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kman：中国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本形成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james j.heckman教授讲座实录
今天要讲的话题源于我两年前来中国旅游时想到的一个研究题目。当时我到重庆开一个研讨会，是关于西部城市资本市场的研讨。令我吃惊的是，在中国，人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就是对人的投资。于是我就这个问题向重庆的政策制定者咨询了这方面的情况，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继续研究，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今天，我想提出两年前在中国发现的这个问题。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中国的统计数据，情况令我十分吃惊。中国在投资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率是非常低的，她在实物资产上的投资达到了gdp的30%，而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2.5%。比较一下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投资分别是17%和5.4%，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当然了，我们任何人在研究中国数据时都必须小心谨慎，因为那些毕竟是历史数据。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所以我认真研究了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拨款，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从2.5%上升到了3.1%，势头不错，但是总的来看，占gdp的比例还是很低的。我们在处理数据时排除了私有投资教育（大约20%），我的同事也作过这方面的工作，不管怎么说，投资的总量还是很低的。当然你可能有很多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也许有些理由也很有说服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教育的投资过低呢？通过一些回归统计方法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只有4%，现在可能是10％左右，这就低于实物投资回报率15%。我发现去研究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中国的劳务市场很特别，既不是完全开放的，也不是完全管制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传统的计算机方程式去做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分析，否则就会扭曲真实数据。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可以用一种更加有效的视角来分析——教育投资的生产率，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研究行业的工资，而是研究投资产出的生产率。现在我手上的数据可能有一点过时，有点高估现实情况。经研究发现，那些非技巧性的员工的生产率与他们获得的回报，也就是工资基本是吻合的；而那些技巧性员工的生产率是他们名义工资的10倍。高技术员工的回报很多是通过一些隐形的方式获得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务市场不是完全开放的、公开定价的。
接下来我要总结一下我发现的问题，包括下面几个主要论点。
1. 投资于中国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
2. 按照世界上对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标准，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是非常低的。
3. 在这样一个很低的投资水平上，各个地区的投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缺乏效率的。就是在一个地区，城市和乡村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缺乏效率的。
中国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衡造成了很多伤害，包括延缓实物投资的回报率的提高，阻碍了人们对于实物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加快社会经济的增长，还可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而这是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认为开放的劳务市场对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起不了很大作用，但是把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就可以很大的缓解这个矛盾。
如果劳务市场比较公平开放，我们拥有贷款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并且减少对工人流动的限制，这些政策对中国目前的情况非常适合，因为这样就可以形成比较自由的环境，易于吸引更多的内部资金来投资于人力资本。虽然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率很低，但总额不少。为了能更加有效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政府应该采用一些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为什么要投资人力资本呢？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大部分的研究文章表明，投资人力资本会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改进他们的工作效率。也是说能可以形成一只高素质的工作队伍。
我个人认为，投资人力资本的好处更在于第二点，这一点对于中国有更重要的意义，在改善了劳动者素质后可以使我们的资源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我们可以去迎接在贸易和技术上的挑战。我们必须去创造新技术和应用新技术，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包括it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我们需要一些资源对此作出反映。可以看看中国的教育水平，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要求中国拥有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队伍。提高中国教育水平的政策是很必要的，同世界相比，中国受教育的人口比率还是比较低的。我可以把中国各个层次教育水平的数据统计结果展示出来：中国受大学教育的比率很低，大约是5%左右。再看文盲在中国的比率是比较高的，这里面还包括了老人，他们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即使排除这些老年人，青年人的文盲率在同oecg国家比较还是很高的，这对于中国是很大的不利因素。在劳务市场和教育市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知道当新技术引入时，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来使用。根据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城市的教育水平比较高，那么在建同一个工厂时，在农村使用素质低的劳动力，在城市使用素质比较高的劳动力，那么农村得到的回报率比城市低得多。