领大纵深阵地，以行阻援，此为阵地战，其主力依一点两面战术对锦州包围运动，乃为运动战，待合围後对锦州行阵地攻击，乃转变为阵地战；第二阶段作战，林匪以一部於塔山、高桥阻援，为阵地战，另以一部於黑山、大虎山之忌蚪区占领大纵深阵地，阻击我廖耀湘兵团先头，亦为阵地战，其主力对我廖耀湘兵团包围攻击，为运动战；无论如何变化或交互运用，其基本精神乃在各个击破；尔後之平津会战及徐蚌会战，共匪均采此同一之作战方式。一临战场，永远是感到兵力不足，如何去努力营造优势作为，此为战场指挥官之本分，又战场情况，绝无一厢情愿之事，在敌人意志尚未被屈服之前，乃敌我双方自由意志之竞赛，我在谋敌，敌亦在谋我，若不能永保心理和物理之平衡，一切战力永无法发挥，若无安全之保证，断无绝对攻击主义之可言，大军作战，应是攻防一元，攻防追退混然一体。     一地固守及外线作战均有其条件：一地固守，其成功乃有其条件，条件之一，为时间有限而非无限，因天下绝无永攻不陷之城池和要塞；条件之二，乃为保有可供补给及补充之後方，以上两条件必须具其一，始可获致成功，否则不可能有其他奇迹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苏战争，俄军其能守得住史达林格勒，因其始终仍保有伏尔加河方面之後方，可获得源源不断之补给和补充，待德军第六军团於史达林枯勒被围後，情况乃完全不同，因其所有後方被俄军完全截断，形成四面被围，仅剩空中通道，大军补给和补充，全赖空中运补实难以思议，最後德军连战斗机均参加运补，但为杯水车薪，未久遂油乾灯熄，此经验教训并未能使我军有所警惕，戡乱战争中我动辙就是实施空中运补，且大多为高空空投，使最珍段之空军兵力，均无效的使用和浪费於该方面；本辽南会战卫立煌自始至终均坚持固守沈阳，但不具备一地固守两条件其中之一，其坚持亦仅是愚而好自用，最後亦仅能由死守到守死，使数十万生灵与此名城同归於尽而已。     外线作战，乃强者之战，除兵力须优势外，特须考虑战场上之「时、空」因素，及战场上之统一指挥，首就「时、空」因素而论，分进之各部队相距之「空间」，须在我完成合击之势以前，使敌人无各个击破我军之「时间」，或使敌人无溢出我包围圈之「时闲」，次就战场统一指挥而论，系指由本会之战场指挥官实施统一指挥，非为由坐镇於数千里外之方面军大员或统帅部行统一指挥，否则各部队行动必陷於「鼓响锣不响」，而遭敌人各个击破。     戡乱战争中，也可以说我军根本没有「时、空」观念，正如旧式小说一样，不问两地相距多远，人人均可成为孙悟空，说到就到；因此不问两军相距多远，均凭直觉，以两军行「南、北，」对进，或行「东、西」对进，以行夹击匪军，此即当时「一得之喜」的外线作战，其结果不是遭匪各个击破，就是在我军尚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匪军早就溜之一空。例如民国三十五年六月晋南会战，以第一战区整编第一军(辖整编第一、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九十师)由运城附近，及第二战区第三十四军和暂编三十九师由临汾附近，沿同蒲路附近地区，行南北对进，夹击晋南陈赓匪军，运城距临汾达一百二十公里以上之空间，结果陈赓匪军先各个击破临汾附近我第二战区部队，我残部北退至灵石附近地区，继则陈赓匪军复转兵南进，於临汾以东之官雀村各个击破我第一战区正北进之整编第一旅，该旅由第一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建军初成立之第一个师。又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张垣会战，以第十一战区之部队於北平附近，第十二战区部队於集宁附近，沿平绥路附近地区行「东、西」对进，夹击华北聂荣臻匪军，北平距离宁远达四百公里以上，幸我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之大骑兵集团行动迅速，我第十一战区部队於怀来附近未遭匪军各个击破，但在我尚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匪军早已溜之一空，仅收复张垣之空城。又民国三十六年二月鲁中莱芜、吐丝口之役，我以欧震兵团於陇海路附近，李仙洲兵团於胶济路附近，行「南、北」对进夹击鲁中陈毅匪军，陇海路至胶济路间之直线距离在二百六十公里以上，且其忌蛐有难以克服之沂蒙山区，而该两兵团在战场上又无统一指挥，南方欧震兵团前进至临沂附近即停止前进，祗剩北方李仙洲兵团向南独进，该兵团进抵莱芜、吐丝口附近，遭陈毅匪军包围彻底歼灭。辽南会战仍沿用以往之惯例，以廖耀湘兵团於沈阳附近、侯镜如兵团於锦西附近，沿北宁路附近行「南、北」对进夹击林彪匪军，沈阳距锦西远达三百公里，其间关山阻隔，匪情阻碍，且战场又然统一指挥，南、北两兵团行动陷於鼓响锣不响，此外线作战乃不卜而知，断无成功之可能，结果锦州城陷兵亡，廖耀湘兵团复遭匪各个击破。於作战中不仅失败之方法不可再用，即成功之方法亦不宜再用，惟我惯於沿用迭经失败之方法，夫复何言。外线作战除前述之「时、空」等因素外，且沿一条主要交通线行「南、北」或「东、西」对进，对敌亦根本未能构成合围之势，匪军作战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就是成功，亦仅是将匪军赶走而已，即匪军一见不能打之状况，早就溜之一空。     直接路线与间接路线：所谓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最简明的说注，就是前进路线或接近路线，系采直线和曲线之分，根壉科学「两点间最短之距离为直线」，凭直觉也是直线为最捷近，但所谓「科学」和「直觉」，乃为无敌情、地形等因素存在，直线和曲线若加减敌情、地形等因素後，其实将突为之一变，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於无人之地也。」，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後人发，先人至。」，故在作战中必须「知天、知地、知彼、知己」，始可称已进入状况，进入状况後所下定之决心和采取之行动，始不致有误。戡乱战争，我军惯於采取直接路线，攻击亦采正面攻击或为平推战术，此因於战争之前期唯力是视，轻视匪军，至战争後期又成为畏惧匪军，而不敢放胆包围迂回，此乃孙子所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无勇气打开此难关；匪军亦摸清我军行动规律，故无论阻扰打点、围点打援、後退包围、伏击等等，无不十拿九稳，以本会战为例，匪军占领塔山、高桥大纵深阵地，必可阻止我侯镜如兵团之北进，祗要死守黑山亘大虎山之大纵深阵地，其余地区部不置一兵一卒，亦必可阻击我南进之廖耀湘兵团。英国李德哈达在其战略论内说：「当敌人有备时，决不要把你的力量投掷到这个打击之中」，「当一次尝试失败之後，不要再采此同一路线，或采此同一作战方式，以来再发动攻击」。辽南会战，我军明知林彪匪军於北宁路及其以西地区已有备(於该方面部署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北宁路以东地区兵力空虚(仅为匪两个独立师)，而硬将廖耀湘兵团投入北宁路及以西匪军有备之地区，此违反李德哈达前条原则及孙子所说：「趋其所不意」原则；侯镜如兵团於第一阶段作战中，对塔山、高桥匪军大纵深阵它攻击已尝试过失败，於第二阶段作战仍采取此同一路线，对塔山、高桥匪大纵深阵地再发动攻击，此又违反李德哈达後条原则，及孙子所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原则。国父在民权主义第五讲内说：「有一天我从上海法租界要赶到虹口，但祗剩十五分钟时间，很不容易赶到，便找汽车夫问他能否赶到，汽车夫答可以赶到，坐上车後汽车夫不走最捷径的大道，专循弯曲的巷道飞驰急驶，我以为汽车夫在和我捣乱，故意走弯曲道路延迟时间，但不到十五分钟驶到了虹口，我便问汽车夫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条路，汽车夫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走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和行人货物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这就是「以迂为直」的道理。汽车夫是普通的民众，不是哲学家，不懂「以迂为直」之哲理，他是属於「行而後知」，由此可以说明在战争中随时总结经验教训之重要性，另应警悟到个人的经验、智慧永远是有限的，唯有群众的经验、智慧才是无穷尽，十五分钟由上海法租界到达虹口，国父当时认为是不可能，但一个汽车夫竟能变不可能为可能；因此，不要凡事自以为是，不要瞧不起群众，要多听群众的意见，须知三个臭皮匠，是胜过一个诸葛亮的。     先之先与後之先：先之先即为「先制」，於作战中乃敌我生死存亡之决斗，务分秒必争，及排除一切无效的时间浪费，以争取先制之利，迫敌追随我之意志及适合我之步调，直至彻底战败敌人为止，但先制并非先敌开始攻击，而是先敌完全有利之形势，及先敌发挥战力；例如外线作战时，於敌人各个击破或企图溜走之前，先敌完成合击之势，先敌发挥战力；遭遇战时，先敌完成作战准备，先敌发挥战力，奇袭乃是以有备击敌之无备，先敌发挥战力。後之先乃先制之利已丧失，须捕捉战机予敌致命之一击，或倾在全智全能，奇袭敌人，以夺回先制，即所谓「後来居上」，使主客易势，例如韩战时联军已丧失先制，经於仁川登陆，奇袭敌後，立即夺回先制；第四次以阿战争，以色列军队已丧失先制，经以奇兵於北翼迂回渡过苏伊士运河，奇龑埃及军後方，立即夺同先制，而主客易势。     本辽南会战欲以「先之先」掌握先制之利，须确实把握「时、空」因素，及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和精神以赴，在聂荣臻匪军尚未及参加决战前，先各个击破锦州附近林彪匪军，当时聂荣臻匪军三个纵队远在归绥附近，两个纵队在察南，另三个纵队在平汉路北段西侧山区，在「时、空」上均与我有利，我军「先制」之可能行动兹拟案如左：作战构想方针：东北及华北国军，以先制及决战为目的，对锦州附近林彪匪军采分进合击，速战速决，彻底歼灭该匪主力，再击灭聂荣臻匪军。     指导要领：为防匪对我实施各个击破，各兵团兵力编组及行动，在我完成台击之势以前，使匪对我任一兵团均无各个击破之可能。     本会战采「时间性」向目标地区集中，各兵团预定於九月二十一日十二时到达目标地区，据此各兵团决定开始行动之时间及所采作战速度。     为秘密我企图，各兵团在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务倾注全智全能，依秘密行动及采高速运动。     为防匪不能打就走，有效运用骑兵快速部队在空军近接支援下，迅速截断匪军之退路，完成合击之势，不分昼夜迅速压缩包围圈，及继迅突破歼灭。     义县守军务死守至九月三十日，使华北兵团行动有利及为其於会战时之後方掩护。     当匪军向我某一路兵团实施各个击破时，该路兵团依攻防兼施以对匪，其他各路兵团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及精神向匪後突进，完成合击之势。     本会战由最高统帅部指派战场高级指挥官，统一指挥参加本会战之陆、海、空三军，最初指挥所设於葫芦岛，会战时亲临主决战方面。     兵力部署及行动：     华北剿总：现有兵力计十一个军，四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四个骑兵旅。     以六个军、四个独立师，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确保张垣、承德、北平、天津、塘沽等战略要地；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彻底隔离聂荣臻匪军与林彪匪军会合。     以五个精锐军、三个骑兵师，编组为东进兵团，秘匿向承德附近集中，继经平泉、叶百涛、朝阳各附近，以高速运动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疾进，并以骑兵集团在空军近接支援下，先期进占叶百涛、朝阳，及支援义县守军，为兵团主力开路，暨截断林匪退路。     东北剿总：沈阳附近现有兵力计八个军、两个纵队、一个骑兵旅。     以一个军及两个纵队，守备主要机场，及於沈阳选择要点守备，诱匪来攻，使其与匪军主力分离。     彻底集中七个军及一个骑兵旅，编组为南进兵团，置沈阳及背後连络线於不顾，采高速运动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该兵团前进部署及行动如左：以一个军及一个骑兵旅，沿北宁路附近向南突进，实施佯动以欺骗匪军，及掩护兵团主力右侧背。     以四个军於沈阳附近经辽中、盘山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     以两个军於辽阳附近，沿中长路附近向南突出，袭占海城、牛庄後，以一部袭占营口，主力转盘山前进，与主力会合後继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     锦州兵团：现有兵力计三个军又一个独立师另第三十九军由烟台经海运葫芦岛。     锦州空城以待敌，以一个师之主力固守锦州车站坚固据点，准备死守，该师以一部於锦州城仅部署警戒部队，严密封锁情报，诱匪来攻。     为了更好之一跃，原在锦州之两个军秘匿向锦西行後退集中，编组为北进兵团，保持高度机动，配合东北东进兵团及沈阳南进兵团之行动，开始向北突进，为防林匪实施「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空心战术，向华北突围对进，该兵团须预为计划阻击林匪向南之进路，伏击、奔袭、侧击其主力。     葫芦岛附近海面之海军特编混合舰队，北平、沈阳基地之空军，倾全力支援本会战；但沈阳、锦州基地之空军，须准备适时向北平基地转移，以策安全。     对各兵团训令各兵团於运动中如遭匪军阻援时，务避免强攻，由各兵团指挥官临机独断，行大胆迂回前进。     各兵团向锦州附近目标区突进时，均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和精神以赴，置後方连络於不顾，华北东进兵团以空投补给为主，沈埸南进兵团以迅速取得海上滩头补给为主，锦西附近北进兵团由葫芦岛补给为主，会战期间各兵团以葫芦岛及大小凌河口暨其间滩头补给为主，空投补给为辅。     在当时匪军「五虎将」中，以林彪最为慓悍，刘伯承最为狡诈，聂荣臻几为最弱之一员，故在作战构想上隔离聂荣臻匪军，先行各个击破林彪匪军，绝非纸上谈兵，乃确具其可行性。就「战略要点」与「战场焦点」而论，当会战地尚未能概定时，认真说来，无「战略要点」，但有「战场焦点」，此「焦点」乃敌我兵力「分、合」之点，此点为敌人「兵力合力」为我「兵力分力」之际，我应自主主动避免与敌人於此决战，如相反时我应自主主动强迫敌人於此与我决战；徐蚌会战，徐州为陈赓、刘伯承两匪「兵力合力」之焦点，为我华东战场兴华北、华中、西北战场「兵力分力」之点，辽南会战，锦州为我东北、华北两战场「兵力合力」之焦点，林彪、聂荣臻两匪「兵力分主」之点，林彪匪军强攻锦州，正加於老虎口中拔牙，我军若不能自主主动把握此战机於此歼灭林匪，实显无能。至十月一日我义县守军已兵败城陷，锦州业彻底被围，此际我军「先制」已完全丧失，由塘沽经海运到达战场之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如能於大、小凌河口及其间滩头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直拊匪後，以及沈阳廖耀湘第九兵团对最高统帅之命令能拼命执行，尚可争取「後之先」，於匪军手中夺同先制，至少亦可与林匪打个平手，不致造成辽南会战最後悲惨结局。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乃千古颠扑不破之真理，戡乱战争中我自始至终均陷於「不知彼不知己」之情况。「不知彼」之根本原因、乃为我以单纯之军事力，与共匪之「人民战争」相对抗，在共匪之「全民情报、全民情报封锁」下，使我军永陷身於五里雾中；其他乃为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匪情，不是以少报多，就是以多报少，但对匪情通常是不明，所报之匪情完全为臆测，或为仅凭少数谍报人员经道听途说得来之消息，而远在後方之上级恰又均信以为真，对匪情判断错误，一切决策及作战计划亦均随之错误。次为谎报及夸大战果，远在後方之上级不但信以为真，且始终不明匪军伤亡损失，系以军区部队升级立行单位补充，及将我军被俘人员「即俘即用」；匪军即遭受重大伤亡损失，在一夜之内即补充完毕，无奈我远在後方之上级对匪军战力之判断，均以匪军伤亡损失如何如何为基准，此一错误影响我兵力使用错误，亦即每战我兵力均处於劣势，而遭匪军各个击破。再次为对匪军从不加研究，例如匪军在其「人民战争」下依「面的交通、面的补给」采「小後方」制度，根本不要大後方，辽南会战令廖耀湘第九兵团「进兵彰武，截断林匪後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此实不可思议。「不知己」乃多由於人为之因素，首为谎报部队到达之位置或兵力驻地，所报到达某某地点，就一师兵力而言，其实际到达者仅为一营或一连之兵力，有时根本都未到达，因当时各部队多采「尖兵战术」，例如上级命令派遣一个团，至团通常派遣一个营，至营通常派遣一个连，此种见怪不怪现象实乃通常之事，因上级永远是坐镇在後方，各级幕僚亦永远是坐在司令部办公，而足不出门，对前方此种实际情况，根本就一无所知；有时虽知，亦睁只眼闭只眼，以示「大智若愚」。次为隐瞒部队伤亡损失、逃亡，以及「吃空」等等，除排、连长心里明白外，任何人均不知该部队确实之人数和确实之武器装备；部队一个团或一个师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隐瞒不报，实乃常有之事。再次为上级或高级幕僚，多凭图上作业及依部队番号计算战力而指挥作战，至戡乱战争後期，诸多部队经迭次遭受严重伤亡损失而尚未获得补充，或初经补充之新兵尚未及训练，或有兵没有枪、有枪没有兵，此为当时诸多部队之常事，故诸多军、师实际乃仅存其番号而无实质，有时上级虽亦明知如此，但作战命令仍视其为完整战力而下达，更见怪不怪的是作战命令只赋与各部队之任务和行动，从不管或不过问各部队後勤支援，有时明知匪军是两三个纵队之兵力，常令一个师或一个团去击破敌人，此等作战命令不是将匪军视为稻草人，就是令部下「挟泰山而超北海」。前述亦仅为举例而已，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而上级之指挥，又过於操切，事事成为包办，如此欲求战胜，只有祈祷天佑我军。     应以二十一世纪思想使用二十世纪装备：戡乱战争之挫败，若为「画龙点睛」之说法，可以四句话说完：「我以十八世纪之单纯军事力量，於二十世纪对抗共匪人民战争；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之战争」。先总统蒋公於「军事教育训练的检讨与准备」训词内说：「现代的战争，亦就是新与旧的战争，新则胜，旧则败，新则存，旧则亡，………以色列能以一九六七年的战法，而运用一九三七年的兵器获胜。」，前美军顾问团团长戚烈拉将军在其报告中亦曾说：「国军应经常思考新的战术战技，以及新的与更大胆的作战构想；……如果部队以一九四０年的战术作战，即使用一九六０年的装备，亦不会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努力者，为以配有一九六０年装备的部队，用一九七０年的战术作战。」。阿尔及利亚於打败法军，而争取其民族独立後曾说：「我们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民族，从事一个二十世纪的战争。」。戡乱战争如纯就武力战而言，当时匪军仅有陆军，且装备寙劣，而我不仅陆军具有现代化装备，且具有现代化强大之海、空军，但在战争中全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直至辽南会战与匪军进行总成总败之决战，且该会战具有三军联合作敏之型态和条件，而我海、空军仍保有开战时完整之战力，但仍以迭经创伤和久战疲惫之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海、空军最多亦仅处於一个配角之地位，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战争」；今日匪军不仅已具有海、空军，且已处於优势之地位，我必须以二十一世纪之军事思想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始能战胜匪军；因以寡击众，以弱敌强，决非全凭斗力或成为装备新旧之比赛，而主凭斗智，战败者乃多为智不如人。故在战争中土地窄小不足畏，人民寡少不足畏，文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装备落伍不足畏，兵寡亦不足畏，巨人常被妏蚋致死，猛狮常为蚂蚁屈服，唯有军事思想落伍始足可畏。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10 18:43:0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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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技青冷笑话之三 @
在诸多灵长类种群中动物园猴群远比公司程序猿高等，他们有：更好的空气、更大的活动空间、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仁慈的管理猿、以及全免费的食物住房和医疗，还在对PPMM这个族群的喜爱度争夺战中大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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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淮海战役！ 华东战场──徐蚌会战  影响作战诸因素：     研究战史，须由整体观察其片段，及由原因推论其结果，徐蚌会战(共匪称之为淮海战段)之战败，推其原因，不能完全归咎於该会战之本身，乃在会战之前。於不知不觉中，实败局已定；此首为华东战场於戡乱战争之始至徐蚌会战为止，只见损兵折将，从未打过一次真正胜仗，聊以自慰之胜利，乃於民国三十五年将陈毅匪军赶出苏北：民国三十六年采战略重点攻势，集中全国最精锐之数十万大军於此，将陈毅匪军赶出鲁中沂蒙山区，但至此以後乃如捣了蜂巢，陈毅、刘伯承两匪越过陇海路、山西陈赓匪军亦越过黄河南犯，其势有如「五胡乱中华」，武汉动荡、京畿震惊，到处无法收拾，故徐蚌会战乃仅为此最後之结果而已。     造成此种结果之原因，首为自抗日战争胜利後於不知不觉中丧失革命精神。负责华东战场大军统帅，自戡乱战争开始至徐蚌会战止，始终未出徐州之大门，而国家倚为长城之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直至济南失守止，同样是未出济南之大门，仅做了三年济南市市长和城防司令。将帅有偷生逸乐之念，士卒当无敢死之心；故该战场各部队於作战中，不是到处鼓响锣不锣，打得七零八落，就是各保实力、各保安全、或隔岸观火，因此迭遭匪各个击破。     次为军事思想：为规复抗日战争沦失之国土，而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在战略攻势时，将匪军逐出城镇或赶出匪区为满足，至转变为战略守势时，又以确保城镇或点线为作战目标，将兵力猬集於城镇或钉死於点线不能机动，及处处防守、处处薄弱，亦即无所不备、无所不寡；在作战方法上，不是沿用日军之作战方法，沿主要交通线长驱直入，就是坚持江西五次围剿之方法，但又抛弃了最重要的「围」字，通常是将大军作「一」字形排开，而向前平推，将匪军像赶鸭子一样赶出匪区，至转变为战略守势时，不是不要任何後方，采全周防御，由死守到守死，就是采巩固点，保卫线之作战方法，於沿线布成一字长蛇阵，被击首、屋不能应；被击尾，首不能应，被击腰、首尾俱不能应，在作战速度上；坚持江西五次围缴「步步为营、及稳扎稳打。」；不仅於不知不觉中产生防御思想，军队之作战速度即在无严重匪情之战况下，平均每日亦不超过十公里，而又抛弃了江西五次围剿最重要的「围」字，以如此作战速度，匪军是「不能打就走及不保守城镇和土地」，当然是打不到一个匪军，而匪又是无限制裹胁民众；无限制扩军，故所谓剿匪乃愈剿匪军愈多，戡乱战争开始，陈毅和刘伯承均为几个纵队，且装备寙劣、教养不足，至徐蚌会战时陈、刘两匪均发展为十几个纵队，且在戡乱战争中，将匪军养肥养壮，无论在装备和训练方面，均已超过我军。     由战略攻势改为战略守势，乃为战争中最危险时期，正如汽车上陡坡时，由前进变成後退；战争不是战斗，今日之战争亦非昔日之格斗，於此战争最危险期中，不可能有「一战定江山」而扭转战局之事出现，更不可硬充好汉而不认输，乃俗语所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以及孙子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於此战争最危险时期中，应迅速将战略速决转变为战略持久，把握有利之决战，各个击破敌人，不利之决战，坚决避免，赌战争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俗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亦即只要能保存主力，不怕没有反攻的机会，在此战略持久中，努力恢复战力，培养民力，发展敌後，及努力各个击破敌人，由劣势中争取优势，使战略守势再过渡到战略攻势，战争指导得好不好，就看这过渡得好不好。二次世界大战德苏战争，德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时，希特勒仍坚持死守不退主义，及与俄军赌战争总成总败之决战，此在战争指导上乃无异是自杀，最後乃一败涂地，此应为前车之鉴。     戡乱战争，至民国三十七年春已转变为全面防御，入秋後已转变重点防御，就战争指导而言：东北战场之辽南会战，根本就应该坚决避免，至辽南会战失败，国军五大主力丧失其一，东北国土尽丧，中原亦尽失，於徐蚌会战前之全盘战况下，平津会战及徐蚌会战根本应坚决避免，此际我尚保有五分之四主力及海空军战力完整，即主动放弃平津及徐州、西安等，我尚保有长江及秦岭以南、以及陇西等大部完整之国土，此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奈经「辽南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赌战争总成总败之三大决战後，国军主力尽丧。戡乱战争在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即知败局已定。故战略错误，无法以战术挽回，战争指导错误，更无法以战略战术挽回。     战争经纬：辽南会战，聂荣臻匪军与林彪匪军，在战略行动上，配合得天衣无缝；平津会战，林彪匪军与聂荣臻匪军合力对我华北战场部队作战；徐蚌会战，陈毅匪军与刘伯承匪军又是合力对我华东战场部队。反观我军，辽南会战，卫立煌抗命，正当锦州范汉杰兵团酣战之际，向锦州增援解团之廖耀湘兵团，恰於绕阳河右(南)岸 背水停止不动，待锦州已城破兵亡。廖耀湘兵团复行南进，规复锦州。平津会战，傅作义阳奉阴违，令其将华北战场兵力向天津塘沽集中，结果其反将天津之主力向北平集中。徐蚌会战，我华东、华中两战场本为唇齿相依，就任何角度来看，亦均应合二力为一力，但於徐蚌会战时，我华中战场既阳奉阴违又抗命，数十万大军按兵不动，令其於蚌埠设指挥所，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战场兵力，又遭否定，当徐蚌会战绪战之际，反令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所指挥之第二、第十五军南移襄阳、樊城地区，华中战场幕後主使者副总统李宗仁，终於原形毕露，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宗仁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通电与共匪和谈，并要求先总统蒋公下野。