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背景
正如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说的，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还应当研究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背景。战争是人类经历总体的一部分，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只有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研究透彻。不说明战争的背景，是无法充分地描画战争的[1]。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在《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中，便是从社会组织和战争组织的相互作用出发，叙述了从骑士的战争到雇佣军的战争，再到商人的战争、专业军人的战争、革命战争、国家间的战争、技术专家的战争直至核时代这一历史演变的过程。虽然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利用相同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的战争历史。而要理解李世民发挥其将道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应该从社会组织和战争组织的互相作用切入，采用一个长时期的视野来加以研究。 在研究尺度方面，黄仁宇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应该使用500年的视野来研究其内在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势。无独有偶，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在其名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便是从南匈奴的自立开始论述“隋唐帝国的骨骼”是如何形成的。若以时间论，从刘渊自立的晋建武元年（公元304年）到唐朝进入稳定发展期的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时间跨度也达到了323年，如果延展至导致隋唐体制全面瓦解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则进一步达到451年。也就是说，如果要从大历史角度分析隋唐之交的社会与军事组织所处的历史背景，其尺度也不逊色于近代史的500年。事实上，如果想要深入理解这一主题，还需要向后延展与宋、明等朝代加以比较才能清楚的追寻其历史脉络，那甚至是上千年的时间跨度。 一、五胡之乱 公元304年，南匈奴首领刘渊自立为王。同年，氐族人李雄在成都成立了成汉政权。至此，便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传统历史学家强调伦理与秩序，通常将这一段历史看做篡逆交替的黑暗时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一段时期的确是一个秩序崩溃的阶段。其间，胡人和汉人，胡人和胡人之间的大规模互相杀戮，为这一时代抹上了浓重的血色。但如果简单将此一段历史视为民族冲突的历史，甚至将之与后世的契丹、女真、蒙古乃至日本入侵相比，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原貌。 如果我们回顾开始阶段的五胡之乱，我们会发现，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场内乱而非外敌入侵，如果拿世界历史相比的话，正如谷川所说的“宛如日耳曼君主带上罗马皇帝的冠冕”[2]，这正是强调日耳曼人作为罗马的雇佣军，正与五胡的局面类似。当然，内乱最终引致了外部游牧民族的入侵，鲜卑人分批南下，最终由拓跋部落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 北宋的何去非在《何博士备论》中提到：“关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众而错居之，以捍蜀寇。至于近发肘腋，不可胜救，以成永嘉之祸。由是观之，则凡晋室之大变，皆魏有以遗之。”[3]这是将胡族进入汉人腹地归咎于曹操。但实际上，将游牧民族迁徙到内地其实源于东汉年间南匈奴的内附。自从东汉在边境上对匈奴、羌族、氐族占据优势之后，就不断地将征服的部落迁徙到渭水流域和巴蜀之间。而到了三国时期，为了与蜀国争夺这股力量，曹魏更进一步将他们迁移进入关中，最后形成了江统《徙戎论》中所谓“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4]的情况。 也就是说，五胡之四的匈奴、羯、氐、羌均是在魏晋时期就已经迁徙进入关中地区，而非由外部入侵而来。这也是后来公元311年匈奴攻破洛阳被称为“永嘉之乱”的原因。乱者，内乱也，类似的还有“八王之乱”、“侯景之乱”乃至“安史之乱”。而对于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开封，在正规的历史书籍中则称为“靖康之耻”、“靖康之难”、“靖康之祸”乃至“靖康之变”，而不会是“靖康之乱”。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初期五胡之乱的内乱成分。 那么，游牧民族进入关中这么久了，为何会突然揭竿而起？固然可以说是非吾族类，其心必异，等到汉族中央王朝衰微便乘机暴露了狼子野心。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无可置疑地表明了“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民族融合政策的失败，正如黄仁宇所说“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5]。 若纵观整个世界历史，汉族的包容与同化能力应该在诸多文明中算是出类拔萃的。那为何在这时会出现这种失败的文化融合？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在于，这些游牧民族进入关中地区后，他们并未放弃其基于游牧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即所谓部族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大致处于游牧与农耕地区的交界地，从而具备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魏晋将他们迁移至这一地区，本身就有着借助其骑兵优势强化国防实力这一军事层面的考量。如果强行拆散其部族结构让他们转入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那么就无法达到这一目的。 