我们在经济学中知道这样一个原理，当你谈到生产时，希望回报最大化，为了最大化必须提高投入的回报率，我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大大超过了实物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如果我们把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投资回报率。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农村的教育或地区的教育投资是地区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政策造成了富裕的地区在教育上的投资远远大于贫穷地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这种情况在教育资源匮乏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批评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快的，这一点众所周知。包括大学教育和基础教育，这几年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势头很好。接下来，我要展示一张惊人的图表数据，它列举了1998——2001年中国各大地区城市按人均gdp在小学生教学的花费。可以看到上海在小学生上的教育花费是很高的，这一点北京也很相似。但是看看其它城市可以发现，在教育上投资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就是高投入高发展，低投入低发展。从图上看出，学校的投资和地区的富有程度是紧密相关的，各个地区的教育投资占gdp的比率是有很大差异的。图上展示了不同城市地区教育投资占gdp的比率，可以看到北京的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而湖南、湖北、福建相对较低。我们用这张表看出，教育投资中私人投资部分，包括学生家长、家庭方面是否过高的问题。表的右边显示18%是学生自己负担的部分，看起来不高。但是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负担部分的差异性、不平衡性是很大的。我们计算了一下，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23％，而中等教育也占了家庭收入的14％左右。这个比例说明教育的负担对于个人来讲仍然是沉重的，尤其对于中国农村家庭来讲。即使是中等教育有时也会占家庭收入的30％，这对于很多家庭是难以承受的。我们发现用传统的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不适当的，因为中国真正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30％－40％。研究调查表明，在中国实物投资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特别是考虑各地区教育水平不同的时候，比方说，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它的实物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需要强调的是，市场信号经常出错，根据市场信号计算出来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往往低于实际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低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就要求我们采取一些行动。如果我们现在完全放开劳务市场，就会增加人们获取技能的激励因素。现在的国家政策可能导致这样一些结果：投资从人力资本转向实物资本，吸引内陆地区的人力资本转向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反对对农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外，似乎有一种方法可以来鼓励教育和进行职业培训，就是由政府来补贴，我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可行，因为我们要求政府进一步增加教育的投资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另一种方法是放开人力资本的劳务市场，放开能进行人力资本融资的资本市场，以便私人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运作。开发市场的确带来一定风险，但是它可以激励人们去获得更多的技能，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开放和自由化劳务市场，那么一个人投资于自己的教育获得的回报率会上升，如果达到20％——25％，他就会很乐意投资于教育。如果我们为教育融资的资本市场开放的话，这个人就更可能进行教育投资了，这种放开劳务资本市场并不需要中央政府花费更多的精力，只需要重组劳务市场和融资教育的资本市场。
我想总结一下劳务市场公开的问题，我认为公开劳务市场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风险，因为我不认为开放劳务市场就会遏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但开放劳务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根本来源，在新的经济体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另外，在投资人力资本方面也要采取这方面的举措。城乡的差异是不平等的重要体现，我们发现禁止城乡之间人员流动又促进了这种不平等性的加剧。在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和资源的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更加关心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及其它方面，就会增强这种流动的趋势。根据北京大学教授的调查发现，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会降低这种不平等性，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这种迁移流动就会消除不平等性，人口迁移流动数达到现在的4倍才可以去减少不平等现象，我们认为在允许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上，再加上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补贴，就是不光管理民工生活，还管理民工子女教育，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平等性。在很多国家存在不平等性是因为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技能上的巨大差异，所以如果我们能同时在城乡进行教育投资的话，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对于不平等性，我们并不惧怕，因为不平等可以刺激人们去获取更高的教育、技能。现行的政策确实加剧了不平等，我认为不平等主要来源于一个人的出身地，出身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一生的机遇，在我们比较各种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哪一种不平等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认为不平等只是和不开放的劳务市场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不平等和劳务市场的开放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人所收到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出生地和生活的地点，对于这样的不平等性，我们可以用其它政策来解决。
最后，我想总结我的发言：首先，我们对于传统的教育回报率的估计是过低了，尽管真实的教育回报率是在下降，但是我仍然认为它高居30％——40％。另外，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然可以通过去投资人力资本、培养受教育员工来提升。尽管我们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进行权衡，但在现在投资组合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平衡各种投资的回报率来改善经济表现，包括实物投资和人力投资。这还可以降低区域间的不平等性，表现在教育上的投资和教育占家长收入的比率的不平等，通过降低这些不平等来改善经济表现。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学员提问：