至於华东战场之本身，当黄百韬兵团於碾庄酣战，向此增援之黄维兵团，恰停止於蒙城附近不动，待黄百韬兵团已被歼，黄维兵团复由蒙城向徐州前进，中途被围於双堆，故辽南会战中之廖耀湘兵团及徐蚌会战中黄维兵团(均为当时国军中之精锐)，该两兵团之动机相同，结果也相同，或可谓黄维兵团重蹈廖耀湘兵团之覆辙；观夫匪我战争经纬，胜败之数，乃由此分野。     又「军无辎重则亡」，这已是几千年前的老话；不管是采大後方补给制度或是采小後方补给制度，总归是要有後方，适时、适地、适切获得补给和补充，军队始能作战。当时匪军在作战中正规军的伤亡，是立即以军区部队依升级办法行单位补充，补给则采小求补给制度，亦即行面的补给，故匪军区部队兼有作战和补充正规军的双重任务；补给勤务及伤患後送等，均由民夫担任。於辽南会战中，匪军动员了军区部队十八个独立师及八十二个独立团，共约三十万人，另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约等於一吨半之汽车)，及九万六千余名民夫，随军行动；平津战役，匪军动员华北五省的军区部队及民夫支援作战；徐蚌会战，匪军动员四十余万军区部队，及两百余万民夫支援作战，达到一兵一民、一兵二民、至一兵三民；因此，匪军於作战中，一切补给和补充，均没有问题，当时之我军采大後方补给制度，不但一切补给品，均赖由大後方追送，一切兵员补充，亦由大後方追送，及将江南子弟送往关外战场补充，於辽南会战中，沈阳兵团之补给和补充全赖空运，廖耀湘兵团作战，除战斗部队外，没有任何勤务部队、亦没有任何补给和补充；平津会战，傅作义复置天津、塘沽之海上补给而不顾，将大军向北平市区集中，根本不要补给和补充；徐蚌会战乃好似在放风筝，风筝是徐州，风筝线是津浦路，拉著风筝线的是南京(首都)，於会战尚未正式开始，蚌埠以北的津浦路及附近公路，很轻易遭匪军截断，於正式会战开始时，徐州数十万大军，就如断了线的风筝，随狂风暴雨而浮沈，杯水车薪的空投补给，如何能接济数十万大军作战，兵员补充及伤患後送等更谈不上，最後杜聿明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於永城以北青馆集、陈官庄附近，因补给中断已久，无粒米可炊，连农地之麦苖都吃光，於此情势即所谓「军无辎重则亡」。     华东战场，直接屏障南京、上海，徐州在当时之观念上，视为南京之大门，南京为全国之政治、军事中心，亦为首都之所在地，上海为全国经济中心，因此，华东战场之军事情势，南京、上海方面最为敏感，南京、上海方面之民心及经济情势等乃具有全国性，并立即反映到华东战场前线，而互成连锁反映；此际全国管制物价，首在上海全国经济中心宣告失败，全国各地亦随之宣告失败，物价一日上涨数次，金元券亦步法币之後尘宣告破产，奸商富贾乘机屯积居奇，有钱亦买不得物资，由共匪职业学生所操纵之学潮及游行示威，复此落彼起；没有安定之後方，则难有胜利之前线，其时部队之战力已成强弩之末，且士气亦极为低；事物总是相对的，没有胜利的前线，亦难有安定的後方，徐蚌会战期间，京沪一带，终日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一般民众早晨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其所关心者不是国家大事、也不是社会新闻，乃是前线的战况，但总是坏消息多於好消息。     战场地略方面，徐州为津浦路及陇海路之交会点，屏障京畿，及地控苏鲁豫三省，乃历代兵家所必争，四周多山，冈陵起伏，惟标高不大，西北之九里山，为楚汉争霸之古战场，以徐州为攻势基地，便於向各方面用兵，如就守势作战而言，因济南、开封相继失守，徐州已丧失其战略价值，若仅固守徐州一点，其势虽易守难攻，但谈不上为京畿之大门，匪军对徐州可围而不攻，其主力可由徐州东、西两侧广大平原地区直趋京畿，匪军作战非沿主要交通线，乃是依面的交通，其向徐州发动攻势，既非打通津浦路，又非争城夺地，乃是歼灭我军。徐州东之连云港，亦为陇海路之吞吐口，若就徐蚌会战言，乃具有特殊之战略价值，以此海上为後方作为侧方之攻势基地，彻底集中五个军以上兵力，依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由东向西发动奇袭性之攻势，可直拊陈毅匪军之侧背，当时黄百韬兵团应东撤东海及连云港地区(华北战场兵力转进，亦照於连云港登陆，不应计划於青岛登陆，不应向徐州集中。)，无奈於徐蚌会战时我主动放弃此亦战略要地连云港，并将原在东海、连云港之第四十四军亦向徐州集中，此就战略而言，实不可思议。运河北接微山湖，南接洪泽湖直达长江，为津浦路东侧地区之地障，欲各个击破陈毅匪军，唯有利用此地障，乘匪兵力为该地障前後分离或左主分离时，予以各个击破。灵壁附近之垓下，为项羽最後被围之古战场。津浦由徐州至宿线北之符离集，其两侧为丘阜地；以徐州之坚强据点，北接微山湖，南连徐州至符离集之丘阜地(沿津浦路附近)，以此天然地障将徐州附近得区分为「东、西」两战场，大军可依此区分为「攻、守」两势作战，当时欲各个击破陈毅、刘伯承匪军，亦唯有利用此天然地障，使陈毅、刘伯承两匪兵力陷於分离，并彻底集中兵方於攻势方面，原则上应先行击破陈毅匪军，当时南京真正之大门，不是徐州，而是淮河，淮河虽不成绝对地障，但东依洪泽湖，西托大别山，横亘於淮河之北者，有颖水、西淝河、茨河、涡河、北淝河、浍河、沱河，港河等，匪军进入该地区，不仅运动困难，且其兵力及後勤补给等，经此八道以上河流而陷於前後及左右分离，最後进出淮河又陷於前後分离，故於该地区最易各个击破匪军；自古乃「守江必守淮」，视淮河为长江之屏障，昔日淝水之战，晋军谢玄以八万人之寡兵，全歼秦军符坚九十七万人之众，大军於淮河以南地区为攻势基地或作积极防御，淮河至长江不但有足够之纵深，且依托长江为可靠之後方，即不能使淝水之战战史重演，至少先立於不败之她，「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大军作战之胜败，将影响国家民族之存亡，切戒赌博性之行为，其必胜之算远比必胜信念为重要。战场内之公路，均为土质路面，且到处遭匪军破坏，一过天雨，泥泞难行，但当时之匪军系依「面的交通」作战，对匪军影响不大。 匪我双方兵力及作战构想     匪军兵力 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李先念 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 参谋长李达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委蒋振华(第一、第二、第二十旅)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王维纲(第四、第六旅) 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第七、第八、第九旅)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二旅)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 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 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司令员张国华 豫西军区独立旅司令员【张显阳】 陕南军区十二旅司令员薛克忠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 参谋长陈士渠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 政委谭震林(兼) 参谋长李迎希 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 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治、政委刘浩天(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二十七师) 第十三纵队司令员周治坚、政委廖海光(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师) 鲁中南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师) 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新一、新十一师) 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 政委陈丕显 参谋长覃健 第二纵队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康志强(第四、第五、第六师)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胡炳云、政委张藩(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谢振华、政委李干辉(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 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第一、第二、第三师) 第三纵队代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第八、第九师) 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郭化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 第八纵队司令员张仁初、政委王一平(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师) 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师) 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独一、独三旅) 江淮军区司令员(第三十四、独立旅) 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炮一、炮二、炮三团、工兵团、坦克分队) 注：陈毅匪军为十六个纵队，约四十万人，刘伯承匪军为十个纵队，直接参加本作战为八个纵队，约二十万人，另动员四十万军区部队，及二百万民夫，支援本作战，达一兵一民、一兵二民、至一兵三民(叶匪说：「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胜利」，此亦为共匪人海战术代表。) 匪军作战构想     「敌」情况判断：国军以北起临城，南至蚌埠，西起砀山，东至连云港，以徐州为中心，布成一点两线，既可阻匪军南下，又可屏障南京，且重兵密集，便於机动，增援迅速。黄百韬兵团，位於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南靠江淮之陇海线上，为徐州剿匪总部右翼劲旅，如歼灭黄百韬兵团，则使徐州剿匪总部丧失一臂，同时截断「徐、海」段陇海路，对徐州形成包围，及兵临江淮之势。     作战方针：     陈毅匪军彻底集中兵力，先击灭新安镇附近黄百韬第七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区，截断敌人海上(连云港)退路，尔後迅即以五个纵队以上之兵力向东发展，攻占连云港，粉碎「敌人」经由海上(连云港)增援，主力向徐州以南津浦路发展，配合刘伯承匪军对徐州完成钳形包围攻势。     当陈毅匪军向陇海路发起攻击时，刘伯承匪军以七个纵队兵力直趋津浦路宿县附近，截断该段津浦路，阻止徐州附近「敌」军向南转进，尔後配合陈毅匪军主力对徐州附近「敌」军完成钳形包围攻势。     作战指导：     陈毅匪军攻歼黄百韬第七兵团时，须以一半以上之兵力，牵制、阻击邱清泉第二兵团及李弥第十三兵团之增援，并努力歼敌一部。於发起攻势时当黄百韬第七兵团西向徐州或东向连云港撤退时，须把握良机，乘「敌」军於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其就地包围歼灭，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於徐蚌会战(准海战役)发起之同时，陈毅匪军须以一部於济南附近占领黄河铁桥及附近各要点，阻止华北傅作义部队经陆路南下增援或撤退。 於会战(战役)发展中，视情势之发展，对徐州附近之「敌」军暂采围而不攻，以主力直下江准。     军事打击之同时，进行政治上之争取和瓦解，尤以对冯治安、刘汝明两集团，努力以政治争取，使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作战训令：为制造成敌人之错觉，不使其迅速决策经海运平津之「敌」军南下增援，对杜聿明之集团(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在两星期之内，暂采围而不攻策略。 注：匪军之作战构想，乃基於我会战前之基本配置为基础，於会战开始直前我临时决定「将大军向徐州一点集中」(乃极为挫劣)及黄百韬兵团临战时决定西撤徐州(徐蚌会战我三大主力，即黄百韬兵团、邱清泉兵团、黄维兵团)，均非为共匪所预料之事，黄百韬兵团若非为於西撤於运动中遭陈毅匪军之侧背攻击，则黄百韬兵团绝不致於战败，徐蚌会战之胜败，乃匪我均在未定之数。     由於我军作战构想未按牌理出牌(主动放弃连云港及将大军向徐州一点集中，作茧自缚)，故自第一阶段作战後，尔後匪军乃全依状况作战；叶匪剑英说：「由於黄维兵团的北援，及徐州杜聿明集团主动向西南转进，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南向两准地区，而是向西围歼黄维兵团及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大大地超越了原来的计划」 我军兵力 陆军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 副总司令杜聿明、李延年、冯治安、刘汝明、韩德勤、孙震 参谋长李树正 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副司令官邱清泉) 第五军军长熊笑三 第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 第四十六师师长 第二百师师长 第十二军军长 第一一二师师长 第二三八师师长 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 第三十二师师长 第九十六师师长 第一三九师师长唐化南 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 第三十四师师长 第二三二师师长 第一二二师师长 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 第五十一师师长 第五十八师师长 新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骑兵第一旅旅长 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 第三十九军军长 第一零三师师长 第一四七师师长 第五十四军军长李志鹏 第八师师长 第一零八师师长 第一四八师师长 第九十九军军长 第九十二师师长 第九十九师师长 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 第四十师师长 第一零八师师长 第一四八师师长 第四十四军军长 第一五零师师长赵光璧 第二三八师师长 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强 第一五二师师长 第一八六师师长 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 第一五六师师长 第一五九师师长 第一百军军长周志道 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副司令官陈冰) 第八军军长孙进贤 第四十二师师长 第一七零师师长 第二三七师师长 第九军军长黄淑 第三师师长周藩 第一六六师师长 第二五三师师长 第一一五军军长 第三十九师师长 第一八零师师长 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 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 第一二二师师长 第一二四师师长 第四十七军军长汪匣锋 第一二五师师长 第一二七师师长 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胡琏、吴绍周) 第十军军长贾善道 第十八师师长尹俊 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 第一一四师师长 第十四军军长熊授春 第十师师长 第八十三师师长张用斌 第八十五师师长 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 第二十八师师长 第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 第二一六师师长 第四绥靖区(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副司令官曹福林、米文和、田镇南) 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 第二十九师师长 第七十四师师长 第一八一师师长 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 第八十一师师长 第一一九师师长 第一四三师师长 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 第一四一师师长 第二一二师师长 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周碞、副司令官顾锡九、李天霞) 第四军军长王作华 第五十九师师长 第九十师师长 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 第一四五师师长 第一四六师师长 第五十一军军长王严 第四十一师师长 第一一三师师长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澧) 第五十九军军长乜庭宾 第三十八师师长 第一八零师师长 第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 第三十七师师长 第一三二师师长 第一零七军军长孙良诚 第二六零师师长 第二六一师师长 第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 第十三师师长 第一八五师师长 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 第一三三师师长 第一三四师师长 第二十八军军长李勃 第五十二师师长 第一九二师师长 注：第一阶段作战，共有五个兵团、三个绥靖区(不包括九绥靖区)，计二十九个军、七十个师、一个骑兵旅、一个战车团、二个交警总队；第二阶段作战，增加至七个兵团、二个绥靖区，计三十四个军、八十二个师、一个骑兵旅，一个战车团，约八十万兵力。 空军： 预期可使用之兵力(战斗机、轰炸机一二六架、运输机三十二架)驱逐部队空军第三大队P-51型机四十一架，驻徐州。 空军第五大队P-51型机十六架、P-47型机十六架，驻南京。 另有空军第四大队或空军第十一大队P-51型或P-47型机十架，可随时调至南京基地，参如本会战。 轰炸部队空军第一大队第一、第四中队FB-26型机共二十二架，分驻徐州及南京。 空军第一大队第九中队B-25型机五架；驻徐州。 空军第八大队B-24型机十八架，分驻北平南京上海。 侦察部队空军第十二中队F-5型机三架及F-10型机一架，驻南京。 空运部空军第十大队C-46型八架，C-47型机十架，驻南京。 空军第二十大队C-46型机二十二架，驻南京。 注：我陆军在第一阶段作战，其中计有十二个军，每军仅辖两个师(匪军每纵队一律辖三个师)，第二阶段作战，其中计有七个军，每军仅辖两个师。参加本会战之各军，其中近三分之二以上迭经数次严重损失；初经整补(匪军以军区部队依升级办法行单位补充，亦即补即用，不影响战力)，缺乏战力，且一般部队缺员严重，平均约达编制额六成；但当时上级及高级幕僚机构，仅凭军之番号多寡直觉的计算战力，及不问实质，仅凭部队番号指挥作战，每次作战或战斗，在部队番号上虽占优势，但在实实恰为劣势。 空军战力完整，原本可以空军之战力弥补陆军之战力不足(当时之匪军无海空军)，惟我战场高级指挥官及高级幂僚机构，不仅缺乏陆空联合或协同作战之常识，且亦无此观念，只知以陆军与匪军单打独斗，空军虽尽全力参加作战，但陆、空军始终是各自为战。 我军作战构想：     第一案(白崇禧将军案，局部攻势作战案)：作战方针——华东战场国军以现态势於陇海路西起砀山、东至连云港，及津浦路北起临城、南至蚌埠，并以徐州为中心，布成十字架形之准备阵地，实施内线作战，有效有利用该十字架铁路、公路机动兵力，各个击破陈毅或刘伯承匪军於此十字架准备阵最有利之某一「象限」(三角学上名词，以十字构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象限)之内，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先确保该段陇海路及其以南苏北、皖北地区，巩固京沪安全，再图恢复战略攻势。     第二案(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案，决战(积极)防御案)：作战方针——华东战场国军，为彻底集中兵力及恢复战场主动，主动放弃徐州及附近各城镇，向淮河以南地区转进，实施决战(樍极)防御，以一部凭淮河、右依洪泽湖、左托大别山区实施守犕，控制总兵力五分之四以上兵力保持机动，待匪军攻势顿挫时转移攻势，或乘匪军半渡，其兵力为淮河及其以北河川陷於前後、左右分离之际，主动发起攻势，各个击破匪军，确保淮河及以南地域，巩固京畿安全，同时努力於後方恢度战力及民心土气，暨扩编新军，策划战略反攻，规复国土。     第三案(徐州剿匪总部案，消极防御案)：作战方针——华东战场国军，以固守徐州、保卫南京门户之目的，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依内线作战，机动守势之指导，对进犯之匪军，适时予以各个击破。     就以上三案而论，第一案虽非奇案，但亦非为纸谈兵，就当时华东战场匪我之实际情势，我军虽己至强弩之未，但尚未至不堪一击之势，陈毅、刘伯承两匪汇合後，其在实际上之战力虽较我优势，但我加上海、空军之战力，至少可保有匪我战力平衡之势，内线作战中区分为攻守两势，彻底集中兵力於攻势方面，各个击破陈毅匪军或刘伯承匪军，均有此足够之能力；一战而胜，再及其余。惟本案之焦点，亦即关键性问题：     其一，乃为「连云港」附近地区，於此必须使其形成一强大之铁锤，并实施三军联合作战，有力量及有足够能力直拊陈毅匪军之侧背，当时华北战场兵力即不能向连云港转用外，至少应将青岛第二十一兵团之两个军(战力极完整)及三个旅共约十万人转进至连云港地区，连同该地之第四十四军及黄百韬兵团，共为七个军及三个旅，依托海上为後方，及发挥陆、海、空三军统合战力，亦能形成一强大铁锤，及有极大之战胜公算。     其二，乃为徐州至蚌埠之津浦线，不仅依靠该线机动兵力及维持徐州方面大军之补给和补充，更要利用该段铁路沿线之丘阜地有利地形及向此厚积兵力，当实施攻守两势时，於此线带之守势作战，确实使陈毅、刘伯承两匪兵力陷於分离，因此除原在该地区之孙元良、刘汝明两兵团外，黄维兵团应向该方面增强，使在蚌埠附近地区另形成一强大之铁锤，并保持高度机密，适时增强徐州方面之铁锤打击力量。     其三，乃为革命精神及部队之攻势锐气，由於东北战场辽南会战之新败，以及京沪一带政冶、经济情势之影响，前方一般士气低落，内线作战其本质乃为以寡击众，不在兵力之众寡，而在军队之精锐，此际之我军，不仅因久战而疲惫，且迭遭重大伤亡损失，而未获得及时之补给和补充，故就一般情形而言，防守作战尚可，攻势作战乃心有余而力不足；实施本案时如何再鼓舞军队之余勇，战场最高指挥官不可仍坐镇於蚌埠之後方或深坐在徐州碉堡之内，而行遥控指挥，必须亲临前线而身先土卒，将帅无偷生之念，士卒必有敢死之心，因精神永为战争之主宰，只要一战而胜，士气和战力均将立即飞扬。     其四，乃为执行本案，必须有大决心、大勇气，不能畏首畏尾及拖泥带水，尤以内线作战，更必须指挥官卓越，虽不能求之如拿破仑之盖世英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坦能堡会战德军兴登堡将军，在徐州剿匪总司令之选将方面，至少必须能远超过共匪陈毅、刘伯承之流，如将才不如匪军，则巳输了一半。     徐蚌会战前共匪对国军之「敌」情判断，其与本案亦概略相同，此非为巧合，乃明眼所见概同，当时最高统帅亦同意本案，并属意白崇禧将军於蚌埠设指挥部，统一指挥华东、华中两战场国军负责本案之执行，但白崇禧将军究系对本案缺乏必胜信念，抑为明哲保身，或有其他原因(事後仅知当时之副总统李宗仁因别有野心，不希望徐蚌会战国军战胜。)，乃坚辞未就，继又授意傅作义将华北战场兵力转用於华东战场，并改任傅作义为徐州剿匪总司令，但亦未有结果，最後胎死腹中。     第二案亦不失为稳妥之案，其主要理由乃为辽南会战沈阳守不住，徐蚌会战最後徐州也是守不住，即固守徐州一点，也不能成为「保卫南京门户」，自古「守江必守淮」，晋谢玄於淝水一战而定天下，大军於淮河以南地区实施决战防御，不仅可彻底集中兵力，且依托长江为安全可靠之後方，具有战胜或歼灭匪军的必胜之算，即万一状况不利，仍可保存主力，退守江南半壁河山，而再作後图。惟当时最高统帅部所考虑者；其一，就当时华东战场之情势，尚未至放弃徐州之必要，且在观念上始终视徐州为南京之门户。其二，放弃徐州，使陈毅、刘伯承两匪合股，以当时华东战场之兵力，对付陈毅或刘伯承每一集团，尚有余力，同时对付陈毅及刘伯承两个集团，即十分困难。其三，京沪一带对华东战场之战事极为敏感，放弃徐州使京沪一带政治，经济更趋动荡不安；且淮河距南京过近，战事将威胁京畿。因此之故，对本案始终在犹豫不决之中。     第三案实为最拙劣之一案，且违反军事常理常则而不按牌理出牌，其最重要之理由，乃为徐州工事坚强，於此厚集兵力，形成一块坚硬之石头，待匪来攻，使其一头撞上此坚硬石头，撞得头破血流，知难而退，此乃近似「守株待兔」；其他似乎均不成理由，例如既采「固守防御」，待匪军已合围及完成四周包围，就无法「实施内线作战」，仅固守徐州一点，匪军可以一部对徐州暂围而不攻，主力直趋南京，因此也就无法达成「保卫南京」门户之目的。     於东北战场辽南会战时，共匪同时组织徐蚌会战及平津会战，陈毅匪军主力於十月中旬，即开始向临沂附近地区集中，我郑州、开封之部队亦分别向蒙城、蚌埠各附近地区集中，相继乃为刘伯承匪军於十月下旬向商邱附近地区集中，明知徐州附近地区大战巳不可避免(但非为匪军强迫决战，战方亦有意应战)，但「守徐」、「守淮」始终犹豫不定，没有准备之会战巳输了一半，十一月二日东北战场沈阳陷落，辽南会战结束，十一月四日国防部及徐州剿匪总部仍在讨论「守徐」、「守淮」，意见纷歧，此际陈毅匪军已开始向南发动玫势，大有已兵临城下之状，最後始仓促决定采第三案，并决定作战部署纲要如左：     第七兵团，掩护第四十四军於东海(主动放弃战场焦点连云港)向新安镇撤退并归入该兵团指挥後，该兵团即向运河西岸徐州东侧地区集结。     第三绥靖区之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仍於原地区扼守台儿庄、韩庄、运河之线，确保贾汪煤矿区，及掩护徐州北正面。     第二兵团即向徐州西侧及黄口附近地区集结。     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即向徐州集中，连同第七十二军担任徐州市区及九里山守备。     