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隋末唐初的军事组织和战术体系
在上一章中，我们从社会组织-军事组织的角度对千年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回顾。从中不难发现，隋唐之交的社会组织-军事组织带有鲜明的复合性，而且这种复合性是根植于当时复合型的社会组织之上，从而具有很好的契合程度。这便构成了这种复合型军事组织得以充分发挥其军事效能的历史背景。这一章，我们将以稍低一层级的分析尺度来探究军事组织和战术体系的特点，以及这一时代战争历史的基本特征。 一、复合型军事组织 从上面的历史背景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对立的要素：汉族vs胡族，游牧生产方式vs农耕生产方式、骑兵vs步兵、贵族政治vs官僚政治、军事贵族vs文化贵族、武将vs文官……正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相互融合，形成了李世民发挥其将道的千年历史背景。那么，在这些互相冲突的矛盾中，哪一对或者哪几对矛盾冲突对于复合型军事组织的形成有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呢？ 1、复合性的社会基础 我们可以首先确定一个基础事实或者说原理，那就是军事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的。这不但符合从克劳塞维茨到富勒、霍华德等一系列将战争视为“社会生活领域”组成部分的研究者的基本理念，也与前述背景中的组织演变相符合。而在社会组织中，又以生产方式的差别为重中之重。所以，我们不妨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视为对立的两极来形成分析的出发点。 业余人士在论及游牧民族在对农耕民族的战斗中具有一定优势时只是强调骑兵这一兵种相对步兵在冲击力和机动方面具有的优势，而又将骑兵优势仅仅归结于产马地和马匹数量等方面。这一论点由于忽视了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的相关性，而难免流于肤浅。而真正的军事史研究者则不会局限于军事资源在数量上的差别，而更为强调其组织上的差别和兵力运用的歧异。 以战绩最辉煌的蒙古军队为例，研究者一般强调蒙军在组织上和兵力运用上的优越性，而非简单的鼓吹骑兵决胜论或者骑射手决胜论。例如诸多论者提到蒙军在战术、战役层面的兵力运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他们日常以放牧和打猎为主的社会生活。有时候，这种运用上的优越性甚至可以脱离骑兵而存在。例如蒙元史大家萧启庆在《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一文中就指出，在对作为机动兵种的水军的运用上： “宋军似以水军执行守城步兵的功能，而蒙军则以水军用作冲锋陷阵的骑兵。这种运用上的差别，不仅反映两军策略及士气上的歧异，也反映两国军事传统的不同。”[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简单的兵种决胜的表现背后还隐藏着真正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游牧民族游牧和打猎的生产方式和对应的社会组织，在形式上接近战争所需要的组织形式，从而在发挥军事效能方面的更为效率。以军事动员为例，农耕生产方式可以支撑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经济产出，从而在组建一支大型部队的潜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由于其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形态相差较远，从而这种动员的经济成本往往极大的高于近乎“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而考虑到古代技术条件下组织和维持大型部队进行军事活动的困难，在一个特定区域投入的部队规模往往是有限的，从而农耕民族代价高昂的大规模部队往往无从充分发挥其军事作用就被自身的重量压垮了。而高效率低成本的小型游牧部队则得以避实击虚，发挥利德尔·哈特所谓间接路线战略[2]的优势。 简而言之，利于骑兵机动运用的游牧式的军事组织是基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而农耕民族的军事组织则总是倾向于组建大型的步兵集团。从而，如果追求一个兼具游牧和农耕两种军事体系之长的复合性军事组织，难免会面对上述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所形成的诸多问题。 前述的五胡之乱和六镇起义乃至安史之乱，实际上都体现了这一融合问题的复杂和棘手。而这些变乱进一步表明，汉族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包容能力是基于农耕化的，所包容的是汉化后采用农耕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游牧部落，而非游牧这一生活方式。实际上，汉族农耕社会对于游牧生产方式是本能上加以排斥的，所谓“15英寸等雨线”[3]便是这种排斥的反映。而这种排斥又往往通过多种渠道表现出来，比如从胡汉民族之间矛盾、贵族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文化贵族和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文臣和武将之间的矛盾中，我们都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这种排斥力的幕后作用。当然，这些矛盾关系并非依附于某个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而是各自具有独立性，并形成一幅复杂而混合的历史图景。 而且，虽然在这一历史图景的主旋律固然是胡族的汉化，但是汉族的胡化也不可忽视。如前所述，主导隋唐革命的关陇集团便正是带有胡汉混合色彩的复合性军事组织的一个代表。而这种关陇集团又源于武川镇军人和豪族乡兵的结合[4]，也明显地根植于游牧化和封建化的北方社会生活之中。 2、复合型军事组织的内涵 作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层面的复合性体现到军事组织层面，便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的军事组织。这一层面的复合性在兵种运用、指挥体制和后勤体制三个最为重要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兵种运用的复合性突出地体现在步骑协同战术的成熟方面，合成战术体系的形成是整个军事组织发挥效能的关键所在，其发展变化又和武器系统的演变息息相关，所以放在本章第二节做一个系统论述。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复合兵种体系的能否发挥其效能与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存在密切关系。从汉末到唐初中国经济系统的货币化程度较低，从而军事组织更紧密地附着于社会组织之上。这种做法虽然保持了较低的军事费用，但其在兵种组织层面自主选择程度也随之降低。而随着宋代以后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亦可能完全采用商业性和基于货币支付的方式建立一支脱离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的精锐军队以应付军事需要。然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做法往往成本过于高昂而在经济意义上缺乏效率，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只能取得短期成果而不具有长期意义。通过这一比较，我们亦能进一步认识到在古代社会中复合型军事组织需要贴近社会组织方能达成经济上的有效性。 指挥系统的复合性体现在军事权力的集中和分散上。游牧民族政权一般基于部族建构而成。即使出现了某个强势的领袖，往往也是因势利导才获得成功，而试图对其进行集权式变革的则大多遭遇反击而困于内斗。这种分散式架构是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游牧地区的人口密度显著地低于农耕地区[5]，这就限制了给定区域面积内所能支持的经济和军事行动的规模。