然而这一种取巧的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汉帝国在发展过程中将胡族纳入自己内部而不加消化，而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类似雇佣军的存在。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胡汉杂居又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东汉的班彪就指出，那些利用语言和风俗习惯差异对羌族进行欺压和剥削的“小吏”和“黠人”是2世纪初羌族大叛乱的主要原因。到了西晋，这种“侵侮边夷”[6]的做法非但没有消失，而有加剧之势。民族上的不平等和压迫正是最后五胡之乱的直接原因，这也是之前史家所常论及的。 除了政治上的压迫之外，经济上的不平等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如前所述，南迁的匈奴等民族保持了其传统的贵族部落制，而我们可以从《晋书·石勒载记》等记载中看出，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部落解体的趋势[7]。这本质上是因为关中地区是一个适宜进行农业耕作的区域，而定居农耕相比于游牧而言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本地区的少数民族难免逐渐向带农耕色彩的生活方式，因为可以带来较高的生活水平。而这些游牧族群本身农耕技术较差，而解体中的部族又难以维护其个体的权利，再加上还需要面对不能无故离开属地这种不利的法律约束，他们必然在整个社会中居于最下层的地位，而大批地沦为奴婢和田客。刘宣劝刘渊起兵时所说的“晋为无道，奴隶御我”[8]，正是石勒这样的匈奴系中下层民众亲身经历的写照。而随着西晋政治的腐败，当政治和经济压迫到达难以忍受的限度时，这些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半汉化胡人率先掀起大规模反抗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看，体制内的游牧族群实际上是以牺牲自己的经济竞争力为代价保持一种半游牧的生活方式，那么从外部性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给予其相应的经济补偿，才能达成社会最优并实现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但是在传统社会中，是难以指望政府发挥这一功能的。而且，现实中非但没有补偿，游牧族群所遭到的压迫还要严重于农耕族群，从而形成不同族群间的双重不平等性。这样，虽然古代国家常常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但是如果这种不平等性过于强烈，其制度无疑是不可持续的。 之所以提到这些内容，并非作者要主张五胡之乱中游牧民族的正义性，这种道德层面的论点并非大历史观所关注的要点。值得关注的是，从军事组织的角度上来看，汉帝国乃至后续的魏晋试图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简单地去寄生一个不同质的外来文明，以建立一个复合型的军事组织，而五胡之乱便是这种努力所遭到的第一个惨重失败。而且这一失败摧毁了完全基于农耕文明的制度框架，而且将胡汉融合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游牧民族手中。从而，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新尝试。 比如，在五胡的最开始阶段掌握政权的游牧族群试图以排他性的态度建立基于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单一体系，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血腥的种族屠杀。这种努力很快归于失败。因为这要求他们能够排除汉族的抵抗并且实现汉族的胡化，这无疑是在这些游牧族群的能力之外的。相反，中国北方看到的是这些胡族逐渐汉化和转为农耕生产方式的过程，而且与之伴随的，后来进入中原的胡人转而采用类似汉帝国之前的兼容式做法，只不过现在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转为更有利于游牧族群一方。而且，随着族群间的分野变得日益模糊，矛盾的双方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在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的层面上。一方面，军事和生产之间的协同关系是国家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而汉族和胡族在这些国家中又各自倾向于不同的分工，从而彼此之间存在共存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生产方式先天的差别，部族制的解体往往带来的是汉族的强势和胡族民众的贱民化，使得这种共存关系总是处于一个不断的调整的过程中。 这样，我们就走到了北魏。 二、北魏曲折的汉化 公元439年，北魏平定了北凉沮渠氏，一般认为至此便宣告了五胡十六国的结束。正如台大教授逯耀东所说： “拓跋氏部族最后进入长城，不仅收拾了黄河流域的残局，也总结了自秦汉以来，汉民族与边疆民族以长城为基线的冲突和斗争，同时对东汉以来渗入长城的其他边疆民族做了一次融合，然后以此为基础，和汉民族做一次彻底的融合。经过这次融合以后，新的血轮注入汉民族之中，新的文化因子也开始在汉文化中孕育。后来，这些新血轮与新文化因子，又转变为支持隋唐帝国建国的基础。”[9]
拓跋氏部族是鲜卑的一支，与中原王朝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拓跋国家的始祖力微在部落联盟国家建立伊始就结成了和曹魏的友好关系。其进入中原的开始应该是公元310年拓跋猗卢应晋并州刺史刘琨的邀请，出兵协助对抗刘渊和石勒，并以此功封代国公，并在314年被晋愍帝进封为代王，至此控制了山西北部数百里的地区，并开始修筑平城。此时，拓跋国家已经开始吸纳代地的汉人加入政权，利用统治下的“乌桓杂人”和“雁门人”从事农业生产，这最终导致了和胡族旧臣的冲突和国家的崩溃。然后拓跋国家在拓跋什翼健手中重新整合，并建立了官僚制度以协调王权与部族势力的关系，但在一个短暂的复兴后最终在公元376年被苻坚的前秦所灭。苻坚分散其部落于“汉障边故地”[10]，强迫原来的拓跋氏部族的游牧民定居下来，并且派遣官员监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对加速拓跋氏部族的游牧经济形态转向农业生产，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除此之外，北魏帝国与五胡国家有一点截然不同，那就是在建国之初解散了游牧民诸部落。