第六、第八兵团及第五十四军，以及交警总队等，担任徐州至蚌埠间津浦路守备，并随时准备机动。     第十二兵团即由平汉路确山附近向徐州集中。     安阳第四十军之第三九师依空运向徐州集中。     以上作战部署概定，即下达作战命令，各部队分别开始行动。     临时决定所采取之第三案。不仅出乎一般军事家之意外，且亦出乎匪军之意外，匪军之作战构想，原计划对黄百韬兵团行强攻硬打，结果乘黄百韬兵团於运动(撤退)及无备(毛匪说「敌人无备，其优势即非真正优势」)中予以侧面攻击及截击；及匪军原计划於新安镇附近突破陇海路後，向东(以五个纵队以上兵力向东强攻连云港)及向南发展，而转变为向西发展。我军因黄百韬兵团於会战之绪战中即告失利，乃一著不慎，全盘皆输。  作战经过概要：     匪我双力战略集中：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陈毅匪军攻陷济南後，除第三、第八，及两广纵队窜回鲁西地区，及第二、第十二纵队，仍窜扰於苏北两淮地区，其余主力於济南、兖州一带整补，至十月中旬匪军为组织徐蚌会战(淮海战役)，陈毅匪军主力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九、新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纵队等，向临沂、蒙阴、兖州、临城、枣庄之间地区集中；自济南失守後，我军为缩短战线及集中兵力，於十月八日将郑州附近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原第十二绥靖区)所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军，及第九十九军(欠第二六八师)，向蒙阴、怀远附近地区集中，十月二十日继将开封、兰封、商邱附近刘汝明第八兵团(原第四绥靖区)所辖第五十五(次第一八一师，该师留置於商邱，归第二兵团指挥)、第六十八军向蚌埠附近池区集中，刘伯承匪军乘我军主力撤离郑州、开封、兰封後，自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先後攻占我郑州、开封、兰封等各城镇後，其主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等各纵队，即向商邱附近地区集中，於徐蚌会战开始时，我令平汉路确山附近黄维第十二兵团经上蔡、阜阳、蒙城向徐州集中，在确山附近刘匪第二纵队乃於我第十二兵团先头向硢州附近前进。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陈毅匪军於临沂附近巳向南发动攻势，我临时决定采第三案 将兵力向徐州集中，准备於此与匪军决一死战(大军作战反对拼并命主义)，并当即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如左：第二军团向徐州西侧地区集中待命。     第七兵团掩护东海附近第四十四军西撤新安镇并归该兵团指挥後，即向运河西岸徐州东侧地区集中待命第十三兵团掩护第七兵团西撤後，即向徐州市区集中待命。     第十六兵团由蒙城即向徐州市区集中待命。     第十二兵团由平汉路确山经上蔡、阜阳、蒙阴向徐州集中待命。     其他部队任务暂不变。     以上各部队於六曰晨分别开始行动。     第一阶段(碾庄)作战：第七兵团预定於十一月六日晨开始，由新安镇附近地区西撤徐州东侧地区集中，且因掩护连云港、东海附近第四十四军西撤(该计划经由海上撤退，国防部於十一月四日临时变更计划)，故未能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该六日晚陈毅匪军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围攻郯城，该城守军为地方团队，激战至七日情况不明，同时陈毅新八纵队亦於车坊附近越过沂水，其先头与我第一百军警戒部队乡发生战斗。八日晨第七兵团於新安镇附近开始西撤，该八日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在该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澧煽动及挟持下叛变，大部投匪，徐州北正面顿行暴露，及正当我第七兵团於运动中、陈毅匪军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及新八纵队等，纷向陇海路急进，企图侧击，截击我第七兵团。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急令第十三兵团，以一个军进出官湖及邳县附近，以掩护第七兵团侧背，并令其主力速向北部署，防匪直接对徐州行挖心战术(此际徐州市区备第七十二军及第四十军之第三十九师)，另以有力一部向东行动，与第七兵团取得连系，因第十三兵团共辖两个军，徐州剿总对该兵团所下达之命令，已超出该兵团兵力之一倍，致使该兵团分身乏术，故派往官湖、邳县附近仅为第九军之第三师，为防匪偷袭徐州，亦祗有将主力由碾庄附近向徐州转进(实际该兵团亦为自保)，由於第十三兵团向官湖、邳县所派出之掩护部队过小，且一再要求归建，及该兵团主力西撤徐州，致使第七兵团完全陷於孤立，只有自行派遣部队掩护，且战且退。原配属该兵团之重架桥营，渡沂水时架桥两座，因後卫遭绝对优势之匪军攻击，使该两座桥梁无法撤收，而全部损失，故当渡运河时架桥材料缺乏，黄司令官为爱民，复让由海州(东海)随军撤退之学生及难民约二万余人，先行通过，致使部队渡河更增困难，乃令第六十三军沿运河东岸南下，由富润附近渡河；该兵团於且战且退中，毙伤匪军万余人，於九日始渡过运河，继续西撤，当晚到达碾庄附近；第六十三军沿途遭匪第十一纵队侧击及截击，於该(九)日晚亦抵达窑湾，且其先头两个营已渡过运河，但入夜後即遭匪第十一纵队及原在苏北之第二、第十二纵队彻底包围。     该兵团原预定於十日上午在碾庄附近休息，下午继续西撤，旋奉徐州剿匪总部转达国防部空投命令：「一、碾庄至曹八集间之交通已完全被匪军截断，通过不老河之匪军，刻已逼近碾庄。二、该兵团应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匪决战。」(该命令甚难思议，因内线作战即不可待援，待援即不能行内线作战)；该兵团奉命後，即以碾庄为核心，就地采四周防御(当时对四周防御和内线作战，可能是混淆不清)，防御部署，以第四十四军在南，第一百军在西，第六十四军在东，第二十五军在北；部署甫定，当夜匪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三等纵队等之先头部队，即向该兵团四周纷纷包围运动，该(十)日第十三兵团原向官湖、邳县附近所派出之第九军第三师亦开始向西撤退归建，但进抵曹八集西之耿庄，即遭匪新八纵队包围攻击，另第一百军之第四十四师，因掩护该军团主力西渡运河时经与匪军展开激战，致伤亡损失极重，乃令该师先西撤徐州整补，甫进抵曹八集附近，即遭匪第十三纵队包围。     又该(十)日我第二兵团击破陈匪第三、第八纵队及两广纵队之侧击及截击；到达黄口及徐州之间地区；乘匪军对我第七兵团尚未完成彻底包围之际，原计划以由蒙城北进之第十六兵团接替第十三兵团徐州之防务，而以第二、第十三兵团於十一日晨向东发起攻击乡力配合第七兵团向西之攻击，合力击破该匪(此际匪军兵力尚陷於运河及不老河分离之状态，以及对阻援作战尚无组织且立足未稳)，极有战胜之可能，无奈该(十)日副总司令杜聿明奉命协助刘总司令指挥(军事最忌者乃为一国三公；指挥权必需专一)，杜不同意此议，主张慎重其事，应先集中完毕，再行开始统一攻击(此际乃匪我分秒必争之际，须知我军集中，匪军亦在努力集中；及我军组织战斗，匪军亦在努力组织战斗)；并谓第七兵团如能固守七日即可获胜(可能为狃於世去匪军不能打就走之陈腐观念，胥知本会战匪军以决战而来)。     十一日第二兵团於原地未动，围攻碾庄之匪军正厚集兵力及作攻击准备，故亦无重大战斗发生，十二日被围於大耿庄之第三师，及被围於曹八集之第四十四师，遭绝对优势之匪军围攻；血战两昼夜，最後均全体壮烈成仁。该十二日徐州剿总经再三讨论，最後刘总司令裁定：於十三日晨以第二、第十三兵团向碾庄发动攻势，解第七兵团之团；被匪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及军区部队等包围於窑湾之第六十三军，与绝对优势之匪血战三昼夜，最後官兵伤亡殆尽，弹尽粮绝，於十三日连络中断。     第二、第十三兵团向东攻击，因攻击准备而延迟至该(十三)日下午始行动，真正之攻击行动於十四日开始，第七兵团因奉命固守待援，被围已达四昼夜，匪军兵力集中及攻击备备和阻援均完成组织，依其原作战构想，一面对我第二、第十三兵团实施阻援，一面对我第七兵团发起总攻，主攻指向我南正面第四十四军方面，继又转移至西正面第一百军方面(因北正面第二十五军之战力最强，次强为东正面第六十四军)，匪军之人海不顾伤亡，在其火力猛打及支援掩护下，行波浪式猛冲，激战至十五日夜，匪军经我空军不断之炸射，以及守军炮火、机枪火力之还击，伤亡惨重，阵前匪尸枕籍；血盈成河，故入夜後匪军攻势暂息，於该夜国防部据空军侦察报告，匪军有大集团之辎重车辆(大部为大车)由碾庄及曹八集附近向临沂方向移动(实际为匪军徵集大批民夫向前运送粮弹後空车返同，以及匪军大批伤患後送等)，乃作乐观之判断为匪军之总溃退，除京沪一带发布号外「徐蚌会战大胜」外，并令徐州剿总下达追击命令(追击以由第一线部队发起为原则，不应由大後方下达此命令，因情况唯有第一线最清楚)，徐州剿总认为匪军之撤退乃为不可能之事实，乃令第二、第十三兵团继续向东猛攻；果然於翌(十六)日晨，匪军之人海又满山遍野而来，向碾庄附近第七兵团疯狂猛犯，激战至十八日，该兵团之第四十四、第一百军，大部伤亡殆尽，外围据点亦逐次为匪攻占，防御地区缩小，空投补给困难，至该(十八)日第二、第十三兵团向东攻击均欠积极，进展一直陷於迟缓，第十二兵团进抵蒙城，复因第七兵团於碾庄大势已去，乃於蒙城停止前进，十九日国防部主管作战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为多年潜伏之匪谍)由南京飞抵徐州，其於机场与总司令刘峙及参谋长李树正谈话，其略谓：「陈毅吃掉第七兵团，即行撤退，一方面因怕伤亡大，另一方面第十二兵团即将到达，陈毅一见到第二、第十二兵团就会跑的，你放心，总司令没事儿了，我回去搞大的，不搞小的」，初听之下，尚以为是根据陈匪以往作战的惯例，事後始知匪谍居心之险毒。     二十日碾庄复遭匪军攻占，第七兵团黄司令官指挥残部转移至东北大院上、吴庄、大兴庄与匪继续奋战，继血战至二十二日晨，最後阵地亦遭匪军人海突破，遂率残存兵力约三个团向西北突围，复遭匪军阻击，司令官黄百韬将军自戕殉国，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负伤失踪，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遭匪军劫持，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及第一百军军长周志道，以及少数零散官兵突围至徐州外，余均壮烈成仁，匪军伤亡亦在十万人以上。     当黄百韬第七兵团於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八日开始於新安镇向徐州西撤时，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亦於该(八)日开始由蒙城向徐州集中；第三绥靖区冯治安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在其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澧煽动及挟持下，於该（八)日叛变投匪，徐州北正面顿成防务空虚，乃令甫由安阳空运抵达之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北上沿不老河布防，该绥靖区部队其中不甘附匪者乃纷纷南下，徐州剿总为防意外，乃指定於徐州南郊集中，九日第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亦归来，乃指定其於徐州南郊收容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归来之部队或官兵，十日第二兵团除归该兵团指挥之第八兵团第五十五军第一八一师於张公店遭陈匪第八、第十纵队围攻情况不明外，其余部队均东撤至徐州以西地区，第十六兵团於该(十)日全部到达宿县，十一日军团部及第四十七军车运徐州，第四十一军徒步北进，於途中遭匪军截击，车辆及炮兵稍有损失，十三日全部到达徐州，遂由该(第十六)兵团接替第十三兵团防务，并统一指挥第七十二军及第三十九师，担任徐州及郊区之防务。     该(十三)日过午，我第二、第十三兵团於徐州以东地区，第二兵团於陇海路(含)以南地区，以第七十军在左，第五军在右，第十二、第七十四军於潘塘镇附近掩护该兵团右侧背，第一骑兵旅任右侧背搜索警戒，第十三兵团於陇海路(不含)以北地区，以第八军在左，第九军在右，以两兵团并列(两兵团担任攻击者共为四个军约六个师)，在空军及战车支援下，开始向东攻击；陈毅匪军依原作战构想(以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之增援)，以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牵制、阻击我第二、第十三兵团，以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三纵队，新八纵队、鲁南纵队、快速纵队等；对我第七兵团纵续团攻。我军开始攻击颇为顺利，当(十三)日攻达张家桥、义集、邓庄，大庙之线。十四日我第二、第十三兵团继续向东攻击，攻击开始後，即遭匪顽强抵抗，并不断向此增强其兵力，及不顾伤亡，死守不退，於此情势下，为防匪包围迂回我右翼，及适时由右翼迂回包围匪军，第二兵团乃将位於潘塘镇附近之第七十四军向前推进至张家集附近，激战至十五日，我两兵团先後攻达张集、小赵庄、老邓家、前王桥、和尚庄之线。该（十五)日由睢宁经双沟向徐州集中之第一零七军，进抵房村，遭匪第二、第十二纵队截击、阻击，大部溃散；一部由该军军长孙良诚率领，叛变投匪。十六日、十七日第二兵团方面战况无进展，第十三兵团续攻占吴庄、太平庄，该（十七)日入夜後，匪第二、第八、第十二纵队，夜袭张集附近我第七十四军，并威胁我右侧背，守军在空军及兵团炮兵支援下，与该匪激战彻夜，匪军因伤亡惨众，於晓前溃退，十八日继续向前攻击，空军及战车三十余辆亦全部出动支援，但各兵团因未能有效使用其兵力，战况无进展；此际第七兵团已战况危急，退守东北最後阵地。为增加第一线攻击力，於十九日将徐州第七十二军抽调并归第二兵团指挥参加攻击；除第十三兵团之左翼攻克吴窑外，其余战况无进展。继激战至二十一日，於陇海路附近攻克牛家楼、黄集、麻谷子、常家楼，二十二日续克玉山、韩庄、火神庙，炮火已能射达碾庄，但第七兵团於碾庄附近战斗已告结束，为避免再遭匪军各个击破，除留一部於原地警戒外，主力西撤徐州集结整顿。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由於我临时决定黄百韬第七兵团西撤徐州，黄维第十二兵团由平汉路确山近附向徐州集中，商邱附近刘伯承匪军亦临时变更其作战计划，除令确山附近第二纵队於我第十二兵团先头东进，广泛破坏沿途桥梁、道路，迟滞我第十二兵团行动外，以第四，第九纵队(陈赓兵团)配合原在鲁西陈匪之两广纵队及军区部队等，向徐州西、南两正面进犯，牵制徐州方面我军之兵力，及策应徐州以东地区陈匪主力作战，另以第三纵队配合原在鲁西陈匪第八纵队，向津浦路要镇宿县进犯，截断该段铁路，阻上我军向徐州增援，并防止徐州方面我军南撤；其余主力南移永城、涡阳、亳县一蒂，监视我第十二兵团行动，并准备对我十二兵团实施打援。我第十六兵团於十一月十三日全部到达徐州，并指挥原在徐州之第七十二军及由安阳经空运到达之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部署徐州市区及郊区防务，十西日刘匪第四、第九纵队，及陈匪两广纵队，开始向徐州西、南两正面进犯，主攻指向津浦路及以西地区，连陷我外围据点，近逼城郊高家营、癞痢山、大北望主阵地，十五日我军反击，克杨山头、五里墩、周家湾、汉王庙等要点，至十九曰续击碾匪两广纵队之一部，克三堡、五里店、潘家湖，後因我军抽调第七十二军参加第二兵团向东攻击，刘匪亦抽调第四、第九纵队南下，准备对我第十二兵团实施打援，匪我双方遂成对峙状态。宿县方面，我守军为第二十五军之第一四八师(於此接领新兵，仅有新兵两营)，交警第十六总队，及交警第二总队之一个大队，十一月十一日当我第十六兵团甫离宿县北上徐州时，即遭匪攻占，激战至十四日，车站最坚强据点复遭匪军攻占，巷战至十六日晚城陷兵亡，津浦路遭匪军截断，该段铁路亦遭匪军发动附近军区部队及民佚彻底破壤(烧毁枕木，移走铁轨、挖毁路基)，至此我徐州乃如断线之风筝，数十万大军，完全仰赖空运及空投补给。匪军攻占宿县後，乃交由其军区部队负责，陈匪第八纵队星夜东进，参加我第二兵团正面作战，刘匪第三纵队西进，汇合其主力，准备对我第十二兵团实施打援。 第二阶段(双堆集)作战：徐蚌会战第一、第二阶段作战，无论在大军统帅及军队协同等方面，均重蹈东北战场辽南会战失败之复辙，辽南会战第一阶段作战，当范汉杰兵团於锦州之战之时，向南增援之廖耀湘第九兵团恰停止於绕阳河南(右)岸不动；徐蚌会战第一阶段作战，当黄百韬第七兵团於碾庄鏖战之时，向北增援之黄维第十二兵团恰停止於蒙城附近涡湖南(右)岸不动。辽南会战第二阶段作战，当锦州已城陷兵亡，范汉杰兵团已被歼，复令廖耀湘第九兵团於绕阳河附近南进，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於葫芦岛、锦西附近北进，南，北夹击匪军，规复锦州；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作战，黄百韬第七兵团於碾庄已被歼，复令黄维第十二兵团配合李延年第六兵团，分由蒙城、固镇及蚌埠附近沿津浦路向北攻击，邱清泉第二兵团及李弥第十三兵团，由徐州附近沿津浦路向南攻击，南、北夹击匪军，打通津浦路。故徐蚌会战第一、第二阶段作战，在大军统帅方面实为辽南会战之重演，大军统帅及战略指导错误，绝无法凭小部队指挥及在战术战斗上予以挽回。大军统帅及战略指导均加此，即华中战场於第一阶段作战中令王凌云之第二、第十五军随黄维第十二兵团东进，於第二阶段作战中即令第二军向徐蚌战场增援，就事论事，亦无法战胜，祗是多增损失而己。在兵团协同方面，黄维第十二兵团又重蹈黄百韬第七兵团之覆辙，当黄百韬第七兵团於碾庄遭匪军攻击时，李弥第十三兵团不但未能即时向炮声前进，反而西撤徐州，又当黄维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遭匪攻击，李延年第六兵团不但未能即时向炮声前进，反而南撤蚌埠。各个击破敌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此尝须视敌人有无被各个击破乏条件，徐蚌会战我各兵团之协同精神是如此，而兵团以上之大军指挥亦复如此，任其各自为战，乃己具有遭敌各个击破之足够条件。     第二兵团是以原邱清泉之第五军为骨干，第七兵团是以原黄百韬之第二十五军为骨干，第十二兵团是以原胡琏之第十八军为骨干，该三个军为当时关内(西北除外)三大主力，驰骋於华东、华中两战场作战，且以常胜军著称、以此为骨干组成三大兵团，自然亦成为关内三大主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原亦为第十八军军长，资历较胡琏为深，但离开十八军己日久，戡乱战争期间於後方任训练工作，未曾直接参与对匪军作战，一临徐蚌会战此生死存亡之决战，一切自然均有格格不入之情。     民国卅七年十一月五日，徐蚌会战已至匪军兵临城下之势，临时决定采第三案，将大军向徐州一点集中，第十二兵团於十一月八日开始，由平汉路确山附近东进，原令王凌云所部第二、第十五军亦归该兵团指挥，一并向徐州集中，惟华中剿匪总部以鄂西匪势猖獗，乃将该第二、第十五军南移襄阳、樊城地区；该第十二兵团东进後，因当时我军惯采取直接路线，故前进路线匪军判断是十拿九稳，因此窜扰於确山附近之刘匪第二纵队，乃抢先於我第十二兵团之先头东进，当匪军通过後，将沿途桥梁道路彻底破坏，以迟滞我第十二兵团行动；该(第十二)兵团於十一月十六日进抵阜阳，十八日进抵蒙城，此时正黄百韬第七兵团於碾庄鏖战，该(十二)兵团以天雨道路泥泞，车辆部队运动困难为由(此实不成理由，军队要战胜敌人，先要战胜恶劣之天条地形，不能因天雨而停止作战。)，遂即於蒙城附近停止前进；二十二日第七兵团於碾庄已被歼，二十三日奉命由蒙城向津浦线宿县前进，协同该该方面第六兵团，沿津浦线附近向北攻击，并配合徐州方面沿津浦线向南攻击之第二、第十三兵团，南北夹击匪军，打通津浦路。     该第十二兵团於二十四日，击破刘匪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之各一部，强渡涡河，二十五日进抵宿县西南二十余公里之南平集附近，即遭原集结於该附近地区并守候己久之刘伯承匪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等纵队阻击，虽对该匪一再发起攻击，但进展极为困难，乃奉命折向东进，与固镇近第六兵团会师後，再行合力北进，与由徐州沿津浦路南进之第二、第十三兵团，行南北夹击匪军。於匪军直前行横方向移动，乃极度危险，而该兵团变更前进方向下达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之作战命令，於传达中复遭匪军劫获，我军之企图及行动悉为匪获悉，而兵团复未作临时之应变处置，且因行动迟缓，刘匪乃举全力该兵团侧击及截击，致前进极为困难，虽以战车协同向前攻击前进，匪军不顾伤亡，寸土不退，激战至二十七日，被匪军彻底包围於双堆集附近。     该(二十七)日，国防部复令固镇附近第六兵团南撤蚌埠，致顿使该兵团情势更为险恶，及等於帮助敌人打击该兵团官兵之士气，於该夜第八十二军第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率该师之大部叛变投匪，匪军乘虚袭击、第十八军之第四十九师於大营集遭匪军冲散。第十二兵团被围後，当以第十四军占领沈庄、杨梩子，第十军占领杨在、马围子。第八十五军占领後周庄、宋庄，第十八军占领双堆集、赵庄、金庄、许庄、吴庄，就地采四周防御，并临时以车辆充作防御工事，匪军乘我尚立足未稳，昼夜不停发动猛攻，并徵集大量民佚，於我四周挖掘一层接一层之围困堑壕，将我军团团围困，我军曾迭次向外发动攻击，亦始终无法突出匪军之包围圈。该兵团於被围期间，副司令官胡琏将军适在後方养病，临时奉命飞往(临时著陆场)协助指挥，曾三进三出，亦终无良策，因此际己被匪彻底围困；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及「虎落平阳被犬欺」之情势，虽妙手亦难回春，陈毅匪军於第一阶段作战歼灭我第七兵团後，亦迅即以第六、第十一、第十三等纵队参加刘伯承匪军作战，十数万大军被因於此一狭小地区，粮弹全凭杯水车薪之空投，即匪军不发动攻击，亦自然会油乾灯熄。     至十一月三十日我主动放弃徐州，由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亲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等向永城方向转进，原冀以此主力解第十二兵团之围，但不久杜聿明集团又被围於永城北之青龙集、陈官庄附近地区，十二月二日再令蚌埠附近第六兵团向双堆集攻击解围，但因兵力不足，事实难以达成任务，於十二月八日电令华中将荆、沙附近之第二军(为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之基本部队)即由沙市登船，经水运南京上陆後，再车运蚌埠增加第六兵团之攻击力，此不但远水不救渴，且遭华中剿匪总部之「无言」抗拒而未予放行，八日夜刘匪及陈匪之一部，对双堆集第十二兵团发对总攻，因我军被围日久，粮、弹两缺，及体力疲惫，激战至九日，宋庄、後周庄被匪攻占，十日杨围子阵地复遭匪军突破，守军大部牺牲，十一日马围子阵地再遭匪军攻陷，十二日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该军第一一0师整师复叛变投匪，情势更形恶化，十三日匪军彻底集中大小炮火，向我最後核心阵地实施猛打，每一村落均落弹千余发以上，军民伤亡惨众，阵地多遭匪军摧毁，十四日杨庄、李庄等阵地均遭匪军攻陷，十五日匪军以火海支援掩护其人海作最後之猛攻，我军己无险可凭，且官兵伤亡殆尽，弹尽粮绝，乃乘匪密和议群之人海混乱之际，分向东南及西南突击，仅副司令官胡琏(乘战车)及第十军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以及零散官兵约四千人突出重围，该兵团司令黄维，第十军军长覃迫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俦，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等，均遭匪军劫持，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阵亡，战事至十六日晨结束。     该作战地区，为「淝水之战」古战场，晋谢玄於此战以八万之寡兵全歼秦军符坚九十七万之众，作战方向与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亦概同，忆古论今，结果成为完全相反；此不是兵力众寡问题，而是革命精神及斗智之问题，更不是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已被围後之问题，而是在该兵团於被围之前用兵和大军统帅问题，复不必将华中战场两个军因未能参加本作战而掩饰失败之一切过错；作战不怕失败，就怕失败不知彻底检讨，仍蹈失败之覆辙。     徐蚌会战开始後，为增强该方面兵力，将由东北战场葫芦岛撤退之国军经海运至上海登陆後，以第三十九、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二军之第二九六师，继经铁运至蚌埠，除以第五十四军及第二九六师，协力第八兵团担任临怀关经蚌埠、怀远、至凤台之淮河防务(临怀关以东之淮河防务由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担任)，另以第三十九军及由郑州随第十六兵团向此转进之第九十九军，於蚌埠附近临时编组第六兵团，由李延年任该兵团司令官，担任攻势作战任务，津浦路重镇之宿县为刘匪之第三纵队及陈匪之第八纵队攻陷，为规复宿县、打通津浦路，并策应徐州以东地区作战，该(十六)日将该兵团依铁道输送至固镇下车後，沿津浦路附近地区向北攻击，十九日第九十九军进抵西寺坡附近，二十四日第三十九军及兵团司令部进抵任桥集及任桥车站附近，即奉令协同第十二兵团沿津浦路附近向北攻击，配合由徐州沿津浦路向南攻击之第二、第十三兵团，南、北夹击匪军，打通蚌埠至徐州间之津浦路。     廿七日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附近被刘伯诚匪军包围，并於灵壁附近发现陈匪之第十一、第十三纵队，正向固镇方向移动，恐该匪直下淮河(淮河己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第一八五、第二九六师，及第十八军骑兵团守备，似乎不成理由)，威胁京畿，於该二十七日令该第六兵团南撤蚌埠，先巩固淮河防务，再解第十二兵团之围(如此用兵，实等於煮好了饭再炒来吃)，因第六兵团之南撤，使第十二兵团陷於黄百韬第七兵团同一命运。     十二月二日第十二兵团已遭刘匪及陈匪之一部层层包围，於该二日将第五十四军(留置第一九六师担任临怀关附近防务)、及第五十二军之第二九六师，加入第六兵团序列，由蚌埠以北地区，向双堆集发动攻势，攻击部署：由右至左为第五十四，第九十九、第三十九、第五十二军之第二九六师、及第十八军骑兵团，另以第五十五军在第五十四师之右後方沿淝水警戒，抯任第六兵团右侧背之掩护，并以第六十八军担任田家庵至凤台警戒，掩护第六兵团之侧背，及以第九十六军(新到达战场)任蚌埠守备，以上之攻击部署，亦四平八稳，仅是缺少战略预备(第二线兵团)队，使攻击缺乏持续力，及对兵力运用缺乏弹性。     