这也意味着游牧民族无法象农耕民族那样维持一个庞大的实力中心来进行统治，而不得不使用分散的权力架构。在胡汉融合的过程中，游牧民族的分权特质加上农耕民族中央行政体系的衰退使得这一时期的权力系统中带有相当多的分权色彩。 这一分权色彩在军政系统中尤为明显，除了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间的分权之外，有时还会出现军事权力内部的分权。西魏二十四军的体制便可看成贺拔岳麾下部将之间的分权妥协，而西魏二十四军又是建立府兵制的基础，而唐得以代隋也要归功于关陇集团对府兵制的重建。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二元权力结构，如都督府、霸府、大丞相府乃至秦王的天策府，这种制度安排都带有明显的分权性质。而且，这种分权安排并未随着唐代的统一而告结束，随着府兵战斗力的下降和番兵作用的上升，地方分权再次得到强化，最终唐代节度使将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整合到一起形成割据的军阀。当然藩镇之祸并非好事，然而想到类似的结构再次出现要一直等到晚清乃至民国时期了，也不禁让人产生沧海桑田的感叹。 军政系统控制的是军事组织的管理，而军令系统则负责控制作战指挥，若以现代的机构比拟的话，前者是国防部，而后者为总参谋部。在传统的封建国家中，这两个系统一般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大致地说，军政系统是大司马-兵部，而军令系统是大将军-大都督。基本上可以认为军令系统是依附于军政系统而存在的，即使如前述的大都督府等设置，实际上也是兼并了兵部的职能而以军政为主。但是在李唐在统一战争期间，天策府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其地位凌驾于兵部之上，然而其职权却定位于指挥层面。可以认为，李世民通过天策府对于军令系统有很强的影响力，而李渊通过兵部来控制军政系统[6]，这便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强化军令系统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初唐时期一线将领的作战决策能力，也对一线将领的指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唐代中前期在各地驻屯军之外通常以行军总管作为野战军的基本战术单位，而当战争规模较大时，则设置行军大总管或者行军元帅来统一指挥。而这些行军总管一般同时兼任着府兵的十二卫大将军，一般和其统帅的部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作战指挥中也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而且，在统一战争中经常采取行军总管兼领各地行台相应职务，从而将战区的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整合起来，而使得一线将领在指挥作战时更具有独立性。在击灭东突厥的战役中，唐俭奉李世民的命令前去说降，而李靖作为一线将领竟然无视皇帝的决定趁机出兵并大获全胜[7]，这种在后世必然被视为“跋扈”的行为在当时却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如果拿这一事件和秦汉之交韩信在灭齐战役中和郦食其的故事[8]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李靖所拥有的权限至少大致和韩信相当。如果考虑到韩信在刘邦阵营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而李靖乃是唐初相对完善的军事组织之一部分，则更会对唐初将领所拥有的指挥权力有一个感性认识。而一线武将这种随机应变的权力显然带有明显的分权色彩，所以在官僚集权走向成熟后便再难出现。 最后需要注意的便是后勤系统中的复合性。从西魏到北周，其军队的物资供给一般采用由士卒和封建国家共同承担的做法，而且以前者为主，除了少数重要的武器装备如战马、禁兵器等由国家提供之外，其余部分都是“资粮自备”。唐代府兵除甲、弩、矛、槊、具装等由官府提供之外，在《新唐书·兵志》中记载的应自备的资粮装具种类比西魏、北周更加种类繁多[9]。这表明，至少在废止府兵制之前，唐代是采用士卒自备后勤为主的处理方法。相反，在之前的汉代，从尹湾出土汉东海郡《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来看，其库存的武器装备数量相当庞大[10]，所以应该也是采用一种国家为主的集中管理制度。至于位于北周和唐之间的隋代更在统一全国之后两次收天下兵器，禁止民间持有和私造，其禁止名单甚至包括铁叉搭钩之类[11]。在禁止民间持有和私造兵器方面的采用如此大的力度和范围，显然其军队的装备也应该以国家控制和监造为主，而不可能采取西魏、北周和唐代的做法。而后来的宋朝则更进一步，采用了军队的所有物资供给完全由国家提供的方式，并强调集中管理和后方运送。相反，于宋代前后并存的辽、金和西夏则采取接近西魏-北周-唐的做法，相关记载中都有大量“皆自备”、“自备弓矢甲胄而行”[12]这样的记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后勤和物资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以士卒自备为主，其代表是西魏、北周、唐前期、辽、夏、金；另一种则是以政府为主，其代表是汉、隋、宋乃至更后来的明。考虑到唐代在很多地方是对隋代在建立中央集权和文官政治的过激政策的一种反动的话，那么我们不难看出，以士卒自备为主的共同承担政策带有一种分散化管理的特质，而且与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接近，从而在后勤制度中体现出复合型军事组织的特质。 3、复合型军事组织的不稳定性和稳定性 隋唐之交的复合性军事组织既然产生于特定的混合型的社会组织，而必然受制于这一社会组织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又体现在生产组织和政治组织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方面，由于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在生产力上更为发达，再加上之前谈到的汉族农耕社会对于游牧生产方式的排斥，在混合社会组织中两者的比重必然持续地向农耕方式偏离。这一过程从北魏便已开始，到北宋则基本上转变为农耕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状况。隋唐之交的混合型社会组织不过是这种转变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一个可供效法的稳定状态。当然，这一环节本身的一些特殊性使得它能更好地和复合型军事组织契合。而且，由于这一契合程度受制于不稳定的社会组织，从而隋末唐初的特定的复合型军事组织的效能也必然不具有稳定性，而效能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导致组织的变迁。唐初重建的府兵制从募兵到农兵的转变以及最后瓦解，就是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的一个反映。 而政治组织方面的不稳定性则是由于集权的文官政治对武将军事权力的侵蚀。在古代政府财政中，军事开支在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般在50%左右（稍后详述），面对占政府支出如此大比例的军事费用，权力不断扩大的文官集团必然不满足于只担任筹措后勤的角色，而要直接插手到军费的使用和监管层面。这既是文官和武将冲突的财政根源，也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自我扩张在军事组织层面的体现。随着北宋之后为了防止藩镇之祸重演而确定了以文驭武的基本政策，文官政治一步步夺取了全面胜利。等到了明清，武将逐渐退化为头脑简单的一勇之夫，仅仅负责按指令在第一线冲杀，而指挥权力完全转移到文职官员的手中。至此，武将阶层已经彻底变成了文官集团的附属物，官僚政治造就了一个囊括文武领域的庞然大物。 然而，在发现不稳定性地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复合型制度安排的稳定性。虽然带封建制和部族制色彩的分权与官僚政治在组织层面的水乳交融在后来的年代里不再出现，但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很多带有相近色彩的的制度安排。