问题一：首先，我对你来到武汉表示欢迎。我提的这个问题是关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经济学问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当前，陈水扁正在通过颁布“公投法”等等一些措施，一步步的引导台湾走向台独。可以说，台湾的一些表现已经接近了中国政府所能容忍的底线，目前的这种公投法是我们坚决不能允许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的问题是，如果一旦海峡两岸爆发了战争，会对中国大陆，台湾，联合国，甚至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heckman教授：正如你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根据我对于两个政党在当前的表现，我认为，在海峡两岸燃起战火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战争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大陆有一百多万台湾人在居住，在做生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陆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军事对抗不是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台湾对于大陆的军事行为是十分敏感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最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政客，所以我的这种看法也缺乏一定的可信度。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战争的爆发对于经济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我认为不会出现贸易的中断和流血事件。一年前我到过台湾，所以我也知道在海峡两岸存在的这种非常紧张的对抗局面，但是我认为他们之间也相互尊重，双方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是如此的巨大，以致于有实际头脑的中国人民是绝不会用战争这样一种极端方法来解决双方的问题。我认为贸易所产生的经济上的深远影响可以被用于促进海峡两岸的合作与发展。你们可以利用台湾的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结合大陆的丰富的资源，进一步的促进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问题二：在中国，大部分的资源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观察中国目前对教育的投入情况，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来支持发展教育。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察主要是经济指标，所以地方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招商引资，还有就是把城市面貌搞好，而教育是需要通过长期的投入才能见效的行业，（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即使是表现出对教育的重视，也常常是表现在建造高楼，建造大学城这些物质的有形的基础设施上面，对于制度和环境的改善则缺乏关注，也少见成效。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heckman教授：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在美国，我们也发现形形色色的地方官员所关注的都是些有形的政绩，比如你所说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情况等等。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官员责任制度，实际上flasher和chen已经做了关于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研究一下实物资本的回报率在各个教育水平不同的地区所获得的回报率的差异是很大的，通常在教育水平高、劳动力具备较高素质的地区，获得的回报率也很高。所以地方官员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投资于教育之后带来的实物资本回报也是很高的，而且这个回报率是个实实在在的证据，你可以通过这点在银行获得贷款，作为一个政绩来考察。我觉得，关键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官员责任制度，我们在考评政绩的时候，不仅要考察你这个地区在近期内的经济表现，还要考察你对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考察你在接下来20年或30年的经济发展，这样才能使地方官员有更多的激励因素去做这方面的投资。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公司本身也是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一直以来，我们都把目光局限在学校上，认为只有学校才会做教育的投资，事实上，公司本身也希望做教育的投资，因为接受了教育投资的人可以为公司服务，带来更好的收益。所以公司和家庭一样，都希望职工（孩子）接受教育，进行教育的投资。我们应该创建更多的激励机制，为公司和学校的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应该更多的依赖市场的力量，而不仅是依赖政府，除了政府的拨款投资，还有其他的选择。有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才能避免地方官员产生的一些短视行为。总之，我认为在衡量地方官员的政绩的时候，要考察他的投资回报率，而不仅仅是他建了多少工厂和设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激励他们进行正确的投资。
问题三：您今天所用到的一些数据使我们很吃惊，因为有些数据是我们在国内无法看到的，也很有说服力。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您现在是一个政府的教育的管理者，或是一个国外的教育的投资家，或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或是一个国内的民办教育投资者，那么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你应该做些什么？
heckman教授：首先回答关于你的数据的问题。获得关于中国的统计数据是很不容易的，就我而言，获得这些数据可能比你们容易一些。在中国的许多具体的统计数据方面，存在着很多的争论，曾经有人写论文为中国的gdp增长到底是百分之几而争论过，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很多统计数字是公开提供给大家的，但是你可能没注意到，这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统计数字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政治现实，不仅仅是中国存在这个问题，全世界各国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能够投资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财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瑞典和德国，可能在这些国家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而上大学的比例并不是非常高，但是在他们的劳务市场中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机构，像职业机构，它们可以给这些没有能力上正规大学的人提供更多其他的选择，可以让这些人和公司结成一种伙伴的关系，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培训，得到进一步的学习，这样的话就能降低学校对政府投资的需求。在中国，在现在的这种实际经济水平上，10%或11%的投入已经是比较的高了，当然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0%，如果能让员工和公司结合起来，另辟蹊径，将会更加迅速的加快经济的增长。