正式攻击自十二月四日开始，当面匪军，仅为陈匪之第六纵队约八千余人，配合军区部队及民兵，於广正面利用各村落构成大纵深阵地，行迟滞作战；攻击开始後，虽遭匪军利用各村落据点顽强抵抗，但进展尚称顺利，五日进占仁和集、曹老集之线，六日继举全力攻击，突破匪军顽强抵抗，进占宋家埠、界沟沿、高家湖、李家湖、蒋家湖之线，此际双堆集之第十二兵团如乘势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及在空军举全力密接支援下，向南发动攻势，尚有突出重围之可能，无奈该兵团已被围日久，及缺乏补给，战力已成软化，且当时我军之惰性、一经被围，认为祗有死守阵地乃为最为安全，坐等援军前来为其解围，坐享其成，而上级之命令复是，「固守待援」，从无令被围之部队配合增援部队攻击行动，拚命向外攻击；因此使匪军「阻援打点」或「围点打援」，乃十拿九稳。七日第六兵团司令部向前推进至曹老集，为掩护该兵团之右侧背，以第九十六军之第四二一团於津浦线附近沿淝水布防，并以第三十九军之第一零三师及第五十二军之第二九六师，加强兵团左翼之掩护，继续向前攻击，匪军凭工事及村落据点顽强死守，我以战车领导攻击、亦难突破匪阵，激战至十日，进展不大，十一日在空军及战车支援下再举全力向前攻击，进占崔圩子、洛姓沿、小集、孙庄、崔庄、钱家湖、路家湖、常刘家之线，此际陈匪之第十一纵队及渤海纵队等，纷纷向此增援反扑，我进展极为困难，至十六日进占龙王庙、高里集、包家集之线，为增强第六兵团之攻击力，向此增援之第二十军於该(十六)日亦进抵蚌埠，但第十二兵团於十五日夜於双堆集已向南突围，战斗终止，为防匪反噬及巩固淮河防务，第六兵团於十七日夜主动南撤，沿淮河布防，第二十军亦主动南撤滁县，归还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序列。 第三阶段(陈官庄)作战：徐蚌会战，数十万大军作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决战，事先既无作战计划，又无作战准备，临时决定将大军向徐州一点集中，用徐州之坚强工事，与匪於此决一死战，以赌国家民族之存亡；至第一阶段作战失利後，第二阶段作战仍全凭直觉及一厢情愿，令第六、第十二兵团於宿县附近会师後，沿津浦路附近由南向北攻击(置宿县以西地区刘匪八个纵队於不顾)，及令徐州附近第二、第十三兵团沿津浦路向南攻击(置徐州东侧陈毅匪军十六个纵队於不顾)，南、北夹击匪军(匪军主力均在津浦路两侧，正好投入陈、刘两匪分进合击之包围圈)，打通津浦路；第三阶段作战乃为第二阶段作战之後遗症，待第十二兵团中途於双堆集被围，复令甫由徐州向西南转进之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向双堆案第十二兵团增援解围，甫经退却之部队，乃如水上之无根浮萍，缺乏战力，以迅速脱离敌人，恢复主动和行动自由为目的，於退却时应坚决避免与敌人决战；即向第十二兵团增援解围，亦必须待其恢复主动和行动自由，并取得有利之形势，再采取至当之行动，此乃为不争之理。当其甫由徐州转进，前有刘匪八个纵队之截兵，後有陈匪十六个纵队之追兵，令其向双堆集增援解围，此乃明知不可为而为，及将乾柴向烈火中投入。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被围，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作战，事实已宣告失败，原决定於徐州与匪决一死战之决心亦随之动摇(此际变更决心，实为明智之决策，大军作战，反对拚命主义，不能打就走，寻找好打的机会；此际刘匪主力均集中於双堆集附近，陈匪主力，尚在徐州以东地区，徐州以西匪军兵力空虚，如先向华中战场转进，乃如入无人之境，若向淮河以南转进，亦必须采间接路线，依高速运动，迅速脱离陈匪，及远离刘匪，始有成功之可能；若甫行退却，又直接向双堆集增援解围，乃犹如甫脱离火坑，而又自投陷阱；或成为连环车祸，前车出了车祸，後车又撞上前车)，二十七日决策放弃徐州，徐州兵力向南转进，待解黄维第十二兵团之围後，重新部署，防守淮河，掩护南京，从事整补、相机再兴攻势。     决策既定，徐州剿总刘总司令率必要人员，於二十八日飞抵蚌埠设指挥所，徐州方面所有军队，归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十一月三十日夜，杜副总司令按预定计划，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等开始行动，放弃徐州乃出乎匪军之意外，故於十二月一日午前，顺利全部撤出徐州，向永城方向挺进，据空军侦察报告，撤退之部队情形良好，队形整齐，惟三、五成群之匪军约四、五万人，队形不整，正越过津浦路纷纷向西急进、徐州剿总当将情况绘制要图，空投杜副总司令，并令其迅速南进(此际先头部队已到达青龙集、沙河附近休息)，午後三时杜副总司令於红庙收到空投情况图，乃一面通知各兵团，一面向王白楼前进，掌握先後到达之部队，傍晚各部队均到达陈官庄、青龙集各附近，该周边地区尚无匪情，当夜未采取任何行动(欲脱离匪军，应不顾部队疲劳，连夜采积极迅速行动)，经过一夜之时间(追击之匪军，夜间乃马不停蹄前进)，於拂晓後已发现零星匪情，但匪军主力尚未到达，於该(二)日杜副总司令於王白楼令第二兵团向南攻击，第十三兵团连系第二兵团左翼向东攻击，第十六兵团以一部对北、西两正面警戒，主力视攻击之进展，随杜之指挥部行动，攻击开始时已近午刻，且并未尽全力，为匪军先头部队少数之匪军，利用各村落行顽强抵抗，故进展甚微(此际即解第十二兵团之围，亦应采间接路线，而不应采直接路线向南行正攻)，再经过一夜之时间，三日刘匪之第九纵队已到达南正面，陈匪之第一、第八，第九纵队已到达东、北两正面，该(三)日第二、第十三兵团仍以原部署在空军及战车支援及协力下，继续分向南、东两正面攻击，但此际匪军已进行有组织之战斗，且因其四个纵队之正规军已到达，经激战我军遭受重大伤亡，仅攻占数村落；该三日夜杜副总司令决定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之战法，以第十三兵团於张寿楼、袁圩、魏庄、刘庄间占领阵地，对东北正面实施掩护，第十六兵团於洪河集、丁楼、谢庄、李楼、王白楼间占领阵地，对西北正面实施掩护，第二兵团则以全力向南攻击(大军作战，区分为攻、守两势，此乃为原则，但须竭力节约守势方面兵力，彻底集中兵力於攻势方面；以两个兵团担任守势，一个兵团采取攻势，似违反原则)，计划每日即进展数里，则於六、七日後即可与第十二兵团接近(此乃一厢情愿，胥不知时间愈拖延，匪军阻援之工事愈增强，及匪军之兵力已全部到达战场)。     此际徐州剿总乃再电令其迅速南下，大意为「依目前匪军战法判断，较我稍优之匪军，可能采取围困战法，使我军疲而乱时，再乘机攻击，当今之事，利在速战」，而杜副总司令之覆电略调「大军作战，贵在态势，刻先拟调整部署，再行大举攻击」(退却与追击之战斗，乃遭遇战之一种，与敌一经遭遇，乃分秒必争之事，除立即采取攻击，另再无其他选择之余地；故作战不能不要原则，但不可为原则所拘泥，於任何情况下，均须先摆好态势，乃为原则所拘泥)，考究杜聿明集团滞迟於陈官庄达三昼夜之原因，其攻击行动均为解第十二兵团之围，犀非为其本身打开一条血路而顺利南进，故其行动及攻击均欠积极，并有畏缩不前之势；而徐州剿总虽再三电令其迅速向南攻击，复为直觉及一厢情愿，胥不知杜聿明兵团采直接路线向南攻击，其势正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後」，前有不断增强之截兵(刘匪八个纵队)，後有不断增强之追兵(陈匪十六个纵队)，此乃明知不可为而为。     四日晨，采「三面掩护、一面攻击」之战法，继续向南攻击，但匪军主力已到达战场，经终日激战，战况进展甚微，五日再兴攻击，此际匪军已开始压缩包围圈之攻击，各兵团仅能击破犯匪，保持原阵地，而再无攻击之能力。六日八时许，杜副总司令召集各兵团司令官，研商尔後作战方策，一致认为长此僵持，兵员损耗，粮弹不继、终非善策，最後决定各兵团以军或师为单位，作辐射式之突围，各自相机行动，并决定於是夜听杜副总司令之电话开始行动；不料第十六兵团司令官於返抵防区时，正匪军开始对该兵团阵地猛犯，激战至黄昏时分，阵地遭匪突破数处，孙司令官乃未待杜副总司令最後之电话，遂乘势向西突围而去，因事出匪军之意表，其主力均突出匪军重围，进抵商邱东高夏邑附近地区，因官兵过度疲劳，於麦地休息而於不知不觉中进入全体睡眠状态，拂晓以前匪军追兵先头部队赶至，於毫无战备之状况下，经匪军一阵乱射乱冲(开始尚认为是突围之友军於夜暗中所发生之误会)，最後仅孙司令官及少数官兵幸免，其余部队为匪军冲散或被俘。     第十六兵团未遵最後命令之突围，乃亦事出杜副总司令之意外，并破坏原整体突围之计划，及提高匪军围困之警觉，乃将其指挥所移驻於陈官庄。及重行调整部署，以陈官庄、青龙集为核心，第十三兵团任东、北两正面之守备，第二兵团任西、南两正面守备，形成直径约九公里之环形阵地，并於陈官庄附近开辟空投场及约七百公尺长之跑道临时著陆场，准备接受空投及空运补给後再兴攻势或突围。     自七日第二、第十三兵团於陈官庄附近被围後，此时华北战场平津会战已绪战开始，毛匪为恐激起华北战场国军经由海上撤退向华东战场徐蚌增援，乃训令陈匪毅及刘伯承对杜聿明所指挥之第二、第十三兵团，於两周之内暂采围而不攻之阴谋，故在此段期间，匪我均成对峙状态，但大军被围日久，全凭空中杯水车薪之补给，伤亡损失又获不到补充，战力自然日见削弱，匪军由各省送来源源不断之补给和补充，反养得又壮又肥及愈战愈强，至十五日黄维兵团於双堆集最後残部突围，该方面作战结束後，陈毅、刘伯承两匪合全力会攻杜聿明集团，其形势乃更为险恶，亦为不可言而知之事。     复因天不佑我，自十二月十七日起，大雪连降十日，於此期间空投完全中止，於被围圈内之马牛羊猪犬猫等，是凡能吃的都吃光，即连麦田内的麦苗也吃光，最後祗有水尚可喝，二十八日雪停虽恢愎空投，但天候仍极恶劣，空投仍受限制，为救急及以空投经济，乃於南京全市发动做大饼，直接空投大饼，直至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日天候始放晴，正式恢复空投，计划空投粮弹补充後，再兴攻击或突围，不料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之一个营於该(三)日夜叛变投匪，我军之虚实及企图完全泄露於匪方，匪军不待我完成补给，於五日夜乃集陈、刘两匪之全力，实施最後总攻，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身先士卒奋战负重伤，六日自十八时起，匪军利用原挖掘之堑壕及交通壕向前推进炮火，行直接瞄准摧毁战工事，继匪人海沿交通壕迫近我阵前，跳出交通壕及堑壕後立即向我阵地内猛冲，血战至七日晨，第二兵团正面窦凹、魏小窑及第十三兵团正面何庄等据点先後均为匪军攻占，守军壮烈牺牲约九个团，九日夜阵地到处遭匪突破，部队失去连系及指挥掌握，遂纷纷向外突围，杜副总司令遭匪军劫持，第二兵团司令邱清臬乘战车突围，於途中战车陷入匪军之堑壕，当遭匪兵围劫之际，举枪自戕殉国，最後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负伤)、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一三九师师长唐化南等，以及不足做千之零散官兵，均突出重围，继向淮河方面南进，十日拂晓战斗终止，徐蚌会战亦随此枪声停止而结束，但数十万忠魂迄今仍暴骨於战场而未埋。 经验教训：     「兵败如山倒」，这虽是事实，但不是真理，战争永为精神所主宰，具有高度革命精神；乃愈挫愈坚，再接再励，唯有丧失革命精神之军队，才是「兵败如山倒」；「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也不是定律，而具有其条件，最基本之条件，必须确知为何而败，据此卧薪当胆，明耻教战，奋发图强。     徐蚌会战之失败，追根究底，无可讳言，乃多败於战争指导，战略指导、及大军统帅等方面，除在以上各节内已提要勾玄插述外，兹再总结经验教训於後。     大军统帅之节度：大军统帅之节度，乃在上不操切，下不越权，最高阶层乃在照顾战争全局，勿使各战场各自为战，及照顾陆、海、空三军，勿使三军各自为战，至干涉战场内兵团以下之行动，则欠之操切；例如在本会战中於十一月十日上午由徐州剿总转达国防部下达第七兵团之空投命令「碾庄至曹八集间之交通已被匪截断，通过不老河之匪，刻已迫近碾庄；该兵团应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匪决战」；上级对下级作此情报通报则可，但为下级代作此决心处置乃绝对不可，按当时之实际状况，碾庄至曹八集间之匪军，仅为匪军之先头部队数千人，其兵力(主力)均正陷於不老河及运河之前後，左右分离状态中，第七兵团计有四个军，并已完全渡过运河及於碾庄附近集结完毕，此际正是各个击破匪军千载难逢之好机，应立即采取绝对攻势行动，各个(乘匪半渡)击破匪军；绝对不应於稍遇情况之时，即令第七兵团於碾庄固守待援，此不仅使第七兵团遗恨「一朝失足成为千古恨」，徐蚌会战也因此「一著不慎，全盘皆输」。又例如十一月十五日夜，国防部根据未经查证之莫须有情报，即一再催令徐州剿总下达追击命令，於翌日晨之实际匪情乃予证明，匪军不仅未溃退，而恰对碾庄第七兵团发动总政。战场情况，瞬间千变萭化，绝非远在後方之最高阶层所能随时察知，战机稍纵即逝，亦绝非远在後方之最高阶层所能及时握机，故一般而来，在最高阶层之全盘战略统一下，战场高级指挥官，应有决定「打」与「走」之全权。至於下不越权，最为重要者乃为不得破坏上级之全盘战略构想，在上级全盘战略统一下，而行独立自主作战。     战略要点与战场焦点：战略要点，於战场概定以後，始能评估其价埴，严格说来，在战场未能概定之前，没有战略要点，再严格说来，辽南会战之沈阳，平津会战之北平，徐蚌会战之徐州，均已不成为战略要点，至少已失去战略要点之价值。但战场有「焦点」，此须锐眼如能识破，若棋逢敌手时，则敌我双方所见概同，於战场概定之时，就决定於此战场「焦点」地区，歼灭敌人，或攻略该地区，使敌人陷入被歼灭之绝境。东北战场辽南会战，其战场焦点乃为锦州、葫芦岛地区，会战一开始林彪匪军即彻底集中兵力，强攻锦州，而我东北剿匪总部恰背道而驰，以主力确保沈阳；平津会战之战场焦点乃为平津、塘沽地区，林匪十二个纵队分路入关，但以七个纵队及两个炮兵纵队沿北宁路直下天津、塘沽，并先强攻天津、塘沽，但我华北剿匪总部恰又背道而驰，将天津之兵力向北平行彻底集中；徐蚌会战之战场焦点乃为东海、连云港地区，匪军作战构想，陈毅匪军主力於新安镇附近突破(截断)陇海路後，立即以五个纵队以上兵力强攻连云港，而我徐州剿总恰根本放弃东海、连云港，将原在东海、连云港之第四十四军向徐州一点集中(国防部原亦计划将该军由海上撤退，放弃东海、连云港)。以上三地区，不仅为辽南，平津、徐蚌会战之战场焦点，复最有利於我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以我之长击匪之短，以我三军统合战力，弥补陆军战力之不足；就徐蚌会战而言，不是「守徐」、「守准」之问题，如南依淮河，东托连云港，乃进可攻，退可守，或南守东攻，或东守南攻，战场一切主动均操之在我，我於连云港附近地区形成陆、海、空军强大之攻势基地，匪军再狡诈、猖狂，亦不敢将其兵力投入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所谓巩固京畿，乃不保而自保。     面临「仁」与「忍」之边缘应如何决心：战争之本质是仁爱，仁爱於天下；但战争之手段是残忍，残忍至失去本性；故当面临「仁」与「忍」之边缘，若非大智大仁大勇者，则断难立即下定最正确之决心。革命乃一切均是为了民众，革命之动机在救人，革命之本务在行仁，军队爱民如子，这不仅是本份，也是天职；但徐蚌会战乃为赌国家民族存亡之总决战，大敌当前以军机为第一，於渡河时不能以宋襄之仁，让两万余难民先渡，而贻误戎机，此宋襄之仁不仅使第六十三军数万生灵於窑湾全军覆殁，及该兵团四个军之十万以上生灵於碾庄全军覆没，且因此一战决定徐蚌会战之失败，决定国家民族之存亡。又视卒如婴儿，爱兵如子，及不使部属蒙受不必要之疲劳等，此亦为为人长官者之本份和天职，但於生死关头，存亡决於俄倾之际，又须忍睹部属血肉横飞，忍令部属从事常人所不能忍受之疲劳和痛苦，而毫不动心。第七兵团於大敌当前之撤军，十日上午仍於碾庄休息，视如无情况，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由徐州转进，十二月一日於陈官庄、青龙集附近休息一夜，均因宋襄之仁而遭全军覆殁；第十六兵团十二月六日向西突围，原本全军突围成功，但为顾虑部队疲劳，半途行休息而陷於睡眠状态，失去一切战备，被匪少数几个追兵於夜暗赶到，一冲即散或被俘。以阿六日战争，以色列之战胜乃非偶然，以色列军队经六昼夜不眠不休之连续作战，此种疲劳乃为埃及军队所不能忍受，祗有自认战败。又於作战时乃避免不了伤亡，遗弃伤患，不仅为最不仁道，且亦极影响军心士气，故每当生死存亡胜败决於俄倾，应采至当行动之际，常因伤患无法携行而无法下定决心，而遭全军覆役，最後同归於尽。天下绝无侥幸之胜利，战争避免不了牺牲，作战先要准备牺牲，面临「仁」与「忍」之边缘，必须以大智大仁大勇而立下大决心，军事之胜败，常在此一念之间。     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乃为绝对攻势而非为守势，以与我最为有利之中央位置为准备阵，其始如处女，如猫捕鼠、如箭在弦；终如脱兔，於利害变换线上各个击破敌人，此利害变换线，非为固定不变，乃依当时之地形、敌情、及我军实际状况而定；就原则说来，超出此线与敌人决战，在攻势方面乃如手臂伸出太长，将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於此线之内与敌人决战，则敌人已完成合击之势，也就无法实施内线作战，更无法各个突破敌人；再严格说来，所谓乘敌分离(敌人未完成合击)，乃指我攻势之决战，而已获得决定性胜利时，敌人仍陷於分离状态，故决定此利害变换线之范围或远近，必先考虑决战和持久之密切关系，因守势方面所能支持之时间，直接影响决战方面所需要之时间，亦即在决战方面尚未获致决定性胜利之前，将因守势方面之不利，而前功尽弃或惨遭败北。徐蚌会战我最後决定「案」之作战方针为「国军以固守徐州，保卫南京门户之目的，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依内线作战，机动守势之指导，对进犯之匪，适时各个击破之」，此乃「目的」与「手段」根本矛盾，既然「固守」就无法实施内线作战」，於徐州一点采静态之消极防御，待匪军已完成「分进合击]之势(亦即匪军对徐州已完成围困之势)，不仅根本不能实施内线作战，且无法各个击破敌人。又十一月十日上午徐州剿总转达国防部下达第七兵团之空投命令「该兵团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匪决战」，既然令其固守待援，又如何使其行内线作战，至於「待援与匪决战」，增援解围之部队，其在本实上乃属外线作战，而又非为内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四周防御」不可混为一谈，内线作战乃为绝对攻势，四周防御乃为消极防御，於四周防御时在防御圈内，适时将兵力火力行机动集中於某一方面，摧毁敌人之攻势，此仅为防御作战指导之一种手段，绝非内线作战，否则乃将战略降低至战斗地位。若将四周防御视为内线作战，乃大错而特错。外线作战，乃为强者之战，除非真正获得奇袭(奇袭乃出敌不意，不意就是无备，敌人无备，其优势即非为真正优势)，否则必须兵力优势，始如脱免，迅速完成分进合击，终如处女，将敌人彻底包围後，再行突破区分击灭。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作战，此际第七兵团已被歼，且津浦部已遭匪军突破及截断，陈、刘两匪已成会合之势，我军兵力已居相对劣势，且陷於南、北分离状态，此际我以第六、第十二兵团沿津浦路由南向北，及以第二、第十三兵团於徐州附近沿津浦线由北向南，实施外线作战，南北夹击匪军，此不仅违反外线作战原则，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事，终使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又遭匪军各个击破，当时之三大主力至此已丧其二。     运动中遭受击须以遭遇战临之：匪军之军事教条「拣运动中之敌人打」，毛匪说：「运动中之敌人好打，因运动中之敌人无准备；敌人无准备，其优势即非真正之优势」，於运动中遭遇敌人之伏击或不意之攻击，属於不预期遭遇战，否则均属预期遭遇战；第七兵团於敌前(陈匪主力)行侧敌运动，第十二兵团於敌前(刘匪主力)行侧敌运动，且匪情亦均十分明朗化，均应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不应视匪情於无睹，或掩耳盗铃，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由徐州向南转进，前有刘匪之截兵，後有陈匪之追兵，更应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不能视为撤出徐州已太平无事，因匪军作战目标非为夺取徐州，或将我军逐出徐州，乃为彻底歼灭我军；另在匪军围点打援，或阻援打点之情形下，增援部队乃必须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无论是不预期遭遇战或为预期遭遇战，一经与敌遭遇，除「立即采取攻击，再无其他任何选择之余地」，并须分秒必争，以争取先之先(先制)，如先之先已丧失(不预期遭遇)，必须努力争取後之先；此方为不变之原则；作战可不为原则所拘泥，但不能抛弃原则；无论预期遭遇战或不预期遭遇战；一经与敌遭遇，即采就地防御或固守待援；最後必归全军覆灭，亦即违反原则必亡。徐蚌会战第七兵团於初见匪情尚未与匪正式接战，即令该兵团於碾庄固守待援，第十二兵团於南平集甫经与匪遭遇，即令其行侧敌折向东进，继则於双堆集采就地防御，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於陈官庄与匪追兵及截遭遇，於此迟延达三日之久，徐州剿总迭电催其立即采取攻击，但覆电则谓「大军作战，贵在态势，刻正调整部署，再行大举攻击」，遭遇战乃分秒必争，一经与敌遭遇，如仍须等待摆好态势再行攻击，乃必败无疑，以上均为违反遭遇战原则，最後均遭全军覆殁。不仅徐蚌会战是如此，在整个戡乱战争中，我各战场之军队，是凡於运动中一经与匪遭遇或遭匪攻击，均照例是采就地防御、或令其固守待援，但从无一次因就地防御或固守待援而战胜，最後均归全军覆没；因此，最後再将原则重复一次说：「军队於运动中与敌遭遇或遭受敌人攻击时，除立即采取攻击，直至战胜或打开一条血路为止，再无其他任何选择之余地」。     被围部队不能坐等解围：匪军无论是围点打援，或是阻援打点，其在本实上均为各个击破；我军之增援解围，被围部队均照例是坐等解围，乃正投合匪军各个击破原则；在徐蚌会战中，我第十二兵团及杜聿明集团之向前攻击，一遭遇匪军阻击，即电呈攻击无法进展，照常理及事实推论，似乎均为托词，此不是方法不对，就是祗顾跟前之保全，而不肯牺牲，误认为唯有采就地行四周防御，始最为安全，此无异乃为作茧自缚，正帮助匪军完成四周包围，当实施「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时，采取四周防御，当无可厚非；但野战军以野战为本能，须散得开，收得拢，将几个军以至几个兵团猬集在几个村庄之内。采取四周防御，不管其装备训练是如何精良，未战其败数已定。一经被匪包围後，第七兵团四个军坐等解围，第十二兵团四个军，同样是坐等解围，杜聿明九个军至无援可等时，乾脆坐以待毙；若以被匪包围後，四周已成铜墙铁壁，无法向外攻击，及无法突围，事实证明第十六兵团於十二月六日夜，乃轻易突围成功，其以後之失败，乃与突围无关，不能混为一谈；第十二兵团被围达十九日之久，至最後生死关头，照样突围而出达数千人，杜聿明集团被围达三十六日之久，最後同样可突围；此不是匪众我寡及四周有铜墙铁壁之问题，而是只顾跟前之保全而不肯牺牲之问题，俗语说：「商场如战场」，欲买到货物，则必须丧失金钱，欲博得伟大的胜利，必须付出伟大的牺牲，只顾目前的偷生，终成为偷生未必生。     今日战争之权力中心已不在首都：克劳塞维茨曾说：「一国之权力，乃在其首都和军队」，此乃指十八世纪以前之战争而言，其在「国民战争」篇内又说：「自民众直接参加战争之结果，顿使政府和军队之力量脆弱不堪，唯有全民众之力量，始足权衡轻重，左右一切。」。徐蚌会战，我乃以久战疲惫之单纯军队，和共匪无限制裹胁民众之「人民战争」在决战，所谓匪我之优劣，不是兵力装备训练之对比，匪军之真正优势，乃在一兵一民、一兵二民、以至一兵三民之支援，我军之真正劣势，乃为仅剩光杆子之军队，没有动员一个民众予以支援，俗语说：「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其次乃为会战之目的，系为保卫京畿之安全，此实乃本未倒置，及将战争降低到战斗阶层，因此「守徐」、「守淮」直至会战业已绪战，仍争论不休；胥知只要能歼灭匪军，京畿乃不保而自保，如不能歼灭匪军，则京畿欲保亦不能保；或暂时放弃首都，只要能保全主力，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抗日战争，我暂时放弃首都，保全主力，始赢得最後胜利，记忆犹新，当不至如此健忘。徐蚌会战之目的为保卫京畿，而与匪赌总成总败之决战，并将大军集中於徐州一点与匪决一死战，此在战争指导及会战指导上均成为战斗，胥知南京可失复可得，国亡不可复存，人死不可复生。」，国民革命乃建筑在全国国民自愿支持上面、其权力中心为广大民众，以全民众之力，权衡轻重，左右一切，而非为首都之确保。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9 21:06:2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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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技青冷笑话之三 @