虽然这些带有异质性的制度安排往往是临时性和非正规的，然而其往往在军事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北宋的将门、置将法以及明代的家丁。尤其北宋将门中的折家便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性质上接近归附的汉化胡人，归附后北宋朝廷仍然以“蕃官”视之，将官们也习称折家军为“蕃兵”。折氏数百年间世居府州，“内屏中国，外攘夷狄”[13]，这无疑带有鲜明的封建割据色彩。而同样在对西夏战争中形成的姚氏及种氏虽然不如折氏这样带有明显的游牧和割据色彩，但将他们视为北宋官僚集团为了应对军事压力而形成的妥协性和局部性安排应该是合理的。明代的家丁更是强化了部分士卒对将领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了一种类似军中之军的私兵制度，而往往这些私兵才是明军中最为精锐的战斗部队。这种在军户制之外利用募兵制形成的精兵也被称为专属兵制度，有明一代，最为著名和最代表性的专属兵便是戚继光的戚家军了。如果说不稳定性是由于从经济效能上看单一农耕系统更具优越性的话，那么这种稳定性则是产生于军事效能层面复合型组织的优越性。 4、组织上的优越性 复合军事组织优越性最主要的体现是合成战术体系相对单一战术体系所具有的优越性，这个主题将在稍后集中论述。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分权组织相对于集权组织的优越性。从理论上说，一支指挥统一、令行禁止的军队应该要比结构松散、各自为战的部队更有战斗力，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并不那么简单。这是因为战争迷雾与克劳塞维茨式摩擦的存在。 首先，“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克劳塞维茨继续写道，“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14]由于战争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和阻力，官僚集团所推崇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多的只是不知兵的文人的一种臆想。的确，战前应该尽可能的进行“庙算”，但这种“庙算”或者现代美军所谓“净评估”（net assessment）是不足以消除战争中的不确定性的。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所要求的权变，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处理上的低下效率往往会使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反而抑制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无论是《荀子》所说“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 [15]，还是《孙子兵法》所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16]，反映的都正是第一线将领应该被赋有足够的军事乃至行政权力方能应对战场不确定性的事实。而宋太宗在986年的雍熙北伐中试图让部将在千里之外按钦制的阵图作战，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其次，部族制和封建制这种分权的组织方式往往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会形成一个带有分工和专业化性质的军事贵族阶层。例如在前述鲜卑八部制和地方豪族相结合形成的关陇集团，该集团中贵族子弟往往从小就习练弓马，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类似的，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均可视为功能接近的中间阶层，它们都在军事和社会组织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战中，文官集权管理往往会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弊端，其组建的大规模步兵集团由于缺乏足够的中层联系而往往容易溃散。而如果能拥有一个成熟的专业军事阶层来联系指挥者和基层士兵的话，军事组织则在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和战术上的灵活性上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从更大的角度看，相比于常常要面对不确定性和变革的军事组织，政治组织总是倾向于追求一种长治久安的稳定性，而中央集权的官僚集团在这一点上尤其严重，甚至不惜为了保持稳定做出重大牺牲。然而从长时期看，变革总是不可避免的。在应对社会变革时，中央集权体制往往由于各种历史包袱显得笨拙和无能为力，而分权制度则提供了一种在保守的主流势力之外寻求变革的空间。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便是产生于作为封建领主控制区域的边缘和空白地带的城市，而日本明治维新也是由非幕府嫡系的萨摩和长州所推动的，甚至中国的近代化中的洋务运动也更多的是由地方实力派而非中央政府所主导。 最后，从军事组织的维持和行动成本上来看，复合型军事组织及其后勤体制无论在成本还是效果上都具有优越性。根据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稿》中的数据，初唐军事开支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大约是30%[17]，而自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转而采用募兵制后，军事开支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史家因此认为“唐养兵之弊始于张说”[18]。而到中唐之后采用货币化财政制度后，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0%以上[19]。而到了以“冗兵”闻名的宋代，蔡襄在《论兵十事》经过计算后更是叹息“一岁所养，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20]。这还是和平时期，一到战时，军事开支所占份额更是扶摇直上。而在效果上，史继刚的《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中便通过和前代以及周边政权后勤制度的比较，指出宋代这一超前体制反而极大的削弱了后勤保障能力[21]。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唐初辉煌的军事成果所对应的资源消耗显著地低于后来更具农耕色彩的朝代，而效果反而有所胜出。如果再和汉武帝对匈奴和西域的战争所导致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22]进行比较，唐初复合型军事组织在军事效率上的优越性不言自明。 当然，我们也不可过度强调分权的优势。蒙古骑兵得以纵横欧亚大陆，正是基于铁木真将分散的蒙古部族统合起来的卓越成就。在部族制和分权制的架构下，容易出现由于多个权力者各怀异心最后导致保存实力乃至互相拆台的情况。但如果能以牢固的利益结合起来，并克服作战指挥与协调层面的复杂性，分权结构往往更能发挥复合型战术体系的优势。 总起来看，军事组织中不同层面和不同环节的集权/分权的合理安排，应该是根据具体的战争形式和技术条件灵活处理所达成一个个特定的均衡或者组合。然而文官集权体制的自身的发展逻辑则具有一种明显的排他性，从而抑制了这种灵活性存在的可能，最终导致了军事效率的极大下降。而分权色彩的军队管理虽然容易出现“藩镇之祸”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它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果能针对其弊端加以克服，其军事效能的上限空间要远大于官僚集权制，初唐乃至蒙古人的成就便是这种可能性的例证。