其时间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应该在398年前后。是年，拓跋珪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原，以平城为据点建立都城，划定以都城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并在畿外设置八部，各部设八部大夫一员，这八部正是以解散后的北族部落民为对象的特别行政区，在这八部中采用了不同于汉族州郡的官制和征收数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八部慢慢变成六部、四部，并最终消亡。所以谷川认为这八部是塞外时期部落联盟制国家体制的余波，是拓跋国家发展成为中国式的北魏帝国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的设置[11]。 但无论如何，虽然拓跋氏最终试图去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北魏帝国，但其制度在建国初期依然是“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12]的。比方说，虽然有崔浩努力推动汉化，但拓跋氏的政治权力结构形态依然是以氏族为基础的，核心是拓跋氏皇室，其外分别是帝属十姓、功勋八姓、内附部落与四方诸姓。所以，在这种游牧民族占据主导的权力结构中，最终崔浩遭遇到传统北族政治力量的反击，身死族灭也是必然结果。 即使是广为人知的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或者说仅仅通过一个伪出征真迁都的小伎俩就解决了问题。北方保守势力利用太子拓跋恂试图发动政变，孝文帝迅速行动囚禁了他，但叛乱并未就此结束。虽然，叛乱很快被敉平，但它牵涉到了北方大部分的勋旧。经过这次叛乱，北方的主要保守势力被铲除，十五岁的拓跋恂被他父亲处死，孝文帝的汉化才算暂时消除了阻力[13]。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血淋淋的屠刀意味着这种汉化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决裂后进行选择和取舍的过程。拓跋宏选择了倾向于汉文化，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也背叛了自己的统治集团和文化传统。而离开了这些统治的基础，他也无能力去建立一个稳固的复合统治。这样，类似五胡之乱的事件再一次发生了，那就是公元524年的六镇之乱，离迁都正好30年，其原因正是主要由鲜卑族士兵组成的“城民”的贫困化和贱民化。 为何北魏会重蹈西晋的覆辙？这是因为其国家的汉化是不彻底的。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其实仅仅只是上层建筑的汉化，乃至只是杀掉了反对的贵族之后皇族的汉化，而广大的底层鲜卑士兵仍然被局限在出于军事目的的城民制或兵户制之中，没有享受到汉化带来的任何好处，而是如五胡时代一样沦为贱民。 六朝时期的兵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兵户制，兵户与一般的州郡民不同，属于特殊的军事化户籍，而具体到北魏，则被称为城民制。兵户制的大体形式类似于后来明朝的军户，其不同点在于这一时期的兵户制还混杂着种族因素。明朝的军户是一种贱籍，而在北魏由于构成城民主力的鲜卑族士兵属于征服者种族，所以在一开始并非先天具有低下的地位，相反还在一些方面比州郡民获得了优待。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这样一种对军事专业化人群予以特殊补偿的做法，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复合军事体制所应具备的条件。而在北魏一开始，由于征服者所获得的额外利益，这一补偿得到了保证，而复合军事体制也得以充分发挥其效能，帮助北魏完成中国北方的统一。 具体来看，北魏的兵制可以分为位于中央的近卫军和位于各地的镇军或州军，近卫军主要由羽林、虎贲、宗士、庶士、望士、千牛备身等构成，其主要来源是鲜卑为主的北族。而镇军或州军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开始的镇军其主要士兵来自鲜卑为主的北族的专业军户，随着北魏不断扩展其领地，镇逐渐转变为州，而统帅也从镇将转变为刺史。与此同时，在征服的过程中北魏利用“徙民”的方法重构其国内的人口分布，并把迁徙的豪族中的地位较低者转变成所谓的“平齐户”纳入城民体系。到了北魏末年，城民的成分主要包括4类，除了鲜卑为主体的北族贵族子弟之外，还包括汉人豪族子弟、流放罪人以及保持着部落形式的游牧民族降民。很明显，北魏政权是依靠在鲜卑为主体的北族士兵的忠诚而将具有反魏倾向的其他人群强制纳入军队之中。 但随着北魏上层贵族的汉化，汉人贵族的地位逐步上升并为所代表的州郡民谋取了越来越多的利益。这样城民和州郡民的地位便开始逆转，而且这种逆转还体现在军队之中，从而导致了谷川所说的“北魏军事体制的自我否定”[14]。例如说，李冲在太和年间将“凉州士人，悉免厮役”[15]，也就是将汉族士大夫从军役中解放出来。这并非个案，类似的还有崔浩、高允均曾致力于这一类工作。汉人豪族出身的官僚和处于困境的同类人士互相援引，与时俱深，以至于在太和年间平齐户就已经消失了。随着汉人豪族出身的士兵逐渐解放，镇军的主要成分就变成了北族兵和流刑兵，而且镇将还往往利用流刑兵来管理北族兵。更为重要的是，北族兵开始逐渐沦落为依附于镇将军府的府户，不但基本丧失了升迁或者改变境遇的可能，还要忍受贪腐的镇将的盘剥。类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中央的近卫军中，由于行政官僚系统的强化，羽林、虎贲等职务不再被视为荣耀的象征，北朝军人必须在行政系统中取得相应的地位，才能进入社会的上层。这就导致了公元519年的“羽林之变”[16]，其时间就在六镇之乱的前5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汉族行政官员权力不断扩大而推动的上层汉化同时从胡汉对立以及文武对立两个方面招致了反弹，从而使得复合的军事体制无法发挥其效能，最终一场广泛的镇兵起义从根基上摧毁了北魏帝国。 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实际上它是在螺旋上升。在六镇之乱后，一个新的军事贵族集团出现了，那便是关陇集团。 三、关陇集团与关东集团 北魏最后分裂为东西魏，并最后转变为北周-北齐的对立。这并非只是单纯的权力斗争，亦可视为对于上述北魏失败的两种不同反思带来的分歧。两者的差别正如陈寅恪所云： “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雄也。宇文泰当日所凭借之人才地利远在高欢之下，若欲与高氏抗争，则惟有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之大势之下，别采用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宠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宇文泰最初之创制，实以鲜卑旧俗为依归……八柱国者，摹拟鲜卑旧时八国即八部之制也。”