在诸多灵长类种群中动物园猴群远比公司程序猿高等，他们有：更好的空气、更大的活动空间、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仁慈的管理猿、以及全免费的食物住房和医疗，还在对PPMM这个族群的喜爱度争夺战中大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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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平津战役！ 华北战场平津会战影响作战诸因素：     华北战场聂荣臻匪军，为当时五大股匪(西北彭德怀、华中刘伯承、华东陈毅、华北聂荣臻、东北林彪)中最弱之一环，对聂荣臻匪军之戡剿，由第十一战区及第十二战区(後分别改为保定绥署及张垣绥署)在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统一指挥下，专负其责，该两战区内之我军，无论在实与量方面，我均占绝对优势，华北主要交通及交通工具等亦悉为我方所掌握，尤以第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乃为我当时方面军大员中表现最为杰出者，其能亲随部队及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其他各方面军大员乃为永坐镇於後方大城市行遥控指挥)，若依匪我现实状况及依常理而论，消灭华北聂荣臻匪军，乃易如反掌之事。奈首为负责华北统一指挥之李宗仁，自抗战胜利後坐镇北平，完全在做官，所谓统一指挥仅为形式或名词而已，第十一、十二两战区之部队，乃划地(作战地境)为界，无论任一战区方面情况如何紧急或握有彻底歼灭匪军之良机，但该两战区之部队，从无越界支援他战区作战或聚歼匪军之事；以张垣会战为例，於本会战对聂荣臻匪军本可一网成擒。奈该两战区狃於作战地境，第十二战区之大骑兵集团袭占张垣後，即中止行动，越二日始继以一部向东挺进至下花园，惟经过此两日之时间，聂匪主力已乘隙窜入蔚县附近山区，但北平行辕及第十一战区对第十二战区派兵向下花园挺进一事，反视其为争功和越界之行动，此在战史上乃成为千古之笑柄。     当时我方面军大员，乃兼掌其辖区内之军、政大权，自张桓会战後，该两战区不仅各自为政，亦各自为战，聂匪窥破我此一弱点所在，且对傅作义军队闻风而胆寒，其策略为对第十二战区采互不侵犯政策，彻底集中兵力，先各个击破我第十一战区之部队，首为利用太行山区为侧方游击基地，先各个击破我石门(石家庄)至北平沿平汉线我之部队，继而囊括其东平原，围困平、津。至民国三十六年秋以後，李宗仁忙於其竞选副总统，其对国家民族存亡之戡乱，早置诸脑後，匪军乃乘势扩张，近逼平津郊区。次为我第十一战区各部队，於抗战胜利後，即始终驻守於「平、津、保、石」几个大城市之内，所谓军队保国卫民，被保卫者乃仅为此等几个大城市内之民众，於其中将近半数为民众素所厌恶之社会及政治垃圾以及发胜利财和国难财之奸商富贾之类，至於广大乡村内约占华北总人口百分八十五以上之广大民众，遭受共匪清算斗争屠杀迫害，而无一兵一卒予以保卫，国父说：「忘记广大的痛苦民众，即谈不上革命。」，谈不上革命，将成为被革命之对象，至少已丧失了民心；且因军队久驻於此等大城市，於不知不觉中为城市内红灯绿酒生活所腐化，革命精神烟消云散，一遇当时教养不足装备寙劣之匪军亦成为不堪一击，野战及从事於恶劣天候地形作战，更是裹足不前及望山生畏。     再其次为民众对当时华北之政治不满，做官者仅知作威作福，最为敏感者当为知识份子，而知识份子又最能影响广大群众，学潮、工潮此落彼起，匪谍遂乘机而入，遍布各工厂、学校、及渗入军中，北平行辕及第十一战区等高级司令部，为匪谍渗入之主要目标，例加抗战胜利派往北平接收先遣人员之领队谢士炎(原第六战区副参谋长於汉口乘机飞往北平)，後任第十一战区军务处长，乃为标准之匪谍，他将作战计划送给匪军还不算，因他是陆军大学出身，稍通韬略，他还为匪军如何对国军作战另拟妥一份计划附上；另第十一战区长官之机要秘书丁某，以及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余心清等亦均为匪谍。换言之，该战区司令部有这些高级匪干运筹帷幄，指导匪军对我军如何作战，聂荣臻匪军再无能，我军亦无不败之理。     民国三十六年入秋，全国戡乱局势已逆转，华北战场方面更糟，年底情况益坏。此际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由一批政客捧场，当选为副总统，即将卸任就其副总统职，为甄选行辕接替人员及扭转华北战场危局，最高统帅於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飞抵北平，二十八日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宣布统一华北剿匪军事机构，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三十日任命甫率军远征东北彰武胜利凯旋归来之张垣绥署主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五省军政事宜，戡平匪乱，十二月一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同时撤销张垣、保定两绥署，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调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六日傅作义正式就任总司令职，二十一日再扩大其权职，於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下，再设立冀热辽边区绥靖公署，期借此使华北及东北两战场确取连盘，填塞往日对边区成为三不管之漏隙。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後。确实也有一番作为，祗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其第一件事令人称赞者，是将剿匪总司令部(原北平行辕)由北平市区内迁入郊区之「新市区」，兹新市区为抗日战争沦陷後，日本军阀恐日本侨民被我国文化所同化，经三年时间所兴建，专为日本人所专建，属日侨区，又名「新北京」，主要房舍建筑已完成百分八十以上，仅缺街道整理及内部整修，抗战胜利经我方接收後即无人过问，而成为一片荒烟蔓草，但以兵工整理，可即整即驻。高级司令部迁驻於此，其最大之优点，乃除军队外，无闲杂人等，匪谍无法存在，司令部人员及军队不致为都市内红灯绿酒之生冲和所腐蚀，此时期北平市区内见不到一个绥察部队(原傅作义之基本部队)，傅作义其本人根本就不在北平市区内露面。第二件事为灵活运用冀、察、热、绥四省军队，首须使此等军队无後顾之忧，乃将察、绥方面军队之眷属，集体迁移安置於天津，并行统一管理、统一供应。第三件事是调整重要人事，任命接收及保卫大同之名将楚溪春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原为孙连仲兼)，调能征惯战之名将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原为马法五)，察哈尔交由其手下大将孙兰峰，绥远交由其手下另一大将董其武，此二人均能独当一面，如此人事安排，实亦四平八稳。第四件事为重振军威，恢复战场主动，确也有一番作为，首为根除原张垣、保定两绥署兵不越界(作战地境)作战之陃习，将其基本部队第三十五军、暂三军、整编骑兵第四师等，由察绥方面调至平、津地区作战，行弹性及灵活运用，恢复主动和攻势，逼使聂荣臻匪军於冀东平原无法立足，尤其是於四月上旬以鄂友三之整编骑兵第十二旅为基干，深入匪军大後方行「穿心作战」，驰名中外，华北战场之民心士气均为之大振。大体来说，华北战场自傅作义接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以後，直至民国三十七年华东战场济南失守前，颇呈中兴气氛，局面亦呈小康之象，此即所谓「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     由於华东战场济南之失守，对傅作义心理影响甚大，使其动摇戡乱必胜信念，不久林匪强攻锦州，相继辽南会战失败，整个东北沦陷，华北平、津一带，成为赤海中之半岛(其大後方全依海上交通维系)，而徐蚌会战正风紧云涌，胜算无凭，再当时美国恢复有条件之美援，其条件乃为援助能打之部队，在美国当时所指之能打部队，乃为华北傅作义部队，和华中广西部队。而使傅作义心理为之突变，此亦为平津会战所预卜之最後结局。就事论事，傅作义及其基本部队，在戡乱战争中虽能征惯战，驰名中外，及使匪军望风披靡，当时华北战场点将，实亦非傅莫属，至於其最後之结局，以公平合理之论：     1. 仅第三十五军、暂三军、整第骑兵第四师，另几个骑兵旅等，就当时华北五省全盘局势而育，实亦有独木难支大厦之情，就全国戡乱局势而言，亦复如此。     2. 华北战场易将之时间过晚，此时已至病入膏盲，虽妙手亦难同春，其於临危授命，无时间磨练，如何统帅大军及树立大军统帅之权威，当其原指挥其基本部队，尚能得心应手，於察绥方面独当一面，且有余力，一旦统帅华北五省军队，犹如千斤重担突压其肩，不但虽以喘息，且一切作为亦杆格不入。     3. 大军统帅与军队指挥、及指挥大军与指挥小部队，均有迥然不同之处，傅作义原属西北军，是从军阀中成长及起家，亦可称其为出身行伍，其本人学识有限，因连年抗战及戡乱，党国亦未能对其作有计划培育其为大军统帅之杰出人才，一旦肩负此重任，指挥阶层又变得突然，临战仍以指挥其有限之基本部队习惯统帅大军，遭遇特殊状况常乱了大军统帅法则。常使战略降低至战斗地位。     4. 对傅作义其个人如作盖棺论定，仅可称之为传奇性人物，及当时国军中杰出之人才，但国家尚不足倚其为长城，当国家处於盛世或战争处於顺境时，能发挥其所长，一临国家危难及战争处於逆境时，绝无孤臣孽子之心。     其一，传每与人晤谈，总是谈笑风生，但其笑总是皮动肉不动，且眼珠转动不停，一见便知其缺乏内心之真诚，而擅於权诈，及倾於机会主义，善变乃为其本质，用其长以对敌则可，孙子说：「故兵以诈为立」、「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其所以能征惯战亦恃於此，但对己则难期为虔诚之信徒，难托以身系国家民族存亡之重责大任。     其二，缺乏中心思想，无远大之政治理想，偏於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及英雄主义。因缺乏中心思想和远大政治理想，乃无愈挫愈坚、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因此其仅能打胜仗，不堪挫败，败则气馁。由於个人主义，其虽长於治军，其军队亦饶勇善战，惟其所练出之军队，仅知有一个傅作义，没有国家民族之观念；次为本位主义，其所重用之人物，多为山西荣河县一个小圈子，及将绥察视为其根据地，无匡国济世之雄图大略。再次为英雄主义，平日其所深藏之野心，轻易即为美援所分化。     以上对傅作义之盖棺论定，於平津会战中乃暴露无余，此对平津会战失败之影响至大，亦即所谓「岁寒知松柏」、「国难识忠奸」。     另对本会战足具影响者，乃於会战之直前，美国於平津一带，忙於撤军(陆战队)及撤侨，动摇华北民心，影响士气，莫此为甚。按匪军已往之行动规律，其经重大会战所遭受伤亡损失，必利用作战间隙，从事整补，故判断林彪匪军经东北辽南会战，亦必须从事於整补，不能迅即入关，我对平津会战之作战准备，尚有余裕之时间；惟於本会战中林匪打破其行动规律，於辽南会战甫经结束，未继整补即星夜南犯入关，实出我军之意表，此对本会战影响亦至深。     战地兵略：张垣(张家口)为察哈尔省会，平绥路之要冲，扼关内塞外及晋、冀、点、察、绥五省之枢纽，北平为文化古都，亦为华北政治、军事中心、人口二百万，扼平汉、平绥、北宁三铁路之枢纽，北托阴山山脉及长城，为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张垣)交通之总汇，其郊区地形要点，北为凊河镇，清华园，西为万寿山、妙峰山，南为长辛店、丰台、卢沟桥，南宛，东为通县；保卫北平，就其形势应以北平城为其中央位置(攻势基本)，实施内线作战，各个击破敌人。天津为华北之商埠及经济中心，地跨五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注入沽河之会合口，并为津浦、北宁两铁路之辐辏地，人口一百八十万，其郊区地形要点，南为八里台（聂士成与八国联军鏖战之古战场)，北屏北仓(冯玉祥与李景林鏖战处)，金钟河、北运河，西凭交错之河川，东有塘沽为海上後方，其周围达四十五公里均为平原，有利於我军观测、射击，但河流纵横交错，於封冻前不利於敌军运动。塘沽河为海河吐纳口，平津之海运均由此吐纳，有一流港口之设备，附近富有良好之滩头，利於抢滩装卸作业，并占渔盐之利，四周一望无际，特有利於观测射击，但周边土硷实松，且多沼泽，虽在冬季，亦泥泞汲膝难行，不利於匪军运动，其南为大沽口，八国联军前於此设有炮台，所称塘沽地区，乃包括塘沽、大沽二地。本会战系以前述四战略要地为攻防之目标区，我称之为平津会战，共匪称之为平津张战役。     与以上四战略要地相关之地略，长城依阴山山脉延伸，我军向平津或天津塘沽集中，为有利之集中掩护阵地，并天然障碍东北林彪匪军入关运动，明末吴三桂开放长城引清兵入关，使民族沦陷於异族达数百年。平津段之北宁路及公路，其两侧为标准之华北平原，便於大军运动，但对侧背如无掩护，易遭入关之林匪侧背攻击，平张段之平绥路及附近公路，其两侧多为丘阜地，属黄羊山区，绵亘於昌平、张垣、蔚县之间，尤以怀来至涿鹿(为黄帝後退至此击败蚩尤之古战场)间之绵亘山地，形成该段平绥之隘路，再加上怀来至新保安间之嫣水河及横走廊，在地形上将北平、张垣天然分隔为两个战场，作战时如一厢情愿利用该段铁路和公路灵活机动运用北平、张垣之兵力，各个击破匪军，乃属纸上谈兵之事。我军之会战配置，如将兵力部署於塘沽、天津、北平、张垣各战略要地及该段北宁、平绥路沿线，乃形成一长蛇阵，被击头而尾不能应，被击尾而头不能应，被击腰而头尾俱不能应；克劳塞维茨说：「会战於最切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已有一定之胜败趋势，此多取决於最初之会战配置，不取决於战术战斗」。 匪我双方兵力及作战构想： 匪军兵力：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 副司令员刘亚楼 政委罗荣桓 後勤部长钟赤兵 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参谋长解方 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黄志勇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辖第一、第二、第三师)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第四、第五、第六师)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辖第七、第八、第九师) 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元茂、政委莫文骅(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 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师) 第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辖第十九、第二零、第二十一师) 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辖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０师)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锺传、政委袁升平(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 铁道部队司令员黄逸华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政委邱创成 独立第一师至第十一师 华北聂荣臻匪军司令员聂荣臻 杨成武兵团(第三兵团) 第一纵队司令员唐人杰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 第五纵队司令员彭绍辉(於太原附近未参加本会战) 第六纵队司令员文年生 第九纵队司令员(不详) 杨得志兵团(第二兵团) 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 第四纵队司令员会思玉 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 第七纵队司令员孙毅 注：匪军纵队辖三个师，相等於军，聂匪每纵队约一万六千人，连同其军区之独立师、旅、团等，共约二十万人。林匪每纵队约二万至二万五千人，林聂两匪合计约五十万人。 匪军除以上参加之兵力外，另动员华北晋、冀、热、察、绥五省军区部队、民夫数十万人。 匪军作战构想：     作战概念：匪军判断华北战场我军之可能行动，为西撤察绥(傅作义之根据地)或东撤塘沽(依海上为後方)，因此，匪军之作战概念为「不让「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为平津张战段之主要关键。」，故必须乘「敌」尚未撤退时予以就地包围。     作战方针：采战略包围，战役分割；当实施战役分割时，依猛「虎」插「羊」群(分割)，先抓後吃(先行各个包围，继行区分击灭)。     作战指导：     为出「敌]意表，将敌就地包围，东北林彪匪军於「辽沈战役」(辽南会战)结束，不行休整，即星夜分路入关。唯一的及主要的，就是怕「敌」人向西(察绥)撤退或向东(天津、塘沽)海上撤退；因此，祗耍将新保安、塘沽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故在全盘战略指导上，是先斩头(天津、塘沽)，截後尾(张垣)，最後吃腰身(北平)。     对新保安、南口之「敌」暂采围而不攻，不要把他先打掉(使傅作义不能忘情於西，但亦解救乏术，维持其欲舍难舍之矛盾心理)，这样抓牢了「敌」尾巴，他就向东跑不了，「敌」人想救尾巴还需继续向此投入兵力；若很快的斩断了「敌」人的尾巴，将激起「敌」人死心踏地的向东狂奔。     为对「敌」实施战略包围，山东陈毅匪军须准备有力之一部，於济南附近堵住黄河各口及占领各要点，以防「敌」人经由陆路向青岛撤退，或南下直接参加淮海战段(徐蚌会战)，这在战略包围上是必要的。     军事打击之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努力在政治上争取和瓦解，尤其对平津方面「敌」人之主力，竭力以政治和谈解决，使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注：本会战匪军由林匪彪、罗匪荣桓、聂匪荣臻(原为林匪彪任第一一五师师长时之副师长)合组平津张战役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东北、华北匪军，另周匪恩来、叶匪剑英等均亲临本会战匪前线指挥部。 我军兵力： 陆军：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 副总司令陈继承、吴奇伟、宋肯堂、郭宗汾、邓宝珊、上官云相，李文。 陆军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兼) 第十六军军长袁朴 第二十二师师长冯龙 第九十四师师长陈鞠旅 第一零九师师长周士瀛 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 新三十一师 新三十二师 第一零一师师长冯祥 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由朱敬民代) 第五师师长李则芳 第四十三师师长王洽熙(原拨入新五军) 第一二一师师长韩迪 第一五零师师长何宝松(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一零一军军长李士材(原新二军改编) 第二七一师师长长栾乐山 第二七二师师长刘化南 第二七三师师长郑海权 第一零四军军长袁庆荣 第二五八师 第二五零师 第二六九师 第三一一师师长 整编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芳 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原为廖耀湘兵团之番号)。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兼) 第四师 第八十九师 第二九七师(由军辎重团与各师工兵营及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一五五师(地方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二九九师(地方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 第二十一师师长张国权 第五十六师师长周中砥 第一四二师师长王凤岐 第三一八师(补充师) 第三十一军军长廖康青年 第二零五师(战斗损失甫在台湾整训完毕调至北平) 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锋 第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汪伪时间皇协军改编) 第二一零师师长李思温 第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 第二五七师师长郭继堂 第三一零师师长 骑兵第一旅 骑兵第五旅旅长王存瑞 骑兵第十一旅旅长胡逢泰 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 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 暂三军军长安春山(全部美械装备) 暂第十师 暂第十一师 暂第十七师 第八十七军军长段云 第二二零师师长 第二二一师师长 第二二二师师长 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 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陈长捷 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 第九十五师 第一五七师 第三七一师(由地方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 第一九五师 第二八四师师长罗先之 第二九三师师长陈膺华 第四十三师 第三零五师 第三二六师 第三三三师 交警第十，第十一总队护路旅 补给司令部司令耿幼麟 海军：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马纪壮 战舰：永宁、永兴、成安、美殄、美宏等舰。 炮艇：海康、海丰、海宁、海澄，及炮六号艇。 扫雷艇：第二零一号艇。 空军： 空军第二军区司令徐康页 空军第八大队B－24型机二十架。 空军第一大队B－25型机五架FB－26型机十三架 空军第四大队P-51型机十五架。 空军第五大队P-51型机十七架。 空军第十二中队F-5型机四架。F-10型机一架。 空军第十六大队C-47型机三架。C-46型机十架。 注：东北沈阳失守後，原在沈阳空军第一军区之兵力，一部转移至北平，另一部转移至青岛。北平天津被围及南宛机场失守後，空军继以青岛基地支援本会战，另於北平城内辟建东单及天坛机场，天津辟建跑马厅机场。 我军作战构想：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沈阳日落，东北沦陷，判断东北林彪匪军必倾巢入关南犯，华北战场风云紧急，此际华东战场徐蚌会战业已在绪战，深知孤悬之华北战场难以再战，为未雨绸缪，最高统帅部策定华北战场作战构想如左：     第一案：「放弃华北」将冀、热、察所有部队，乘林匪尚未入关前，迅主动向天津、塘沽集中，乘塘沽尚未封冻前，依海运至青岛登陆。配合徐州方面我军主力，先击破陈毅、刘伯承两匪军，再迎击或挥军北进，击破林彪、聂荣臻两匪军。大同、榆林之部队，主动向绥远转进，与绥远方面之部队配合，全力牵制林、聂两匪之南下，如遭匪猛击，主动向绥西转进，诱匪西进予以分离。     第二案：「固守津沽」冀、热、察部队，乘林彪匪军尚未入关之前，迅主动向天津、塘沽地区集中，依托海上为後方，采决战防御，在海空军密接支援下；予匪严重打击及损耗後，乘机转移攻势，战况万一不利时，则由海上撤退，转进於华东战场。大同、榆林之部队，主动向绥远转进，与绥远部队相配合，积极侧击及牵制该匪军，使天津、塘沽地区我主力作战容易。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五日，最高统帅召见甫由北平飞抵南京之傅作义，期其就以上两案任择一案；由於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抗命在先，恐傅对以上两案亦均不就，仍走其抗战时之老路向绥远撤退，负隅自固，或拥兵作为其政治资本，因此，乃特示意傅作义，为欲接受美援装备，必须领有港口，以海上为後方。又如采第一案，改任傅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采第二案时，华北仅需酌留少数部队在匪後游击，主力必须迅向天津、塘沽地区集中，断然放弃张垣、北平。     以上两案，当以第一案为佳，——注：第一案最佳仍为於连云港登陆，不但可远离林、聂两匪，且参加徐蚌会战，可直拊陈毅匪军之背後，形势优越；徐蚌会战如以守江必守淮为作战构想，则应於京、沪地区登陆，依第二线兵团性质，以机动奇袭之势加入决战，即万一於长江以北作战失利，祗要能保存主力，仍可稳定江南半壁江山，而再作後图；於青岛登陆对徐蚌会战而言，不仅济南已失守，战场已失去支撑，铁路公路均不能利用，尚须通过沂蒙山区等困难地形，可行性困难。——当时青岛尚有我第二十一兵团所统率之第三十二、第五十军，另两个保安旅，战力完整，不但可为登陆之掩护，且可归其指挥，在林、聂两匪尚远隔之际，放胆挥军南进。     当时徐蚌会战徐州附近我军之兵力，与陈、刘两匪合计之兵力相比，亦优劣无多，如再加其华北方面三十二万，原在青岛八万，合计约四十万生力军突加入决战，祗要在大军统帅上不发生错误与指挥正确，在林、聂两匪尚未到达战场以前，各个击破陈、刘两匪应无问题。执行该案之可行性，由海上转进之战斗部队约三十二万人(大同、榆林之部队除外)，连同勤务部队及华北公教人员及军眷等，共约三十六万人，因塘沽至青岛之航程甚近，依葫芦岛之撤运经验，以人一吨、马三吨计算(当时国军之装备及官兵之耐苦性)，连同战略物资等，共约四十余万吨之船舶即可足用(海军部份舰艇尚可加入运输，沿海尚有许多渔船及民船可征用)，用循环运输，祗需约十五万吨船舶，以我当时船舶运输能力，足用而有余。塘沽码头如临时加补助工程，及一部利用登陆艇行抢滩装载，每日至少可搭载四万人马及战略物资，故祗须十日即可搭载完毕；部队向天津、塘沽集中，最远者为张垣约四百公里，徒步行军仅约需十日，且当时铁路、公路均通畅，依铁运、汽运、乘马、徒步并用及行接替运输，最多十日即可集中完毕；以就近部队先到先行搭载，最多十五日可全部撤运完毕，此际林彪匪军尚未入关，聂荣臻匪军本不足道，无力予我军重大妨碍。     第二案最大之缺失，乃为华东战场与华北战场形成各自为战，华北战场之兵力不能直接参加徐蚌会战，但就华北战场作战而言，亦不失为稳妥之方案，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该案以塘沽良好之港口为後方，天津距塘沽约五十公里，并有铁路、公路，及沽河之水陆交通，天津亦具有艮好之机场，以此三十二万精锐部队及地方武力，占此形势优越之地区，既无防广兵单之感，在大军作战复具有足够之幅员和纵深，且当时之海权及空权完全为我所掌握，依海上源源不断之补给和补充，我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统合战力，击破优势不足一倍林、聂两匪之纯地面部队，祗要指挥正确，实能力而有余，至少可威胁林、聂两匪不敢放胆南进，万一於战况不利，尚可保存实力，经由海上撤退转进至其他战场。     十一月六日傅作义向最高统帅表示决心采取第二案(该日亦巧合为徐蚌会战我军行动开始之时)，即飞返北平部署一切。但傅作义之本质，乃为诡诈善变，一面难忘情其察绥之老地盘，一面又想掌握海口接受美援，而脚踏两条船，故其在表面向最高统帅表示决心采第二案，但其内心已有其「腹案」：傅作义之「腹案」为「灵活机动、依城决战」，亦即「以张垣、北平、天津、塘沽为基点，利用平津段之北宁路和公路、及平张段之平绥路和公路为交通，傅本人坐镇於北平之中央位置并控制大机动部队於此，东急则东援，西急则西援，当状况万分不利时，可向西撤回绥远，可向东撤入天津、塘沽地区，而左右逢源。」，此即傅作义所自认为最得意之杰作，於平津会战中乃阳奉阴违，按其自己之「腹案」指导会战。查其腹案「灵活机动、依城决战」，在其立案之精神上「东急则东楥、西急则西援」，乃为纯被动之消极防御，而非为各个击破敌人；所谓「灵活机动」，该两段铁路和公路之两侧均为匪军区部队行面的占领，入关之林匪由侧面南下，傅究有何等能力确保此两段铁和公路畅通无阻，此乃道地之一厢情愿和纸上谈兵，实际乃是东起塘沽西至张垣於此四百公里线式上布成「两头蛇之长蛇阵」，结果遭匪军轻易的截成柔肠寸断，向西游不得，向东游不能，数十万大军亦与傅作义同归於尽。 作战经过概要：     匪我双方战略集中及集中间战斗：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傅作义向最高统帅表示决心采第二案，当日飞返北平，但阳奉阴违，仍按其自己之「愎案」作如左处置：令第九兵团放弃承德，向通县及北平附近集中。     令保定之第一零一军第二七二师放弃保定，撤至涿县归建。     令第十六军仍暂控制於南口附近，暂三军仍暂控制於怀来附近，第三十五军仍暂控制於通县附近，整编骑兵第四师仍暂控制於廊坊附近，以上各部队待张垣撤退後，向天津、塘沽附近集中(敷衍上级)。     令第八十六军暂守备榆临(山海关)及秦皇岛，迟滞林匪入关，适时依海运向塘沽转进。     令第八十七军及交警第十、第十一总队，暂守备唐山，掩护主力向天津、塘沽地区集中後，适时向塘沽转进。     令第九十四军及第九十二军之第二十一师，由北平及密云附近，向天津集中，并加强工事。     令正由葫芦岛撤退之第十七兵团司令部、第六十一一军、第九十一一军(欠第二十一师)、独立第九十五师，於塘沽登陆後，即於塘沽、天津附近集中。     令青年军第二零五师，仍任北平及郊区防务。     