5、复合型军事组织的战略倾向 复合型军事组织之所以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辉煌的军事成功最终还是要归结于兵力运用上的优越性，因为制度上再多的优越性也只能通过战场才能转变为真实的胜利。兵力运用上的优越性又可分为战术和战略两次层次，战术层次的优越性将在后面合成战术体系的探析中分析，而本小节将侧重于复合型军事组织的战略运用，尤其是中原国家对游牧民族的战略选择。 农耕民族在对抗游牧民族的数千年的斗争中始终要面对三个难题。其一，游牧民族军队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和冲击力优于农耕步兵集团；其二，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组织较为分散，无明确的实力中心可以作为打击目标；其三，15英寸等雨线标识出了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界限，在等雨线之外的区域往往不适宜发展农业，这样即使农耕民族利用武力击败某个部族并占据了其活动区域，也无法将其转为自己可永久控制的领土，而只能等待下一个部族的兴起。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采用琼斯的分类来区分农耕民族的战略选择。以敌人军队为目标，琼斯做了两种区分：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作战战略与后勤战略，而它们两两配对之后便产生了四种组合[23]。大致上，游牧民族传统上更倾向于袭击战略，当实力弱小时采用后勤战略，而当时机成熟时转而使用作战战略。而农耕民族更多的选择持久战略，而且以作战战略为主以后勤战略为辅。基本上，我们会看到农耕民族更多的寻求直接性的会战而较少使用间接性的策略，这是依托其身后庞大的经济实力，试图以大规模部队拼实力拼消耗，而游牧民族则更多的会试图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进行合纵连横和分化瓦解，以避免卷入直接的实力消耗，并在作战时更多采用避实击虚的作战方法。或者用利德尔·哈特的术语表述的话，可以认为农耕民族更多地采取直接路线战略，而常常会卷入不具决定意义的消耗战；游牧民族则更多的使用广泛意义上的间接路线战略，从而更容易获得军事上成功。而且如果考虑到农耕生产方式下军事成本明显的更高，即使最终陷入一场消耗战，农耕民族的优势经济力量也往往不能带来一场胜利。 和前述理论上的两极相比，复合型军事组织便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利用农耕方式积累的经济实力和复合性带来的较低军事成本迫使对方陷入一场不利的消耗战，而在时机成熟时采用袭击性作战战略夺取决定性胜利。当然，大部分现实军事组织都是带有一定的复合性的，但隋唐之交的军事组织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得最为出色。 这种出色并不仅限于作战领域，还体现在利用“羁縻”来实现对所征服的游牧部落的控制。初唐的皇帝往往拥有“天可汗”的头衔，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共主而非外来的征服者来实施控制。有些论者如葛剑雄质疑这一头衔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将之视为某种朝贡体制的变形或自高自大[24]，实在是不了解这一政策实质的书生之见。而这一政策，必然要基于自身的复合型组织背景以及作为外延的对游牧民族行为模式的深刻理解，方能形成共同语言和沟通机制。比较一下北宋在对李继迁为首的党项部落时——由于一连串的政策失误最终导致西夏叛离立国，并将自身卷入代价高昂的宋夏战争——的拙劣表现[25]，便不难发现带有胡汉混合色彩的政权在此方面的优越性所在。实际上，满清在处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的政策水平上亦显著地高于明代，亦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二、武器装备与战术体系 业余爱好者对我国军事史的研究中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片面地理解“兵者，诡道也”[26]，而将兵法单纯地视为诡道和互相欺骗。这样的视角之下，战争中充满着各种个人式乃至天启式的因素，而看不出明显的轨迹，而兵法就成了一堆零碎的、个人的乃至随机的智力闪光的拼凑，而难以视之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虽然古人的计谋水平的确有可能超过后人，但是不考虑朝代腐化影响的话，拥有更精良装备比如铁制武器、复合弓、重骑兵以及火器乃至火炮的较晚期部队显然会对装备较差武器的早期部队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然这样的交战只会出现在幻想中，却可以简单而形象地说明，武器装备的变化和其对应的战术体系的变化关系，以及装甲、火力（打击力）和机动的互动关系才是中国军事史中战争艺术演变的主线。 我们在第一章中可以看到，五胡之乱之后游牧民族的南下给原有的中国社会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逐步回归到农耕社会的特征。那么很自然，战争形态中游牧民族的战争形态的比重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这一过程最为明显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武器装备的变化 这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在于骑兵方面，尤其是马匹的防具方面。从魏晋到南北朝再到隋唐时期，马铠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发展到消亡的过程。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具，在汉代虽已有使用，但一般仅只是皮革制成的“当胸”，用以保护战马的前胸。直到东汉末年，骑兵使用的全身马铠才开始出现在战场上。曹操在《军策令》中叙述官渡之战时提到，时袁绍有“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也就是说袁军近万骑兵中只有不足百分之五能装备马铠。[27] 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历史进入了五胡乱华时期，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这些古代少数民族，原来多生活于北方或西北边陲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拥有优良的骏马。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许多原先的农耕地区变成了半农半牧地区，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原地区的马匹产量。马匹数量的极大增加，再加上能进入中原后能利用先进的冶炼技术和矿产资源来强化装备，人马都装备铠甲的重装骑兵开始成为决定战斗胜负的主力兵种。据记载，当时在一次战斗结束后，胜利的一方常常能俘获铠马几千匹，甚至上万匹。《晋书》记录姚兴击败乞伏乾归之后，“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28]。由此可见当时军中装备的马铠即具装铠数量之多。而且，到南北朝时期，具装铠本身的结构也日益完善，具装铠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前胸的“当胸”、保护躯干的“马身甲”、保护臀部的“搭后”以及竖于马尻的“寄生”等六部分组成。除面帘和寄生以外，都是用长方形的甲片编缀成形的[29]。此外，马镫作为保证骑兵冲击力最重要的装备，目前已经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陶俑和实物。大体来说，4世纪初开始完成单镫向双镫的过渡，大约在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初已经在中国普及，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完成了从木芯包铜马镫到金属马镫的转变，从而更加结实牢固以支持骑兵的冲击作战。[30]这都表明到了南北朝末年以及隋唐时期，马镫应该已经较为广泛地应用于骑兵作战中。 但是在李世民活跃的隋末唐初，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迹象，突厥骑兵的装备及战术对唐初骑兵的组建和训练产生了深远影响。于是北朝时纵横驰骋在战场上的鲜卑重装骑兵，逐渐为突厥影响下的轻装骑兵所排斥。实际上，在此之后甲骑具装更多地出现在仪仗之中，而战场上的骑兵主力更多是轻装骑兵[31]。这种轻装骑兵仅仅是不着马铠而已，骑兵本人依然受到护甲的良好保护，在战场上亦主要承担着冲击任务。