[17] 这里提到的八柱国，是指的宇文泰在公元550年前后完成西魏二十四军的编制时所封的八位柱国大将军。此一事件对于隋唐帝国的形成和中国的再统一，实有非比寻常之重要性。从人身的角度看，扣除形式上存在的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八柱国之中真正掌握兵权的七人便包括宇文泰（后来的北周皇帝）、李虎（李世民的祖父）、独孤信（李世民的曾外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如果把视野放到略低一级的十二大将军，还会发现杨忠这位隋文帝之父。正如《周书·卷一六》所谓：“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18]推动未来数百年历史的关陇集团这一门阀贵族，至此形成。 如果我们考察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则不难发现是所谓武川镇军人。八柱国中，武川镇出身的有五人，十二大将军中也有三人出身于武川镇。如果把标准拓宽，加上李弼、豆卢宁、于谨、杨忠这样虽不直接出身武川镇，但以侯莫陈悦、宇文泰以及独孤信部下晋身的将领，再扣除四名北魏宗室，我们会发现，武川镇军人在实际掌权的十六名高级将领中占了十二名之多，比例达到75%。此外，西魏二十四军的基础源于在贺拔岳西征镇压六镇之乱时归附的各路乡兵，而所谓乡兵，是指以地缘同乡乃至血缘关系结成的军事集团。所以谷川总结说： “二十四军则以金字塔型统合着北镇及关陇的乡兵集团。乡兵集团在军事上支撑着西魏、北周甚至隋唐，就此点而言，说这些国家为豪族国家并不过分。……武川镇的乡兵集团应是一个特殊的乡兵集团。它自身虽也为乡兵集团，但同时还处于其他地区的乡兵集团的中心，发挥着统合这些集团的作用。”[19] 除了兵制之外，这又进一步涉及了国家的组织。陈寅恪所强调的正是北周与北齐和南朝在国家组织上的不同。如果说，西魏-北周这一条线是谷川所谓的豪族国家的话，那么它和另外两个选择有何不同呢？从出身上来说，高欢和宇文泰没有太大区别，一个是怀朔镇一个是武川镇，都是在镇压六镇之乱的时候趁机掌握了军权自立的军阀。但从种族上来说，宇文泰是属于典型的鲜卑北族兵，而高欢则是流刑兵的后裔。高欢家族史称出于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地，其出身很可能为汉人。但高欢的家族自其祖父因犯法徙至怀朔镇后，便于当地胡族广泛通婚沾染鲜卑习俗。史称高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遵同鲜卑”[20]，他应该属于一个胡化的汉人。但多多少少地，高欢这一胡化的汉人和宇文泰这一汉化的胡人在文化上还是有所差别的。更重要的是，高欢所成立的东魏-北齐政权所占据的山东地区，是山东贵族的渊源所在，也是魏晋-北魏贵族政治的中心地带，从而相对于没啥根基几乎重新创制宇文泰来说，高欢背负的历史包袱要重得多。如何看待这一包袱，或者如何理解关陇集团的特异性，我们需要从国家组织的角度上回顾之前的历史。
中国虽然从秦开始废封建立郡县，开始走上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文官政治的道路，但在整个汉朝乃至魏晋应该看成是皇权和世族权力通过官僚系统来统治国家。由于官员的遴选主要是通过推举制，所以这一时期的官僚系统是依附于世家大族而存在的，所以不妨看成皇权-世族的二元权力结构。这些世家大族不仅仅通过入朝为官拥有政治权力，而且在地方上通过对土地和人口的掌握还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动员力，从而又和皇权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中央-地方关系。等到五胡之乱之后，这一结构被游牧民族打得粉碎，形成南北两个体制对立的局面。其中，南方基本保留了原有制度，甚至由于皇权的衰微，世家大族拥有更强的主导权；而在北方，游牧民族带着它的部落贵族制而来，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汉化过程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汉化初步形成了一种混合了贵族和官僚制度的体制。六镇之乱后，这一混合体制基本被高欢继承了下来。论者常常争论在北齐政权中胡人贵族和汉人贵族谁占据主要位置，但大体上可以认为，北齐继续了北魏的政治遗产，走了一条通过官僚政治进行胡汉融合的路线。如前所述，北魏的路线是存在内在缺陷的，容易导致文官政治对武家贵族的压制，很快北齐内部就出现了汉人贵族和北族勋贵的一系列冲突。 和北齐依靠官僚政治来统合胡汉力量不同，宇文泰的北周试图从军事组织这一层面来加以融合。如前所述，北周是依托鲜卑旧俗，以豪族和乡兵为材料形成关陇贵族这一武家贵族集团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这种更原始更军事化的体制相比于北齐的贵族官僚政治而言，更好的发挥了力量，并最终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如果从按汉化程度做一个排列，当时中国的三个政治集团中最高的应该是南朝，而最低的就是北周。如果我们将汉族的农耕生产方式视为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将胡人的汉化视为历史的必然趋势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很惊讶地发现，落后和野蛮再一次战胜了先进和文明。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延伸至隋唐之交的内战的话，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这不过是关陇集团把北周取代北齐的故事重演了一遍，历史在这里一再地遭遇了“反动”。 如何解释这种“反动”？无非两个途径，其一，认为文明的农耕民族在军事上就是斗不过野蛮的游牧民族，但这一解释面临诸多和历史事实的冲突；其二，认为北魏-北齐这一路线在军事组织上效率低下，无法有效地动员全国力量应付军事挑战。北周相对北齐而言，其军事组织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府兵制，以及围绕府兵制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所以谷川将关陇集团建立的国家称为府兵制国家。