以上之处置，一见便知系阳奉阴违，按其自己之「腹案」而作部署，如果真采第二案向天津，塘沽集中，最远者为张垣之部队，撤退应先自张垣开始，但在本处置中对张垣部队只字未提，则更为明显。     由葫芦岛经海上撤退之第十七兵团司令部、第六十一一军、第九十二军，(欠第二十一师)、独立第九十五师等，於十一月八日，全部转运至塘沽登陆完毕，正分向塘沽、天津集结整顿；林彪匪军正由沈阳附近倾巢南犯，聂荣臻匪军亦正向张垣附近集中，十一日我先由承德撤军，热河省政府主席孙渡率该省府各机关人员首先撤退，第九兵团司令部率第十三军向古北口撤退，十三日承德为匪冀热辽边区李运昌之军区部队占领，十四日我第九兵团司令部及第十三军撤至古北日，继向通县附近集中，十五日据报林匪两个纵队(实际为李运昌军区部队之独立师)由长城界岑口入关，遂令保定第一零一军第二七二师向涿县撤退，惟该师於保定遭聂匪第七纵队围困，无法脱离，乃令第四兵团司令李文，指挥南口附近第十六军、通县附近第三十五军、北平附近第九十四军，并配属汽车(大卡车)四百辆，於十七日晨开始，沿平汉路附近地区向保定进击，打通该段平汉路，接应第二七二师向涿县转进(注：此即傅作义「灵活机动」之杰作，但此种用兵方式，在大军统帅上乃为本未倒置，及将战略降低至战斗阶层；并毫无义意的浪费和疲惫兵力)，该兵团於二十二日进抵徐水以南天栅河附近(距保定约十五公里)，展开对围困保定匪军突击，该匪仓惶应战旋即向西侧山区溃返，第四兵团乘势接应第二七二师向涿县转进；二十三日(该日为徐蚌会战黄百韬兵团於碾庄战斗枪声停止)保定为匪军占领，第四兵团任务达成後，除令第九十四军及原在密云附近第九十二军之第二十一师移防天津外，第三十五军仍控制於通县附近，第十六军仍控制於南口附近，暂三军仍控制於怀来附近。为掩护平汉段北宁路之侧背安全，及对入关之匪军威力搜索，令通县附近第十三军之第四师向香河附近搜剿，天津附近第六十二军及第九十二军各以一部向宝坻搜剿，二十六日第十三军之第四师击破匪军区部队收复香河，二十七日第六十二、第九十二军各一部合力击破匪军区部队收复宝坻，任务完成後各撤回原防。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彪匪军之先头已逼近长城，二十四日开始经由海上撤退榆临(山海关)及秦皇岛各附近第八十六军，二十七日榆林、秦皇岛为林彪匪军先头部队占领(距傅作义决心采第二案计为二十一日之时间)，林彪匪军亦纷由长城各口蜂拥入关。由榆临入关之匪军为林匪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亦即保持其主力於北宁路附近，南犯天津、塘沽，截断我军经由海上转进之退路；另林匪第一纵队由界岭口入关，第十纵队由冷口入关，第三纵队由喜峰口人人关，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炮兵师由古北口入关，当匪军於长城各口蜂拥入关时，遭我空军猛烈轰炸及扫射，伤亡损失极重。     当林彪匪军由长城各口蜂拥入关时，聂荣臻匪军亦纷向张垣及平张段之平绥路怀来以西地区集中，其第一、第二、第六纵队，於二十九日攻陷张垣外围旧万全、怀安、柴沟堡等据点，包围张北及张垣；因傅作义对张垣撤军始终阳奉阴违，此时欲撤亦不可能；为解张垣之围及视情况接应张垣部队向北平撤退，十二月一日令通县附近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以四百余辆汽车输送，驰援张垣(注：此为傅作义腹案「灵活机动、依城决战」，西急则西援；抑为傅作义因林彪匪军大军已压境，对其自己已动摇其必胜信念，就不得而知。)，二日晨进抵张垣附近，协同守军聂匪内外夹击猛攻，击破该匪解张垣之围，继向旧万全扫荡，攻克该据点；原定於三日晨连同张垣守军一并东撤北平，因该城内民众要求继续保卫张垣，张垣将领亦建议为使撤退顺利，三日於张垣周边继续扫荡一日，於四日晨开始撤退，该(四)日由古北口入关之林匪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炮兵师等，击破我第九兵团第二九九师，攻陷密云、怀来，续陷顺义；聂匪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向张垣反扑，第九纵队由易县西之紫荆关向涿鹿急进；第三、第四纵队由赤城附近向下花园急进中。向张垣反扑之匪军，与我军激战至五日过午，匪受重创向後撤退，此际乘机向北平撤退，仍可顺利达成目的，惟因张垣守将孙兰锋自恃张垣可守，傅作义因该(五)日之小胜认为张垣可守，遂又变更其决心，令第十一兵团孙兰锋指挥第一零五军、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骑兵第一、第五、第十一、第十二旅守备张垣，以牵制匪军，於状况不得已时西撤绥远(注：此为其两头蛇阵地向西之一头)；令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於该(五)日夜仍乘原汽车向东撤回北平，但该命令迟至五日二十三时始下达，该第三十五军复因携带张垣军眷同行之故，直迟延至六日上午十一时始开始行动，日没时进抵下花园附近正进入隘路，突遭匪军小部队约一、二营之兵力袭击，车队顿形混乱，其先头部队遂下车攻击，但未几即入夜，由南面而来之匪第九纵队及由北面而来之匪第三、第四纵队，满山遍野的到达战场，我该军一面掩护两侧背，一面继续向东攻击，期打开一条血路，激战至七日黄昏时分，占领新保安，但全军已完全陷入隘路，进退维谷。     当第三十五军与匪军激战於新保安附近，乃令怀来附近暂三军(该军为全部美械装备，当时美国恢复美援後，以三分之一以上美援装备，直接运交华北傅作义)附第十六军之四个营，於八日拂晓推进至土木堡附近向西攻击，接应第三十五军向东撤退，另令南口附近第十六军向西推进至康庄，支援策应暂三军战斗。新保安第三十五军方面之战况正急，陷密云、怀柔、顺义之林匪继续南犯，北平方面告急，为巩固北平及支援平张段之平绥路方面战斗，乃令涿县附近之第一零一军向北平撤退，及令廊坊附近整编骑兵第四师，天津附近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第六十二军之第一五七师等，向北平、南口驰援，至此傅作义乃完全乱了脚步，及不按牌理出牌(大军须按计划作战)，就其「腹案」而言，勉可说是灵活机动，「西急则西援」。九日原向新保安攻击而转变为向北平转进之暂三军，於十至十一日被歼於妙峰山，向南口突围之第十六军亦损失过半，十二日唐山我八十七军及警备第十、第十一总队开始向塘沽转进，林匪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跟踪南犯，对天津、塘沽分割包围，由界岭口入关之林匪第一纵队，於扬村附近截断北宁路及公路後，以左旋回向天津包围，由冷口入关之林匪第十纵队，於廊坊附近截断北宁路及公路，继以右旋回向北平包围，由喜峰口入关之林匪第三纵队攻陷通县後，继陷南宛机场，续右旋回向北平包围，由保定北犯之聂匪第七纵队山以及由古北口入关之林匪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及炮兵师，於妙峰山击灭我暂三军及於平绥路击破我第十六军後，除第四纵队西进参加新保安方面战斗外，余纷向北平之北、西、南三正面包围，至十二月十五日止，傅作义赖以「灵活机动」之铁路和公路，均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断，华北所有部队，均被围於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垣等五大据点之内，傅作义之基本部队，除其主力暂三军於尚未及决战时即被歼外，其余分别被围於新保安及张垣两据点之内，而成为两著死棋，其腹案「灵活机动、依城决战」，至此亦成为一场恶梦。     平张段之平绥路方面战斗：由张垣向北平撤退之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於新保安被围後，令暂三军附第十六军之两个营，由怀来附近向西攻击解围，并令第十六军由南口附近推进至康庄，支援暂三军之攻击；该暂三军於十二月八日过午进抵十木堡附近，在空军密接支援下，沿平绥路附近开始向西攻击，第三十五军於同时以第一零一师由新保安附近沿平绥路向东攻击，内外夹击匪军，匪军乃利用隘路及有利地形，行顽强抵抗，并集中主力企图先击退我暂三军，激战至黄昏，我两军未能会师，阻相距仅约七公里，两军之炮火已能相互呼应。入夜後暂三军之後方突遭匪军袭击，顿时形成混乱，损失一部兵力及粮弹，向西攻击遂暂告中止。该(八日)夜林匪第四、第十一纵队经由延庆附近窜至康庄附近，其第四纵队以一个师插入康庄、怀来之间地区，截断暂三军之退路，一个师插入康庄、八达岭之间地区，截断第十六军之退路，主以一个师包围康庄我第十六军。为避免暂三军及第十六军继续成第卅五军被围之覆辙，乃令第十六军於九日拂晓向南口撤退，该军於突围向南口撤退途中，遭匪军侧击、阻击、截击、损失过半。另令暂三军於九日拂晓经由怀来取间道绕经镇边城门、门头沟(该道为土质路面之大道，可通行汽车)迂回向北平撤退，第三十五军第一零一师撤回新保安，暂就地固守。暂三军於九日十四时许由土木堡後撤至怀来，稍加整顿部转乘原配属之汽车，按原计划路线，迂回向北平撤退，车队甫抵怀来城南之南新堡附近，即与匪热河骑兵旅遭遇，经下车攻击击破该匪後，以一路纵队按预定路线继续前进；此际林匪第四纵队以一个师尾追，一个师平行追击，另一个师及林匪第十一纵队，於击破我第十六军後，对暂三军行超越追击。十日晨暂三军先头通过镇边城，该军军长安春山以部队连日战斗及行军过於疲劳，决心改变前进路线，经妙峰山、香山取捷径向北平撤退(正与向南行超越追击及侧击之林匪靠近)，十四时许其先头进抵妙峰山隘路，遭林匪第四纵队之「尖刀连」在隘路两侧之高山上，以轻、重机枪及手榴弹等，万弩齐发向暂三军行军纵队实施猛打，并到处虚张声势，四起之喊杀声、枪声、缴械声等，於山谷中激起回响，我暂三军於运动中突遭袭击，且两侧均是高山，一时无法弄清匪军究有多少，祗有拚命向前猛冲，车挤车、人挤人，混成一团，未几匪第四、第十一纵队满山遍野而来，後有追兵，前有截兵，侧有居高临下之匪兵猛打猛冲，血战至十一日拂晓，除战死者外，被俘三千余人，仅约二千余人最後突围至北平，全军之美械装备及车辆等均资匪。     新保安：被围之第三十五军(欠新三十二师)，当向西增援解围之暂三军、第十六军於十二月九日拂晓均分别东撤，其向西之退路亦早被截断，突围并成绝望，祗有就地加强工事固守，以待奇迹出现，配属其四百余辆之卡车，也充作防御工事，并以城中之钟鼓楼为核心，构筑核心阵地，如无奇迹出现，决心最後与阵地共存亡。此际最为困难者，乃为粮弹之补给，自被围後全赖空投，不仅杯水难济车薪，且因地区狭窄，四周又为高山，各山头均布有匪高炮及高射机枪，临空之运输机亦仅能实施高空投掷，故投下之粮弹，大部又落入匪军阵地。十三日下了一场大雪，雪停後为扩大空投场，该军会集中兵力火力，向东车站及北正面连续发动九次攻势，但均未告成功，祗是消耗仅存之弹药及遭受重大伤亡，由於医疗及医药均两告缺乏，伤患终日呻吟在冰天雪地中，更惨不忍赌。第三十五军於新保安被围後，匪军按其预定之作战构想，暂围而不攻(毛匪对匪军指示，不要把新保安之「敌」人先打掉)，直至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垣等均分别被围，华北之我军向东或向西撤退均不可能。     自十二月二十日起，聂匪调集其主力，林匪第四纵队亦西调参加战斗，对新保安我第三十五军发动总攻，匪军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火力，且以居高临下之势，我军祗有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与匪拼战，我空军亦临空支援战斗，但因北平机场已失守，祗能利用青岛基地，而战斗机又限於航程半径，仅能以轰炸机及以运输机携带炸弹临空支援，二十一日张垣第十一兵团曾以精锐之步兵配合骑兵向东突击增援解围，但遭匪军阻援，第三十五军於此谷地孤军奋斗，与绝对优势之匪军血战至二十二日过午。粮弹罄尽，官兵伤亡殆尽，连络终断，继逐屋各自为战，至二十三日午刻枪声停息，该军军长郭景云以最後一粒子弹自戕殉国，全军壮烈成仁。     张垣：守军为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锋指挥之第一零五军、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及骑兵第一、第五、第十一、第十二旅，以及地方团队等，至十二月十五日其仅剩之一外围据点张北被匪攻陷後，乃完全被围，二十三日新保安战斗结束，匪军未经休整，即转移兵力直趋张垣，林匪第四纵队亦继续加入本战斗。     当新保安遭匪攻陷及第三十五军被歼，此际平张段之平绥路方面，仅剩张垣一点，孤军深悬於匪後，人心惶惶，士气沮丧，孙兰锋原认为「张垣可守」之决心动摇，乘新保安方面聂匪主力尚未到达前，按傅作义十二月五日之命令「不得已时向绥远撤退」，於二十三日开始向西北突围，因张垣北方之张北已为匪军利用我之既设工事据守，西北部亦全为隘路，突围之部署分为两路，第一路经陶赖庙，该隘路之出口处极为狭窄，但通过此出口即为一片大草原，第三十五军之新三十二师及骑兵第十一、第十二旅经此突围；第二路经二道井子，为一宽约一千五百公尺长约十公里之大山沟，大山沟之内还有小山沟，於二道井子出口部为大马路，第一零五军及骑兵第一、第五旅经此突围；突围开始後，第一路於出口处为匪军之伏兵预为堵死，经多次冲锋，主力始终未能冲出，第二路先头抵达二道井子时，该隘路口复为林匪第四纵队之「尖刀连」赶上堵死，第一零五军每次以两个营兵力在炮火支援下，争夺该隘口两侧之山头，前後发起十余次冲锋，但均未告成功，傍晚时分匪军主力到达，隘路两侧及前後均为匪军之人海，我军陷於该两隘路中无法展开兵力，骑兵更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激战至二十四日，最後除孙兰锋得幸免於难，率数千人突围至绥远，其余均阵亡或失踪，第一零五军军长袁庆云被俘。     北平古都被围：傅作义於其「腹案」一厢情愿赖以「灵活机动」兵力之平张段铁路(平绥路)和公路，至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九日，已被匪军截成柔肠寸段，第十一兵团以及所指挥部队，被围於张垣，第卅五军被围於新保安，第十六军由康庄向南口突围，损失过半，暂三军经怀来绕道向北平撤退，於十日至十一日行经妙峰山隘路遭匪军击灭，至此傅作义「腹案」所部署两头蛇之长蛇阵，已死了一头并被斩碎了半节，但塘沽之一头及平津段之半节仍活，此时林彪匪军虽已全部入关，但其主力在津榆段之北宁路方面，聂荣臻匪军远在张垣及新保安方面，平津段之北宁路及附近公路南、北两侧五十公里内，尚无大股匪军，且津榆段之北宁路战略要地唐山，仍为我军据守，可迟滞林匪主力南犯。此际於北平附近尚有我第四兵团之第十六军(已损失约一半)，第九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十三军及第一五五、第二九九师、第十七兵团之第九十二军、第六十二军之第一五七师；以及第一零一军、青年军第二零五师，整编骑兵第四师等，共约十八万人，除第十六军外，均战力完整，武器装备精良，另有空军协同作战，十一日决定性时刻如能迅下正确之决心和处置，将北平附近此十八万兵力迅向天津、塘沽转进，成功之机会极大，连同原在大津、塘沽、唐山之部队，约二十五万人，以愈挫愈坚，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未尝不可转败为胜，於状况万分不利时，亦可由海上撤退，为国家保存二十余万兵力。     无奈傅作义因第三十五军於新保安被围，已成为一著死棋，相继暂三军又被歼於妙峰山，其看家本领之基本部队，於真面目决战前已丧失殆尽，使其在精神和心理上均顿失常态，独自一人闭门在室内踱来踱去打转，即连兵团司令以上高级长官前往请示机宜，亦概不接见，此时其所关心者，非为北平十八万大军及二百万市民，更非国家民族之存亡，似乎仅为其个人今後之出处在绞尽脑汁，故最後一线良机亦完全逸失。     入关之林匪自十二月十二日起，分别自唐山以北、丰润、蓟县、三河、顺义、青龙桥(南口以西)、妙峰山、卢沟桥，分向北平、天津、塘沽包围运动及攻击，该(十二)日我唐山守军主动向塘沽转进，林匪主力由北宁路附近追踪南犯，其第五纵队由青龙桥向南口我第十六军包围攻击，经激战我军退守昌平，十四日林匪主力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先头进抵汉沽，第一纵队陷宝坻，续陷杨村，於该处截断铁路及公路，即左旋回向天津包围攻击，第十纵队陷廊坊，於该处截断铁路及公路後，即右旋回向北平攻击，第三纵队以一部行冒充(伪装由顺义撤退之我军)混进进入通县城，当被我守军第十三军第四师发觉时，其主力已到达加入战斗。十五日林匪主力越过沽河，分向塘沽、天津包围，第三纵队攻陷通县，继以一部行冒充混进，进抵北平东区朝阳门，主力续犯南宛机场，第五纵队陷昌平，续陷清河镇，我第十六军撤入北平城，第十一纵队及聂匪第七纵猛犯香山、丰台，与我第九十四、第一零一军发生激战，该两据点於日没前均遭匪攻占。至十五日止，塘沽、天津、北平，於该日同时被匪分别包围。十七日南宛机场遭林匪第三纵队攻占，该机场内尚遗有我未及撤走之整修B-25型机四架，蚊式机一架，P-51型机及北美机各一架，以及未及撤走之战略物资等，後经我轰炸破坏，该(十七)日匪军为对北平缩小包围圈，林匪第五、第十一纵队，及聂匪第七纵队，续攻陷我北平西郊据点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等，我军乃全部退守城厢，凭城与匪决战。北平被围後，我军之士气仍甚高昂，备战亦颇为积极，一面加强城防工事，一面於城内开辟东单机场及天坛机场，天坛机场於十八日已可起降C-47型运输机，但匪军炮火已直接射入城内及天坛机场跑道；此际官兵之心理，其一，希望匪军进攻天津受挫，北平部队乘机向东出击，内外夹击匪军之奇迹出现；其二，认为楚溪春将军(现任河北省主席)以绝对劣势兵力能守得住大同，北平现有十八万以上之军队，及凭此高耸之城垣，一定可以守得住；殊不知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及天下绝无永攻不陷之城池和要塞。     天津战斗：天津市区，南北长约十三公里，东西宽约五公里，但蜂腰部其宽仅约四公里；其南部郊区多为水网地带，大军於此运动不便，且高大建筑物亦均在南区，易守难攻。北部无交错之河流，且地形平坦，便於大军运动，易攻虽守，东、西两侧郊区虽多河流及地障，但其弱点乃在蜂腰部，因其纵深有限，易遭敌人拦腰截断。工事方面，抗日战争日军占领时期，於主要交通要道，构筑有半永久性工事，据点外围并敷有铁丝网障碍，但该等工事系依当时我军火力而设计，半数以上为高碉，且多以红砖砌成。日军投降美军陆战队接管期间，曾予加强；特别是障碍方面，当美军陆战队撤退，於平津会战开始之直前，国军再行加强，特别是伏地堡及鹿砦碍碍，但因材料缺乏及对匪军火力作过低之估计，所构筑之伏地堡等工事，仍以红砖砌起，及以原木为顶盖，上面覆土，至天津战斗开始前，另选择周边及市区内要点，构筑部份钢筋水泥工事。沿主要工事堀有护城河(外壕)一道，宽五公尺、深三公尺，环绕整个市区，并利用护城河之掘土於沿河内侧筑成围墙，墙顶至河底共高达七公尺，且於墙顶敷以铁丝网或电网，引运河及海河之水入护城河，水深经常保持二至三公尺。护城河内侧之围墙，每隔间约卅公尺筑有碉堡及野战工事，共有大碉(每一大碉约住一班，并有生活设备，通信系统，及储备有粮、弹、水等)三百八十多个，连同纵深及市区内共有大碉一千多个。围墙及护城河只留八个门和吊桥，以供平日军民出入之交通，在护城河之外，利用美军撤退时其仓库中所遗留之诡雷及国产之地雷，构成纵深约十公尺、长达四十公里之雷区，另於西南郊区引河水造成广泛之泛滥区。为防万一郊外机场失守；又将市区内跑马厅辟建为机场。     就当时匪军及我军实际状况而言，傅作义如不阳奉阴连，依其所表示之决心采第二案，或守备天津之部队能战，在作战准备上天津虽非金城汤池，但已立於不败之地。就天津之地形，及林匪由东北入关之态势，以及我军之作战准备等，当时天津警备司令部并采纳各军师之意见，判断匪军主攻在天津北正面之宜兴埠、丁字沽方面之公算最大，因此我军之防御重点置於北正面；防御部署区分为三个防守区；以新开河，大直沽的海河为东北防守区，由第八十六军(实际仅七个团兵力)担任；由新开河至南开大学为西北防守区，由第六十二军(欠第一五七师)担任，由南开大学至灰堆的海河边为南防守区，由第九十四军之第四十三师(东北公主屯会战受严重损失，初经整补无战力)担任；其余地方团队及战车队为预备队，位於市区内耀华中学。     天津、塘沽，於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为林彪匪军分别包围，以第一、第七、第八纵队对天津实施围困，暂采围而不攻，彻底集中第二、第六、第七、第十二纵队、炮兵纵队、及军区独立师等，强攻塘沽；围困天津之匪军，继续攻略我外围据点，压缩包围圈，首向南正面海河边之灰堆据点进犯，该据点之守军为保安团，遭绝对优势之匪军攻击，经激战後全团牺牲，该正面立受威胁，西正面守备杨柳青之两个护路旅，遭匪第一纵队攻击，经一昼夜之激战，最後仅剩约一个团兵力突围退入市区，宝坻还乡团位於西郊，不堪匪军之一击，亦退回市区，派往袭击减河附近匪炮兵阵地之静海保安团，初经接战即遭匪军击溃，向市区内溃退，至此郊区尽失，天津警备司令部为防意外及组织战力，乃将退入市区之保安团队及护路旅残部；合编为一个保安师作为预备队。强攻塘沽之匪军激战至十二月底攻势顿挫，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匪军转移塘沽方面兵力，强攻天津。     平津会战，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匪酋联合组成敌前指挥部於通县，天津、塘沽方面作战，匪军於天津西十余公里之杨柳青设前进指挥所，由林匪彪之副司令员刘亚楼负责指挥；天津战斗，当时匪谍已充斥市区，渗入各机关及军队，天津市长杜建时之妻，即为共匪所派来之匪谍，故对天津我军兵力、防御部署、工事设施等，乃了如指掌，南面难攻，北面为我防御重点所在兵力强，弱点乃在蜂腰部，故匪军对天津之攻击计划为「一点两面，东西对进，拦腰截断，阵内开花，先南後北，区分歼灭。」，攻击部署：西正面以第一、第二纵队并肩，由和平门附近突入；东正面以第七、第八纵队并肩，由民权门附近突入，东西对进，於金汤桥会师後，即以主力先转向南市区攻击，第六、第十二纵队由南北正面实施助攻，炮兵主力部署於西正面，支援及掩护主攻方面部队突进；攻击队形，采四组一队。匪军对天津之攻击，根据强攻塘沽失败之经验教训，特强化攻击准备，自一月二日起，配合其伪情报，於我北正面实施佯攻，以欺骗我军，达「先惑後攻」，另以一部配合其军区部队，行昼夜不停之扰乱性攻击，以消耗及疲惫我军，达「先疲後打」；并设置极多之炮兵伪阵地，以吸引我空军轰炸及炮兵轰击，及在减河找到水闸，打开闸门，消除西南地区我所造成之泛滥区，另徵集大量民夫，由其攻击准备地区，向市区四周掘挖宽约三公尺，深约二公尺网状之交通壕及堑壕，直达我护城河边缘，壕沟两侧插以芦苇或高梁杆，妨碍我军观测，攻击之匪兵於此交通壉内掩蔽向前运动，在其炮火掩护下，一跳出壕沟，即超越护城河，翻越围墙开始冲锋。其主力则控制於我炮火射程以外之後方，预作摹拟阵地攻击之反覆演练，及作超越护城河各种方法和手段之试验。为摧毁匪军攻击准备及攻击筑城之近迫作业，我军经常以团，营级之精锐部队出击，八日我军之出击，有一匪军连长率其全连携械向我投诚。     至十一日匪军完成攻击准备，其攻击筑城近迫作业之交通壕和堑壕，由四面八方进达我护城河边缘，十二日匪军开始试探性攻击，我军在空军及炮火支援下，先後击破匪军计八次进犯，毙伤匪军万余，我军伤亡亦众；十三日天不佑我，寒流突至，护城河河水封冰，人马均可通行，且此时天津正雾季节，每日至上午十时始消散，十四日匪军利用护城河封冰及晨雾我空军无法支援，於该(十四)日拂晓开始面目攻击，依其原计划攻击重点指向天津市蜂腰部，以一点两面行东西对进突破；先集中炮火向西正面和平门及其附近，东正面民权门及其附近，数百门炮火万弩齐发实施猛打，未几西正面和平门监狱附近，东正面民权门及附近之工事和障碍全毁，西正面匪以第一、第二纵队并肩，东正面匪以第七、第八纵队并肩，蜂拥的由各交通壕内跳出，在其炮火掩护下，向其炮火开辟之缺口内猛冲，十时许突入市区内之匪军，东、西两正面各达数千人，当西正面和平门方面首被匪突破时，陈司令乃立以预备之保安师向此突破口逆袭反击，在尚未抵达突破口之前，该师即鸟散一空，仅剩师长一人；第六十二军预备队之战车排甫冲至突破山，即被匪军之集束手榴弹摧毁，警备司令部预备队之战车队，正向东西突破口猛冲之途中，亦遭匪军战防武器摧毁，匪军人海继续由突破口蜂拥而入，原突入之匪军在其炮火掩护下继续向市区内突进及扩张，於激烈之逐屋争夺及巷战中，匪军以「四组一队」，翻墙倒院，穿壁越屋，及分割穿插向前突进，激战至十五日拂晓，市区正为扩雾所笼罩，最坚强之核心据点「海光寺」亦遭匪军攻占，我军遂成无秩序向金汤桥(为市区内高耸之钢架桥)後退，於我军混乱中，东西对进之匪军於金汤桥会师。匪军於金汤桥会师後，以一部向北市区行掩护及分割，主力迅速向南市进攻，八时许林匪第一纵队攻达陈长捷之司令部，该司令部之警卫部队由楼下打到楼上，屋外打到屋内，最後匪军冲入地下室，此际陈长捷及另六位主要幕僚，全副武装正以电话向北平傅作义报告战况，即全部被劫持；至此指挥连络中断，各部队陷入各自为战，零星战斗至十六日拂晓枪声始息，最後天津市市长杜建时，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等，均同遭匪军劫持。     天津最後失守，就防守之部队而言，实「非战之罪」，以五个师之兵力，且第八十六军及第四十三师均为初编成或整补缺乏战力，防守市区周边达数十公里，敌匪六个纵队及一个炮兵纵队之进攻，战至最後一兵一卒，已尽军人之天职；如论罪乃归咎於傅作义之阳奉阴违，其所决心采第二案，不仅未将主力向天津、塘沽集中，於临战时反将天津战力坚强之两个军又一个师调往北平，实其罪可诛。至於天津警备司令部对匪情判断似有先入为主，军队部署及作战准备亦随之错误，亦为失败原因之一。     塘沽地区战斗及撤退：塘沽地区，包括塘沽及大沽，为一优越之滩头阵地，後方依托海洋，有利於三军联合作战，在当时匪军尚无海空军之情势下，以我三军统合战力对匪军单纯之地面部队，於未战乃胜算已定。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入关之林彪匪军，其主力之先头已逼近唐山，该(十二)日晨我唐山守军第八十七军及交警第十、第十一总队，主动放弃唐山，向塘沽地区转进，林匪主力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炮兵纵队，於当(十二)日占领唐山，继追踪我第八十七军沿北宁路附近地区南犯，十三日其先头进抵八亩坨、汉沽附近，与我第八十七军後卫发生激战，十四日我第八十七军等撤入塘沽地区，归第十七兵团司令候镜如指挥，连同原在该地区之独立第九十五师，第九十二军之三一八师(补充师)，及一个保安团另一个水上保安队，星夜布署塘沽防务，该(十四)日林匪主力越过金锺河，攻占北塘，继越过海河，截断天津至塘沽间之水陆交通，配合经宝坻、杨村南犯之林匪第一纵队，向塘沽、天津包围。十五日我天津、塘沽分别被围，匪军以第一、第七、第八纵队对天津暂围而不攻，彻底集中第二、第六、第九、第十二纵队，乘我军尚立足未稳之际强攻塘沽，自十六日开始，匪军以火海(集中所有大小火炮及轻重机枪，以抵接射击实施猛打)掩护其人海，前仆後继行波浪式猛冲，我守军後方依托海洋，无後顾之忧，军心稳定，士气激昂，在我舰炮及空军支援下，亦以火海对匪之人海，并配合短捷之逆袭，摧毁匪人海之进犯；连续激战至二十七日，匪军最後以孤注一掷之势发动总攻，复为我三军之统合战力予以摧毁，匪军不仅伤亡惨重，且其大部人马及火炮均陷入塘沽周边之沼泽泥泞，故至三十日起，匪军中止对塘沽攻击，以第九纵队及军区部队独立第七师等对塘沽继续围困及监视，星夜将第二、第六、第十二纵队及炮兵纵队等转移至天津方面，转攻天津。     天津失守，傅作义於北平正与共匪局部和谈，且其降匪已成定局，塘沽已失去战略价值，故当天津连络中断，乘围攻天津之匪军尚未及转移兵力之前，於十六日在海军第一舰队支援及掩护下，主动由海上撤退，撤退时除部份掩护部队与匪军胶著无法脱离外，另第三十四号铁驳所载之部队遭匪截击，及交警部队失去连络约二千余人，其余计三万六千余人及械弹物资，以及华北部份机关人员等，先抢运至长山列岛，再转运至上海，於十九日全部抢运完毕。     日落北平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被围，华北剿匪总部由新市区迁入城里中南海，分驻於居仁堂、怀仁堂、勤政殿、瀛台，在共匪政治攻势下，诡诈善变之傅作义，其第二「腹案」与匪局部和谈似乎已成竹在胸(第一「腹案」为灵活机动，依城决战)，当晚即召集其心腹王明德等密商，十六日晨密派王明德等秘密出城与匪试探和谈，但遭共匪高干程子华所拒；共匪围城最狠毒手段之一，乃首截断北平市区内之水源及电源，无电入夜後尚可熬渡黑暗生活，无水则市区内十八万大军及二百万市民无法生存，十七日傅再密派其亲信与共匪接洽和谈，结果共匪允予暂行供应部份水电，该十七日傍晚，邓宝珊突由榆林来至北平，通过匪军封锁线，自北平之德胜门入城，此对当时之傅作义来说，可谓是正踏破铁鞋无处寻。     