一些论证轻骑兵比重骑兵占有优势的人常常贬低重装甲的防护力而夸张轻骑兵和轻步兵的弓箭的杀伤力，但是在实战中骑兵甲对于弓箭有着相当好的防护力。 实际上，我们从李世民本人的几场战斗中就能发现，他常在第一线战斗，时有坐骑身中数箭战死但是本人却没有受伤的记录[32]。这并不是因为其运气特别好，而是身上的装甲有效的阻止了弓箭的杀伤而没有披甲的战马则战死沙场。实际上，纵观这一时期的战斗，少有中箭而死的将领的记载，而将领则正是最典型的重骑兵配备。从尉迟恭和单雄信的战斗即可看出，即使是猛将想要简单地刺穿装甲一击必杀也是难以做到的；之后潘毛和高雅贤的战斗中，恃醉轻出的高雅贤也是被刺伤后回营许久才伤重身死[33]，也说明了伤口不严重，只是正好在致命处而已。细究这一时期的战例，我们应该承认，骑兵装甲对于穿刺伤害有着良好的防御力，这和工艺技术的提升和锁子甲的广泛推行有着重要联系。实际上，从这一时期直到整个唐代，对于装甲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而不是所说的轻视骑兵铠甲。具体来说，隋唐时期的骑兵装甲在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从较为轻便的“两当铠”进化为“明光铠”，在强化心胸保护的同时还扩大了防护面积。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也总结道：“唐人尚甲，故兵必言甲，称兵精必言甲精”[34]。 从戟类武器向以马槊为代表的矛类武器的转化是本时期骑兵武器的最大变化。这一变化意味着骑兵的伤害方式从挥砍转化为穿刺，从而极大地提升了骑兵部队的冲击力。从火力和装甲互相变化的规律看来，这意味着两方面，首先是装甲的增强使戟难以发挥作用，必须采取冲击的方式造成伤害；其次是骑兵更多的需要和有甲的目标战斗。而南北朝时期的步兵装备较为不受重视，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指出：“隋继六朝，三十余年，兵器无所更变，更无进化而言”[35]。轻步兵大部分还是使用环首刀，一般铁制铜饰，而后来著名的唐大刀这个时候还没有走上历史舞台。从而，马槊的出现意味着南北朝时代重骑兵的主要战斗对象必然是同样披甲的重骑兵，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相互战斗是这一时期战争的显著特征。 射远武器方面，自五胡之乱以来，以长弓大矢为主，少用弩器；南方诸朝依然以弩为主，但亦多少受此胡风影响。这一转变可以说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特性。箭头方面，铜簇基本已经绝迹，尽用铁簇[36]。但是如前面事先提到的，唐统一之后，弩重新得到了大量的发展和应用。而经过南北朝的相持，北方王朝的水战能力获得了很大的提高。金玉国粗略统计了有隋一代制造的舰船的型号和种类，达20余种，直接用于作战的自最大型的能载800士卒的五牙以下有九种之多[37]。从实际使用来看，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但是在攻守城装备方面，这一阶段少有明显的发展。实际上，纵观李唐统一战争乃至南北朝这一阶段，少有著名的攻城和守城战例，大多数均以城外野战决定胜负而顺带落城，或者采取长期围困的方法。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窦建德对聊城的围攻，记载中造了很多攻城器械用于攻打，但是最后开城还是因为王薄的背叛而开城。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攻城守城技术大约和魏晋时期类似甚至略有不如，这也体现了典型的游牧民族的作战特征。当然在唐建国之后城池攻守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太白阴经》中就记录大量的筑城术和攻守城器械方面的内容。 综合以上各个方面不难发现，自东晋末年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之后，给中原原有的步兵、轻骑兵和战车为主，常有攻城作战的战斗形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战争的胜负主要由骑兵在野外的战斗所决定。在武器装备上就集中表现骑兵装备的重型化、弓取代弩成为主要远程武器、以及对攻城器械的轻视。而到了隋唐交替之际，随着游牧民族的逐步汉化，又重新出现了骑兵装备的轻型化，以及步兵重新成为战斗主力这样的反向运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必须从战术体系的角度做出分析。 2、战术体系的变动 纵观南北朝时期历史，其骑兵部队主要是甲骑具装的重骑兵，而且其数量也有着明显的变化。我粗略的以公元450年为界，之前战争中“数万骑”的字眼屡见不鲜，但是到了450年之后，则关于军事行动的记载就主要是“步骑”多少[38]。这一变化意味着骑兵单独进行作战大大减少，而更多的和步兵配合行动。到了隋代，炀帝大业三年北巡时编成了40个军50万人，平均每军12500人，又每军有5000匹马[39]，以一骑双马计则有2500骑兵，则骑兵人数约占全军的1/5。而炀帝第一次征高丽时共出动了30个军，其中每个军包括骑兵40队编为4个团共4000人，步兵80队战兵编为4个团，另包括4个团的辎重步兵，而一军人数应该在2万到2万5千人之间[40]。由此，认为这时骑兵约只占全军的10-20%应无问题，而单个战役单位中的骑兵普遍维持在万余甚至更低的规模，这样步兵重新就成为战斗的主力。 对于游牧民族以甲骑具装互相攻杀时期的阵形似乎缺少详细的记载，但是到了隋唐交替的时期步兵夺回了主力位置，毫无疑问，作为冷兵器时代主流的方阵也是这一时期的基本战斗阵形。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过于复杂的指挥体系往往只意味着更大的机会陷入混乱，而指挥系统越复杂想重建秩序也就越困难。方阵的特点在于简单明了，依赖制式的阵形行列、严格的战斗纪律和统一的进退号令来驱使士兵向敌阵冲击。[41] 在最基础的方形上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前、后、左、右、中军，到唐代五行阵和六花阵还进一步变化出方、圆、曲、直、锐等阵形，但是仍然不出方阵的基础[42]。同时，唐初还广泛的使用战锋队做为突击队[43]，以最精锐的部队做为机动的突击队构成对方阵过于死板的补充。实际上这种战锋队多以重骑兵为主构成，其主要任务就是突破敌人方阵制造混乱。这种几万人乃至十几万人的大方阵最怕的就是一个“乱”字。如果乱了阵列，组织体系一旦瓦解就难以再建立起来，指挥号令就不起作用了，最终在敌人的压力下全军溃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对方步兵阵形造成混乱就是古代实施进攻能否取胜的关键，而最适合完成这一任务的便是重骑兵。 3、合成战术体系与重骑兵的轻装化 如前所述，中国的重骑兵在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经历了一个先重装化再轻装化的过程。关于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常见的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将封建式的庄园制和重骑兵联系起来，认为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庄园制经济的瓦解是主要原因。这种说法其实就是简单的用欧洲封建制和骑士的关系套用到中国来，而无视中国兵制的特殊性，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常犯的错误，这里不予多论。第二种说法则认为，甲骑具装的消亡是因为相比于重骑兵而言，轻骑兵的战斗性能占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将重骑兵淘汰出局[44]。这种说法也错得厉害。首先把轻装骑兵-重装骑兵和轻骑兵-重骑兵混为一谈，是混淆了基本的军事概念，而最为重要的错误在于简单地鼓吹单兵种包打天下的静态优越性，不理解战术体系和兵种合成的重要性。 我们不妨以琼斯的战术体系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琼斯按照负责突击任务还是投射任务，骑马还是徒步将冷兵器时代的野战部队分为重型骑兵、重型步兵、轻型骑兵、轻型步兵四种。这四种兵种各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例如轻型步兵由于射程和稳定性上的优势对抗轻型骑兵的“hit and run”可以不落下风，但是面对重型骑兵和重型步兵的突击则无法保持阵型；而重骑兵虽然具有较高的冲击力，但如果正面冲击列阵的重步兵也往往难以讨好，从而需要使用轻型骑兵扰乱对方阵型的“曼古歹”战术或者转而攻击步兵阵型的两翼和侧后。