四、府兵制国家 陈寅恪在论及隋唐兵制的时候，开篇即做如下表述： “府兵之制起于西魏大统，废于唐之天宝，前后凡二百年，其间变易增损者颇亦多矣。后世之考史者于时代之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据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说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实，是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21] 府兵制的“前后大异”主要是体现在其府兵的来源是通过募兵制征募而得，还是“兵农合一”制度中的农兵。一般来说，兵农合一的制度强调对人口的控制，但是其军队和生产部门之间缺乏专业化的分工，从而其战斗力往往低于职业化的军队，但是其能动员的人数则往往高于职业化军队。但时有论者强调隋唐府兵具有很强的战力，并将期间的军事成功归结于此，如此则与前述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似有矛盾。其实，产生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就是未能区分府兵制的前后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府兵制的前后差异并非整个时代的前后，例如北周和唐的差异，而是某一府兵系统其建立和衰败的前后关系。比方说，西魏二十四军成立意味着府兵制最初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一“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22]的行动实际上是作为大统九年（公元543年）邙山之役的一种反应。是役中，宇文泰大败于高欢，兵力损失惨重，仅凭武川镇军人的力量已经不足以维持对北周的均势。从而，他采用招募关陇地区的豪强组成的乡兵，并加以整编和训练，即形成了后来府兵制的基础。不难看出，此一阶段的府兵是通过募兵的形式产生，虽然经过整编，但是其组织基础仍是基于地方豪强的乡兵集团。这一阶段，用唐长孺的话说，是“建立以大族为首领的地方武装”[23]；谷霁光也指出这包括息息相关的两个过程：“前者是笼络地主武装力量扩充兵力，后者是使原来的地方力量逐步中央化”[24]。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目光挪到本书所关注的隋唐之交李唐在关中地区的行为，我们会发现和西魏这一阶段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的府兵制乃是以“军民异籍”的募兵并非“兵农合一”的农兵为基础的，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专业化军队的特质，其战斗力自然相对较高。而随着府兵制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恢复安定局面，政府越来越注重对人口的实际控制和对生产征税，从而必然更强调“兵农合一”，以兼顾生产和军事要求，但这也往往伴随着战斗力的急速下降。以隋朝为例，到杨广执政时期，就开始试图在府兵之外大规模征募所谓“骁果”，而在本书的后文之中，我们也能看到李世民面对府兵战斗力快速下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此外，作为府兵制的补充，我们需要注意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两个制度和府兵制诞生于大致相同的年代，其持续的时间长短也比较接近，只不过府兵制是一种军事组织形式，而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制度，而租庸调制是一种财政税收制度。如果说府兵制有着前后差异，伴随着从募兵向农兵的转化的话，这种转化的物质基础在农户是均田制而在政府则是租庸调制。政府利用均田制来保证耕者有其田，然后再通过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为主的税收体制来维持政权的运转。无疑，这种制度的基础在于利用府兵制对人口进行控制，并通过结构的简单的官僚政治实现一种粗线条管理。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某个府兵制系统建立的初期，似乎带有多多少少欧洲式的封建性质，这也是和六朝时期村堡坞寨式的社会组织形式相一致的。黄仁宇曾经将以大而无当的官僚政治直接管理广大的小自耕农的组织形式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25]，相比于这种三明治结构，这样一种封建制或者说庄园制的经济在组织形式上其实更接近于游牧民族部族制式的分权架构。这也是为什么府兵制会在更加胡化的西魏-北周而不是更加汉化的东魏-北齐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点从政权和军权的关系可以看的很明显。在北周政权中，掌权者并非先掌握政权然后再以皇权掌握军队，而是先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掌握军队，而后掌握实际控制政权。比方说，西魏时期的皇帝是元氏但实际掌权者是“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宇文泰，国家的权力中心是关西大行台，而到了北周初年，无论是孝闵帝还是明帝都是虚君，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统帅二十四军的宇文护及其霸府才是国家权力中心。做个不恰当的比较，这有点类似封建制的日本延续上千年的天皇-幕府关系，或者某个时代的总书记-军委主席格局。 但中国自从秦朝就走上废封建的道路，所以府兵制必然要向“兵农合一”的方向转变，而虚君式的二重政权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宇文护被武帝诛杀，（都督）中外（诸军事）府也被废除，皇权开始得到强化。但是如前所述，作为体现封建分权式结构的府兵制依然存在，而关陇贵族集团也依然存在，北周政权的文官政治基础也很薄弱，所以强化的皇权最终是以一种独裁政治的形式来进行运作的。这样，一旦皇帝不能以人身因素控制住军队，则又会回复到权臣通过控制府兵而控制政权的形势。最终，有着都督内外诸军事头衔的杨坚以大丞相府为基础，建立了隋朝。
五、隋至初唐 如前所述，杨坚得以完成周隋革命，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点：其一，北周的皇权缺乏官僚政治的支持，皇权的强化转变为个人独裁，而具有过强的人身色彩；其二，北周社会建立于府兵制和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之上，只要能获得它们的支持，就可以通过军权掌握皇权。杨坚变成了皇帝之后，他必然要设法防止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其采取的措施也无非三种：建立官僚政治、转变府兵制的性质以及削弱关陇集团。如前所述，早先的官僚政治是和贵族社会紧密联系的，往往依附于世家大族，为了建立官僚政治的独立性，隋代开始尝试科举制度，但此一阶段的科举制度和后来年代的科举制度相去甚远，性质上还是接近前朝的推举式制度，只能说往建立相对独立的官僚政治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这种半独立官僚政治的先天不足，隋代的皇权依然带有强烈的独裁政治的色彩，而这一独裁特点在隋炀帝时达到极点。