问题四：正如我们所知，美国对于伊拉克所发动的战争现在已经快一年了，我们都不知道美军什么时候会离开，我想知道这对于世界的石油市场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heckman教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伊拉克战争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面恢复，伊拉克的局面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伊拉克是个石油大国，它有着大量的石油储量，这些石油什么时候会释放到国际市场，这个问题不好说，但是根据伊拉克政局不稳定的情况，我认为这个时间还会很长。毫无疑问，当这些石油进入国际市场时，石油价格会下跌，但是考虑到政局的不稳定，短期内恐怕还是解决不了的。我认为伊拉克对中国经济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当然，这个石油大国如果政局缺乏稳定性，国际石油市场会受到一定影响。
问题五：我非常赞成你的那种教育投资比实物投资更为重要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也很重要。我想，世界不平等是否也是受教育不平等所引发的动荡。我赞成您的看法，即就长期来看，投资于教育产生的回报比投资于实物的回报要高。美国政府是否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既然如此，美国政府是否应该降低知识壁垒，我觉得是否我们夸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有种狭隘的思想在其中作祟？发达国家是否可以考虑对不发达国家多输出些知识和技术，这样比反恐等的投入小，而且效果更大。
heckman教授:对于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这样来回答你，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恐怖分子的话（其实邹老师也了解），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非常优良的，也可以说达到最高水平了。比如说在巴西，我之所以举巴西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去过巴西，了解过那里的一些情况，它确实存在着很多的不平等。可以说正是由于它现在提高了原来受到压迫的这些人，这些无知的人的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有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期望，对生活有了更高的理想，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唱反调，提出更高的要求，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如果你去看看巴西的东北部这些受迫害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你想减少恐怖主义的话，你应该不教育这些人，而让他们保持愚蠢的状态。因为一旦提高他的知识水平，他就会来做恐怖主义。世行有一位专家也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和报告。你可以分析一下巴基斯坦的情况，其实它在中东属于教育水平较高的一个国家，他们做的有关恐怖主义的活动是比较活跃的。关于你提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当然我觉得在中国提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有趣的，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可能全世界都知道，是不太尊重知识产权的.最近我还听说了很多的案例，包括本田公司起诉中国一家汽车公司侵权案。但是你还提到了另外的一层意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某些重要的研究项目，或者一些技术性的产品，或者说关键性的产品的定价上是不是要有所考虑。当然了，一个公司去投资研发新的产品，它应该获得回报来为它的下一步研发提供资金。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又希望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某些关键性产品应该对于像非洲等非常不发达的国家进行较低的定价，使得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方面的福利。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反对你的观点。在美国，我们对于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的摩擦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美国是不是过度的强调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呢? 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但是我认为，在专利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是美国和欧洲都是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它们却很难保护自己的专利不受到别人的模仿。比如说在二战之后，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特别的精细，因为它们在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去模仿了美国的一些专利。中国在这一方面恐怕也已经赶上了。
但是在恐怖主义方面，我觉得我们的答案是非常确定的: 如果你想要清除掉恐怖分子，也就是说不要出现恐怖现象的话，那就让那些受迫害的人们保持非常无知的状态，让他们的思想非常简单，没有过高的要求，去狠狠的压迫他们，把他们踩在脚底，这样他们就会非常的服从。反过来，如果你去提高了他的教育水平，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和想法就都出现了，那时就会麻烦了。邹老师提出了，道家思想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一定的因素，也就是所谓"无为而治"或者说不去教育这些人，反而可能会把我们的国家治理的更好，而这种做法常常是非常有效的。斯大林常常会把他的国民称作"小人物"，如果你到巴西去就会看到，他们也沿用了斯大林的这种说法，说那些受迫害的人都是一些小人物。但是现在他们渐渐提高对于这些"小人物"的待遇了，给他们更多的教育，结果这些小人物渐渐的开始有了更高的要求。关于恐怖主义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在这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政策性的缘故，导致了出现某些问题，这就是我的答案。 —————————————————————————— 这篇讲座是去年11月校庆时候的，我当时没有搞到票没听到。后来到处找讲稿。今天终于弄到文本版了，兴奋中
（主要是毕业论文可以抄的东西增加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19 21:02:24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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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19 2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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