这样，合成战术体系就可能利用不同的兵种互相配合来产生战术灵活性，以抑制敌方所长而保护自身的弱点。 当然，这个分类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的简化，现实中很多兵种是混合的。例如隋唐之际的重骑兵，一般都携带弓箭，具有一定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且这一时期的割据势力除了少数旧隋部队外，大多为地方豪族或者起义农民，其装备水平较差，从而装备合格的重步兵和重骑兵的数量往往偏少，而不得不以轻步兵和轻骑兵执行突击任务。 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骑兵的轻重不是看其身上甲胄的重量，而是看其在战术体系中的分工。不论人披甲马不披甲的轻装骑兵还是甲骑具装，只要其任务主要是突击和近身肉搏那么在兵种上都是属于重骑兵；而那些基本不披甲，追求远程火力和机动力结合的才是轻骑兵。概念清楚了之后，我们可以从战术体系的角度清楚地看到重骑兵先重装化再轻装化的原因。在骑兵部队占据军队比例很高的情况下，骑兵之间的相互战斗是其主要任务，这要求骑兵具有更高的防护力和冲击力，也就意味着重装化。所以当游牧民族刚刚进入中原时，由于骑兵之间的战斗决定着战争胜负，而且可以利用新控制的资源进行武装，彻底重装化的甲骑具装就成了主流的配备。但是随着汉化过程，重骑兵比例不断下降而且步兵开始扮演主要角色，重骑兵的主要任务就转变为对步兵的突击和侧翼迂回。在这一时期步兵装备相对孱弱的情况下，要完成新的战术任务，机动力必然取代防护力和冲击力成为了主要的追求目标。 虽然我国历史上大部分实战中的战术体系都是合成的，但综合考虑骑兵数量的下降和重骑兵轻装化所代表的战术体系变动，再加上前述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认为隋唐之交的战术体系的复合性色彩最为鲜明，而且有着最好的军事-社会组织基础。而对于合成战术系统的特点，琼斯做了如下评述： “使用威力强大的武器系统对付武器较差的军队可以造成压倒性的战术胜利。装备有不同武器系统的指挥官在设法使其拥有的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攻击敌方孤立的较弱的武器系统。这种装备多样的军队和装备单一的军队相比，指挥官的任务更加复杂，有更多的犯错误的机会，但也有更大的作战能力。”[45] 这就表明了合成战术体系下指挥官的任务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集中地体现在对于机动力低下而且训练装备水平往往不高的大规模步兵集团和高机动力的小型精锐骑兵部队的协同作战之中。而且，这种复杂性不仅限于战术层面，我们会在本章的最后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 4、机动性带来的挑战 无疑，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将其草原战术强加于本适于农耕的区域。这一冲击打乱了原有战术体系的平衡，但新的平衡点却不会马上到来，需要经过一系列痛苦的摸索。实际上，最开始进入的那些游牧民族常常选择在农业区域简单照搬草原战术，这种做法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基本上是在没有战略指导的状态下蛮冲蛮打，其军队和政权无法稳定下来，战争频繁而急促，但是战略战术水平却很低。但是这种失败了的尝试冲击并不会全部消失，即使在游牧民族基本汉化之后。而战术体系也不会自动回到原有的平衡，而是将会稳定在一个新的均衡上。要理解这种平衡的失却，我们先看看这些汉化的胡人留下了哪些不会消失的遗产： 首先是骑兵作战能力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装备方面。虽然重骑兵最后还是走向了轻装化，但是由于重骑兵作战的配套装备如马镫、马鞍、马槊、以及骑兵用锁子甲等装备已经出现，导致了重骑兵作战能力出现了绝对的增加，不可能像入侵前的轻骑兵部队一样只承担侦查和袭扰这样相对次要的任务。这两个变化加到一起，就使重骑兵这一兵种强烈的要求着明确自己在合成兵种体系中的地位。 游牧民族的第二个贡献来自其机动作战思想。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有着基于其游牧的生活方式的强烈机动性，这方面最直接地表现冲击之后农耕民族在战术层面上更多地采取侧翼迂回和奇袭。但是对农耕民族更潜在也更重大的影响却发生在战略层面。 相对于农耕民族倾向于聚集庞大的兵力集团以正面的决定性会战决定胜负，游牧民族的兵力使用方式要灵活得多。常常将兵力分散到多个方向，采取游击和袭扰的方式进行一系列间接和牵制性的行动并改变战争的走向。在具有战略头脑的游牧民族将领指挥下，他们的分兵行为常常是为了诱使敌人分散兵力应付，自己再利用优越的机动力在关键地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这正是后来蒙古人得以横扫欧亚的秘密之一。这种战略层面对机动力的运用具有极其强大的威力，也是游牧民族往往对农耕民族占据优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这种机动战略依赖于游牧民族全骑兵兵种所带来的高机动力，但是其对于主要使用混合兵种的农耕民族来说，却依然具有借鉴价值。换句话说，“如何带领混合部队实现战略机动”这一个困扰诸多历史名将的难题正是李世民身处的这个时代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机动性所带来的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则来自于后勤方面。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一时期村堡坞寨盛行的社会结构使得就地取食成为了一件代价很大的困难任务，从而对后勤线的建立和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战争中机动性的上升也给后勤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首先较高机动性的战争中战役机动距离和速度都大幅提高，这会导致在战略层面常常出现推进速度过快而加大后勤的困难；其次，骑兵的高机动性使得向敌人后方的纵深进行突袭成为可能，这就要求对补给线的保护投入更多的资源。 总而言之，通过社会组织-军事组织的相互作用，游牧民族入侵给原有的战争形态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那么在机动性突然出现一个飞跃的情况下，中原的农耕区域未来的战争形态将会走向何方？此外，在装甲和打击力方面，骑兵装备水平上升和步兵装备水平的相对停滞也导致在战场上出现了打击力超过了防御力的趋势，这意味着在野战中战局的演变更加复杂多变而易于决出胜负，而不是相反。但是由于同时出现的攻城装备停滞和对攻城作战的回避，在城池争夺中，防御愈发成为一种更强的作战形式了。 三、复合性与军事策略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看到了复合性贯穿于整个隋末唐初的社会-军事组织之中，而这种不同层面的复合性又影响着相应的策略选择。为梳理一个清晰的条理，以下试分战术、战略、大战略加一总结。 在战术层面上，复合性主要体现于合成战术体系的运用之中，尤其是机动、装甲和打击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尤以后两者为主。如何在一个轻重混合和骑步混合的战场上通过恰当的战术指挥令各个兵种发挥其所长而保护其弱点，便是这一层面的复合性所提出的挑战。这方面的简单战术模版是利用骑兵包抄两翼促使敌军步兵集团瓦解，但是实战中却需要随机应变，变化多端。例如，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和李世民在虎牢之战中，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骑兵对敌军指挥中枢的打击决定了胜负。 在战略层面上，复合性可以看成是合成战术中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的表现，区别在于在这一层面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机动性。大规模的步兵集团防御性更好而机动性较差，而小规模的骑兵集团则更富有攻击性和机动性。如何混合利用两个机动性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兵种，如何协调机动性和后勤的关系，如何处理大型常规部队和小型精锐部队的关系，如何看待更具主动性的攻击手段和和作为更强作战形式的防御，在直接路线战略和间接路线战略如何取舍，都并不是一个简单易明的问题。 