而依托这种不彻底的官僚政治，杨隋开始限制关陇集团的影响力，但其效力也必然受皇帝的个人色彩影响诸多。此外，为了应对府兵制转型导致的常备军战斗力下降，以及限制在府兵十二卫将领中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关陇贵族，隋炀帝实施了骁果制度，即在府兵之外进行大规模募兵[26]。骁果在府兵左右十二卫之外另置军营，因而不属府兵最高统帅权管辖，而是作为皇帝亲卫队式的存在。具有讽刺性的是，隋炀帝本人正是被这些骁果所杀。 但是，试图建立中央集权的文官政治的努力必然导致世族/贵族集团的反弹，尤其是以江南大族为代表的文化贵族势力的相对上升更是让作为军事贵族集团代表的关陇贵族满怀不满，而隋炀帝本人的一系列夹杂着激进和荒唐色彩的错误决策给了他们这个机会。首先是出身关东弘农杨氏的杨玄感从背后给了远征高句丽的杨广沉重一击，然后出身关陇集团的李渊从太原起兵占据关中，收拢的当地的府兵和乡兵组织，成立了大将军府，以重新建立新的府兵系统。其间，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关陇集团最终再次征服了关东集团和江南集团，唐朝取代了隋朝来面对历史的挑战。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和府兵制的转变一样，关陇贵族这一集团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军事贵族向文化贵族的转型。而文化贵族往往对官僚政治更加亲和，行政能力更为突出，但相应地其战斗力也会对应的下降。 如果把走向中央集权的文官政治看成历史必然趋势的话，相对于隋，武德和贞观朝的唐政权在很多地方是反潮流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则是封建之议。贞观二年（628年）十二月，尚书右仆射萧瑀就提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不封建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世而亡。汉有天下，众建藩屏，年逾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唐太宗“然之”，于是“始议分封裂土之制”[27]。这一提议历经反复，有魏征、马周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没有被李世民所接受，直到贞观十三年二月长孙无忌等人不愿前往世袭领地上表固辞，这一事件才最终划上尾声。 如何看待这一“分封”事件？是否如某些论者所说，这是“贞观年间的一大弊政”[28]？这的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必须看到这是基于以唐代隋这一关陇贵族反攻倒算的大背景而生，而武德贞观时期的很多功业，也正是基于这一大背景而来。所以，脱离了这一大历史背景而讨论某一具体“弊政”其实没太大意义。那么如何看待以唐代隋？其实，只需要比拟一下以汉代秦的变化，秦试图在异质的六国残骸上行中央集权制度，两代而亡，而汉初实施封建制度，至七王之乱才回到中央集权的道路上来。这并非弯路，而是政权组织形式适应社会基础而变化。类似的，隋之所以被唐取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步调走得太快了，无论是大运河这样的建设、官僚政治的建立还是对关陇贵族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都是脱离社会现实需要的空中楼阁。要知道，历史并非直线行进，而且其前进的方向也往往是利弊互见，步子迈慢了不行，迈快了后果也同样严重。 但历史最终还是要前进，我们跳过武德贞观朝这一关注的重点，粗略的看看后续的发展，将会让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相比于贞观朝，在高宗和武后掌权时期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基于新的科举制度的官僚政治的形成。我们常常将武后对宗室和贵族的打击看做一些个人的机缘巧合，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武后和高宗的利益是一致的。实际上，直到高宗身体最终垮掉之前，他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政权，武后正是成为了他手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才得以影响朝政。这一阶段，在拥有官僚政治支持的皇权的斗争中，关陇贵族集团全面败北并最终瓦解，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终于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但是，这一步还是迈得太大，文官集团此时尚未建立对军人集团有效地制度控制，而需要依靠首脑的个人力量来加以协调。再加上府兵制崩溃之后唐代大量使用番兵以保持战斗力，这一部分的社会组织再次和文官政治出现了不相容的紧张关系。结果等杨国忠接替富有经验的李林甫上台之后，安史之乱爆发了。 六、唐宋变革期以及后续 在盛唐之时出现安史之乱的确存在偶然性，但是乱事平息之后唐朝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这样一方面表明了安史之乱必然具有的若干历史合理性，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了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旧的体制基于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这一组合基于对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静态控制而过于简单粗糙，也就不能容纳这一活泼前行的经济实体，从而必然要求新的变革，也就是所谓“唐宋变革期”。而在面临巨大的变革时，相对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制度更容易因应各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决策来完成社会的转型。这样，我们多少可以理解晚唐长期陷入藩镇之祸的历史合理性。 “唐宋变革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否存在，影响多大，具体时间都是学界未有定论的论题。但是无可质疑的，随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名存实亡，随着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开始实施两税制改革，开始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全面转型，或者用程念祺的总结，开始从“通过税人来税地”向“税人与税地并驾齐驱”转变[29]。