邓宝珊与傅作义同在西北军中成长，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冯玉祥国民军时代，任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北伐时冯玉祥之国民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邓任第五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西安事变时於陕西任新一军军长，其与杨虎城私交甚笃，暗中参与张杨事变，因此得有与当时陕北毛、周、朱、彭等匪酋秘密接触之机会；抗战时奉命驻守榆林总司令，指挥高桂滋、高双成两个军，但在邓之内心中视为有职无权，属於失意之官僚政客；抗战时期共匪伪装服从中央，虽别有阴谋，但对邓宝珊独另眼相看，邓於榆林在「天高皇帝远]之情势下，乃经常成为朱毛之坐上客，朱毛亦以上宾之礼待之。抗战胜利後邓仍继任总司令坐镇榆林，归华北行辕李宗仁直辖，受第一战区(後改为西安绥署)作战管制，成立华北剿匪总部後，邓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之一，仍兼任总司令坐镇榆林。邓自许为儒将，能说善道，并善於纸上谈兵，以其往日与傅作义之渊源关系，及其以往与朱毛勾结之情，为傅作义牵线架桥与共匪和谈，当为最佳之人选。     至於邓宝珊之突抵北平，究为共匪预为安排，抑为邓因多年失意而乘机毛遂自荐，就不得而知；邓与傅见面後，对局部和谈之事，当然是一拍即合，邓自十八日起每日秘密出城与叶匪剑英为首接治(此际周恩来等在天津西杨柳青之前进指挥所，正督率匪军强攻塘沽)，於此期间最高统帅部令第十三军空运青岛，但甫开始运输时，天坛机场跑道即遭匪炮兵轰击封锁，结果仅运出一个团即告中止。     二十五日李宗仁、程潜、张轸等，乘戡乱战事正逆转之际，为达成其多年梦境之野心，乃通电倡导与共匪和谈，次日密派其任北平辕主任时之北平市市长何思源飞抵北平，由何转告傅作义略谓：「蒋总统下野已成定局，希保存实力，苦守待和」。何思源系依CC系起家，但属标准政客，当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乃公然卖身投靠，一变而成为李宗仁之心腹，傅作义此时除邓宝珊外，又多了一个和谈谋士何思源，并有李宗仁於暗中为其撑腰，当然是喜上眉稍，前後与共匪经一个多月之商谈和折冲，於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九日终於达成协议，该十九日行政院亦通过「停战和谈决议」，遂於该十九日由邓宝珊陪同共匪以叶剑英为首之代表团进入北平城，住北京饭店。二十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同意行政院之「停战和谈决议」，二十一日先总统蒋公为弭战销兵，解民倒悬，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该二十一日傅作义与叶匪剑英在「局部和平」协议上签了字，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傅作义发表「局部和平」文告，二十三日晨北平市区内之国军开出城外经共匪指定之地点集中，在国军中之高级将领，除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及其所属之各师长外，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十六军军长袁朴及其所属各师长冯龙、陈鞠旅、周士瀛，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及第十三军各师长，第九十四军军长郑廷锋等，於国军开出城外前均搭机离平飞回我方。毛匪因邓宝珊为傅作义牵线达成「局部和平」有功，委以甘肃省伪人民政府主席一职以示酬谢，但不久即被斗臭斗垮下台，这也是卖主求荣的下场。     傅作义於北平降匪时，最难能可贵者乃为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坚志不屈，其後毛匪令傅作义亲至绥远劝降，因傅作义於北平降匪时曾电报中央「因迫於环境」，当时中央亦信以为真，故当傅作义抵绥远时，中央立派国防部长徐永昌专机飞往归绥，并携带银圆七十万元交予傅作义，希其安抚旧属，及重整旧部属为国效命。傅迎接徐部长於机场，即在机场晤谈约一小时，七十万元现大洋照收，即催徐部长迅速上机，并调「迟恐不便」。傅作义虽在军阀中成长，但自归化中央後，曾为国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此乃功不可没，但至最後生死存亡，及临留方百世抑遗丑万年抉择之关头，竟选择苟生遗丑万年之一途，实为以最大之悲剧落幕；当「局部和平」协议签字时，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曾致电中央，该电文言简意赅「与官僚政客及贪官污吏同归於尽」，可为此最大悲剧落幕之结语。 经验教训：     战争之经纬：战争为极精密组织之决胜，孙子说：「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潬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组织战争，以纵的统帅系统为经，横的部队协同连系为纬，如经线断，纬线乱，乃如纺织厂绝无法织成美丽纺织品；戡乱战争至後期，统帅意志不但不能及於基层，到达方面军大员时部遭挡驾，乃经线已断；部队各保实力，各畏缩不前，无向炮声前进，及牺牲自己协助他人达成任务之协同精神，实纬线已乱，此在尚未见到结果以前即知败局已定。东北战场辽南会战，由於卫立煌之抗命，最後一败涂地；华东战场徐蚌会战，常时近在咫尺之华中战场数十万大军，不仅不能主动支援策应，最高统帅部三令五申令其出兵，但均按兵不动，最後败得更惨；其败更遗丑万年；抗命、拒不受命，阳奉阴违，此三者虽名词不同，但最後之结果相同，且後者比前者更为可怕。故作战之胜败，常有偶然之事，战争之胜败，决非偶然；战争如无坚强之经纬组织，军队再精练、武器装备再精良，亦无法嬴得战争之胜利。     心怀楚汉必亡：军事具有绝对性，决难两全其美，决心之真精神乃在此。平津会战傅作义对最高统帅阳奉阴违，依其自己之「腹案」所谓「灵活机动、依城决战。」指导会战，於塘沽、天津、北平、张垣摆成四百公里长之「两头蛇」长蛇阵，於状况有利时，东急则东援，西急则西援，状况不利时，采机会主义，可西撤至其老地盘绥远，负隅自固；可东撤至天津、塘沽，依靠美援，察其立案之真下精神，仍属後者，国家民族之存亡，非为其关心；其所以不忘其老地盘绥远，乃为其军阀思想之本色，又难忘怀於美援(自美国恢复美援，其条件为援助能打之军队，故美援装备由美国以三分之一直接交予傅作义之基本部队，二之分之一直接交予广西部队张淦和夏威两兵团)，正因美援助长其野心，如此脚踏两条船，一遇狂风大浪，必然坠入大海灭顶，乃为必然之事，其两头蛇之长蛇阵，一经匪军以快刀斩成数段，结果乃向东游不得，向西游不能。李宗仁和傅作义也是一样，当时华东战场徐蚌会战正争国家民族之存亡，华中战场数十万大军(以广西部队为基干)为保存实力，拒不授命，按兵不动，民国三十八年匪军大举南犯，华中战场数十大军转进至衡阳附近湘、桂、粤边区，该年秋正当林彪、刘伯承两匪军已全力压境，李宗仁一面想将此数十万万大军撤回广西，确保其老家，一面又难忘怀於美援，想将此大军撤至广州或粤南钦州、湛江、海南岛，掌握海口依靠美援，故始终於湘、桂、粤边区摇摆不定，结果被林彪、刘伯承吃得尽光，残部退入十万大山。作战反对同时追逐两只蝴蝶，因其结果一无所获，战争如心怀楚汉(二意)，最後必亡，此乃为真理。     大军统帅不同於小部队指挥：大军统帅不同於小部队指挥，如以指挥小部队之观念和习惯统帅大军，则必败无疑。     第一，大军统帅必须依计划作战，小部队作战，讲求活泼及临机应变，大军统帅如著眼於机会主义或临机应变，将使战争成为漫无轨道行驶，及破坏全盘作战构想；於平津会战中匪军乃完全按计划作战，而傅作义则采机会主义。     第二，大军统帅因按计划作战，大军运动必须如钟表报时一样之准确，於本会战中林彪匪军十二个纵队及一个炮兵纵队，其於不同之时间，不同之地点，及经不同之路线，分经长城榆临、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入关南犯、但以上各路匪军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同一时间对塘沽、天津、北平完成包围，而聂荣臻匪军亦於该十五日攻占张北，对张垣完成彻底包围，此可算是如钟表报时一样之准确。反观傅作义所统帅之大军，乃到处成为鼓响锣不响，首先是第三十五军於运动中被围，相继是暂三军於运动中遭匪各个击破，及第十六军於突围中损失过半，再继为遭匪区分包围，各个击破。     第三，大军统帅具有其钝重性，无法如指挥小部队之活发，克劳塞维茨说：「移植一株小树很容易，移植一棵大树就很难。」，此即喻为大军统帅之钝重性，傅作义之「腹案」，所谓「灵活机动」，乃完全以其原指挥其有限之基本部队之观念和习惯来统帅大军，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总之，大军统帅有其一定之法则，以上仅就本会战略举一二，不可以此而概全。     大军集中掩护：大军集中，乃为最脆弱之时期，此期间如遭受敌人不意之奇袭或先制之攻击，胜败常由此而定。平津会战我军集中，在大体上来说，乃为东、西之方向，正遭入关之林匪由北向南之侧背攻击，以及平张段之平绥路其隘路两侧之高地；但我军於集中期间，对长城各口乃一兵一卒不派，榆临、古北口我原守军亦撤离一兵一一卒不留，使林匪在毫无妨碍之下如入无人之境自由行动，至於平张段之平绥路方面，第十六军及暂三军控制於南口，怀来重要城镇，似乎控制此等重要城镇就天下太平，溢路两侧之高地，亦一兵一卒不派，第三十五军由汽车输送，由通县至张垣，及由张垣至北平，好像是在毫无敌情顾虑下「旅次行军]，大军如此集中及军队在严重匪情之状况下如此运动，实根本缺乏军事常识。     长城系依阴山山脉延伸，自古视为天堑，以「莫教胡马渡阴山」一语观之，亦为我自古之国防线，故当我大军集中时，不仅应以长城为集中之掩护，更应以长城及阴山山脉迟滞匪军，以争取我会战准备时闾之余裕，当时如欲各个击破匪军，唯一之可能性，亦即当林匪入关时，乘其兵力为长城左右分离及前後分离之际，予以各个击破，至於傅作义「腹案」所谓「灵活机动、依城决战」，乃为被动之消极防御，东急则东援，西急则西援，而非为各个击破匪军。     作战目标以歼灭敌人为第一：土地和城镇之获得或确保，乃是歼灭敌人之结果，祗要能歼灭敌人，土地和城镇乃不得而自得，不保而自保。平津会战、北平、天津乃为华北之重镇，及为战略要地，但匪军之作战构想及会战指导，乃不在如何攻占此等大城市，而在如何不让华北之国军向西撤退，或向东经海上撤退，其一切关键性作为及全部之注意力均集中於此。抗日战争日本军阀之战败，其最主要之关键乃在争城夺地，其以为只要占领我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即可达战争之目的，我军松颔失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但恰能始终保存主力之完整，及愈战愈强，胜败乃由此而定。戡乱战争，无可讳言，我军系受日军军事思想之影响，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虽广领城镇和土地，但匪是愈剿愈众，而匪军乃以我军为作战目标，迭次遭匪各个击破，逐次被歼，遂由攻势转为防御，及由优势转为劣势；由攻势转为防御及由优势转为劣势，乃为战争最危险时期，於此最危险期中，又不知保存战力及恢复优势，恰仍以确保城镇为作战目标，及和匪军赌总败之决战，经辽南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主力尽丧，最後只有失败。     战争之动能为油电水：战争之决定因素虽始终是人，但人先要能解决生存问题，然後始能谈得上战胜问题；在今日战争，油、电、水仍为战争之动能。军队愈现代化，对油的依赖性愈大，油源一旦遭敌截断，飞机、军舰、战车等均将停摆，故保护油源，乃列为国家战略或大战略之第一目标。电为现代生活所必需，停电虽不能使人不能生存，但油、电为现代工业之母，缺油、停电则工业尤其是军需工业均将停摆，交通亦随之瘫痪，战争即无法支持。水直接影响人的生存，人没饭吃尚可支持数日，没水喝一日也不能支持，水之用之於战争，非为始自今日，马稷失街亭，即是水源遭敌截断。以往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偏重於「伐谋、伐交、攻心」，今日战争，只要截断敌人之油源、电源、水源，即可达「不战而屈人之兵」。平津会战北平被围後，共匪最狠毐手段之一，即为截断市区之电源和水源，无电入夜尚可熬渡黑暗生活，无水北平市区内十八万军队及二百万市民如何生存，不能生存如何战斗。近代大都市人口多达百万以上至数百万，电源、水源亦均在郊区，最易遭敌人截断，并形成战争中最大之弱点，今日言国防言备战，对油源、电源、水源如予忽视，不作未雨绸缪之保护及应变之准备，不仅极不合理，且一切之努力均徒劳无功。     作战胜败乃敌我指挥正确与否之竞赛：作战之胜败，乃为敌我指挥正确与否之竞宝，所谓「以寡击众、以弱敌强」，此乃为战略战术之范围，而非为全凭斗力。然战争始终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指挥之错误亦难绝对避免，其结果乃为错误少者胜，错误多者败，尤以当统帅大军时，其失败动辙将牺牲数十万官兵，并立将影响国家民族之存亡，故务以所统率之数十万生灵及国家民族为念，於黑暗中找出一线曙光，再努力使其扩大，使指挥之错误减少至最低限度，及努力增加敌人指挥之错误或诱导敌人走入错误方向，以求战胜。     平津会战战败，毛匪泽东自拉自唱其在本会战中所表演之战略及会战指挥如何伟大，叶匪剑英亦将毛匪吹嘘成为神仙，毛叶两匪吹嘘之焦点及为其画龙点睛之处，乃为「祗要将新保安、塘沽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史实证明：第三十五军於新保安被围，乃为十二月七日之事，会战开始前及会战开始时，新保安乃无一兵一卒，毛匪就是傅作义肚内的蛔虫，也无法预料傅作义在指挥上会发生此种错误，此乃完全为偶然之事；至於塘沽林匪集中四个纵队及一个炮兵纵队强攻半月，损兵折将，最後败北而逃，直至天津失守，国军始由塘沽主动撤退，共匪之说谎素不要脸，毛匪之吹嘘实为自打嘴脸，自掀疮疤。如说毛匪於平津会战中战略及会战指导如何伟大，毋宁说是傅作义心怀不轨及指挥错误一手所造成，此乃持平合理之论，於戡乱战争後期，由於我军迭次指挥错误，使匪军连战皆胜，於我军中遂患上严重之恐匪病，实际匪军及毛匪并无可怕之处，所可怕者乃全属自己。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9 21:04:5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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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技青冷笑话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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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

此文系耿若天所著《戡乱战争全史》节选。耿若天，国民党退役少将，黄埔军校12期学员，曾于1949年担任师长，作战次长室助理次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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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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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没有双方损失？

	第7楼

以下是引用ralph在2004-4-3 18:34:48的发言： 没有双方损失？   这三个战役都是相当彻底的歼灭战，就gmd而言，凡是没撤出的地面部队都算损失掉了；gcd这边的伤亡海峡那边是不会有数据的，找找国内的相关著作好了，虽说好像也没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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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楼

记得小时候看三大战役的“史诗片”的时候，最后有给出双方的伤亡数字，记不太清楚了，好像伟光正方面大约都是几万人左右吧，平津最少。 这些东西要查查得到，书很多，尤其淮海的多，但是可靠程度嘛，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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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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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楼

网上还真查不到损失，等我回头有空查查书吧，不过顺手搜到一个好玩的东西，贴在下面： ———————————————————————— http://ioh.myrice.com/linbiao/junshi/juye.htm 巨野章缝集大战 送交者: 军事ZTZT 2004年1月27日于 [军事天地] 章缝集（又名张凤集）是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镇，如果你拿出山东省地图翻到巨野那一章  ，才能在巨野以南找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这个小村庄因为整11师而闻名于现代史，因为11师11旅32团而青史留名。  50多年前硝烟虽然早已散去，在实地很难见到当年战场痕迹，50多年前那场激动人心的生  死大战因为政治原因至今仍朦朦胧胧，不为人所知，使笔者深感责任重大，有必要将这个  大决战清清楚楚一页一页展示给世人，告诉每个读者，让我们所有历史都真实、完整永远  记载下来。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回顾这个大战，当年11师的官兵们、解放军的官兵们在这  里，为各自的理想、信念是如何拼死奋战的。  内战开始后，刘、邓指挥英明，用兵神出鬼没，上党、平汉、定陶三战三捷，消灭国军10  个师，势不可挡，继续寻歼国军主力。  国军为了占领中野鲁西南根据地，尽出五大主力之二，11师和5军继续向鲁西南进攻，11师于9月12日占领定陶，20日占领鲁西南重镇菏泽，随后即向巨野、郓城发起进攻，威胁鲁西南解放区重镇济宁。这时中野要再退，就要丧失鲁西南全部根据地，只有打，但是打哪个对手呢？当时是犹豫不决的，毛泽东想要打5军和11师，他认为刘、邓既然能消灭整3师，战斗力一定很强，那么消灭5军和11师不成问题，如果这个战略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局面。9月19日他问刘邓“我军与5军、11师接触试打如何？”  既然毛有这个意思，一向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刘伯承于20日回电，确定打5军和11师。  46年9月29日，定陶战役后经过20多天休整补充的中野决定动手，下达《巨野战役基本命令》，这个战役,解放军战史叫巨野战役,又叫龙凤大战。于是，国共内战史上中原战场上首次主力大决战在中原大地上徐徐地揭开了帷幕。  中野主力近6万人全部参战，计有：  2纵（欠4旅）  3纵  6纵  7纵  冀鲁豫军区独立旅，  具体任务为：  1、以十分之一的兵力2纵的5、6旅5千余人在龙堌集一线防御，阻击5军。  2、其他所有主力集结待机，准备消灭凸出的11师11旅。刘伯承精心设下口袋，以5万余人  在大义集、棠李集设好了埋伏，等11师来钻口袋。9月29日龙堌集击战打响，经过刘伯承亲手调教的2纵成功地阻住了5军的进攻，一直成功地阻击到10月9日。  龙堌集虽然打得顺利，围歼11师的主战场却非常地不顺利，碰上了久经沙场的国军常胜名  将——胡琏将军。  胡琏这个黄埔四期的高材生，行动极其谨慎，偏偏不钻刘伯承的口袋，相反稳扎稳打，以  其著名的核心机动战术指挥其手下各个部队都站稳了脚跟，当时整11师参战共5个团：  杨伯涛率11旅31团（团长黄健三）  32团（团长张慕贤）  高魁元率118旅54团（团长尹钟岳）  33团（团长李树兰）  18旅只有一个团参战，即52团（团长夏建勋），暂归11旅指挥。5个团加师直属部队,  总兵力2万人左右。  团长张慕贤上校，是抗战名将，黄浦军校8期生，贵州人，智勇兼备，胆识过人，进驻章缝集后，已作了准备，这章缝集是巨野一个小镇，约有300居民，镇四周筑有传统泥土寨墙，西南方有护寨河，难以徒涉，东北地形平坦，射界开阔，解放军即从东北方向攻来，32团到达后，即在镇中大庙修筑了核心阵地，并在寨内外构筑大量防御工事，同时派出1营3连一个连，进驻王庄、毕花园作为外围警戒机动部队。  7纵全军为3个旅8个团，分别为19旅55、56、57三个团，旅长吴大明；20旅58、59两个团，旅长匡斌；21旅61、62两个团，旅长况玉纯，还有纵队骑兵团。司令员杨勇。  7纵以主力团58、59两个团作为突击团，于6月3日发起进攻，59团团长晋士林、58团团长吴忠这两个虎将恨不得一口吃了对手，迅猛进攻，可惜碰上了异常狡猾对手，有劲使不上，3日晚上，各部队出击都扑了空，白天侦察到村子里有敌人驻扎，可晚上打进去空无一人。有的部队虽遇上了敌人，刚一交手，敌人像泥鳅一样溜走，有劲使不上，反被敌人火力杀伤，损失不少人员。  4日晚上，59团进至章缝集以东的王庄，但见得寨门大开，空无一人，连个哨兵都没有。晋士林感到奇怪，命令部队进村搜索。部队进村后还是没有发现敌人，遂在村东集合。就在这时，照明弹四起，子弹如雨点般扫来，炮弹也从天而降。原来对手都躲在民屋里，在王庄设下了火力陷阱。59团一个敌人没看到，伤亡倒不小。晋士林气得肺都炸了，立即组织部队向村内展开反击。但部队还没冲进村子，敌人却溜走了，全部撤回了章缝集。  章缝集大庙团部内，团长张慕贤头戴大盖帽，身穿美式夏季作战军服，手拿指挥棒，站在  地图前，身边围着几个作战参谋，正在讨论作战方案，这时一个作战参谋进来，大声报告  ；“报告团长，1营3连胜利完成警戒侦察任务，于王庄歼敌一部，胜利回来，除副连长许  进安被俘外，其他无一损失，现共军主力已向我逼近。”张回答说；“很好，命令各部作  好战斗准备，准备与共军决战。”  经过了3、4日外围窝窝囊囊战斗，5日拂晓，20旅总算攻到章缝集外围，占领西北角外围阵地姚庄，20旅全体官兵因为两次攻击收获甚小，气得一些指挥员直骂娘。他们不知道对手为对付共军的近战、夜战，也改变了防御战术，采取“大纵深的弹性防御”，其特点就是主要加强本阵地周围的移动警戒，通常以一个前哨连游动不定，迷惑对手，使之扑空，一接触即迅速后撤。与之相应，其村落防御的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又以村中心为核心  ，沿街构筑无数地堡，核心阵地外围鹿砦多至3层，不仅障碍进攻，更主要的是诱使冲锋部队进至鹿砦前沿后实行突然的火力杀伤。攻击得猛时，全部收回去，在攻击无效或攻击乏力时，一下又反弹回来。对付这种防御，突破村沿只是战斗的开始，这与一般国军部队作战有本质不同，即突破村沿强固工事即基本获胜有很大的区别。  5日拂晓，20旅部队从章缝集外围攻击出发阵地，不停顿地向村内发起进攻，但章缝集外围地形开阔，加上连日大雨，形成了众多水洼，地面泥泞不堪，淤泥没脚，行动非常困难，守军在村外设置三道鹿砦，火力配置严密。部队连续进攻多次，都无法接近寨墙。天亮后，国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低空轰炸扫射，20旅部队被迫转入防御，将章缝集团团围住。5日上午，7纵全军赶到章缝集，决定于5日夜对章缝集展开总攻，部署如下：  19旅56团从村东北角进攻，55团向南警戒担任助攻；主力20旅58团从正北攻击，59团从西  北角突击，担任主攻，21旅61团、19旅57团、骑兵团三个团打援，62团为预备队，在西边  警戒。  不幸的是5日晚上，19旅旅长吴大明在章缝集野外勘察地形，为进攻作准备时，被32团射手击中头部，当场战死，未战先折大将，实在是不祥之兆，刘伯承为此痛心不已，19旅士气也大受影响。  尽管如此，对章缝集总攻没有影响，仍于5日晚22时准时发起，为了确保成功，7纵副政委  张国华于战斗开始前亲自下到20旅督战。  总攻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动，7纵所有迫击炮、山炮、小炮一齐发射，倾泻到村内，在全纵几百挺轻重机枪密集火力掩护下，各路攻击部队在积水中犁开一条条“水路”，汇成一道道水幕，向章缝集席卷而去。整编十一师的战斗力确实与众不同，32团虽然遭到了围攻，依旧没有慌乱，无数颗照明弹腾空而起，照得地面一片惨白，身经百战的32团士兵们不慌不忙、静静地等在工事中、堑壕里，解放军士兵弯着腰，成群结队往前冲，300、250米、200米、150米，32团士兵一直没有开火，村里安静的象没有人一样死寂，一直等到100米了，张慕贤一声令下；“打”，几十门迫击炮、1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天崩地裂般轰鸣开了，在村四周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进攻的士兵被割草般地扫倒，成排成片的倒了下去，四野里都是伤员和濒死者痛苦的喊叫声、呻吟声，加上雨点般的枪炮声，震耳欲聋，章缝集笼罩在火光、水幕之中，在狱火中蒸腾。每次进攻被打退后，村外遍野都是流淌的鲜血和七倒八歪的尸体。  主攻方向58团二次突击受挫，团长吴忠急的烦躁不安，助攻方向56团也多次受挫，都没有  进展，从32团一营牛镇江防守的东北角突击的59团倒是有了进展，团长晋士林很是动了一  番脑筋,组织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一直把重机枪推到了距寨墙只有20米的地方,又悄悄地拉开了守军的第一、第二道鹿砦。在拉第三道鹿砦时,守军发现了突击分队,晋士林立即令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压制寨墙上敌人的火力,突击分队趁势发起冲击,一举打开了突破口.晋士林见突破成功,马上率二梯队进村,抢占了数处院落。这也是当晚章缝集各攻击部队打开的唯一一个突破口。 晋士林带着59团1、2营在村内站稳了脚跟，见此有利形势，7纵立刻命令预备队21旅62团从突破口跟进。同时命令吴忠率58团跟进，6日凌晨7纵突破章缝集，大战开始了，上面讲到与11师与5军这样对手作战，与一般╳军作战有本质不同，突破村沿  ，只是战斗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章缝集被突破不是战斗结束，而是好戏刚刚开锣。  守将张慕贤见解放军突破后，不慌不忙组织全团所有炮火，4门山炮，6门37战防炮，所有  迫击炮、机枪一齐向突破口射击，组成了一道火墙，（而不是一般资料所说11师的炮火组  成火力网，）阻断了后续部队的进入，这样已进入章缝集的59团2、3营，58团3营8、9连、团特务连，62团一营共4个营1千几百人反倒被包围起来，处境十分危险，这时突入的部队公推59团团长晋士林为临时指挥，再次发起进攻，扩大战果，企图在天亮前占领村内制高点，核心阵地大庙，但是连攻数次，伤亡累累，一点效果没有，天放亮前守军除了用火力封锁突破口，展开部队从两翼进攻突破口，重新夺回突破口，团团包围了突入部队。  