大战略层面上凸显的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混合，乃至分权-集权，官僚政治-贵族政治等多方面的混合。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大型常规单位和小型异质单位关系的模糊的二元轮廓。这种社会组织上的复合性体现到大战略运用上，便为前述的战略组合提供了可能：使用农耕民族的优势利用持久后勤战略来迟滞和消耗敌人，而利用带游牧色彩的异质组织来执行袭击作战战略。这方面的主要挑战同样也是如何发挥两者之长，而避免两者之短，以及克服不同质组织并存所带来的系统不稳定性。 总的说来，最适合复合军事组织发挥效能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如拿破仑所说：“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先作合理周密的防御，然后再进行快速、大胆的进攻。”[46]利用不灵活但稳定的步兵/农耕部门做一个“合理周密的防御”，再利用具有更高灵活性和主动性的骑兵/游牧部门做“快速、大胆的进攻”，正可以解决机动性和组织层面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困难，而发挥不同性质要素的作用，从而最适宜为复合军事组织所采用。我们在本书的战例部分，将会看到无论是在战术、战略还是大战略层面，李世民在这一点上都与拿破仑英雄所见略同。除了个人的天才相近之外，这也是因为他们都处在一个战术体系剧烈变动的年代。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基于社会组织上的复合性是如何体现在军事组织的各个层面，并影响其战略选择。当然，正如前面分述战术体系时提到的我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战术系统都带有合成的性质那样，简单均一的井田制式的社会组织也总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但是如果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隋末唐初的社会-军事组织的复合色彩应该是最为浓厚的，也最能发挥复合组织的军事效能。而且，由于军事组织的形式和军事效能的发挥还受制于社会组织的支持，再考虑到如第一章所述隋末唐初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这一复合军事组织及其成功是不可重复的。它并非一个可供千秋垂范的模版，也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精心设计的产物，而是历史长河中诸多要素互相冲击融合中所形成的一种天赐的机缘巧合。 这种特定复合型军事组织的不稳定性所反映的是战争历史中多变的层面。若纵观数千年的战争史，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再到核时代乃至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我们看到了军事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各种各样的战术体系往往只能在短时期内发挥作用而不具有长时期的稳定性，隋末唐初自然概莫能外。但是，通过那些试图总结战争规律的理论家的著述，我们更不难发现战争历史除了多变性之外还具有历史一致性。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直到今日依然具有实际价值，而富勒所总结的战争规律依然体现在美国陆军野战条令之中[47]，这些都体现出在多变性之下提炼出内在的一致性才是军事史研究以及将道研究的重点所在。举例来说，“率领机动力不同的混合部队作战”的难题并非只有李世民碰到，它还困扰着二战中诸多同时指挥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的德国指挥官，而曼斯坦因在俄国和隆美尔在北非的解决方案便在很大程度上与李世民相似。再比如，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并非仅存在于隋末唐初的历史，从而面对这种困境的成功与失败便具有更为长久的历史价值。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复合型军事组织更为强调统帅个人的才能。正如前述引文中琼斯在论及合成战术体系时谈到“指挥官的任务更加复杂，有更多的犯错误的机会，但也有更大的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复合型军事组织作战能力的提高是以运用难度的上升为代价的，从而也就对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方说，前述的战略选择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所谓“战略进攻、战术防御”的策略，这种便要求统帅能敏锐地发现占据之后敌方不得不攻的战略要点，并抢先占据之。李世民在河东之战对柏壁和洛阳之战中对虎牢的控制，就体现了其优越的战略眼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复合型军事组织将会放大天才将领和平庸将领之间的差异，从而为李世民这样的卓越将领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而在后来的历史中，随着社会-军事组织中的复合性的不断减弱，在宋、明和清朝我们也许会继续看到类似的战例，但却很难发现这样光辉夺目的英雄了。毛泽东所说的“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48]，实有此一深刻的历史背景。 [1]萧启庆，《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选自《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出版社1994年初版，379页
[2]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1版，5页
[3]大约即国内地理学所云“400mm等雨线”，这里的提法源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45页
[4]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292页
[5]这一时期的游牧地区人口密度缺乏可靠的数据，但可以用蒙古兴起以后的数据予以估计。据暴庆五《蒙古族生态经济研究》中有关数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345页），12-13世纪蒙古帝国时草原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0.37人/平方公里，较为密集的区域如塔塔儿部是4.16人/平方公里，到了18世纪清朝盟旗制度时整个蒙古为1.08人/平方公里，。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密度，以天宝元年（742年）计，唐代的平均人口密度为13.80人/平方公里，较为密集的几个道均在45-55人/平方公里。由此，认为农耕地区的人口密度大约是游牧地区的10倍应该没太大问题。
[6]李渊对兵部的控制我们大体可以从武德时期的兵部尚书和侍郎人选的记载看出端倪。武德年间有记载的就只有屈突通在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间任兵部尚书，许世绪在武德初年任兵部侍郎，而这两个人后来都可以是亲秦王党的；而武德四年之后的兵部尚书和侍郎则均查不到相关记载。这一阶段唐政权战事连绵，所以兵部这么重要的职位缺任是不可能的，而武德贞观时期留下来的史料和墓志又相当充分，所以这一点是很奇怪的。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李渊在武德四年之后，随着权力斗争的明显化，在兵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以控制军政系统，后来这些亲信可能被在政变中被肃清或者投散闲置，最后变成不值一提的人物而湮没在史籍之中。
[7]《李靖传》，《旧唐书·卷七十一》
[8]《淮阴侯列传》，《史记·卷九十二》