一般来说，税人要求对人口的严密控制，这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此外，税人始终面临土地兼并的问题，农民不断逃亡到地主的土地上来接受荫庇以躲避国家税收。所以国家要和地主形成一个合理的地租瓜分机制的话，税地也就不可避免。再加上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主持开始重整盐铁之法[30]，一个基于货币经济和商业税收的财政体制已经跃然而出。而这些转变，为宋朝的商业税收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经过五代的混乱，宋代的体制大体承接晚唐，但也对藩镇之祸进行了反思。通过杯酒释兵权和成熟的文官政治，宋代基于“以文驭武”的原则，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这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军事权力被行政权力侵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军事系统的效能；其二，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产生了一种可能，就是利用行政权力来主动扩张财政收入和实现对社会的更深入控制，这导致了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以及新旧党之争。如何评价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个太大的问题，也和我们的主题关系不大，就不细述了。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宋代商业税收相对前朝的高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实际经济含义的。它主要是由于税制的转型，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从而要求小农经济必须定期将其产品兑换为货币以完成缴税。一方面，它恶化了农民的状况，“钱重物轻”的现状迫使他们面对商品贸易层面的再一次盘剥；另一方面，它也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促进了地域分工、商品组织和城市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打破了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体制之后，货币化的财政体制加上官僚政治会自发强化程念祺所说的财政的“大国效应”[31]。这种“大国效应”不但为北宋出现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政提供了物质基础，更是黄仁宇所谓“早熟”问题乃至今日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的源头之一。 北宋亡于党争，也亡于三大弊政，但是也可以认为是由于“早熟”的体制无法有效动员庞大的生产力来做军事上的运用以对抗游牧民族的威胁。而经过蒙元的插曲，明又在对宋的反思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制。明的反省大约在官僚政治和商业化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于官僚政治的，朱元璋试图让官僚政治虚弱化，并不惜挥动屠刀来施加打击。但正如前面所述，没有官僚政治的支持，皇权只能体现为个人色彩强烈的独裁政治。朱元璋的努力很快付诸东流，到了明代中后期，政权甚至可以在皇帝长期不上朝的情况下正常运转。但是，朱元璋对于商业化采取的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强化了对人口的控制和人头税的比重，将明朝的财政体制和物资流动规划为一系列预先设定好的短线联系。所以，西方史家将明朝往往称作一个保守和内向的朝代。而在军事制度上，明代承接游牧色彩强烈的元代恢复了军户制，但是很快又发展成类似后期府兵制的兵农合一体制。明最终亡于农民起义，也有论者称小冰河期和鼠疫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直至明朝灭亡，在南方乃至北方一些地区，明朝依然拥有强大的可动员实力，这证明了明代的组织形式无力有效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以应对历史的挑战才是明代灭亡的根本原因。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便通过书中人物的努力和失败形象地刻画出这一问题，而陶希圣在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32]更是直接点明了这一要旨。 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主要的变化在于清代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完成了朱元璋未竟的事业。然而过于集中的皇权本身会带来诸多前述的问题，而且以少数民族控制多数之汉族人口，使得它采取一种保守的心态，更加不能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三千年之变局。而其在军事制度建设上也乏善可陈，八旗腐败之后建立绿营，绿营腐败之后再建团练，再加上为防止相权独大而在内阁之外建立军机处，军机处之外又建总理衙门等等，都体现了清朝面对体制不适应现实时不能彻底做一振作变革，而只是床上叠床、桌上架桌。其政权的保守特质由此可见一斑。仅仅是在应对太平天国这一内乱时，清朝才彻底放弃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和财政体制。而厘金制度和汉人团练的发展都蕴含着地方分权的特质，并最终引发了军阀割据。比较六镇之乱后汉人乡兵的兴起以及安史之乱后的藩镇之祸，这一转变过程在很多地方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除了这种似曾相似带来的历史轮回感，纵观这千年的历史，我们更可以看到了一条线性前行的走向中央集权的文官政治的道路。但是我们也看到当这一特质日益明显之时，中国社会在经济产出不断增长的同时，也越来越体现出一种保守的特征。在汉唐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世族、贵族、官僚、皇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组织也随着社会组织的变化不时地进行自我调整。但进入宋、明、清之后，令人窒息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开始扼杀社会变革的勃勃生机。