晋士林、吴忠不得不带领59、58、62团突入部队依托已占领的5个院落转入防守，突入的1  千几百人守在5个大院里，虽然在两个主力团长指挥下，构筑大量工事，将5个院落墙壁全  部打通，使5个院落连为一体。还是施展不开，6日上午9点章缝集守军32团有组织地展开反攻，迫击炮弹、手榴弹雨点般落在5个大院里，战防炮在炮连连长林文模亲自指挥下，将战防炮抵近院墙几十米处射击，炮声响处，只见浓烟弥漫，房倒屋塌，院墙被轰开几个缺口，守军死伤累累，62团一营营长孟宗华腿被炮弹炸断坐在地上，32团士兵一涌而上从突破口进入，守军全部退入屋内防守，两个战士上前架着营长孟宗华往屋内跑，这时一个国军士兵从突破口进入，举起汤姆式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孟营长和两个战士全身中弹，倒在院内，当场死亡。屋内守军见状不顾一切发起反攻，重新封锁缺口。32团战防炮连长林文模在抵近射击时，也被守军打死。战斗进入拉锯状态。  32团从6日上午一直到下午，发动了3次进攻，都被击退，但这种凶猛进攻势头使得突入部  队顶不住了，进攻部队每发炮弹都给守军造成重大死伤，59团突入两个营，伤亡大半，59  团2营教导员、3营营长都在混战中被打死，工事全部被摧毁，院内躺满了尸体，满屋都是  伤员在呻吟、哭喊。第3次进攻时，庄内临时总指挥59团团长晋士林和政委首先动摇了，6  日黄昏时分，在团长晋士林带领下，撇下友军58、62团部队不管，自顾自突围逃命去了，  整个突围过程损失非常大，在32团枪林弹雨中，死伤累累往外冲，团长晋士林、政委刘权  都被打伤，团长晋士林被两个战士架着逃出了章缝集，这成了军政双优、解放军中极少有  的大学毕业将领晋士林一生耻辱，并为此背上黑锅，战后被调动了职务，作为处罚，直到  淮海战役前还是个团长。  59团残余部队突围逃跑后，32团迅速从两翼封锁突破口，并将留在突破口掩护的59团3营9  连全部消灭，重新封闭突破口。  留在庄内残存的58、62团部队只剩不到300人，力量更加薄弱，守在几个大院里，危在旦夕。  晋士林突围后，司令员杨勇找他谈话，知道了村内的严重情况，并向中野做了汇报。鉴于  7纵进攻章缝集失败，刘、邓决定将进攻更加不顺利的3纵全部（欠24团）调到章缝集，会  合7纵，两个纵队合力进攻章缝集，将战略目标从歼敌一个旅明确修改为消灭章缝集守军3  2团一个团，救出吴忠等人。  就在9旅扫清外围同时，主攻东西蒋庄部队7旅、8旅也进到集结地域，不幸的是被守军提前发现，一顿猛烈炮火杀伤，还未进攻就死伤200余人，士气大受影响。安置完死伤人员后，7、8旅重新集结，于10月4日晚22点，再次发起总攻，7旅（欠21团）攻东蒋庄，根据11军战史记载：“4日22时，第7旅（欠21团）攻东蒋庄，19团担任主攻，其1营攻村北、3营攻村东，2营为预备队。20团在东、西蒋庄西北方向牵制敌人。战斗发起后，19团9连从敌鹿砦、暗堡间突入，由于敌暗火力点封锁突破口，被敌包围。该连临危不惧，依托占领的几间房间，与敌展开顽强拼杀，连长负伤，排长代替指挥，战至翌日拂晓，在2营1个班的接应下，该连司号员从村内出来带路，突出重围。21团1连也突入敌前沿阵地，攻占2个地堡，拂晓，亦撤出战斗。”  第8旅23团主攻西蒋庄，该庄守军环村设置鹿砦，房下构筑暗堡，火力组织严密。经彻夜激战未攻入村内，拂晓后撤出，战果更差，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连村边都没攻到，反倒死伤一大堆，进攻严重失利。  趁3纵进攻东、西蒋庄部队受挫之机，11旅旅长于5日早晨，亲率特务连从西蒋庄出击，进  行反击，俘虏了100多名解放军，并将另100多人包围在蒋庄野地里，那100多人用了个缓兵之计，派1人到蒋庄守军接洽投降，这100人后来在援兵支援下，全部突围跑了。杨伯涛率部在东、西蒋庄的奋战，大获全胜，大大震撼了中野。  杨伯涛的英勇防守对战局影响很大，胡琏在战后11师军官总结会上说道；“这次东西蒋庄  与章缝集地形都较疏散，东西蒋庄更散，兵力大致相同，都是攻击重点，但结果不同，主  要原因是因为第十一旅杨旅长果断勇敢适时掌握战机，亲率特务连反击，而竟能固守，假  如两地都被突破，那时结局将不是这样的。”  7纵围攻章缝集一个团失利，反被包围部分，3纵围攻一个旅部加一个团严重失利，面对这  种严峻严峻形势，刘、邓不得不作出更现实可行的调整，即决定停止进攻东西蒋庄，集中  3、7纵两个军以绝对优势进攻章缝集32团，接到命令后，3纵除留24团一个团监视东、西蒋庄，肖家堂的守军，其余全部8个团调到章缝集加入7纵的进攻。  章缝集守军因晋士林在6日黄昏突围逃跑刚变得的有利形势，由于3纵全军增援，变的再次  严峻，面临更大的考验。  6日黄昏，作为第2梯队的3纵第7旅、8旅投入战斗，向章缝集发起了攻击。首先62团7连作  为先锋重新对守军发动了进攻，与守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重新打开了被封闭的突破口  ，迅速突入村内。第19、20旅也随后跟进冲进村内，分头割裂围歼守军。吴忠团长和张兴  臣参谋长等人也从村中配合夹击。  突入部队与守军激战，战斗进展缓慢，见此情形，3纵队曾绍山副司令员增加兵力，命令第7旅、第8旅之22、23团协同第7纵队向章缝集守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希望打开局面。6日19时，7旅第19团从村北沿第7纵队攻击，协同第7纵队对敌形成内外合围的态势。第19团3营向第7纵队58团坚守阵地方向的村头堡垒猛攻，该团第8连投弹1000余枚，占领了一个突破口，32团组织多次反攻。担任突击队的11连，由特等战斗英雄张配真同志带领一个战斗小组，迅速破坏了鹿砦，打开了通路。3纵7旅攻进村内后与7纵联合作战，与守军进行反复拼杀，进行巷战，将守军向村南部压缩，他们采取小兵群包围迂回战术，挖墙掏洞，逐屋争夺，最后在第7纵队的配合下，内外夹击，突破部分阵地后，与吴忠团长率领的血战了一昼夜的第58团的残余人员胜利会合。第19团3营继续向村内推进，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在拼杀搏斗过程中，第19团的模范战士张配真战死。  6日黄昏，在7旅从北面发起进攻的同时，第8旅22、23团从村西、西北方向向村内发起冲击，遭守军炮火猛烈拦击，但两团部队不顾伤亡、顽强战斗，22团2营4连和5连与第19团同时在58团指挥所院内会合。尔后，各团协同作战，与守军展开逐院、逐屋争夺。每占领一座院落，每攻进一幢房子，都要经过激烈拼杀，付出大量伤亡，每前进一步，都是用血铺出的路。战斗中，第22团4连和5连在战斗中缴获战防炮6门。就是如此，3纵7、8两个旅会同7纵还是无法解决战斗，消灭张慕贤的余部，因为战斗形式主要是村落巷战，村落巷战中，32团冲锋枪、卡宾枪威力更大，穿墙越户，排射或点射，近距离巷战作用远远大于步枪，占据上风，虽然人数少，但火力猛，给3、7纵部队造成重大伤亡。  32团在巷战中战术非常有特点，解放军沿用巷战老战术，即用炸药包先爆破房屋，然后突  击组迅速冲锋，一般国军不降亦跑。11师防御方法在胡琏特殊调教下完全不同，针对解放  军巷战特点，制定了特别反突击的战术。解放军爆破组将房屋炸开后，突击组一涌而上，  就遭到11师守军小集团有组织的射击和反扑，一般小集团由两三个人组成，全部配备冲锋  枪和卡宾枪，两三个小组在爆破后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集火猛烈射击，突击  小组几乎无一幸免，大都死伤在突破口，造成解放军伤亡大增，对这种防御方法，解放军  一时缺乏应对办法，巷战进展缓慢。经过抗日战争洗礼的11师士兵士气旺盛，也有象解放  军一样浴血奋战到最后一个人的精神，双方拼死搏斗，相持不下。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为了打破这种僵局，6日晚上，3纵命令9旅突入村内，接到命令后，9  旅于6日午夜，命令3个团一起发起进攻，26团由北面进攻，27团由东北突入集内，随后9旅第25团又投入战斗，这样3纵3个旅全部冲进村内，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守军。6日一个晚上，在章缝集村内与32团余部展开了通宵的激烈巷战。整整一夜，双方逐屋争夺、短兵相接、隔墙叫骂，互掷手榴弹，3纵主要武器是手榴弹，战士背挑肩抗一筐筐手榴弹，大量投掷，根据以上记载；仅19团3营8连在一个突击中就投弹1000余枚，但是根据地制造的手榴弹  质量差，能够爆炸的很少，否则守军是难以承受的。  7日早晨，7、8、9旅和7纵经过协商，决定向守军发起强大攻势，随后展开了一个街道、一座房屋的争夺，经过一个上午的战斗，到了中午的时候，3、7两纵凭借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逐渐将守军压缩于村西南角一座家庙（祠堂）内，即32团核心阵地内，守军凭借四周高墙，英勇顽强地抵抗十倍于自己的对手，他们用机枪、冲锋枪组成严密的火网，牢牢封锁住前进的道路，其战斗精神远远超过吴忠等180余人，因为他们面对的对手远比吴忠等180余人的对手要多的多。3纵多次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再也啃不动这最后的阵地了。此时，3纵第20团于章缝集以西，21团西北阻击援敌。21团2营在北姚庄坚守阵地，多次打退11、118旅的屡次增援。  7日中午，战斗已集中在西北角一个区域，这时手榴弹大显神威。突入部队齐向守军占据的院里投手榴弹，某连长一气扔了30多枚，一个班长扔得更多，小手指都被拉火线勒出了血，守军形势危急。  虽然解放军3、7两个纵队全力围攻，有10个团攻入村内，（分别为3纵7旅19团、8旅22、2  3团，9旅25、26、27团，7旅20、21团在村外阻击援兵，7纵56、58、59、62团，而决不是一般正史所说的只有3纵7旅增援。）兵力占绝对压倒优势，32团士兵精神没有被压倒，也没有象一般国军部队动摇投降。他们非常镇定、勇敢，每幢房子，每条街道都不放弃，每个阵地里，对方冲进来时，伤员都拉响手榴弹与对手同归于尽。在每个小院里，双方都要遗尸几十具，解放军由于伤亡远大于32团，战死的人数更多。  这种酷烈的生死搏斗，对每个人都是考验，都是试金石，国共双方都有勇士，都有懦夫。  经过一夜的生死激战，战到7日早晨，32团部分守军顶不住了，一营营长牛镇江胆小动摇了、步晋士林后尘，撇下团长和友军不管，于7日早晨8点带一营2个连200余人突围逃跑了。使得32团余部在庄内处境更加困难。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胡琏及11师师部只知道东、西蒋庄和章缝集战斗激烈，具体情况、激  烈到什么程度是不清楚的，由于兵力薄弱，只有118旅2个团在师部方向，同时师部方向受  到6纵猛烈进攻，没有采取行动支援章缝集等。同时胡还认为，杨勇的7纵是保安团队改编  的，战斗力弱，是一个歼灭战的好机会。  为了策应3、7纵两纵的进攻，6纵向11师师部和118旅方向发起猛烈进攻，牵制那里的国军  ，这个方面战斗非常有特点，王靖之回忆录有详细精彩描述，兹将此中详细情况介绍一下  ，以飨诸君，让大家对实际战斗有深入的了解。  解放军情报工作做的太惊人，当时副旅长王靖之率领3个工兵营组成的临时战斗团防守师部冯家沙窝外围的唯一一个小村子王家垓，屏障师部，竟然被中野准确地得到消息，派李德生6纵17旅进攻，出发前干部鼓动作动员工作。说；“要到王垓去拣枪，因为那里是三个工兵营。”胡琏接到高魁元电话，得知中野进攻王家垓消息后，惊讶地对11师指挥部众人说；“好家伙，真厉害，敌人真有办法，他怎么知道王靖之团战斗力弱呢？”可是6纵17师进攻王家垓却出乎意料遭受惨败。  王家垓是一个不满百户的小村，地点在东西蒋庄西面，但却是师部驻地冯家沙窝外围的唯  一的屏障，关系十分重大，王靖之是个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军官，带三个工兵营入驻后，  花了两天时间构筑工事，作了充分的备战准备。王垓外围第一道警戒，是哨兵，然后是照  明设备，而后依次是绊发手榴弹区、地雷区、鹿砦、铁丝网地带，这个区域要有六、七百  公尺，必须通过这个区域，才能接近阵地，接近阵地时，还有外壕和围墙的障碍；即使敌  人突破围墙，但是与村庄内的核心阵地仍然隔绝，进入围寨内也无地立足，只有等待作俘  虏。工事完成后，王很满意，问大家：你们谁能攻下这个村庄来？大家都摇头。于是王说  ，你们既然攻不下来，敌人也同样的没有办法。那么大家都回去吃饭休息，早点睡觉，准  备打胜仗吧！  这正是一个上弦月的晚上，在一片寂静的声中，电话铃声吵醒了王靖之，西面守备的连长  报告，当面的哨兵已经鸣枪示警后撤了，显示敌军果然来了。接着是该正面的照明设备点  燃了，通天彻明，有如白昼。这样一来，把敌人吓得不敢前进了，所以西正面一夜无事。  按照明设备的用意，原是在敌人通过这个区域以后，用间接点火的方法，把它点燃，来暴  露敌人的位置，再用火力消灭他。因为西正面点火太早了，虽然阻止了敌人前进，却没有  达到消灭的目的。  也许是无巧不成书，东正面的哨兵撤回来了，敌人逐渐的接近，有时也听到地雷的爆炸声  ，偏偏照明设备始终没有点燃。（事后才知道，敌人有西正面的经验，所以在这方面于接  近时就把它破坏了。）于是敌人就在东正面大举进攻了。整夜的激战，就发生在这方面。  午夜过后，月色尽没，敌人的攻击准备已经完成，于是忽然间枪炮声四起，急袭王垓的阵  地，真有点象狂风暴雨的骤至。“王垓”的核心阵地中的欧阳营的营部，也中弹起火，对  外的电话也全被切断了。就这样持续达两个钟头，敌人的射击停止，一度显示沉寂。可是  也不过三十分钟，敌人又再度集火，其猛烈的程度，尤倍于前。大家都判断第一次的集火  是掩护接敌，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联络，第二次集火，当是掩护突击。所以这次的时间也  较短，当其停顿后，果然发现在我阵地铁丝网前，有敌人匍匐着。说明他们的突击没有成  功，在我阵地前顿挫了。一时战场又现沉寂，枪声零星的持续。  僵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东正面的连长来电话，他说“敌人好象是要退却了。”王问他：“  你发现什么症状？”“敌人后方远远的地方有嘈杂的声音，当面的敌人也有向后移动的模  样。”  王当时对这位连长说，“你研判的很对。因为敌人经过一夜的攻击而不能得手，马上就要  天亮，他非撤退；所以你要集中所有火力猛射1500尺以后的敌人，扰乱敌人的撤退，同时  制压住匍匐在我铁丝网前的敌人，不但让他们不能撤走，连头都叫他们抬不起来，但是不  要打死他们。”王把同样的话也转达给其他第一线各连。一时间沉寂的战场，又好象是天  翻地覆，弹雨横飞。  经过一段的沉寂以后，这时对外的电话也接通了。头一个来电话的是军部张世光副师长，  他以一种紧张能而激动的情绪，询问战况，深恐这一阵急剧的枪声，是被敌人突进来了。  王当即告以“现在是我打敌人，用火力挽留敌人，不要让他走；不是敌人打我”。同时，  王把一般情况也报告了一遍。张副师长才安心的放下电话。  54团天亮后进攻到离章缝集三华里的地方，遇到3纵20、21团的坚强阻击，战斗激烈，听到援军枪炮声后，章缝集内守军32团士气大振，更加顽强地战斗。54团在炮兵和空军掩护下，顺利地打垮3纵2个团的阻击，击溃了这两个团，在下午一点攻到章缝集南门，此时集内守军只剩西北角一块阵地了。此时援军适时赶到，54团1、3营从南门挖民房墙洞打开一条路，进入庄内与守军会师。随即马上与师部和118旅旅部接通电话，胡琏与张慕贤通话，胡问张说；“现在怎么样了？张说；还可以支持，敌人是从第一营牛镇江部突破的，对不起师长，我请求处分。”胡又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张说；重伤人员需要后运，请补充手榴弹、冲锋枪弹，别的用不上了。“ 胡说；牛镇江马上撤职离开，你选个这次战斗表现最好的，立即到职。”张说；作战主任谌宪章表现最好，让他接替好吧。“胡说；那好，叫他立即到职，你报告杨旅长一声，就说我批准了，我也告诉杨旅长，我打算下午将你们撤回来。”张说：“山炮带不走，我不撤。”胡说：“你作撤回准备，山炮由我负责，你听命令。”经过于高旅长、李主任（果然）等研究决定：  1、 尹团的方、孙两营，暂时接替张团防务，入暮后留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主力撤回原驻地。  2、 尹张两团在下午4时前交接完毕后，张团应分数路后撤，待脱离敌火后，再整队经冯家沙窝北侧，移住李庄（冯家沙窝西南3里），到达后，立即构筑防御工事，将山炮主要零件带回，山炮连应即回东西蒋庄山炮营建制，该团向师部架线通信。  3、 将决定命令各旅照办。  张团在下午四点后撤退，54团接防阵地，张部约在下午6时顺利通过冯家沙窝北侧，率核心阵地200余人安全撤出，移住李庄。  10月7日4点后，32团撤出，几乎同时刘邓决定迅速后撤,再也不能打这种伤亡巨大的牛抵角的消耗战了，于7日晚9点全部撤完。战斗的结果如此无情，中野用劲全力，不但没有战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中野全军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损失重大。10月16和18日，整11师和5军分别占领巨野、嘉祥，10月24日，整11师占领郓城，战果辉煌。  人员方面，双方伤亡都很大，国军方面损失5300余人，解放军损失5000余人。其中5军因为打援损失比较大，伤亡2390人，2纵损失740人。而3、6、7纵与11师战斗损失远远大于11师，其中被俘270余人，伤亡4100余人，共4300余人，11师损失近3000人，其中主要是32团的损失，近2500人。  这次战斗中，中野唯一值得骄傲是，消灭了32团大部，即3000余人中近2500人。是11师在  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次成建制重大损失，自那以后，11师再也没有一次营以上成建制被消灭  记录，就是著名的南麻战役、曹县战役伤亡也很小，没有成建制被消灭的记录。  巨野章缝集大战从1946年10月3日开始到7日结束，从外围战斗开始，连头带尾总共5天。3  2团一个团能够面对十倍以上解放军人海般猛攻，奋战5天，坚守章缝集3天3夜，重创对手  。最后安然撤退，保存了500多人的骨干，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  可以这么说，这次战斗双方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从战略上分析，国军收获更大。  国军收获在于；1、占领了鲁西南全部根据地。将晋冀鲁豫根据地变成了晋冀豫根据地，解放军丧失赖以为生的最重要的兵源、粮源、财源之一的鲁西南根据地。2、重创了中野，使其在心理上长期蒙上阴影，一直避免与11师交战，北向店遇险后，刘帅批评部队：“是李逵背老娘下山，差点让老虎把老娘吃掉。”把11师比作老虎。  这次战役，解放军骨干损失尤其严重，让我们来看看营以上阵亡、负伤名单，对整个战役状况有所了解；  阵亡如下；  师级；7纵19旅旅长吴大明。  团级；3纵7旅21团政委姚丕田。  营级；7纵20旅59团2营教导员刘波舟，  59团3营营长向青山，  62团1营营长孟宗华，  3纵9旅26团3营教导员陈大贵，  3纵8旅24团3营副营长傅家让。  伤如下；  7纵  58团团长吴忠，  59团团长晋士林，  59团政委刘权。  3纵7旅19团团长李长林，  政委刘宣，  副政委燕登甲。  连以下伤亡更大，这里从略。  刘帅战后痛心的说道；“此次我与敌陷于牛抵角僵持的笨拙状态。敌人十分谨慎，迟迟不  前；我则未能大踏步进退调动迷惑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反陷于被动。”。。“甚为不智  。”  战后晋士林调一纵二旅4团任团长，实际是一种变相处罚，一直到淮海战役还是团长，此公命运多桀，在淮海战役开始不久在涡河黄家阻击战中，再次碰上老对头---18军，在战斗中当场被打死，他率领的团也基本被消灭。  吴忠因为坚守阵地，死战不退，成为此战唯一亮点，战后只能对此点反复宣传、报道，因  为受到赏识，不久就升为20旅旅长。  解放军进攻章缝集战斗开始后，胡连续两次打电报给5军，要求向11师靠拢，5日傍晚5军  复电；不能靠拢驰援。（实际他们受到二纵顽强阻击）。看完电报后，胡极为气愤的说：  “邱清泉太自私了。”5日晚饭时，11师指挥部里气氛轻松，胡与大家说笑话，从前杨虎城被困西安，电某友军前来增援，友军复电不能前来，杨亲自起稿复电，内容仅十六字：“敌来打我，你则不管，我若一死，你也难免。”大家大笑不止。  战斗结束后，邱清泉前往冯家沙窝看望胡琏，先头部队由5辆汽车（一个步兵连）组成，到达后冯家沙窝后，一个军官报告胡琏：邱军长的3辆车，马上就到。不久邱清泉也到了。邱进屋向王敬久行礼后，与胡握手后说：“伯玉兄，你们辛苦了。”胡琏笑说：“不辛苦，就是命苦。清泉兄，你是怎么搞的？我越打电报给你，请你赶快来，你离我越远。”邱说：“我那儿也在打啊。”胡气愤的说：“你瞎说，你在打空气。”邱说：“我那里确实打的很紧，不过不如你这边急罢了。”胡又气极地说：“我完了，你也跑不了。”邱笑说：“真笑话，我哪能那样，以后你看我的事实。”胡又说：“看嘛！这一回就认识你了。”王敬久赶忙拦阻说：“别吵了。过去的事，越说越不好，都怨我，敌情况没闹清楚，如果没完成，你可别怪我报告薛主任。以后在一起作战，千万要注意友军的困难，及时支援才是。”胡、邱都不敢再言。在喝酒吃饭时，王敬久说：“这次战役，我很不对，没有及时来前方与大家一起共患难，都知道我是个懒散的人。”说毕哈哈大笑。邱说：“伯玉兄，名不虚传，与五六倍以上的敌人作战，能经得这一重锤，真不容易。”这就是邱、胡两人简单的口角过程，事后被一些无聊文人大肆渲染，成为大争吵，绘声绘色、添油加醋的加以发挥。  点评；此战国军方面最大缺憾就是对现代化战争理解不深刻，对突入的部队坚守院落，缺  少解决办法，用炮轰，机关枪扫射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若用火焰喷射器轰击5座院落 ，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吴忠等人也无法坚持，战斗结果将完全是另一个局面。后来这个问 题得到充分认识和解决，淮海战役前涡河黄家争夺战，使用火焰喷射器，很快就消灭了突 入村内中野主力部队，占领了黄家。  点评；中野方面，虽然对杂牌军和整三师这样的嫡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完全是刘帅计  谋出色，再加上战争开始后，国军不习惯解放军的战术。而从实质上看，中野当时水平， 无论从总体素质，还是士兵个体能力，都还无法与国军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这是又一个“化四平为马德里”的失误。严格执行军委命令的中野义无返顾的做了一次尝试，交了一次学费，代价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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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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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楼

今天翻了一下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淮海战役》，三本一套的，不过有用的东西基本都在第一本本，尤其附录里面有一些数据 没带笔，所以没有仔细记，说个约数吧： 淮海战役共军死亡约2万6，受伤10万，失踪1万多，共计伤亡13－14万的样子，相比国军共55万的损失，双方损失比大约是4.11：1的样子 淮海战役共军人数好像不足60万，伤亡接近1/4，还是很惨烈的。附录里面还有阵亡（不记得连长还是营长？）以上军官的名册，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吧。而且不算被包围歼灭的，直接交火损失可能国军可能还要稍微占点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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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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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楼

今天在书店翻了翻97年出的5卷本《全国解放战争史》，把3大战役的伤亡统计摘录了一下：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敌损失47.2万，其中伤亡5.68万，被俘32.43万，起义、投诚9.09万；我方损失6.9213万人，其中阵亡1.401万（其中团以上干部18人），伤5.3329万，失踪1874人。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消灭敌55.5万人，其中俘虏32万余，敌伤亡17万余，投诚3.5万人，起义、改编2.8万；我方阵亡2.5万，伤9.8万，失踪1.1万，共计13.6万余人。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消灭敌52.1万，其中伤亡3万余，俘虏23.2万，投诚8700人，和平改编25万；我方伤亡3.9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6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20 19:52:1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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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技青冷笑话之三 @
在诸多灵长类种群中动物园猴群远比公司程序猿高等，他们有：更好的空气、更大的活动空间、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仁慈的管理猿、以及全免费的食物住房和医疗，还在对PPMM这个族群的喜爱度争夺战中大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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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楼

根据美裔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估计，解放战争中共军伤亡在100万人左右，朝鲜战争中共军伤亡也在100万人左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9 14:39:3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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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部队在突击！！！

	第13楼

唐德刚这个口述史出身的嘴炮，但凡需要点考证的事情无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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