[9]《新唐书·兵志》：“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䦆、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鎌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氈帽、氈装、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西魏和北周可以参见《玉海·兵制》中关于府兵的记载：“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
[10]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选自《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85页。
[11]《高祖下》，《隋书·卷二》：“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炀帝上》，《隋书·卷三》：“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槊刃之类，皆禁绝之。”
[12]《辽史·兵卫志》：“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炒一斗、炒袋、搭钜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隆平集·西夏传》：“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金史·兵志》：“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
[13]《折克行神道碑》，载清乾隆《府谷县志》卷一。折克行是宋将，不过这一提法似乎源自更早的《五代折嗣祚墓碑》，见于清毕沅所撰《关中胜迹图志》，三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732页。
[14]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15页，95页。
[15]《荀子·议兵篇》
[16]《孙子·谋攻篇》
[17]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414-419页
[18]《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年八月”，胡三省注
[19]陆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总其所入，半以事边”。详细军费分析可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五册126-143页
[20]蔡襄，《论兵十事》，《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版，434页
[21]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272-281页
[22]《汉纪十五》，《资治通鉴·第二十三卷》
[23]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486页
[24]葛剑雄、周筱赟，《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领导文萃》2002年10期。其实，以葛教授“开放的观念与世界新文明”等文中的观点，以及该杂志的档次和该文章的质量，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篇文章是周筱赟所写而挂了葛教授的名而已，不过对于天可汗这一称号的此种理解似为业余人士所易有，且拟在后文中详述此一机制在大战略中的作用，所以在此特意提一下。
[25]《夏国传》，《宋史·卷四百八十五》
[26]《孙子·计篇》
[27]《魏武军策令》，引自《太平御览·卷三五六》，第1636页。而袁军兵力在《三国志·魏书》有袁绍于官渡之战“简精卒十万，骑万匹”的记载，以一人双马计，则骑兵约在5000到10000人之间。
[28]这里简单列下《晋书》中有关战例。《桓彝传》：“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石勒载记》：“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澹军大败，获铠马六万匹。”；《姚兴载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
[29]杨泓、于炳文、李力，《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82页
[30]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497-499页
[31]杨泓、于炳文、李力，《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82页
[32]李世民，《六马图赞》，引自《全唐文·卷十》。“拳毛騧：黄马黑喙，平刘黑闼时乘。前中六箭，背二箭”、“什伐赤：纯赤色，平世充建德时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飒露紫：紫燕骝，平东都时所乘。前中一箭。”、“青骓：苍白杂色，平窦建德时所乘。前中五箭”
[33]《唐纪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三月”
[34]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138页
[35]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132页
[36]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装备》，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74页
[37]金玉国，《中国战术史》，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149页
[38]这方面的资料散见史籍，较为系统的整理可见上海辞书出版社编撰的《中国军事史大事记》，1996年12月第1版，140-171页
[39]《隋纪四》，《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大业三年八月”
[40]熊义民，《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丽兵力新探》，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7月
[41]《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下》 ，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181页
[42]《李卫公问对》，引自刘寅直，《武经七书直解》，岳麓书社1992年6月第1版，229页。此外，个人认为，此前主流的八卦阵（九宫阵）是一种基于战车的相对呆板的阵型（诸葛亮的改进很可能是使其更步兵化和适应山地），而在骑兵取代战车之后，这一时期的六花阵等阵型则明显更具弹性和强调变化了。
[4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168页。其实，类似战锋队的做法古已有之，即所谓“陷阵”，但在唐初的时代背景为这一战术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44]王援朝，《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的原因》，《历史研究》1996年4期，第50-58页
[45]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464页
[46]《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558号，转引自富勒所著《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版，41页
[47]莱昂哈德，《信息时代的战争法则》，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3页
[48]引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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