尤其从军事成功来看，汉唐都曾经向西域发展，击败游牧民族以建立自己的霸权，而宋、明则要被动得多，不但领土要小得多，而且在于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均未能取得辉煌的成功。而满清虽然号称拥有史上最大的版图，但是若采取世界的视野，则很难将之视为一种成功。 七、作为转折序章的隋末唐初 在纵观了千年之久的历史演变后，我们不难发现从隋末直到唐初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重大转型的序章，使其能尽得旧时代的繁华而尚无转型之阵痛。这一点在军事组织上体现得尤为特出，从而为这一时代的统帅们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活跃平台。 第一，在五胡之乱的冲击之后，承袭北魏的失败和西魏的重整，胡汉民族之间融合此时已经达成了一个高效的短期平衡。从农耕为主的汉族文明来说，此一时点已大体结束了胡汉之间的矛盾对立，而在吸收完外来游牧文明的冲击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复合性的文明。在通过了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应战”[33]考验之后，中华文明正要向下一阶段的历史进发。然而在下一阶段，随着农耕文明不断地扩大其发言权，游牧色彩逐渐消失。相比于隋唐，无论是宋还是明在和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均采取了一种保守和排外的强硬态度；而入住中原的蒙古和清则专注于破坏和承袭，在民族融合和再提升方面可谓成果寥寥。可以说，这一时期正是胡汉融合的黄金时期的灿烂尾声，也为复合性的军事组织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二，史家一般将中国从从汉末至唐亡这一段称为中古社会，而隋唐之交正是其将要到达极盛时期前最后的准备阶段。之前的中国社会组织是主要依托门阀和世家大族构建起来的，而在唐代通过科举制度以及文官政治的成熟，中国社会的贵族色彩日益远去，结合了皇权的士大夫阶层直接统治广大的小自耕农成为了新的特色。从而在这一时段我们能看到带有部族制和封建制色彩的军事贵族阶层最后的华丽表演，事实证明，这一结构更能支持一个复合性的军事组织，令其充分发挥军事效能。 第三，从财政体制上来看，中唐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货币化趋势，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税地取代税人成为了税收体制的重点，这正反映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业经济发展的趋势。然而，同时开始逐步形成和强化的基于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体制更多的基于对贵族社会弊端的反思，但其开出的“潜水艇夹肉面包”式的药方对于这一转变的适应程度很难称为良好。以高度的中央集权去驾驭活泼的商业经济，至少在人类目前可及的技术条件下来看正是哈耶克所谓的“致命的自负”[34]。而且，这种政治和经济的不相适应使得双方均无法发挥所长反而推高了交易成本。相比之下，简陋但贴近经济现实的隋唐体制虽然不可能容纳后来急速增长的经济规模，但是在军事组织的运用成本上却要低得多，从而在其战史中可以看到很多小规模、低消耗但成果卓著的军事行动，而这一点在之后的历史中再难复见。 [1]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1-2页
[2]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21页
[3]何去非，《何博士备论·晋论上》
[4]江统，《徙戎论》，引自《资治通鉴·晋孝惠皇帝元康九年》
[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80页
[6]《阮种传》，《晋书·卷五十二》
[7]《石勒载记》，《晋书·卷一百四》
[8]《刘元海载记》，《晋书·卷一百一》
[9]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3页
[10]《苻坚载记上》，《晋书·卷一百一十三》
[11]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98页
[12]《魏虏传》，《南齐书·卷五七》
[13]《废太子恂传》，《魏书·卷二十二》
[14]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154页
[15]《元深传》，《魏书·卷十八》
[16]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122页
[1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35页
[18]《侯莫陈崇传》，《周书·卷一六》
[19]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291页
[20]《齐本纪上》，《北史·卷六》
[2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37页
[22]《文帝下》，《周书·卷二》
[23]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1版，265页
[24]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30页
[2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8月第1版，227页
[26]《炀帝下》，《隋书·卷四》
[27]《定封建诏》，《唐会要·卷四十六》
[28]杨希义，《“世袭刺史”——贞观年间的一大弊政》，《光明日报》1999年7月2日
[29]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新星出版社2006年09月第1版，117页
[30]《第五琦传》，《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
[31]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新星出版社2006年09月第1版，148页
[32]陶希圣，《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引自《万历十五年》，食货出版社1985年5月，276-289页
[33]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新1版，74页
[34]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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